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中国大陆的失业潮已经波及到中产阶级，不断有昔日的高薪族、中年人失业后很难再找到工作，感叹“你知道中年失业有多惨吗？” 一级建造师、副总失业 近半年找不到工作 博主“悠闲铅笔”2月20日发布视频，直言问“你们知道中年失业有多惨吗？我心里憋了好多话要说”。 她说：“我老公是一级建造师，以前在单位当副总，风风光光，每个月工资到手4万。那时候我们就凑了首付，在郑州买了一套140平米的房子。当时贷款了150万，每个月还8000。当时认为日子很有奔头，未来也一片光明。” 她没想到今年38岁的老公失业了，在家已经近半年，天天躺在沙发上刷手机找工作。她说，“对于我们家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他这个年纪再找工作太难了，几乎没有公司愿意出2.5万以上的薪资聘用他。我看著他每天在家焦虑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虽然我嘴上一直安慰他，让他先别著急慢慢找工作，但是我心里压力也很大，我知道他心里的压力也很大。” 最近老公跟她说，如果下周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去跑网约车或送外卖，起码能挣点生活费补贴家用。她说，“听到他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感叹：“当年我们也算是中产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无业游民了？日子这么难？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生活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难道没办法了吗？” “现在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我老公再接著找工作，或者先跑网约车。否则下一步就要卖房子，灰溜溜地回老家了。我真的不想走到这一步啊，在郑州这么多年，这里已经有我们的回忆和生活的痕迹了。孩子们也都在郑州上学，可现实的压力又让我们喘不过气。我们该怎么办？”她说。 年薪30万 30岁被辞退后跑代驾谋生 中国官方对于“中产阶级”的年龄范围没有明确的标准，但根据经济学研究和市场调查，一般是指年龄落在25至55岁之间的人士。 河北博主“趣知达人”近日表示，其工作年薪30万，不幸30岁时被裁员了，目前已经失业近一个月。他主动投简历63份，只有8家公司回复。过年前有个面试，面试时被人事单位奚落：“您这把年龄来我们这做执行，我们都不敢用。” “35岁门槛”是中国就业市场广泛存在的现象，尤其是在互联网、金融、国企、公务员等行业更为明显。即使专业能力很强，超过35岁后要找工作仍可能困难重重。 但是，有一些行业已经将这个门槛提前至30岁，让许多求职者更感焦虑。企业人事单位更倾向于招聘刚毕业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薪资要求更低，也更容易接受加班。 “趣知达人”说，失业后他开始跑代驾，2月18日收入147块，上个月刚缴了孩子的学费和补习费，而这个月需要缴的物业费、房贷，都还没有挣出来，晚上去市场转了三圈毫无结果。 他说，好在妻子一点也没有抱怨，还去做了兼职。 “趣知达人”说，他每天跑代驾，到家都凌晨一点了，妻子总是给他留热乎乎的饭，“但是我知道，其实她晚上只吃一个苹果。” 他说，跑代驾时遇到了一个猎头告诉他，有一个公司的岗位需求正好跟他很匹配，“我一听手都抖了。明天去面试。” “我媳妇为了我明天的面试，特意给我买了新衬衣，吊牌还没有剪。她跟我说，录用不上的话，可以退掉衬衣。” 有网民在“趣知达人”的视频下留言，“我四十了，本科毕业，也是失业人员。因为年龄限制几乎不可能找工作了。提前退休了。”“我也失业一年多了。从大厂被辞退工作也不容易找。” 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12月，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其中，16至24岁（不含在校生）青年失业率为15.7%；25至29岁的失业率6.6%；30至59岁的失业率是3.9%。 不过，官方数据受到质疑，许多人在大陆社交平台和论坛上反映求职困难，不少人说失业一年还找不到工作。
上海高端餐饮的地标性场所、法国餐厅L’Atelier 18，近日突然宣布停业。不仅如此，餐饮行业平台红餐网披露，上海人均消费在500元以上的高端餐饮店，过去5年有2700多家，到了今年7月已减少1400多家。 彭博社引用惠誉评级分析师指，今年上半年，中国餐饮业增速自2010年以来首次放缓至8%以下，这一趋势还延伸到服装、化妆品和珠宝等行业。 瑞银研报显示，今年1至7月份，中国奢侈品销售额下跌约10%，奢侈品牌可能会放缓在中国开设门店的步伐。 Luxurynsight的数据显示，意大利奢侈时装品牌范思哲（Versace）与英国奢侈时装品牌巴宝莉（Burberry），今年在中国所有分销渠道的平均降幅将达到50%，有些甚至超过50%。 意大利奢侈品牌古驰（Gucci）报告说，本季度在中国的销售额比一年前的水平下降了20%。 中产阶级消失 中国社会将面临灾难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 Wong）向大纪元分析指，中国高端消费品过去主要有三种人群：官员与高端消费人群之间的礼物；私人老板、私人企业家的消费；中产阶级的消费，这三块的消费都在下降。 “目前官员的行贿更加隐蔽，这块消费大幅度减少；国内相当多的企业破产，私企企业家受到（中共）国家层面的打压和限制，处境不堪；中产阶层降薪和失业比较严重，返贫非常普遍。所以这三块的消费都在下降。”黄大卫说。 中国人财富缩水，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对中共政权意味著什么？ 黄大卫认为，根据联合国报告，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中产阶级数量充足的地方，就会有最出色的法治社会，从教育、医疗、住房、社会进步、科技方面来说，是最高效最优化的社会结构。 “如果中国中产阶级消失，会导致整个社会失衡，变成了一个非常倒翘的金字塔模式，贫穷大众太多，顶尖的既得利益者太少，贫富差距非常严重。而且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整个社会趋向于暴力，没法进行法治，社会不稳定此起彼伏。”黄大卫说。 “那样的话，整个社会管理的能耗、消耗远远大于正常社会，经济发展却步不前，整个社会会快速贫穷化。”他补充说，对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和统治阶级来说，可能影响并不大，但对广大民众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原大陆媒体人士魏真（化名）告诉大纪元，台湾和韩国的社会转型，都发生于经济上升期中产阶级增多时，但对于共产中国，可能必须在发生非常普遍的民生灾难时才有可能转型。 “当大家普遍感觉到生活质量下降，以及有被剥夺、被压迫感，影响到每个人，就像上海封城、白纸运动的时候。只有这个时候，大家才会意识到这个体制有问题。因为在经济好的时候大家的想法就是，我只管我赚钱，不管体制有没有问题。”魏真说。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日公布一项不平等现象的实证研究，调查显示，中国人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与努力改变命运的人越来越少，开始质疑中共体制本身。 人们用“历史的垃圾时间”形容中共政权已进入改朝换代的倒计时阶段，并表示，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能逆转历史进程。
2024年的六月，对中国人民来说，可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受着气候变化、破产失业、和强制暴力的苦难，不能呼吸。一股强烈的悲观气氛弥漫在中华大地上，几乎前所未有。 这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社会气氛，几乎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人民都对姗姗来迟的大会不再抱有期望。而北京当局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有迹象显示他们愿意拿出“牛肉”进行安抚，反而加紧为全会后可能爆发的民意海啸作准备。 悲观气氛从何而来 从五月初以来，南方连续降雨，多地迎来又一次百年不遇的洪水，而华北则在六月进入高温和大旱。这种来自气候变化的自然灾难，将中共制度的僵化显露无遗，统治集团对民众苦难的麻木和吝啬也再次暴露。中国领导人要么避暑西北，要么忙于出国，对南涝北旱的灾情不闻不问。地方官员则纷纷“躺平”，他们的救济迟缓和表演性救灾再度成为社交媒体的重点。 中国的有产阶级则经受着股市不振和税务清查的双重打击。自证监会换帅以来数月，大盘股指仍然徘徊在3000点，最近一周更屡次被击穿，股市信心和公众的消费信心都跌到了三十年以来的最低点。而各地方在房地产税源枯竭、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的背景下采取了强力“清税”行动，不顾税法要求和以往的税收优惠，以“税警合作”的模式严查、重罚私营企业的历史性税务问题，颇有1950年代初针对“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的态势。在上半年中央层面多次放风安抚民企之际，地方政府大肆“要税收不要企业”的野蛮征收，令中国的民营企业再度陷入恐慌。 不过，相比灾民和企业主的束手，中国的劳工和市民阶级正在以新一波的抗议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从6月20到24日，有机构记录21起抗议，其中工人抗议7起、农民抗议5起、业主维权抗议7起。在经济下行、企业大规模破产和转移、房地产崩溃的情形下，即使被严厉打压，来自大众的集体抗议激增。 然而，最危险的信号，是中年失业者开始针对外国人进行报复。在6月10日和24日，在中国锈带的吉林和经济发达的苏州，先后发生两起分别针对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袭击事件。对比之前屡屡发生的社会报复案件，例如本月在上海一地铁站发生的无差别袭击，这一最新事态表明，中国民众的绝望开始发展到转向政治暴力：他们不是简单的重复义和拳运动的仇外，更像是陷入绝望的人民有意识地以针对外国人的社会报复来谋求更大的政治效应，颇有给当局颜色看的意思——中国特色的自发恐怖主义。 这当然是中国当局过去十几年民族主义煽动在经济不景气和社会绝望下制造的怪物。陷入困顿的人民正在以互相伤害和刺杀外国人的方式进行抗议，抗议当局对人民的冷漠，暴露了中共民族主义宣传的空虚。如果对比一年前中国政府对耶伦等美国高官到访的破冰努力，那时正是北京政权在疫情后最为孤立的时刻，当人民陷入彻底绝望，刚刚缓过来的北京统治集团一方面以各种小恩小惠例如单向放开签证和若干进口讨好各国，另一方面对内则显得完全不为所动，在疫后的一年多里，几乎没有出台任何博得民众叫好的重大改革。 而人民每天在痛苦和绝望中所面对的，是中共官员这种集体冷漠和僵硬的政治站位。这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原因，也是中国当下社会普遍悲观的直接根源。 统治阶层的拒绝妥协 在如此气氛中，很难想象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三中全会”上可能出现任何重大的实质性改革，无论是改善民生还是改善经济，为人民注入信心。在“三中全会”愈临近的时刻，人民因此愈加失望和悲观，社会也愈益充满了暴躁气氛。 在现实中，中共的冷漠和僵硬既是集体性的，也是制度性的；而理论上，统治群体对人民的这种仇视，自然和政权的威权主义有关，但更多地表现为习惯性的拒绝妥协。在缺乏责任政治、也缺乏官僚中立性的背景下，他们害怕妥协，不会妥协，无论这种妥协是面向外部还是内部。尤其是，在过去十几年，这种拒绝妥协的僵化已经上升到“四个自信”的意识形态高度，作为党内的政治正确，妨碍着其中任何一位干部在任何一个层面进行妥协。 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集体僵硬更因“动态清零”政策下的“守土有责”原则而被全面强化，“入脑入魂”以后几乎成为中国当下体制的本能反应模式，也是极权主义的“清零”阴魂渗透到所有领域、难以走出疫情的根本原因，即使是改革雷声颇大的“二十大三中全会”，也绝无可能像四十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清算“两个凡是”、然后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对内、对外的双边妥协。妥协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 然而，毛的“两个凡是”，作为50年前“文化大革命”的遗产，在今天中国以“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的变形被继承和坚持，从意识形态核心的高度规定了中共面对国际孤立、经济下行和人民困苦，绝不动摇、绝不让步、绝不妥协的原则和立场，自然不可能在七月的“三中全会”上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那些人民期望改革的制度桎梏，都难以破除所谓“不能改的坚决不改”的诅咒。 当然，这种如同新原教旨主义一般的顽固，并不妨碍北京当局说一些安抚的话，做一些技术性的调整。例如，为了召开“三中全会”，为了在“坚决不改”的底线和人民群众从各种自由到修宪的各种呼吁之间巨大的鸿沟里找到一点儿“重叠共识”，中共的领导群体难得地放下身段召集企业家、经济学家们座谈，也在内部召开各种谘商会议；对外则用单向放开签证等小恩小惠做一些姿态。这几乎是中国内政外交能够做出的最大限度让步了。 普遍悲观也意味着人民的觉醒 不过，所有这些以寸计的让步，也不免陷入到“承诺疲劳”中，人民和资本信心全无，国际社会则将信将疑。譬如，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问题上，一方面中国以对第三方间接承认暂时冻结攻台计划而争取缓和，形同在美国强大压力下被迫委婉认错；但另一方面，在2024年六月，中国选择性地对待弱小政权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先后宣布了南中国海和对待“台独”的强硬法案，试图将国际岛礁纠纷和台湾人民的自决权纳入国内法范畴，自我赋予对菲律宾人的执法权、直接宣判台湾人民的自决是有罪的。 这些绝不妥协的姿态，自然引发国际社会的反感和不信任，也窥见到中国政治与民主世界的巨大和根本差异难以弥合。因为，妥协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技巧正是自由政体的标志，如主持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法官比德尔(Francis Biddle)在1957年曾经写过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生活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上，伟大的制度即美国宪法本身，就是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妥协”。这是美国和全球自由世界的自由主义基础和力量所在，如果遇到一个拒绝向内向外妥协的顽固政权，如何可能避免相互间的不信任、脱钩和对抗？ 这就是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没有妥协，也就意味着中共并没有改善内外任何一方关系的意愿，无论减少对外贸易战风险还是提升内需都成泡影，全会能展开的经济和改革议题自然非常有限，人民对大会以及未来的悲观便可以理解了。 这种普遍悲观的政治失望何尝不意味着人民的觉醒？他们终将明白，在党内“没有一人是男儿”、更无“七千人大会”的刘少奇的背景下，作为无力的被统治者，期盼单向的政治妥协并不现实。那或许就是改变悲观、重燃希望的政治时刻。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多项分析指出，提振消费是拉抬萎靡中国经济的关键，不过专家说，别对今年中国的消费成长抱持期望，毕竟消费的关键在于民众的收入和负债比，而这两个指标目前看来都不好。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即使中国各地方政府相继颁布富有创意又相当吸睛的倡议以促进消费，但中国消费主力，也就是规模约莫5亿人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动力依然不见起色。 由于中共高层致力提振自疫情以来的惨淡经济，北京当局针对电动车、房地产与旅游业，陆续颁布振兴消费的措施，并且中国中产阶级也舍得为了教育和旅游而掏腰包，但许多民众仍担忧就业前景。 又因房地产业低迷许久，更迫使若干屋主必须缩衣节食，像是41岁的马先生被裁员只得靠遣散费度日，他急于出售名下3栋房产，因为市价从数年前人民币80万元的高点如今降至50万元。 中国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近期发布的调查显示，约莫43%的中国25至45岁年龄层中产阶级坦承，去年他们的总体资产缩水，但2022年的比例是31%，2021年是8%，以致这群庞大的消费主力，花钱不敢大手大脚。 调查另发现，46.1%的中产阶级家庭对于理财投资趋于保守，宁愿存钱保现，只有9.8%的比例自认对待投资理财的态度正面乐观，而2022年上述两项调查的比例，分别是10.6%与21.4%。 即因如此，多项分析指出，由于对房地产与金融市场普遍缺乏信心，导致中国消费者更舍不得购物，虽然电动车的热销可说是近来中国消费的热点，不过也并非没有隐忧。 获益于当局挹注可观资金于科技和制造业，加上因政策作多和补贴的利益，促使中国电动车的生产大幅成长，导致中国的有识之士感到担忧，也引发他国指控中国产能过剩造成的可能危害。 像是算盘打得精、税后月薪5,000元的23岁李女说，靠父母帮忙，买台10万上下的电动车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她不著急下单，因为厂牌多价格势必再降。
胡润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饮料巨头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以450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摘下中国首富，但其财富较去年减少9%。胡润稍早前的另一份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分析人士说，富人财富固然缩水，但他们有更多的工具和管道可以将财产搬到海外去做投资与避险，其实真正影响最大的是走也走不了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理财和消费面马上面临趋于保守的窘境。 胡润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润全球富豪榜”，钟睒睒以4500亿元人民币4度蝉联中国首富，但其财富较去年减少9%。全球达10亿美元财富的企业家中，中国共814人，比上年少了155人。 胡润研究院早些3月19日发布“202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减少0.8%至514万户；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减少1.3%至208万户；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减少3.8%至13.3万户；拥有3000万美元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为8.8万户，比上年减少4.5%。 报告说，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的总财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至158万亿，是全国GDP的1.3倍。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这是中国15年来第二次出现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在疫情冲击叠加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全球主要国家的私人财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股市低迷 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陈远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千万以上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有很大的财富比例来自于企业股权，但过去3年，中国股市的市值蒸发了逾6.3万亿美元，当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时候，他们的财富自然就会缩水，这是富人财富减少的第一个原因。其次，中国房市不景气，很多拥有多栋房产的富裕家庭的房子净值缩水，致使他们的财富净值也跟着缩水。再来就是疫后中国整体的消费市场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产危机以及通缩泥潭等三个因素下，造成中国整体平均财富水准往下走。 根据胡润报告分析，在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里，以企业主占比最高，达52%。企业资产占其所有资产的61%，他们拥有180万的可投资资产（现金及部分有价证券）以及价值500万以上的住房。 占比第二多的是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高层的“金领”，占34%，他们拥有公司股份、高昂年薪、分红等稳定的高收入。这些人财富中的现金和有价证券占57%，平均拥有700万以上的房产。 另有8%是从事股票、期货等金融投资的职业股民，现金及有价证券占到其总财富的63%，平均拥有600万以上自住房产。而投资房产、拥有数套房产的不动产投资者占6%，投资性房产占到他们总财富的58%，平均价值超过1000万元，现金及有价证券占比低于10%。 财富杂志《福布斯》发布的2023年“中国富豪榜”似乎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亦即中国的富豪以企业主居多，但其财富也呈现整体缩水的情况。 企业主最富 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榜首同样以钟睒睒的601亿美元(约4375亿人民币)身家夺冠，但也说其财富缩水了22亿美元（4%）。排名第2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的财富达434亿美元，但其资产也较去年减少61亿美元（12%）。拼多多创办人黄峥以362亿美元的财富排名第3（去年排名第9），其身家则是大涨了95%。 福布斯中国说，中国上榜的100名富豪的总财富，从去年的9071亿美元，跌至8950亿元，减少了121亿美元。 分析人士说，中国长期赖以带动经济成长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使得手上握有个多间房产的高资产人士财富缩水更快。而外资撤离也使得中国经济成长动能雪上加霜。 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加上新冠疫情后中国消费冷清，而企业面对疲软的消费需求不愿投资和招聘，造成青年失业率极高。中国消费和民营投资疲软导致通货紧缩，使得家庭和企业更难偿还债务，压力进一步加重，成为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经济成长动能不足 他说，中国三驾马车（出口、消费、投资）唯一表现比较好的是在出口部分，中国海关总署3月公布今年前2个月的出口总值年增7.1%，但这是因为通缩缘故，造成出口价格下跌，大量向国外倾销。他认为，这部分也可能很难持续，因为欧美、日本等国家都已对中国的一些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电动车、太阳能零组件等展开反补贴调查，所以出口能够带动经济成长的作用或也有限。 陈松兴说：“不动产目前基本上等于是说状况非常地不好，投资的部分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目前财政上也有困难，所以整体来讲，中国的财富缩水恐怕现在还是开始而已。” 他并表示，中国整体财富缩水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恐怕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在不稳定环境中要面临失业、减薪的压力，但仍要继续缴房贷。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下，对于公共服务跟老人、小孩的照顾等，也可能会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中产阶级在理财和支出层面会立刻趋于保守。 他说，但是富豪很早就已经开始想办法把资金汇到海外去了，不管是投资或者透过其他渠道去分散风险，所以对有钱人来讲，可能影响相对比较小。 分散风险 陈松兴说：“有钱人能够把钱领走了，但是中产以下的，我看大部分是走不了了。中国目前的消费的数据看起来还是相当的不振，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表达他可能会继续有这种财富缩水的现象。” 中国“陶舜聊财经”公众号认为，人们总想要窥视富人在干什么，这是人性，但富人不会把真话告诉你的。一个有钱人在杭州有房，也能在上海、深圳、北京有房，所以如果要弄清楚中国有钱人的资产规模，至少要拿到全国各省的房产数据。“但这谁能办到？国土资源部可以，但国土部不敢把数据卖给胡润吧。” 陶舜并表示，有钱人懂得布局海外资产，包括海外房产和股票，这些年加密货币又是一个重头，而加密交易所一般都不会把数据给各国政府，也不可能给胡润，所以他认为这些数据仅供参考而已。不过他也说，富人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投资工具和投资渠道，富人的朋友圈都比普通人的朋友圈更聪明，社会资源更丰富，这是毫地疑问的。 根据《2023胡润至尚优品—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总财富代表信心，中国高净值人群平均5个家庭成员住在一个280平米的房子，拥有2辆车、4个手表，喜欢收藏珠宝、名表和名酒，一年假期23天，爱好旅游和美食。 但可投资资产则代表了投资实力。胡润报告指出，中国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185万户；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10万户；拥有亿元可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8万户；拥有30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5.5万户。 黄金成首选 报告说，中国高净值人群未来一年的投资首选是黄金，境外资产占可投资资产的六分之一，香港和新加坡是境外投资的热点地区。 亚洲家族办公室协会台湾区会长陈远成表示，虽然600万人民币以上的资产看似富裕，但这其实是存量概念，且包括房产的价值。实际上，很多富裕阶层的人其实动产不一定多，除非他把不动产变现，或者他的财富一部份是股权，可以每年领股息这样的被动收入，否则，富裕阶层不一定代表幸福。而实质可支配所得是支应生活满足欲望最直接的数据，因此更能作为生活幸福的判断标准。 陈远成也认为，在财富消退的过程，中产阶级受的影响最大，有钱的企业家即便受股票市值降低的影响，但他们因为投资很分散，所以影响不大。早期像是银楼等地下汇兑机构因为中国政府的查缉趋严而陆续收起来，但有钱人还是有很多管道可以把钱送出海外，比如透过有“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 Qualified Domestic Limited Partners)额度的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出海投资海外标的，就是属于合法的管道之一。 投资标的 陈远成以自身接触过许多中国富豪的经验指出，10年前，中国富人追求的是财富翻倍，但现在追求的是财富保值。由于俄乌战争以及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全球都陷入不确定性当中，此时，富人在投资上会相对保守，而最保守的投资就是买黄金。其次，一些固定收益型的保本产品，像是债券型的产品，或是直接买债券，在富人圈里的占比非常大。 “另外有钱人喜欢做什么投资？艺术品。这个艺术品的投资是永远不退流行的”，陈远成说，有钱人买艺术品不是为了收藏当作传家宝，而是为了两三年后转手卖赚。 他还说，私募股权在中国富人圈中非常火，比如A基金里面投资20家公司，这些公司可能都还未上市，富人可以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将其股权跟着公司一起成长，“那通常你押到一支宝，可能就会翻好几倍。” 关心话题 陈远成并表示，中国富豪家庭每一代成员关心的话题都不太一样，第一代富豪通常现年60多岁，尚未到讨论接班问题的年纪，所以关心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公司营运上。富豪第二代讨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问题，他们苦恼是否应该把孩子送出国去看看世界还是留在国内，但他们又非常担心孩子在国外待久了会出现价值观不合的问题，深怕孩子“一出走就拉不回来了”。 陈远成说，至于十几、二十多岁的第三代，他们是数位原生代，他们可能不用真地出国就能够接收到很多国外的资讯。这群人也是“Me世代”，他们所关心的一切都以自己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