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制度不公
百年前的1918年,著名國學大師梁濟即將迎來自己花甲壽辰。古代60年為一甲子,每60年為一個輪迴。但梁濟再也不願意社會重複他所經歷的這個輪迴。 但世事多蹇,社會灰寂。面對自己的兒子梁漱溟,梁濟半是自言自語,半是對兒子提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漱溟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濟點點頭:「能好就好啊。」 但當天晚上,梁濟寫好了萬言遺書《敬告世人書》,然後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 1918年這一年,生於1840年鴉片戰爭的馬相伯已經78歲,他剛剛辭去復旦大學校長,想好好多活幾年,見證苦難的中國變好起來。 但他活到快一百歲時,正是日軍全面侵華戰爭期間,上海已經淪陷,他不得不顛沛流離,明明已經到了越南,大家告訴他還在國內。 1939年,越南諒山一間普通的民房裡,虛弱不堪的老人躺在病床上。他夢裡不知身是客,直把他鄉作故鄉。 馬相伯想到自己生於亂世,長於亂世,死於亂世,自己活著的一百年也是祖國苦難的一百年,禁不住老淚縱橫。 面對看望他的人,他心在泣血,說: 「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啊,也沒有把中國叫醒。」 馬相伯想叫醒中國,但他創辦的復旦大學,最近顯得昏昏欲睡,與復旦精神、大學精神相悖的新聞不時傳出。 馬相伯沒有辜負復旦,但復旦辜負了馬相伯。 特別是6月7日,當復旦大學的數學教師姜文華舉刀殺人時,迅速成為最大的新聞事件。 但讓人震驚的是,一位大學老師揮刀殺死學院的領導,網路上竟然不是譴責,而是一片叫好。 只因為最近不同地方相繼發生的惡性公共安全事件,一個個兇手都是無差別濫殺無辜,事件相繼發生後讓人感覺到強烈的不安全感。 用魯迅的話說,這叫「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而姜文華卻是直接針對自己的上司,符合「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 所以網上的輿論竟然是,有人說知道「冤有頭債有主」,不報復社會,不濫殺無辜,畢竟是高級知識分子。 有人說到底是大學老師,素質就是不同,不會殺學生和幼兒園朋友,全社會應該要看到讀書有用,姜文華是條漢子! 殺人償命,未經法律授權,誰也不能剝奪他人的生命。這些道理,估計就是上面這樣說話的人並不是不懂。 但面對前幾起濫殺無辜的惡性案件時,一個不反社會不亂殺人的兇手,儼然差點成為感動中國人物。這隻能說明社會上的戾氣到了何等程度。 不相信善良,不相信法律,不相信部門,解決問題的手段動輒就是走極端,不敬畏生命,不敬畏法律,不敬畏秩序,心中只剩下殺心四起。 這說明社會處理問題的剛性導向,已經成為了一種不良示範。而對弱勢者的關懷救濟不足滿不在乎,個別地方高壓環境下沒有排氣閥。 網路圖片 連大學老師都舉刀殺人,已經給所有社會管理者敲響了警鐘,在國家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我們的治理一定出現了盲點,這需要高度重視。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曹教授)
6月7日下午,上海復旦大學數學學院發生一起命案。該校數學學院教師姜文華,持刀將學院黨委書記王永珍割喉致死。有知情網友在微博披露,案件就發生在復旦大學光華樓東主樓,事發後有警車與救護車趕到現場。 但令人不解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當晚發布的案情通報,沒有公布復旦大學名稱及涉案人員身份。通報稱,上海市楊浦區邯鄲路某大學發生一起持刀傷人案件。嫌犯姜某(男,39歲)已被警方控制,被害人王某(男,49歲)已死亡。經初步審訊,「姜某自述因工作關係對被害人懷恨在心,故對其實施侵害」。 網上消息稱,姜文華,復旦大學副教授。2004年,他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與應用數學專業,2009年美國耶魯大學統計學博士,2009至2011年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姜文華回國後曾在蘇州大學任職,後轉到復旦大學任教,簽約6年。近日,學院稱他的科研任務未達標,準備將他解聘。他在學院宣布解聘前將黨委書記王永珍殺害。 網上一段視頻顯示,姜文華殺人後當場被警察制服,他滿身鮮血,衣服破爛,雙手被扣上,坐在一個辦公室的門外。當被問到為何殺人時,姜文華說,「在單位內受到很多陷害,受到很多惡劣的待遇」、「一直延續到現在」。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有很多網民稱,近期中國報復社會性的血案,受害者多是無辜的孩子和路人,但姜文華則體現了書生之怒。在法制不彰,公平稀缺的背景下,逼得原本拿筆的手也拿起了刀,自然法正義也屬無奈下的選擇。對這些網友的看法,我不認同。我覺得校園殺人案無論對殺人者姜文華和受害者王永珍都是悲劇,這一事件將會給雙方家庭和親人帶來嚴重的傷痛。我們對於用暴力剝奪他人的生命的行為應予譴責。鼓勵暴力復仇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這既顯示中國社會暴戾情緒,也反映出老百姓對社會正義的絕望。下面,就該事件,我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姜文華為何會殺人? 中國社會頻頻出現報復社會的殺人事件,如砍殺幼兒園兒童和小學學生;公交車縱火;公交車司機開車墜河以及開車在鬧市區撞人等,但校園殺人事件並不多。即使有,也大多發生在師生之間。如2008年10月28日,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園內,一名叫付成勵的男生持菜刀將法學院教授程春明砍死。其原因是付成勵認為其女友與程春明存在曖昧關係。我也曾聽說,2012年在某大學發生過副教授行兇事件,據悉一位副教授因為沒有評上教授而毆打在學術委員會上投反對票的教授。但教師對院校黨委書記持刀相向的事件的確少有耳聞。 為什麼姜文華要殺人呢?有匿名的大學理科教授稱,近幾年來,國內重點大學大規模引進海歸博士、博士後任教,定了很高的科研目標,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成功申請到國家科學基金委的資助項目,在6年內拿不到國家基金委的項目,就會被辭退,即「不升即走」模式。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學界除了充斥嚴重的裙帶之風,同時因為這套「不升即走」模式,衍生出學術造假的問題。教師須以6年內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以及申請到的資助項目數量為考核標準。但在國內,如果沒有權力資源,學者們無論是發論文還是申請項目都十分困難,絕大多數學者通過正常途徑根本無法做到。問題在於很多期刊人際關係是關鍵,逼得很多青年教師儘可能去找資源,膜拜那些掌控期刊的大佬。沒有關係有錢也行,發表一篇核心期刊論文,業內潛規則高的達到7、8萬,低的都要3、5萬。 姜文華與黨委書記王文珍是否存在個人恩怨,目前尚不得知,但僅從他自己回答警方的話語和相關報道來分析,行兇的直接動因與學院對他作出辭退的決定有關。在中國大學,一個優秀教師如果只專註於教學不搞關係,就很難為學院帶來科研項目,也很難發表學術論文。功利主義的教師聘任制度已經帶來了嚴重的惡果,如學術造假、貪污腐敗以及優秀教師被淘汰等。如果姜文華教學質量優秀,但因為不願行賄搞項目,不願意發表垃圾論文,而被學校辭退,他的內心一定會感到極大的不公平和羞辱。 第二,為什麼學院書記被殺? 有網友質疑「聘用不聘用教授關書記什麼事?」也是,按理說書記的職責是黨務,辭退教授應該是學院院長的事。這就涉及到中國大學的管理體制問題了。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的大學通常有兩個「一把手」,一個是學校的校長,一個是學校的黨委書記,這兩個領導幹部的級別,在通常情況下,和學校的行政級別是相當的。校長和書記,級別「肩並肩」。那麼,哪個才是實權上的一把手呢?中國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大學校長負責制。校長負責制,並不是校長一個人說了算,而是要在黨委的領導下實施。而大學黨委書記,才是大學黨委的一把手。在大學裡面,大學黨委書記才是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校長是按照黨委的領導和要求來開展工作的。話雖如此,但各個學校實際情況也不盡然,去年10月,成都大學黨委書記毛洪濤就稱校長王清遠在成都大學建立起獨立王國,拒絕黨委領導下校長負責制,讓他處境艱難,後來他跳河自殺。從復旦大學數學學院的情況而言,顯然王文珍書記是學院一把手,掌握著人事權,決定著姜文華的去留。 第三,沒地方講理的中國 應該說,即使學院處理姜文華的聘任不公平,也不至於發生兇殺事件,因為姜文華可以再找工作,無需在一棵樹上弔死。為什麼會發生如此極端的事件呢?該事件的背後隱藏著一個社會問題,那就是沒有地方講理。如果復旦大學有學術獨立,學院學術委員會可以對姜文華教學質量和學術能力進行認定。如認定他達不到要求,作出不再聘任決定,姜文華還可以申訴。如果中國存在司法獨立,姜文華可以通過司法實現公正。但很遺憾,學術獨立和司法獨立,中國都不存在。聘不聘任姜文華實際上是王文珍書記說了算。這樣,沒有出路的姜文華就會將矛頭、仇恨集中到王文珍身上,工作糾紛演變為個人恩怨。 我們再從姜文華事件說開去,沒地方講理是中國嚴重的社會問題。經濟學家茅於軾曾在《中國民怨的根源在於政府不講理》一文中指出:中國社會的怨氣特別大,社會的矛盾也特別多。中國的民怨來自何處?茅於軾先生指出:他的直感是社會正義的缺失。簡單講,就是不講理。古語說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國,不跟你講理,所以有理沒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強的武力,黑社會有武力,力氣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難活了。不講理的人什麼社會裡都有。中國的特點是政府不講理,政府不主持正義。所以不講理變成了民怨。 一個社會是需要有正義的,大家都要講理,不要動武。講理能講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從武力。這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講理講不通,必須動武,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正義從哪兒來?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許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義的服務。政府自己要講理,帶頭講理,政府還要幫助別人講理。這就是正義的服務。中國的百姓越來越傾向於暴力,這不是老百姓的本性。老百姓沒有武力,他們希望講理。只有面對一個不講理的政府才會被迫走上暴力之路。 茅於軾先生的話可謂一針見血。現在,我們做一個總結。復旦大學數學學院發生暴力兇殺事件令人痛惜,他們的親人將承受無盡的傷痛。但這個悲劇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為勞資糾紛很普通,辭退人員也很普通,被辭退的人員不滿意和有怨恨情緒也很普通。姜文華鋌而走險與中國的教師考核制度不公正有關,與復旦大學沒有真正的學術獨立有關,也與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有關。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使姜文華認為在中國沒有講理的地方,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實現公正。但姜文華的悲劇又何止是他一人,中國早已是一個不講理的國家,一個公民的權益受到侵害,根本沒有救濟渠道,找政府告狀,官官相衛;上訪,被認為是顛覆政府;找新聞媒體,媒體是黨的喉舌,不管老百姓的事;找司法,司法是政府的刀把子,刀鋒對著老百姓;找維權律師,他們早已凋零,不是在牢里,就是已傷痕纍纍、心灰意冷,橫豎都沒有出路,於是只有華山一條路,以死相拼,以暴制暴。 (全文轉自議報)
昨天發生在復旦的悲劇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都端這碗飯(當然我甚至還沒端上這碗飯),真的能感受到這個悲。 傳聞是因為非升級走沒通過導致的。說下所謂的非升即走。我感覺總的來說這是這一輪國內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里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沒有之一。大概的內容就是全面仿照美國制度,招人首先是一個3+3的合同,即首先簽訂三年合同,三年後中期審核,如果通過則續簽3年。一共六年後需要評上副教授(有些學校是教授),副教授理論上就是終身教職(除非觸犯政治等紅線否則就是鐵飯碗)。不能轉正副教授就滾蛋。這也就是美國所謂的tenure制度。 在理工科,美國的tenure率一般是相當高的,大概在90%以上。也就是說,只要招了你,基本上就是要給你轉終身教職的。就算tenure比例低得多的社科,至少中期審核基本上是不踢人的,也就是說會給足六年時間。因此,一般來說大家把tenure clock算作六年。 國內高校就不一樣了。首先,tenure比例低到髮指,目測在10%以下,而且三年就踢人的情況廣泛存在。比如2018年武漢大學第一批三年合約到期,119人竟然只有四人通過評審,三年淘汰率高達97%…(更正:武大闢謠是69人到期通過6人)同樣的,中山大學也出過類似的事情。 目前非升即走制已經在國內的主要大學全部鋪開,能比較穩的拿到終身教職的情況我目測只有拿到四青,也就是萬人拔尖,長江青年,優青基金和青年千人這四個帽子。拿到這四個帽子你就瞬間變成學校的資產,沒拿到你的價值在學校眼裡就非常存疑。當然社科方面主要是頂刊發的夠多就行。 淘汰制本身不是什麼問題,但是現在國內這種搞法完全是視青教為消耗品,一開始就打算讓大部分人淘汰掉。這主要就是因為博士畢業生太多了,業界市場又消化不掉,最後這個學術就業市場變成完全的買方市場。因為高校招聘規模過大(反正是便宜臨時工),每個青教能夠獲得的資源就非常有限了,自然就更難出成果…很多學校的青教甚至完全沒有招生名額,要知道美國只要入職即是博導…沒有學生支持,卻多了很多事務壓力和教學壓力,研究效率可想而知。 如果說這個畸形的非升即走制度已經很可怕了,那麼更可怕的就是中國特色的年齡歧視:入職tenure-track一般要求35歲(或40歲)以下…這種公開的年齡歧視基本上是全世界獨一份。為啥有這個歧視呢?其實不能怪高校,因為四青的帽子就是帶年齡要求的。其中申報青千不得超過40歲,申報青拔不得超過35歲,申報青年長江和優青不得超過38歲。以上都是理工科男性的情況,社科和女性會有適當放寬。但無論如何,在四青才是真正的資產得情況下,學校肯定要考慮招來的人成為資產的可能性。如果年齡太大,未來申請四青可能被硬條件卡掉,自然就不會招了。 這就使得非升級走失敗的青教沒有太多退路的空間。我們簡單算一下,一個人本科畢業22歲,碩博畢業大約28歲,一輪博後2年,這就已經30歲了。非升級走6年後如果被淘汰,直接超35歲紅線了。而萬一之前讀書多讀了幾年或者博後多做了一輪,可能都超40歲紅線了,這就基本上徹底沒機會了。同志們,40歲在中國社會重新找工作而且可能是跨行找工作,這是多麼讓人不寒而慄的事情。 至於入職後拿到的錢和入職前談妥的錢不一致這種事情就不談了,總之在純粹的買方市場下勞動力是完全沒有任何談判能力的,想讓你怎樣就怎樣。 所有在這個制度和壓力下,指望青教們心理健康實在是一件過於奢侈的事情,畢竟連大部分博士都有心理問題。這本身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想想一個高校里,每天和大學生打交道的人大部分都有程度不一的心理問題,那麼大學的氛圍會是怎樣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永遠不要把自己徹底賣給學術了,至少在中國不能這樣。永遠要給自己留好退路,留好選擇,保住人生的主動權。這不僅僅是對自己負責任,也是對自己的家庭負責任。主動權就是你和畸形制度說不的底氣。 在中國突飛猛進的科研指標背後,是無數青年科研人員的血與淚。 這不是比喻。是真的血。是真的淚。 今天寫的很亂,請諒解。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WEILIANG的博士日記,原文已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