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高考进入倒计时 学生太焦虑 催生“吸氧热”
2026 年 6 月 5 日
百年前的1918年，著名国学大师梁济即将迎来自己花甲寿辰。古代60年为一甲子，每60年为一个轮回。但梁济再也不愿意社会重复他所经历的这个轮回。 但世事多蹇，社会灰寂。面对自己的儿子梁漱溟，梁济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对儿子提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点点头：“能好就好啊。” 但当天晚上，梁济写好了万言遗书《敬告世人书》，然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1918年这一年，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马相伯已经78岁，他刚刚辞去复旦大学校长，想好好多活几年，见证苦难的中国变好起来。 但他活到快一百岁时，正是日军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上海已经沦陷，他不得不颠沛流离，明明已经到了越南，大家告诉他还在国内。 1939年，越南谅山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虚弱不堪的老人躺在病床上。他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 马相伯想到自己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死于乱世，自己活着的一百年也是祖国苦难的一百年，禁不住老泪纵横。 面对看望他的人，他心在泣血，说： “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啊，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马相伯想叫醒中国，但他创办的复旦大学，最近显得昏昏欲睡，与复旦精神、大学精神相悖的新闻不时传出。 马相伯没有辜负复旦，但复旦辜负了马相伯。 特别是6月7日，当复旦大学的数学教师姜文华举刀杀人时，迅速成为最大的新闻事件。 但让人震惊的是，一位大学老师挥刀杀死学院的领导，网络上竟然不是谴责，而是一片叫好。 只因为最近不同地方相继发生的恶性公共安全事件，一个个凶手都是无差别滥杀无辜，事件相继发生后让人感觉到强烈的不安全感。 用鲁迅的话说，这叫“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而姜文华却是直接针对自己的上司，符合“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 所以网上的舆论竟然是，有人说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不报复社会，不滥杀无辜，毕竟是高级知识分子。 有人说到底是大学老师，素质就是不同，不会杀学生和幼儿园朋友，全社会应该要看到读书有用，姜文华是条汉子！ 杀人偿命，未经法律授权，谁也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这些道理，估计就是上面这样说话的人并不是不懂。 但面对前几起滥杀无辜的恶性案件时，一个不反社会不乱杀人的凶手，俨然差点成为感动中国人物。这只能说明社会上的戾气到了何等程度。 不相信善良，不相信法律，不相信部门，解决问题的手段动辄就是走极端，不敬畏生命，不敬畏法律，不敬畏秩序，心中只剩下杀心四起。 这说明社会处理问题的刚性导向，已经成为了一种不良示范。而对弱势者的关怀救济不足满不在乎，个别地方高压环境下没有排气阀。 网络图片 连大学老师都举刀杀人，已经给所有社会管理者敲响了警钟，在国家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我们的治理一定出现了盲点，这需要高度重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曹教授）
6月7日下午，上海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发生一起命案。该校数学学院教师姜文华，持刀将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割喉致死。有知情网友在微博披露，案件就发生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事发后有警车与救护车赶到现场。 但令人不解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当晚发布的案情通报，没有公布复旦大学名称及涉案人员身份。通报称，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某大学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件。嫌犯姜某（男，39岁）已被警方控制，被害人王某（男，49岁）已死亡。经初步审讯，“姜某自述因工作关系对被害人怀恨在心，故对其实施侵害”。 网上消息称，姜文华，复旦大学副教授。2004年，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09年美国耶鲁大学统计学博士，2009至201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姜文华回国后曾在苏州大学任职，后转到复旦大学任教，签约6年。近日，学院称他的科研任务未达标，准备将他解聘。他在学院宣布解聘前将党委书记王永珍杀害。 网上一段视频显示，姜文华杀人后当场被警察制服，他满身鲜血，衣服破烂，双手被扣上，坐在一个办公室的门外。当被问到为何杀人时，姜文华说，“在单位内受到很多陷害，受到很多恶劣的待遇”、“一直延续到现在”。 该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有很多网民称，近期中国报复社会性的血案，受害者多是无辜的孩子和路人，但姜文华则体现了书生之怒。在法制不彰，公平稀缺的背景下，逼得原本拿笔的手也拿起了刀，自然法正义也属无奈下的选择。对这些网友的看法，我不认同。我觉得校园杀人案无论对杀人者姜文华和受害者王永珍都是悲剧，这一事件将会给双方家庭和亲人带来严重的伤痛。我们对于用暴力剥夺他人的生命的行为应予谴责。鼓励暴力复仇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这既显示中国社会暴戾情绪，也反映出老百姓对社会正义的绝望。下面，就该事件，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姜文华为何会杀人？ 中国社会频频出现报复社会的杀人事件，如砍杀幼儿园儿童和小学学生；公交车纵火；公交车司机开车坠河以及开车在闹市区撞人等，但校园杀人事件并不多。即使有，也大多发生在师生之间。如2008年10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园内，一名叫付成励的男生持菜刀将法学院教授程春明砍死。其原因是付成励认为其女友与程春明存在暧昧关系。我也曾听说，2012年在某大学发生过副教授行凶事件，据悉一位副教授因为没有评上教授而殴打在学术委员会上投反对票的教授。但教师对院校党委书记持刀相向的事件的确少有耳闻。 为什么姜文华要杀人呢？有匿名的大学理科教授称，近几年来，国内重点大学大规模引进海归博士、博士后任教，定了很高的科研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成功申请到国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项目，在6年内拿不到国家基金委的项目，就会被辞退，即“不升即走”模式。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学界除了充斥严重的裙带之风，同时因为这套“不升即走”模式，衍生出学术造假的问题。教师须以6年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以及申请到的资助项目数量为考核标准。但在国内，如果没有权力资源，学者们无论是发论文还是申请项目都十分困难，绝大多数学者通过正常途径根本无法做到。问题在于很多期刊人际关系是关键，逼得很多青年教师尽可能去找资源，膜拜那些掌控期刊的大佬。没有关系有钱也行，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业内潜规则高的达到7、8万，低的都要3、5万。 姜文华与党委书记王文珍是否存在个人恩怨，目前尚不得知，但仅从他自己回答警方的话语和相关报道来分析，行凶的直接动因与学院对他作出辞退的决定有关。在中国大学，一个优秀教师如果只专注于教学不搞关系，就很难为学院带来科研项目，也很难发表学术论文。功利主义的教师聘任制度已经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如学术造假、贪污腐败以及优秀教师被淘汰等。如果姜文华教学质量优秀，但因为不愿行贿搞项目，不愿意发表垃圾论文，而被学校辞退，他的内心一定会感到极大的不公平和羞辱。 第二，为什么学院书记被杀？ 有网友质疑“聘用不聘用教授关书记什么事？”也是，按理说书记的职责是党务，辞退教授应该是学院院长的事。这就涉及到中国大学的管理体制问题了。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大学通常有两个“一把手”，一个是学校的校长，一个是学校的党委书记，这两个领导干部的级别，在通常情况下，和学校的行政级别是相当的。校长和书记，级别“肩并肩”。那么，哪个才是实权上的一把手呢?中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大学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并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实施。而大学党委书记，才是大学党委的一把手。在大学里面，大学党委书记才是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校长是按照党委的领导和要求来开展工作的。话虽如此，但各个学校实际情况也不尽然，去年10月，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就称校长王清远在成都大学建立起独立王国，拒绝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让他处境艰难，后来他跳河自杀。从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情况而言，显然王文珍书记是学院一把手，掌握着人事权，决定着姜文华的去留。 第三，没地方讲理的中国 应该说，即使学院处理姜文华的聘任不公平，也不至于发生凶杀事件，因为姜文华可以再找工作，无需在一棵树上吊死。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极端的事件呢？该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没有地方讲理。如果复旦大学有学术独立，学院学术委员会可以对姜文华教学质量和学术能力进行认定。如认定他达不到要求，作出不再聘任决定，姜文华还可以申诉。如果中国存在司法独立，姜文华可以通过司法实现公正。但很遗憾，学术独立和司法独立，中国都不存在。聘不聘任姜文华实际上是王文珍书记说了算。这样，没有出路的姜文华就会将矛头、仇恨集中到王文珍身上，工作纠纷演变为个人恩怨。 我们再从姜文华事件说开去，没地方讲理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茅于轼先生指出：他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老百姓的本性。老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被迫走上暴力之路。 茅于轼先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现在，我们做一个总结。复旦大学数学学院发生暴力凶杀事件令人痛惜，他们的亲人将承受无尽的伤痛。但这个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劳资纠纷很普通，辞退人员也很普通，被辞退的人员不满意和有怨恨情绪也很普通。姜文华铤而走险与中国的教师考核制度不公正有关，与复旦大学没有真正的学术独立有关，也与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有关。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姜文华认为在中国没有讲理的地方，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实现公正。但姜文华的悲剧又何止是他一人，中国早已是一个不讲理的国家，一个公民的权益受到侵害，根本没有救济渠道，找政府告状，官官相卫；上访，被认为是颠覆政府；找新闻媒体，媒体是党的喉舌，不管老百姓的事；找司法，司法是政府的刀把子，刀锋对着老百姓；找维权律师，他们早已凋零，不是在牢里，就是已伤痕累累、心灰意冷，横竖都没有出路，于是只有华山一条路，以死相拼，以暴制暴。 （全文转自议报）
昨天发生在复旦的悲剧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都端这碗饭（当然我甚至还没端上这碗饭），真的能感受到这个悲。 传闻是因为非升级走没通过导致的。说下所谓的非升即走。我感觉总的来说这是这一轮国内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没有之一。大概的内容就是全面仿照美国制度，招人首先是一个3+3的合同，即首先签订三年合同，三年后中期审核，如果通过则续签3年。一共六年后需要评上副教授（有些学校是教授），副教授理论上就是终身教职（除非触犯政治等红线否则就是铁饭碗）。不能转正副教授就滚蛋。这也就是美国所谓的tenure制度。 在理工科，美国的tenure率一般是相当高的，大概在90%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招了你，基本上就是要给你转终身教职的。就算tenure比例低得多的社科，至少中期审核基本上是不踢人的，也就是说会给足六年时间。因此，一般来说大家把tenure clock算作六年。 国内高校就不一样了。首先，tenure比例低到发指，目测在10%以下，而且三年就踢人的情况广泛存在。比如2018年武汉大学第一批三年合约到期，119人竟然只有四人通过评审，三年淘汰率高达97%…（更正：武大辟谣是69人到期通过6人）同样的，中山大学也出过类似的事情。 目前非升即走制已经在国内的主要大学全部铺开，能比较稳的拿到终身教职的情况我目测只有拿到四青，也就是万人拔尖，长江青年，优青基金和青年千人这四个帽子。拿到这四个帽子你就瞬间变成学校的资产，没拿到你的价值在学校眼里就非常存疑。当然社科方面主要是顶刊发的够多就行。 淘汰制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国内这种搞法完全是视青教为消耗品，一开始就打算让大部分人淘汰掉。这主要就是因为博士毕业生太多了，业界市场又消化不掉，最后这个学术就业市场变成完全的买方市场。因为高校招聘规模过大（反正是便宜临时工），每个青教能够获得的资源就非常有限了，自然就更难出成果…很多学校的青教甚至完全没有招生名额，要知道美国只要入职即是博导…没有学生支持，却多了很多事务压力和教学压力，研究效率可想而知。 如果说这个畸形的非升即走制度已经很可怕了，那么更可怕的就是中国特色的年龄歧视：入职tenure-track一般要求35岁（或40岁）以下…这种公开的年龄歧视基本上是全世界独一份。为啥有这个歧视呢？其实不能怪高校，因为四青的帽子就是带年龄要求的。其中申报青千不得超过40岁，申报青拔不得超过35岁，申报青年长江和优青不得超过38岁。以上都是理工科男性的情况，社科和女性会有适当放宽。但无论如何，在四青才是真正的资产得情况下，学校肯定要考虑招来的人成为资产的可能性。如果年龄太大，未来申请四青可能被硬条件卡掉，自然就不会招了。 这就使得非升级走失败的青教没有太多退路的空间。我们简单算一下，一个人本科毕业22岁，硕博毕业大约28岁，一轮博后2年，这就已经30岁了。非升级走6年后如果被淘汰，直接超35岁红线了。而万一之前读书多读了几年或者博后多做了一轮，可能都超40岁红线了，这就基本上彻底没机会了。同志们，40岁在中国社会重新找工作而且可能是跨行找工作，这是多么让人不寒而栗的事情。 至于入职后拿到的钱和入职前谈妥的钱不一致这种事情就不谈了，总之在纯粹的买方市场下劳动力是完全没有任何谈判能力的，想让你怎样就怎样。 所有在这个制度和压力下，指望青教们心理健康实在是一件过于奢侈的事情，毕竟连大部分博士都有心理问题。这本身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想想一个高校里，每天和大学生打交道的人大部分都有程度不一的心理问题，那么大学的氛围会是怎样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把自己彻底卖给学术了，至少在中国不能这样。永远要给自己留好退路，留好选择，保住人生的主动权。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主动权就是你和畸形制度说不的底气。 在中国突飞猛进的科研指标背后，是无数青年科研人员的血与泪。 这不是比喻。是真的血。是真的泪。 今天写的很乱，请谅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WEILIANG的博士日记，原文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