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BBC中文網發現，中共官方聲明經常出現的「所謂」、「堅決反對」、「不會得逞」等詞語，已越來越多地被港府用於公開場合，引起國際社會對香港自治程度的關注。 報導說，北京政府「不認同」一些措施或事件時，往往會使用「所謂」一詞；在回應外國制裁時，則稱中方會「堅決反對」，並形容對方是「霸權主義」；批評一些針對中共政權的行動時，就稱背後的策劃者「不會得逞」。 BBC中文網搜集了港府2012年7月至2021年12月發出的新聞稿約17萬篇，以及搜集中共外交部發言人2018年6月至2021年12月總共921次的談話內容，發現港府引用中共官場措詞的次數越來越多。 報導說，港府2012年7月至2019年10月從未使用「不會得逞」一詞，直至2019年11月首次以該詞語批評抗爭者的行為。2021年全年至少使用7次。例如，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2021年11月發表報告批評北京政府削弱香港的自治權，港府聲明反駁，一開篇就稱任何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企圖都「不會得逞」。 港府2012至2018年間使用「別有用心」不超過10次，但2019年爆發反送中運動後，以及2020年北京強推港區國安法、2021年中共全國人大決定改變香港的選舉制度後，港府不同的官員和政府的聲明在反擊他國政要的質疑與抨擊時，最少使用了57次「別有用心」。 去年3月，中共全國人大決定改變香港的選舉制度後，特首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兩次使用這個詞語，批評「別有用心」的人進入香港的管治制度搞破壞。 港府表忠 日益重視政治正確 BBC中文網還發現，港府的官方用語不僅日益重視效忠，近來更重視政治正確，以凸顯香港是中共管轄的行政區。譬如香港社會昔日廣泛使用「中港」二字來形容牽涉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事物，例如：經常開車來往兩地的貨車司機，稱之為「中港司機」。港府過去一直跟隨這個約定俗成的用法，以「中港兩地」統稱香港和中國大陸，但近年開始改用「內地與香港兩地」取代。 中共官媒新華社2020年9月發布的禁用詞中，即規範不宜「並列提及香港、澳門與中國」，避免「中港」、「中澳」等詞。 另外，港府過去以「獨立關稅區」、「獨立的關稅地區」等辭彙，說明香港在關稅領域方面有別於中國，但近年已將「獨立」改為「單獨」，也就是「單獨關稅區」、「單獨的關稅地區」等。 港府對社會事件的描述，也被親中派政治勢力牽著鼻子走。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初期，因抗爭者多著黑衣訴諸暴力抗爭，被親中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形容為「黑暴」。港府起初稱之為「暴動」，後來態度軟化，改稱「社會事件」，引來若干建制派議員不滿。不過，港府後來在2020年5月中共全國人大審議港區國安法前夕，又改口痛斥為「黑暴」，連英文聲明也從riots（暴亂）改為public order events（公眾秩序事件）再改回riots。 研究各國政治宣傳策略多年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研究生布吉敏（Bumgi Min）形容，這種重複使用特定詞語的方式，是中共宣傳的常見技巧，目的是使受眾對任何官方指明的事物產生負面感覺。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與影視學院新聞系副系主任閭丘露薇認為，這可能是港府想透過模仿中共官場的說法，向北京政府表達忠誠，但這會令外界質疑「香港是一個在一國兩制下有高度自治的國際金融中心，仰或只是中國眾多大城市之中的其中一個。」 布吉敏也認為，政府用語是政治自主的重要指標，如果港府的用語變得與北京政府用語一樣，外國受眾就會認為港府被北京政府影響，「結果就是，他們可能會質疑香港還有多少政治自主性。」
因疫情調整賽制的美國職籃NBA正展開下半階段比賽，就在各隊為擠進季後賽拼搏的同時，NBA的「收視率問題」近日再成美國體壇討論話題。資深體育記者特拉維斯（Clay Travis／OutKick的創辦人）此前已提出多個數據反映了觀眾的流失，例如近20餘年來美國增加了約5千萬人口，NBA的平均收視群反而暴跌近3千萬人，1998年喬丹領軍公牛隊對上猶他爵士隊，曾吸引3千700萬觀眾收看冠軍賽的盛況，迄今已難復見。 而NBA的警訊還不僅於此。去年NBA總冠軍賽，儘管是由當紅的詹姆斯（LeBron James）率領湖人隊和熱火隊爭冠，六場比賽平均收視觀眾也才700多萬，或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美國籃球迷轉看足球所致，偏偏當年度大學籃球比賽（NCAA）冠軍賽的平均收視觀眾仍有1千700多萬。不光是這樣，就連德州一個小區域的籃球比賽都能吸引超過NBA兩倍人口的收視觀眾。 2020到2021年賽季，主要轉播NBA比賽的電視台ABC相較十年前，收視率驟降了45%，其他如TNT、ESPN也分別下降40%和20%，連帶NBA電玩遊戲銷售量也大幅滑落。就特拉維斯的說法，這些數據顯示球迷其實並沒有放棄籃球，只是棄NBA而去。 NBA雖為一體育賽事，過去以來比起其他美國體育聯盟，則更凸顯了自己在自由、人權價值上的立場。60年代，美國各地掀起黑人平權運動，當時波士頓賽爾蒂克隊曾因創了NBA歷史，首度將黑人球員排入先發而引起軒然大波；20世紀初，NBA最偉大球星魔術強生被診斷感染愛滋病，不少球員拒絕和他同場比賽，卻得到喬登、巴克利等天王球星支持，彷彿為社會大眾上了一課「不要歧視愛滋病患」；繼之，2013年科林斯（Jason Collins）成為NBA第一個公開出櫃的球員，當時的NBA總裁史頓（David Stern）更率先公開力挺他，此舉無疑為美國同性戀者送上極大溫暖。而最嚴格看待種族歧視言論的運動聯盟也非NBA莫屬。 可以說，NBA曾挾其不只國內且廣被國外的球迷，在創造無窮商機之餘，還以其「政治正確」另外為自己戴上一頂道德高帽。但過往成就，無論出於比賽本身，或是價值理念的額外加持，都無法力挽如今收視群流失的現象。這一、二十年來，NBA並非坐視不管，且積極更改規則、靈活賽事和包裝賽場以求變革，觀眾還是留不住。 於此同時，當然也有人將因素歸咎NBA這些年來就是太講究政治正確，所謂透過聯盟道德使命傳遞「社會正義」，讓NBA不再局限「體育賽事」格局，卻也讓球迷愈加對他行諸正義之舉感到疲乏，寧可回歸一些比較純粹的體育比賽。正當本賽季NBA收視一直拉不上來的同時，Yahoo／YouGov曾發布一份民調，顯示有11%的美國人會因為體育賽事標舉某種政治宣傳（符合個人政治意識）而看更多轉播，但有34.5%的人反而因此跳過比賽。而今看來，這或許是NBA收視下滑的因素之一。 眼看趨勢如此，這也另外解釋了NBA何以這般積極經營中國市場，在國內球迷大量萎縮的情況下，被指擁有「十億潛在客戶」的中國，當然會被NBA視為另一個綠洲。1992年NBA組成夢幻隊驚艷奧運，中國旋即掀起NBA熱，隨之中國對NBA的最大誘因很簡單，就是金錢。在一個隨時會遭指控「妄議中央」的社會，NBA的經營之道，正是謹記自己在國內標舉「社會正義」卻造成球迷流失的反效果，而采「悶聲發大財」策略，逐步在中國建構出於其他國家很難達成的事業基礎。 但問題就在美國民眾並沒有忘記NBA自己過去標舉的自由、人權定位。直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因為在推特發文「為自由而戰、和香港站在一起（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不但遭中國輿論、球迷圍剿，連帶讓NBA遭抵制，如今甚而只有零星轉播和「翻牆收視」，NBA的「悶聲發大財」終究觸礁。 去年九月，美國民調機構哈里斯（Harris Poll）亦針對NBA收視下滑進行民調，同樣顯示「聯盟變得太政治化」或是球迷流失的重要原因，其中還有近兩成球迷表示是因為NBA和中國緊密的關係而轉檯。這結果看似弔詭，即NBA在中國謹言慎行、少碰政治，理當是「聯盟變得太政治化」的反證，但只要回歸常識，任誰都能理解，在美國藉體育宣傳社會正義，確實促使了聯盟「太政治化」，在中國，刻意不對自由、民主、人權議題表態，卻正是高度服膺政治所致，結果就是令人覺得NBA不管在美國、中國，作風都很「政治」。 「莫雷事件」發生，現任NBA總裁席佛（Adam Silver）縱然拒絕為了其言論向中方道歉，但基本上他一直是中共政黨路線的妥協者，且NBA無論從經營階層到一線球星，對中國的言論審查和侵犯人權，並不像它在面對美國社會時所持的標準，且常以「尊重當地文化」去迴避問題本質，因此無論從哪一角度看待，此時NBA都會予人產生一種虛偽的感覺。那麼，NCAA或其他區域籃球比賽，相較之下就更傾向於純粹的體育盛宴了。 NBA在如此特殊的東方市場涉水之深，未來和自己數十年苦心建立的價值意識應該只有更多衝突，「中國」終究會是一把兩面刃。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波蘭政府已經詳細擬定了一項新的法律草案，宗旨在保護網路的言論自由，在反制大的社交媒體公司對個人用戶的言論審查的同時，也反制左派團體的「政治正確」和濫用「仇恨言論」。法案中還規定，若這些社交媒體公司不從法院的判決，將面臨高達180萬歐元的罰款。 據美國的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報導，最近波蘭司法部長焦布羅（Zbigniew Ziobro）宣布了一份法案的草案，名為「在網路上自由表達個人觀點和自由獲取及傳播信息法案」（Act for the Freedom to Express One』s Views and Obtain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該法案將賦予社交媒體的用戶法定權利，如果用戶的東西被移除或屏蔽，可以將投訴發送到平台，而平台將有24小時的時間進行審議。 法案內容還有提到，在社交平台判定用戶「違規」後的48小時內，用戶能夠向法院提出請願書，要求其恢復使用權。法院將在收到用戶的請願書後的7天內做出判決，來判定平台是否違規。同時希望用戶能採用一種簡化的「全電子」方式來處理這種請願，以達到快速又便利的目的。 報導中稱，如果法院裁定科技公司的審查員刪除了帳戶或刪除的言論是在波蘭法律規定之下的合法的言論自由，科技公司們就必須聽從規定恢復已刪除內容或帳號。若不從社交媒體公司將面臨180萬歐元的罰款。 波蘭司法部長焦布羅稱﹔ 「在德國，司法部長可以自由決定哪些內容需要從互聯網上刪除。這就是實行審查制度。我們希望平衡公共辯論的自由。」 另外，副司法部長卡萊塔（Sebastian Kaleta）稱：「我們希望規範社交媒體用戶與社媒所有者之間的關係⋯⋯（新法律）主要針對的是在（用戶）表達符合波蘭法律的意見時被審查」。還補充稱，「波蘭的憲法保障充分人民的的言論自由。因此，任何限制言論自由的行為都必須得到國家的回應，以便能夠保護人民的這種自由不受干涉。」 最後他還稱，「這些左派團體正在利用任何對其觀點或意識形態的根本性批評，把他們定義為『仇恨言論』，但是他們錯了，這項法律是對他們（左派）試圖強加給我們的法律規範的回應，即強迫我們用『政治正確』來審查，進而使我們不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這是行不通的。」
最近《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各自刊登了一篇文章，談同一個話題，指責中國異見人士支持川普（特朗普）。《華爾街日報》此文中還侵及《大紀元時報》。特撰文一駁。 一、被美國出版物點名的川普支持者 《紐約時報》11月19日的文章標題是「Why Do Chinese Liberals Embrace American Conservatives?」（該報中文版把此標題譯成「為什麼許多中國自由派支持特朗普？」），作者是Ian Johnson，一位美國的知華派。《華爾街日報》11月22日文章的標題是「Chinese Dissidents Back Trump』s Claims of Election Fraud, Some Influential Activists who Support the President』s Policies on Beijing Want to Hold off on Recognizing Biden as the President-elect」（中國異見人士支持川普關於大選舞弊的訴求，一些有影響的支持總統對北京政策的活躍人士想拖延拜登當選總統之被承認），作者是該報駐香港記者Sha Hua。據網上的資訊介紹，她是一位亞裔，在德國西部的鐵鏽帶（指魯爾工業區）長大，並在英美接受教育。 Ian Johnson的文章主要談到在中國的川普支持者，他提到的人包括黎智英、孫立平、郭於華、田飛龍等。而Sha Hua的文章談的是在美國的川普支持者，她批評的人包括陳光誠、傅希秋、王丹以及在德國的艾未未。 這兩位作者顯然都是「政治正確派」，他們的文章也都是從「政治正確派」的立場出發的。「政治正確派」目前的首要立場是採用任何手段扳倒川普，包括選舉舞弊，也包括否定川普的政策。 在這兩篇文章發表前後，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特里‧特瑞納（Trey Trainor）11月20日在電視節目中表示，川普競選團隊通過可信證人的宣誓證詞以及在挑戰各州選舉結果中使用的其它證據，正將「合法指控」提交到法院。考慮到自己迄今觀察到的證詞水準，在此階段，可以預計數百份宣誓書證詞是可信的，另一方確實需要回答這些問題。特瑞納說：「歸根結底，我要說的是，這些合法指控將在法庭上進行審判。」他補充說：「我們需要讓這一法律程序發揮作用，以便我們得出這次選舉的有效結論，（以便）讓每個人都認為這是合法的（選舉）。」 但是，Ian Johnson在文章中斷言，拜登已經打敗了川普；而Sha Hua則在文章中斬釘截鐵地寫道，「大選中沒有出現廣泛的選舉舞弊的證據（No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raud has emerged in the election）」。在他們看來，似乎只要「政治正確派」的喉舌封殺了大量被披露出的關於選舉舞弊的宣誓證詞和統計學家的專業分析，那麼，總統大選結果就只能由「政治正確派」來裁斷。 二、選舉自由和言論自由 既然這兩位作者都把批評的矛頭指向所謂的「中國異見人士」，就有必要指出他們所犯的錯誤。 首先，美籍華人的選舉自由不可侵犯。Sha Hua的文章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她把已經入籍的華人和沒入籍的華人永久居民或在校學生混為一談，因此對這兩個群體在美國的政治權利毫無概念。雖然Sha Hua為美國媒體工作，但她未必是美國公民。然而，她曾經在美國學習過，應該了解美國公民與旅居美國的外籍居民法律上的身份差別，她來美國念書時就是後一種身份，沒有投票權。 被Sha Hua統稱為中國異見人士的那些未入籍的美國永久居民，他們或者仍然是中國公民，或者因為中共的政治迫害而成為無國籍人士，他們看美國問題的角度可能各不相同。而入籍的華人曾經宣誓效忠美國，美籍華人與其他美國人享有同樣的投票權，而且有受美國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入籍的華人法律上不再屬於中國人，而屬於美國人，他們和其他的美國人一樣，他們支持誰、批評誰，不受「政治正確派」的束縛；更不能因為他們入籍前是中國公民，就指責他們支持川普的立場，這是對美國公民選舉自由權利的蔑視。 其次，身在中國或其它國家的川普支持者，比如黎智英、孫立平、郭於華、田飛龍、艾未未等人，他們並非美國居民。外國人對川普的態度如何，Ian Johnson有什麼資格在《紐約時報》去教訓他們？除非這位作者認為，美國的「政治正確派」有權掌控全世界所有人的言論，凡不符合「政治正確派」立場的外國人都必須教訓一番？ 實際上，這兩篇文章都犯有一個大錯誤，那就是，從「政治正確派」的立場出發，否定人們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支持川普，就被認為是冒犯了「政治正確派」，因此必須加以批判，這正是共產黨鉗制專制社會裡民眾的思想和價值觀的做法。 Sha Hua撰寫此文之前，採訪過在美國的一些有影響的華裔人士。有的被採訪者提出，只接受書面訪談，並且要求Sha Hua發表文章之前，將採用的被採訪者的文字發給被採訪者核查，以免出現斷章取義的情況，結果被Sha Hua託辭拒絕，於是書面採訪落空。這位記者不願意讓被採訪者事先看一下記者稿件草稿中的相關段落，似乎與記者準備利用被採訪者的話來批評被採訪者的意圖有關。 三、派系喉舌與《大紀元時報》 在這次美國的總統大選期間，不少所謂的「主流媒體」採取了一致的立場，那就是封殺任何對民主黨不利的消息。無論是在美國的華人還是在中國的人，都有一些支持拜登的人將報導拜登弊案的《紐約郵報》斥為「花邊小報」、不屑一讀。 在民主國家，一談到媒體，不言而喻地是指自由媒體。而按照西方公認的新聞主義原則，自由媒體必須堅持事實在先、平衡報導的報導倫理，如此方能扮演第四權的監督功能。據此觀察，《紐約郵報》在拜登弊案問題的報導上秉持了傳統的新聞主義原則。而《紐約時報》則不同，2016年總統大選後的第三天，該報發行人阿瑟‧小薩爾茨伯格在致訂戶的信中發誓，該報會「重新獻身於《紐約時報》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此語妙哉，倘無「背離」，何言「重回」？過去四年來《紐約時報》真的重新獻身於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嗎？實際上，它拒絕了新聞主義的基本使命，頑固地轉型成為派系喉舌。派系喉舌顯然不再屬於自由媒體，它也確實成功地與其它的喉舌一起，引導著那些只看「主流媒體」的人們相信川普一無是處、拜登當選理所當然。 在中國長大的許多華人都非常清楚中共出版物和電視台的喉舌功能，他們比從小習慣於自由媒體的美國人更能識別喉舌的面目。我曾經在電視節目中說過，當今的《紐約時報》還不如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前十年中國的《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體制上屬於中共喉舌，卻努力追求民主社會的新聞主義原則，雖然報導本地的負面新聞會受到打壓，該報仍然儘可能地報導不利於中共的異地負面新聞，因此受到中國讀者的熱烈歡迎。現在的《紐約時報》做不到這一點，也不願意跳出派系喉舌的窠臼。 在民主社會，通常一家媒體不會發表對另一家媒體的整體性評論，而Sha Hua在上述文章中很奇怪地專門寫了一段對《大紀元時報》的評論。她寫道，「法輪功的出版物嚴重地偏向川普，傳播了極右翼（QAnon）陰謀論，通過滿足中國移民而形成了讀者群；但是，長期以來造成了充滿錯誤信息的新聞環境。」該文發表後，《大紀元時報》致信該記者，她在上面這段話後面補充了一句，「《大紀元時報》說，它提供了以事實為基礎、不偏向的報導，是中文環境里的一家獨立新聞出版物。」 中共對《大紀元時報》極端敵視，那Sha Hua為什麼也對《大紀元時報》嚴重不滿呢？或許，她的不滿和其它派系喉舌一樣，那就是，《大紀元時報》的中英文版打破了喉舌系統對真相的封鎖，贏得了許多美國讀者的喜愛，令喉舌們既難堪也痛苦。Sha Hua對《大紀元時報》的惡意攻擊，除了暴露出自己的「政治正確派」立場，也折射出她與中共相似的偏好。 四、「政治正確派」的危險性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政治正確派」為了扳倒川普而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已經嚴重衝擊了美國的國本，即民主、法治和公民的憲法權利。當不少州出現的選舉舞弊剝奪了選民的自由選舉權，當喉舌媒體封鎖真相以剝奪新聞自由，當教育界對不認同「政治正確」觀念的人進行排擠打壓、鉗制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當美國總務署署長遭到民主黨的騷擾、威脅和虐待，當民主黨議員開始討論建立川普支持者黑名單以打擊報復時，我們看到，政治專制的陰影已經在美國大地上出現。從這個角度去認識，這次總統大選已經不是候選人的個人輸贏問題，而是美國的民主法治與「政治正確派」的對決，其結果將決定，美國今後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是否會被撼動；而民主黨聲稱準備在拜登上台後推出的開放國界、開放毒品等措施，更是構成了對美國社會穩定的威脅。 我今年8月10日發表的《還原「政治正確」的真實面目》一文談到，「政治正確派」的思想背景十分可疑，與從歐洲進口的新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流派有非常密切的關聯。不管是老版本還是新版本馬克思主義，都主張階層對立和社會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治正確」觀的意識形態基礎不過是馬克思和共產黨鼓吹階級鬥爭的新式翻版而已。若這種流行的「政治正確」觀能與民主制度相容，就不能被稱為「政治正確」；如果它堅持「政治正確」的標籤，就暗含其與民主制度與天賦人權不相容的實質。實際上，「政治正確」觀是一種從民主、自由和法治向思想專制和言論、行為管制倒退的反動，也是否定社會道德、價值倫理的逆流，不但不能聽任其泛濫，還應該多加批判。 美國「政治正確派」的特點是，只有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才是唯一「政治正確」的，任何其他人如果質疑他們的立場或觀點，特別是質疑他們的政治領袖，就顯然有「政治不正確」之嫌。這派人雖然在教育界、媒體、文化機構里人數眾多，聚在一起彼此「認證」之後，似乎就忘了一個基本問題，誰授予了他們「正確」的「桂冠」？如果關起門來自娛自樂，自詡「永遠正確」，旁人自然懶於置言；倘若把自封的「政治正確」當作衡量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國事物和人群的標準，對不同意自己觀點的人橫加指責，豈不是在侵犯那些被他們指責的人之民主社會裡憲法保護之下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嗎？ 目前，美國家庭中父母和子女這兩代人之間因為價值觀分歧而發生道德、倫理、政治觀點方面的分裂，是普遍現象，不僅僅限於華人家庭。其根源就在於，美國的整個教育系統的嚴重左傾化以及「政治正確」口號的政治專制色彩，正在嚴重地扭曲美國青少年的價值觀形成。社會學理論認為，青少年價值觀的自然形成主要在小學到高中階段，其中家長、老師、同學三種影響力並存。但美國歷史上從來沒發生過這三種力量因為政治分歧而互相對立的問題，這是這種家庭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 美國憲法從來沒有賦予任何政黨或任何社會團體有確定什麼觀點屬於「政治正確」的權力。如果美國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賦予這樣的權力，那不是民主制度下的「進步主義」，而是思想專制的植入，與共產黨政權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確」的思想專制被社會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學校里被單一意識形態「洗腦」，一個民主國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這個民主制度就可能淪落為一批人的政治專制，即一種共產黨式的社會專制。 《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對在美華人和中國國內的一部分活躍人物非常不滿，急於撰文批判，自然是因為這些人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言論令這兩位作者難以容忍；然而，此兩人的不滿，或許還與這些人對「政治正確派」的揭露更深入骨髓有關。就像佛羅里達州的古巴移民強烈支持川普一樣，這些華人川普支持者對共產黨文化的深刻認識，讓他們對美國出現的任何類似版本都抱有高度警惕。而這樣的警惕，或許只有親身經歷過共產黨專制的人才能具備；要發現「政治正確派」的言行與共產黨專制的相似性，大部分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可能並沒有足夠的眼力。《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這兩篇文章的作者以為，在華人中找幾個自己的同道，就能證明挺川之謬，實在是低估了「政治正確」抵制者的政治透視力和時事洞察力。 （全文轉自大紀元）
四年兩次選舉，美國多數媒體皆表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並呈現一面倒壓制川普的「共識」，台灣熟知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都在其中，若加計美國數百家各類報章雜誌，根據當年「尼曼新聞研究中心」統計，希拉里和川普獲得支持的比例為27比1，落差相當懸殊。換到電視新聞台，同樣也是希拉里佔有更多正面曝光。兩次選舉差別只在第一次是川普讓眾媒體跌破眼鏡，第二次是靠拜登讓「主流媒體」認為自己扳回一城。 前後四年都指向了一個事實，事實不是「主流媒體」反川普的立場，而是無論川普是輸是贏，美國「主流媒體」只得道盡半數社會現況，無論就其新聞呈現或所引用（以及自己做的）的民意調查，也和美國整體情境顯有落差。今天就算選舉結果如「主流媒體」所願，恐怕也沒有真正擺脫四年前所謂「主流媒體菁英意識失敗」的處境。 和《紐約時報》同等級數的美國媒體，確為菁英刊物，正面意義，在它囊括了許多受過良好教育和擁有專業知識者的觀點和言說，對於國內外事務的評析，經常能提供兼具橫向廣度和縱向深度的見解，過去的確扮演了火車頭角色，引領一代人的思潮。 但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已暴露「主流媒體」處於當代的一種尷尬，不僅對希拉里選情預測失准，且對川普的崛起毫無頭緒，會成為問題的部分，尚不在希拉里的新聞呈現，更在於他們對川普背後的社會現象，恐怕是長期疏遠和陌生，偏偏那不是一小搓少數分子的逆襲，甚而代表著美國本土有數千萬人和「主流媒體」的美國價值相左。 至於美國「主流媒體」之間，儘管觀點和角度有所不同，但也有趨近單一陳述的現象，尤其表現在那些政治正確之上，川普「反建制」的粗魯不羈，則加速把媒體間的話語體系進一步合體。媒體人習慣把自家新聞上呈現的畫面移作詮釋為整體，過去「主流媒體」獨領風騷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年代也許還行得通，但當社群媒體出現，不斷解構資訊的流通管道，那些受短注意力和回聲室影響的偌大族群，便再不需要向「主流媒體」取暖或感謝它為之代言，甚而兩者還經常處於平行時空。 就算姑且不計社群媒體的影響，「主流媒體」本身應當也有需要自我檢視的環節。再以《紐時》為例，在兼具歷史傳統和菁英圈的口碑下，2019年它的平日均發行量為44.3萬份，不過十年前，它還有著將近日發行一百萬份的穩定銷售，在總部所在2千餘萬人口的紐約州，較之其他立場小報如《野獸日報》、《石英數位媒體》和《國家評論雜誌》等，它確實仍是「大報」，但其他小報的存在明確標誌是為服務特定區域、特定立場的讀者，則以「全國性媒體」自居的《紐時》，40餘萬發行，今日環境之下，又實質具備多大的全國輿論能量？ 因應實體報銷量下滑，《紐時》自然積極引進線上讀者，2019同年統計，它的付費用戶已高達233萬戶，不過，有15%訂戶是來自美國之外的地區，而且海外訂戶的增長率還高於國內訂戶。美國《紐時》實體報訂戶十年內掉了百分之五十，海外線上訂戶增長率又比美國本土還高，這讓所謂美國「主流媒體」今天受到的關注度（當然也包括影響力），相當一部分是存於美國之外的讀者群，換句話說，它們或許放眼了世界，有時卻恐怕不慎遺漏許多自家門口前發生的事。 當年川普擊敗希拉里，「主流媒體」已看到川普在臉書擁有1300萬粉絲，而希拉里只有900萬粉絲所代表的意義，知道社群媒體聲量不容輕看，但是否有同步補上「主流媒體」菁英意識的缺陷，就是另個問題了。簡單說，在「主流媒體」已無法強勢引領時代的當下，若也未能反映那月球長期被遮光的一面，則「主流媒體」的「主流」意思該是什麼？陳述價值的作用或許仍居一家之言，若以陳述真相為志，那麼公民意識甚強，且有幾億人口的美國，菁英意識主導的媒體，還能包羅下多少另個真實？ 這次大選，又是一次美國「主流媒體」的聯合作戰，當然，也包括社群媒體，如臉書和推特加設的「審議機制」，皆對川普善用的選舉戰法有所遏抑，但即使如此，美國人在「主流媒體」過去四年「堅守崗位」下，那個大家眼中幾如「惡棍」的川普仍得到7千餘萬美國選民的支持，美國人為什麼會這樣？「主流媒體」一樣不打算有解答。關於美國是什麼、美國會如何，美國「主流媒體」的話語當然有相當參考價值，但兩次大選已經說明了，美國「主流媒體」反映美國實況的能力，並不如我們所期待的那麼貼近現實，那麼，更精確一點，或者稱其為「主要」媒體即可。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伊萬卡在替父親站台競選的時候經常說一句話：「華盛頓沒有改變他，但他改變了華盛頓。」 這句評價建國的話有兩層含義：建國作為一個異軍突起來自建制派之外的客人，既是對美國傳統政治體制的顛覆，也是一種理想主義者的突圍。 這種顛覆和突圍帶來的困難，其實並不是這次大選的糾葛中才出現，而是一直有；也不是民主黨欲對建國置之死地，包括共和黨內的建制派，同樣心懷異志。 建國在大選之前就已經預感到了疫情帶來的投票變數，所以之前他就一直在呼籲從法律角度阻止郵寄選票可能帶來的貓膩。很不幸，確實被言中了。更不幸的在於，法院沒有支持他的提議。 為什麼在大政方針上建國呼風喚雨，在選舉方式這種事情上無能為力？因為根據美國憲法，選舉是地方事務，是州權的範疇。所以一個州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選舉，怎麼點票，什麼時候完成，這是各州自己決定的。 一句話，法院可以決定是否重新計票，但是卻沒有權力甄別選票的真假，也不能繞過州政府去進行第三方清點。 所以拜振華在深更半夜獲得的那些幽靈選票、天外選票、長壽選票甚至死人選票，如何甄別、如何鑒定甚至如何計算，這都是州權控制的範疇。從關鍵時候突然停止計票、斷崖式的反超到各種詭異的突變，如果存在某些作假的可能，那也是建國無能為力的。因為這種事情，有人準備做的話，那一定是蓄謀已久，方案完備。 某種程度上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很失望。失望的不是我有多喜歡建國，而是這樣的選舉方式最終傷害的其實不是建國，而是美國。 天庭和如來佛本是一家，要聯合起來把那個擅自豎起「齊天大聖」、攪得天翻地覆的猴哥關起來，打下去容易，但是，要證明天庭還依然值得信服和仰望，不容易。 很多時候我覺得建國就像那個猴哥。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建國在從政的路上，過去曾多次轉換黨籍：1987年之前為民主黨，1987年首次加入共和黨，1999年轉投改革黨，2001年再次加入民主黨，2009年再次加入共和黨，2011年退出共和黨而未加入其它政黨，2012年第三度加入了共和黨至今。 建國為啥這麼折騰？他的政治觀點其實多年來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眾所周知，在美國的兩黨政治中，第三黨或者獨立候選人想要打破既有的建制格局，只有三個字——不可能。對年輕時代就流露出從政意願的建國而言，想要靠自己的商人或話題身份來實現政治抱負，絕無可能。他三番五次變幻黨籍，其實都是在抱大樹，找途徑，最終實現當年在電視節目中要競選總統的理想。 2016年他一路逆襲，在完全沒有人看好的情況下，擊敗共和黨內諸多建制派明星，獲得提名；又擊敗幾乎獲得大資本一致支持的希拉里，讓全世界都大吃一驚。這條路看起來充滿神奇，其實卻也是暗雷密布。 共和黨的大佬家族——父子兩總統的布希家族，就很看不上建國，覺得他就是個選秀明星，毫無內涵。老布希葬禮的時候，甚至不想邀請建國；共和黨內另一個大佬麥凱恩，和建國更是深仇大恨，諸多政見不合，在建國準備廢除奧巴馬醫保的時候，直接站在了對立面。死前甚至立下遺囑不準建國參加葬禮…… 美國歷史可能真的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建國，在黨內黨外都敵人無數，而且這些敵人都不是一般的強大。 由於從來沒有從政經歷，建國的執政也是一直風波不斷——我們都知道，總統不可能事無巨細都去做，他需要一個熟悉政府運作的技術官僚的班底。這方面，用我們熟悉的話來說，建國其實從來沒有自己的班底。他從商業領域雄心勃勃的跨界而來，希望用自己熟悉的商業模式來改變華盛頓的政治格局，所遇到的坎坷和阻力，在頻繁更換的幕僚中可見一斑。 齊天大聖縱有萬般本事，在一個各種既得利益已經磨合了很久的官僚體制中，是很容易成為公敵的。你要顛覆天庭另立山頭，用近乎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秩序——不管這樣的秩序實際上有多好，它註定都會不受歡迎。 所以我們看得到，建國殫精竭慮實現自己的競選諾言——可能沒有哪個當選人的完成度有他高；不顧一切的為了美國利益東征西戰，不惜各種退群；拋棄一切所謂的政治正確，實踐簡單實用的政策路線…… 但恨他的人還是那麼多，甚至可能比他當選前還要多。既得利益被損的恨他很正常，但很多可能得益者也未必能接受他——那些沾光的凡人們也都希望這個攪得天翻地覆的猴哥趕快遭殃，好讓歲月繼續靜好。 理解新秩序和接受新秩序，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天地之間，能夠理解齊天大聖的，恐怕只有後來的說書者，聆聽者。 也許有沒有建國的美國都還是第一強國——就像沒有猴哥的天庭一樣牛逼轟轟一樣。但是齊天大聖的那面旗幟，始終不會倒下，因為它會飄在很多人的心中。 他即使被壓在五指山下，故事也不會結束。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