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BBC中文网发现，中共官方声明经常出现的“所谓”、“坚决反对”、“不会得逞”等词语，已越来越多地被港府用于公开场合，引起国际社会对香港自治程度的关注。 报导说，北京政府“不认同”一些措施或事件时，往往会使用“所谓”一词；在回应外国制裁时，则称中方会“坚决反对”，并形容对方是“霸权主义”；批评一些针对中共政权的行动时，就称背后的策划者“不会得逞”。 BBC中文网搜集了港府2012年7月至2021年12月发出的新闻稿约17万篇，以及搜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2018年6月至2021年12月总共921次的谈话内容，发现港府引用中共官场措词的次数越来越多。 报导说，港府2012年7月至2019年10月从未使用“不会得逞”一词，直至2019年11月首次以该词语批评抗争者的行为。2021年全年至少使用7次。例如，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2021年11月发表报告批评北京政府削弱香港的自治权，港府声明反驳，一开篇就称任何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港府2012至2018年间使用“别有用心”不超过10次，但2019年爆发反送中运动后，以及2020年北京强推港区国安法、2021年中共全国人大决定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后，港府不同的官员和政府的声明在反击他国政要的质疑与抨击时，最少使用了57次“别有用心”。 去年3月，中共全国人大决定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后，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两次使用这个词语，批评“别有用心”的人进入香港的管治制度搞破坏。 港府表忠 日益重视政治正确 BBC中文网还发现，港府的官方用语不仅日益重视效忠，近来更重视政治正确，以凸显香港是中共管辖的行政区。譬如香港社会昔日广泛使用“中港”二字来形容牵涉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事物，例如：经常开车来往两地的货车司机，称之为“中港司机”。港府过去一直跟随这个约定俗成的用法，以“中港两地”统称香港和中国大陆，但近年开始改用“内地与香港两地”取代。 中共官媒新华社2020年9月发布的禁用词中，即规范不宜“并列提及香港、澳门与中国”，避免“中港”、“中澳”等词。 另外，港府过去以“独立关税区”、“独立的关税地区”等词汇，说明香港在关税领域方面有别于中国，但近年已将“独立”改为“单独”，也就是“单独关税区”、“单独的关税地区”等。 港府对社会事件的描述，也被亲中派政治势力牵著鼻子走。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初期，因抗争者多著黑衣诉诸暴力抗争，被亲中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形容为“黑暴”。港府起初称之为“暴动”，后来态度软化，改称“社会事件”，引来若干建制派议员不满。不过，港府后来在2020年5月中共全国人大审议港区国安法前夕，又改口痛斥为“黑暴”，连英文声明也从riots（暴乱）改为public order events（公众秩序事件）再改回riots。 研究各国政治宣传策略多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研究生布吉敏（Bumgi Min）形容，这种重复使用特定词语的方式，是中共宣传的常见技巧，目的是使受众对任何官方指明的事物产生负面感觉。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与影视学院新闻系副系主任闾丘露薇认为，这可能是港府想透过模仿中共官场的说法，向北京政府表达忠诚，但这会令外界质疑“香港是一个在一国两制下有高度自治的国际金融中心，仰或只是中国众多大城市之中的其中一个。” 布吉敏也认为，政府用语是政治自主的重要指标，如果港府的用语变得与北京政府用语一样，外国受众就会认为港府被北京政府影响，“结果就是，他们可能会质疑香港还有多少政治自主性。”
因疫情调整赛制的美国职篮NBA正展开下半阶段比赛，就在各队为挤进季后赛拼搏的同时，NBA的“收视率问题”近日再成美国体坛讨论话题。资深体育记者特拉维斯（Clay Travis／OutKick的创办人）此前已提出多个数据反映了观众的流失，例如近20馀年来美国增加了约5千万人口，NBA的平均收视群反而暴跌近3千万人，1998年乔丹领军公牛队对上犹他爵士队，曾吸引3千700万观众收看冠军赛的盛况，迄今已难复见。 而NBA的警讯还不仅于此。去年NBA总冠军赛，尽管是由当红的詹姆斯（LeBron James）率领湖人队和热火队争冠，六场比赛平均收视观众也才700多万，或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篮球迷转看足球所致，偏偏当年度大学篮球比赛（NCAA）冠军赛的平均收视观众仍有1千700多万。不光是这样，就连德州一个小区域的篮球比赛都能吸引超过NBA两倍人口的收视观众。 2020到2021年赛季，主要转播NBA比赛的电视台ABC相较十年前，收视率骤降了45%，其他如TNT、ESPN也分别下降40%和20%，连带NBA电玩游戏销售量也大幅滑落。就特拉维斯的说法，这些数据显示球迷其实并没有放弃篮球，只是弃NBA而去。 NBA虽为一体育赛事，过去以来比起其他美国体育联盟，则更凸显了自己在自由、人权价值上的立场。60年代，美国各地掀起黑人平权运动，当时波士顿赛尔蒂克队曾因创了NBA历史，首度将黑人球员排入先发而引起轩然大波；20世纪初，NBA最伟大球星魔术强生被诊断感染爱滋病，不少球员拒绝和他同场比赛，却得到乔登、巴克利等天王球星支持，仿佛为社会大众上了一课“不要歧视爱滋病患”；继之，2013年科林斯（Jason Collins）成为NBA第一个公开出柜的球员，当时的NBA总裁史顿（David Stern）更率先公开力挺他，此举无疑为美国同性恋者送上极大温暖。而最严格看待种族歧视言论的运动联盟也非NBA莫属。 可以说，NBA曾挟其不只国内且广被国外的球迷，在创造无穷商机之馀，还以其“政治正确”另外为自己戴上一顶道德高帽。但过往成就，无论出于比赛本身，或是价值理念的额外加持，都无法力挽如今收视群流失的现象。这一、二十年来，NBA并非坐视不管，且积极更改规则、灵活赛事和包装赛场以求变革，观众还是留不住。 于此同时，当然也有人将因素归咎NBA这些年来就是太讲究政治正确，所谓透过联盟道德使命传递“社会正义”，让NBA不再局限“体育赛事”格局，却也让球迷愈加对他行诸正义之举感到疲乏，宁可回归一些比较纯粹的体育比赛。正当本赛季NBA收视一直拉不上来的同时，Yahoo／YouGov曾发布一份民调，显示有11%的美国人会因为体育赛事标举某种政治宣传（符合个人政治意识）而看更多转播，但有34.5%的人反而因此跳过比赛。而今看来，这或许是NBA收视下滑的因素之一。 眼看趋势如此，这也另外解释了NBA何以这般积极经营中国市场，在国内球迷大量萎缩的情况下，被指拥有“十亿潜在客户”的中国，当然会被NBA视为另一个绿洲。1992年NBA组成梦幻队惊艳奥运，中国旋即掀起NBA热，随之中国对NBA的最大诱因很简单，就是金钱。在一个随时会遭指控“妄议中央”的社会，NBA的经营之道，正是谨记自己在国内标举“社会正义”却造成球迷流失的反效果，而采“闷声发大财”策略，逐步在中国建构出于其他国家很难达成的事业基础。 但问题就在美国民众并没有忘记NBA自己过去标举的自由、人权定位。直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休士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因为在推特发文“为自由而战、和香港站在一起（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不但遭中国舆论、球迷围剿，连带让NBA遭抵制，如今甚而只有零星转播和“翻墙收视”，NBA的“闷声发大财”终究触礁。 去年九月，美国民调机构哈里斯（Harris Poll）亦针对NBA收视下滑进行民调，同样显示“联盟变得太政治化”或是球迷流失的重要原因，其中还有近两成球迷表示是因为NBA和中国紧密的关系而转台。这结果看似吊诡，即NBA在中国谨言慎行、少碰政治，理当是“联盟变得太政治化”的反证，但只要回归常识，任谁都能理解，在美国藉体育宣传社会正义，确实促使了联盟“太政治化”，在中国，刻意不对自由、民主、人权议题表态，却正是高度服膺政治所致，结果就是令人觉得NBA不管在美国、中国，作风都很“政治”。 “莫雷事件”发生，现任NBA总裁席佛（Adam Silver）纵然拒绝为了其言论向中方道歉，但基本上他一直是中共政党路线的妥协者，且NBA无论从经营阶层到一线球星，对中国的言论审查和侵犯人权，并不像它在面对美国社会时所持的标准，且常以“尊重当地文化”去回避问题本质，因此无论从哪一角度看待，此时NBA都会予人产生一种虚伪的感觉。那么，NCAA或其他区域篮球比赛，相较之下就更倾向于纯粹的体育盛宴了。 NBA在如此特殊的东方市场涉水之深，未来和自己数十年苦心建立的价值意识应该只有更多冲突，“中国”终究会是一把两面刃。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波兰政府已经详细拟定了一项新的法律草案，宗旨在保护网络的言论自由，在反制大的社交媒体公司对个人用户的言论审查的同时，也反制左派团体的“政治正确”和滥用“仇恨言论”。法案中还规定，若这些社交媒体公司不从法院的判决，将面临高达180万欧元的罚款。 据美国的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报导，最近波兰司法部长焦布罗（Zbigniew Ziobro）宣布了一份法案的草案，名为“在网络上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和自由获取及传播信息法案”（Act for the Freedom to Express One’s Views and Obtain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该法案将赋予社交媒体的用户法定权利，如果用户的东西被移除或屏蔽，可以将投诉发送到平台，而平台将有24小时的时间进行审议。 法案内容还有提到，在社交平台判定用户“违规”后的48小时内，用户能够向法院提出请愿书，要求其恢复使用权。法院将在收到用户的请愿书后的7天内做出判决，来判定平台是否违规。同时希望用户能采用一种简化的“全电子”方式来处理这种请愿，以达到快速又便利的目的。 报导中称，如果法院裁定科技公司的审查员删除了帐户或删除的言论是在波兰法律规定之下的合法的言论自由，科技公司们就必须听从规定恢复已删除内容或帐号。若不从社交媒体公司将面临180万欧元的罚款。 波兰司法部长焦布罗称﹔ “在德国，司法部长可以自由决定哪些内容需要从互联网上删除。这就是实行审查制度。我们希望平衡公共辩论的自由。” 另外，副司法部长卡莱塔（Sebastian Kaleta）称：“我们希望规范社交媒体用户与社媒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新法律）主要针对的是在（用户）表达符合波兰法律的意见时被审查”。还补充称，“波兰的宪法保障充分人民的的言论自由。因此，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都必须得到国家的回应，以便能够保护人民的这种自由不受干涉。” 最后他还称，“这些左派团体正在利用任何对其观点或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批评，把他们定义为‘仇恨言论’，但是他们错了，这项法律是对他们（左派）试图强加给我们的法律规范的回应，即强迫我们用‘政治正确’来审查，进而使我们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这是行不通的。”
最近《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各自刊登了一篇文章，谈同一个话题，指责中国异见人士支持川普（特朗普）。《华尔街日报》此文中还侵及《大纪元时报》。特撰文一驳。 一、被美国出版物点名的川普支持者 《纽约时报》11月19日的文章标题是“Why Do Chinese Liberals Embrace American Conservatives?”（该报中文版把此标题译成“为什么许多中国自由派支持特朗普？”），作者是Ian Johnson，一位美国的知华派。《华尔街日报》11月22日文章的标题是“Chinese Dissidents Back Trump’s Claims of Election Fraud, Some Influential Activists who Support the President’s Policies on Beijing Want to Hold off on Recognizing Biden as the President-elect”（中国异见人士支持川普关于大选舞弊的诉求，一些有影响的支持总统对北京政策的活跃人士想拖延拜登当选总统之被承认），作者是该报驻香港记者Sha Hua。据网上的资讯介绍，她是一位亚裔，在德国西部的铁锈带（指鲁尔工业区）长大，并在英美接受教育。 Ian Johnson的文章主要谈到在中国的川普支持者，他提到的人包括黎智英、孙立平、郭于华、田飞龙等。而Sha Hua的文章谈的是在美国的川普支持者，她批评的人包括陈光诚、傅希秋、王丹以及在德国的艾未未。 这两位作者显然都是“政治正确派”，他们的文章也都是从“政治正确派”的立场出发的。“政治正确派”目前的首要立场是采用任何手段扳倒川普，包括选举舞弊，也包括否定川普的政策。 在这两篇文章发表前后，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特里‧特瑞纳（Trey Trainor）11月20日在电视节目中表示，川普竞选团队通过可信证人的宣誓证词以及在挑战各州选举结果中使用的其它证据，正将“合法指控”提交到法院。考虑到自己迄今观察到的证词水准，在此阶段，可以预计数百份宣誓书证词是可信的，另一方确实需要回答这些问题。特瑞纳说：“归根结底，我要说的是，这些合法指控将在法庭上进行审判。”他补充说：“我们需要让这一法律程序发挥作用，以便我们得出这次选举的有效结论，（以便）让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合法的（选举）。” 但是，Ian Johnson在文章中断言，拜登已经打败了川普；而Sha Hua则在文章中斩钉截铁地写道，“大选中没有出现广泛的选举舞弊的证据（No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raud has emerged in the election）”。在他们看来，似乎只要“政治正确派”的喉舌封杀了大量被披露出的关于选举舞弊的宣誓证词和统计学家的专业分析，那么，总统大选结果就只能由“政治正确派”来裁断。 二、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 既然这两位作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所谓的“中国异见人士”，就有必要指出他们所犯的错误。 首先，美籍华人的选举自由不可侵犯。Sha Hua的文章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她把已经入籍的华人和没入籍的华人永久居民或在校学生混为一谈，因此对这两个群体在美国的政治权利毫无概念。虽然Sha Hua为美国媒体工作，但她未必是美国公民。然而，她曾经在美国学习过，应该了解美国公民与旅居美国的外籍居民法律上的身份差别，她来美国念书时就是后一种身份，没有投票权。 被Sha Hua统称为中国异见人士的那些未入籍的美国永久居民，他们或者仍然是中国公民，或者因为中共的政治迫害而成为无国籍人士，他们看美国问题的角度可能各不相同。而入籍的华人曾经宣誓效忠美国，美籍华人与其他美国人享有同样的投票权，而且有受美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入籍的华人法律上不再属于中国人，而属于美国人，他们和其他的美国人一样，他们支持谁、批评谁，不受“政治正确派”的束缚；更不能因为他们入籍前是中国公民，就指责他们支持川普的立场，这是对美国公民选举自由权利的蔑视。 其次，身在中国或其它国家的川普支持者，比如黎智英、孙立平、郭于华、田飞龙、艾未未等人，他们并非美国居民。外国人对川普的态度如何，Ian Johnson有什么资格在《纽约时报》去教训他们？除非这位作者认为，美国的“政治正确派”有权掌控全世界所有人的言论，凡不符合“政治正确派”立场的外国人都必须教训一番？ 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犯有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从“政治正确派”的立场出发，否定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支持川普，就被认为是冒犯了“政治正确派”，因此必须加以批判，这正是共产党钳制专制社会里民众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做法。 Sha Hua撰写此文之前，采访过在美国的一些有影响的华裔人士。有的被采访者提出，只接受书面访谈，并且要求Sha Hua发表文章之前，将采用的被采访者的文字发给被采访者核查，以免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结果被Sha Hua托辞拒绝，于是书面采访落空。这位记者不愿意让被采访者事先看一下记者稿件草稿中的相关段落，似乎与记者准备利用被采访者的话来批评被采访者的意图有关。 三、派系喉舌与《大纪元时报》 在这次美国的总统大选期间，不少所谓的“主流媒体”采取了一致的立场，那就是封杀任何对民主党不利的消息。无论是在美国的华人还是在中国的人，都有一些支持拜登的人将报导拜登弊案的《纽约邮报》斥为“花边小报”、不屑一读。 在民主国家，一谈到媒体，不言而喻地是指自由媒体。而按照西方公认的新闻主义原则，自由媒体必须坚持事实在先、平衡报导的报导伦理，如此方能扮演第四权的监督功能。据此观察，《纽约邮报》在拜登弊案问题的报导上秉持了传统的新闻主义原则。而《纽约时报》则不同，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第三天，该报发行人阿瑟‧小萨尔茨伯格在致订户的信中发誓，该报会“重新献身于《纽约时报》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此语妙哉，倘无“背离”，何言“重回”？过去四年来《纽约时报》真的重新献身于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吗？实际上，它拒绝了新闻主义的基本使命，顽固地转型成为派系喉舌。派系喉舌显然不再属于自由媒体，它也确实成功地与其它的喉舌一起，引导着那些只看“主流媒体”的人们相信川普一无是处、拜登当选理所当然。 在中国长大的许多华人都非常清楚中共出版物和电视台的喉舌功能，他们比从小习惯于自由媒体的美国人更能识别喉舌的面目。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中说过，当今的《纽约时报》还不如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的《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在体制上属于中共喉舌，却努力追求民主社会的新闻主义原则，虽然报导本地的负面新闻会受到打压，该报仍然尽可能地报导不利于中共的异地负面新闻，因此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现在的《纽约时报》做不到这一点，也不愿意跳出派系喉舌的窠臼。 在民主社会，通常一家媒体不会发表对另一家媒体的整体性评论，而Sha Hua在上述文章中很奇怪地专门写了一段对《大纪元时报》的评论。她写道，“法轮功的出版物严重地偏向川普，传播了极右翼（QAnon）阴谋论，通过满足中国移民而形成了读者群；但是，长期以来造成了充满错误信息的新闻环境。”该文发表后，《大纪元时报》致信该记者，她在上面这段话后面补充了一句，“《大纪元时报》说，它提供了以事实为基础、不偏向的报导，是中文环境里的一家独立新闻出版物。” 中共对《大纪元时报》极端敌视，那Sha Hua为什么也对《大纪元时报》严重不满呢？或许，她的不满和其它派系喉舌一样，那就是，《大纪元时报》的中英文版打破了喉舌系统对真相的封锁，赢得了许多美国读者的喜爱，令喉舌们既难堪也痛苦。Sha Hua对《大纪元时报》的恶意攻击，除了暴露出自己的“政治正确派”立场，也折射出她与中共相似的偏好。 四、“政治正确派”的危险性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政治正确派”为了扳倒川普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严重冲击了美国的国本，即民主、法治和公民的宪法权利。当不少州出现的选举舞弊剥夺了选民的自由选举权，当喉舌媒体封锁真相以剥夺新闻自由，当教育界对不认同“政治正确”观念的人进行排挤打压、钳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当美国总务署署长遭到民主党的骚扰、威胁和虐待，当民主党议员开始讨论建立川普支持者黑名单以打击报复时，我们看到，政治专制的阴影已经在美国大地上出现。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这次总统大选已经不是候选人的个人输赢问题，而是美国的民主法治与“政治正确派”的对决，其结果将决定，美国今后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是否会被撼动；而民主党声称准备在拜登上台后推出的开放国界、开放毒品等措施，更是构成了对美国社会稳定的威胁。 我今年8月10日发表的《还原“政治正确”的真实面目》一文谈到，“政治正确派”的思想背景十分可疑，与从欧洲进口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不管是老版本还是新版本马克思主义，都主张阶层对立和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治正确”观的意识形态基础不过是马克思和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的新式翻版而已。若这种流行的“政治正确”观能与民主制度相容，就不能被称为“政治正确”；如果它坚持“政治正确”的标签，就暗含其与民主制度与天赋人权不相容的实质。实际上，“政治正确”观是一种从民主、自由和法治向思想专制和言论、行为管制倒退的反动，也是否定社会道德、价值伦理的逆流，不但不能听任其泛滥，还应该多加批判。 美国“政治正确派”的特点是，只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才是唯一“政治正确”的，任何其他人如果质疑他们的立场或观点，特别是质疑他们的政治领袖，就显然有“政治不正确”之嫌。这派人虽然在教育界、媒体、文化机构里人数众多，聚在一起彼此“认证”之后，似乎就忘了一个基本问题，谁授予了他们“正确”的“桂冠”？如果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自诩“永远正确”，旁人自然懒于置言；倘若把自封的“政治正确”当作衡量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事物和人群的标准，对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横加指责，岂不是在侵犯那些被他们指责的人之民主社会里宪法保护之下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吗？ 目前，美国家庭中父母和子女这两代人之间因为价值观分歧而发生道德、伦理、政治观点方面的分裂，是普遍现象，不仅仅限于华人家庭。其根源就在于，美国的整个教育系统的严重左倾化以及“政治正确”口号的政治专制色彩，正在严重地扭曲美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社会学理论认为，青少年价值观的自然形成主要在小学到高中阶段，其中家长、老师、同学三种影响力并存。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这三种力量因为政治分歧而互相对立的问题，这是这种家庭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 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下的“进步主义”，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与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即一种共产党式的社会专制。 《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对在美华人和中国国内的一部分活跃人物非常不满，急于撰文批判，自然是因为这些人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言论令这两位作者难以容忍；然而，此两人的不满，或许还与这些人对“政治正确派”的揭露更深入骨髓有关。就像佛罗里达州的古巴移民强烈支持川普一样，这些华人川普支持者对共产党文化的深刻认识，让他们对美国出现的任何类似版本都抱有高度警惕。而这样的警惕，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共产党专制的人才能具备；要发现“政治正确派”的言行与共产党专制的相似性，大部分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可能并没有足够的眼力。《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以为，在华人中找几个自己的同道，就能证明挺川之谬，实在是低估了“政治正确”抵制者的政治透视力和时事洞察力。 （全文转自大纪元）
四年两次选举，美国多数媒体皆表态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呈现一面倒压制川普的“共识”，台湾熟知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都在其中，若加计美国数百家各类报章杂志，根据当年“尼曼新闻研究中心”统计，希拉里和川普获得支持的比例为27比1，落差相当悬殊。换到电视新闻台，同样也是希拉里占有更多正面曝光。两次选举差别只在第一次是川普让众媒体跌破眼镜，第二次是靠拜登让“主流媒体”认为自己扳回一城。 前后四年都指向了一个事实，事实不是“主流媒体”反川普的立场，而是无论川普是输是赢，美国“主流媒体”只得道尽半数社会现况，无论就其新闻呈现或所引用（以及自己做的）的民意调查，也和美国整体情境显有落差。今天就算选举结果如“主流媒体”所愿，恐怕也没有真正摆脱四年前所谓“主流媒体菁英意识失败”的处境。 和《纽约时报》同等级数的美国媒体，确为菁英刊物，正面意义，在它囊括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专业知识者的观点和言说，对于国内外事务的评析，经常能提供兼具横向广度和纵向深度的见解，过去的确扮演了火车头角色，引领一代人的思潮。 但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已暴露“主流媒体”处于当代的一种尴尬，不仅对希拉里选情预测失准，且对川普的崛起毫无头绪，会成为问题的部分，尚不在希拉里的新闻呈现，更在于他们对川普背后的社会现象，恐怕是长期疏远和陌生，偏偏那不是一小搓少数分子的逆袭，甚而代表著美国本土有数千万人和“主流媒体”的美国价值相左。 至于美国“主流媒体”之间，尽管观点和角度有所不同，但也有趋近单一陈述的现象，尤其表现在那些政治正确之上，川普“反建制”的粗鲁不羁，则加速把媒体间的话语体系进一步合体。媒体人习惯把自家新闻上呈现的画面移作诠释为整体，过去“主流媒体”独领风骚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年代也许还行得通，但当社群媒体出现，不断解构资讯的流通管道，那些受短注意力和回声室影响的偌大族群，便再不需要向“主流媒体”取暖或感谢它为之代言，甚而两者还经常处于平行时空。 就算姑且不计社群媒体的影响，“主流媒体”本身应当也有需要自我检视的环节。再以《纽时》为例，在兼具历史传统和菁英圈的口碑下，2019年它的平日均发行量为44.3万份，不过十年前，它还有著将近日发行一百万份的稳定销售，在总部所在2千馀万人口的纽约州，较之其他立场小报如《野兽日报》、《石英数位媒体》和《国家评论杂志》等，它确实仍是“大报”，但其他小报的存在明确标志是为服务特定区域、特定立场的读者，则以“全国性媒体”自居的《纽时》，40馀万发行，今日环境之下，又实质具备多大的全国舆论能量？ 因应实体报销量下滑，《纽时》自然积极引进线上读者，2019同年统计，它的付费用户已高达233万户，不过，有15%订户是来自美国之外的地区，而且海外订户的增长率还高于国内订户。美国《纽时》实体报订户十年内掉了百分之五十，海外线上订户增长率又比美国本土还高，这让所谓美国“主流媒体”今天受到的关注度（当然也包括影响力），相当一部分是存于美国之外的读者群，换句话说，它们或许放眼了世界，有时却恐怕不慎遗漏许多自家门口前发生的事。 当年川普击败希拉里，“主流媒体”已看到川普在脸书拥有1300万粉丝，而希拉里只有900万粉丝所代表的意义，知道社群媒体声量不容轻看，但是否有同步补上“主流媒体”菁英意识的缺陷，就是另个问题了。简单说，在“主流媒体”已无法强势引领时代的当下，若也未能反映那月球长期被遮光的一面，则“主流媒体”的“主流”意思该是什么？陈述价值的作用或许仍居一家之言，若以陈述真相为志，那么公民意识甚强，且有几亿人口的美国，菁英意识主导的媒体，还能包罗下多少另个真实？ 这次大选，又是一次美国“主流媒体”的联合作战，当然，也包括社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加设的“审议机制”，皆对川普善用的选举战法有所遏抑，但即使如此，美国人在“主流媒体”过去四年“坚守岗位”下，那个大家眼中几如“恶棍”的川普仍得到7千馀万美国选民的支持，美国人为什么会这样？“主流媒体”一样不打算有解答。关于美国是什么、美国会如何，美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当然有相当参考价值，但两次大选已经说明了，美国“主流媒体”反映美国实况的能力，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么贴近现实，那么，更精确一点，或者称其为“主要”媒体即可。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伊万卡在替父亲站台竞选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华盛顿没有改变他，但他改变了华盛顿。” 这句评价建国的话有两层含义：建国作为一个异军突起来自建制派之外的客人，既是对美国传统政治体制的颠覆，也是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突围。 这种颠覆和突围带来的困难，其实并不是这次大选的纠葛中才出现，而是一直有；也不是民主党欲对建国置之死地，包括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同样心怀异志。 建国在大选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疫情带来的投票变数，所以之前他就一直在呼吁从法律角度阻止邮寄选票可能带来的猫腻。很不幸，确实被言中了。更不幸的在于，法院没有支持他的提议。 为什么在大政方针上建国呼风唤雨，在选举方式这种事情上无能为力？因为根据美国宪法，选举是地方事务，是州权的范畴。所以一个州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选举，怎么点票，什么时候完成，这是各州自己决定的。 一句话，法院可以决定是否重新计票，但是却没有权力甄别选票的真假，也不能绕过州政府去进行第三方清点。 所以拜振华在深更半夜获得的那些幽灵选票、天外选票、长寿选票甚至死人选票，如何甄别、如何鉴定甚至如何计算，这都是州权控制的范畴。从关键时候突然停止计票、断崖式的反超到各种诡异的突变，如果存在某些作假的可能，那也是建国无能为力的。因为这种事情，有人准备做的话，那一定是蓄谋已久，方案完备。 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很失望。失望的不是我有多喜欢建国，而是这样的选举方式最终伤害的其实不是建国，而是美国。 天庭和如来佛本是一家，要联合起来把那个擅自竖起“齐天大圣”、搅得天翻地覆的猴哥关起来，打下去容易，但是，要证明天庭还依然值得信服和仰望，不容易。 很多时候我觉得建国就像那个猴哥。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建国在从政的路上，过去曾多次转换党籍：1987年之前为民主党，1987年首次加入共和党，1999年转投改革党，2001年再次加入民主党，2009年再次加入共和党，2011年退出共和党而未加入其它政党，2012年第三度加入了共和党至今。 建国为啥这么折腾？他的政治观点其实多年来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中，第三党或者独立候选人想要打破既有的建制格局，只有三个字——不可能。对年轻时代就流露出从政意愿的建国而言，想要靠自己的商人或话题身份来实现政治抱负，绝无可能。他三番五次变幻党籍，其实都是在抱大树，找途径，最终实现当年在电视节目中要竞选总统的理想。 2016年他一路逆袭，在完全没有人看好的情况下，击败共和党内诸多建制派明星，获得提名；又击败几乎获得大资本一致支持的希拉里，让全世界都大吃一惊。这条路看起来充满神奇，其实却也是暗雷密布。 共和党的大佬家族——父子两总统的布什家族，就很看不上建国，觉得他就是个选秀明星，毫无内涵。老布什葬礼的时候，甚至不想邀请建国；共和党内另一个大佬麦凯恩，和建国更是深仇大恨，诸多政见不合，在建国准备废除奥巴马医保的时候，直接站在了对立面。死前甚至立下遗嘱不准建国参加葬礼…… 美国历史可能真的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建国，在党内党外都敌人无数，而且这些敌人都不是一般的强大。 由于从来没有从政经历，建国的执政也是一直风波不断——我们都知道，总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去做，他需要一个熟悉政府运作的技术官僚的班底。这方面，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建国其实从来没有自己的班底。他从商业领域雄心勃勃的跨界而来，希望用自己熟悉的商业模式来改变华盛顿的政治格局，所遇到的坎坷和阻力，在频繁更换的幕僚中可见一斑。 齐天大圣纵有万般本事，在一个各种既得利益已经磨合了很久的官僚体制中，是很容易成为公敌的。你要颠覆天庭另立山头，用近乎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秩序——不管这样的秩序实际上有多好，它注定都会不受欢迎。 所以我们看得到，建国殚精竭虑实现自己的竞选诺言——可能没有哪个当选人的完成度有他高；不顾一切的为了美国利益东征西战，不惜各种退群；抛弃一切所谓的政治正确，实践简单实用的政策路线…… 但恨他的人还是那么多，甚至可能比他当选前还要多。既得利益被损的恨他很正常，但很多可能得益者也未必能接受他——那些沾光的凡人们也都希望这个搅得天翻地覆的猴哥赶快遭殃，好让岁月继续静好。 理解新秩序和接受新秩序，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天地之间，能够理解齐天大圣的，恐怕只有后来的说书者，聆听者。 也许有没有建国的美国都还是第一强国——就像没有猴哥的天庭一样牛逼轰轰一样。但是齐天大圣的那面旗帜，始终不会倒下，因为它会飘在很多人的心中。 他即使被压在五指山下，故事也不会结束。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