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育兒日記（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脫口秀演員李昊石的所謂「辱軍」事件肇始於李昊石用「作風優良，能打勝仗」來形容野狗的生存能力強悍。而這兩個詞恰恰是習近平2013年為解放軍做的指示和要求，是只能用於解放軍的專有詞語，不可將其意轉嫁挪作他用。 中國是個口號治國的社會，這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個共同特徵。但是習近平上台後，在口號治國方面勝過他的前任，除了毛澤東。他造了大量的政治「新詞」進入中國的政治生活，成了黨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影響深遠。這些新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伴隨某個階段的國家發展目標和任務提出的，如中國夢、精準扶貧、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等，可算與時俱進；一類是要彰顯和維護中共統治及他個人權力的，如兩個維護、兩個確立、四個自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黨領導一切、偉大鬥爭、政治規矩、政治建設、根本遵循、關鍵少數，等等，帶有典型的習式特色。 從控制話語到控制思想和控制一切 奧維爾在他的《一九八四》這部小說中為我們虛構了一個極權國家大洋國，它的統治者「老大哥」和「英社黨」統治人民的一種方式是「新話」，黨的口號就是，「誰能控制話語，就能控制思想，誰能控制思想，就能控制一切」。新話是大洋國的官方語言，乃為控制人民思想而專門發明的。習「創造」的這些政治「新詞」也頻繁出現在黨的文件、報告、領導人講話、對外交流、報刊宣傳、幹部學習、學生課堂以及專家學者的演講與論文里，成為黨在新時期的「新話」和意識形態，它們構成習近平思想的主要內容，也是中共向外輸出的「政治文化」。 習的政治「新詞」特別是後一類，可以把它們稱為革命詞語或革命大詞，因為它們本質上是一個革命黨的政治文化的言說表現。這類語詞人們耳熟能詳的還有人民領袖、舵手統帥、輿論鬥爭、自我革命、紅色文化、政治面貌、政治安全、政治家辦報、歷史虛無主義、境外敵對勢力、忘我之心不死、我將無我。雖然有些革命語詞從毛時代就一直延續下來——就此而言，並非政治「新詞」，然而，到習這兒，他把這些革命語詞的含義復活了。 革命黨以推翻一個舊世界為己任，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講究一種鮮明的政治導向性和強烈的鼓動性，訴諸人們的內在情感。這種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在文革走向極端，變成了一種革命的大詞，但也就失去了革命語言原本具有的活潑和情感性，乾癟無趣，內容空洞。如文革流行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大批判、臭老九、黑五類等。用一些研究者的話來說，文革時期的政治語言具有格式化、刻板化、標準化、粗野化的特徵，強烈的政治色彩遮蔽了語言使用者的個體情感，導致語言內涵日益蒼白，表意功能日益弱化，語言活力日益萎縮；由於喪失了個性化語言的表達空間，也使得空話、套話、大話過多的現象盛行。 這種情況在今天又被複活。曾幾何時，鑒於革命語言在文革達到極致，讓人們對這種表達方式憎惡到極點。文革結束後，思想解凍，此類貌似崇高神聖的政治語言成了小說家和藝術家們無情嘲笑的對象。比如王朔和王小波的小說，就有大量這樣的描寫；尤其《編輯部的故事》和《我愛我家》這兩部室內情景喜劇，它們人物對話的基調建立在革命語言的反諷上，那些革命語言通過劇中人物「一本正經」地說出來，其內在的荒謬性立刻顯露無疑，引起觀眾強烈共鳴，達到消解這些政治語言意義的戲劇效果，以致它們成了中國情景喜劇的經典，至今不能超越。用今天當權者的標準看，無論是二王的小說，還是這兩部情景喜劇，對政治語言的肆意嘲弄，其對政權的冒犯，比李昊石事件要嚴重得多。可在當時，觀眾都沒把它當回事，審查機構也習以為常。這從一個側面反映那個時代政治文化的相對寬鬆。 習運用革命語言駕輕就熟 然而，這一切隨著習近平的上台，煙消雲散。習對政治的嚴控，不是一步到位，而有個逐步發酵的過程，初期是試探性的，等到成為核心，權力穩固，就不再半遮半掩，而原形畢露。習在建立極權統治的這一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借鑒和引入中共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進入黨的政治生活。革命文化和革命語言當然從來不曾遠離中共，但在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時間裡，由於要和西方接軌，它漸漸隱身。而習一直保留著他年輕時所受的革命意識形態尤其是文革話語的教育，這使他接受和運用這一套革命語言的表達方式，駕輕就熟，毫無違和感，並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稍稍加以改造，就能推陳出新。比如習愛在講話中引毛的詩詞，他曾在一次發言中說，昨天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今天是「人間正道是滄桑」，明天是「長風破浪會有時」，這就是典型的革命大詞，在毛那兒，這幾句詩還表現出一種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但在習這兒，只剩下一種不知所云的裝腔作勢。 不過，要想革命語言和革命大詞在新的政治現實下成為中國流行的政治文化，就必須設立一層保護機制，對敢於譏諷、挑戰這種革命語言的行為，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要進行打壓，讓人覺得革命大詞神聖不可侵犯，這也就是外界看到的，官方這些年來劃定的政治敏感詞越來越多的原因。若有人觸碰了這些敏感詞，輕得通報批評，重得判刑。李昊石不幸錯用了「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這兩個革命大詞，把它用在不該用的對象身上。相對而言，這兩個詞本身不像「新時代」、「全過程民主」或者「憲政」、「人權」一類詞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可由於被大眾默認為是解放軍的「專利」，也就不能有人對它隨意造次，其意思不能隨意被轉作他用，否則也是觸犯革命語言的政治禁忌。對人們來說，比起那些被明確圈定不能觸碰的政治敏感詞，此類詞語的運用要更加小心，因為在出問題前，誰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冒犯」。 可以說，李昊石事件見證了革命語言和革命大詞的回歸。這是習近平時代的政治，它反映了一種令人窒息的現實。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一份德國研究報告說，中國正在對在華外企施加越來越多的壓力，迫使這些企業在政治上與北京保持一致，並且擴大了被北京視為敏感問題的「紅線」。 路透社看到的這份由總部在柏林的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ics)和德國工業協會(BDI industry association)所做的研究報告，對100多家企業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對外企施壓的門檻正在降低，已知的案例數量自2018年以來顯著增加。 研究報告的共同作者、墨卡托中國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麥克斯·曾格萊恩(Max Zenglein)說：「這是關於認識中國何時以及如何施加壓力的模式。」 研究人員表示，除了國家主權問題外，有關新冠病毒來源、對華為等中國公司的制裁問題或者是對被中國認定為反華的政黨的支持，現在都被視為「新的紅線」。 德國汽車製造商戴姆勒是其中的一個例子。2018年，戴姆勒因在廣告中引用了被中國當局視為西藏分裂分子達賴喇嘛的話而多次道歉。 中國外交部表示，只有在看到完整報告後才能發表評論。 中國一直否認有關新冠病毒是從武漢一個專業實驗室泄漏的指稱。新冠病毒2019年底首次在武漢被發現。 華盛頓將華為視為中國共產黨全球監視機器的一個分支，但華為一再否認為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 尤其是一些外國消費品公司在中國受到抵制。在西方批評中國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的做法後，西方的服裝品牌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成為被抵制的目標。 研究人員在報告中寫道：「由於害怕成為目標，企業可能會避免回應外企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問題。或者他們可能認為，與中國政府的立場和目標保持一致是最安全的。」
2015年我應邀參加Dangerous Idea Festival,在悉尼歌劇院做了一場演講，題目叫《胎死》，講一部電影如何胎死腹中，講中國共產黨治下那種荒謬而殘酷的審查制度，以及它可能對全世界產生的影響，當時在英語和法語的報刊上發表過，不過中文版無處可發。7年後再看，感覺文中的觀點也並不是很過時。 《胎死》 一年多之前，一位影視公司的老闆找到我，請我幫助策劃一部麻將電影。我的第一反應是，「別扯了，你有錢給我多好，何必浪費在這種不可能的項目上？」 麻將是中國人最喜歡的運動，在成都、廣州這樣的城市，幾乎每個街區都有一家或多家麻將館，無數人晝夜不停地鏖戰在此，可中國大陸卻幾乎沒有跟麻將有關的影視劇，一個原因是這項運動沒什麼驚險動作，拍出來不好看，但最重要的還是那無所不在的審查與管制。 麻將運動跟賭博有關，中國政府名義上禁賭，雖然禁得並不認真，但它還是極不喜歡在影視中看到賭博的畫面。從這一點說，我們的政府有一種極為天真的品質，只要沒看到，它就可以假裝沒發生，同時還假設別人不知道。 這是中國審查制度的第一個事實：它不是法律，但比法律更有威力。在中國，不是每一條法律都被人尊敬，但關於審查，雖然沒有多少明確的標準，但人人都能心領神會，盡量不去觸碰那些禁忌和敏感事物。在2013年，我的一位好朋友試圖向中國出版社推薦一本書，講一個女人殺死丈夫的故事，出版社開始還很感興趣，但一聽說講的是穆斯林家庭，就紛紛表示「不敢出」，「不能出」，「穆斯林不能碰」。而查遍檔案，也找不到一條這樣的規定。同樣，也並沒有哪條法律說不能在電影中出現賭博畫面，但這麼多年來，卻幾乎沒人敢於嘗試拍一部麻將電影。 在中國的審查體系中，電視劇的級別最高，電影次之，報紙雜誌再次之，書籍又次之。最寬鬆的是網路，但在近兩年，網路上的審查也日益嚴苛，數百萬賬號被註銷，有許多人因其網路言論被捕，其中最著名的是我的好朋友，律師浦志強，就因為他在網上發布的28條信息，他於去年5月被捕，一直羈押至今。 如果你要拍一部電影或電視劇，那麼第一步就是申請立項，要向政府提交一份不少於1000字的劇本梗概，如果涉及特殊題材——大量的題材都可以說成是特殊題材，比如關於孔子，或者那位12世紀的天才將領——岳飛，或者，你的主要人物有和尚或道士，或者涉及犯罪⋯⋯這些都是特殊題材，都要經過格外的審查。 根據我的經驗，與麻將有關的電影第一步就無法通過，那位老闆卻很自信，說他認識廣電總局的官員，立項不成問題。了解中國的人都知道這話背後的含義：如果你說某位官員會幫你的忙，那麼要麼你準備給他送禮，要麼你已經送了禮，要不然他就是你的親戚。 這是中國審查制度的第二個事實：審查不僅與言論自由有關，在許多時候，它都是審查官牟利的工具。這些年中，我聽了大量類似的故事：某部電影久久通不過審查，最後製片方找到某位官員，結結實實地送了一筆錢，然後就順利過關。在某些時候，光有錢還不足以打發這些貪婪的審查官，他們還會要求女演員為他們提供「特殊服務」。 據我推測，這位老闆所認識的官員級別並不高，因為他的還是透露出一絲擔憂，說立項雖然不成問題，但我們還是不能講賭博。 打麻將而不賭博，那就只能是比賽了，然後我們開始策劃麻將大賽的故事，首先確定時代和背景，有人建議放在國共戰爭時期，一位正義的共產黨間諜通過打麻將破獲敵人的間諜網路。老闆當即否決，說不行，雖然間諜劇前些年很熱，但廣電總局後來下了文件，現在不能拍了。又有人建議放在某位王爺的府邸之中，一位才貌普通的妃子通過打麻將獲得王爺的寵愛。老闆連連搖頭：「你這不是正能量啊。」然後告訴我們，清宮戲雖然一直很火，但廣電總局最近也發文限制了，想別的吧。 6月份在《紐約時報》有一篇文章談中國的審查，認為審查並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自我審查。這話沒說錯，這話沒說錯，只是過於輕巧了。我們可以站在安全距離之外，道德感十足地指責人們缺乏對抗審查的勇氣，或者也可以去體會一下那些自我審查者所處的環境：那無所不在的壓力，以及巨大的、難以克服的恐懼。 這些人，影視公司老闆、策劃人、編劇，並非陷入迫害妄想的病人，他們根據現實和理性做出判斷，他們也了解電影的審查過程，知道其中有多麼大的風險：不需要正式的決議，也不會發布正式的公告，只需要某位審查官的一句話，就可以讓幾千萬元的投資化為泡影。 這是中國審查制度的第三個事實：權力運行在黑暗之中，沒有標準，也沒有明確的程序，卻有著極大的傷害能力。 戈培爾博士的中國信徒們很清楚地知道如何讓人們活在恐懼之中，他們查禁書籍、查禁電影，將言論者逮捕入獄，甚至會像黑社會一樣去恐嚇和毆打作家，更重要的是，從來不會有人對這些事負責，沒人知道是誰做的決定，因為什麼而做的決定，突然之間，一本書就不見了，一部電影就不見了，一個人就不見了。 在這故意製造的恐怖之中，自我審查其實已經成了最不得已的選擇，它是中國審查制度的必然後果，也應當視為是原初制度設計中的一部分。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制度，每一位與表達和創作有關的人：記者、作家、編輯、出版人和影視製作人都會不自覺地從審查對象變成審查官。 最後，我們把場景設置在四川省的某個小鎮，3位在城市打工的青年為了振興家鄉經濟，決定舉辦一場麻將大賽。他們籌措資金、尋找場地、聯繫人員，搞出許多笑話。在當代中國，這樣的電影肯定不是最差的，最差的那些你們甚至無法想像。就在最終定稿之前，老闆卻開始長久地猶豫，雖然一直沒有說明原因，但我猜想，他大概是忽然意識到了一部麻將電影所蘊含的巨大風險。 大約兩個月之後，一位廣東的老闆又對這廢棄的項目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第一位老闆不同，這位老闆拍過多部電影和電視劇，算是資深的業內投資者。他喜歡這個鄉鎮麻將大賽的故事，加進了許多自己的設計，並且開始準備送審文件，開始聯繫導演、演員和一應的工作人員。 在中國，一部電影的審查極為漫長和艱難，有時需要向幾十個政府或准政府機構申請許可。許多電影就死於這艱難的審查路上。幸運者可以拿到最終的公映許可證，業內稱之為「龍標」，「每次拿到龍標，我的感覺就像是從躺滿死屍的戰場中走出來，」這位老闆告訴我，「不容易啊，九死一生啊。」 大約一星期之後，他忽然給我打電話，說這電影不能拍了，先放一放吧。我問放多久，他不說話。我又問為什麼，他嘆了口氣，說你去看新聞吧。 那是2014年10月30日，就在前一天，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喉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要堅決禁止黨員集中打麻將。中國之外的人們很難理解兩者的關係：《人民日報》說的是黨員，我們的人物又不是黨員；《人民日報》只是一家報紙，又不算什麼政府機構，為什麼它的社論一出，我們的電影就要放棄？ 那位老闆這樣解釋：《人民日報》和廣電總局都歸黨管，《人民日報》反對打麻將，那就是黨反對打麻將，黨反對打麻將，電影和電視劇就要反對打麻將。不要糾纏什麼黨員和非黨員了，連黨員都不能幹的事，你一個非黨員有什麼權利去干？ 就這樣，一部電影還沒有開始就過早地結束了。在幾個月中，我們花費了大量心血，錄了幾十個小時的音，寫了厚厚的一摞文件：人物小傳、故事梗概、各種商業預案，但只因為某個文件、某句話，這一切都全都化為泡影。用業內術語，這叫「胎死」。 我不知道有多少影視創意胎死於這不見天日的審查制度之下，但我確確實實感覺到它正在傷害中國人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有人或許會說：審查沒什麼了不起的，美國有審查、英國有審查，澳大利亞有審查，每個國家都有審查。但在這裡，我想提醒各位：澳大利亞有審查，並不能證明中國的審查就是正確的。而不管你有多麼憤世嫉俗，都不應該認為中國和澳大利亞的審查是同樣的。 而在這樣的時代，當中國政府的企業紛紛跨越國境，當孔子學院在全球各地落成，當世界各國紛紛爭搶「中國訂單」，中國審查制度也將走出國門，它的陰影將不僅覆蓋我們，還將籠罩你們——那些生活在遙遠之處、自以為安全的人們。 在過去這幾年中，每當我談起中國政府，總會有些天真的西方人這樣回應：那個政府確實不好，可是，也不見得會壞到這種程度吧？或者：那個政府確實很壞，可它還沒有那麼強大，沒必要過分擔心。 在1997年之後，許多香港人也是差不多的想法。現在18年過去了，只要他們稍加留意，就會發現自己的城市、自己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座700多萬人的城市，現在幾乎已經沒有獨立的報紙和電視台，議員和政客越來越像共產黨的書記；抗議北京的遊行常常會有幫會成員前來騷擾；敢於公開批評北京媒體人和藝術家會遭遇刺客襲擊…… 我希望能讓各位明白，對中國政府的任何善意的想像都可能是錯的，同時還應該認識到：這個政府的強大已經有可能影響你的生活。 在大約兩年之前，位於英國倫敦的一家雜誌向我約稿，我在他們的網頁上發現了許多讚美中國共產黨的文章，這和我的作品風格不太一致，我追問原因，編輯告訴我：沒辦法，我們也要生存。我們最重要的幾家廣告客戶都是中國公司，如果我們刊載太多批評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文章，那麼他們就會停止投放廣告。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香港、美國、澳大利亞，以及遙遠的非洲。在悉尼，已經有超過6家華文報紙和雜誌，它們大多親近中國政府，或直接受中國政府控制，所刊發的報道和評論與中國政府的宣傳文稿如出一轍，常常不遺餘力地讚美和歌頌中國政府。在澳大利亞自由的土地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代表已經發出了自己獨特的聲音，遺憾的是，大多數人依然對此置若罔聞。 今年5月，美國筆會出具了一份報告，證明美國的出版工業和某些作家已經受到了中國審查制度的影響。 而在澳大利亞，根據《澳大利亞人報》的報道，澳洲廣播公司事實上已經默許他們的合作方——中國——審查他們的節目。同時，如果我們還沒有那麼健忘，應該記得2009年的墨爾本國際電影節，在那時，中國領事館曾要求電影節取消放映熱比婭（Rabiye Qadir）生平的紀錄片。 這事的意義遠不止一場電影，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審查官已經走到了你們中間，並且代替你們做出了選擇。此類事件不會就此停止，而且，和我們已經經歷過的一樣，那些機靈的中國審查官將越來越聰明，越來越隱蔽。 有些人會覺得，言論自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我們的生意。事實上，所有做中國生意的澳洲公司都會受到審查制度的影響，在最近一年多，中國政府的防火長城越來越強大，它不僅徹底屏蔽了谷歌、facebook，還阻斷了gmail等境外郵件服務網站，每天都有大量的vpn通道被阻隔或切斷。一個禁止你與之聯繫的政府，對你的生意又會有什麼樣的長期影響？ 是的，中國的審查離你還很遙遠，還不會很快地影響你的生活，但如果在某一天，你發現報紙上的中國「負面報道」越來越少，學者和媒體紛紛讚美中國的制度，某些政客開始明顯地維護中國政府的利益，請記得我在此時說過的這些危言聳聽的話： 人類的文明是一個整體，當一國政府開始有意識地摧殘文明、禁錮文明，那將不僅是此國國民的損失，那是全人類的共同損失； 在這樣的時代，言論自由不再是一個國家的內政。如果我們坐視一國政府在其國內肆意焚書抓人、鉗制言論，甚至與這樣的政府默契同行，心安理得地成為它的貿易夥伴、合作盟友，那麼，我們又該如何說服自己，說我們依然是有道德、有良知的人？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本土疫情持續升溫，藍營連日來喊話，盼中央開放地方政府自行採購疫苗，台北市長柯文哲也透露不排除「自謀生路」購買疫苗，演變成一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疫苗大戰」。據了解，過去半個多月以來，代理輝瑞BNT疫苗的上海復星醫藥公司透過管道，在檯面下積極穿梭藍營各縣市及藍綠各級民代強力推銷BNT疫苗輸台，甚至主動提出以「雙城論壇」模式，協助北市取得BNT疫苗。但最後包括柯文哲及新北市長侯友宜等人，考量上海復星代理BNT的政治敏感性及爭議性，均已予以回絕或婉拒。 打疫苗等半天 韓朱江向中央喊話：讓地方自購 新冠疫情大爆發，每日確診案例及死亡人數仍未見趨緩，使得疫苗成為當前民眾最為關注及迫切的議題。在中央疫苗採購數量不足、何時開放一般民眾施打疫苗遙遙無期，飽受輿論批判下，藍營也因而找到監督施力點，包括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前新北市長朱立倫、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及智庫副董連勝文等人，均出面喊話呼籲中央開放地方自購疫苗，放手讓地方做好防疫工作。 藍營執政縣市方面，除了金門縣長楊鎮浯、連江縣長劉增應連袂向中央喊話籲請同意自對岸取得國際認可的合法疫苗外，南投縣長林明溱26日也發出公文，要求中央開放縣市政府購買上海復星代理的BNT疫苗，供民眾施打。 陳時中一度鬆口鼓勵地方買疫苗 上海復星火速遊說 據了解，身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的衛福部長陳時中本月12日於立法院答覆藍委陳玉珍質詢時表示，地方若要購買國際疫苗，必須買有通過EUA（緊急使用授權）的疫苗，只要向指揮中心申請，並透過有執照的藥商做輸入許可，一切合乎規定即可採購。陳時中的一席話一出後，被外界解讀為中央首度鬆口開放、鼓勵地方自購疫苗，上海復星在台灣的代表及聯絡人於是隨即透過管道，積極與藍營執政縣市、藍綠各級民代展開遊說，強力推銷BNT疫苗輸台相關事宜。 例如，兼任國民黨中常委的新北市議員林金結等人，旋即於隔天在議會中提案，請新北市府應購買輝瑞BNT疫苗讓新北市民施打。林金結並表示，他有聯繫到台灣製藥商，可與上海復星直接簽約，疫苗再從德國送抵台灣，經中央檢驗就可提供給新北市民接種。另外，像是連繫的台中市議員黃健豪也於14日議會質詢時，強烈建議台中市應設法優先採購輝瑞和莫德納的疫苗，優先提供給孕婦、公托公幼的從業人員、中小學教職員等，確保下一代健康。 上海復星密集穿梭各政黨 地方串連自購疫苗反應冷 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復星於檯面下密集穿梭朝野各政黨，除了透過管道直接找上侯友宜、林明溱及彰化縣長王惠美等藍營執政縣市首長外，包括國民黨連繫、前桃園市黨部主委楊敏盛及無黨籍立委、前花蓮縣長傅崐萁等人，也都是上海復星大力請託的主要對象之一。只不過，對於地方串連自購疫苗一事，並未如預期獲得其他藍營縣市首長積極響應，有的縣市長希望退居「第二線」，以企業捐贈或藥商申請採購等方式取得疫苗；有的縣市長則是擔憂遭「抹紅」惹上政治爭議，因而不敢碰觸此一議題。 像是侯友宜受訪時便直言，疫苗的採購過程「一定是中央跟地方一起」，這段時間確實有很多外國藥商來和新北市接洽，但每個藥商資訊，新北都會讓中央知道，因為買疫苗一定要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市府追求的是「疫苗要快、要夠、品質要好」。台中市長盧秀也表態，支持中央統一標準調度及採購、配發疫苗，地方唯一拜託跟要求中央的就是疫苗注射要快、要全面。 上海提「雙城模式」幫爭BNT疫苗 遭柯市府回絕 據指出，除了侯友宜態度保守，已婉拒來自於上海復星推銷BNT疫苗的管道外，知情人士透露，本月中旬，對岸台辦系統也私下向部分藍營民代表達願協助台灣取得疫苗，其中，上海市府更透過管道聯繫柯文哲，主動提議不妨可考慮以「雙城論壇」模式，由上海協助姊妹市台北市採購上海復星代理的BNT疫苗。 巧合的是，國民黨北市議員王欣儀日前也出面喊話，呼籲北市應努力嘗試藉由「雙城論壇」平台，向上海復星取得其代理的輝瑞德國原廠疫苗，並強調上海復星公司是BNT大中華地區的總代理，BNT就是輝瑞的德國原廠，只是「代理」，並非大陸所生產的疫苗。但據了解，柯市府評估後，考量上海復星代理BNT疫苗的政治敏感性及爭議性，已於本周正式回絕對方請求。 東洋購BNT破局「被中央整慘」 今開放自購變數仍多 對此，有知情人士表示，在蔡英文總統提出由中央統籌採購、直接向原廠洽購等「三原則」後，形同已阻絕地方自購疫苗的路，即便今天陳時中公布地方或企業申請疫苗專案輸入的8項流程，但最後准駁權力仍握在中央手上。尤其，許多藥廠在看到前閣揆林全的東洋藥品洽購上海復星BNT疫苗破局的「前車之鑒」後，也私下紛紛表示擔憂「被中央整得很慘」，因而不敢擔任委託藥商，加上侯友宜、盧秀燕等藍營諸侯也采保守態度，地方自購疫苗能否順利達陣，恐怕還有諸多複雜變數及難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