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張愛玲
01 前天晚上被韓國的事情驚著了,不停地刷新聞,看事情怎麼發展。一直到尹錫悅宣布收回命令,才放心去睡覺。 第二天看到瓊瑤女士去世的消息,如果換在平日,肯定會傷感一陣。畢竟人到中年,就容易懷舊。但當時不行,滿腦子還是被韓國的新聞佔據著,所以只是略微詫異了一下。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咸吃蘿蔔淡操心,但真的是極受震動。也許是事有湊巧,我上個月剛剛讀過韓江的《少年來了》,還寫過一篇玻璃軀體里的堅硬寶石。當時看到新聞,第一個念頭就是:難道那些血都白流了嗎?難道又走回那個循環了嗎?難道真的是這樣嗎?雖然跟我沒有直接關係,但確實有點崩潰的感覺。 當然,最後證明我是多慮了。有些力量,比我這個悲觀主義者想像的更為強大。現在大致塵埃落定,也就有心思想點別的了——比如瓊瑤女士。本來我應該寫一篇關於韓國的文章,但想來想去還是算了,寫也寫不好,徒亂人意。 所以,還是寫寫瓊瑤女士吧。 這兩個話題看上去沒有什麼關聯,甚至截然相反。一個屬於公域的、遼闊的世界,一個屬於私域的、情愛的世界。但是,人的心靈不都是穿越於這兩極之間嗎? 02 我初中的時候讀過很多瓊瑤的書,至少有十幾本。一個小男孩讀這麼多瓊瑤的書,聽上去有點很古怪。但是沒辦法。那個時候沒那麼多書可供挑選,我又有閱讀的癖好,拿到什麼就讀什麼,所以前前後後讀了很多。 不知道現在讀起來會是什麼感受,但當時覺得不錯,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聚散兩依依》、《燃燒吧,火鳥!》、《聚散兩依依》,還有一個書名我忘記了,內容好像是女主角的傻弟弟把男主角打壞了,把我氣得要死。不過印象最深的還是《彩霞滿天》,我記得裡面寫到特別窮的一對情侶,只能買一份果汁,兩個人分著喝。雖然自己當時可能比他們還窮,但意識不到,覺得他們還挺可憐的。 我能讀到瓊瑤小說,是因為當時她的書特別特別流行,滿大街都是。現在的孩子可能完全無法理解它們的吸引力了。這就是時代的變遷。這就像鄧麗君的歌。我歲數小一點,已經錯過了鄧麗君的歌。我聽著只覺得甜的發膩,但是比我大上十歲的人,聽她的歌是可以感動得掉眼淚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從沒有那樣的歌啊。大家聽的都是義正詞嚴的正能量歌曲,忽然出來了鄧麗君的歌。那就不是單純地聽歌了,而是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原來人是可以發嗲的,人是可以甜蜜蜜的,人是可以你情我愛的。那不是不要臉,而是正常的,甚至可以拿出來唱的!發現這一點,是可以讓人掉眼淚的。 瓊瑤的小說也有類似的效果。至少在我的記憶里,以前沒有那樣的小說。以前我讀到小說,一定要有中心思想,要宏大,要高遠,要能總結出點什麼。哪怕當時的先鋒小說(我記得當時已經有先鋒小說了),也是如此。也正因為這樣,瓊瑤小說才讓大家如此著魔。 瓊瑤小說的主題是「愛情至上」。現在網上有個瓊瑤梗,「你雖然失掉了一條腿,但是她失掉的可是愛情呀!」現在的孩子覺得很好笑,「三觀不正」。時過境遷以後,我也會覺得有點好笑。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不少年輕人是相信這個的。就算他們覺得自己未必做得到,但也認為這終究是正確的、美好的。 那麼瓊瑤的書到底好不好?她說的「愛情至上」那套東西到底對不對? 如果站在此時此刻,我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但是針對我小時候那個具體時代而言,我覺得那些小說是好的,是有益的。即便今天回過頭來看,我還是這麼認為。 這就像鄧麗君的甜歌,我並不喜歡。但是當時代單調乏味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那些甜甜的東西就是好的。同樣,當時代粗糲荒蕪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瓊瑤女士的小說也就是好的。它讓讀者相信人生里有美好的東西,相信人活在世界上是為了彼此相愛,而不是為了彼此相恨。 說到底,一個沉迷於瓊瑤小說的世界,肯定比一個沉迷於敵我鬥爭的世界更正常,更文明,也更適於普通人生活。 03 很多人都說瓊瑤小說虛假膚淺,雖然不想冒犯逝者,但是我不得不說這些話也有道理。任何一個成熟的閱讀者,都不可能認為瓊瑤女士的小說有多高的文學性。 但是,一個社會整體的心智性情,往往是由那些通俗的大眾讀物來決定的,而不是由那些深刻的學術讀物來決定的。就像現代我們所處社會的整體心智性情,恐怕也更多地由抖音和小紅書來決定,而不是由豆瓣年度高分書籍來決定。 如果把瓊瑤小說跟現在的霸道總裁愛上我、穿越古代做王爺之類的比較,那我覺得真不好說是進步。 當年王朔老師批評「四大俗」,很多文化人也說港台是「文化沙漠」,我當時歲數雖小,但聽了也不以為然,因為這完全違反我的直覺。我當時明顯感覺到自己周圍才是文化沙漠,大家幾乎都有文化饑渴症,隨便一個什麼電視劇都能「萬人空巷」,這不是文化沙漠又是什麼呢?我們怎麼好意思說人家是文化沙漠,而我們是文化草原呢? 鄧麗君、羅大佑、崔健是啟蒙者。其實,瓊瑤、三毛、柏楊也是啟蒙者。當然,回過頭來看,瓊瑤、三毛、柏楊他們的書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經不住時代的考驗。我前些年重讀三毛和柏楊,就大失所望,覺得跟我記憶中完全不同。但是沒辦法,它們本身就是時代的產物。一個封閉、焦渴、乾涸的文化環境急不可耐地抓住了它們。 我記憶里一度以為三毛是張愛玲級別的作家,但後來重讀,真是大失所望。 而且,它們即便沒那麼好,但大方向卻沒有問題。我們可以說瓊瑤小說虛幻淺薄,但虛幻里有愛的底子;我們可以說三毛的散文矯情自戀,但矯情里有自由的底子;我們也可以說柏楊的雜文偏激幼稚,但偏激里有進步的底子。 而這些東西,都是那個時代極其匱乏的。 04 那麼現代呢? 瓊瑤、三毛、柏楊,當然都是我們要超越的階段。但是這個時代超越了嗎?我覺得真的很難講。 也許是我有時代濾鏡,或者個人偏見,我總覺得當下時代在走向保守。很多年輕人似乎還沒有年輕過,就已經老了。 比如現在網路輿論里,往往覺得收彩禮才是正常的,覺得門當戶對才是正確的,覺得「有情飲水飽」是荒謬的。當然,我不能說這些想法一定不對,但我總覺得,這不是少年戀愛時應該有的心性。 現實當然是嚴酷的。漫長的時間可能會打磨掉人的稜角,消磨掉人的激情,但是人畢竟應該先長出稜角,先生出激情來。年輕時的戀愛就應該是忘我的、燃燒的,哪怕火焰隨著時間流逝不再熾熱,它依舊能發出餘熱來溫暖我們的人生。可如果戀愛一開始就是如此現實,如此半死不活,如此擺出二婚般的利害算計,那麼它怎麼能夠給人生提供那份溫暖呢? 我很不理解。 確實,有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對瓊瑤、三毛之類的書有點輕蔑,覺得誇張做作,裡面很多經不起推敲的地方。但是看看如今的網路,我又覺得那裡有一些我們輕蔑不起的東西。 就像余秋雨老師,我也拿他的文章開涮過,但是看看現在那些殺氣騰騰的網文,卻又覺得余秋雨老師即便再矯飾,也是文明化的矯飾。我曾以為去掉那份矯飾,可以留下更純粹的文明,可沒想到去掉矯飾後,也可以露出暴戾凶蠻來。 同樣,對於瓊瑤女士,我現在也多了一份敬意。愛畢竟是美好的,是值得讚美的。在一個如此匱乏愛的年代,她曾經讓那麼多人明白這一點,也算是很了不起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押沙龍yashl
01 前天晚上被韓國的事情驚著了,不停地刷新聞,看事情怎麼發展。一直到尹錫悅宣布收回命令,才放心去睡覺。 第二天看到瓊瑤女士去世的消息,如果換在平日,肯定會傷感一陣。畢竟人到中年,就容易懷舊。但當時不行,滿腦子還是被韓國的新聞佔據著,所以只是略微詫異了一下。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咸吃蘿蔔淡操心,但真的是極受震動。也許是事有湊巧,我上個月剛剛讀過韓江的《少年來了》,還寫過一篇玻璃軀體里的堅硬寶石。當時看到新聞,第一個念頭就是:難道那些血都白流了嗎?難道又走回那個循環了嗎?難道真的是這樣嗎?雖然跟我沒有直接關係,但確實有點崩潰的感覺。 當然,最後證明我是多慮了。有些力量,比我這個悲觀主義者想像的更為強大。現在大致塵埃落定,也就有心思想點別的了——比如瓊瑤女士。本來我應該寫一篇關於韓國的文章,但想來想去還是算了,寫也寫不好,徒亂人意。 所以,還是寫寫瓊瑤女士吧。 這兩個話題看上去沒有什麼關聯,甚至截然相反。一個屬於公域的、遼闊的世界,一個屬於私域的、情愛的世界。但是,人的心靈不都是穿越於這兩極之間嗎? 02 我初中的時候讀過很多瓊瑤的書,至少有十幾本。一個小男孩讀這麼多瓊瑤的書,聽上去有點很古怪。但是沒辦法。那個時候沒那麼多書可供挑選,我又有閱讀的癖好,拿到什麼就讀什麼,所以前前後後讀了很多。 不知道現在讀起來會是什麼感受,但當時覺得不錯,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聚散兩依依》、《燃燒吧,火鳥!》、《聚散兩依依》,還有一個書名我忘記了,內容好像是女主角的傻弟弟把男主角打壞了,把我氣得要死。不過印象最深的還是《彩霞滿天》,我記得裡面寫到特別窮的一對情侶,只能買一份果汁,兩個人分著喝。雖然自己當時可能比他們還窮,但意識不到,覺得他們還挺可憐的。 我能讀到瓊瑤小說,是因為當時她的書特別特別流行,滿大街都是。現在的孩子可能完全無法理解它們的吸引力了。這就是時代的變遷。這就像鄧麗君的歌。我歲數小一點,已經錯過了鄧麗君的歌。我聽著只覺得甜的發膩,但是比我大上十歲的人,聽她的歌是可以感動得掉眼淚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從沒有那樣的歌啊。大家聽的都是義正詞嚴的正能量歌曲,忽然出來了鄧麗君的歌。那就不是單純地聽歌了,而是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原來人是可以發嗲的,人是可以甜蜜蜜的,人是可以你情我愛的。那不是不要臉,而是正常的,甚至可以拿出來唱的!發現這一點,是可以讓人掉眼淚的。 瓊瑤的小說也有類似的效果。至少在我的記憶里,以前沒有那樣的小說。以前我讀到小說,一定要有中心思想,要宏大,要高遠,要能總結出點什麼。哪怕當時的先鋒小說(我記得當時已經有先鋒小說了),也是如此。也正因為這樣,瓊瑤小說才讓大家如此著魔。 瓊瑤小說的主題是「愛情至上」。現在網上有個瓊瑤梗,「你雖然失掉了一條腿,但是她失掉的可是愛情呀!」現在的孩子覺得很好笑,「三觀不正」。時過境遷以後,我也會覺得有點好笑。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不少年輕人是相信這個的。就算他們覺得自己未必做得到,但也認為這終究是正確的、美好的。 那麼瓊瑤的書到底好不好?她說的「愛情至上」那套東西到底對不對? 如果站在此時此刻,我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但是針對我小時候那個具體時代而言,我覺得那些小說是好的,是有益的。即便今天回過頭來看,我還是這麼認為。 這就像鄧麗君的甜歌,我並不喜歡。但是當時代單調乏味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那些甜甜的東西就是好的。同樣,當時代粗糲荒蕪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瓊瑤女士的小說也就是好的。它讓讀者相信人生里有美好的東西,相信人活在世界上是為了彼此相愛,而不是為了彼此相恨。 說到底,一個沉迷於瓊瑤小說的世界,肯定比一個沉迷於敵我鬥爭的世界更正常,更文明,也更適於普通人生活。 03 很多人都說瓊瑤小說虛假膚淺,雖然不想冒犯逝者,但是我不得不說這些話也有道理。任何一個成熟的閱讀者,都不可能認為瓊瑤女士的小說有多高的文學性。 但是,一個社會整體的心智性情,往往是由那些通俗的大眾讀物來決定的,而不是由那些深刻的學術讀物來決定的。就像現代我們所處社會的整體心智性情,恐怕也更多地由抖音和小紅書來決定,而不是由豆瓣年度高分書籍來決定。 如果把瓊瑤小說跟現在的霸道總裁愛上我、穿越古代做王爺之類的比較,那我覺得真不好說是進步。 當年王朔老師批評「四大俗」,很多文化人也說港台是「文化沙漠」,我當時歲數雖小,但聽了也不以為然,因為這完全違反我的直覺。我當時明顯感覺到自己周圍才是文化沙漠,大家幾乎都有文化饑渴症,隨便一個什麼電視劇都能「萬人空巷」,這不是文化沙漠又是什麼呢?我們怎麼好意思說人家是文化沙漠,而我們是文化草原呢? 鄧麗君、羅大佑、崔健是啟蒙者。其實,瓊瑤、三毛、柏楊也是啟蒙者。當然,回過頭來看,瓊瑤、三毛、柏楊他們的書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經不住時代的考驗。我前些年重讀三毛和柏楊,就大失所望,覺得跟我記憶中完全不同。但是沒辦法,它們本身就是時代的產物。一個封閉、焦渴、乾涸的文化環境急不可耐地抓住了它們。 我記憶里一度以為三毛是張愛玲級別的作家,但後來重讀,真是大失所望。 而且,它們即便沒那麼好,但大方向卻沒有問題。我們可以說瓊瑤小說虛幻淺薄,但虛幻里有愛的底子;我們可以說三毛的散文矯情自戀,但矯情里有自由的底子;我們也可以說柏楊的雜文偏激幼稚,但偏激里有進步的底子。 而這些東西,都是那個時代極其匱乏的。 04 那麼現代呢? 瓊瑤、三毛、柏楊,當然都是我們要超越的階段。但是這個時代超越了嗎?我覺得真的很難講。 也許是我有時代濾鏡,或者個人偏見,我總覺得當下時代在走向保守。很多年輕人似乎還沒有年輕過,就已經老了。 比如現在網路輿論里,往往覺得收彩禮才是正常的,覺得門當戶對才是正確的,覺得「有情飲水飽」是荒謬的。當然,我不能說這些想法一定不對,但我總覺得,這不是少年戀愛時應該有的心性。 現實當然是嚴酷的。漫長的時間可能會打磨掉人的稜角,消磨掉人的激情,但是人畢竟應該先長出稜角,先生出激情來。年輕時的戀愛就應該是忘我的、燃燒的,哪怕火焰隨著時間流逝不再熾熱,它依舊能發出餘熱來溫暖我們的人生。可如果戀愛一開始就是如此現實,如此半死不活,如此擺出二婚般的利害算計,那麼它怎麼能夠給人生提供那份溫暖呢? 我很不理解。 確實,有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對瓊瑤、三毛之類的書有點輕蔑,覺得誇張做作,裡面很多經不起推敲的地方。但是看看如今的網路,我又覺得那裡有一些我們輕蔑不起的東西。 就像余秋雨老師,我也拿他的文章開涮過,但是看看現在那些殺氣騰騰的網文,卻又覺得余秋雨老師即便再矯飾,也是文明化的矯飾。我曾以為去掉那份矯飾,可以留下更純粹的文明,可沒想到去掉矯飾後,也可以露出暴戾凶蠻來。 同樣,對於瓊瑤女士,我現在也多了一份敬意。愛畢竟是美好的,是值得讚美的。在一個如此匱乏愛的年代,她曾經讓那麼多人明白這一點,也算是很了不起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押沙龍yashl
「這世界只有一種鄉愁 是你不在身邊的時候 這世界也不是我的地頭 就當我在宇宙飄流」 人們再一次想到了逃跑,此時節逃離叫做「潤」(run)。 原來潤也是有祖師爺的,她叫張愛玲。這次人們想起了她,將她供成了「跑路天后」。一次下鄉參加土改體驗生活的經歷,令張愛玲在1952年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港大學業」為由,離開上海去到香港;而三年後張愛玲再以難民身份毅然赴美。張愛玲的離滬和離港在今天看來,意味深長。 在其弟張子靜的晚年回憶中,1951年春倆人最後一次會面,張子靜問張愛玲今後有何打算時,她就說過,「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這句話在如今看來是有著雙重意味的,一方面她清楚過去那種「體面的生活」,是定然不可能維繫的了;而另一方面,社會要求一個人的生命,不止要改頭換面,更要從身體到心靈都「徹底改造」。留下的人,都已經用生命的代價,證明了「呆板的衣服」的兇險。 去年所流行的還是「躺」,也就是在內卷下,很多人已經放棄了打雞血一般的拼搏和努力,他們再也不想當生產力丶老闆口中的奮鬥者。他們想要的,只是留下一條狗命。 然而,躺這個近乎「小農思維」保住自己一畝三分地的想法畢竟是太過天真了,韭菜被動地就地倒下並不能免於被收割,非要換個菜畦不可了。如今不叫跑路丶也不叫逃難,「潤」畢竟聽上去是體面一些的,可某程度上是不屬於普通人的。阿里巴巴的副總裁賈揚清,偷偷輾轉到了美國,才得意洋洋的在社交媒體上亮出自己的「關係」;還有著名的連岳,做著愛國買賣,一公布IP地址,卻發現早就肉身潤到了日本。 潤確實需要些條件(比如財產和學歷)丶也需要些能力(信息獲取能力和外語能力),於是乎如今「潤」也成了一種學科,甚至有了相關的「綱領」,綱領裡面說潤「是為了成為一個可以決定自己命運,而不被主義——也即憑藉自我賦予正確性的極少數人所決定,並且在這些所謂正確、一盤大棋一般的決定的執行過程中,因受到『唯上主義』只對上負責,而遭到漠視甚至犧牲的人;是為了讓自己,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伴侶,特別是自己的後代永遠免受主義自以為是的正確而實則被戕害的人。」 這裡我們看到一種和以往移民頗為不同的理由:「決定自我命運的遷徙自由」。這不僅僅是嚮往個人幸福的遷移,反而多了一重價值的追求。這種追求是消極的,因為它幾乎不存在什麼人與人的連接或是改變社會的嚮往,但又是對保持個人尊嚴的最後行動。 潤,是私密的行動和選擇,有「潤物細無聲」的意味,是一種面對恐懼的誠實的自私。人們在逼迫下,在幻夢中也好,在改良中也罷,潤的人可是好好地給自己一個巴掌讓自己清醒地做出艱辛的個人選擇和行動。 然而中產的流失,仍然會對社會造成群體性影響。如今潤是不具有什麼公共性,更不是什麼反抗。但是人們是否可以通過「潤」來建立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呢?那就需要潤學專家們善用自己所來之不易的珍視的自由,或是像辛德勒名單一樣協助更多困頓者離開大牢籠(而不是老鄉見老鄉背後宰一刀);或是將自己這一份自由—— 很多時候是放棄了權力和養尊處優而換來的 —— 分享回去,讓潤的潮流不只是問題被又一次認清後的群體應激反應,更要展示出一部分人的價值選擇。 願將來我們不要再像龍應台在《大江大海1949》所寫的,金門的媽媽要孩子划船到廈門買瓶醬油,想不到中午打仗,相隔1800米海峽,卻用了50年才回去的時候,已經是給媽媽的祖墳上香。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贖罪券銷售中心」)
有讀者私信說,伢伢我覺得你文采不輸張愛玲,word天,太看得起人了,我叫張清零還差不多。 結果他話鋒一轉,來了句:「但你沒她聰明,你看人家寫亂世情愛,寫女學生和漢奸胡來,但是哦,人家從來不碰不該碰的。」 「比如她自1952年離開上海之後,就再也沒寫過這裡了,這就是她的通透之處。」 我當然知道他說這話的意思,但其實她是寫了的,在香港寫了關於土改的作品叫《秧歌》和《C地之戀》,裡面有不好的話,於是內地給禁了。 不過這麼一提,倒是讓我忍不住研究起張奶奶來,以前也寫過她媽媽,因為她老人家也在新加坡生活過嘛(鏈接:有錢有閑還有美貌的母親)。 幾天里扒拉了她好多文字,終於理解為何有這麼多女生是張迷了,因為她的小說常常直面人性,而散文又非常市井,以至於誰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不看還行,一旦看了根本停不下來。 比如她很愛吃,喜歡雲片糕、松子糖,還喜歡喝牛奶前先舔一下碗邊的白沫,跟你喝酸奶前舔蓋一個理兒。 童年生活的優渥,培養出她刁鑽的味覺,八九歲時有次喝雞湯,說裡面有藥味,家裡人不信,一問廚子,果然在殺雞前兩三天餵過葯。 讀私塾的時候,背書背得好,會得到兩塊綠豆糕做獎勵,而怎麼背也有技巧。 老先生教她讀「太王事獯於」,她死活記不住,於是腦子一轉,私下改為「太王嗜熏魚」,就再也忘不掉了。 吃得多了,當然會忍不住寫下來,不過她筆下的美食,不是滿漢全席那種高逼格的,而是街邊小食為主,花不了多少錢,但細品起來還蠻有情調。 她喜歡大餅、油條,豆腐乾和鹽水花生,也戒不掉麵包、咖啡和冰淇淋。 在上海念書時,離學校不遠有家俄國麵包店老大昌,她會去那裡找各色小麵包;後來去了香港,也曾徒步幾公里,到一家偏遠小店吃自己喜歡的冰激凌。 關於吃的,其他作家也會寫,比如周樹人老師的弟弟周作人,但我們張老師就很不屑。 說他寫來寫去,都是老家紹興那幾樣清淡菜,除了當地的筍,似乎也沒什麼特色。 這大實話也是非常扎心了,小周老人已經算男人中很重視生活品味的了,可他小康家庭的出身,到魔都千金小姐眼皮底下還是矮了一截。 #張愛玲的美食地圖# 除了吃,她還很喜歡穿衣打扮,號稱口紅狂魔,生平第一次賺到稿費,馬上去百貨商店買了支小號唇膏。 十歲便開始穿高跟鞋,愛打扮主要時從母親那兒學來的,娘倆短暫相處的歲月,她經常時一邊仰望她,一邊偷穿她的旗袍模仿她。 青春期最臭美的時候,繼母讓她穿自己的舊衣服,這讓她非常憎惡,說穿在身上像渾身都生了凍瘡。 以至於後來一度成了clothes-crazy(衣服狂),一有錢就去買衣服,最愛去虹口買日本花布,因為「一件就是一幅畫」。 張小姐的品位驚人,喜歡舊式的衣服,流行的話講叫vintage,有人問她為什麼要打扮的跟老奶奶似的? 她調侃道:「我又不是美女,也沒什麼特點,不做招搖打扮,怎麼引人注意?」 事實上確實還蠻扎眼的,她去出版社校稿,由於著裝過於奇特,全印刷廠的工人都停下來圍觀了; 她盛裝打扮去好友家做客,整條巷子轟動,身後跟著一群看熱鬧的小孩,一邊追一邊起鬨。 更有一次,朋友結婚,她穿了套清朝樣式的繡花襖褲,全場賓客驚奇不已,連新娘風頭都被搶去了。 艾瑪,這有點不厚道呀。 不光是敢穿,她還敢親自設計,還和好友開過店,可以說是一枚被小說耽誤的時裝設計師了。 她在文章里寫道:再沒心沒肝的女人,說起某年她心愛的某件衣服來,也是一往情深的。 她還說,每一個人的衣服,都是它的小世界,人是住在自己衣服裡邊的,服裝變遷的背後,是社會文化的變遷。 ——最後一句我原本沒反應過來,但一想到那些年流行過的中山裝、俄式布拉吉,有點理解了。 #服裝店老闆娘style# 張老師還說,戰爭給她最大的教訓,就是及時行樂,想做什麼就立刻去做,不然可能就都來不及了。 ——這話我要是早看到就好了,這樣就可以在4月之前,呼籲她的魔都老鄉們,趕快囤貨。 張的時髦之處還在於,對住的地方非常講究,房子可以是租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所以一定要精緻要有格調。 她出生在舊上海的張公館,有弄堂有大屋,但她喜歡的卻是洋房公寓。 母親從國外回來之後,她們搬到了一所花園洋房裡,有狗有花,有童話書,有鋼琴,還有漂亮的朋友,用她的話講「家裡的一切,都是美的頂巔。」 戰火摧毀了她在香港的書桌後,她逃回上海跟姑姑一起合租在常德公寓6樓,那是全上海數得著的豪宅,她在這裡開始寫作,在這裡成名、戀愛,結婚又離婚。 公寓樓下的咖啡館曾是她的最愛,經常在裡面一邊喝咖啡一邊寫作。 原話是:在上海我們家隔壁,就是戰時天津新搬來的起士林咖啡館,每天黎明制麵包,拉起嗅覺的警報,一股噴香的浩然之氣破空而來,有長風萬里之勢。 一般有錢人選住處都是以靜為主,但張老師卻喜歡周圍有很多聲音的,街上人聲,鄰居喧嘩,她都不覺得是吵,反而認為很親切,連晚上睡覺都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 這也是她和其他同時代的作家有區別的地方,別人都習慣於鄉村敘事,像周樹人老師的社戲、閏土和猹多有趣啊,彷彿田園和鄉村生活才是詩意的。 但城裡人張老師就偏不,她躲在公寓的陽台上,獨自看月亮,欣賞雨夜的霓虹燈,或者從慢悠悠行駛的雙層巴士上,突然伸出手來摘路旁樹巔的綠葉…… 我記得那時期的上海富家女多是自己開車上學的,比如顧維鈞後來的校花老婆嚴幼韻,張爸爸在「坐吃」還沒「山空」之前,會經常換車。 張愛玲去看電影都有小汽車接送,小戶人家出行的艱難,她似乎從未體驗過,坐車她還有個奇怪愛好,喜歡聞汽油味道,要坐在司機旁邊,說汽車發動後,那個「布布布」放氣聲,讓她很開心。 後來私家車沒了,至少也是坐黃包車。去醫院去打針天天乘黃包車,連三個月還不認識那條路。其實不是她的愚笨,而是根本用不著她去認路。 ——這也是我們張大作家又格格不入的地方,別人都是歌頌黃包車夫,就她坐了幾個月也沒感覺,不認路就是不認路。 從家裡逃出來之後,她開始坐都市電車了,這對一個生活閱歷並不豐富的作家來講,是認識社會的很好的窗口,她的蠻多素材都取材於電車上。 比如有次聽到兩個洋裝女人聊家長里短,感嘆她們:「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 她還在散文里寫過從電車上下來看到的風景,說上街去買菜,碰巧遇到封鎖,被就地隔離在離家幾丈遠的地方。 有個女傭企圖衝過防線,一面掙扎著,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燒飯罷!」眾人哈哈大笑。 坐在街沿上的販米的廣東婦人,向她的兒子說道:「看醫生是可以的;燒飯是不可以的。」這番對話,很靈活的刻畫出戰爭的背景下,小老百姓的無奈。 關於電車,她還寫過一篇小說叫《封鎖》,說是戰時的香港,因為空襲電力中斷,有輛電車停在那走不了了。 車上一個三十多歲的已婚男子呂忠禎,跟一個大學女助教吳翠遠,原本素不相識,卻因為這個特殊的環境聊上了。 兩個人從封鎖說起,說到家庭的不幸,說到對對方的好感。這倆人一個不是帥哥,另一個也不是美女,就是平凡素人,在這個封閉環境裡面動了點真情。 正當女主沉浸在一片溫柔愛鄉的時候,封鎖解除了,電車開始走了,男主又回到了他原來的座位上。 女主馬上明白了前面發生的一切等於沒發生,情話白講了,真情也白流露了,相當於是打了個盹,做了場春夢,他們又變成了原來的形象,當老師的還是老師,當小市民的還是小市民。 ——寫到這裡,我忍不住想,如果小說背景從香港改成上海,把電車改成方艙,把名字《封鎖》改成《隔離》,就問你,同樣的場景有木有可能再發生一遍? 再或者,膽子大一點,有沒有可能在2022年,來個魔都版的《傾城之戀》,或是《白玫瑰與紅玫瑰》之姊妹版——《小陰人與小陽人》了呢? 畢竟張老師寫過:「年紀輕,長得好看的時候,無論到社會上做什麼事,碰到的總是男人。可是到後來,除了男人之外總還有別的……」 別的是什麼呢?當然是愛啊,女要謀生,也要謀愛呀。 下 前文講了張愛玲老師筆下的小資生活,今天聊點別的,比如她的金錢觀。 按理說她名門之後,祖父張P綸乃清末名臣,祖母還是李H章的大女兒,嫁妝豐厚的很,傳到他父親手裡還有幾十處房產,和大筆的銀錢古董。 至少一家人衣食無憂應該沒問題的,她也完全有資本做個富家小姐,但是張爸爸除了在家裡背背古詩文,人生最大樂趣就是吃喝嫖賭抽大煙,後來娶的老婆也是個煙鬼。 家裡兩個人抽是筆很大的開支,財產就在父母親的煙霧繚繞中慢慢變少了。母親么雖說是富家女,但不事生產,還經常出國,又不會理財,手頭也不寬裕。 連女兒在家裡過不下去了來投奔她,都要提醒,跟著你父親是有錢花的,但跟著我,只能過沒什麼錢的生活。 這對二世祖爹媽,給張老師留下的最大陰影是要錢,比依萍大雨天去找她爸要錢還要大。 張爸爸和後媽生活奢靡,卻捨不得拿錢出來給她繳鋼琴費,每次去都要在煙榻前站上半天,看著倆人沉浸在煙霧繚繞的世界裡,對她熟視無睹。 這對於一個自尊心很強的女生來說,無疑是很大的傷害。 張中學畢業後想出國留學,父親極力反對,拒絕提供支持,母親願意幫她出英文補習的錢,但每次給之前都要發脾氣,惡語相加。 這讓小張同學十分痛苦,因為陸依萍只要忍受她爹一遍,而她得忍爹媽分別各一遍。 張在上海念的是聖瑪利亞女中,富家子弟雲集,她只能被迫穿上後媽從娘家帶來的舊衣服,款式老舊,顏色灰暗,這讓一個愛美的少女學霸,在同學面前特別自卑。 好不容易能去香港念書了,她又發現自己是班裡最窮的。 她跟姑姑講「其實我在香港時候也不至於窘到那樣,都是我那班同學太闊的緣故。」當時能讀港大的,多是有錢人子女,或是華僑富商,或是京滬名媛。 她的同學裡有汪精衛的侄女,還有橡膠大王們的子女。只有她住著最簡陋的學生宿舍,一個小小的單間,半截百葉門,連電燈都沒有,需要自己置辦。 雖然沒到三餐不繼的地步,但在一群出手闊綽的同學中間,她真的是異類了。沒錢買自來水筆,上課時全班只有她一人用蘸水筆,要隨身帶著墨水,非常醒目。 她也從來不參加任何社交活動,為了省錢,她連跳舞都沒學,因為要額外置辦舞蹈服裝,而她捨不得。 這種「爹媽不疼、後母虐待、錢還花的快」的窘迫,換做陸依萍就義無反顧的去大上海做歌女了。 但是我們張老師不一樣,十幾歲的她很清醒的意識到,要改變自己的命運,要脫離不靠譜的原生家庭,只有好好讀書,這才是她唯一的出路。 讀書寫稿、經濟獨立,才不用再依附,那可是上個世紀的30年代,一百年後的現在,小姑娘們才有這種大女主覺悟。 在港大求學期間,張愛玲的英文極其好,可以背下彌爾頓的整本《失樂園》,這當然不是天生就會的,不下苦功不可能的。 當年她在上海參加倫敦大學遠東區入學考試,得的是第一名,二戰爆發沒辦法才轉到港大。 在那裡讀的2年半,她把所有時間都泡在了圖書館,每門功課都是第一,連歷史都是滿分成績,第二年就拿了港大兩個獎學金。 #張愛玲港大成績單# 一位教授感嘆,教書十幾年,從未有人考過這麼高的分數,因為她的出眾,學費膳食費全免,畢業後還可以免費保送到牛津大學繼續深造。 她是真的一心想要好成績,想拿到豐厚獎學金,這樣手頭就能寬裕些,也多少能掙回點臉面。 她在《童言無忌》里也寫到了用錢時候的糾結,說朝思暮想計劃著買件衣裳,臨到買時還得再三考慮下,如果錢很多的話了,就用不著考慮了。 完全沒有錢的話,也不想了,就是有點錢但又不多,買得起但又得發發狠,這個過程最磨人了,喜悅中帶著一絲痛苦,屬於拘拘束束的小資產階級。 ——快說,這像不像你每次剁手前的樣子? 正是這種矛盾和尷尬,讓她在後來的一系列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里寫滿了紙醉金迷,不光寫,她還喊,大剌剌地說:「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不知道它的壞處,只知道它的好處。」 按照常人的想法,爸媽苛待你,長大了你有錢了,不應該對同病相憐的弟弟好點么,我們張老師並沒有。 上個世紀90年代,她唯一的弟弟張子靜終於和她聯繫上了,他在信里說,他準備結婚,但沒錢買房子,張姐姐回復:「我沒能力幫你的忙,真覺得慚愧」,又說「其實我也勉強夠用」。 但在她去世前一年,她的存款和資產加起來有三十多萬美元,後來大部分都留給的她的朋友宋淇夫婦。 張子靜最後是在繼母留給他的十四平小房子里度過最後時光的,姐姐去世時所留下的遺囑中,沒有一毛錢留給這位弟弟,甚至連他的名字都沒提過。 #張愛玲與弟弟張子靜# 張老師的香港生活因日本人入侵、港大被徵用而終結,她回到了上海,開啟了印表機模式的寫稿生涯。 時間一晃到了1952年,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有五百多人出席。在文化局長夏衍力保下,張老師也去參會了。 她盛裝打扮一番,入場後才發現,不論男男女女,都穿著灰藍中山裝,只有自己穿旗袍,外面還罩了網眼白絨線衫。 這時丁玲老師雄赳赳氣昂昂的走過來,悄聲的指責她為何如此大膽,不和大家統一。 接著也是在夏局長的安排下,她跟著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一待就是兩個月,這是她和新中國距離最近的一個時期,也是她和自己距離最遠的一個時期。 所聞所見使她非常苦惱,她下不去手寫英雄,想想也是,你讓一個大地主階級去歌頌土改,確實有點難為情。 這時候有朋友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么?」她說:「不會。一般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都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去嘗試。」 回來了之後,和弟弟最後一次見面,弟弟問她對未來有什麼打算。沉默良久之後,張老師說打算走,因為「人民裝那樣呆板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張老師還有一句原話是:連人的思想都要統一,這個環境就沒了文化和藝術的生存之地了。 #統一的文化和藝術# 張老師認為她的文字從不涉及政治,事實上她也確實沒有這方面的覺悟,如果有,她就不會跟胡L成結婚了,也不會誇日本人管理下的上海租界治安還好點了。 但是呢沒有覺悟不代表她就不敏感,接下來的日子,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脅」,預感到「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於是她果斷拒絕了夏局長的挽留,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香港大學學業」為由,準備離開大陸,前往香港。 在《對照記》里,張描述了她申請出境的過程,當時她穿著一件素凈的花布旗袍,到街道派出所辦出國護照: 「警察一聽說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臉來,彷彿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幸而調查得不很徹底,不知道我以寫作為生,不然也許就沒這麼容易放行了。」 「一旦批准出境,馬上和顏悅色起來,因為已經是外人了,地位僅次於國際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樣,要灶王爺『上天言好事』,代為宣揚政府待人民的親切體貼。」 申請被批准後,張老師提著簡單的行裝離開了上海,連小說手稿都沒敢帶,只帶走一副兒時的包金小藤鐲,「淺色紋路的棕色粗藤上,鑲著蟠龍蝙蝠」。 臨走前,她預感未來難測,為避免連累姑姑,兩人相約:以後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給她保存,二人就從此決別,從此再沒見過。 1952年7月,32歲的張老師先是乘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乘火車到深圳出境,過海關檢查時,她忐忑不安,緊張至極,生怕被扣下。 通行證上,她用了化名,檢查人員也許是她的讀者,記得她照片上的模樣,仔細地看了看,問她:「你就是寫小說的張愛玲?」她一驚,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噥一聲「是」。 她起初是想在香港定居下來的,但最後還是離開了,她在給朋友的信里寫:「香港人宗族性很強,排外(省人)。」 這興許就是離開的主要原因吧,1955年秋天,張老師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游輪前往美國。 這艘郵輪在那幾年很火,因為新中國剛成立不久,有不少的名人正是乘坐這輛郵輪從美國返回中國,包括錢學森先生在內的24位骨幹科學家。 張老師這一離開,離開的非常徹底,再也不回來。 其實以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經歷,離開祖國是必然的,也勉強不來,後來有人講,她就是不離開,在十年動蕩期,一百個張愛玲也被壓碎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