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文学：从夏志清评张爱玲两部作品谈起（一）

1979年，文学研究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一部英文巨著被译成中文出版。就是他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直接推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重写文学史”运动。

1979年，文学研究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近七百页英文巨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中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在香港出版。其时，中国展开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开始改革开放，内地与香港的交流逐渐增多，据说许多学者到香港旅游或办事后，都会顺带捎回夏志清这部大著认真研读。这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同小可的事件。这部著作，像颗重磅炸弹，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爆炸，直接推动了“重写文学史”运动。

（ 图：耶鲁大学于1961年1月1日出版夏志清的英文巨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我是1984年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才接触到夏志清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前一年，我在该校英语系读英美文学硕士，可能因为系主任（也是新西兰作家协会主席）看了我在天津南开大学英语专业毕业时写的论文On Earnest Hemingway，也可能因为我1964年学士毕业到如今已近二十年，年纪很大了，被文革之类的东西耽误太久了，竟破格批准我未读完硕士就读博士，又因为我计划的博士课题涉及当代中国文学，便把我转到该校亚语系，我因而有幸看到夏志清这部大著。当时我的确很为该书的许多颠覆性的观点所震动，不过也没有充分估计到它后来大家都看到的具有那么巨大的影响力。

在那时中国大陆，由于《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书，夏志清一下子不得了，大大出名，也引起大大的争议。1983年春夏之交，夏志清晚年唯一的一次回中国大陆看看，是应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锺书通过秘书长梅益的邀请。可是，他返回美国后不久，1983年秋天，中国大陆突然来势汹汹地开展了一场“清污”即清除所谓“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在政治权力斗争上，这场运动是企图搞垮胡耀邦；在思想文化领域，周扬、王若水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是主要批判靶子。夏志清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不幸也成了一个“污染”源，需要清除。中共官方媒体上公开大肆批判这部书，批判夏志清的文学史观和文学趣味，一派正气凛然，似乎言之凿凿，有理有据。据刘再复回忆，当年他在全国政协的会上，就听到丁玲与冯牧这两位权威对邀请夏志清访问的严厉谴责：“怎么可以让这样的反共学者到中国？”

不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的社会。我的博士论文，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就论述了这种复杂社会生态中文学界思想界的状况，而且几乎同步。所谓“紧缩与放松的循环”，是说那整个十年，政治风云反复变幻，大致上竟是逢双年反“左”、逢单年反“右”；或者是同一个时间，有些领导人反“左”，有些领导人反“右”。在这种情形下，各种思潮，包括文艺思潮，见缝插针，一有机会便纷纷从西方传入，就像小草一样，好像枯干了，但趁着一场春雨，又从石头缝中露头，飞快生长。而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学子，思想非常活跃，热衷于迎接新挑战，热衷于拥抱新思潮。这一切几乎不可思议，但当年的确如此。比如说对夏志清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批判，就竟然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其反作用最突出也是最珍贵最了不起的表现，是进一步更深入展开“重写文学史”运动，是先后掀起“张爱玲热”、“钱钟书热”和“沈从文热”。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多少年来，在官修教科书和文学史的推广下，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天下，这好像完全理所当然完全正确无疑，大多数中国人的文学观也已经严重地被熏陶被塑造被定型了。但是，如今夏志清在他的大著里，劈头劈脸猛然大喝一声：鲁迅没有那么伟大，张爱玲才是最伟大的小说家！还有沈从文和钱钟书的小说，也很伟大！而那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好些年，张爱玲正一个人孤独地住在美国的公寓里，她在1952年离开中国后，中共官方便刻意让人们忘记那位四十年代“出名要趁早”曾经轰动文坛的上海才女；沈从文则在默默地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他饱受屈辱与艰难，这位曾经写出《边城》等杰作的“中国乡土文学之父”，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是曾经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作家；钱钟书境况比起来是很好，在专心作他的各种研究，学术地位很高，但又有谁注意到他的别开生面的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呢？他们都还活着，但作为成就非凡的小说作家，他们人生高光之处，却鲜为人知。

由于夏志清的大力推介和高度称赞，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其他一批中共建政后被埋没的作家作品），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重见天光。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文学史”运动，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最亮丽的风景。夏志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发现者，在这个领域的学者中，很少有人能与他的影响力相比。估计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未完）

（以上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