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文学：从夏志清评张爱玲两部作品谈起（三）

两位大师之间：刘再复纪念夏志清，高度赞扬他没有中国大陆学人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 也表示并不完全接受他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评价。

（接前文）

2013年12月29日，夏志清先生在纽约去世，享年九十二岁。2014年2月，曾经作过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刘再复先生撰写<夏志清先生纪事>长文，后来发表在北京的《爱思想》及其他各地的网站上，以表纪念。在文章中，刘再复高度评价夏志清，但也表示一些不同意见。

刘再复指出，夏志清的“道”，最宝贵的是没有中国大陆学人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敢于面对文学事实、文学真理，该说就说，不情愿说的就不说，但又是很负责任地说。关于这一点，刘再复分两方面说明。从“正面”着眼，夏志清先是热烈肯定张爱玲、沈从文等，后又热烈肯定高行健等，都是率性磅礴。他说高行健的《车站》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好，让人意外，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从“负面”着眼，夏志清尖锐批评鲁迅、丁玲、赵树理，自己难以接受，但也是他的由衷之言。刘再复回忆，他在离开中国之前读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很有保留；而出国之后读了他的<曹禺访哥大纪实>一文，则大为钦佩。夏志清在<纪实>中对曹禺的批评与对老舍的批评均毫不含糊，锋芒四射。他敏锐地感到，曹禺这位在年青时代就写出《雷雨》《日出》的杰出剧作家，经过数十年的社会沧桑之后，完全变成一个只有“官腔”的政治传声筒了，不仅只会创作《明朗的天》这种毫无文学价值的宣传品，而且在美国的演讲本身也是宣传品。作为一个率性的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完全不能忍受曹禺的“作秀”，居然喊出了你“骗得了谁”？！刘再复说，他读了这篇<纪实>，被夏先生的率真震撼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天真！这是在诺大中国广阔土地上多么难以听到的真声音、真批评！刘再复的心头惊过一阵伤痛，觉得应当想想，为什么一个最善于言语的剧作家会失语？会堕入官腔八股腔？会被改造成一个只会说套话、说废话甚至说谎话的只有面具没有自己的乖孩子？这是多么值得质疑、多么值得反省的现象。

刘再复发自肺腑，说：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批评者，我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而是看到了这种现象之后不敢说出来，写不出来。因为自己身上毕竟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即使想说出来，又有哪个报刊敢于发表，敢于质疑呢？那些编者和背后的领导者哪一个不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呢？

 不过，刘再复并不完全接受夏志清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整体评价。

夏志清的整体评价，主要表现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刘再复说他对夏先生这部大著仍然很有保留，这种“保留”，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从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写作着眼，不赞成他的过于偏激的“褒此贬彼”。一些不同看法，刘再复藏在心里，多次产生与夏志清讨论的冲动，也多次压制住。但在1995年8月的一次访谈中，刘再复还是憋不住，作了一次关于张爱玲的表述，反对把她“创造”得过于神奇。

如果说那次的表述是“温和”的，那么，五年后，在2000年10月香港岭南大学召开的张爱玲学术研讨会上，刘再复与夏志清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学术冲突。刘再复的发言提纲长达一万五千字，只能简短讲一下要点。他先是真诚地肯定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开掘“被历史活埋”的重要作家，让张爱玲、沈从文等“重见天光”，其历史功绩巨大；然后“郑重地”讲明他的几个观点：

（1）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一场语言实验，成绩虽不理想，但出现了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等卓越小说家。如果需要在这些小说家中投票选出“谁为第一”，那么，他将把票投给鲁迅而不会投给张爱玲。原因是鲁迅的小说具有更巨大的思想深度，更丰富的精神内涵。

（2）张爱玲的青年时代写出了与左翼文学的大思路（表现“革命”、“时代”等大话题）完全不同的天才作品《金锁记》与《倾城之恋》。可惜，在1950年前后（以《小艾》为标志）革命大潮的冲击下，张爱玲守持不住自己的文学观，到了香港、美国之后所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完全丧失原先的风格——她的天才夭折了。

（3）出国之后张爱玲的文学悲剧，乃是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的悲剧。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玲（丁玲与张爱玲）的悲剧，其性质是一样的。一个从左的方向把《莎菲女士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个从右的方向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写成《秧歌》和《赤地之恋》。两人都从“人性”滑向“政治性”，都被政治话语吞食了文学话语。与二玲相比，在现代女性作家中，倒是萧红守持了人性立场和文学语言格局。

刘再复发言后，夏志清便作大家期待已久的讲话。刘再复这样回忆：

 夏志清的讲述虽用英文，但很好听，我大体上听得懂。我感受到，他虽有些激动，但并没有全盘反驳我，只是在其中有一段说，他除了喜欢张爱玲之外，还喜欢萧红。萧红很了不起，丁玲怎么能与萧红相提并论？更不能与张爱玲相提并论。说到这里，显然是针对我而发了。

 在那次香港研讨会后三、四年里，刘再复赌气断了与夏志清联系，出了新书不给他寄，过年过节，也不再打电话问候了。最后，是夹在老师与父亲之间的刘剑梅为他们解了结。其实他们都是惺惺相惜。2004年他们恢复了联系之后，便进入关系的“蜜切期”。刘再复说：他和夏志清辩论鲁迅与张爱玲，面对的是义理。论辩中他没有一刻忘记夏先生不仅是剑梅的老师，而且也是他的老师；夏先生不仅是大家尊敬的文学史家，而且也是他衷心敬佩的文学批评家。

在我心目中，刘再复先生也是我衷心敬佩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在我撰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博士论文中，我用整整一个篇章（第八章）论述1986年4月中发生的“刘再复事件”的演变，我极力推崇他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和他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刘再复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时，我曾经几次登门拜访请教。高行健200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刘再复起了很大作用，我非常赞许。关于对鲁迅的评价，刘再复这篇在2014年撰写的<夏志清先生纪事>中，也表示他及他们很多人对鲁迅确实“神化”了，鲁迅的局限和失误他们往往视而不见，仔细想想，夏志清的话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夏志清也对他半个世纪前出版的大著作了一些反思）。

不过，刘再复先生似乎没有更改他对所谓“两玲悲剧”的看法。关于这个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玲悲剧”，我不得不斗胆说一句：其性质绝非一样，而是完全相反，因而这个概念本身也不成立。对丁玲来说，把《莎菲女士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写成获得斯大林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确实是一个莫大的悲剧，是思想堕落，也是文学上的堕落；而张爱玲把《金锁记》《倾城之恋》写成《秧歌》和《赤地之恋》，则绝非悲剧，而是一种升华，不单是思想上的突破，也是文学上的突破。如果说《秧歌》和《赤地之恋》有政治倾向，恰恰是其强大的政治批判力量谱写出人性的颂歌，深刻地表达回归人性的痛彻心扉的渴望，其永恒的非凡的人道主义光辉甚至连作为作者的张爱玲本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