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今天這個焚書坑儒是採取不同的方式。時代變了，我們今天沒有書了，主要是在網路、媒體上。用不著燒了，也不能燒，所以它就是用禁止的辦法，完全取消，讓你不能出現，這就是現在新的焚書。坑儒呢，就是把你抓起來。現在是：只要有三個人在一起說話，只要是有什麼妄議，妄議中央之類的就可以把你關起來。就是在網上說話，彼此聊天他聽的不滿意也把你關起來，這就是新的坑儒。 這個新的坑儒，新的焚書，毛澤東己經超過它了。他覺得秦始皇不行，只坑了四佰多人，燒書也沒有燒光，他比他厲害的多。沒想到毛澤東死了以後幾十年又來了一個新的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現代的秦始皇——習近平。習近平現在在焚書與坑儒兩方面都比毛澤東厲害得多。他的言論的控制自從他上台以後連胡錦濤時代、江澤民時代的那一點點言論自由都沒有了，也沒有人敢說不同的話了。那時候還可以說一點不同的話，說完了，聽到了黨不高興你，但還不能馬上就抓你。現在是利用各種新的法，只要我聽不慣就把你抓起來關起來。所以維權律師一直很倒霉，一直是被關的對象，但不止是維權律師，任何人只要對政府提出批評或者二三個人在一塊，甚至於在屋裡談話，根本沒有出屋，也就可以被關起來判刑。 這一切都是在習近平時代，從2012年開始越來越凶，2017又到了一個新的高峰。英國的劍橋大學出版社最近收到中共的一個指示，要把他們的學術刊物《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Quarterly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刊物，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媒體，是一個學術刊物，學術刊物都是一生研究的對象，經過十年八年然後研究出一點頭緒，根據資料發表出來。這個不是發泄情緒的，也不是反對中共的，也不是擁護中共，只是客觀的分析，讓你了解中國某些事件是怎麼發生的，沒有反共不反共的問題，只是研究共產黨這個事件到底是怎麼形成的。國民黨時代也有人研究，從國民黨怎麼變成共產黨也是應該好好研究。這些都不是反共的東西，但是碰到一些敏感的題目共產黨不喜歡的，比如說有些是涉及天安門的，有些是涉及西藏的、台灣的，都不準在刊物里出現。要求劍橋出版社把它原來網路上面的《中國季刊》上撤掉三佰多篇文章。這個是不得了啦！ 焚書坑儒不但延伸到外國，也延伸至學術界。這是連毛澤東都還沒做到的事情，或者毛澤東那個時代也不知道外國有什麼刊物，現在《中國季刊》是幾十年來大家重視的一個重要刊物，而且有許多中國大陸的學者也投稿在這個上面發表，如果這樣一來，這些刊物反涉及共產黨東西都不能夠在《中國季刊》登出，那麼中國的學者跟外面的世界完全要隔開了，也就是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人對外面的東西什麼都不知道了，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退後到最愚昧的狀態，不知己，不知彼，那你怎麼做研究呢！而且在外國引起極大的憤怒，不但是劍橋出版社的《中國季刊》遭到這樣的命運，另外美國最重要的刊物《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亞洲研究期刊》）。《亞洲研究期刊》更重要，它是美國研究東亞的人的共同地刊物。東亞學會每年要開幾次會，開會的論文往往就發表在《亞洲研究期刊》上，《亞洲研究期刊》從古至今都包括在內，所以這二個刊物都被要求刪掉有關中國的研究，如果刪掉有關中國的研究，這二個刊物就沒有意義了。中外學術溝通的一個很好的道路現在共產黨覺得這個對它的政權有影響，所以要求取消。這個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發展，這就是中國目前的重要狀態，在這個狀態下，當然會有很不滿意的聲音出現。所以共產黨在習近平的指導下，要把任何不滿的聲音都消滅掉。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8月1日去世，海內外各界人士紛紛表達哀悼和緬懷。中國國內除了澎湃社發表了短訊之外，其它媒體都鴉雀無聲。有歷史學家指出，余英時除了在中國思想、文化史方面的卓越貢獻之外，還對糾正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等人對中國的誤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余英時去世的消息在中國官媒上的冷遇與中國社交媒體和海外輿論判然有別。 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上連篇累牘的網帖表達對余英時去世的哀悼和惋惜。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葛兆光2018年所寫的回顧余英時的一篇文章也第一時間在網路上被廣泛轉載。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採訪時也表示，將專門著文紀念余英時。 糾正費正清 海外中文媒體也對余英時去世的消息進行了大量報道，在總結他中國歷史研究的卓越成就的同時，也強調他一直堅持的反共立場。 在川普政府時期曾擔任美國國務院國務卿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的美國海軍學院東亞和軍事史教授余茂春認為，余英時糾正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對中國的誤解對他自己也有影響，「我看到余英時這些東西後，對我本人影響也很大，我後來進入美國對華決策的圈子裡邊，這些論述都有影響的。」 余茂春指出，余英時曾與費正清在哈佛共事多年，並以同事的身份對費正清對中共的錯誤看法進行有理有據的批判。但他強調，余英時並不是政策專家，「所以他的影響主要是從知識層面上來講的，比較有哲學意義的，不是直接批判，所以他的影響主要是轉變人們對中共本質的認識方面。」 1991年費正清去世後，余英時曾撰文《費正清與中國》以茲紀念，這篇文章收入《余英時文集》第五卷。他在文中分析說，費正清認不清中共所繼承的專制傳統，三四十年來他和許多「中國通」對中共發展的估計幾乎沒有一次不錯，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識才是費正清的觀點的致命的弱點。 余英時1949年離開中國大陸後，輾轉香港、美國等地，只在1978年短暫回國訪問。但那一次訪問並不愉快，他後來對媒體表示，「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麼？」 多年來，余英時一直堅定地反對中共體制。與余英時相熟的海外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耀主編胡平認為，反對中共體制，在海外的華人知識分子中並不少見，但余英時貴在能夠堅持。 「余英時是多次接受大陸方面的邀請，但他就是置之不理，他不理你，這就很難做到了。」 胡平說，余英時能做到這一點也跟他性情的淡泊有關，「他真是比較淡泊，你看他的書、他的文章，都是這個樣子，這種感覺，從來不去刻意追求驚人之語。」 士與中國文化 但在另一方面，余英時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卻非常友善，在海外與他接觸過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有口皆碑。 胡平介紹說，1989年六四事件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成立接納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功不可沒。「他可以說是大陸這些流亡人士最好的、最忠實的朋友，始終如一，六四之後初期的階段，大家對這些人都很熱心，後來就慢慢不把這些流亡人士放在眼裡，但余英時是始終如一。」 余茂春指出，余英時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友善來源於他對中國未來的清醒看法；他認為中國未來的中堅力量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有政治抱負、有遠大理想的中國知識分子。 而余英時對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研究早在1980年代就在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前述提及的葛兆光回顧文章中提到，余英時1987年在中國出版的著作《士與中國文化》曾深刻影響了當時的知識分子，「這部收錄了八篇有關古代「士」的歷史論文集在當時那種洛陽紙貴的盛況，我的朋友中，幾乎人手一冊，而且激起了有關知識分子使命的議論紛紛。」 無獨有偶，遠在美國新澤西州的經濟學者何清漣8月5日也在推特上發帖說，「我這輩學人幾乎都讀過他的《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開啟了大陸當代知識分子社會作用研究之門。」 葛兆光強調，余英時在這本書中指出古代中國的「士」與西方「知識分子」極為相似，都是「社會的良心」，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提醒知識階層要發掘傳統精神，用「道統」對抗「政統」，激勵了八十年代「文化熱」中知識階層對政治權力的反抗勇氣。 余茂春則認為，余英時對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的研究也揭露了中共統治的弊端，「余英時的一個看法是，中國共產黨摧殘中國文化最大的罪惡之一是徹底摧毀了紳士階層，以黨的領導來對中國這些中間的紳士階層進行徹底的清算。」 中國文化的承擔者 余英時曾對外界表示，中國共產黨不能代表中華文化。他甚至說，他不相信回到中國才有中國文化。 胡平認為余英時身上所保有的仍然是中國老派知識分子的風骨，「整體來看，才能意識到，（余英時）學問能做到這個地步，為人能做到這個地步，在這麼動蕩、這麼變化的世界裡，真是極其難得。」 胡平強調，余英時作為中國文化的承擔者，他是當之無愧。
中研院發布新聞稿證實，一代史學大師、中研院院士余英時8月1日在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余英時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先是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 中研院指出，余英時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更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 出版「余英時回憶錄」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聞訊表示意外與難過，直呼不敢相信。 余英時許多重要著作都由允晨出版，7月25日廖志峰才打越洋電話給余英時，請他為允晨文化成立40年紀念題幾個字，余英時也一口答應。沒想到今天傳來這樣的噩耗。 除了學術研究外，中研院表示，余英時也是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公眾知識分子，在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殊榮後，為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中研院說，余英時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一生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屆唐獎漢學獎等，並於1974年當選中研院第10屆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