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育兒日記（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本專欄上篇文章《趙克志和郭聲琨的下場取決於曾慶紅對習近平連任的是否支持？》刊登和播出的次日，習近平當局對外宣布了二十大的「前戲」十九屆七中全會，也就是十九屆最後一次全會的召開時間是下月9日，同時宣布了中共二十大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建議」時間是下月的16日。 依照慣例，最後一次本屆中央全會上的例行公事之一是審議並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而在此之前，黨章是否又會修改並不對外公開。眾所周知，中共政權是1982年召開十二大以來，歷次黨代會上都對黨章做過修改，修改內容最多、篇幅最大的就是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依筆者之預測，二十大如果再次修改黨章的話，修改篇幅遠不會有十九大那麼多。 十九屆七中全會上，還有一項重要的例行公事就是對本屆中央委員會進行「清倉」，同時遞補一批中央候補委員為中央委員。比如，5年前的中共十八屆七中全會就聽取了中央紀委、中央軍委對孫政才、王建平等15人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孫政才、黃興國、孫懷山、吳愛英、蘇樹林、王三運、項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雲峰、楊崇勇、莫建成開除黨籍處分，給予李立國、楊煥寧留黨察看二年處分，給予張喜武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份15人名單中的前面12人，包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孫政才及時任司法部部長吳愛英在內，無論是否被司法追究，其被開除黨籍的處分都已被在是次中央全會召開之前陸續對外公開；對後3個分別獲留黨察看和撤銷黨內職務處分者，都是首次對外宣布。其中的李立國是此前的國務院民政部部長，楊煥寧則是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黨組書記。 以此類比，那麼下月9日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上，對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的「清倉」 內容，毫無疑問是包括了對十九屆中央委員、前司法部長傅正華，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法院前常務副院長沈德詠，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前南京市委書記和江蘇省委副書記張敬華等人被開除黨籍的「確認」；以及對十九屆中央委員、前工信部部長肖亞慶，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山西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李佳（女）給予撤消黨內職務處分的確認。 相比於五年前的十八屆七中全會，十九屆七中全會上對本屆中央委員會的「清倉」工作已經遠不是那麼繁重和龐雜，數量上大概是1:10的比例；而從被「清倉」者的最高政治級別角度比，也已經從政治局委員降至普通中央委員。 自1987年中共黨的十三大召開至十九大召開之前為止，每兩屆黨代會之間都會有至少一名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被查辦。但十九大閉幕至今，距中共二十大召開的時間只剩一個半月的時間，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里，以及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和在任其他副國級，比如國務委員、「兩高」院長，以及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副職領導人里，都還沒有被公開處分者。 除了如上已經被對外公開的肖亞慶和李佳，下月初將召開的十九屆七中全會上，將會宣布對另外某個甚或某幾個正省部級的當屆中央委員，或者候補委員進行黨紀處分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公開宣布對某個副國級的在任領導人進行黨內處分的可能性，基本沒有了。如此說來，趙克志也好 ，郭聲琨也好，被習近平恩准在二十大上「平安降落」 的可能性是一天大於一天。也就是我們本專欄過去文章中所說的，對他們兩人的「內部冷處理」– 即只給予比留黨察看還要輕微的黨內處分，比如黨內警告，至多是嚴重警告，甚或只是內部「通報批評」，同時令其所擔任的主要職務「自然終止」，即「到點下車」的可能性，一天大於一天。因為但凡此二人從政治忠誠角度不被習近平懷有太大疑心，習近平本人也不願意給外界一個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從上到下全都爛透了的印象。 當然，因年齡原因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不再連任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者，「平安降落」 之後終究還是沒有逃脫被整肅的先例，也是大有人在。從政法系統的角度，最典型的例子當然是周永康了。 10年前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已經被外界猜測因為「挺薄」有了麻煩的周永康，以在新疆「全票當選」的十八大代表的身份在會場上神采飛揚。央視的新聞鏡頭裡，也有他和胡錦濤、習近平等人「親切握手致意」 的照片。 日後從網上可以查到，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榮退」一年後的201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聽取了中央紀委在查辦案件中發現的周永康違紀線索情況的彙報，決定開展相應核查工作」。 但是，這一消息當時並未被對外公開。直到2014年7月底，中共當局才對外公開宣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了中央紀委開展核查工作情況的彙報，決定對周永康立案審查。」 而根據中共官方當時那段時間的公開報道內容，周永康「榮退」後的次年，即2013年10月份，還有很是高調的公開活動。足見當時的周永康失去自由的時間應該是在2013年年底，也就是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開展核查工作」之後。 依此類推，對整個公安系統內形成了一個「孫力軍政治團伙」至少應該負「失察」之責的郭聲琨也好，趙克志也好，即使在下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平安降落」，「麻煩還在後頭」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而本文和本專欄下篇文章中要繼續討論的是，他們這兩個現在還分別掛著書記和副書記名頭的中央政法委成員，將會在下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閉幕之後如何改組。話題就要從今天剛剛被宣布為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的應勇的「東山再起」、「鹹魚翻生」說起。 大概是3天之前，有香港媒體署名作者援引中共最高檢察院的內部消息說，本被視為二十大政治局新貴，但今年3月因「年齡原因」卸任湖北書記，轉任中國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外界以為他「退居二線」被仕途看淡的應勇的身影，已經於8月20日左右出現在最高檢察院。最高檢察院的黨組會議上已經宣布，中央任命應勇為最高檢察院黨組副書記，排名在另一名黨組副書記、常務副檢察長（正部長級）童建明之前。 當時的這則消息來源中，也還說了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將於今年至9月2日在北京舉行，屆時會任命應勇為最高檢副檢察長。 果不其然，今天的中共官方媒體已經宣布了「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六次會議2日經表決，任命應勇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 與此同時，中共官媒也發布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應勇同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大檢察官的公告》，公告落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席大檢察官張軍」。 回顧以往，最近的一次由張軍以首席大檢察官身份任命一個一級大檢察官的時間，是2020年5月20日。當時的被任命者童建明，擔任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已經近兩年，嚴格說是1年零11個月的時間了。只不過是他在被宣布為一級大檢察官的前幾天，剛剛被中組部宣布為最高檢黨組副書記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檢察長（正部長級）。中共官網此前宣布，2018年6月22日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童建明、陳國慶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的任命。 童建明此前的職務先後是最高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辦公廳主任，最高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河北省檢察院檢察長、黨組書記，河北省委常委、秘書長、省直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依其如此資歷，現如今當然只能排名卸任省委書記、畢竟還是十九屆中央委員的應勇之後。 也是在今天宣布應勇為最高檢察院副院長的同時，百度百科等也都奉命把應勇的詞條修正為「現任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最高檢察院黨組副書記（正部長級）、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一級大檢察官」。 與此同時，最高檢察院網站也重新排列領導人名單，張軍之下就是應勇，童建明從老二變成了老三。 筆者注意到，即使是必須嚴守新聞紀律的中共內地新聞媒體，也還是要想方設法表示出一點對應勇這一年內職務上的「起死回生」的好奇。比如，一家內地媒體報道此新聞的標題就是《湖北省委原書記應勇履新最高檢 政法老兵重回政法一線》，內容中強調「此次任職最高檢，將是應勇今年來的第二次履新。2020年2月，應勇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趕赴湖北任職，在湖北工作770餘天；2022年3月，應勇卸任湖北省委書記職務，後赴京擔任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此番履新最高檢，這位政法老兵重回政法陣地……。」 筆者在這裡把應勇今年內的職務變化說成是「起死回生」， 是因為這個月球人都知道其為習近平鐵杆親信之背景的應勇，在今年4月被宣布從湖北省委書記改任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二線職務時，雖並未達到65歲的正省部級一線職務的封頂年齡，但仍然還是被新華社的報道中特別解釋了一句「因年齡原因」，從在中共政壇上的政治前途看當然是「日落西山」。而從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的掛名副主任返回一線，出任最高檢察院排名第一的副檢察長、一級大檢察官及黨組副書記，而且是趕在距二十大召開還有一個半月的時間宣布，毫無疑問是要在二十大上繼任中央委員，並在此基礎上或者入局，或在明年三月接任與政治局委員一樣都是副國級的最高檢察長。可以戲稱是「鹹魚翻生」，是不是也可以說成是政治上的「起死回生」 ？ 從今年3月底離開湖北省委，到十幾天以前突然現身在最高檢察院的那段時間的應勇，只不過是完成了一段基於某種特定需要的「詐死」，也是很有可能的。 關於習近平的鐵杆政治親信應勇，筆者過去幾年來已經在本專欄有多篇文章分別介紹了他的過去，分析了他的現在並預測了他的未來。比如，去年6月的《十堰大爆炸案的真實死亡人數與應勇的副國級晉陞前景》、去年7月《誰會與應勇競爭下屆中央政法委書記？》、去年11月的《應勇和彭清華都是最可能升任副國級的省級黨委一把手》等。 但是，今年3月應勇突然被宣布免去湖北省委書記實職，並被新華社特地強調為「因年齡原因」之後，筆者也曾一度懷疑，這個應勇是不是因為什麼外界猜測不到的原因失寵於習近平了？ 而現如今，無論是先安排應勇「退居二線」然後又趕在二十大召開前夜宣布他重返「政法一線」，為晉陞副國級熱身的這一番騷操作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幕後考量，或者是基於我們外界無法猜測到的複雜人事鬥爭原因，他應勇在下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之後，以65歲的年齡晉陞副國級的前景，已經和習近平連任第三屆中共黨魁一樣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至於他應勇未來是否會如同今天幾家港媒上分析的，接任張軍的最高檢察長，還是其他副國級實職，甚至直接在二十屆一中全會上入局，將是我們下篇文章的分析重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敲定10月16日召開20大後，親中港媒《星島日報》分析稱，現任總書記習近平鐵定連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一定會卸任，符合條件的接班人是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或現任副總理胡春華。此外，美媒引述外國外交官表示，20大在10月中召開是要讓習近平有充足時間為11月的重大外交活動做準備。 中共官媒新華社周二（30日）報導稱，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天開會，建議10月16日召開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習近平預計在20大發表施政報告，指明未來5年的優先事項。翌日，《星島日報》刊文指，在20大上，習近平鐵定連任，最核心的政治局常委會只會做微調。 中共黨內有所謂的「七上八下」慣例（年滿68歲離任，67歲仍可留任）。《星島日報》的文章稱，依該不成文規定，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退休，李克強、汪洋、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中紀委書記趙樂際，都將連任常委。文章強調，69歲的習近平不受「七上八下」之限。 文章並指出，20大在人事方面有兩大看點：是否敲定接班人、誰出任總理。 文章認為，習近平5年後滿74歲，仍不算「老邁」，何況習近平還肩負著「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任，因此，這次黨代會可能不會敲定「儲君」。 至於誰出任新屆總理，文章稱，李克強擔任了兩屆總理，根據憲法須卸任；按照慣例，總理人選一般須有副總理的經歷，目前符合條件者只有兩人：汪洋和胡春華。 應勇或將晉陞為國家領導人 星島日報報導，前湖北省委書記應勇在今年3月被免去職務；近日東山再起，可能成為中共20大前夕的重磅高層調整。 應勇今年64歲，2020年初，COVID-19疫情在武漢爆發，他主政湖北，本被視為20大政治局新貴，但今年3月因「年齡原因」卸任湖北書記，轉任中國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外界以為他「退居二線」，仕途看淡。據超過兩個可靠消息透露，應勇已於20日左右前往最高檢就任黨組副書記，排名在另一名黨組副書記、常務副檢察長（正部長級）童建明之前。 此外，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正在北京舉行，屆時可能會任命應勇為最高檢副檢察長。 據消息指出，已近65歲的應勇仍獲安排擔任實職，相信還有「大用」，預料明年3月接替張軍擔任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成為首席大檢察官，晉身國家領導人。 據報導，應勇曾任浙江省及上海市高級法院院長、上海市長，他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浙江舊部，稱具有豐富的政法和黨政經驗。 解析中共10月中召開20大 《華爾街日報》周二報導，外國外交官們表示，20大定在10月召開，使習近平有足夠的時間為11月的重大外交活動做準備，包括：出席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20國集團（G20）峰會，以及出席在泰國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APEC）。 專家們早有預測，習近平會在拿到未來5年的領導權後參加G20，這意味著20大將在G20之前召開。 8月早些時候，《華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習近平預計在20大取得連任後，出席11月15至16日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G20峰會，接著前往泰國首都曼谷出席APEC峰會。「拜習會」將選在兩次峰會之間的某個時間。知情人士說，準備工作仍處於早期階段，可能會有所改變。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亞洲項目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7月25日告訴美聯社：「我認為，習（近平）將在取得他的第三任期與強勢的政治地位後出席G20。」 美聯社的報導引述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教授蘇浩的話說，G20是在多邊舞台上進行面對面交流的難得機會，G20將為習近平提供一個機會。 印度尼西亞是本次G20峰會的輪值主席國，該國總統維多多（Joko Widodo）8月告訴彭博社，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都計划出席G20峰會。 如果習近平在20大後出席G20，將是他近3年來的首次國際出訪。
在文章《中共中央至今仍未完成對湖北省委常委會的「改組」》中，討論了去年初因為武漢疫情失控，而替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央決策層背鍋的時任湖北省和武漢市主要領導人應該是接受了哪一類黨內處分的問題。 按照中共黨章和黨內的紀律處分條例規定，黨紀處分共分為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出黨籍等5種。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對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給以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開除黨籍的處分，必須由中央委員會全會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在特殊情況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級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做出處理決定，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前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前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至今並沒有受到開除黨籍以及留黨查看的處分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在位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的被開除黨籍處分並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都是在某次中央全會上進行並對外公開宣布的。從程序 上講，無法對外保密。 遠的例子不舉，自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以來，二十多年積累下來，已經有近二十名時任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在中央全會上確認被開除黨籍，包括外界無人不知的薄熙來和令計劃以及孫政才等。 另有過去還有兩個在位的中央委員，在某次中央全會上被撤消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但並未被開除黨籍的事例。一九九五年九月召開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第十四屆中央委員陳希同被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後一次中央全會上又被宣布開除黨籍，移交司法）；二零零七年十月召開的第十七屆三中全會上，于幼軍被撤消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這裡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周永康還是郭伯雄等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被宣布開除黨籍時都已經不在位了。也就是說，對中共黨員來說，開除黨籍不但是最重的處分，而且在具體實行過程中， 所有在位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所接受的黨內處分如果嚴重到開除黨籍的話，那麼一定都是已經被內定「移交司法處理」了，極少有例外。 可見，在蔣超良和馬國強去年初雙雙被宣布免職之後，如果已經被附帶了黨內處分的話，只能是黨內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 有湖北省委人士透露，日前由湖北省委副書記兼省長位置上黯然下台、到全國政協去等待退休的王曉東，事實上雖然沒有在去年二月和蔣超良及馬國強一同下台，但當時他們三人同時都被內部宣布了處以黨內的警告處分和嚴重警告處分。 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條規定，黨員受到警告處分，一年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職務的黨外職務。黨員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一年半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 雖然蔣超良下台之後已經完全沒有可能被安排在黨內提升，或者被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任職務的黨外職務 — 比如全國政協副主席，但既然已經被免去原來的職務，再被安排任何一個同級別的新任職務也還是需要一個為時至少一年半的「沉寂」期。馬國強也是一樣。 當時有外界媒體注意到，黨報《環球時報》總編、「叼盤手」胡錫進有一段很詭秘的話，他說蔣超良和馬國強黯然離職，留下很多思考。胡錫進稱，這兩位官員「本可以把過失的責任主動承擔起來，如果有七分責任，他們應該主動承擔九分」，那就會贏得「諒解」，可是他們給人的印象是只想承認「一小部分」。 胡錫進此言一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先生即發表評論說：胡錫進的意思就是，地方官員要把習近平的責任、中央的責任攬在自己頭上，這樣黨中央就諒解了，就不會免你的職了。 有消息說，就在武漢疫情失控的最初一段時間裡，一度保持沉默的習近平其實也不是整天圍著中南海游泳池轉圈，嘴裡不停地吭嘰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而是幾次招見王滬寧、栗戰書、許其亮、張又俠等人，問計發布戒嚴令的可行性。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自統治了中國大陸之後，由中央發布 「戒嚴令」的情況只出現過一次，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 根據中共當局的相關「法律」規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戒嚴，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發布戒嚴令。 當時的情況是，廣場示威學生和社會各界的訴求之一就是召開全國人大，依法解決事端，所以就搞出了一個「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李鵬總理戒嚴令」。 之後，中共當局「痛定思痛」，肯定了對「戒嚴」一事進行專門立法的必要性。 一九九六年，當時還是江澤民為總書記的中共當局正式生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戒嚴法》，稱： 「在發生嚴重危及國家的統一、安全或者社會公共安全的動亂、暴亂或者嚴重騷亂，不採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的緊急狀態時，國家可以決定實行戒嚴」 「戒嚴期間，為保證戒嚴的實施和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國家可以依照本法在戒嚴地區內，對憲法、法律規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行使做出特別規定」； 「戒嚴地區內的一切組織和個人，必須嚴格遵守戒嚴令和實施戒嚴令的規定，積極協助人民政府恢復正常社會秩序」； 「戒嚴任務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裝警察執行；必要時，國務院可以向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由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派出人民解放軍協助執行戒嚴任務」。 當時有外界評論說：輿情洶湧，人民的怒火對準了官員，與其說習近平派去的省市委書記比蔣超良和馬國強更有能力消滅瘟疫，不如說習近平派他們去是為了滅火，是為了鞏固被這場大疫撼動的政權。表面看，習近平的權力仍然很強大，但是，李文亮醫生不幸逝世之後，中國人罕見的一致的憤怒，對失去言論自由權利的憤怒，對一個吹哨人被剝奪權利的憤怒，一一指向北京，這也是近年來罕見的。在李醫生逝世前，已經有清華教授許章潤勾勒了「憤怒的人民不再恐懼」的形勢，還有在自己的祖國逃亡的憲政學者許志永發表了勸習近平讓位的檄文。李文亮逝世後，到處都是要求政權向人民道歉，呼籲全國人大落實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的聲音。習近平派親信重整武漢，意在修補自己黯淡無光的形象……。 當時被派去的應勇無疑是習近平的政治親信，但稱得上是習近平政治親信者多了去了，為什麼單單選中了應勇？而武漢市委書記的繼任人，為什麼會是當時的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而不是另外的什麼人？ 仔細研讀並對照他們兩人的中共政壇履歷就不難發現，卻原來當時的習近平政權從中央部委和地方百官中，單單選中了都是職業警察出身的應勇和王忠林前往接掌危機中的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主要考慮因素就是在決定暫時不直接公開宣布實施 「戒嚴令」的前提下，在當地實施沒有「戒嚴令」，但事實上比實施「戒嚴令」還嚴酷的控制手段。這兩個職業警察出身的省級黨政官員，是最可能勝任的。 如果把湖北和武漢疫情爆發之前的中共所有任副省部和正省部級官員逐一對比就會發現，正在或者一直是在擔任政法系統職務者除外 — 因為這類人並不同時具備地方黨政主官的從政經驗，正在擔任省和副省一級地方黨政主官者中，職業警察出身者少之又少，而應勇和王忠林又是他們中間履歷最亮眼的兩個。 先說應勇。在自己的簡歷中聲稱是「大學學歷、法學碩士」的應勇，事實上沒有經歷過哪怕半天的正規大學的校園生活。他十九歲即在家鄉浙江的一個工商行政管理所當辦事員，據傳是因為他的父親退休，他因此獲得了一個「頂替」的「招干」名額。工商制服穿了一年，應勇即改穿了警察制服 ，開始了為時近三十年的職業警察生涯。 從一九七七年至二零零三年，他前後花了二十六年時間，從一個鄉鎮派出所的「片兒警」，一步步經歷了派出所所長、地區公安處的副處長和處長、地級市的公安局長，直到省公廳的正局級副廳長。並在此職務上，進入了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從福建省調至浙江省委的習近平的「法眼」。 此後，他脫掉警服，擔任了不到兩年時間的浙江省紀委副書記兼省監察廳廳長；隨又改穿上一身法警制服，被當時的浙江省省委書記習近平提升為享受副省部級待遇的浙江高級法院院長。 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前夜，已經擔任了數月時間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進中央任職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書記之前，主持的最後一次上海市高層人事變動的事項之一就是安排時任浙江高院院長應勇任上海高院黨組書記。在此黨內職務的基礎上，等待同級人大會議上通過一個接任上海高院院長的「法律」程序。 再說王忠林。此人從一九八零年在家鄉山東費縣高中畢業後，即被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系刑法專業錄取；一九八四年大學畢業後，即被分配回山東。從基層警員做起，刑警、交警、偵察員……，干過好幾個警種，花了十一年時間才爬升到棗莊市公安局交警支隊隊長的職位；而後又花了五年時間，爬升到棗莊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的職位。但只在這個位置停留了不到半年，就脫掉了制服，開始了地方黨政官員的任職過程。直到二零一六年，以山東省濟南市市長身份開始享受副省部級待遇。在此期間，他「在職進修」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的在職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在此基礎上，日後他也和習近平一樣，也弄了一個「在職博士」的頭銜。 不過，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如果不是因為武漢疫情，當時馬國強的仕途前景明顯比王忠林看好。因為比王忠林還年輕一歲的馬國強已經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而十九大召開時，還只是濟南市代市長的王忠林連十九大代表都沒有被安排。 而現在看來，馬國強的未來最好前景就是被異地安排一個不為眾人所關注的副省部級閑職。而王忠林在已被從武漢市委書記升任湖北省長的基礎上，二十大進中委當然是板上釘釘的事，而且屆時接替應勇的省委書記職務是非常有可能的。 至於應勇本人，我們前面節目中已經介紹和分析過的近一個月前，十堰燃氣爆炸事故後後續追蹤報道眼看已經被完全壓制下來，「政治影響」已經被從快從速消除，不會因此而影響他應勇在明年二十大上的仕途走向，是越來越可以肯定了。 確實，兩個「臨危受命」的職業警察到任之後的「酷吏」作為，簡直可以說是令習近平大喜過望。未來二十大上，肯定都會是首先考慮的犒賞對象之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