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产品 美国拟对澳加征12.5%关税
2026 年 6 月 4 日
本专栏上篇文章《赵克志和郭声琨的下场取决于曾庆红对习近平连任的是否支持？》刊登和播出的次日，习近平当局对外宣布了二十大的“前戏”十九届七中全会，也就是十九届最后一次全会的召开时间是下月9日，同时宣布了中共二十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建议”时间是下月的16日。 依照惯例，最后一次本届中央全会上的例行公事之一是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而在此之前，党章是否又会修改并不对外公开。众所周知，中共政权是1982年召开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上都对党章做过修改，修改内容最多、篇幅最大的就是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依笔者之预测，二十大如果再次修改党章的话，修改篇幅远不会有十九大那么多。 十九届七中全会上，还有一项重要的例行公事就是对本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清仓”，同时递补一批中央候补委员为中央委员。比如，5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就听取了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对孙政才、王建平等15人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份15人名单中的前面12人，包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及时任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内，无论是否被司法追究，其被开除党籍的处分都已被在是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陆续对外公开；对后3个分别获留党察看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者，都是首次对外宣布。其中的李立国是此前的国务院民政部部长，杨焕宁则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以此类比，那么下月9日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对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清仓” 内容，毫无疑问是包括了对十九届中央委员、前司法部长傅正华，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法院前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前南京市委书记和江苏省委副书记张敬华等人被开除党籍的“确认”；以及对十九届中央委员、前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女）给予撤消党内职务处分的确认。 相比于五年前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对本届中央委员会的“清仓”工作已经远不是那么繁重和庞杂，数量上大概是1:10的比例；而从被“清仓”者的最高政治级别角度比，也已经从政治局委员降至普通中央委员。 自1987年中共党的十三大召开至十九大召开之前为止，每两届党代会之间都会有至少一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被查办。但十九大闭幕至今，距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时间只剩一个半月的时间，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里，以及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和在任其他副国级，比如国务委员、“两高”院长，以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副职领导人里，都还没有被公开处分者。 除了如上已经被对外公开的肖亚庆和李佳，下月初将召开的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将会宣布对另外某个甚或某几个正省部级的当届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进行党纪处分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公开宣布对某个副国级的在任领导人进行党内处分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了。如此说来，赵克志也好 ，郭声琨也好，被习近平恩准在二十大上“平安降落” 的可能性是一天大于一天。也就是我们本专栏过去文章中所说的，对他们两人的“内部冷处理”– 即只给予比留党察看还要轻微的党内处分，比如党内警告，至多是严重警告，甚或只是内部“通报批评”，同时令其所担任的主要职务“自然终止”，即“到点下车”的可能性，一天大于一天。因为但凡此二人从政治忠诚角度不被习近平怀有太大疑心，习近平本人也不愿意给外界一个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从上到下全都烂透了的印象。 当然，因年龄原因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再连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者，“平安降落” 之后终究还是没有逃脱被整肃的先例，也是大有人在。从政法系统的角度，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周永康了。 10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已经被外界猜测因为“挺薄”有了麻烦的周永康，以在新疆“全票当选”的十八大代表的身份在会场上神采飞扬。央视的新闻镜头里，也有他和胡锦涛、习近平等人“亲切握手致意” 的照片。 日后从网上可以查到，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荣退”一年后的201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周永康违纪线索情况的汇报，决定开展相应核查工作”。 但是，这一消息当时并未被对外公开。直到2014年7月底，中共当局才对外公开宣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纪委开展核查工作情况的汇报，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而根据中共官方当时那段时间的公开报道内容，周永康“荣退”后的次年，即2013年10月份，还有很是高调的公开活动。足见当时的周永康失去自由的时间应该是在2013年年底，也就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开展核查工作”之后。 依此类推，对整个公安系统内形成了一个“孙力军政治团伙”至少应该负“失察”之责的郭声琨也好，赵克志也好，即使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平安降落”，“麻烦还在后头”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而本文和本专栏下篇文章中要继续讨论的是，他们这两个现在还分别挂着书记和副书记名头的中央政法委成员，将会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闭幕之后如何改组。话题就要从今天刚刚被宣布为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应勇的“东山再起”、“咸鱼翻生”说起。 大概是3天之前，有香港媒体署名作者援引中共最高检察院的内部消息说，本被视为二十大政治局新贵，但今年3月因“年龄原因”卸任湖北书记，转任中国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界以为他“退居二线”被仕途看淡的应勇的身影，已经于8月20日左右出现在最高检察院。最高检察院的党组会议上已经宣布，中央任命应勇为最高检察院党组副书记，排名在另一名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正部长级）童建明之前。 当时的这则消息来源中，也还说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于今年至9月2日在北京举行，届时会任命应勇为最高检副检察长。 果不其然，今天的中共官方媒体已经宣布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日经表决，任命应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与此同时，中共官媒也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应勇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大检察官的公告》，公告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张军”。 回顾以往，最近的一次由张军以首席大检察官身份任命一个一级大检察官的时间，是2020年5月20日。当时的被任命者童建明，担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已经近两年，严格说是1年零11个月的时间了。只不过是他在被宣布为一级大检察官的前几天，刚刚被中组部宣布为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正部长级）。中共官网此前宣布，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童建明、陈国庆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任命。 童建明此前的职务先后是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办公厅主任，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依其如此资历，现如今当然只能排名卸任省委书记、毕竟还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应勇之后。 也是在今天宣布应勇为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的同时，百度百科等也都奉命把应勇的词条修正为“现任第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检察院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大检察官”。 与此同时，最高检察院网站也重新排列领导人名单，张军之下就是应勇，童建明从老二变成了老三。 笔者注意到，即使是必须严守新闻纪律的中共内地新闻媒体，也还是要想方设法表示出一点对应勇这一年内职务上的“起死回生”的好奇。比如，一家内地媒体报道此新闻的标题就是《湖北省委原书记应勇履新最高检 政法老兵重回政法一线》，内容中强调“此次任职最高检，将是应勇今年来的第二次履新。2020年2月，应勇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赶赴湖北任职，在湖北工作770余天；2022年3月，应勇卸任湖北省委书记职务，后赴京担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番履新最高检，这位政法老兵重回政法阵地……。” 笔者在这里把应勇今年内的职务变化说成是“起死回生”， 是因为这个月球人都知道其为习近平铁杆亲信之背景的应勇，在今年4月被宣布从湖北省委书记改任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二线职务时，虽并未达到65岁的正省部级一线职务的封顶年龄，但仍然还是被新华社的报道中特别解释了一句“因年龄原因”，从在中共政坛上的政治前途看当然是“日落西山”。而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挂名副主任返回一线，出任最高检察院排名第一的副检察长、一级大检察官及党组副书记，而且是赶在距二十大召开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宣布，毫无疑问是要在二十大上继任中央委员，并在此基础上或者入局，或在明年三月接任与政治局委员一样都是副国级的最高检察长。可以戏称是“咸鱼翻生”，是不是也可以说成是政治上的“起死回生” ？ 从今年3月底离开湖北省委，到十几天以前突然现身在最高检察院的那段时间的应勇，只不过是完成了一段基于某种特定需要的“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 关于习近平的铁杆政治亲信应勇，笔者过去几年来已经在本专栏有多篇文章分别介绍了他的过去，分析了他的现在并预测了他的未来。比如，去年6月的《十堰大爆炸案的真实死亡人数与应勇的副国级晋升前景》、去年7月《谁会与应勇竞争下届中央政法委书记？》、去年11月的《应勇和彭清华都是最可能升任副国级的省级党委一把手》等。 但是，今年3月应勇突然被宣布免去湖北省委书记实职，并被新华社特地强调为“因年龄原因”之后，笔者也曾一度怀疑，这个应勇是不是因为什么外界猜测不到的原因失宠于习近平了？ 而现如今，无论是先安排应勇“退居二线”然后又赶在二十大召开前夜宣布他重返“政法一线”，为晋升副国级热身的这一番骚操作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幕后考量，或者是基于我们外界无法猜测到的复杂人事斗争原因，他应勇在下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之后，以65岁的年龄晋升副国级的前景，已经和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中共党魁一样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至于他应勇未来是否会如同今天几家港媒上分析的，接任张军的最高检察长，还是其他副国级实职，甚至直接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入局，将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分析重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敲定10月16日召开20大后，亲中港媒《星岛日报》分析称，现任总书记习近平铁定连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定会卸任，符合条件的接班人是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或现任副总理胡春华。此外，美媒引述外国外交官表示，20大在10月中召开是要让习近平有充足时间为11月的重大外交活动做准备。 中共官媒新华社周二（30日）报导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天开会，建议10月16日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预计在20大发表施政报告，指明未来5年的优先事项。翌日，《星岛日报》刊文指，在20大上，习近平铁定连任，最核心的政治局常委会只会做微调。 中共党内有所谓的“七上八下”惯例（年满68岁离任，67岁仍可留任）。《星岛日报》的文章称，依该不成文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退休，李克强、汪洋、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都将连任常委。文章强调，69岁的习近平不受“七上八下”之限。 文章并指出，20大在人事方面有两大看点：是否敲定接班人、谁出任总理。 文章认为，习近平5年后满74岁，仍不算“老迈”，何况习近平还肩负著“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因此，这次党代会可能不会敲定“储君”。 至于谁出任新届总理，文章称，李克强担任了两届总理，根据宪法须卸任；按照惯例，总理人选一般须有副总理的经历，目前符合条件者只有两人：汪洋和胡春华。 应勇或将晋升为国家领导人 星岛日报报导，前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在今年3月被免去职务；近日东山再起，可能成为中共20大前夕的重磅高层调整。 应勇今年64岁，2020年初，COVID-19疫情在武汉爆发，他主政湖北，本被视为20大政治局新贵，但今年3月因“年龄原因”卸任湖北书记，转任中国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界以为他“退居二线”，仕途看淡。据超过两个可靠消息透露，应勇已于20日左右前往最高检就任党组副书记，排名在另一名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正部长级）童建明之前。 此外，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届时可能会任命应勇为最高检副检察长。 据消息指出，已近65岁的应勇仍获安排担任实职，相信还有“大用”，预料明年3月接替张军担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成为首席大检察官，晋身国家领导人。 据报导，应勇曾任浙江省及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上海市长，他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浙江旧部，称具有丰富的政法和党政经验。 解析中共10月中召开20大 《华尔街日报》周二报导，外国外交官们表示，20大定在10月召开，使习近平有足够的时间为11月的重大外交活动做准备，包括：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以及出席在泰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APEC）。 专家们早有预测，习近平会在拿到未来5年的领导权后参加G20，这意味著20大将在G20之前召开。 8月早些时候，《华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习近平预计在20大取得连任后，出席11月15至16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接著前往泰国首都曼谷出席APEC峰会。“拜习会”将选在两次峰会之间的某个时间。知情人士说，准备工作仍处于早期阶段，可能会有所改变。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7月25日告诉美联社：“我认为，习（近平）将在取得他的第三任期与强势的政治地位后出席G20。” 美联社的报导引述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苏浩的话说，G20是在多边舞台上进行面对面交流的难得机会，G20将为习近平提供一个机会。 印度尼西亚是本次G20峰会的轮值主席国，该国总统维多多（Joko Widodo）8月告诉彭博社，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计划出席G20峰会。 如果习近平在20大后出席G20，将是他近3年来的首次国际出访。
在文章《中共中央至今仍未完成对湖北省委常委会的“改组”》中，讨论了去年初因为武汉疫情失控，而替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决策层背锅的时任湖北省和武汉市主要领导人应该是接受了哪一类党内处分的问题。 按照中共党章和党内的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纪处分共分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出党籍等5种。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出处理决定，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前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至今并没有受到开除党籍以及留党查看的处分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位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被开除党籍处分并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都是在某次中央全会上进行并对外公开宣布的。从程序 上讲，无法对外保密。 远的例子不举，自一九九五年九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以来，二十多年积累下来，已经有近二十名时任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在中央全会上确认被开除党籍，包括外界无人不知的薄熙来和令计划以及孙政才等。 另有过去还有两个在位的中央委员，在某次中央全会上被撤消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但并未被开除党籍的事例。一九九五年九月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第十四届中央委员陈希同被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后一次中央全会上又被宣布开除党籍，移交司法）；二零零七年十月召开的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于幼军被撤消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这里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周永康还是郭伯雄等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被宣布开除党籍时都已经不在位了。也就是说，对中共党员来说，开除党籍不但是最重的处分，而且在具体实行过程中， 所有在位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所接受的党内处分如果严重到开除党籍的话，那么一定都是已经被内定“移交司法处理”了，极少有例外。 可见，在蒋超良和马国强去年初双双被宣布免职之后，如果已经被附带了党内处分的话，只能是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有湖北省委人士透露，日前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位置上黯然下台、到全国政协去等待退休的王晓东，事实上虽然没有在去年二月和蒋超良及马国强一同下台，但当时他们三人同时都被内部宣布了处以党内的警告处分和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条规定，党员受到警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职务的党外职务。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虽然蒋超良下台之后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被安排在党内提升，或者被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 比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既然已经被免去原来的职务，再被安排任何一个同级别的新任职务也还是需要一个为时至少一年半的“沉寂”期。马国强也是一样。 当时有外界媒体注意到，党报《环球时报》总编、“叼盘手”胡锡进有一段很诡秘的话，他说蒋超良和马国强黯然离职，留下很多思考。胡锡进称，这两位官员“本可以把过失的责任主动承担起来，如果有七分责任，他们应该主动承担九分”，那就会赢得“谅解”，可是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只想承认“一小部分”。 胡锡进此言一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即发表评论说：胡锡进的意思就是，地方官员要把习近平的责任、中央的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这样党中央就谅解了，就不会免你的职了。 有消息说，就在武汉疫情失控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一度保持沉默的习近平其实也不是整天围着中南海游泳池转圈，嘴里不停地吭叽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而是几次招见王沪宁、栗战书、许其亮、张又侠等人，问计发布戒严令的可行性。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自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由中央发布 “戒严令”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 根据中共当局的相关“法律”规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戒严令。 当时的情况是，广场示威学生和社会各界的诉求之一就是召开全国人大，依法解决事端，所以就搞出了一个“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李鹏总理戒严令”。 之后，中共当局“痛定思痛”，肯定了对“戒严”一事进行专门立法的必要性。 一九九六年，当时还是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共当局正式生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称： “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决定实行戒严” “戒严期间，为保证戒严的实施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国家可以依照本法在戒严地区内，对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使做出特别规定”； “戒严地区内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戒严令和实施戒严令的规定，积极协助人民政府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戒严任务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必要时，国务院可以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出人民解放军协助执行戒严任务”。 当时有外界评论说：舆情汹涌，人民的怒火对准了官员，与其说习近平派去的省市委书记比蒋超良和马国强更有能力消灭瘟疫，不如说习近平派他们去是为了灭火，是为了巩固被这场大疫撼动的政权。表面看，习近平的权力仍然很强大，但是，李文亮医生不幸逝世之后，中国人罕见的一致的愤怒，对失去言论自由权利的愤怒，对一个吹哨人被剥夺权利的愤怒，一一指向北京，这也是近年来罕见的。在李医生逝世前，已经有清华教授许章润勾勒了“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的形势，还有在自己的祖国逃亡的宪政学者许志永发表了劝习近平让位的檄文。李文亮逝世后，到处都是要求政权向人民道歉，呼吁全国人大落实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的声音。习近平派亲信重整武汉，意在修补自己黯淡无光的形象……。 当时被派去的应勇无疑是习近平的政治亲信，但称得上是习近平政治亲信者多了去了，为什么单单选中了应勇？而武汉市委书记的继任人，为什么会是当时的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而不是另外的什么人？ 仔细研读并对照他们两人的中共政坛履历就不难发现，却原来当时的习近平政权从中央部委和地方百官中，单单选中了都是职业警察出身的应勇和王忠林前往接掌危机中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主要考虑因素就是在决定暂时不直接公开宣布实施 “戒严令”的前提下，在当地实施没有“戒严令”，但事实上比实施“戒严令”还严酷的控制手段。这两个职业警察出身的省级党政官员，是最可能胜任的。 如果把湖北和武汉疫情爆发之前的中共所有任副省部和正省部级官员逐一对比就会发现，正在或者一直是在担任政法系统职务者除外 — 因为这类人并不同时具备地方党政主官的从政经验，正在担任省和副省一级地方党政主官者中，职业警察出身者少之又少，而应勇和王忠林又是他们中间履历最亮眼的两个。 先说应勇。在自己的简历中声称是“大学学历、法学硕士”的应勇，事实上没有经历过哪怕半天的正规大学的校园生活。他十九岁即在家乡浙江的一个工商行政管理所当办事员，据传是因为他的父亲退休，他因此获得了一个“顶替”的“招干”名额。工商制服穿了一年，应勇即改穿了警察制服 ，开始了为时近三十年的职业警察生涯。 从一九七七年至二零零三年，他前后花了二十六年时间，从一个乡镇派出所的“片儿警”，一步步经历了派出所所长、地区公安处的副处长和处长、地级市的公安局长，直到省公厅的正局级副厅长。并在此职务上，进入了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从福建省调至浙江省委的习近平的“法眼”。 此后，他脱掉警服，担任了不到两年时间的浙江省纪委副书记兼省监察厅厅长；随又改穿上一身法警制服，被当时的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升为享受副省部级待遇的浙江高级法院院长。 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前夜，已经担任了数月时间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进中央任职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之前，主持的最后一次上海市高层人事变动的事项之一就是安排时任浙江高院院长应勇任上海高院党组书记。在此党内职务的基础上，等待同级人大会议上通过一个接任上海高院院长的“法律”程序。 再说王忠林。此人从一九八零年在家乡山东费县高中毕业后，即被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刑法专业录取；一九八四年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回山东。从基层警员做起，刑警、交警、侦察员……，干过好几个警种，花了十一年时间才爬升到枣庄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队长的职位；而后又花了五年时间，爬升到枣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职位。但只在这个位置停留了不到半年，就脱掉了制服，开始了地方党政官员的任职过程。直到二零一六年，以山东省济南市市长身份开始享受副省部级待遇。在此期间，他“在职进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在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此基础上，日后他也和习近平一样，也弄了一个“在职博士”的头衔。 不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如果不是因为武汉疫情，当时马国强的仕途前景明显比王忠林看好。因为比王忠林还年轻一岁的马国强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而十九大召开时，还只是济南市代市长的王忠林连十九大代表都没有被安排。 而现在看来，马国强的未来最好前景就是被异地安排一个不为众人所关注的副省部级闲职。而王忠林在已被从武汉市委书记升任湖北省长的基础上，二十大进中委当然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且届时接替应勇的省委书记职务是非常有可能的。 至于应勇本人，我们前面节目中已经介绍和分析过的近一个月前，十堰燃气爆炸事故后后续追踪报道眼看已经被完全压制下来，“政治影响”已经被从快从速消除，不会因此而影响他应勇在明年二十大上的仕途走向，是越来越可以肯定了。 确实，两个“临危受命”的职业警察到任之后的“酷吏”作为，简直可以说是令习近平大喜过望。未来二十大上，肯定都会是首先考虑的犒赏对象之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