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習下李上
中共北戴河會議結束之後,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以不同路、不同行的方式現身南北兩地,習去了遼寧錦州,李去了廣東深圳,這一南一北的異地出訪,這種話語不同調、殊途不同歸的景象,意謂中共黨內已經出現「南轅北轍的路線分歧」;即使習近平順利於20大連任,未來中共政局也將走向假和諧、半穩定的狀態。 習李一人一把號,各唱各的調 習近平的錦州之行,第一站就考察了「遼瀋戰役紀念館」(台灣稱「遼西戰役」),強調「共同富裕、皆大歡喜」,發出的是「毛派作風」,一種懷舊主義的左傾路線;李克強的深圳之行,強調穩經濟,要求「經濟大省挑大樑」,在考察鹽田港時,李克強強調「中國開放還要繼續往前推進,黃河長江不會倒流」,表現的是「鄧派作風」,也就是繼承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換言之,習李不同調、路線不齊一,反映出中共正處兩條路線的鬥爭,雖然隱而不發,但依然是一場深層鬥爭。 實際上,習李南北分頭出訪,恰巧反映了中共當前的政經危機。習近平以緬懷「遼瀋戰役」試圖提振士氣、鞏固民心,實際上又是「大話治國」的再度表演,一個只能借用歷史榮光來充當自己的頂上皇冠,正說明習近平底氣空虛、良政無多;至於李克強在喊出「黃河長江不會到流」之時,雖然本意是指中國經濟尚不至瀕臨崩潰,強調改革開放不回頭,但是在強調「穩經濟」之際,李也提醒南方六大經濟大省要確保財稅上繳中央,不可自給自足,意指不得暗藏「小金庫」,這透露出當前中共已經面臨國庫空虛、財政吃緊的窘態。 中共的「合法性危機」 北戴河會議之後,人們最為關注的是習近平權力地位的升降與浮沈,畢竟這是牽動大局、攸關命運的事件。 以西方政治學的理論來說,所謂「合法性危機」(crisis of legitimacy)適足以說明威脅習近平地位的三大因素: 1、動態清零造成總體經濟的下滑。這種傷筋動骨的經濟衰退,註定中共將走向「下行經濟」的格局,短期既無法復甦,長期也不容樂觀。 2、美中衝突、台海危機、中歐失聯、北歐脫共,全球圍中,這種戰狼四處咬人、八方為敵的衝突外交,使中國陷入四面楚歌、孤立無援的地步。 3、一帶一路宣告失敗,債務如山、催討無門;亞投行無人投資,機能停擺,形成虛設,造成財政空虛,國際重責。 習近平的「危機合法性」 相反的,以「中國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危機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crisis)-以製造危機來鞏固權力-適足以說明習近平保住權位也有三個因素: 1、民族主義救習近平:以大外宣、造神運動塑造習近平的「神主牌」地位,也也就是粉飾太平、屏蔽矛盾,再以餵食韭菜百姓「民族主義鴉片」的方式,宣稱繼續掌權的必要性。 2、危機情勢保習近平:利用外部危機,製造黨內團結。例如不斷升高台海危機和美中衝突,宣稱危機之中不能沒有抵禦外敵的權力核心,主張只有「習總」在位才能抵制「帝國主義亡我之心」。 3、黨內分贓撐習近平:黨內高層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採取保持現狀來分贓權力的阿Q精神,大家和稀泥、卡位置,皆大歡喜。 習李關係:有沒有可能「習下李上」? 一種看法認為李克強將取代習近平,也就「習下李上」;這雖是猜測之詞,但並非毫無可能,只是機率甚微。 另一種看法是李克強早已倒向習近平,只會乖乖聽話。李克強的深圳談話,只是一場「臨別贈言」,雖出自肺腑,也是無力回天。 在我看來,20大李克強將屆滿退下,但習近平也未必志得意滿,只會在一種「走鋼索」的情勢下繼續掌權。理由是,李克強是中共歷來最弱勢的總理,缺乏派系背景,沒有倒習的膽識和力量,只能扮演救火隊隊長的角色;其次,李克強即使掌管全國經濟大權,也救不了中共經濟。與其充當習近平的炮灰,不如急流勇退。 中共政局:假和諧與半穩定 雖然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共看起來平靜無波、一團和氣,但這種氣氛只是和稀泥、圖分贓、保權位的「假和諧」;大陸人民多數認為,與其接受習近平「共同富裕」看似華麗卻讓少數人為富不仁的主張,不如支持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種看似不公卻讓多數人安穩度日的路線。換言之,習李路線之爭,依然有如一股暗流潛伏於中共黨內,造成黨內權力結構的「半穩定」。假和諧與半穩定,將是中共未來政局的隱性特徵,但滄浪清水可以濯暗流,不僅黃河長江不會倒流,文明之路也不會倒轉,正必勝邪。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二十四年前,我已斷定李克強庸碌無能。 最近,「習下李上」的傳言甚囂塵上,很多人像被打了雞血一樣興奮,彷彿一旦李克強取代習近平,中國的天就亮了。 然而,當李克強還是封疆大吏時,我就已斷定,他連當一個縣官的能力都不具備。李克強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併當上總理,並非像當年主政四川的趙紫陽那樣有經濟改革的政績、民間有「要吃糧,找紫陽」的呼聲,恰恰相反,在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淪為「優敗劣勝」,平庸成為入常的門票。 一九九八年,年僅四十三歲的李克強成為中原第一大省河南的省委書記。如果說西安是中國的廢都,河南便是中國的「廢省」,文明最古老,現實最慘烈,僅愛滋病的泛濫就觸目驚心——二○○五年河南省愛滋病死亡人數高達全國的五成五!李克強沒有採取有力措施遏制這一人禍,繼續打壓醫學界和媒體,隱瞞愛滋病災情。被譽為中國的特蕾莎修女的高耀潔醫生因揭露河南愛滋病真相而受到地方政府嚴酷打壓。河南地方當局歪曲真相,聲稱愛滋病泛濫是因為賣淫嫖娼,高耀潔卻指出:「現代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窮人瀕臨死亡邊緣,事實上,絕大多數愛滋病患者是通過賣血或輸血感染了愛滋病毒。」地方政府使用跟蹤、竊聽和訴訟等手法打擊這位說真話的老人,甚至還株連九族:高耀潔的女兒郭炎光,因為母親的「防愛」事業而失去工作,不得不移民加拿大,母女關係也受到嚴重影響。李克強在任期間,河南接連發生焦作、洛陽大火,燒死三百餘人;兩次煤礦大爆炸,遇難一百八十人。李克強的管治能力受到廣泛質疑。 二○○四年十二月,在民怨沸騰之下,李克強調離河南,出任遼寧省委書記。在其任上,作為東北工業大省的遼寧經濟急劇衰敗。二○○七年,李克強入常前幾個月,遼寧省鐵嶺清河特殊鋼廠廠房內二十七噸一千五百攝氏度的鋼水瞬間傾翻,當場造成三十二人喪生、六人重傷,成為一九四九以來中國鋼廠最重大的生產事故。極為恐怖和慘烈的是,死去的三十二名工友都熔化到冷卻的鋼里,凝固成一塊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大鐵餅子,已無法辨認出完整的屍體,只能勉強發現部分骨骼、指甲,以及皮帶、手機套等。事故發生後,廠區全面戒嚴,對外封鎖消息,不準死難者家屬接受媒體訪問。事後,李克強不僅沒有引咎辭職,反而直升為常委。我當時就撰文抨擊李克強及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李克強與習近平一樣,都是在地方上施政拙劣,才獲得破格提升。這充分表明,共產極權體制早已喪失了生機和活力。 俄國詩人布羅茨基在《論獨裁》一文中早已發現這一秘密。他寫道:「政黨政綱的單調沉悶及其領導人那種乏味而無甚可觀的外表吸引了群眾,他們把它視為他們自己的反映。在人口過剩的時代,惡(以及善)變得與其對象一樣地平庸。要變成獨裁者,最好是變得沉悶。而他們人沉悶,生活也沉悶。他們唯一的獎賞是在往上爬時獲得的:看著對手被超過、推開、降級。」這是一群缺乏卡里斯瑪魅力的官僚:「這些乏味、灰沉、無特徵的面孔仍有某種使人難以釋懷的東西:他們看上去跟誰都一樣,這使他們給人一種幾乎是地下的感覺;他們像草葉一樣彼此雷同。那視覺上的沉贅為『人民政府』的原則提供了某種額外的深度:由誰也不是的人的統治。不過,由誰也不是的人統治是一種遠遠更為無所不知的獨裁,因為誰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個人。」 今天,難道因為習近平「更壞」,就要擁抱「次壞」的李克強,將其視為撥亂反正的大救星嗎? 有多少中國人,都自詡為「中南海的聽床師」? 在絕望與黑暗中的中國人,剩下的最後一種娛樂或最後一種身份就是「中南海的聽床師」。他們將解讀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或央視《新聞聯播》發展成一種高級闡釋學。他們每天目不轉睛地盯著此類官方喉舌,仔細研究習近平的名字出現了幾次、李克強的名字又出現了幾次,乃至播音員提及兩人名字的語氣有何差異。 因為沒有選票,沒有投票選舉各級官員的基本權利,中國人才用這種扭曲的方式表達對政治的熱衷。更讓人困惑的是,若干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份子,也堂而皇之地以「中南海的聽床師」自居,尤其是出身中央黨校的蔡霞和鄧聿文等人,似乎當過幾天「南書房行走」,就宛如「大內密探」,雖然連文章都寫不通順,卻儼然是掐指一算就得天機的風水先生,預言某一天習近平垮台、李克強上位,中國從此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他們就能打點行李,凱旋迴國,成為李克強身邊的哼哈二將、左右護法了。 其實,他們不是出身南書房,而是來自敬事房,他們也要回歸敬事房。在大清帝國時代,敬事房主要負責皇帝與皇后、妃子的房事監管、記錄。皇帝和他的女人每行房一次,敬事房的總管太監都會記下年月日,以備日後嬪妃懷孕時核對驗證。每天晚餐之後,總管太監奉上一個大銀盤,裡面有幾十快綠牌子,每個牌子上寫著一名妃子的姓名。若這天皇帝沒有性慾,便會說一句「退下」,然後自己休息。如果皇帝來了興緻,想找哪個妃子,就會把寫有這個妃子名字的牌子翻轉過來。總管出來後把牌子交給馱妃太監。被選中的妃子香湯沐浴後,全身赤裸,由馱妃太監背起送到龍床上。 負責把妃子背到龍床上的太監,叫馱妃太監。妃子必須全身赤裸,不是為了刺激皇帝的性慾,而是為了確保皇帝的安全。妃子脫溜光,身上就不能藏匕首、剪刀等兇器了。在明朝就有過宮女刺殺皇帝的大逆案。嘉靖皇帝以凌虐宮女為樂,以楊金英為首的十六名宮女趁其熟睡之時,用麻繩試圖將其勒斃。宮女們在慌亂之際將麻繩打成死結,使繩圈無法收緊,結果只令嘉靖帝昏迷而未能斃命。此時,方皇后趕到,將宮女們制服,涉案的曹端妃和王寧嬪也被逮捕。後來,「不分首從,悉磔之於市,仍銼屍梟示,並收斬其族屬十人,給付功臣家為奴二十人,財產籍入」。 有了這個前車之鑒,清朝就發明了這項奇葩制度——太監不僅負責將赤裸的嬪妃背到龍床上,還要負責在室外「聽床」,時間一到,就要在外面大聲喊「皇上保重龍體」。若是叫到第三次,皇帝就不得不告別溫柔鄉,讓太監進來將玉體橫陳的妃子駝走。太監的忠心耿耿,真是皇天可鑒。 今天,很多身體已經來到自由世界的中國異議人士,雖已被中共開除黨籍,卻仍以忠貞不二的「保龍一族」自居。他們不去研究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不去思考偉大的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對中國的民間疾苦不聞不問,對中國民間力量的保育也不屑一顧,偏偏只關心皇帝的房事,只關心龍椅的歸宿,只關心七個小矮人中哪一個會坐上龍椅並宣布大赦天下。布羅茨基早已洞悉此種權力運作和權力想像的虛妄,他指出:「最有趣的事情莫過於明白到這些人之中任何一個都有可能成為獨裁者,明白導致這種不確定和混亂的原因無非是供大於求而已,明白我們不是在與某個人的獨裁打交道而是在與一個政黨的獨裁打交道,這個政黨已經使獨裁者的產量達到與工業同步的水準。」什麼時候,中國人不再熱衷於「誰將成為誰」的無聊遊戲,不再將「中南海聽床師」或「駝妃太監」當做人生最高理想,中國才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