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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7 月 14 日
中共建黨103周年之際，習近平不延續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的政治遺產，重建毛澤東式個人獨裁地位引發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習近平是否為獨裁者在中國屬於特殊禁區，但在國際上一般存在共識。美國總統拜登曾經兩次公開稱習近平為「獨裁者」。德國外長貝爾伯克也在公開的外交場合以「獨裁者」形容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近日接受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專訪時表示，改革開放後中國黨內對政治體制改革有不同的期待，但有一點是普遍的共識，那就是毛式的個人獨裁將一去不復返了。胡平說：「可是人們萬萬沒有想到，在毛去世30多年，在鄧江胡之後，居然又出了個習近平，居然又重演了毛澤東式的個人獨裁。」 毛澤東作為中共和紅色中國的奠基者，僅在晚年的十年文革時期攫取到一人控制全黨的絕對專制權力，習近平為何僅用5年一個任期，就廢除了鄧小平確立的黨內集體領導和任期制的政治遺產，修改憲法，定於一尊，完成了從一黨專制到一人獨裁的過程？ 中共模式無權力制衡 領導人性格決定政黨特質 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是其基本政治制度，中共是唯一的執政黨。在中共黨內，黨章把民主集中製作為「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領導制度」。縱觀中共建政70多年的歷史，一黨專制貫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史。 胡平認為，中共按照蘇共模式建立起來的政黨其實就是一種委員會制度，除了沒有權力的分立和制衡之外，其具體運作也沒有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規定，具有很大的隨意性，黨內一把手的性格和能力決定了黨內和國家制度的特質。 他說：「有的領導人，他壓制的很兇，在黨內也搞大清洗，這麼一來二去，就逐漸建立起個人獨裁。有的第一號人物沒有那麼厲害，也沒有能力和機會輕易地把黨內異己清洗掉，於是就形成了某種形式的集體領導，他的權力也就不是那麼大。」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改革信息庫在2011年習近平上台之前發表了「鄧小平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始末」長文，指出「倡導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實現幹部退休制度，是鄧小平一個重要的貢獻。」 胡平認為，鄧小平所謂政治上的開明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一時之間一方面是他們都痛感於毛時代的那種個人獨裁，使他們自己都成了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這一批元老們都復出了，他們彼此之間很難彼此完全吃掉對方，所以形成了元老們共同執政這麼一種狀況，包括由他們來指定最高權力的繼承者。」 習近平執政曾被預計開啟「常人政治時代」 縱觀鄧江胡三代，執掌權力十年左右的鄧小平1989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江澤民和胡錦濤也在連續任職二屆總書記後退了下來，造成中共領袖任期不超過兩屆的慣例，成為改革開放時期限制個人獨裁的重大政治共識。 胡平披露，到了胡錦濤執政時期，中共甚至出現了民主推薦的制度：「我們看到這十七大之前，中共召集省部級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到北京開會，讓他們推薦下一屆政治局人選。據說在那次推薦中習近平的得票超過了李克強，所以就這樣確定了習近平成為第五代接班人。」 胡平說：「如果你讓這個程序一而再再而三地搞下去，到頭來可能就成為一種制度了。如果最高領導人都是通過高層的民主推薦產生的，那你的權力就肯定受到一種極大的限制。」 2012年，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就任總書記。原《人民日報》副總編、筆名皇甫平的周瑞金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從歷史視角看十八大》的文章，把中共建政以來分為四個政治時代：偉人時代（毛）、強人時代（鄧）、後強人時代（江胡）和常人時代（習）。 周瑞金認為，常人時代將有兩大特點，首先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和高級領導層並非指定，而是通過黨內高層一定民主程序推選出來，其次是推行集體領導、民主工作和依法辦事。 中共政治生態的改變為習近平個人獨裁埋下伏筆 與這種樂觀估計相反，胡平早在2011年就推斷習近平的權力將遠超江胡，因為當時中共高層政治生態發生了重大變化，指派接班人的元老勢力崩潰。 「胡錦濤在十八大的裸退也使得江澤民原來在中南海的辦公室不得不跟著一併撤銷，也就是兩派元老同歸於盡了。這麼一來習近平一上位就沒有人能夠制約，因為原來能夠制約最高領導人的元老，也就是推舉你上台的力量相互抵消了。」 一個明顯的跡象是習近平上台伊始，就無視當時尚有影響力的黨政分開原則，建起各種小組並自任組長，以「小組治國「，相當於架空國務院的許多機構。 此外王立軍事件和令計劃兒子車禍更為習近平發動反腐運動提供契機。胡平說：「有了這兩個概率極低卻影響極大的事件，就給習近平在高層清除異己提供了難得的借口和時機。如果沒有這兩件事，你習近平就是想搞以反腐敗為名的清洗運動，也是老虎吃天，無處下口。」 隨著中辦主任令計劃的倒台，中央辦公廳主持的民主推薦也就不了了之，為習近平掃除了大權獨攬，定於一尊的制度和程序上的障礙。 習近平以胡溫時期「九龍治水」弊端要求集中權力 習近平稱胡溫執政時期的「九龍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等措施為「弊端」，因此要求集權，最後走向個人專制。胡平說，中共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存在專制獨裁的基因，所以任何分權分治其實有助於遏制其內在的極權衝動和傾向。 他說：「中共體制原本有著多種可能性向不同的方向演變，就像胡溫時代的這種『九龍治水』，固然似乎有效率不彰等方面，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中國經濟騰飛的主要起飛、發展最快的就是胡溫這十年，得益於這個時期的所謂效率不顯的不折騰，完全不同與後來習近平時代的運動治國帶來的後患無窮。」 正是最高層缺少一個人說了算的狀況，才逼出了民主推薦這種方式。胡平指出。如果當時胡錦濤在人事問題上一言九鼎，就斷然不會出現民主推薦這種形式。 他說：「民主推薦固然是很有限的一種改革，但是這種改革假如任其發展下去的話，未必不可能使得中國高層政治朝向一種、至少更多一些民主色彩的方向演變。但是習近平上台，就把這種可能性完全阻斷了。」 毛澤東以聲望服眾 習近平以威懾嚇人 2018年中國人大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的任期制，是習近平改變中共體制的決定性步驟。習近平為何或如何能說服黨內高層接受他的決定，讓全黨接受一個毛式強人政治再度出現？ 當年毛澤東建立個人獨裁統治，很大程度上靠他對中共發展壯大的貢獻以及他在打江山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而習近平當時執政不過5年，政績乏善可陳，更無黨內和民間的威望。但是胡平認為，獨裁者要建立個人權力，除了靠所謂功績和深浮人望之外，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威懾。 他說：「習近平愣是通過反腐的名義，整肅了一些關鍵性人物，使得在黨內上層的不同意見不敢通氣，然後通過一種超越程序的方式，愣是以中央的名義，在沒有召開全會的情況下提出建議修憲。這麼一來，就使得上層沒有人敢於反對他了。習近平建立個人獨裁主要是靠反腐敗，就是靠威懾。」 建立清一色習家軍 習想要長期執政還是終身執政？ 僅僅通過兩屆任期，十年執政，習近平就取得了毛澤東作為中共和紅色中國的奠基者奮鬥一生所達到的地位。2022年中共20大讓習近平登上了專制權力的巔峰，紐約時報為此撰文指出，習近平獲得第三個任期並不出人意料，但就連那些有經驗的中國觀察人士也對中共最高層領導班子如此徹底的大洗牌感到震驚。 報道援引芝加哥大學研究中國政治的楊大力教授的話說，「他原來就佔據支配地位，現在更加不可動搖了，統治地位歸他獨有。」 胡平說，二十大以後，中共高層成立清一色的習家軍，其清一色的程度甚至超過了毛時代。他說：「毛不管怎麼說，當年跟他一起打江山的那些人，他不可能都打到。所以在黨內上層總還有朱德在，雖然他不起作用，但位置還在那兒。周恩來還有相當大的勢力，雖然他不得不樣樣都順從你，但是你還是沒法把他打下去。到了習近平，你看，這個最高層就完全成了清一色。」 《人民日報》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後指出，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不意味著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似乎有意告訴外界，習近平只是為了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統一之大任，要求額外任期，長期執政而已，不會成為另一個毛澤東，在年老體弱多病的情況下，仍然大權在握，終身執政。 但是胡平認為，獨裁者是沒有退路的，他缺乏安全感，永遠處心積慮地擔心別人覬覦他的權力和地位，擔心遭人清算，所以他不願也不敢交出大權。胡平說：「習近平取消任期限制的目的，就是要達到無限期執政，也就是終身執政。」
旅德學者王維洛日前發表了名為《新質的五子登科》文章，將習近賓士國理政的套路歸納為緊緊抓住槍杆子、筆杆子、刀把子、錢袋子、精運算元，也就是控制了軍隊、宣傳、警特、金錢、數據。王維洛在5月3日接受了本台記者孫誠的專訪，講述了他對習近平統治模式的分析。 習近平統治模式的八個特點 記者：我看了您的那篇文章《五子登科》。很好奇的一點是，您覺得習近平的統治模式，和之前的毛、鄧、江、胡相比有什麼特點？ 王維洛：其實，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統治的模式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控制，對中國全社會的控制。如果我們具體講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三個人上台的時候，中國人民對這三個人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1949年建國的時候，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鄧小平在文革結束之後重新上台，中國老百姓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習近平上台的時候，應該說中國民眾對習近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為習近平上台的時候有個很大的優勢，他沒有政治包袱。 記者：您在這裡提到的沒有政治包袱，指的是什麼呢？ 王維洛：第一，他可以給六四正名。第二，他可以恢復中國和台灣之間的正常關係，可以宣布不用武力統一台灣。第三，他可以改善和達賴喇嘛的關係，因為他沒有任何負擔，他可以請達賴喇嘛到中國來、回到西藏。這都是當時他所面臨的情況，他所有的政治機會。但是，最後他是錯過了這個機會。如果我們把現在和他2012年上台相比的話，現在的情況變得很糟糕，這個機會已經沒有了。從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來說，是越來越糟糕。中國看不到出路。你不要說現在的三中全會能拿出什麼大的措施來，他說不出。 記者：您在《新質的五子登科》這篇文章里提到，習近平緊緊抓住了槍杆子、筆杆子、刀把子、錢袋子、精運算元，也就是控制了軍隊、宣傳、警特、金錢、數據。這和之前的毛澤東、鄧小平有什麼不同呢？ 王維洛：第一，習近平沒有一個明確定義的目標，他不知道他要幹什麼。他的目標是很模糊的，不忘初心、中國夢，那是什麼東西？是沒有明確定義的，也沒有長期、中期、短期目標的區分。第二，習近平對於目前的形勢的判斷是錯誤的，他不知道現在存在著什麼問題，也許他所接受的信息是完全錯誤的。還有第三個比較明顯的區別是，習近平是在前台指揮，演一個獨角戲。其他人，包括他的六個政治局常委都是躺平的。而毛澤東、鄧小平他們兩個是不管具體事情的，特別是毛澤東根本不管，鄧小平對具體問題、經濟問題也是不管的。第四，習近平的價值觀是固化的，他認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好，他所認為的市場經濟其實是計劃經濟加上大數據，他認為計劃經濟的缺陷是不知道需求、供應在什麼地方，他認為有了大數據、掌握了所有數據之後可以避免計劃經濟的缺陷。所以他認為計劃經濟可以戰勝自由的市場經濟的。第五，習近平他小事情什麼都管的，但是大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記者：習近平的這種抓小放大，您能否詳細談一談呢？ 王維洛：比如說現在中國的兩個事情，一個是糧食，習近平談糧食問題很多，但是糧食問題對於當今的世界、中國就是一件小事。而就業對於當前中國來說就是天大的大事，習近平是大事不管、小事多管，哪怕中小學生的補課他都要管。 記者：可以看到，習近平確實在這些年裡推出了各種各樣的政策。比如雄安新區就不了了之了。這是不是反映了習近平的統治，還有這種朝令夕改的特點？ 王維洛：習近平這個人做事是沒有恆心的，他往往是想一出是一出，想到一個東西做了兩下就半途而廢，有開始沒有結束。比如說「海綿城市」，他在一年裡面講了三次還是四次，到了後面就沒了。他看到不能防洪，看到問題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習近平在他的統治上有個特點，就是把責任壓到基層，要地方負責。我不知道你聽沒聽說過，他有水庫的庫長制度、河流的河長制度。他怕水庫潰壩，就提出了庫長制度，就是哪個水庫潰壩了就找庫長。所以現在只要一下雨，洪水一形成，所有庫長都怕水庫潰壩，都突然泄洪。因為這個責任壓在我的腦袋上，上面不承擔責任，也不說泄洪還是蓄洪好，都要壓到最下面那個人來承擔責任。這是習近平老是說的壓實責任，這是他的第七個特點。第八個特點，他是沒有檢討、沒有修正錯誤的機制。他就是發現這些工程錯了，像雄安新區、一帶一路，他明顯看到錯誤層出不窮，但是他不會檢討錯誤，他也沒有修正的機制。 王維洛：「習近平現在對權力的掌握在毛澤東、鄧小平之上」 記者：您在文章里也談到，習近平的統治是落實在控制上。我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習近平並沒有一個「主義」。不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他們是提出一個「主義」，讓下面的人去執行的。 王維洛：他（習近平）是有空的口號，但是他是沒有具體措施。比如說他說的房地產市場，「房住不炒」，什麼是「房住不炒」？他現在又放棄了這個「房住不炒」政策，他沒有具體的執行措施。「五子登科」說的是槍杆子、筆杆子、刀把子、錢袋子、精運算元，精運算元是他對數據的控制，我們就來講「精運算元」。以前，毛澤東是兩個，槍杆子、筆杆子，到了1950年的時候他就搞了三反五反運動，把刀把子搞上去了，加速了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進程，開始剝奪中國老百姓的財產。現在來講，中國的經濟發展不上去，是因為中國的地方政府賣地賣不出價錢了，中國的老百姓知不知道地以前是誰的？1949年以前中國的絕大部分土地都是私人的，共產黨把私人土地剝奪過來，然後到1982年通過憲法來聲稱所有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這才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量資本來源。現在經濟不好，賣地賣不出去了，其實這些地都是老百姓的。以前講的是筆杆子騙人，用筆杆子洗腦，現在他光靠筆杆子不行了，他要靠數據來騙人。所以中國人現在有句話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四大支柱，除了出口、投資、消費之外，就是國家統計局。 記者：最近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不少數據引發了很廣泛的質疑，比如對青年失業率數據的公布，就通過改變統計方式、不統計在校生，讓數字看上去變得更低了。您覺得他們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王維洛：國家統計局不斷製造虛假的信息，來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讓老百姓有所謂的信息，來支撐消費、經濟的發展。現在很多人都在戳穿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的欺騙性，就是說連正負、增長還是減少，國家統計局就是憑口亂造數據、隨便說假話。你要把數據好好排列一下，會發現中國經濟就像文革以後的現象，套上就好了。如果把真實數據攤開來說的話，就是「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鄧小平的槍杆子、筆杆子、刀把子學說之後，又增加了錢袋子、增加了對數據的控制的功能，來達到對整個社會的控制。 記者：那您覺得，習近平的這種「五子登科」模式，會把中國的社會帶到什麼樣的道路上去呢？ 王維洛：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統治模式呢？我生活在德國，可以說習近平的統治模式是個人獨裁政權。可以比較的是二戰時期德國希特勒的個人獨裁政權，當時希特勒就是一個人說了算，他做的錯誤決策是沒有人敢糾正、沒有人敢提意見的，據說當時他的建設部部長施佩爾還能提一點意見。習近平身邊是沒有一個人敢對他的主張提出反對意見。要說民間，哪怕一個人對他的政權並不構成威脅，他也是不允許有不同的意見存在的。所以個人獨裁政權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你的國家是不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完全依賴於一個人的決策。如果這一個人的決策發生錯誤、偏差，那麼整個國家就會陷入一場重大危機，沒有一個制衡的機制可以修正這個錯誤。講個簡單的例子，如果習近平說2025年要武統台灣了，能阻止習近平這個決策的執行嗎？中國黨內或者國內的人，能夠阻止這場戰爭發生嗎？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習近平現在對權力的掌握在毛澤東、鄧小平之上，是個人獨裁的政權。 記者：其實毛澤東開始，是不是就是這種人治？比如大躍進、六四都是毛澤東、鄧小平一拍板，整個方向就都被扭轉過去了。 王維洛：毛澤東當時還沒有到習近平這個地步。毛澤東當時還要開個七千人大會，在會上還要做一些檢討，他對這個檢討的最後反撲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對當時出現的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也不得不假惺惺做了個檢討。鄧小平也是一樣的，他做了錯誤的決策之後，六四之後用了江澤民，用南巡講話來修正他的錯誤，把經濟發展重新置為中國發展重點，他也有修正。習近平個人的特性來說，他是沒有這種回頭看，看看走的路是不是對的這種習慣的，用習近平自己的話來說，他是「扛兩百斤麥子，走十里山路不換肩」。他是會一直這麼走下去的。 王維洛：經濟困難是習近平遇到的客觀阻力 記者：那麼您覺得，習近平的這種模式會不會受到什麼阻力？會不會崩潰？ 王維洛：他的阻力主要會來自於中國經濟問題造成的財政困難。他沒有足夠的錢來花、來維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行，可能是他實際上遇到的客觀問題，這不是由於他下面某一些人，比如說李強、丁薛祥、陳敏爾這樣的人對他的路線提出質疑、提出不同的意見，而是由於中國的經濟發生了困難，他沒有錢花、搞不下去了。這是他實際遇到的問題。 記者：談到了這麼多，您能否總結一下，習近平的統治模式是不是存在一個總體的方向和趨勢呢？ 王維洛：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上台的十多年以來，看著是左右漂浮不定，有的政策往左去，有的往右來，但他總體是往左走的。他不改變往左的趨勢的。比如說，他在房地產政策上，提出了「房住不炒」政策，現在又全都開放了，讓大家都去買。如果中國，1949年之前房地產都是屬於私人的，共產黨通過不同手段把房地產都收歸國有，然後再賣給中國人，最後用高價迫使中國人買下了房屋所謂的使用權，最後再來一次大清洗，把房價一下子殺到最低。中國人自己算一下的話，改革開放將近四十年，你勞動的所得最後就變做虛無了，因為你所買的房子是一個只有70年使用權的東西，到了70年之後是什麼也沒有了，必須收回去。中共現在的政策，是因為大量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還有將近二三十年時間，它認為這個時間到了，可以讓你重新再買一次。這個再買不但在於土地使用權的70年結束了，而且還在於中國的建築質量不能保證這個房子在70年後還能使用。所以中國人現在投了300萬、400萬、500萬、1000萬，你買的房子是你一輩子的勞動所得，但是到了最後一看，什麼也沒有了。對中國共產黨說的三中全會在房地產上提出什麼重大措施，只要不是實現土地私有化，是沒有出路的，是不能解決現在中國經濟的困局的。
對中國近代史專家馮客先生關於習近平是江澤民路線追隨者的說法無論作何理解，都不能不承認習近平上台之後的種種倒行逆施，至少一部分是江澤民當年曾經主張或者親自實踐過的。比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發揚光大。 本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網站刊登出《中國近代史專家馮客：習近平是江澤民路線的追隨者》一文，其中有兩段內容是馮客說他本人認為，「在毛澤東之後，鄧小平是偉大的改革開放總工程師，但江澤民才是創建者，他提出「走出去」的想法，他提到新疆是重要的戰略區域，也是他要求在私營企業安插黨委，也是江澤民從1989年夏天開始一直強調，和平演變是中國的巨大威脅「;」 他（習近平）是一個追隨者，特別是忠實追隨江澤民建立的制度。有些時候人們互相不喜歡，是因為他們很相似，像江澤民和習近平的情況。不是習近平要求黨委進駐民企，是江澤民；不是習近平鉗制西方文化，是江澤民；是江澤民提出』走出去』，也是江澤民時期加入世貿，習近平忠實地遵從這一切。」 關於江澤民當年如何「要求在私營企業安插黨委」，以及「反和平演變」等內容，將會是本專欄下篇文章的內容。本文先介紹和分析一下為什麼說如今習近平的「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記得習近平在2017年秋主持的中共十九大上正式宣布「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之後，中共官媒的學習指導文章《「兩個確立」：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重要政治成果》中是這樣解釋為什麼說「兩個確立」具有充分的實踐依據和充分的理論依據的：「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 沒錯，當年的江澤民正是在自己上台5年，感覺地位穩固後，就不失時機地用黨的「決議」的形式「法定」了他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正是在這部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 這可是江澤民自1989年6月被鄧小平推上前台之後，在中南海深宮苦苦等了五年,才終於說出口的「心裡話」。 這裡，用黨的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已經「完成」，等於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體已經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自主」；等於是以黨規的形式「法定」了鄧、陳兩位「東、西太后」的垂簾聽政時代徹底結束，「法定「了江澤民已經從「兒皇帝」轉為有名有實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 。難怪當時的鄧小平子女在看到這份《決定》的「徵求意見稿」時就在私下裡調侃說：這分明是一份江澤民的「(政治)獨立宣言」。 這就涉及到了當時黨內當外都好奇的問題，當時的這份《決定》中的如此關鍵的內容，事先到底是經過了鄧大人的恩准，還是江澤民擅自行事？ 當時的北京高幹子女圈中流傳有三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鄧大人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前（1994年秋季之前）身體情況還允許聽取文件和工作彙報，在楊家將倒台之後接替了江澤民與鄧小平之間「聯絡人」角色的曾慶紅通過鄧辦主任王瑞林向「老人家」送審《決定》草稿時，鄧大人看到文中提到關於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日益成熟」的說法，認為，「日益成熟」就是「還沒有成熟」。曾慶紅回去以後便改成現在這個樣子。 第二種說法是，鄧大人早在四中全會之前即已經處於半睡半醒狀態，故對四中全會《決定》草稿根本沒有審閱。 第三種說法是，交鄧小平「過目」的《決定》草稿同日後公布出來的內容基本一樣，而鄧小平只是在草稿上籤上「已閱」二字，沒有表示讚許也沒有表示反對。 無論上述說法哪種更接近內幕實情,都必須承認當年所謂「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從「第二代領導集體」手中完成權力「交接」這句話一經在官方媒體發布的中央全會《決定》中原話刊出,絕對是有著劃時代意義的。此話面世之前,中共黨史還要被算作「鄧小平時代」,而從此話面世的那天開始,中共黨史則正式進入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之後的第三階段:「江澤民時代」。所以,當時的鄧家子女將此說成是江澤民的「（政治）獨立宣言」,確是一語中的！。 回想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五年前（1989年11月）, 雖然當時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對外宣布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宣布了「全會在充分醞釀的基礎上，決定江澤民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但同時也宣布了「楊尚昆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劉華清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長；決定增補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當時的江澤民心裡非常清楚自己的時下實際處境，不但鄧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權，而且還在他江澤民與鄧小平之間安插了楊家兄弟。所以,當時的江澤民不但不敢聲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可以「獨立思考」、「獨立決策」,而且是在公開發表的講話中,不惜自我貶低，自降身份,聲稱他這個「軍委主席」只有在楊家兄弟的幫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時,他還特別安排楊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間合影,並親自下令各大報刊刊登此照,可謂「謙虛到了極點」。 但日後看來，江澤民剛剛接掌軍委主席表面職務時的表現，完全是韓信式的「忍辱負重」。 我們知道，當習近平2017年推出所謂「兩個確立」之後，當時的黨內「二把手」李克強雖然沒有可能表達「不同看法」，但至少沒有主動出面替習近平背書。而當年的江澤民手下的「二把手」李鵬則不然，1994年9月正是他李鵬親自出面，對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中的「最關鍵」一處內容進行強調解釋，把「「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翻譯成人話：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過渡已經順利完成」。 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的具體召開時間是1994年9月25日至28日，28日閉會當天即依慣例發布「會議公報」。「公報」中稱：全會集中討論了黨的建設問題，並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另外，該「公報」中也簡述了會議《決定》內容的概要。 但是，該全會結束後，其《決定》的全文卻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華社發出通稿,次日統一見報，中間間隔了八天時間。 筆者在當年發表的相關文章中對比了「江核心」此前主持的歷次幾次重要會議之文件的公開見報時間,比如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結束後隔了一天，江澤民的「政治報告」即全文見報；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也是僅隔一天，該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及江澤民在該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便同時見報。 那麼，1994年9月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全文內容之所以在閉會之後又拖了八天時間才正式公諸與眾，只有以下幾種可能：一，《決定》全文在中央全會通過時，與會者對其中內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後再正式發布自然需要時間；二，《決定》內容的某一或某幾個關鍵之處,還必須等待政治元老,特別是鄧小平的首肯才敢公開發表；三，《決定》中的關鍵內容過於敏感，中共高層擔心發表出來以後引起輿論不安或黨內外的騷動，所以才推遲了一段時間。 而事實上無論是在當年十四屆四中全會籌備期間的《決定》起草過程中和該會召開期間的《決定》討論過程中，前後都有部分參與起草者和起草過程中的被徵求意見者及會議上的參與討論者委婉地表示了所謂的「保留個人意見「，認為這樣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林彪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及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當年林彪提出的所謂「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不過呢，無論當時黨內外反映有多強烈,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核心內容在討論過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會開過一個星期後,江澤民終於力排眾議,要求新華社對外播發的四中全會《決定》內容中,將曾慶紅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留。 註明一句，這裡說的「黨內外「三個字中的」外「，並非指中國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國之外，而是特指中共政治詞典中的」黨外「，即所謂「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共每有重要「決定」的做出，都會在文件生成階段有一個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徵求意見的程式。 記得當年筆者撰寫《江澤民的幕僚》一書過程中，曾有「圈內人士」告訴文筆者說：1994年10月7日《人民日報》等官方紙媒體全文登載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當天,聚集在曾慶紅周圍的一批「政治哥兒們」奔走相告,聲稱這是共產黨歷史上的又一份「劃時代的文獻」,其重要意義絕不亞於鄧公16年前（指1978年）主持制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 就在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全文被正式登報的三天後,中共《光明日報》便刊登出時任山西省副省長劉澤民的「學習體會」文章,，把四中全會《決定》中強調的「民主集中制」總結成為「六個意識的強化」,其一「強化維護中央權威的意識」；其二是「強化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文章還肉麻地吹捧說：只有「強化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才能「充分發揮黨中央集中統一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充分肯定傑出人物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領袖人物對於政黨的作用……。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來……，贏得了全黨全國人民的依賴。……實踐已經證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全黨全國人民愛戴的黨中央，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是對黨的利益、人民利益的愛護……。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相比之下，日後看來，，無論是王滬寧還是李書磊，無論是蔡奇還是李鴻忠等習近平的吹鼓手們，都不是原創，其對習近平的吹捧內容全都有對當年劉澤民「大樹特樹江澤民的絕對權威」的抄襲之嫌。 這個劉澤民也是一個技術官僚出身,當年被提拔為山西省副省長時,就有不服氣者諷刺說他「一定是沾了『澤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輝煌」。 1994年9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期間,劉澤民以中央候補委員資格出席。會議結束當天,便將他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報》。據說有《人民日報》理論部的編輯當面挖苦他說:四中全會《決定》的全文我們這些編輯們都還沒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會議公報》的內容，可是「公報」中對《決定》內容的概述沒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東西。如果我們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黨的「機密」嗎？ 結果,《決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劉澤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報》頭版。 事後有消息說,曾慶紅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已經在小範圍內打過招呼,聲稱四中全會《決定》內容是中央今後考察幹部的「試金石」，並授意自己的親信分頭聯絡一批省、部級負責人,示意他們在四中全會之後,要在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權威」問題上,帶頭表態。而劉澤民想必是當時被聯絡到的地方負責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報》編輯諷刺說：過去見到這種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1976年9月）,那個時候毛澤東剛死,好多省級領導都寫來這種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現在小平同志還在世，就有地方領導急著向江澤民表忠心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歷史上曾有「四人幫」，指的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此四人為毛的夫人及其親信，他們組成了當時黨內高層的小集團，權勢熏天，不可一世。但在毛死後不久，四人就遭華國鋒和葉劍英的軍事集團逮捕，至今作為中共乃至中國的一個負面辭彙留存歷史，只有毛左派還在為他們鳴不平。 把習近平、李強和蔡奇作為中央「三人幫」，是我提出的。但此「三人幫」和彼「四人幫」基本沒有可比之處，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四人幫」雖以江青為軸心，但江青的角色比起其他三人沒有顯得太突出，其黨內名義地位不如王、張；「三人幫」的內部關係是不平等的，習以最高統治者身份駕馭李蔡二人，其和李蔡是領導者和被領導的關係，故李蔡對習只有服從，不能說不。另一區別是，「四人幫」中王、張具有某種競爭性，姚的地位較弱，只是陪襯；「三人幫」中，李蔡同為常委，一個主掌經濟，一個主掌黨務，存在強競爭性。儘管如此，習李蔡三人的利益指向具有很強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可說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正是在此意義上，他們隱約形成了一個黨內小集團，所以稱他們為「三人幫」。 也許用「中央政治」來稱呼、形容三人的關係，更恰當。「中央政治」這個詞是周恩來說的，話說文革時期林彪的「四大金剛」黃永勝等到中央，請教周如何看待當時的高層關係，周說只看毛林江三人的關係就可以了，他們三人代表中央，是「中央政治」。黃恍然大悟。周所謂的毛林江代表「中央政治」，既是一種簡化，也是一種實質，抓住了三人關係的微妙之處，就能領會中共的政治，也就能在官場左右逢源，至少是避禍。周本人就是典型，在文革那樣的險境中周旋於三人間，基本做到平安落地，而很多中共元老包括劉少奇看不清這點，所以下場都不妙。 這種三人「中央政治」自文革後並不在中共歷史上常見，不是說中央最高層三人就組成了「中央政治」，首先是三人間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其次，在最高領導人之外的其餘二人間，又存在一定的競爭關係，但這種競爭關係不能破壞三人的共同最高利益；第三，最高領導人能夠同時駕馭另二人，他和誰的關係更親一點，在這兩人中，天秤就傾向哪邊。就此而言，林彪雖然是毛樹立的黨內二號人物，但江青畢竟是毛夫人，在很多時候，毛是照顧江的，所以在林、江關係中，林也不得不巴結、奉承江。此三點特徵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有過苗頭，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可稱為中央「三人幫」，三人在中國改革上有共同利益，但嚴格說來他們不是「中央政治」，因為當時在中央真正說話算數的，除鄧外，另一個是中共元老陳雲，而胡趙要聽鄧陳的，可是在這兩個婆婆之間，意見和立場常相左。 複製毛林江三人關係和中央政治的，是習李蔡。習像毛一樣，在三人中處於一種相對超然的地位，李蔡則像林江聽命於毛一樣，聽命於習。不過，李蔡有一點和林江特別是林不同，雖然林長期是毛的下屬，但畢竟是槍林彈雨中打過來的，為毛的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他是真有資本的，所以這個人也比較孤傲，有時竟然可以頂撞毛，這在中共的元老里罕見。李蔡是習的下屬，但他們二人能夠到中央，完全靠習一手提拔，不像林彪，一步步靠「軍功」上來。所以在和習的關係上，二人沒有資本敢忤逆習。 習在二十大組建了一個以自己的親信為主的統治團隊，這和毛在九大組建了一個文革新貴和林彪集團為主的統治團隊一樣。但為什麼說習李蔡在這個親信統治團隊中又有點「特別」，具有某種「小集團」性質？或者說，李蔡二人比起習的其他親信來，對習更重要，從而三人有著一定的利益一致性？這當然是因為李蔡在習的團隊中承擔的責任更大，角色更重要。李是中共二號人物，儘管他掌管的國務院在習時代下降為黨中央的執行結構，許多國家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繞開國務院，由習為首的黨內小組作出，然後交由國務院去貫徹落實，然而，作為李本人，也是這些黨內決策小組的重要成員，沒有被習排斥在決策層之外；更重要的是，現在中共又以經濟為中心，李的主要使命，就是幫助習把經濟搞上去，國務院一半多的職能，是圍繞經濟運轉的。在這個方面，習需要李去做好經濟工作。 蔡在黨內排名第五，但也兼任了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而書記處作為政治局的日常辦事機構，實際代行政治局的決策權力，但凡中央作出的決策以及各種情況的通報，首先彙集到書記處，由這個中央樞紐過濾，上陳下達，所以書記處書記的權力要超出他們的政治局成員的身份所具有的權力。此外，蔡還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由政治局常委兼任辦公廳主任，這是個不尋常安排，過去僅在毛的某個特殊時期出現過，現在習把這個職務交由蔡，當然是對蔡的信任。中辦和所有的中共機構都不同，它掌管總書記的日程安排和行蹤，並領導著警衛部隊，中辦主任鞍前馬後伺候總書記，不是信不過的人不會把這個職務交給他。再從蔡在黨內分工掌管黨建、宣傳、統戰和意識形態來看，也都是習傾注心思的領域。習上台這些年來，一大目的就是改造黨，把中共改造成他心目中的樣子。 可以說，一個主管經濟，一個主管黨務，李蔡二人成了習的股肱之臣和左膀右臂，加上習親抓軍隊、外交和安全，三人的合作，就決定了習政權這條大船航速的快慢和航行的穩健。從這個角度說，三人構成了一個命運小共同體，是習政權的核心，李蔡則成了習親信中的「親信」、心腹中的「心腹」。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在這個中央「三人幫」里，如果李蔡扯後腿，二人或各自親信產生矛盾和衝突，以致習不信任其中一位，或兩人都不信任，「中央政治」就將瓦解，習政權會處於危險當中。 目前這個小集團剛渡過一年，尚看不出有明顯的分歧浮上檯面，以團結合作共渡難關為主，這個難關就是在保政權穩定的前提下儘快扭轉經濟下行趨勢，它決定了三人特別是在李蔡二人之間是不能互相拆台的。李蔡對習當然不敢抗上，會忠實執行習的旨意，習對二人似乎也沒有明顯的偏向，儘管他在今年早些的六大領導班子黨組向常委會彙報工作以及政治局會議上，兩度表揚蔡領導的書記處能夠積極主動作為，認真履職盡責，高質量完成黨中央交辦的各項任務，似乎表明在兩人的爭寵中，蔡贏了李一局，但現在就下結論蔡更得習的重用，還是過早。 不妨簡要梳理李蔡和習的個人交往。二人皆為習的舊部，來自所謂的之江新軍。20大前，李更得習的青睞。李是浙江人，在習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李任溫州市委書記及省委秘書長，成為習的大秘。正是這層關係，在習成為總書記後，李被擢拔為浙江省長，並很快調任江蘇省委書記，不久主政上海，進入政治局。蔡是福建人，雖然習長期在福建工作，然而，蔡習的工作交集可能只有三年，1996習任福建省委副書記，蔡也是在那年成為省委辦公廳的一名副主任，可能正是在這期間，習看上了蔡。但在習1999年成為福建省長時，蔡卻調到臨省浙江任職，習在浙江期間，蔡並未得到重用，直到做總書記，蔡才轉任浙江省委組織部長，2013年任副省長，成為時任省長李強的副手。一年後蔡被習上調國安委，後轉任北京市長，19大前夕擢拔為北京市委書記。 由此來看，習把李放在上海市委書記的任上，並在20大後安排做總理，有將他做接班人培養的用意。李相對年輕，比習小6歲，比蔡小3歲半，如果習要遴選接班人，李會是人選之一。也許意識到這一點，為競爭習的信任，蔡表現出對習無比忠心的樣子，無原則的吹捧習，已到一種非常肉麻和噁心的程度，即使在習的親信中，也顯得出格。不過，這對習是受用的，或許正是看中了蔡的這一特質，習才安排他主抓黨務。黨是習行獨裁統治的平台和工具，9000多萬黨員的思想和組織狀況必須保證不能偏離習的航向，才令他放心，這就需要把黨務交給一個對習完全忠心的人看管。蔡用假裝的忠誠贏得習的信任，這就是習為何要兩次表揚蔡的原因。 但是，當下三人的這種合作關係能夠保持多久，是個疑問。蔡雖然得到習的表揚，暫時習也不會允許蔡越界染指經濟事務。然而，倘若經濟狀況不能較快得到好轉，習鍾情的新質生產力在一定時間內沒有明顯成效，習對李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會產生懷疑，屆時蔡就有興風作浪的機會。李和蔡本質上是不同的兩類人，李可能還保留了一絲做人的道德底線，當蔡越權干預李的工作，或者他們各自親信的明爭暗鬥影響到兩人關係，會導致二人在國家發展方向和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表面化與公開化，二人的競爭關係就大於合作關係，習也無法彌合二人的分歧，或者乾脆偏向某一方，那時這個為利益而結成的「三人幫」會裂解，「中央政治」不復存在。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於日前以低於平均壽命之年過世，他與汪洋和李源潮等同世代團派菁英，雖然他個人在政治的「七上八下」成功的安全下庄，卻挽回不了萬里在2015年過世之後，整個團派以及安徽幫也走進歷史。李克強屬於胡錦濤一系的團派，他能受到胡錦濤賞識有著安徽和團派的雙重因素，同時還隔代承接著部份元老的遺緒。然而，隨著主客觀的權力結構演變，以及近十年中國公務員系統的改變，人才的選用與流動系統更有利由中央管理，地域性或階級性的派系已難有作為。 胡錦濤世代的仕途受到鄧小平的大力提拔有關，另一位則是認同「改革開放」並且關心民生，有著萬大爺尊稱的正國級元老萬里。在文革結束之後，萬里復出於安徽擔任第一書記，對於清末以來便相對貧苦的江淮地，區有著不同於左的路線，對於農村問題和農業經濟自有看法。他將長子萬伯翱送往黃泛區歷練之外，自己也抓起安徽的糧食問題，推動包產到戶，團派的胡耀邦曾說：「包產到戶，萬里第一。」與「要米糧，找紫陽」並稱。 萬里在安徽期間在農村問題之外，還帶起了汪洋有著安徽歷練工作的團派，並且也對安徽出身的胡錦濤深為肯定，直到胡錦濤入西藏仍受到萬里的指點，因此在2015年萬里的葬禮上可見到胡錦濤真摯的身影。萬里對胡耀邦的同情也反映在「六四」，當時只有習仲勛對處理意見與其他人相左，由於當時萬里外訪美國和加拿大，回程時被迫停留上海表態，中國政局的未來可能有所不同。最後萬里以己為謀，廢除實際存在的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習仲勛則以是在深圳蘭園引退，將希望放在習近平和李克強這一世代。 在安徽幫的發展過程，以及元老的提攜和團派的背景，因而形成「團派-安徽」的堅實系統，胡錦濤也很自然的啟用汪洋、李源潮和李克強作為這一世代的核心。1982年間，李克強在胡錦濤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兩人關係很好，以「錦濤」、「克強」相稱。「團派-安徽」的系統也串連起軍方系統，萬里的兒子萬伯翱曾經實際管理中國作家協會，同時與少林將軍許世友之子許援朝維持世交，許也曾擔任安徽軍區司令。 企業界方面，基於徽商傳統情誼與身分建構，安徽人脈網路自清末的胡雪岩以來便自成一格，同時也讓「團派-安徽」能與面向海外且富庶的浙江連成一氣，直到胡錦濤執政時期成為另一股商業力量，在當時的上海幫之外自有天地。然而，有別於上海幫得到交通大學系統的技術官僚支持，「團派-安徽」則較為保守，而且缺乏外交與學術領域的光鮮外表，因此較傾向於自我保護，這也使得系統性貪腐容易發生，而且更容易被主政者視為小團體。 從階級的角度來看，團派的歷練相當於企業儲備經理人，並不是董事會接班人，這樣的小團體若是越為堅實，自然威脅了政治權力，更何況中共的天下並不是他們的父輩打下，在萬里過世之後，若只依靠「團派」自身的力量，在鬥爭的層次也低了幹部子弟一個層級。隨著中國公務員系統梯隊的來源擴大，也從下而上的排擠團派的空間，對於能在高考脫穎而出，並且層層過關進入政府系統的公務員而言，他們也不願樂見中層幹部被特定團體壟斷，由上而下的推倒團派系統自然能讓他們受益，同時反映在近幾年黨建工作上的參與和積極程度。 今日仍平安的「團派-安徽」系統不是左遷，就是退居全國政協的位置。被視為「小胡」的胡春華從中央政治局委員，被降級為中央委員是最為顯著的案例；曾任國家統計局長寧吉喆是李克強的心腹，現任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同樣也不具備任何實權；曾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黑龍江省長，以及自然資源部部長的陸昊，則調任組織規模更小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國家質檢總局副主任秦宜智被貶謫至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更是直接從侍郎降為郎中。安徽出身，前廣州軍區司令尤太忠之子，陸軍副司令員尤海濤，則轉任第十四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 另一方面，隨著李尚福的去職，軍中已無其他級幹部子弟位列上將，即使他的李紹珠與習仲勛同樣參與「抗美援朝」的工作，兩代世交也無從挽救。而今只有由陸軍轉人民武警上將王春寧是幹部子弟身分，他是前南京軍區政委王永明之子，曾多次防範大內的危難，因此有功在身。在「團派-安徽」和幹部子弟土崩瓦解之計，中共內部已無有能力集結的潛在政治菁英群體，隨著公務員梯隊的升遷之路大開，黨政人員的選拔也更具多樣性，陳吉寧這樣留洋而無背景者也能被任用。 展望下個五年任期，隨著中共各個派系的脈絡瓦解，新一代多元多地域的成員形成「眾星拱月」之局，更有利於持續鞏固執政的「習核心」，恐怕才是李克強去世最大的影響。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失蹤」，讓外界對習近平二十大後一手組建的權力班子的政治穩定性產生了懷疑。如果說，前十年中共核心團隊中並不都是習所信任的人，因而常常免不了有權力鬥爭的傳言流出——儘管未必每次傳言都是真，那麼，二十大習完全掌控了人事，他把團派的李克強、汪洋和胡春華等趕下台，黨的權力核心機構政治局以及其他的關鍵部門與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把控，在此情況下，按說他的治理團隊應該很穩定。然而，剛過半年，其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先後出事，這不得不使人懷疑他的班子內部是否存在會導致某種不穩定的因素。 習是自毛以後權力最大的中共領導人，這點在今天不會有異議，可他是否真做到了對全局的掌控萬無一失，由他的親信組成的權力班子是否真能無條件地服從他，忠於他的領導，或者他是否能無條件地信任現在的權力班子，鑒於中國政治的不透明，並不確定，需審慎評估。 外界可從三個視角來觀察這一問題。 視角一，習在二十大連任總書記後，並未將其兼任的多個領導小組職務中的一個或幾個讓渡給他的親信接任。同為政治強人，習和毛、鄧的領導風格有很大不同，後兩者更願意務虛，抓大事而不糾纏具體的管理事務，毛把國家的管理任務交給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鄧用毛的話說，舉重若輕。但習不同，他是大事小事一塊抓，親自領導親自指揮，在這點上，更接近周的做事風格。然而，他不讓渡領導小組職務的更重要原因，恐怕還是擔心大權旁落，這隱含著他對親信的不信任。 習兼任的領導小組職務有十多個，這些機構有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後新設的，其出發點是通過這種方式，迅速掌控權力，因為黨政機構的很多關鍵職位，還是由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中共元老的嫡系把持，他們在開始時未必願意聽從習的指示。但在習成為核心，大權穩固後，他依然不願放棄其中的一些兼職，並且把這些屬於臨時性質的機構改為黨的常設機構，顯示他不願放棄已有的部分權力。二十大他讓李強做總理，李有基本的市場經濟理念，鑒於中國經濟在疫情三年後的極度虛弱狀況，為了恢復市場信心，他如果把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職讓渡李，發出的政治象徵信號——表明他可能向他的親信分出部分權力，進而中國政治在保持現狀下還有一些變革的空間——能夠對沖李做總理所引起的黨內改開派對他人事任命的不滿，從而有利提振市場和資本的信心，中國經濟或許會有改善，不像現在這般。可他沒這樣做。原因在於，他擔心一旦放棄部分經濟決策大權，社會是否會把這種行為解讀為他不得不讓渡權力以平息黨內不滿；同時，親信在擁有經濟和社會管理的決策權後，是否會忠實執行他的政策和路線，沒有把握。 視角二，習為中國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發展目標，但是他實質上通過否定鄧的改革路線而達成目標的路徑並不為黨政官僚體系的主體所認同，因為這樣一條混合了左派思想和民族主義的發展路徑導致中西對立，惡化了中國整體的環境發展。另外，無休止的反腐也讓官僚不安，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中國的官僚體系是改革開放的最大收益群體。這個群體的主體對改開路線的認同是真誠的，他們把中國崛起完全歸功於鄧的改革開放，對習通過集權和強化政治忠誠而背離改革開放持反對態度，但是不敢公開表達。習在20大建立了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權力班子，不過，這些人主要負責政治決策和政治監督，在龐大的官僚隊伍里，雖然位高權重，但在數量上是少數。國家具體的管理責任和行政事務由在西方被稱為文官隊伍的黨政系統的公務員，包括一定級別的領導幹部來承擔。而在習的政治高壓下，一方面他們不能不執行習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內心又排斥它，由此普遍消極怠工。習時代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比過去更為嚴重，官員的不作為是一個普遍現象。可以把黨政官僚系統的這種懈政和懶政現象視作對習的政治權威和政治路線的軟抵制。 由此可見，習即使能夠驅使高層，但是他難有效驅動中下官員去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無論有再多的對官員的政治紀律和監督都做不到這點。他們會發展出一套規避的辦法。當習無法有效指揮官僚系統，他的思想路線不能被官員誠心接受，他們只是對他虛與委蛇，他實際就無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 視角三，習在中共二十大雖然建立了由親信組成的權力班子，但是不能消除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也不能保證他能完全掌控他們。秦剛、李尚福的事情以及火箭軍領導層的一鍋端傳聞，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秦、李之事看似與權力鬥爭無關，但不排除有高層博弈的影響因素，對習是一大傷害，表明他識人不明。 習的地位雖然無人能挑戰，但黨國體制決定派系間的權力鬥爭從過去的顯性變隱形，鬥爭的方式有改變，黨內政敵有可能從習的親信入手，打擊他的形象。秦剛事件就預示著這種鬥爭方式的轉向。 秦剛桃色醜聞的傳出，是在他十多天未公開露面後，在這之前，外界還真相信官方說的「健康問題」，然而不日即流傳秦和某女主持人有染，而且還生了一個小孩。此時放出這種事情，很可能是了解秦剛私生活的政敵做的，意在逼習處理他。因為情人之類事情在黨的高級幹部里是一種普遍現象，沒有情人才奇怪。習其實也應該知道這點。可若無人舉報，就不成為問題，但有人舉報，則會變成政治問題，從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習對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有嚴格的政治要求，秦剛雖然是被習提拔的外長，也不得不處理。而習或秦的政敵拋出這個醜聞，就看習是否會處理他，若習保他，說明習在政治上對不同官員有兩套標準，從而戳破習宣稱的在權力使用上的公正性；若習不保他，則可能導致親信不滿。總之，習怎麼做都是輸的。 李尚福和火箭軍高層等被查也說明，他挑選的人免不了腐敗，因而對他而言是不可靠的。習對親信的關鍵信息——無論是個人道德還是經濟問題，並不完全掌握。 有關黨的高級幹部信息歷來極少透露給外界，致使對黨內是否存在政治鬥爭及其程度要依靠傳聞去判斷。但從中共歷史可知，習無法消除黨內高層政治鬥爭，鬥爭不僅在他和他的黨內反對者之間隱形存在，而且也會在他的親信之間展開。作為習一手提拔的幹將，秦、李在當下敏感期出事，會加重習對其親信隊伍的疑慮，加強對他們的監控，觀察他們是否有不忠的行為，從而有可能會製造習和他的權力班子內部的不和，導致裂痕慢慢出現。這是反習者要達到的目的。 如果未來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社會緊張態勢加劇，不排除在習的權力集團內部還會出現人事變動，習和他的親信，以及親信之間，互相猜疑會增多，關鍵時候有棄船想法的親信也在增多。可以說，習未來地位的穩固取決於親信是否對他無條件的服從與支持，以及經濟是否有好轉和社會情緒的穩定。其中兩人——總理李強和書記處書記蔡奇的角色又尤其突出。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自中共二十大習家軍全面上位，中國已進入堪稱「逢迎政治」主宰的「新時代」，中共政權也進入了「滅」的沒落時期。 李強引領中共「逢迎政治」 官員講話必提最高領導人指示、精神，歷來是中共官場的標配。但在實際工作中，一直到李克強任總理的時期，中共國務院還有一定的獨立性。到了習近平大秘出身的總理李強上任，他對習近平極盡逢迎，成為開啟「逢迎政治」新時代的標誌。 8月21日，中共國務院進行第三次專題學習，李強稱，習近平總書記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 8月16日，李強主持國務院第二次全體會議，稱在「習核心」領導下，「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回升向好」。儘管中國經濟已呈現哀鴻遍野。 近期華北、東北地區洪水滔天，習近平再次未如前任領導人一樣現身災區，引起不少議論。8月8日，李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卻稱「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牽掛各地受災群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李強7月31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稱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經濟形勢的科學判斷」。 李強是習近平主政浙江時的大秘，他在上海奉習指令封城防疫搞得天怒人怨，結果照樣被抬上國務院總理大位。以李強的秘書黨思維，他掌握國務院，基本行為準則當然就是服務好習近平，當好「太監」。 3月14日，李強在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說，新一屆政府要以「習近平思想」為指導，國務院定位首先是「政治機關」，要「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實」。 之後，李強制訂了新《國務院工作規則》，減少國務院常務會議次數，同時建立學習習近平講話的制度。這是將「逢迎政治」制度化。 今年5月，李強還罕見以總理身份，陪習視察雄安新區。而過去的總理是不會這麼做的。 李強表面上是為了更好地執行習中央指令，避免政令不暢，但實際上執行的更多是政治指令。而更關鍵的是，作為「一尊」的習近平，並不是全能的，甚至可能是低能。 「全能的習近平」 早在2016年，就有外媒關注到習近平一連串的掛任頭銜。在當時，他不但任黨政軍一把手，而且已身兼7個領導小組負責人，分別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以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這些機構後來基本上已改成了委員會。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文章稱習近平是「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但習近平真的不是「全能」的，他當全面主席，又號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更可能是因為不放心。 「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習近平在2018年第一次連任國家主席時這樣說。習近平自己就是黨，他什麼都要管，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權力欲，但主要還是他不放心，不安心，不得已。 過去的政治局常委中還有江派、團派人物，他們和習不太協調。現在常委們雖然都是習家軍，但連習近平都公開承認他們是「外行領導」，習有另一種不放心。 不過，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未必是人們想像的事必親躬、勵精圖治的勤政表現，從他在洪災期間，連災區都不去看一眼，就可見一斑。 「逢迎政治」之禍 從李強開始，整個官場表面上都不敢對習有微詞，一味逢迎附和。但搞「逢迎政治」是有後果的。 習近平前三年防疫大搞動態清零，官方也稱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即便體制內外質疑聲音不絕，人道災難不斷，但習自己一直不鬆口，堅持說搞動態清零是「生命至上」。而主管衛生的高官和官媒都一直附和習的說法，維護動態清零，結果一朝潰敗，在去年12月政策大逆轉。 在當局放棄動態清零之前，發生了反封控的「白紙運動」。去年12月1日，習近平也曾對來訪的歐盟官員提到，中國出現抗議，原因是「在疫情流行三年後遇到了問題，大學裡的學生或青少年感到沮喪」。這個消息透過大外宣媒體披露。 習可能只是為自己找個台階下而已。真正讓他低頭的原因是他自己撞到了南牆。因為決策失誤，經濟受重創，政治上官員躺平，社會上民怨沸騰，原來的僵化防疫政策已經走不下去，最後歸因於「白紙運動」，以示他還是聽一點民意的。 最近的洪災也一樣，中共為保北京，向河北泄洪，為保習的政績工程雄安新區，涿州等地被淹，災情慘重。其時中共高層在北戴河休假，網上則流傳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等前領導人在任時到災區視察的視頻。 習近平事後專門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自己聲稱防汛抗洪救災取得了「重大成果」，這和各地災民抗議形成對照，而這種抗議過去是沒有的。 有意思的是，在華北洪災之前，中共官方7月19日曾出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關於治水的重要論述」。 官媒指習近平「親自擘畫、親自部署、親自推動」治水事業。中共水利部長李國英更為此書撰寫序言說，習近平關於治水的論述，「在中華民族治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共的水利部長簡直把習近賓士水捧到了「大禹治水」的高度。 這本書在洪災期間遭到不少民眾譏諷，有網友暗諷習是「專業專精的全才型領導」、「全才大將」、「當代大禹，治水有功在千秋」、「文武全才」、「百科全材」。 如果水利部是提前預製這次「高級黑」，李強在網路一片罵聲之際，仍聲稱習「親自指揮」救災，這其實是一種甩鍋。 習近平的治水思想，只是他「無所不包」的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我們看過的還有：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生態思想、習近平文藝思想…… 2021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黨媒刊文，吹捧習近平外交思想，稱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外交工作。然而，外交系統聽從習的「敢於鬥爭」指示，結果四面樹敵。 最近中辦、國辦印發文件，要求將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領導幹部「重要必修課程」，做「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模範實踐者」。 說習近平有經濟思想沒有錯，無非就是國進民退的一套，外交思想也有，就是惡狼外交的鬥爭一套。但要說習有法治思想，就很荒唐，人們都知道中共黨大於法，以黨代法，根本無人權和法治。 習近平既然有這麼多思想，不是靠御用文人搗弄出來就可以的，必須有逢迎者的宣導。 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內的研究機構，陸續建立了10個「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現在這種所謂的研究中心，在全國至少有18個。 今年4月，中共在全國發動學習「習思想」的運動，習的頭號親信蔡奇負責操盤。而習近平也不避嫌，親自開會下指示。這些都是「逢迎政治」的產物。 在經濟上的逢迎帶來的損害更大，因為習近平大腦思維都是陳舊的計畫經濟元素。當今中國的各類經濟指標幾乎無一點亮色，潛伏著各種灰犀牛和黑天鵝，中國的經濟繁榮落幕已是外界共識。這不是當局禁止唱衰，聲稱形勢大好，就能解決的。習近平為什麼一再強調安全？他如今惶惶不可終日，睡不安枕。 1978年之前，中共搞計畫經濟造成災難，1978年之後中共不得不轉變路線，但仍是由黨來決定市場的配置，本身就是瞎指揮，中共永遠無法「改革」形成真正的市場經濟。到了習近平「新時代」，也只是將九龍治水變成定於一尊。但由於最高層僵化低能，又沒有制衡，更容易朝令夕改，政策前後矛盾。 對於習近平折騰導致的政治黑暗、經濟爛透，沒人敢提異議。況且李強他們還要搞「逢迎政治」，讓朝廷瀰漫諂媚之風。 「新時代」就是「最後一代」 當然，也不能全怪身邊人坑習近平，因為習近平自己也確實聽不進別人一點刺激性的言論。所以他才會一上台就搞了個「妄議中央」的罪名。習近平成了名符其實的「習禁評」。 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紅二代、房產大享任志強質疑當局防疫不力。他罵習近平的文章，2020年3月在網上流傳，同年9月他被以貪腐罪名判刑18年。 中國歷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是能聽忠言的古代明君典範，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不忘隋朝滅亡的教訓。他經常說：「百姓好比是水，帝王好比是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還認可魏徵所說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因為他知道自己並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 以馬列主義為宗、本質上與中華為敵的中共政權，本身來路不正，當然不能和中國正統的朝代相比。另外，中共也沒有民主社會良好的自動糾錯、修復功能，它即便有天大的錯誤，製造了多少人道災難，仍然會自吹偉大、光榮、正確。但作為統治者本人，本來有棄惡政、行善政的機會，善政會令統治長久，反之則短促，不論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道理是相通的。 如此，中共到了習時代，在各領域的折騰，只會加速其潰敗。而李強配合習打造的以「逢迎政治」為特色的「新時代」，其實是「爛時代」。去年上海封城時，年輕人躺平對抗中共，誓言做「最後一代」。如今到習近平這一代，其實也到了中共的「最後一代」。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三年清零之後，中國的經濟並沒有如人們期待的那樣有所好轉，相反，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衰退。同時，中國的國際環境也在日益惡化。人們再次對習近平的統治出現了強烈的質疑，習近平早日下台，幾乎成了全社會的期盼。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華爾街日報》的文章「綜觀歷史看習近平的接班人之迷」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這篇文章提到，清王朝建立的秘密建儲制度，既可以減少諸皇子奪嫡的風險，又不至於讓皇帝在位時大權旁落，也避免了儲君向皇帝爭權。文章認為，習近平也似乎樂於此道。作者的意思是，習近平可能也在搞秘密建儲。文章還說，去年開啟第三個總書記任期的習近平可以自由選擇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時間，但卻遲遲不願亮出底牌，有意布下的一個迷陣。或許，《華爾街日報》的這篇文章完全誤讀了習近平。習近平不是不願亮出底牌，恰恰相反，習近平早就亮出了底牌，那就是不立接班人，所謂的接班人迷陣，恐怕只是一些人的想像。 事實上，從中共19大、到20大，最引入注目的一點便是沒有安排接班人。這不是巧合，而是習近平有意為之。當年，習近平的親信陳敏爾取代孫政才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關於他即將成為政治局常委、成為習近平接班人的傳言就甚囂塵上。結果，陳敏爾不僅在19大上沒有成為政治局常委，在20大上依然沒有成為政治局常委，其他的幾個親信反而後來居上。陳敏爾沒有能夠入常，很重要的一點便是有被看作接班人的嫌疑。而同屬60後的丁薛祥之所以能夠入常，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從沒有地方工作經歷，不會被外界看做是習近平的接班人。習近平有著強大的權力資源和操作能力，在他已經定於一尊的情況下，兩屆中央委員會都沒有接班人。難道，這還不足以說明習近平的立場嗎？還不足以看清習近平的底牌嗎？顯然，習近平非常忌憚接班人的存在，他在極力地阻止接班人的出現。 另外，在世襲制的情況下，血緣便是最重要的資本，而皇帝的遺詔又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個普通的皇子，哪怕是一個深藏在後宮裡的兒童，也完全可以憑藉先皇的詔書，名正言順地繼承大位。中共的黨魁確實可以指定接班人，但是，中共的體制畢竟不是世襲制，接班人需要有一定的經驗和資歷，需要被黨內外認識和接受。一個事先沒有任何影響力的人物，即使突然被立為接班人，也不可能順利接班。更重要的是，中共的黨魁只有在他擁有權力的時候，才能夠確立接班人，一旦他失去了權力，他便失去了一切。他指定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這一切決定了，在中共的體制下，根本不可能存在秘密立儲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們知道，在中共的19大上，習近平提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步走」的戰略安排：第一步，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實際上已經暗示，他將執政到二〇三五年以後，否則，根本沒有必要提出「兩步走」戰略。這也就意味著，至少在十年以內，習近平根本就不會考慮接班人問題；即便是要考慮，也要在他完成第四個任期之後。那麼，目前在任的政治局委員應該都不在習近平的考慮之列，畢竟，15年以後，這些人最年輕的也已經70多歲了。也可以說，習近平自己現在都不知道接班人是誰，不知道接班人在哪裡。 習近平執政十年，製造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特別是三年疫情，習近平荒唐的防疫政策更是造成了空前的災難，數百萬、上千萬人死亡，經濟更是遭到重創，習近平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早已經成為千夫所指和社會公敵。如果說，此前，習近平就想長期執政的話，那麼，事到如今，作惡多端的習近平就更不可能交出權力了。他不可能不擔心，一旦失去了權力，他就會遭到清算，乃至遭到審判。可以想像，習近平越往後就越是會擔心自己的下場，就越是千方百計地鞏固自己的權力，就會更加提防潛在的接班人。習近平應該會想到，無論是誰上台，都會先否定他習近平，否定他習近平的錯誤方略，才能贏得民心、才能確立自己的歷史地位。習近平怎麼可能接受這樣的結果呢？從這一點來看，習近平肯定不會主動退休，很有可能他會終身執政，他絕對不願意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就被否定、被審判。 中共是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組織，權力高度集中在總書記一人之手。外界擔心，沒有接班人，一旦習近平出現意外，可能會引發劇烈的政治動蕩。這不僅關係到中共自身的生死存亡，也關係到中國乃至世界的穩定與發展。然而，習近平擔心的卻是，一旦有了接班人，會削弱他自身的權威和影響力，分散他的權力，因為，習近平缺乏基本的自信，接班人存在會讓他感到威脅。此外，習近平內心極端缺乏安全感，只有絕對的權力才可以讓他感到有保障，一旦確立了接班人，他一定擔心接班人會抄他的後路。再者，他不會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權力，他關心的事情也只有權力。最重要的是，習近平極端自私，他只會考慮他的權力和地位，至於他以後的情況，中共的存亡、中國的穩定，他根本就不會在意。同時，習近平又極端無恥，他只看重實利，而不在乎名聲，更不在意外界的評論。一般來說，專制統治者傾向於選擇他信任的人接班，以維護他的遺產，並在卸任後保護他的利益。然而，以習近平的為人，根本就不存在他信任的人，甚至都找不到一個讓他滿意的人選。能力太強，他會擔心無法駕馭；忠誠太過，他會擔心是兩面人。他更是絕對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再出現一個習近平，讓他自己被邊緣化，被冷落，乃至被羞辱，就像他羞辱胡錦濤一樣。 中共的接班人問題一直是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尤其在習近平上台以後，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和敏感。習近平在2018年修改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他的長期執政掃清了法律障礙，但也給中共的未來、中國的未來帶來了極大的風險和災難。沒有人可以知道，愚蠢狂妄的習近平明天會做什麼，只要能夠實現他的野心，中國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他也不會在意。危險還在於，得益於中共的獨裁體制，習近平不僅輕易地打垮了黨內的主要對手，而且，還完全壓制了社會各界的精英。習近平在中共內部已經沒有明顯的對手或挑戰者，擁有近乎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如果，他不想安排接班人，就沒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迫使他安排接班人，整個統治集團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中共走向危機。 事到如今，恐怕不會再有人對習近平還報有幻想，習近平執政下去，只會讓更多的人感到絕望。現在，人們談論接班人問題，明顯不是為了談論接班人，而是在表達對習近平執政的擔心和絕望，是在探討習近平什麼時候交權下台。如果有了接班人的消息，或許，會讓一些人生出一線希望。所謂秘密立儲的說法，也許能給外界製造一點幻想，給人們製造一個繼續翹首等待奇蹟發生的理由。 （全文轉自議報）
中共發動的學習『習選』和習近平思想的運動在後鄧時期是罕見而且奇特的。奇特在於習近平親自要求全黨學習習近平思想。他的親信、中共常委蔡奇周一稱，學習習思想是「重大政治任務」，專家則懷疑如此大規模地「學習」，有掩蓋習近平一連串失誤的目的。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習如此仿效毛澤東大搞學習運動，是為了挽救動態清零政策最後幾個月混亂局面對中國造成的破壞。 『習近平著作選讀』(簡稱『習選』)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座談會5月22日在北京舉行，蔡奇稱出版『習選』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定，要把學習習思想當作「重大政治任務」，並指『習選』是學習習思想的「權威教材」。 蔡奇講話，開宗明義，一下就歸結到對習近平是否效忠的問題上，他明確地說，學習習思想，就是要廣大黨員幹部更加深刻領悟「兩個確立」，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熟悉中共政治的人知道，這三個數月來頻繁出現的詞語都是為效忠習近平量身訂做的。 但是過猶不及，在習近平第三次擔任總書記半年多以後，每一位習的親信，在每一次黨的大會上，都要講「確立」習近平的地位，「維護」習近平全黨的核心地位，不斷地強調「四個自信」，後來又從「兩個維護」延伸出「兩個確立」，其要旨是「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難免引起觀察人士懷疑，習近平的核心地位到底確立了沒有，到什麼程度才算確立？ 中共自三月以來，在習近平主持下發起的學習習近平思想運動，已持續數月。周一，官媒專門刊出中共常委、中紀委書記李希和七位副書記如何學習習思想的報道，報道說李希主持了三次集中自學和三次集中研討，學有所得，在第四次中紀委常委會集體學習時強調，「確保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平穩有序推進」。李希對習近平的不安全感有很深的理解，「確保」，「確立」都是一種不確定的狀態。 不光中常委學『習選』，國家機關要帶頭學，根據網路傳出的一些照片，一些名人也要帶頭學，網上就流傳著老作家王蒙手捧『習選』認真學習的標準照。 這一學『習選』的運動，有點當年學『毛選』的遺風，但在個人崇拜和造神方面，毛習尚不在一個層次。毛有所謂「打江山」的背景，膜拜者眾多，造神或搞個人崇拜，無需自己出馬。毛不需要自己帶頭學「毛澤東思想」，而習近平需要親自上陣，宣傳習思想。 雖然『習選』成了全中國印刷最多的書，而且到處都有像王蒙一樣的人民捧著『習選』學習的照片，但是真學假學，還有待鑒別，所以蔡奇強調，要深入開展主題教育，學好『習選』，「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入腦入心入魂。」 但如此鼓吹學習，形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用心何在呢？ 華爾街日報周一報道指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正借鑒毛澤東的危機因應策略，以發起一場「精神洗禮」學習運動的方式，遏制動態清零防疫政策最後幾個月混亂局面，對中國造成的破壞。 該報援引多位人士分析了這一狂熱的學習現象。中國獨立政治分析人士吳強認為，習近平這場學習運動的熱度，反映了近來連串事件對自己形象的打擊有多嚴重。其目的是重新控制公眾輿論，掩蓋自己的失誤。 11月爆發的抗議活動，顯示對習的信任度在下降，而突然放棄清零的做法引發了人數不詳的死亡。中國經濟一直難以擺脫清零後遺症的影響，更因中美對峙，經濟恢復困難，導致許多中國人移居海外，反映了對習近賓士下政商環境變化的不安。 3月底習近平下令開展「調查研究」，這與毛澤東在1961年全中國大饑荒期間發起的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運動很相似，毛那樣做是為推卸「大躍進」災難性後果的責任，並暗示其實是下級官員不調查研究不掌握實際情況。 中國問題專家鄧聿文分析，學習運動的最終目標是維護習近平的領導地位，如果你緊跟習近平，緊跟他的思想和政策，你就會通過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