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总动员5》首周狂揽3.12亿美元登顶年度开画冠军
2026 年 6 月 23 日
中共建党103周年之际，习近平不延续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重建毛泽东式个人独裁地位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习近平是否为独裁者在中国属于特殊禁区，但在国际上一般存在共识。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两次公开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以“独裁者”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同的期待，但有一点是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毛式的个人独裁将一去不复返了。胡平说：“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在毛去世30多年，在邓江胡之后，居然又出了个习近平，居然又重演了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 毛泽东作为中共和红色中国的奠基者，仅在晚年的十年文革时期攫取到一人控制全党的绝对专制权力，习近平为何仅用5年一个任期，就废除了邓小平确立的党内集体领导和任期制的政治遗产，修改宪法，定于一尊，完成了从一党专制到一人独裁的过程？ 中共模式无权力制衡 领导人性格决定政党特质 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其基本政治制度，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在中共党内，党章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纵观中共建政70多年的历史，一党专制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 胡平认为，中共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政党其实就是一种委员会制度，除了没有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之外，其具体运作也没有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规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党内一把手的性格和能力决定了党内和国家制度的特质。 他说：“有的领导人，他压制的很凶，在党内也搞大清洗，这么一来二去，就逐渐建立起个人独裁。有的第一号人物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能力和机会轻易地把党内异己清洗掉，于是就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他的权力也就不是那么大。”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改革信息库在2011年习近平上台之前发表了“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始末”长文，指出“倡导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一个重要的贡献。” 胡平认为，邓小平所谓政治上的开明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时之间一方面是他们都痛感于毛时代的那种个人独裁，使他们自己都成了受害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这一批元老们都复出了，他们彼此之间很难彼此完全吃掉对方，所以形成了元老们共同执政这么一种状况，包括由他们来指定最高权力的继承者。” 习近平执政曾被预计开启“常人政治时代” 纵观邓江胡三代，执掌权力十年左右的邓小平1989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在连续任职二届总书记后退了下来，造成中共领袖任期不超过两届的惯例，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限制个人独裁的重大政治共识。 胡平披露，到了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共甚至出现了民主推荐的制度：“我们看到这十七大之前，中共召集省部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北京开会，让他们推荐下一届政治局人选。据说在那次推荐中习近平的得票超过了李克强，所以就这样确定了习近平成为第五代接班人。” 胡平说：“如果你让这个程序一而再再而三地搞下去，到头来可能就成为一种制度了。如果最高领导人都是通过高层的民主推荐产生的，那你的权力就肯定受到一种极大的限制。” 2012年，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就任总书记。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笔名皇甫平的周瑞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的文章，把中共建政以来分为四个政治时代：伟人时代（毛）、强人时代（邓）、后强人时代（江胡）和常人时代（习）。 周瑞金认为，常人时代将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和高级领导层并非指定，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其次是推行集体领导、民主工作和依法办事。 中共政治生态的改变为习近平个人独裁埋下伏笔 与这种乐观估计相反，胡平早在2011年就推断习近平的权力将远超江胡，因为当时中共高层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指派接班人的元老势力崩溃。 “胡锦涛在十八大的裸退也使得江泽民原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不得不跟着一并撤销，也就是两派元老同归于尽了。这么一来习近平一上位就没有人能够制约，因为原来能够制约最高领导人的元老，也就是推举你上台的力量相互抵消了。”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习近平上台伊始，就无视当时尚有影响力的党政分开原则，建起各种小组并自任组长，以“小组治国“，相当于架空国务院的许多机构。 此外王立军事件和令计划儿子车祸更为习近平发动反腐运动提供契机。胡平说：“有了这两个概率极低却影响极大的事件，就给习近平在高层清除异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和时机。如果没有这两件事，你习近平就是想搞以反腐败为名的清洗运动，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随着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倒台，中央办公厅主持的民主推荐也就不了了之，为习近平扫除了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制度和程序上的障碍。 习近平以胡温时期“九龙治水”弊端要求集中权力 习近平称胡温执政时期的“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等措施为“弊端”，因此要求集权，最后走向个人专制。胡平说，中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存在专制独裁的基因，所以任何分权分治其实有助于遏制其内在的极权冲动和倾向。 他说：“中共体制原本有着多种可能性向不同的方向演变，就像胡温时代的这种‘九龙治水’，固然似乎有效率不彰等方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经济腾飞的主要起飞、发展最快的就是胡温这十年，得益于这个时期的所谓效率不显的不折腾，完全不同与后来习近平时代的运动治国带来的后患无穷。” 正是最高层缺少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才逼出了民主推荐这种方式。胡平指出。如果当时胡锦涛在人事问题上一言九鼎，就断然不会出现民主推荐这种形式。 他说：“民主推荐固然是很有限的一种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假如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未必不可能使得中国高层政治朝向一种、至少更多一些民主色彩的方向演变。但是习近平上台，就把这种可能性完全阻断了。” 毛泽东以声望服众 习近平以威慑吓人 2018年中国人大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制，是习近平改变中共体制的决定性步骤。习近平为何或如何能说服党内高层接受他的决定，让全党接受一个毛式强人政治再度出现？ 当年毛泽东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很大程度上靠他对中共发展壮大的贡献以及他在打江山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习近平当时执政不过5年，政绩乏善可陈，更无党内和民间的威望。但是胡平认为，独裁者要建立个人权力，除了靠所谓功绩和深浮人望之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威慑。 他说：“习近平愣是通过反腐的名义，整肃了一些关键性人物，使得在党内上层的不同意见不敢通气，然后通过一种超越程序的方式，愣是以中央的名义，在没有召开全会的情况下提出建议修宪。这么一来，就使得上层没有人敢于反对他了。习近平建立个人独裁主要是靠反腐败，就是靠威慑。” 建立清一色习家军 习想要长期执政还是终身执政？ 仅仅通过两届任期，十年执政，习近平就取得了毛泽东作为中共和红色中国的奠基者奋斗一生所达到的地位。2022年中共20大让习近平登上了专制权力的巅峰，纽约时报为此撰文指出，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并不出人意料，但就连那些有经验的中国观察人士也对中共最高层领导班子如此彻底的大洗牌感到震惊。 报道援引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的杨大力教授的话说，“他原来就占据支配地位，现在更加不可动摇了，统治地位归他独有。” 胡平说，二十大以后，中共高层成立清一色的习家军，其清一色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毛时代。他说：“毛不管怎么说，当年跟他一起打江山的那些人，他不可能都打到。所以在党内上层总还有朱德在，虽然他不起作用，但位置还在那儿。周恩来还有相当大的势力，虽然他不得不样样都顺从你，但是你还是没法把他打下去。到了习近平，你看，这个最高层就完全成了清一色。” 《人民日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后指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似乎有意告诉外界，习近平只是为了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统一之大任，要求额外任期，长期执政而已，不会成为另一个毛泽东，在年老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大权在握，终身执政。 但是胡平认为，独裁者是没有退路的，他缺乏安全感，永远处心积虑地担心别人觊觎他的权力和地位，担心遭人清算，所以他不愿也不敢交出大权。胡平说：“习近平取消任期限制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无限期执政，也就是终身执政。”
旅德学者王维洛日前发表了名为《新质的五子登科》文章，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套路归纳为紧紧抓住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精算子，也就是控制了军队、宣传、警特、金钱、数据。王维洛在5月3日接受了本台记者孙诚的专访，讲述了他对习近平统治模式的分析。 习近平统治模式的八个特点 记者：我看了您的那篇文章《五子登科》。很好奇的一点是，您觉得习近平的统治模式，和之前的毛、邓、江、胡相比有什么特点？ 王维洛：其实，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统治的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控制，对中国全社会的控制。如果我们具体讲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三个人上台的时候，中国人民对这三个人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1949年建国的时候，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后重新上台，中国老百姓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应该说中国民众对习近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有个很大的优势，他没有政治包袱。 记者：您在这里提到的没有政治包袱，指的是什么呢？ 王维洛：第一，他可以给六四正名。第二，他可以恢复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正常关系，可以宣布不用武力统一台湾。第三，他可以改善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因为他没有任何负担，他可以请达赖喇嘛到中国来、回到西藏。这都是当时他所面临的情况，他所有的政治机会。但是，最后他是错过了这个机会。如果我们把现在和他2012年上台相比的话，现在的情况变得很糟糕，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从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来说，是越来越糟糕。中国看不到出路。你不要说现在的三中全会能拿出什么大的措施来，他说不出。 记者：您在《新质的五子登科》这篇文章里提到，习近平紧紧抓住了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精算子，也就是控制了军队、宣传、警特、金钱、数据。这和之前的毛泽东、邓小平有什么不同呢？ 王维洛：第一，习近平没有一个明确定义的目标，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的目标是很模糊的，不忘初心、中国梦，那是什么东西？是没有明确定义的，也没有长期、中期、短期目标的区分。第二，习近平对于目前的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不知道现在存在着什么问题，也许他所接受的信息是完全错误的。还有第三个比较明显的区别是，习近平是在前台指挥，演一个独角戏。其他人，包括他的六个政治局常委都是躺平的。而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两个是不管具体事情的，特别是毛泽东根本不管，邓小平对具体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不管的。第四，习近平的价值观是固化的，他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他所认为的市场经济其实是计划经济加上大数据，他认为计划经济的缺陷是不知道需求、供应在什么地方，他认为有了大数据、掌握了所有数据之后可以避免计划经济的缺陷。所以他认为计划经济可以战胜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第五，习近平他小事情什么都管的，但是大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记者：习近平的这种抓小放大，您能否详细谈一谈呢？ 王维洛：比如说现在中国的两个事情，一个是粮食，习近平谈粮食问题很多，但是粮食问题对于当今的世界、中国就是一件小事。而就业对于当前中国来说就是天大的大事，习近平是大事不管、小事多管，哪怕中小学生的补课他都要管。 记者：可以看到，习近平确实在这些年里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比如雄安新区就不了了之了。这是不是反映了习近平的统治，还有这种朝令夕改的特点？ 王维洛：习近平这个人做事是没有恒心的，他往往是想一出是一出，想到一个东西做了两下就半途而废，有开始没有结束。比如说“海绵城市”，他在一年里面讲了三次还是四次，到了后面就没了。他看到不能防洪，看到问题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习近平在他的统治上有个特点，就是把责任压到基层，要地方负责。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他有水库的库长制度、河流的河长制度。他怕水库溃坝，就提出了库长制度，就是哪个水库溃坝了就找库长。所以现在只要一下雨，洪水一形成，所有库长都怕水库溃坝，都突然泄洪。因为这个责任压在我的脑袋上，上面不承担责任，也不说泄洪还是蓄洪好，都要压到最下面那个人来承担责任。这是习近平老是说的压实责任，这是他的第七个特点。第八个特点，他是没有检讨、没有修正错误的机制。他就是发现这些工程错了，像雄安新区、一带一路，他明显看到错误层出不穷，但是他不会检讨错误，他也没有修正的机制。 王维洛：“习近平现在对权力的掌握在毛泽东、邓小平之上” 记者：您在文章里也谈到，习近平的统治是落实在控制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习近平并没有一个“主义”。不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他们是提出一个“主义”，让下面的人去执行的。 王维洛：他（习近平）是有空的口号，但是他是没有具体措施。比如说他说的房地产市场，“房住不炒”，什么是“房住不炒”？他现在又放弃了这个“房住不炒”政策，他没有具体的执行措施。“五子登科”说的是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精算子，精算子是他对数据的控制，我们就来讲“精算子”。以前，毛泽东是两个，枪杆子、笔杆子，到了1950年的时候他就搞了三反五反运动，把刀把子搞上去了，加速了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开始剥夺中国老百姓的财产。现在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上去，是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卖地卖不出价钱了，中国的老百姓知不知道地以前是谁的？1949年以前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私人的，共产党把私人土地剥夺过来，然后到1982年通过宪法来声称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这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量资本来源。现在经济不好，卖地卖不出去了，其实这些地都是老百姓的。以前讲的是笔杆子骗人，用笔杆子洗脑，现在他光靠笔杆子不行了，他要靠数据来骗人。所以中国人现在有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除了出口、投资、消费之外，就是国家统计局。 记者：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不少数据引发了很广泛的质疑，比如对青年失业率数据的公布，就通过改变统计方式、不统计在校生，让数字看上去变得更低了。您觉得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王维洛：国家统计局不断制造虚假的信息，来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让老百姓有所谓的信息，来支撑消费、经济的发展。现在很多人都在戳穿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欺骗性，就是说连正负、增长还是减少，国家统计局就是凭口乱造数据、随便说假话。你要把数据好好排列一下，会发现中国经济就像文革以后的现象，套上就好了。如果把真实数据摊开来说的话，就是“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学说之后，又增加了钱袋子、增加了对数据的控制的功能，来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记者：那您觉得，习近平的这种“五子登科”模式，会把中国的社会带到什么样的道路上去呢？ 王维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统治模式呢？我生活在德国，可以说习近平的统治模式是个人独裁政权。可以比较的是二战时期德国希特勒的个人独裁政权，当时希特勒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他做的错误决策是没有人敢纠正、没有人敢提意见的，据说当时他的建设部部长施佩尔还能提一点意见。习近平身边是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主张提出反对意见。要说民间，哪怕一个人对他的政权并不构成威胁，他也是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存在的。所以个人独裁政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的国家是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完全依赖于一个人的决策。如果这一个人的决策发生错误、偏差，那么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一场重大危机，没有一个制衡的机制可以修正这个错误。讲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习近平说2025年要武统台湾了，能阻止习近平这个决策的执行吗？中国党内或者国内的人，能够阻止这场战争发生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习近平现在对权力的掌握在毛泽东、邓小平之上，是个人独裁的政权。 记者：其实毛泽东开始，是不是就是这种人治？比如大跃进、六四都是毛泽东、邓小平一拍板，整个方向就都被扭转过去了。 王维洛：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到习近平这个地步。毛泽东当时还要开个七千人大会，在会上还要做一些检讨，他对这个检讨的最后反扑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对当时出现的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也不得不假惺惺做了个检讨。邓小平也是一样的，他做了错误的决策之后，六四之后用了江泽民，用南巡讲话来修正他的错误，把经济发展重新置为中国发展重点，他也有修正。习近平个人的特性来说，他是没有这种回头看，看看走的路是不是对的这种习惯的，用习近平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他是会一直这么走下去的。 王维洛：经济困难是习近平遇到的客观阻力 记者：那么您觉得，习近平的这种模式会不会受到什么阻力？会不会崩溃？ 王维洛：他的阻力主要会来自于中国经济问题造成的财政困难。他没有足够的钱来花、来维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行，可能是他实际上遇到的客观问题，这不是由于他下面某一些人，比如说李强、丁薛祥、陈敏尔这样的人对他的路线提出质疑、提出不同的意见，而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困难，他没有钱花、搞不下去了。这是他实际遇到的问题。 记者：谈到了这么多，您能否总结一下，习近平的统治模式是不是存在一个总体的方向和趋势呢？ 王维洛：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的十多年以来，看着是左右漂浮不定，有的政策往左去，有的往右来，但他总体是往左走的。他不改变往左的趋势的。比如说，他在房地产政策上，提出了“房住不炒”政策，现在又全都开放了，让大家都去买。如果中国，1949年之前房地产都是属于私人的，共产党通过不同手段把房地产都收归国有，然后再卖给中国人，最后用高价迫使中国人买下了房屋所谓的使用权，最后再来一次大清洗，把房价一下子杀到最低。中国人自己算一下的话，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你劳动的所得最后就变做虚无了，因为你所买的房子是一个只有70年使用权的东西，到了70年之后是什么也没有了，必须收回去。中共现在的政策，是因为大量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还有将近二三十年时间，它认为这个时间到了，可以让你重新再买一次。这个再买不但在于土地使用权的70年结束了，而且还在于中国的建筑质量不能保证这个房子在70年后还能使用。所以中国人现在投了300万、400万、500万、1000万，你买的房子是你一辈子的劳动所得，但是到了最后一看，什么也没有了。对中国共产党说的三中全会在房地产上提出什么重大措施，只要不是实现土地私有化，是没有出路的，是不能解决现在中国经济的困局的。
对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先生关于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追随者的说法无论作何理解，都不能不承认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至少一部分是江泽民当年曾经主张或者亲自实践过的。比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发扬光大。 本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刊登出《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的追随者》一文，其中有两段内容是冯客说他本人认为，“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总工程师，但江泽民才是创建者，他提出“走出去”的想法，他提到新疆是重要的战略区域，也是他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也是江泽民从1989年夏天开始一直强调，和平演变是中国的巨大威胁“;” 他（习近平）是一个追随者，特别是忠实追随江泽民建立的制度。有些时候人们互相不喜欢，是因为他们很相似，像江泽民和习近平的情况。不是习近平要求党委进驻民企，是江泽民；不是习近平钳制西方文化，是江泽民；是江泽民提出’走出去’，也是江泽民时期加入世贸，习近平忠实地遵从这一切。” 关于江泽民当年如何“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以及“反和平演变”等内容，将会是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本文先介绍和分析一下为什么说如今习近平的“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记得习近平在2017年秋主持的中共十九大上正式宣布“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之后，中共官媒的学习指导文章《“两个确立”：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政治成果》中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说“两个确立”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和充分的理论依据的：“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没错，当年的江泽民正是在自己上台5年，感觉地位稳固后，就不失时机地用党的“决议”的形式“法定”了他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正是在这部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这可是江泽民自1989年6月被邓小平推上前台之后，在中南海深宫苦苦等了五年,才终于说出口的“心里话”。 这里，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已经“完成”，等于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体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等于是以党规的形式“法定”了邓、陈两位“东、西太后”的垂帘听政时代彻底结束，“法定“了江泽民已经从“儿皇帝”转为有名有实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难怪当时的邓小平子女在看到这份《决定》的“征求意见稿”时就在私下里调侃说：这分明是一份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 这就涉及到了当时党内当外都好奇的问题，当时的这份《决定》中的如此关键的内容，事先到底是经过了邓大人的恩准，还是江泽民擅自行事？ 当时的北京高干子女圈中流传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邓大人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前（1994年秋季之前）身体情况还允许听取文件和工作汇报，在杨家将倒台之后接替了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联络人”角色的曾庆红通过邓办主任王瑞林向“老人家”送审《决定》草稿时，邓大人看到文中提到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日益成熟”的说法，认为，“日益成熟”就是“还没有成熟”。曾庆红回去以后便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种说法是，邓大人早在四中全会之前即已经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故对四中全会《决定》草稿根本没有审阅。 第三种说法是，交邓小平“过目”的《决定》草稿同日后公布出来的内容基本一样，而邓小平只是在草稿上签上“已阅”二字，没有表示赞许也没有表示反对。 无论上述说法哪种更接近内幕实情,都必须承认当年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从“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完成权力“交接”这句话一经在官方媒体发布的中央全会《决定》中原话刊出,绝对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此话面世之前,中共党史还要被算作“邓小平时代”,而从此话面世的那天开始,中共党史则正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之后的第三阶段:“江泽民时代”。所以,当时的邓家子女将此说成是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确是一语中的！。 回想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五年前（1989年11月）, 虽然当时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对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宣布了“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同时也宣布了“杨尚昆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的江泽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时下实际处境，不但邓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权，而且还在他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安插了杨家兄弟。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不但不敢声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决策”,而且是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不惜自我贬低，自降身份,声称他这个“军委主席”只有在杨家兄弟的帮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时,他还特别安排杨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间合影,并亲自下令各大报刊刊登此照,可谓“谦虚到了极点”。 但日后看来，江泽民刚刚接掌军委主席表面职务时的表现，完全是韩信式的“忍辱负重”。 我们知道，当习近平2017年推出所谓“两个确立”之后，当时的党内“二把手”李克强虽然没有可能表达“不同看法”，但至少没有主动出面替习近平背书。而当年的江泽民手下的“二把手”李鹏则不然，1994年9月正是他李鹏亲自出面，对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最关键”一处内容进行强调解释，把““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翻译成人话：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过渡已经顺利完成”。 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具体召开时间是1994年9月25日至28日，28日闭会当天即依惯例发布“会议公报”。“公报”中称：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另外，该“公报”中也简述了会议《决定》内容的概要。 但是，该全会结束后，其《决定》的全文却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华社发出通稿,次日统一见报，中间间隔了八天时间。 笔者在当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对比了“江核心”此前主持的历次几次重要会议之文件的公开见报时间,比如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结束后隔了一天，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即全文见报；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也是仅隔一天，该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及江泽民在该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便同时见报。 那么，1994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全文内容之所以在闭会之后又拖了八天时间才正式公诸与众，只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决定》全文在中央全会通过时，与会者对其中内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后再正式发布自然需要时间；二，《决定》内容的某一或某几个关键之处,还必须等待政治元老,特别是邓小平的首肯才敢公开发表；三，《决定》中的关键内容过于敏感，中共高层担心发表出来以后引起舆论不安或党内外的骚动，所以才推迟了一段时间。 而事实上无论是在当年十四届四中全会筹备期间的《决定》起草过程中和该会召开期间的《决定》讨论过程中，前后都有部分参与起草者和起草过程中的被征求意见者及会议上的参与讨论者委婉地表示了所谓的“保留个人意见“，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林彪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及毛泽东死后华国锋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当年林彪提出的所谓“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不过呢，无论当时党内外反映有多强烈,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核心内容在讨论过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会开过一个星期后,江泽民终于力排众议,要求新华社对外播发的四中全会《决定》内容中,将曾庆红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留。 注明一句，这里说的“党内外“三个字中的”外“，并非指中国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国之外，而是特指中共政治词典中的”党外“，即所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共每有重要“决定”的做出，都会在文件生成阶段有一个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的程式。 记得当年笔者撰写《江泽民的幕僚》一书过程中，曾有“圈内人士”告诉文笔者说：1994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等官方纸媒体全文登载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当天,聚集在曾庆红周围的一批“政治哥儿们”奔走相告,声称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其重要意义绝不亚于邓公16年前（指1978年）主持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 就在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被正式登报的三天后,中共《光明日报》便刊登出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刘泽民的“学习体会”文章,，把四中全会《决定》中强调的“民主集中制”总结成为“六个意识的强化”,其一“强化维护中央权威的意识”；其二是“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文章还肉麻地吹捧说：只有“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充分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依赖。……实践已经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国人民爱戴的党中央，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对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相比之下，日后看来，，无论是王沪宁还是李书磊，无论是蔡奇还是李鸿忠等习近平的吹鼓手们，都不是原创，其对习近平的吹捧内容全都有对当年刘泽民“大树特树江泽民的绝对权威”的抄袭之嫌。 这个刘泽民也是一个技术官僚出身,当年被提拔为山西省副省长时,就有不服气者讽刺说他“一定是沾了‘泽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辉煌”。 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期间,刘泽民以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出席。会议结束当天,便将他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报》。据说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当面挖苦他说:四中全会《决定》的全文我们这些编辑们都还没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会议公报》的内容，可是“公报”中对《决定》内容的概述没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党的“机密”吗？ 结果,《决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刘泽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 事后有消息说,曾庆红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经在小范围内打过招呼,声称四中全会《决定》内容是中央今后考察干部的“试金石”，并授意自己的亲信分头联络一批省、部级负责人,示意他们在四中全会之后,要在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权威”问题上,带头表态。而刘泽民想必是当时被联络到的地方负责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报》编辑讽刺说：过去见到这种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1976年9月）,那个时候毛泽东刚死,好多省级领导都写来这种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现在小平同志还在世，就有地方领导急着向江泽民表忠心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历史上曾有“四人帮”，指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此四人为毛的夫人及其亲信，他们组成了当时党内高层的小集团，权势熏天，不可一世。但在毛死后不久，四人就遭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军事集团逮捕，至今作为中共乃至中国的一个负面词汇留存历史，只有毛左派还在为他们鸣不平。 把习近平、李强和蔡奇作为中央“三人帮”，是我提出的。但此“三人帮”和彼“四人帮”基本没有可比之处，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四人帮”虽以江青为轴心，但江青的角色比起其他三人没有显得太突出，其党内名义地位不如王、张；“三人帮”的内部关系是不平等的，习以最高统治者身份驾驭李蔡二人，其和李蔡是领导者和被领导的关系，故李蔡对习只有服从，不能说不。另一区别是，“四人帮”中王、张具有某种竞争性，姚的地位较弱，只是陪衬；“三人帮”中，李蔡同为常委，一个主掌经济，一个主掌党务，存在强竞争性。尽管如此，习李蔡三人的利益指向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可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隐约形成了一个党内小集团，所以称他们为“三人帮”。 也许用“中央政治”来称呼、形容三人的关系，更恰当。“中央政治”这个词是周恩来说的，话说文革时期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等到中央，请教周如何看待当时的高层关系，周说只看毛林江三人的关系就可以了，他们三人代表中央，是“中央政治”。黄恍然大悟。周所谓的毛林江代表“中央政治”，既是一种简化，也是一种实质，抓住了三人关系的微妙之处，就能领会中共的政治，也就能在官场左右逢源，至少是避祸。周本人就是典型，在文革那样的险境中周旋于三人间，基本做到平安落地，而很多中共元老包括刘少奇看不清这点，所以下场都不妙。 这种三人“中央政治”自文革后并不在中共历史上常见，不是说中央最高层三人就组成了“中央政治”，首先是三人间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其次，在最高领导人之外的其余二人间，又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关系不能破坏三人的共同最高利益；第三，最高领导人能够同时驾驭另二人，他和谁的关系更亲一点，在这两人中，天秤就倾向哪边。就此而言，林彪虽然是毛树立的党内二号人物，但江青毕竟是毛夫人，在很多时候，毛是照顾江的，所以在林、江关系中，林也不得不巴结、奉承江。此三点特征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有过苗头，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可称为中央“三人帮”，三人在中国改革上有共同利益，但严格说来他们不是“中央政治”，因为当时在中央真正说话算数的，除邓外，另一个是中共元老陈云，而胡赵要听邓陈的，可是在这两个婆婆之间，意见和立场常相左。 复制毛林江三人关系和中央政治的，是习李蔡。习像毛一样，在三人中处于一种相对超然的地位，李蔡则像林江听命于毛一样，听命于习。不过，李蔡有一点和林江特别是林不同，虽然林长期是毛的下属，但毕竟是枪林弹雨中打过来的，为毛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真有资本的，所以这个人也比较孤傲，有时竟然可以顶撞毛，这在中共的元老里罕见。李蔡是习的下属，但他们二人能够到中央，完全靠习一手提拔，不像林彪，一步步靠“军功”上来。所以在和习的关系上，二人没有资本敢忤逆习。 习在二十大组建了一个以自己的亲信为主的统治团队，这和毛在九大组建了一个文革新贵和林彪集团为主的统治团队一样。但为什么说习李蔡在这个亲信统治团队中又有点“特别”，具有某种“小集团”性质？或者说，李蔡二人比起习的其他亲信来，对习更重要，从而三人有着一定的利益一致性？这当然是因为李蔡在习的团队中承担的责任更大，角色更重要。李是中共二号人物，尽管他掌管的国务院在习时代下降为党中央的执行结构，许多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绕开国务院，由习为首的党内小组作出，然后交由国务院去贯彻落实，然而，作为李本人，也是这些党内决策小组的重要成员，没有被习排斥在决策层之外；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共又以经济为中心，李的主要使命，就是帮助习把经济搞上去，国务院一半多的职能，是围绕经济运转的。在这个方面，习需要李去做好经济工作。 蔡在党内排名第五，但也兼任了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而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日常办事机构，实际代行政治局的决策权力，但凡中央作出的决策以及各种情况的通报，首先汇集到书记处，由这个中央枢纽过滤，上陈下达，所以书记处书记的权力要超出他们的政治局成员的身份所具有的权力。此外，蔡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由政治局常委兼任办公厅主任，这是个不寻常安排，过去仅在毛的某个特殊时期出现过，现在习把这个职务交由蔡，当然是对蔡的信任。中办和所有的中共机构都不同，它掌管总书记的日程安排和行踪，并领导着警卫部队，中办主任鞍前马后伺候总书记，不是信不过的人不会把这个职务交给他。再从蔡在党内分工掌管党建、宣传、统战和意识形态来看，也都是习倾注心思的领域。习上台这些年来，一大目的就是改造党，把中共改造成他心目中的样子。 可以说，一个主管经济，一个主管党务，李蔡二人成了习的股肱之臣和左膀右臂，加上习亲抓军队、外交和安全，三人的合作，就决定了习政权这条大船航速的快慢和航行的稳健。从这个角度说，三人构成了一个命运小共同体，是习政权的核心，李蔡则成了习亲信中的“亲信”、心腹中的“心腹”。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中央“三人帮”里，如果李蔡扯后腿，二人或各自亲信产生矛盾和冲突，以致习不信任其中一位，或两人都不信任，“中央政治”就将瓦解，习政权会处于危险当中。 目前这个小集团刚渡过一年，尚看不出有明显的分歧浮上台面，以团结合作共渡难关为主，这个难关就是在保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尽快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它决定了三人特别是在李蔡二人之间是不能互相拆台的。李蔡对习当然不敢抗上，会忠实执行习的旨意，习对二人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偏向，尽管他在今年早些的六大领导班子党组向常委会汇报工作以及政治局会议上，两度表扬蔡领导的书记处能够积极主动作为，认真履职尽责，高质量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似乎表明在两人的争宠中，蔡赢了李一局，但现在就下结论蔡更得习的重用，还是过早。 不妨简要梳理李蔡和习的个人交往。二人皆为习的旧部，来自所谓的之江新军。20大前，李更得习的青睐。李是浙江人，在习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李任温州市委书记及省委秘书长，成为习的大秘。正是这层关系，在习成为总书记后，李被擢拔为浙江省长，并很快调任江苏省委书记，不久主政上海，进入政治局。蔡是福建人，虽然习长期在福建工作，然而，蔡习的工作交集可能只有三年，1996习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蔡也是在那年成为省委办公厅的一名副主任，可能正是在这期间，习看上了蔡。但在习1999年成为福建省长时，蔡却调到临省浙江任职，习在浙江期间，蔡并未得到重用，直到做总书记，蔡才转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2013年任副省长，成为时任省长李强的副手。一年后蔡被习上调国安委，后转任北京市长，19大前夕擢拔为北京市委书记。 由此来看，习把李放在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并在20大后安排做总理，有将他做接班人培养的用意。李相对年轻，比习小6岁，比蔡小3岁半，如果习要遴选接班人，李会是人选之一。也许意识到这一点，为竞争习的信任，蔡表现出对习无比忠心的样子，无原则的吹捧习，已到一种非常肉麻和恶心的程度，即使在习的亲信中，也显得出格。不过，这对习是受用的，或许正是看中了蔡的这一特质，习才安排他主抓党务。党是习行独裁统治的平台和工具，9000多万党员的思想和组织状况必须保证不能偏离习的航向，才令他放心，这就需要把党务交给一个对习完全忠心的人看管。蔡用假装的忠诚赢得习的信任，这就是习为何要两次表扬蔡的原因。 但是，当下三人的这种合作关系能够保持多久，是个疑问。蔡虽然得到习的表扬，暂时习也不会允许蔡越界染指经济事务。然而，倘若经济状况不能较快得到好转，习钟情的新质生产力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明显成效，习对李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会产生怀疑，届时蔡就有兴风作浪的机会。李和蔡本质上是不同的两类人，李可能还保留了一丝做人的道德底线，当蔡越权干预李的工作，或者他们各自亲信的明争暗斗影响到两人关系，会导致二人在国家发展方向和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表面化与公开化，二人的竞争关系就大于合作关系，习也无法弥合二人的分歧，或者干脆偏向某一方，那时这个为利益而结成的“三人帮”会裂解，“中央政治”不复存在。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于日前以低于平均寿命之年过世，他与汪洋和李源潮等同世代团派菁英，虽然他个人在政治的“七上八下”成功的安全下庄，却挽回不了万里在2015年过世之后，整个团派以及安徽帮也走进历史。李克强属于胡锦涛一系的团派，他能受到胡锦涛赏识有著安徽和团派的双重因素，同时还隔代承接著部份元老的遗绪。然而，随著主客观的权力结构演变，以及近十年中国公务员系统的改变，人才的选用与流动系统更有利由中央管理，地域性或阶级性的派系已难有作为。 胡锦涛世代的仕途受到邓小平的大力提拔有关，另一位则是认同“改革开放”并且关心民生，有著万大爷尊称的正国级元老万里。在文革结束之后，万里复出于安徽担任第一书记，对于清末以来便相对贫苦的江淮地，区有著不同于左的路线，对于农村问题和农业经济自有看法。他将长子万伯翱送往黄泛区历练之外，自己也抓起安徽的粮食问题，推动包产到户，团派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与“要米粮，找紫阳”并称。 万里在安徽期间在农村问题之外，还带起了汪洋有著安徽历练工作的团派，并且也对安徽出身的胡锦涛深为肯定，直到胡锦涛入西藏仍受到万里的指点，因此在2015年万里的葬礼上可见到胡锦涛真挚的身影。万里对胡耀邦的同情也反映在“六四”，当时只有习仲勋对处理意见与其他人相左，由于当时万里外访美国和加拿大，回程时被迫停留上海表态，中国政局的未来可能有所不同。最后万里以己为谋，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习仲勋则以是在深圳兰园引退，将希望放在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一世代。 在安徽帮的发展过程，以及元老的提携和团派的背景，因而形成“团派-安徽”的坚实系统，胡锦涛也很自然的启用汪洋、李源潮和李克强作为这一世代的核心。1982年间，李克强在胡锦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关系很好，以“锦涛”、“克强”相称。“团派-安徽”的系统也串连起军方系统，万里的儿子万伯翱曾经实际管理中国作家协会，同时与少林将军许世友之子许援朝维持世交，许也曾担任安徽军区司令。 企业界方面，基于徽商传统情谊与身分建构，安徽人脉网路自清末的胡雪岩以来便自成一格，同时也让“团派-安徽”能与面向海外且富庶的浙江连成一气，直到胡锦涛执政时期成为另一股商业力量，在当时的上海帮之外自有天地。然而，有别于上海帮得到交通大学系统的技术官僚支持，“团派-安徽”则较为保守，而且缺乏外交与学术领域的光鲜外表，因此较倾向于自我保护，这也使得系统性贪腐容易发生，而且更容易被主政者视为小团体。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团派的历练相当于企业储备经理人，并不是董事会接班人，这样的小团体若是越为坚实，自然威胁了政治权力，更何况中共的天下并不是他们的父辈打下，在万里过世之后，若只依靠“团派”自身的力量，在斗争的层次也低了干部子弟一个层级。随著中国公务员系统梯队的来源扩大，也从下而上的排挤团派的空间，对于能在高考脱颖而出，并且层层过关进入政府系统的公务员而言，他们也不愿乐见中层干部被特定团体垄断，由上而下的推倒团派系统自然能让他们受益，同时反映在近几年党建工作上的参与和积极程度。 今日仍平安的“团派-安徽”系统不是左迁，就是退居全国政协的位置。被视为“小胡”的胡春华从中央政治局委员，被降级为中央委员是最为显著的案例；曾任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是李克强的心腹，现任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样也不具备任何实权；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黑龙江省长，以及自然资源部部长的陆昊，则调任组织规模更小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国家质检总局副主任秦宜智被贬谪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更是直接从侍郎降为郎中。安徽出身，前广州军区司令尤太忠之子，陆军副司令员尤海涛，则转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另一方面，随著李尚福的去职，军中已无其他级干部子弟位列上将，即使他的李绍珠与习仲勋同样参与“抗美援朝”的工作，两代世交也无从挽救。而今只有由陆军转人民武警上将王春宁是干部子弟身分，他是前南京军区政委王永明之子，曾多次防范大内的危难，因此有功在身。在“团派-安徽”和干部子弟土崩瓦解之计，中共内部已无有能力集结的潜在政治菁英群体，随著公务员梯队的升迁之路大开，党政人员的选拔也更具多样性，陈吉宁这样留洋而无背景者也能被任用。 展望下个五年任期，随著中共各个派系的脉络瓦解，新一代多元多地域的成员形成“众星拱月”之局，更有利于持续巩固执政的“习核心”，恐怕才是李克强去世最大的影响。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失踪”，让外界对习近平二十大后一手组建的权力班子的政治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如果说，前十年中共核心团队中并不都是习所信任的人，因而常常免不了有权力斗争的传言流出——尽管未必每次传言都是真，那么，二十大习完全掌控了人事，他把团派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等赶下台，党的权力核心机构政治局以及其他的关键部门与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把控，在此情况下，按说他的治理团队应该很稳定。然而，刚过半年，其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先后出事，这不得不使人怀疑他的班子内部是否存在会导致某种不稳定的因素。 习是自毛以后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这点在今天不会有异议，可他是否真做到了对全局的掌控万无一失，由他的亲信组成的权力班子是否真能无条件地服从他，忠于他的领导，或者他是否能无条件地信任现在的权力班子，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并不确定，需审慎评估。 外界可从三个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 视角一，习在二十大连任总书记后，并未将其兼任的多个领导小组职务中的一个或几个让渡给他的亲信接任。同为政治强人，习和毛、邓的领导风格有很大不同，后两者更愿意务虚，抓大事而不纠缠具体的管理事务，毛把国家的管理任务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等，邓用毛的话说，举重若轻。但习不同，他是大事小事一块抓，亲自领导亲自指挥，在这点上，更接近周的做事风格。然而，他不让渡领导小组职务的更重要原因，恐怕还是担心大权旁落，这隐含着他对亲信的不信任。 习兼任的领导小组职务有十多个，这些机构有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后新设的，其出发点是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掌控权力，因为党政机构的很多关键职位，还是由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共元老的嫡系把持，他们在开始时未必愿意听从习的指示。但在习成为核心，大权稳固后，他依然不愿放弃其中的一些兼职，并且把这些属于临时性质的机构改为党的常设机构，显示他不愿放弃已有的部分权力。二十大他让李强做总理，李有基本的市场经济理念，鉴于中国经济在疫情三年后的极度虚弱状况，为了恢复市场信心，他如果把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让渡李，发出的政治象征信号——表明他可能向他的亲信分出部分权力，进而中国政治在保持现状下还有一些变革的空间——能够对冲李做总理所引起的党内改开派对他人事任命的不满，从而有利提振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中国经济或许会有改善，不像现在这般。可他没这样做。原因在于，他担心一旦放弃部分经济决策大权，社会是否会把这种行为解读为他不得不让渡权力以平息党内不满；同时，亲信在拥有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决策权后，是否会忠实执行他的政策和路线，没有把握。 视角二，习为中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但是他实质上通过否定邓的改革路线而达成目标的路径并不为党政官僚体系的主体所认同，因为这样一条混合了左派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导致中西对立，恶化了中国整体的环境发展。另外，无休止的反腐也让官僚不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中国的官僚体系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收益群体。这个群体的主体对改开路线的认同是真诚的，他们把中国崛起完全归功于邓的改革开放，对习通过集权和强化政治忠诚而背离改革开放持反对态度，但是不敢公开表达。习在20大建立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权力班子，不过，这些人主要负责政治决策和政治监督，在庞大的官僚队伍里，虽然位高权重，但在数量上是少数。国家具体的管理责任和行政事务由在西方被称为文官队伍的党政系统的公务员，包括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来承担。而在习的政治高压下，一方面他们不能不执行习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内心又排斥它，由此普遍消极怠工。习时代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过去更为严重，官员的不作为是一个普遍现象。可以把党政官僚系统的这种懈政和懒政现象视作对习的政治权威和政治路线的软抵制。 由此可见，习即使能够驱使高层，但是他难有效驱动中下官员去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无论有再多的对官员的政治纪律和监督都做不到这点。他们会发展出一套规避的办法。当习无法有效指挥官僚系统，他的思想路线不能被官员诚心接受，他们只是对他虚与委蛇，他实际就无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 视角三，习在中共二十大虽然建立了由亲信组成的权力班子，但是不能消除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也不能保证他能完全掌控他们。秦刚、李尚福的事情以及火箭军领导层的一锅端传闻，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秦、李之事看似与权力斗争无关，但不排除有高层博弈的影响因素，对习是一大伤害，表明他识人不明。 习的地位虽然无人能挑战，但党国体制决定派系间的权力斗争从过去的显性变隐形，斗争的方式有改变，党内政敌有可能从习的亲信入手，打击他的形象。秦刚事件就预示着这种斗争方式的转向。 秦刚桃色丑闻的传出，是在他十多天未公开露面后，在这之前，外界还真相信官方说的“健康问题”，然而不日即流传秦和某女主持人有染，而且还生了一个小孩。此时放出这种事情，很可能是了解秦刚私生活的政敌做的，意在逼习处理他。因为情人之类事情在党的高级干部里是一种普遍现象，没有情人才奇怪。习其实也应该知道这点。可若无人举报，就不成为问题，但有人举报，则会变成政治问题，从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习对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有严格的政治要求，秦刚虽然是被习提拔的外长，也不得不处理。而习或秦的政敌抛出这个丑闻，就看习是否会处理他，若习保他，说明习在政治上对不同官员有两套标准，从而戳破习宣称的在权力使用上的公正性；若习不保他，则可能导致亲信不满。总之，习怎么做都是输的。 李尚福和火箭军高层等被查也说明，他挑选的人免不了腐败，因而对他而言是不可靠的。习对亲信的关键信息——无论是个人道德还是经济问题，并不完全掌握。 有关党的高级干部信息历来极少透露给外界，致使对党内是否存在政治斗争及其程度要依靠传闻去判断。但从中共历史可知，习无法消除党内高层政治斗争，斗争不仅在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之间隐形存在，而且也会在他的亲信之间展开。作为习一手提拔的干将，秦、李在当下敏感期出事，会加重习对其亲信队伍的疑虑，加强对他们的监控，观察他们是否有不忠的行为，从而有可能会制造习和他的权力班子内部的不和，导致裂痕慢慢出现。这是反习者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未来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社会紧张态势加剧，不排除在习的权力集团内部还会出现人事变动，习和他的亲信，以及亲信之间，互相猜疑会增多，关键时候有弃船想法的亲信也在增多。可以说，习未来地位的稳固取决于亲信是否对他无条件的服从与支持，以及经济是否有好转和社会情绪的稳定。其中两人——总理李强和书记处书记蔡奇的角色又尤其突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自中共二十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中国已进入堪称“逢迎政治”主宰的“新时代”，中共政权也进入了“灭”的没落时期。 李强引领中共“逢迎政治” 官员讲话必提最高领导人指示、精神，历来是中共官场的标配。但在实际工作中，一直到李克强任总理的时期，中共国务院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到了习近平大秘出身的总理李强上任，他对习近平极尽逢迎，成为开启“逢迎政治”新时代的标志。 8月21日，中共国务院进行第三次专题学习，李强称，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8月16日，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称在“习核心”领导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尽管中国经济已呈现哀鸿遍野。 近期华北、东北地区洪水滔天，习近平再次未如前任领导人一样现身灾区，引起不少议论。8月8日，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却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各地受灾群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李强7月3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称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 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大秘，他在上海奉习指令封城防疫搞得天怒人怨，结果照样被抬上国务院总理大位。以李强的秘书党思维，他掌握国务院，基本行为准则当然就是服务好习近平，当好“太监”。 3月14日，李强在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说，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国务院定位首先是“政治机关”，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之后，李强制订了新《国务院工作规则》，减少国务院常务会议次数，同时建立学习习近平讲话的制度。这是将“逢迎政治”制度化。 今年5月，李强还罕见以总理身份，陪习视察雄安新区。而过去的总理是不会这么做的。 李强表面上是为了更好地执行习中央指令，避免政令不畅，但实际上执行的更多是政治指令。而更关键的是，作为“一尊”的习近平，并不是全能的，甚至可能是低能。 “全能的习近平” 早在2016年，就有外媒关注到习近平一连串的挂任头衔。在当时，他不但任党政军一把手，而且已身兼7个领导小组负责人，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这些机构后来基本上已改成了委员会。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文章称习近平是“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但习近平真的不是“全能”的，他当全面主席，又号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更可能是因为不放心。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在2018年第一次连任国家主席时这样说。习近平自己就是党，他什么都要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权力欲，但主要还是他不放心，不安心，不得已。 过去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有江派、团派人物，他们和习不太协调。现在常委们虽然都是习家军，但连习近平都公开承认他们是“外行领导”，习有另一种不放心。 不过，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未必是人们想像的事必亲躬、励精图治的勤政表现，从他在洪灾期间，连灾区都不去看一眼，就可见一斑。 “逢迎政治”之祸 从李强开始，整个官场表面上都不敢对习有微词，一味逢迎附和。但搞“逢迎政治”是有后果的。 习近平前三年防疫大搞动态清零，官方也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即便体制内外质疑声音不绝，人道灾难不断，但习自己一直不松口，坚持说搞动态清零是“生命至上”。而主管卫生的高官和官媒都一直附和习的说法，维护动态清零，结果一朝溃败，在去年12月政策大逆转。 在当局放弃动态清零之前，发生了反封控的“白纸运动”。去年12月1日，习近平也曾对来访的欧盟官员提到，中国出现抗议，原因是“在疫情流行三年后遇到了问题，大学里的学生或青少年感到沮丧”。这个消息透过大外宣媒体披露。 习可能只是为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真正让他低头的原因是他自己撞到了南墙。因为决策失误，经济受重创，政治上官员躺平，社会上民怨沸腾，原来的僵化防疫政策已经走不下去，最后归因于“白纸运动”，以示他还是听一点民意的。 最近的洪灾也一样，中共为保北京，向河北泄洪，为保习的政绩工程雄安新区，涿州等地被淹，灾情惨重。其时中共高层在北戴河休假，网上则流传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等前领导人在任时到灾区视察的视频。 习近平事后专门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自己声称防汛抗洪救灾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和各地灾民抗议形成对照，而这种抗议过去是没有的。 有意思的是，在华北洪灾之前，中共官方7月19日曾出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 官媒指习近平“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中共水利部长李国英更为此书撰写序言说，习近平关于治水的论述，“在中华民族治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共的水利部长简直把习近平治水捧到了“大禹治水”的高度。 这本书在洪灾期间遭到不少民众讥讽，有网友暗讽习是“专业专精的全才型领导”、“全才大将”、“当代大禹，治水有功在千秋”、“文武全才”、“百科全材”。 如果水利部是提前预制这次“高级黑”，李强在网路一片骂声之际，仍声称习“亲自指挥”救灾，这其实是一种甩锅。 习近平的治水思想，只是他“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我们看过的还有：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思想、习近平文艺思想…… 2021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党媒刊文，吹捧习近平外交思想，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外交工作。然而，外交系统听从习的“敢于斗争”指示，结果四面树敌。 最近中办、国办印发文件，要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领导干部“重要必修课程”，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 说习近平有经济思想没有错，无非就是国进民退的一套，外交思想也有，就是恶狼外交的斗争一套。但要说习有法治思想，就很荒唐，人们都知道中共党大于法，以党代法，根本无人权和法治。 习近平既然有这么多思想，不是靠御用文人捣弄出来就可以的，必须有逢迎者的宣导。 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陆续建立了10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现在这种所谓的研究中心，在全国至少有18个。 今年4月，中共在全国发动学习“习思想”的运动，习的头号亲信蔡奇负责操盘。而习近平也不避嫌，亲自开会下指示。这些都是“逢迎政治”的产物。 在经济上的逢迎带来的损害更大，因为习近平大脑思维都是陈旧的计画经济元素。当今中国的各类经济指标几乎无一点亮色，潜伏著各种灰犀牛和黑天鹅，中国的经济繁荣落幕已是外界共识。这不是当局禁止唱衰，声称形势大好，就能解决的。习近平为什么一再强调安全？他如今惶惶不可终日，睡不安枕。 1978年之前，中共搞计画经济造成灾难，1978年之后中共不得不转变路线，但仍是由党来决定市场的配置，本身就是瞎指挥，中共永远无法“改革”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也只是将九龙治水变成定于一尊。但由于最高层僵化低能，又没有制衡，更容易朝令夕改，政策前后矛盾。 对于习近平折腾导致的政治黑暗、经济烂透，没人敢提异议。况且李强他们还要搞“逢迎政治”，让朝廷弥漫谄媚之风。 “新时代”就是“最后一代” 当然，也不能全怪身边人坑习近平，因为习近平自己也确实听不进别人一点刺激性的言论。所以他才会一上台就搞了个“妄议中央”的罪名。习近平成了名符其实的“习禁评”。 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红二代、房产大享任志强质疑当局防疫不力。他骂习近平的文章，2020年3月在网上流传，同年9月他被以贪腐罪名判刑18年。 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是能听忠言的古代明君典范，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不忘隋朝灭亡的教训。他经常说：“百姓好比是水，帝王好比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还认可魏徵所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以马列主义为宗、本质上与中华为敌的中共政权，本身来路不正，当然不能和中国正统的朝代相比。另外，中共也没有民主社会良好的自动纠错、修复功能，它即便有天大的错误，制造了多少人道灾难，仍然会自吹伟大、光荣、正确。但作为统治者本人，本来有弃恶政、行善政的机会，善政会令统治长久，反之则短促，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政权，道理是相通的。 如此，中共到了习时代，在各领域的折腾，只会加速其溃败。而李强配合习打造的以“逢迎政治”为特色的“新时代”，其实是“烂时代”。去年上海封城时，年轻人躺平对抗中共，誓言做“最后一代”。如今到习近平这一代，其实也到了中共的“最后一代”。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三年清零之后，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有所好转，相反，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退。同时，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在日益恶化。人们再次对习近平的统治出现了强烈的质疑，习近平早日下台，几乎成了全社会的期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日报》的文章“综观历史看习近平的接班人之迷”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这篇文章提到，清王朝建立的秘密建储制度，既可以减少诸皇子夺嫡的风险，又不至于让皇帝在位时大权旁落，也避免了储君向皇帝争权。文章认为，习近平也似乎乐于此道。作者的意思是，习近平可能也在搞秘密建储。文章还说，去年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可以自由选择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时间，但却迟迟不愿亮出底牌，有意布下的一个迷阵。或许，《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完全误读了习近平。习近平不是不愿亮出底牌，恰恰相反，习近平早就亮出了底牌，那就是不立接班人，所谓的接班人迷阵，恐怕只是一些人的想象。 事实上，从中共19大、到20大，最引入注目的一点便是没有安排接班人。这不是巧合，而是习近平有意为之。当年，习近平的亲信陈敏尔取代孙政才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之后，关于他即将成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习近平接班人的传言就甚嚣尘上。结果，陈敏尔不仅在19大上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在20大上依然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其他的几个亲信反而后来居上。陈敏尔没有能够入常，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有被看作接班人的嫌疑。而同属60后的丁薛祥之所以能够入常，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从没有地方工作经历，不会被外界看做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习近平有着强大的权力资源和操作能力，在他已经定于一尊的情况下，两届中央委员会都没有接班人。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习近平的立场吗？还不足以看清习近平的底牌吗？显然，习近平非常忌惮接班人的存在，他在极力地阻止接班人的出现。 另外，在世袭制的情况下，血缘便是最重要的资本，而皇帝的遗诏又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普通的皇子，哪怕是一个深藏在后宫里的儿童，也完全可以凭借先皇的诏书，名正言顺地继承大位。中共的党魁确实可以指定接班人，但是，中共的体制毕竟不是世袭制，接班人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和资历，需要被党内外认识和接受。一个事先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人物，即使突然被立为接班人，也不可能顺利接班。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党魁只有在他拥有权力的时候，才能够确立接班人，一旦他失去了权力，他便失去了一切。他指定的接班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一切决定了，在中共的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存在秘密立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们知道，在中共的19大上，习近平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实际上已经暗示，他将执政到二〇三五年以后，否则，根本没有必要提出“两步走”战略。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十年以内，习近平根本就不会考虑接班人问题；即便是要考虑，也要在他完成第四个任期之后。那么，目前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应该都不在习近平的考虑之列，毕竟，15年以后，这些人最年轻的也已经70多岁了。也可以说，习近平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接班人是谁，不知道接班人在哪里。 习近平执政十年，制造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三年疫情，习近平荒唐的防疫政策更是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数百万、上千万人死亡，经济更是遭到重创，习近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早已经成为千夫所指和社会公敌。如果说，此前，习近平就想长期执政的话，那么，事到如今，作恶多端的习近平就更不可能交出权力了。他不可能不担心，一旦失去了权力，他就会遭到清算，乃至遭到审判。可以想象，习近平越往后就越是会担心自己的下场，就越是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就会更加提防潜在的接班人。习近平应该会想到，无论是谁上台，都会先否定他习近平，否定他习近平的错误方略，才能赢得民心、才能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习近平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呢？从这一点来看，习近平肯定不会主动退休，很有可能他会终身执政，他绝对不愿意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否定、被审判。 中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组织，权力高度集中在总书记一人之手。外界担心，没有接班人，一旦习近平出现意外，可能会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这不仅关系到中共自身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然而，习近平担心的却是，一旦有了接班人，会削弱他自身的权威和影响力，分散他的权力，因为，习近平缺乏基本的自信，接班人存在会让他感到威胁。此外，习近平内心极端缺乏安全感，只有绝对的权力才可以让他感到有保障，一旦确立了接班人，他一定担心接班人会抄他的后路。再者，他不会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权力，他关心的事情也只有权力。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极端自私，他只会考虑他的权力和地位，至于他以后的情况，中共的存亡、中国的稳定，他根本就不会在意。同时，习近平又极端无耻，他只看重实利，而不在乎名声，更不在意外界的评论。一般来说，专制统治者倾向于选择他信任的人接班，以维护他的遗产，并在卸任后保护他的利益。然而，以习近平的为人，根本就不存在他信任的人，甚至都找不到一个让他满意的人选。能力太强，他会担心无法驾驭；忠诚太过，他会担心是两面人。他更是绝对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再出现一个习近平，让他自己被边缘化，被冷落，乃至被羞辱，就像他羞辱胡锦涛一样。 中共的接班人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尤其在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习近平在2018年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他的长期执政扫清了法律障碍，但也给中共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灾难。没有人可以知道，愚蠢狂妄的习近平明天会做什么，只要能够实现他的野心，中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也不会在意。危险还在于，得益于中共的独裁体制，习近平不仅轻易地打垮了党内的主要对手，而且，还完全压制了社会各界的精英。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已经没有明显的对手或挑战者，拥有近乎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他不想安排接班人，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迫使他安排接班人，整个统治集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共走向危机。 事到如今，恐怕不会再有人对习近平还报有幻想，习近平执政下去，只会让更多的人感到绝望。现在，人们谈论接班人问题，明显不是为了谈论接班人，而是在表达对习近平执政的担心和绝望，是在探讨习近平什么时候交权下台。如果有了接班人的消息，或许，会让一些人生出一线希望。所谓秘密立储的说法，也许能给外界制造一点幻想，给人们制造一个继续翘首等待奇迹发生的理由。 （全文转自议报）
中共发动的学习‘习选’和习近平思想的运动在后邓时期是罕见而且奇特的。奇特在于习近平亲自要求全党学习习近平思想。他的亲信、中共常委蔡奇周一称，学习习思想是“重大政治任务”，专家则怀疑如此大规模地“学习”，有掩盖习近平一连串失误的目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习如此仿效毛泽东大搞学习运动，是为了挽救动态清零政策最后几个月混乱局面对中国造成的破坏。 ‘习近平著作选读’(简称‘习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座谈会5月22日在北京举行，蔡奇称出版‘习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定，要把学习习思想当作“重大政治任务”，并指‘习选’是学习习思想的“权威教材”。 蔡奇讲话，开宗明义，一下就归结到对习近平是否效忠的问题上，他明确地说，学习习思想，就是要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熟悉中共政治的人知道，这三个数月来频繁出现的词语都是为效忠习近平量身订做的。 但是过犹不及，在习近平第三次担任总书记半年多以后，每一位习的亲信，在每一次党的大会上，都要讲“确立”习近平的地位，“维护”习近平全党的核心地位，不断地强调“四个自信”，后来又从“两个维护”延伸出“两个确立”，其要旨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难免引起观察人士怀疑，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到底确立了没有，到什么程度才算确立？ 中共自三月以来，在习近平主持下发起的学习习近平思想运动，已持续数月。周一，官媒专门刊出中共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和七位副书记如何学习习思想的报道，报道说李希主持了三次集中自学和三次集中研讨，学有所得，在第四次中纪委常委会集体学习时强调，“确保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平稳有序推进”。李希对习近平的不安全感有很深的理解，“确保”，“确立”都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不光中常委学‘习选’，国家机关要带头学，根据网络传出的一些照片，一些名人也要带头学，网上就流传着老作家王蒙手捧‘习选’认真学习的标准照。 这一学‘习选’的运动，有点当年学‘毛选’的遗风，但在个人崇拜和造神方面，毛习尚不在一个层次。毛有所谓“打江山”的背景，膜拜者众多，造神或搞个人崇拜，无需自己出马。毛不需要自己带头学“毛泽东思想”，而习近平需要亲自上阵，宣传习思想。 虽然‘习选’成了全中国印刷最多的书，而且到处都有像王蒙一样的人民捧着‘习选’学习的照片，但是真学假学，还有待鉴别，所以蔡奇强调，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学好‘习选’，“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魂。” 但如此鼓吹学习，形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用心何在呢？ 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借鉴毛泽东的危机因应策略，以发起一场“精神洗礼”学习运动的方式，遏制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最后几个月混乱局面，对中国造成的破坏。 该报援引多位人士分析了这一狂热的学习现象。中国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认为，习近平这场学习运动的热度，反映了近来连串事件对自己形象的打击有多严重。其目的是重新控制公众舆论，掩盖自己的失误。 11月爆发的抗议活动，显示对习的信任度在下降，而突然放弃清零的做法引发了人数不详的死亡。中国经济一直难以摆脱清零后遗症的影响，更因中美对峙，经济恢复困难，导致许多中国人移居海外，反映了对习近平治下政商环境变化的不安。 3月底习近平下令开展“调查研究”，这与毛泽东在1961年全中国大饥荒期间发起的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运动很相似，毛那样做是为推卸“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责任，并暗示其实是下级官员不调查研究不掌握实际情况。 中国问题专家邓聿文分析，学习运动的最终目标是维护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如果你紧跟习近平，紧跟他的思想和政策，你就会通过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