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六四

六四34周年，海內外中國人和國際社會沒有忘記，一如既往地隆重紀念、追思民主先烈、激揚民主理想。而中共方面，依然緊張，高度緊張，年復一年地緊張。它們沒有自信、沒有安全感。說了四個自信，但他們一個自信都沒有；說了一百多個安全，但他們一個安全感都沒有。 中南海百般設防，並在網路上設置無數敏感詞，連領導人自己的名字都成為禁詞（在遊戲平台上），極盡荒唐和荒誕之能事。然而，出其不意的抗爭事件仍然不斷發生，令他們防不勝防。一名女子在北京國家體育館 — 鳥巢頂上勇敢揮舞象徵自由的星條旗、撒下傳單，有獨立宣言，還有她自己的告同胞書。在清華大學的學生會大屏幕上，出現「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口號，同時提出五大訴求，呼籲民主和憲政。 三十四年過去了，歲月無情。時間消耗了八九一代（包括當年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但也消耗了獨裁者。八九一代，從青年到中年甚至老年，青春歲月不再，民主理想仍未實現。但縱觀獨裁者，被稱為六四屠夫的鄧小平和李鵬相繼死亡；六四的獲益者、鎮壓法輪功的元兇江澤民也已經死亡。他們沒有帶走任何榮華富貴。 中南海今天的領導人，自以為一派獨大、一人獨裁，幻想紅色王朝能夠千秋萬代。然而，縱觀歷史，所有王朝政治，專制制度，都只是過眼雲煙。或數百年，或數十年，或數年，無不土崩瓦解、灰飛煙滅。而專制王朝更替和覆滅的周期愈加縮短。歷代獨裁者，沒有帶走任何榮華富貴。現在和將來的獨裁者也不會例外。 放眼當今世界，只有民主國家，展示了強大的生命力而長盛不衰。道理很簡單，人民當家做主，人民管理國家。只有民選政府，才能集思廣益；只有民主制度，才能長治久安。這是客觀規律，中國不會例外。 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不僅深刻影響中國當代史，也深刻影響世界當代史。當年就成為東歐解放和蘇聯解體的重大推動力。三十四年過去了，國際社會沒有忘記。各主要民主國家繼續發聲支持中國人民，支持中國民主化，或通過各國政府文告，或通過各國駐中國大使館發聲。世界各國已經覺醒，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並非什麼中國威脅，只有中共威脅，那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的共同威脅。世界和平呼喚一個民主中國；人類未來需要一個民主中國。 中共企圖讓幾代人忘記歷史，然而，當今中國，經濟滑坡，失業嚴重，外資外企加速撤離，高速經濟增長成為明日黃花。老年人無所保障，中年人彷徨無計，青年人躺平斷代。於是，與統治者事與願違的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希望寄託於民主中國。他們越來越明白一個基本道理：妨礙中國發展和進步的根本障礙，在於一黨專政；而促進中國發展和文明的根本道路在於民主化。 當年，1989年，作為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和領導者，八九一代舉起了民主火炬；今天，作為海外民主運動的堅持者，他們又擔當了火炬傳遞者的角色。因為，香港已經淪陷，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不再，海外民運理應接過香港市民的民主火炬，把他們不能再辦的六四紀念館建立在海外，把他們不能再繼續的六四紀念活動延續在海外。與此同時，八九一代也有義務和責任向年輕一代傳遞民主火炬。 由此可見，八九民運從未過時。三十四年後的中國，嚮往民主的中國人，有增無減，尤其追求民主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去年底如狂飆驟起的白紙運動和白紙革命，就是明證，它的參與者和組織者都是年輕一代，可愛的00後。還有覺醒的海外留學生主體，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他們是中國的未來。 八九民運的火炬，將在年輕一代手中傳承。火種不滅，理想將繼續燃燒。一個民主、自由和文明的中國，或遲或早，將誕生在世界的東方。沒有任何勢力可以阻擋；任何勢力的阻擋都將是徒勞。時間將證明一切，歷史將證明一切。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願你去到新天地/在那邊休息/閑來看齣戲——常玉 當代中國有兩個翻天覆地的時間節點：一九四九與一九八九，這兩個時間不需要做任何注釋。還有另外兩個重要性稍次一級的時間節點：一九七六（毛澤東死亡，文革名義上結束，中國開始所謂的「改革開放」）與二○一二（習近平上台，走向史達林式的帝制）。這四個時間節點都觸發了巨大的流亡潮。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一響，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頓時灰飛煙滅。數千名知識菁英逃離中國，而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及其家人，有數十萬人通過美國總統的一紙行政命令，獲得「六四綠卡」得以留在美國。此後三十多年，一直至今，中國人成為到歐美國家申請政治庇護的最大族群。儘管如俄羅斯流亡詩人德·博貝舍夫所說「所有人都是流亡者，從亞當開始」，但流亡之路上的艱辛苦楚，仍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偉大的逃亡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 一九八九年的槍聲，將很多人的生命擊穿，裂成兩半，無論是老年人、中年人還是年輕人。 在因「六四」而流亡的人中，有七十三歲的新聞界前輩戈揚。戈揚曾是中共新聞界的「四大花旦」之一（楊剛、浦熙修、彭子岡、戈揚），經歷二十二年的右派折磨，一九七九年獲得「改正」時，已六十三歲，老當益壯，出任《新觀察》半月刊主編——這份刊物成為當時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其影響力超過了儲安平時代的《觀察》，我在中學時代持續閱讀了好幾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戈揚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完胡耀邦追悼會後，應邀赴美參加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活動。在美國聽說北京戒嚴、軍隊開槍鎮壓學生的消息以後，她公開宣布退黨：「我們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現在的這個黨。我要和這個鎮壓人民的黨決裂。」她晚年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訪問，「以一個革命者、流亡者變成一個美國公民的漫長經歷，給後代人一點忠告」，毫不猶豫地說：「生在這樣的時代，我無法擺脫自己的命運，但我應該把我的經驗告訴後人。這經驗歸結一點，就是：共產黨已同一個邪教差不多，是不可以信賴的、不可以和它靠近的。否則，多好的人，也會變壞。」 到美國時比戈揚還年長一歲的，是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的「老牌自由化分子」王若望。王若望早年赴延安追隨中共革命，從延安整風到反右、文革，每一次政治運動都首當其衝成為打擊對象，因為他像馬丁·路德那樣堅持說真話。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他以「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罪名被捕，入獄十四個月。一九九二年八月，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七十四歲的王若望與妻子羊子一同赴美（他並非最年長的流亡者，二○○九年，揭露中國艾滋病泛濫問題的高耀潔醫生以八十二歲高齡流亡美國）。到海外後，他考察分散在各國的中國移民尤其是民運群體，坦然承認：「大陸來的朋友，靈魂深處都有個小毛澤東的陰魂在作怪。我是共產黨的資深黨員，我身上的『小毛澤東』一定更頑固。因此我們都面臨著一個驅鬼附體的任務，那就需要時時提醒自己，事事檢查自己，要培養成從肉體到精神上的浸透了現代文明的民主氣息，這一個長期的自我修養的任務。」他明知民運是火坑，仍跳下去，但不僅沒有振興民運，反而加劇了民運的分裂與內鬥，真箇是「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後來，王若望獲悉患上肺癌絕症後，雖然思念故國，但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不可再發批評文章和接觸敏感人士」的回國條件，二○○一年在紐約病逝。 一九四九年夏，年輕的李志綏在澳大利亞留學和行醫，接到中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來信，邀請他回國工作。李志綏和妻子經香港回到北京，五年後因醫術高明、工作出色，被選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還曾出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在毛身邊工作二十二年，一直到毛死去。一九八八年，李妻吳慎賢被查出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在已移民美國的兩個兒子勸說下，李氏夫婦赴美治病，這一年李志綏已六十九歲。一九八九年一月，李妻病逝，去世前叮囑說：「一定要將在毛身邊工作的經歷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隨後發生「六四」屠殺，李志綏與中共決裂，不畏艱險寫出轟動世界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將毛拉下神壇。書中揭露的若干事實人神共憤。書中「餓殍遍野」四字用了多次，大饑荒時代，可憐的老百姓不知道自己怎麼死的，還在指望周末晚上在舞會「選妃」的紅太陽幫他們作主。毛的淫亂超過歷史上的昏君，其包皮過長，平常又沒有清洗的習慣，被其中一女友感染上陰部滴蟲病，成了帶原者，傳染給其他女友。李建議毛洗洗私處，毛的反應是：只要他自己不會有癥狀就好了，沒有必要清洗，「可以在她們身上清洗！」一九九五年，李志綏因心臟病突發死於美國伊利諾伊州家裡浴缸中，其死亡方式與流亡南韓的黃長燁很相似，有人懷疑他是被中共特工暗殺。 中生代流亡者更多，其中不少是政治活動家，自詡為「中國民主之父」的就有多位。因身患「監獄症候群」，以及沾染王若望所說的「毛澤東病毒」，到了西方自由，與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很快醜聞纏身、光環盡褪，乃至成為負面人物。當然，他們不會承認自己身上有問題，不會去看心理醫生，將失敗全都歸咎於「中共特務的破壞」，「中共特務」真是一個什麼都裝得下的垃圾桶。 中生代流亡作家和學者，很多都堅持創作與研究，且有蛻變與升華。其中，高文謙在美國出版《晚年周恩來》，震撼性堪比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拆毀了周恩來這個中共最後的道德牌坊。高文謙生長在一個共產黨人家庭，其父母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青年時代曾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九八○年退伍後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與北京學生和市民一樣，目睹解放軍殺人，同時躲避解放軍的追殺。他和一群市民躲進小衚衕，解放軍追進來。「當場我看到有三四個人倒在血泊里。我跑到一個牆根底下，一個七十多歲北京蹬三輪的老大爺，跟我一起蹲在牆根下面。老大爺說的話我一輩子忘不了，他說：共產黨真是缺了八輩子德了，小日本當年進北京城都沒有這樣殺人，真是傷天害理啊！」一九九三年，他終於有了機會離開中國： 我跟共產黨的緣分已經盡了，我要自己再走一條路，重新活一把，要活出自己的尊嚴來，要免予一種恐懼。重新走一條路也是非常困難的，前路茫茫，但是我願意這樣走。為什麼？就是因為「六四」殘暴的殺人。 高文謙到美國後，先後在多家學術機構和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這時他已開始寫作《晚年周恩來》，把這位在中共黨內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的真實面貌留給歷史，但他受到來自中共的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情報部長熊光楷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吉向哈佛大學施壓，費正清研究中心取消了對他的資助。但他堅持完成書稿，此時他在國內的母親得了白血病，中共使出軟硬兩手——軟的是想用重金買斷書稿，硬的是威脅他，「你媽媽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磨難，讓她安度晚年吧，不要再給她增加新的磨難」。高文謙面臨艱難選擇：出書，還是回去給老母送終？回去就出不來，出書就沒有辦法盡人子之道。她媽媽給他寫了封信，在信封上寫了四個大字：「萬金家書。」信中寫道：「不要管我，你一定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訴老百姓，這是老天爺交給你的任務。」他最後選擇出書，未能給母親送終，跟母親天人永隔，成為終身之憾。 流亡詩人楊煉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特徵概括為「主動的流亡」和「歷史的憂鬱」，他本人在未經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發現自己將在海外流亡很久，在澳大利亞海邊的懸崖觀看驚濤拍岸，終於悟出「這是從岸邊眺望自己出海之處」，現實之「無根」，正是「精神之根」。昔日傷痕文學新銳孔捷生去國之後，轉而以「易大旗」為筆名寫了百萬字驚才絕艷的雜文，後來又提筆寫古體詩和小說，他說自己是一個很有堅持的人，「已看慣雲起雲落，我深知每個人心中的理想國都難實現，故而才有一代又一代的求索，如同夸父追日」。昔日先鋒詩人馬建，移居英國後寫小說，長篇小說《紅塵》、《陰之道》、《肉之土》、《中國夢》等榮獲英國庫克旅行文學獎、雅典文學獎等國際獎項，他堅信「只有在文學中，我們才能充分表達社會的不公、人性的極端和對美好未來的希望」，美國學者莫拉·康寧恩評論說，「雖然已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馬建在作品中對中國的描繪並沒有凝固在某個時間」。上海作家、翻譯家王一梁延至二○○三年流亡海外，先後居住在美國和泰國，在清貧與凄苦中卻堅信：「流亡，不也意味著一次嶄新的誕生嗎？流亡作家也是真正自由作家的同義詞。沒有祖國的束縛，沒有任何文字的束縛。作為世界公民，我們可以真正地飛了。」二○二一年，他因病在泰國去世。 流亡的時間如此漫長，當初的中生代，已逐漸凋零。二○一八年在香港病逝的孟浪，年僅五十七歲。孟浪是一九八九之後流亡海外的詩人，我在獨立中文筆會與之共事數年，一起編輯筆會會友的文集《詩歌與坦克》，他如獅子般的鬍鬚和聲音似乎仍在我身邊晃蕩。 流亡海外九年後，孟浪如此回答記者的訪問：「九年的流亡生活，前半部分是被迫的，我在中國因為追求自由，希望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自由的空氣，所以才受迫害；後半部分是自覺的，我終於看到自由的天空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了。我希望所有流亡作家詩人們，不管他們是自願選擇流亡或被迫流亡，可以更早、更快地回到一個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祖國繼續和平地寧靜地寫作和出版。但現在看，似乎要流亡更長的時間。因為中國還是以前那個中國，而我還是以前那個孟浪。」 詩人徐敬亞指出，在中國當代現代詩的詞庫里，「中國」一詞出現頻率最高的可能屬孟浪，孟浪幾乎成為「中國」的第一呼叫者。「逃得更快／更遠」、「我的出生地……與隻身出走的戶主無關」、「在遠景中，中國消失了……在遠景中，是一張廢紙離開中國！」即使在流離的詩人中，孟浪的「祖國」情結也是最重症的。他曾發問：「尋找祖國，還是尋找天空？」他那句「背著祖國到處行走的人」，幾乎成為自畫像。在全部翹課的孩子中只有孟浪對往日校園依依不捨：「祖國／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他彷彿認定了宿命：「祖國和他相對一笑：背著他！背著它！」 在最後階段的創作中，孟浪已然獲得從普世高度「鳥瞰」土地意義上的中國。「炮製出又一個祖國／並且思鄉，讓南北極突兀地擁抱在一起」、「那個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面/他在一片空白里/上衣像一束枯萎的花朵/在他無力的臂彎里」、「我有無數個祖國/我有無數條道路/無數的我閃閃爍爍」、「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創造他的道路/失群的恰是眾人，多得無以計數……偉大的迷途者，決定終於作出：/征途才是歸途，征途就是歸途/偉大的迷途者，他正在考驗他的道路/哦，受難的迷途者，他正在成就他的道路/就是沒有路也可以逃」。這一超越是流亡路上關鍵性的一步，詩歌與人性皆褶褶生輝並交相輝映。詩人由此向死而生。 一九八九年踏上流亡之路的學生一代，如今已是人到中年。那些曾遭通緝的學生領袖，三十多年後，有的成了富豪，有的當了教授，有的清貧度日，有的四海為家。王丹多年在台灣深耕，警醒台灣民眾不要吞下中共的糖衣炮彈；周鋒鎖成立「人道中國」機構，幫助所以百計良心犯及其家屬。但整體而言，無論在人權活動還是在文化藝術創造上，這一代人在海外的作為不能令人滿意。在紀念「六四」三十周年的一次活動中，蘇曉康真誠而嚴厲地指出：「三十多年過去了，我至今聽不到八九參與者，從當年的學生領袖、知識菁英、到黨內改革派，對這場政治衝突，向歷史和人民做出負責、清晰的真相說明，更沒有看到有一個人有像樣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義，可以寬慰無數死者的親人，為討公道而釐清罪責，為今後的抗爭留下經驗教訓。」可惜被批評者中極少有人作出正面的回應。 「六四」之後的流亡從未結束。「六四」以後至今，很多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因批評中共，或觸及若干敏感議題，受到騷擾和迫害，有的再也不能返回中國，有的回國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坐牢，這張不完整的名單正變得愈來愈長（僅列出仍在世的）：張廣達、郭羅基、阮銘、陳奎德、張郎郎、丁抒、王飛凌、余茂春、何清漣、程曉農、吳國光、張煒、胡平、宋永毅、李少民、徐澤榮、康正果、謝選駿、李劼、王友琴、張博樹、馮崇義、張倫、王維洛、文貫中、趙越勝、吳仁華、邵江、陳小平、裴毅然、徐友漁、崔衛平、王天成、夏明、許成鋼、鄒恆甫、裴敏欣、程映虹、王柯、楊海英、夏業良、何曉清、譚松、劉仲敬、蘇小和、陳建剛、長平、慕容雪村……他們在不同的學科中都學有所長、學有所成，若由他們組建一所大學，學術水準必定超過早已淪為黨校的北大清華。 （全文轉自上報）

再過幾天，就是”六四”三十四周年了，也許有人會問：三十四年前的歷史了，為什麼至今仍舊要年年紀念？這樣的紀念有意義嗎？為什麼不能放下歷史向前走？這些問題提得好，因為這涉及到”六四”紀念的意義問題。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1989年發生的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是中國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是五十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轉折點。不了解這段歷史，就不可能對今天的中國有正確的認識。八九民運證明了中國人民也有對於民主的夢想並願意為之付出代價，六四鎮壓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本質上講是一個依靠暴力維持統治的政黨，這兩點，對於認識今天的中國至關重要。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在一九八九年，不論是學生，還是市民和工人，整個中國都煥發出勇氣，熱情和理想的光芒。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會是只知道吃飯，賺錢，享受的民族，勇氣，熱情和理想，是一個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每年的紀念活動，就是要為我們這個民族保存住這份精神財富。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在1989年中共當局對民主運動的鎮壓中，不少於兩千的學生和民眾失去了生命，至少有上萬人在血腥行動中受傷，全國有更多的人因為參與民主運動而坐牢，或被迫流亡海外。所有這些受難者為了民族的未來付出了代價，從基本的道義的角度講，他們都不應當被忘記。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因為我們要為人民爭取知情權。三十幾年來，中共當局用盡一切手段試圖讓這段歷史消失，導致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反倒是很多中國人不知道，這種荒誕情況的發生，不僅是對人民基本權利的剝奪，更是對人民的羞辱。恢復和保持歷史記憶，是作為國民的基本尊嚴。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是因為「六四」雖然是歷史事件，但仍舊是中國的敏感議題，「六四」是禁忌話題，對「六四」死難者的紀念被當局視為政治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講，「六四」並沒有過去，作為一個事件，也並沒有結束。更重要的是，圍繞「六四」問題的翻案所進行的各種較量，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在未來中國轉型發生的時刻，這樣的政治能量一定會發揮作用。為了那樣的未來的可能性，我們今天都要珍惜和維護這種政治能量。 我們為什麼年年紀念六四？還有一個更為簡單的理由，那就是我們沒有任何遺忘的理由。只要一天沒有翻案，中國就談不上有任何的公正，那些死難者就依舊是冤魂，中國就依舊沒有資格被認為是一個文明國家。如果沒有任何一個站得住的理由說，「我們不應當年年紀念六四」，那麼年年紀念六四就是理所應當的事情。 總之，作為「六四」的當事人，見證者和倖存者，我們每年紀念「六四」，絕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青春記憶，更是為了中國這個國家和民族；我們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今天和未來。這就是「六四」紀念的意義。這些意義是如此重大，使得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有義務在每年的這個時刻舉起燭光，悼念死難者，回憶那一段歷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