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盟黨承諾斥資數十億升級維州道路
2026 年 7 月 14 日
中共前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遺體10月14日火化，官媒新華社稱，中共前黨魁胡錦濤「送花圈」表示哀悼。 屬於江派的吳邦國10月8日去世。新華社報導，其遺體14日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火化，除了出訪越南的國務院總理李強，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公墓送別，前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則送花圈表示哀悼。 胡錦濤2022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被強行架離會場後，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今年9月末也缺席了中共「十一」音樂會和招待會。 吳邦國早年在上海發跡，是「上海幫」的重要成員，前任總書記江澤民當上海市委書記時，吳是市委副書記。 胡錦濤2002年掌政後，江澤民安插多名親信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吳邦國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人還包括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干、李長春、周永康等。 吳邦國擔任「橡皮圖章」的全國人大委員長期間，被指挾人大對抗「胡溫」。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政改言論一直深受江系人馬忌恨，因此，吳在一系列的重大政策上與溫家寶對抗。 2011年，胡錦濤執政末期，吳邦國在中共全國「兩會」提出著名的「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以及不搞私有化。 吳邦國「五不搞」 習近平「七不講」 法廣認為，現任總書記習近平的「七不講」與吳邦國的「五不搞」有明顯的傳承關係。 「七不講」是習近平上台後不久出台的中央文件，列出必須在高校反對的七種「錯誤思潮」：談論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 吳邦國提出的「五不搞」使中共的全國人大制度進一步成了名副其實的「表決機器」，也成了他的「政治遺產」。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的專制本質是一貫的，因為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早就講過，中共不搞議會民主，不搞多黨制，不搞新聞自由，不搞三權獨立。 吳邦國家族貪腐醜聞不斷 吳邦國死後，被中共吹捧為「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但海外社交網路譏諷其富可敵國。多年來，吳邦國家族的貪腐醜聞不斷被曝光。 江澤民2000年訪問香港時，曾用「悶聲發大財」一詞訓斥記者。其後「悶聲發大財」成了江澤民時代官場的真實寫照。有消息說，吳邦國家族有上百億元（人民幣，下同）財產。 吳邦國的哥哥吳邦傑和弟弟吳邦勝，從平頭百姓變身為上海灘呼風喚雨的大亨；吳邦勝涉足上海房地產和建築業兩大塊，身家雄厚。 吳邦國的女婿馮紹東，擔任過美林投資銀行中國區主席，也出任過總資產達100億的國有產業投資基金「中廣核產業投資基金」總裁，並身兼超級商業航母上海百聯集團外部董事。 吳邦國之子吳磊現為上海電氣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
中共建政已超過75年，習近平掌權也已近12年。時人多詬病習近賓士下中國政治、經濟存在多種問題。那麼，當年交班給習近平的胡錦濤前有江澤民、後有習近平，他如何銜接了兩個時代？又是否有值得今天中國人稱道的政治遺產？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經濟刺激方案出台，幾乎崩盤的中國股市陡然暴漲；本周四（10月3日）又出現有中國官方背景的學者說，中國有安排十萬億人民幣財政投資的空間。這讓很多人瞬間回想起十六年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胡錦濤政府祭出四萬億投資計劃，以挽救中國經濟。 在經濟低谷以龐大的財政支出刺激國家經濟，不少民眾持歡迎態度，又有年輕人排隊開賬戶進軍股市，但也有不少觀察者對之保持謹慎。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夏明在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說，中國至今沒有走出當年四萬億的陰影，「中國股市從2015年開始崩盤，再到如今房地產崩盤，都跟08年金融風暴後，中國的戰略失誤是分不開的，而今天做的也是同樣的戰略失誤。」 四萬億的陰影 四萬億出台後，當時的中國領導層對其經濟效果表面上是欣喜的。2009年7月，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李曉超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經濟增長率從09年1-3月觸底、到4-6月增長率約8%，經濟刺激對策出台的時機恰當，效果明顯。 但以胡錦濤為首的領導層也有很多擔心。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10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指出，四萬億後，中國經濟面臨新的火種，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增長過快、運作不夠規範」。 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底一篇文章指出，四萬億最大敗筆之一正是鼓勵了地方政府的投資狂潮；政府計劃中的四萬億，實際撬動了地方政府的幾個「四萬億」，而這很可能帶來國有銀行的大量壞賬。除此之外，巨量投資也導致通貨膨脹，讓私人財產受損嚴重；同時，政府投資又引發大量「國進民退」，民間資本被大量擠出。 夏明就此分析說，「當時把錢印出來是通過行政管道發給國家的各個部門，這些部門拿到錢當然是要分給共和國的長子國有企業的，因為即使國有企業破產了、垮台了，也不會犯政治錯誤，所以他是不會去扶持私營企業的。」他認為，這進一步扭曲了中國的經濟結構，這至今仍然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之一。十六年後，夏明仍然表示遺憾，「這是一個飲鴆止渴的做法。」 但胡錦濤的十年，中國經濟的數據總體上看是好的。從2003年到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速超過10%。美國《華爾街日報》2012年底的一篇文章說，中國經濟保持10年快速增長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紀錄。也是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總量先後超過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2009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中國官媒《人民日報》9月30日的一篇文章強調，中國由此成為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繼英國、美國、日本、德國之後的「世界工廠」。 公民社會元年 就在中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的前一年，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發表首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稱2008年是中國公民社會元年。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社會更加開放，非政府組織大量湧現。2008年汶川發生大地震，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有學者估計，當時有數以百計NGO、約100萬名志願者湧入四川，彰顯出公民社會的力量。 同一時期，中國傳媒也出現了新的變化。互聯網在胡錦濤的十年間崛起，據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2012年底的數據，中國互聯網普及率從2005年8.5%迅速提升到2012年的42%。播客來了，然後是微博、微信，普通公民的發言渠道似乎獲得了某種解放。2003年孫志剛事件通過網路輿論發酵，促成缺少法理依據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中國官媒人民網還因此稱2003年為網路輿論年。 也是2003年，胡錦濤在廣州視察非典（SARS）疫情的時候對一位醫生說，他在網上看到了他的建議。中共的最高統治者似乎要與普通民眾在網路上共情了。 但與外界印象不同，有研究表明，胡錦濤時期恰是言論空間在不斷收窄。據瑞典哥德堡大學多元民主中心今年3月的一份報告顯示，從1990年至2023年，中國的表達自由指數最高的時期出現在1990年至2005年，此後就一路下降。 一位資深人權活動人士對本台分析說，「其實（媒體管控）胡溫時代就是在收，整治《南方都市報》就是個典型例子，……這都是胡溫在2005年以後的一些舉動。所以胡溫時代的媒體是比較活躍，比之後的時代活躍，但實際上是在走下坡路。」他所提到的整治南方都市報，包括2005年代撤銷《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輯夏逸陶職位，其夥伴媒體《新京報》突遭《光明日報》社接管等一連串事件。為了安全起見，這位人權活動人士以匿名接受採訪。 與此同時，非政府組織的數量在胡錦濤時代雖然有顯著增長，但其發展空間也在不斷受壓。總部位於紐約的人權組織「勞工觀察」創辦人李強告訴本台，他們從2004年起在中國做勞工權益的培訓，但他們這樣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組織不斷受到中國政府的騷擾。到2012年胡錦濤執政的最後一年，甚至有國保警察專程到辦公室約談他們的員工。 自相矛盾的年代 但胡錦濤在執政初期，先後在2003年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執政思想、以及2004年「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表明他對中國社會發展有新的藍圖。 2003年底廢除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底取消農業稅，以及大幅減少勞動教養人數等，這些做法都給社會傳遞了新的希望。也是在2003年，在香港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在當地強烈反彈，中央政府最後讓步，中止立法。有中國官方背景的鳳凰網在2007年全國兩會期間，總結胡溫執政的前期時讚許說，「胡溫新政」的立足點是「以人為本」、「以廣大人民的利益為本」。 但就在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同一年，中國又出現了「黑監獄」。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2011年的報告指出，「自 2003 年以來，大量中國公民被關進秘密的非法拘留設施，不但關押期間無法與外界接觸，而且關押時間可長達數天或數月。這些俗稱為 『黑監獄』或『黑房屋』的設施，主要由地方和省級官員開設使用。」 前述那位匿名的人權活動人士分析說，「其實從1989年一直到現在，中國的社會控制一直是沒有放鬆的，包括到胡溫後期的網格化維穩等等。」他還指出，2012年初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七十三條規定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制度，「對特定群體來說，社會控制始終是在有針對性地加強的。」 也是胡錦濤執政後期，2009年初，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零八憲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劉曉波十一年有期徒刑。2009年7月，新疆地區因民族矛盾出現大規模暴力騷亂，中國政府出動軍隊予以血腥鎮壓，引發外界強烈質疑。2011年，中國警方提前出動，鎮壓了一場並未實際發生的以民主為訴求的社會運動「茉莉花革命」，數百位並未參與其中的民主人士被逮捕、關押。 奧運會是分水嶺 胡錦濤時期在社會管理方式上出現了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有社會鬆動的信號，另一方面又並未放鬆對特定人群的控制。 夏明分析說，胡錦濤政府的一些寬鬆政策與胡溫的出身有關，「胡錦濤和溫家寶是真正的平民領導人，他們在黨的體系下是靠自己打拚，而中國共產黨還是宣稱自己是為民、為工農兵服務的，所以他們是有民粹主義的傾向的。」夏明指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間，胡錦濤和溫家寶都多次親赴災區，受到外界廣泛認可。 但夏明認為，今天中國嚴酷的維穩體系很大程度上恰是延續自四川大地震時期。但他說，這背後有北京奧運會的因素，中國政府在奧運期間形成了一套維穩機制，「他們把奧運的這些監控、維穩機制進行了常態化，最後把中國變成了一個緊急狀態的國家。」夏明補充說，這套維穩體系背後的主要推動者，是主管奧運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而習、周在這些方面的聯手與當時中共高層的權斗有關。 有不少觀察家用中共高層權斗來解釋胡錦濤執政後期傾向於保守的現象。前中共中央黨校蔡霞教授此前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習近平進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因素，「習近平上台（擔任常委）以後，他來主管黨建、主管意識形態，立即就開始左轉。其實習近平上台之後，大家都知道下一任（中共總書記）就是他了。」 但她也認為，胡錦濤實際上和其前任江澤民相似，都沒有勇氣去突破中共黨國體制的局限性，做不了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們是矛盾體。一方面他們有想法給一些開放的空間，這是有可能的，不是沒有的；但另一方面，一旦觸到底線，他們就逃回來了。」 前述那位人權活動人士則認為，對胡錦濤時代的這種矛盾性要放在更長時段的周期去看，「它整體上是92年鄧小平南巡到2008年的一個大周期的產物，也就是說可以把92年到08年看作是一個比較放的階段，08之後是一個收的階段，胡溫就剛好是卡在了兩個階段之間，所以顯示出來就是前半段比較放，後半段比較收。」 他指出，奧運會是這兩個階段之間的分水嶺，「就是說在奧運會前，胡溫要向國際社會展現出中國社會開放的跡象，也是為了夯實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與國際社會經濟、社會交往的成果；」他認為，中共政權的極權主義本質並沒有改變，這期間出現的寬鬆氛圍本質上是極權體制的自我調適，「極權體制總是要適應市場化的，他要推出一定的形式法治來適應它，這樣才能更有效率，才能讓他想要的市場化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他說，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實際上也是為了滿足市場化條件下，白領階層自由流動的需求。 該做的沒做 2022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胡錦濤突然被攙扶離場，引起外界廣泛猜疑，甚至有人說這是習近平對胡錦濤的羞辱。 就在此前幾天，第二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在二十大上作報告時，論及他在十年前（2013年）接班時中國社會的狀況，指出當時中國存在的多種問題，包括：貪腐觸目驚心、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以及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等等。有評論認為，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的這段話是對胡錦濤的雙重羞辱。 身在美國新澤西州的海外政論刊物《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則認為，這些說法並不是針鋒相對，也很難說這是對胡錦濤個人的羞辱，「我認為他是否定以往的自江（澤民）胡（錦濤）以來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他說這是十年前已經長期積累的問題。」他指出，胡錦濤很難說有屬於他個人的獨立時代，「他背後一直有太上皇，就跟江一直耗到鄧（小平）去世才沒有了太上皇一樣，胡背後一直是江在左右全局，包括接班人的問題也一樣。」 李偉東分析說，胡雖然接了江的班，但江時代經濟高速增長遺留下來的很多問題並沒有解決，「到胡時代末尾的時候，矛盾已經激化了，當時說的都是『抱著炸彈擊鼓傳花』；反腐找死、不反腐等死一類的話了。」 胡錦濤執政期間，中國政府一直在進行反腐行動。中國政府網2010年發布的《反腐白皮書》顯示，2003年至2009年，各級檢察院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侵權案件24萬多件，平均每天94件。但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官員的貪腐問題並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而是愈演愈烈。 李偉東認為，胡錦濤實際沒有認真反腐，「他是管不了，管不了江的勢力，也無法對抗鄧留下來的模式，他是某種管不了，然後變得有點消極對待的態度。」他總結說，胡錦濤是相對軟弱、平庸的一屆領導人。 走向民主？ 但胡錦濤在執政後期仍試圖在中共黨內做一些體制性改革。他支持了部分地區農村黨支部書記的公推直選，這一做法從2009年逐漸鋪開，在農村地區受到好評，但因為涉及到黨章修改，並未在全國鋪開，更未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樣推展到縣一級黨委書記的直選。 2012年十八大召開，胡錦濤在即將離任前的最後一次報告中提出，要實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其要旨是在黨的領導下，各政黨、階層和民眾以協商的方式形成決策。 李偉東介紹說，這種協商民主的方式目前在中國各級決策機構正在廣泛適用，相比以往政治協商制度是更為實質地採納不同群體的意見，而習近平提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實際是協商民主的一種變體。他分析說，這麼做不同於西方的議會民主、選舉民主，而是體現了中共的統治理念，「共產黨認為如果讓老百姓來決策會變成多數暴政，這也是民主的弱點。」
中共日前舉行建政75周年招待會，退休元老溫家寶坐在國務院總理李強的位置，中共黨魁習近平身旁則坐著他昔日的「打虎功臣」王岐山，但王岐山卻全程一張撲克臉。 這場招待宴會9月30日晚在北京大會堂舉行，以往會入坐首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國務院總理、副總理，今年都被退休元老們取代。 視頻畫面顯示，此前缺席中共建政75周年音樂會的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環、溫家寶、吳官正、李嵐清，就坐於主桌，且溫家寶與李瑞環還坐在習近平的兩旁。其他就坐於主桌的前政治局常委還有賈慶林、張德江、俞正聲、栗戰書、汪洋、曾慶紅、李長春、賀國強、劉雲山、王岐山，以及前幾年被曝性侵女網運動員彭帥的張高麗。 最引人注意的是王岐山，全程沒有笑臉，且被身後的一名彪形大漢嚴肅地盯著，看似被全程「監護」。 王岐山除了沒有笑臉，另一段視頻顯示，他在中共高層及元老隨習入場時，也沒有像其他多數元老那樣跟著習鼓掌。 王岐山在習近平的首個任期時，以反腐打「虎」名義，助習清除軍界徐才厚、郭伯雄，以及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政敵，但習進入第二個任期後，他被擠出中共權力中心，與其關係密切的多名高官也陸續落馬。 此外，中共往昔舉辦的建政等招待會，皆由國務院總理主持、講話，但李強擔任總理後，就改由習近平主持。 對於中共建政75周年招待會出現的現象，旅美政論家陳破空認為，這些政治老人能夠現身，還被黨媒逐一唱名，「最大的原因是中共危機空前」，表面是為了顯示黨的團結，但主要是有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中共前官員杜文在X平台發文分析指，習近平煞費苦心的安排，是要向外界傳達中共新老領導團結一致的信息。很多重量級人物不出面，實在不給面子。最令人矚目的是，沒有看到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的身影。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在X平台發文分析指，胡錦濤沒有現身，顯然是他在二十大被習近平羞辱後，習近平不可能讓他在公開場合現身。 對於退休元老溫家寶此次入坐主桌，蔡慎坤認為：「溫家寶一直是黨內保守勢力和紅二代攻擊的對象，常常拿腐敗問題大做文章，但是習近平十年反腐對溫家寶家族徹查幾輪，發現溫家寶是正國級領導人中最清廉的一位，再加上溫家寶沒有栽培自己的勢力範圍，又有豐富的政治見解和治國理政經驗，精力充沛，習近平此時面臨黨內外巨大壓力之下，不排除抬出溫家寶來為自己打氣撐腰。」 至於李瑞環，蔡慎坤認為，李從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耿直爽快，當年敢直接批評江澤民的也只有李瑞環。而李瑞環也跟溫家寶一樣，對習近平連任並沒有任何批評，也沒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因此對習不構成任何威脅，讓李瑞環坐在習身邊，還能對外傳遞黨內歡聚一堂的信息。
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當局在中共所操控的全國人大年會閉幕之後舉行中國總理中外記者會。這是中國最高級領導人罕有的直接面對中外記者的場合。儘管隨著時間的推移，記者會上的問答照本宣科的成分越來越多，信息含金量越來越少，但記者會還是會時常爆出令中外記者感覺耳目一新的火花。 2020年5月28日在當年推遲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閉幕記者會上，在習近平當局大力宣揚中國的脫貧事業取得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成功之際，在中國當局按照習近平的指令推行嚴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導致眾多企業破產、千百萬人失業之際，時任李克強說：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後民生為要。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沒有就業那就是9億張吃飯的口，有了就業就是9億雙可以創造巨大財富的手。」 自從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中國政權以來，中共政權及其官僚的專橫獨斷便引起眾多的怨言。雖然中共也偶爾表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使其政權真正為人民服務而不是欺壓人民，然而這種表示常常猶如曇花一現加閃爍其詞。但2012年3月14日，溫家寶作為時任總理在他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上罕見地花了相當的時間正面談論政治改革問題並由此成為絕響 「這些年我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應該說已經比較全面和具體了。如果問我為什麼關注這件事情，我是出於責任感。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 「當然，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在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又必須從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 「我知道，人們不僅看我說什麼、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實現什麼樣的目標。我可以對大家講，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以看似喜歡直言不諱、言辭誠懇而著稱。2000年3月15日，在當年全國人大會議結束時的記者會上，朱鎔基說：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那麼再看開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一點實事，哎呀，我就謝天謝地！」 但批評者說，朱鎔基的家人在他擔當中共高管期間大發橫財，與此同時，他所主導的所謂國營企業改革使千百萬國營企業工人一夜之間由「領導階級」變成「無產階級」，成為永恆的弱勢群體和中共的維穩力量隨時警惕並準備打擊的群體。
習近平上台之後即全面復辟毛澤東時代「黨委一元化領導」的所作所為，其實也是在完成江澤民未竟的「事業」。習近平如今無以復加的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對江澤民執政時期全盤否定鄧小平和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理論和實踐的變本加厲。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的「兩個確立」脫胎於江澤民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著重介紹和分析了諸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並「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由此 「法定」了江澤民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雖然當時的鄧小平和陳雲都還在世。 當然，圍繞「核心」二字，當年的江澤民也只是為日後的習近平提供了黨法的保障和實踐的基礎，當年的「江核心」雖然也在兼任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同時也兼任著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甚至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不過在他總書記的13年時間裡，畢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終存在。當時的所謂「黨的領導核心」或者說「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和個人獨裁還不能劃等號，不似如今的習近平，已經把他個人的「核心作用」瘋狂到了地下的毛澤東如果有知都會感慨一句「後生可畏」的極致。最近的一個實例就是本文截稿當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黨組成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述職」。 僅從中共新華社通稿標題的字面看，「黨中央」是誰？就是習近平自己。 前面說了，30年前江澤民在十四屆四中全會上主持通過的那份所謂「劃時代文獻」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沒有一處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中還數次出現的「政治體制改革」字樣。按照江澤民在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夜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解釋：籠統地講「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把它作為一句時常出現有報紙上、理論文章中的口號，很容易誤導輿論。整個八十年代里，黨內自由化分子、社會上和境外敵對勢力，一再利用我們黨自己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口號，以促進「改革」為名，與執政党進行所謂的「合法」鬥爭。一時間，什麼「法大於黨」、「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等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冒出來了。所以在起草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時，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議，沒有在文中繼續沿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辭彙，而是以「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完善黨規黨法，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體內容來說明問題。 江澤民這裡說的「下面的同志」，具體是指的當時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澤民政治秘書，有「鄧力群文膽」之稱的滕文生。 如果筆者不在此專門提醒，應該會有不少人會想當然地認為十四屆四中全會上這份黨的「劃時代」的重要《決定》，應該是出自「三代帝師」王滬寧的手筆。其實不是。 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當年初，王滬寧才剛剛被提拔為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當年夏天確實也以學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參與討論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草稿，但只被徵求意見和建議，他本人並非文件執筆人之一。他王滬寧是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半年之後才奉昭進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務委員兼政治組組長。其當時的頂頭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師」。 話說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後，正式接替了溫家寶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的曾慶紅當有了「大內總管」的雅號，而當時的「大內御筆」還不是王滬寧而是中共理論左王鄧力群在江澤民初入中南海時即為江澤民舉薦的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秘書長滕文生。從江澤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紀初王滬寧因為炮製了「三個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師」地位之前，江澤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趙紫陽麾下的鮑彤的角色更為吃重。 出生於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學歷是一九六零年以「調干生」名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學習。 「文革」結束是他還只是個《紅旗》雜誌的小編輯。 一九八一年一月，當時還被鄧小平十分器重的鄧力群出面組織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名義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開始招兵買馬、結黨營私。而被鄧力群網羅進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論師兄盧之超。 鄧力群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一直兼任該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鄧力群被迫退出權力核心，該研究室被趙紫陽撤消為止。 這個滕文生當年在人大受訓時，不但接受的「理論教育」內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訓練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維方式。這就決定了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師法改革派，將自己的思想觀念「解放」一下，讓自己的理論思維跟上現代化水平，都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當時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內凡對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該人為什麼會像阿Q怕說「疤」字一樣，一聽到「政治體制改革」之類的字眼便會反感到生理上發生問題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論上「出名」，全憑當年追隨鄧力群、胡喬木積極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在這些左將、左棍們的眼裡，當時中共開明派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黨內的具體體現。 當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後，鄧力群企圖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 聲稱不但要批「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還要批「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引起趙紫陽的不安和公開批駁。於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開前夕，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乾脆將鄧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組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任主任。鄧力群不甘心失敗，針鋒相對地成立了一個「反自由化寫作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幹角色。 八九「六四」鎮壓之後，滕文生受命參加對趙紫陽、鮑彤「罪狀」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熱程度和拚命精神已經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於此時的滕文生為什麼被江澤民看好，局內人驚奇之餘，認為無非是兩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澤民上台的前提是對趙紫陽的廢黜，所以必須要啟用趙紫陽的敵手。越是對趙紫陽恨之入骨，與其不共戴天者，對江澤民來說越發可靠。 再者，當初鄧力群的「研究室」被趙紫陽下令撤消之後，滕文生在家待業一段時間後即被鄧力群成功推薦給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來的正局級升任了副部長級的中顧委副秘書長，從江澤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顧委員副秘書長的身份，幫助江澤民與政治老人們進行政治聯絡和私人交易，令江澤民更覺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澤民當年與老人黨之間的許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極少數幾個知情人的可能。 客觀上講，滕氏雖然思維方式極度僵化，但其文筆之流暢，一些改革派理論家也都表示信服。對江澤民習慣的「黨八股」套路，滕文生簡直就是信手拈來。只要江澤民交辦一份文件、講話稿之類的東西，滕文生不但脫稿神速，而且絕對保證只將江澤民的思路「錦上添花」，又絕無畫蛇添足和曲解領導意圖之嫌。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標榜其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哪些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其出籠經過是：自鄧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後，連中宣部內部都出現了很大的爭議，有人還編出順口溜：「說三道四，左右為難」。「三」指「（十一屆）三中全會」，「四」指「四項基本原則」。意思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反左，現在又弄出個四項原則提倡反右，豈不是讓搞理論和宣傳工作的人無所適從?鄧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則牽強附會地將四項原則解釋成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精神的發展，硬是在兩者之間找出了「共性」，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第一政策與毛澤東的閉關鎖國、階級鬥爭為綱之間，分析出「內在繼承性」。這一「理論建樹」非常對上台之初，急於大樹特樹「第三代領導核心」之權威的江澤民的胃口。江澤民曾經親自指示曾慶紅、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領導集體不但要繼承鄧小平抓經濟建設的思想，更要繼承毛主席的政治遺產(大意)。而正是根據江澤民的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為江澤民炮製出「講政治」的意義所在。 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以及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創作內容，便是將十三大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內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曾一再強調堅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線，並聲稱十三大內容一個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漢，便讓前往迎駕的湖北省委領導人向江澤民等人傳昭：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台! 接下來，江澤民的政治地位雖一度岌岌可危，但終於反敗為勝，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線以江澤民、李鵬雙雙保住權位和楊家兄弟的交出軍權而告終。 當時，中共黨內黨外，海內海外均將對大陸政治局勢的關注焦點集中在楊家兄弟倒台的問題上，卻沒有注意到江澤民等人已經將十三大修改過的黨章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的內容悄悄作了變動。主要執筆者便是一提政治體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癢的滕文生。 回顧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首要的一條就是實行黨政職能分開。認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為了保證行政首長負責制的實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和審判、檢查機關中不再設立黨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經轉發一份中央組織部《關於逐步撤消國務院各部門黨組的意見》，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門現有的黨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有利於政府工作的統一和效能。 日後雖然趙紫陽下台後，鄧小平曾經向江澤民、李鵬等人強調，十三大的路線沒有錯。但江澤民上台還沒有兩個月，便在公開發表的講話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江說：「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決不是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江澤民還特別針對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強調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句話批駁說：「黨的領導作用只提政治領導不夠，還應該有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接下來，國務院各部門已經被撤消的黨組陸續恢復，審判和檢察機關的黨組更是江澤民首先要求恢復起來的。已經實行了行政首長負責職的單位，特別是實行了校長負責制的單位，一律被迫「歸位」。雖然沒有重提毛澤東時代的「黨委一元化領導」，但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說白了還是開始退回到「黨天下」的時代。 對江澤民此舉深表擁護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黨章時，不但徹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關內容，而且在1982年通過的十二大黨章基礎上，把設立黨組的範圍規定的更為細緻：「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和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設立黨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後的黨章中規定：「企業和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執行實行保證監督。這些基層黨組織應以主要精力加強黨的建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支持行政負責人按規定充分行使職權，並對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這一段在十四大黨章修改案中被改寫成：「全民所有制企業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企業生產經營開展工作」;「實行行政領導人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這中間的「核心」兩個字，其實就是毛澤東時代「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極左口號的理論翻板，使所謂「行政領導人負責制」只剩下諷刺意義。 而之所以還要保留這句空頭許諾，使江澤民政體與毛澤東政體在文字上還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澤民還不敢讓滕文生等人在「無產階級復辟」問題上，走到令鄧小平再次感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當然，在江澤民的十四大政治報告和十四大黨章中，鄧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被正式寫入。但日後分析起來，江澤民在當時仍還在世的陳雲等人的支持下，就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向鄧小平作了讓步，但交換條件顯然是鄧小平在政治體制「還原」(從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問題上作了讓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6月18日，中國總理李強開啟他任內的首次外訪，此行目標國是德法兩國。比起他的前任李克強和溫家寶，時間都要晚。後兩者的首訪分別在2013年5月19日和2003年4月29日。也許這並不說明什麼，但也許是某種歷史的象徵：李強做總理整整三月，可比起他幾個前任的「意氣風發」來，似乎顯得異常的「低調」。 李強新官上任「一把火」都沒放？ 4月下旬，我在推特發一則推文：李強做總理一個半月了，感覺他像個隱身人一樣，好像沒有他這個總理的存在。得到許多人的呼應，留言基本和我同感。也有人表達了不同意見，認為李強的曝光率還是很高的。這裡需要解釋一下，我謂李強表現得像個「隱身人」，並非意指他的公開曝光率不多。事實上，從上任到現在，他的公開活動還是很頻繁，這些活動大致可分四類：主持國務院會議，會見外賓和企業家，外出考察，以及其他活動。然而，這些活動沒給人們留下什麼印象，人們不記得他說了什麼，做了什麼，甚至都不知道他有什麼活動。官媒也是淡化處理，他的活動很少出現在黨媒頭版，即使放在頭版，也多是短消息，感覺是這個人和這些活動都不重要，沒有可關注的價值。 從中國官場「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規律看，李強這個新總理不說放「三把火」，「一把火」都沒放，其政策沒有讓人眼前一亮的東西。整個開局看起來很沉悶，沒有顯示李克強十年前企圖表現出的一番新作為和「新氣象」。 李克強至少有兩年出彩 2013年李克強接掌中南海北院後，輿論以「習李體制」稱之，還單獨給他造了一個詞「李克強經濟學」，來描述他的雄心勃勃和他領導下的國務院的新角色。李確實想大幹一番。這兩個詞直到兩年後才慢慢從輿論中淡出。也許正是李克強的這個企圖和雄心，讓習過早警覺他。雖然在此後七、八年內，李克強不得不屈服於習，他的聲音淹沒於後者無處不在的喧囂，但是，他畢竟有過兩年的出彩，即使在習大權獨攬下，仍然頑強地想表現自己的存在，他的兩句帶有鮮明個人色彩的標籤話——「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互聯網+」，直到謝幕才退出中國的政治語言。 溫家寶、朱鎔基和上級平分秋色 溫家寶和朱鎔基這兩位總理就更不要講，他們在位時，基本和上級胡錦濤和江澤民平分秋色。朱被輿論讚譽為「經濟沙皇」，他還在做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時，實際就已主掌中國的經濟，中南海北院對南院（黨中央所在地）的獨立性大大強化。溫成為總理後，由於他政治上的相對開明，也獲得民間更多關注和好評，另外，由於胡錦濤的弱勢，國務院的獨立性沒有受到南院更多干預。那時輿論以「胡溫新政」稱之。 然而，李強完全沒有他們的「好運」，這無關其能力，而是「時代」使然。他碰上了「巨人」的時代。我說的「巨人」，不是取「歷史巨人」的「巨人」之意，是從權力的含義來講的。由於他前面有一個「個子非常高，塊頭非常大」的傢伙，以致李強看起來完全隱藏在他的陰影中。此「巨人」即是習近平。 習當政10年，從總書記到核心，從核心到人民領袖，其地位和領導力被當局神化，寫入黨章條文，成為近1億中共黨員必須遵守的義務，不可妄議，在國家的大政方針上，完全做到「一手遮天」，包括李強本人的總理職位，都取決於習的個人好惡。這種權勢下，他的弱勢地位可想而知。只是李的弱勢地位比人們預料的還要來得弱。 李強碰上了習近平「巨人」 鑒於他是習親選的總理，過去曾是習的大秘，兩人類似師徒關係，習對他的信任應該沒有問題，而當前又是當局全力抓經濟的時候，我過去曾認為，如果習要給中國社會和國際一個良好預期，最好是將經濟社會管理大權交給李和其他常委，自己像毛一樣，做一個「不管皇帝」，把精力放在考慮對這個黨和國家發展的宏觀問題上，不要去抓具體事務，以恢復被疫情以及過去的粗暴政策和做法所傷害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活力，這才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分工。這樣的話，習理當將他兼任的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職交給李。此舉無疑會對企業家和外資信心的復甦，帶來一個強烈的正面信號。 可是，習依舊霸佔這些權力小組和委員會的「一把手」職位，即使對親信也不肯放手，這反映了習對權力的極其貪婪和不安，他大概擔心一旦放手其權力基礎會慢慢地遭到侵蝕，導致大權旁落。在習的此種權勢欲的支配下，任何一個「明智」之人都知道該怎麼做，李強當然也要收斂他的「野心」——假如有的話，不敢有太多政策發揮的空間，必須表現出忠心耿耿，中規中矩，不能越雷池一步；他領導下的國務院註定了也要自我矮化為一個執行習近平和黨中央旨意的辦事機構，大事小事要向南院彙報，臣服於南院，不能讓外界看起來中南海有兩個權力「中心」，有關這方面聯想的一丁點跡象都不能出現，做到完全讓習放心。 李強自我約束，難有創新 因此，在新政府召開的幾次會議上，李強對國務院的定位重新進行了調整，大幅度修改了《國務院工作規則》。在3月14日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常務會議上，他強調國務院首先是政治機關，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系統學習掌握習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在3月17日的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又指出，本屆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貫徹好、落實好，每一個領導幹部都要當好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全面準確領會黨中央戰略意圖，不折不扣落實黨中央各項要求，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地見效；在6月9日國務院第二次專題學習中，他再次強調，國務院踐行「兩個維護」的集中體現，是把國務院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的角色定位踐行好，為此要進一步強化對標對錶意識，努力使各項政策和舉措，更加符合習的重要指示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要求。新修訂的《國務院工作規則》與2018年的舊版相比，則言必稱習，全面「習化」。 在這種政治上的自我約束下，李強是不可能有工作的創新和開拓精神的，最多是在習劃定的框框中做一些修修補補的事情。這也是中國經濟上半年表現得不如預期的根源。經過三年的嚴厲封控，外界一度預期中國經濟會有一個報復性反彈，但這個景象沒有出現，根本的還是沒有改變市場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預期，從而激發人們投資未來的信心。 習本可以借著新政府的全面重組，賦予李強和他的新政府較大的自主權和政策調整空間，來改變對未來的預期和信心。然而，對權力的自私、貪婪和恐懼以及政治上的肅殺扼殺了這點，李強為保自身政治安全，決不敢冒險提出自己的創見和主張，只能像個小學徒跟著師傅亦步亦趨，「隱身」在習的陰影中。前不久的習李同框視察雄安，用極具象徵性的鏡頭語言，記錄了這一幕。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