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效应火爆 香港酒楼生意升3成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共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遗体10月14日火化，官媒新华社称，中共前党魁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属于江派的吴邦国10月8日去世。新华社报导，其遗体14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除了出访越南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公墓送别，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则送花圈表示哀悼。 胡锦涛2022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行架离会场后，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今年9月末也缺席了中共“十一”音乐会和招待会。 吴邦国早年在上海发迹，是“上海帮”的重要成员，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吴是市委副书记。 胡锦涛2002年掌政后，江泽民安插多名亲信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吴邦国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人还包括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李长春、周永康等。 吴邦国担任“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被指挟人大对抗“胡温”。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政改言论一直深受江系人马忌恨，因此，吴在一系列的重大政策上与温家宝对抗。 2011年，胡锦涛执政末期，吴邦国在中共全国“两会”提出著名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以及不搞私有化。 吴邦国“五不搞” 习近平“七不讲” 法广认为，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七不讲”与吴邦国的“五不搞”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七不讲”是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出台的中央文件，列出必须在高校反对的七种“错误思潮”：谈论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 吴邦国提出的“五不搞”使中共的全国人大制度进一步成了名副其实的“表决机器”，也成了他的“政治遗产”。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的专制本质是一贯的，因为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早就讲过，中共不搞议会民主，不搞多党制，不搞新闻自由，不搞三权独立。 吴邦国家族贪腐丑闻不断 吴邦国死后，被中共吹捧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海外社交网路讥讽其富可敌国。多年来，吴邦国家族的贪腐丑闻不断被曝光。 江泽民2000年访问香港时，曾用“闷声发大财”一词训斥记者。其后“闷声发大财”成了江泽民时代官场的真实写照。有消息说，吴邦国家族有上百亿元（人民币，下同）财产。 吴邦国的哥哥吴邦杰和弟弟吴邦胜，从平头百姓变身为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亨；吴邦胜涉足上海房地产和建筑业两大块，身家雄厚。 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担任过美林投资银行中国区主席，也出任过总资产达100亿的国有产业投资基金“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裁，并身兼超级商业航母上海百联集团外部董事。 吴邦国之子吴磊现为上海电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共建政已超过75年，习近平掌权也已近12年。时人多诟病习近平治下中国政治、经济存在多种问题。那么，当年交班给习近平的胡锦涛前有江泽民、后有习近平，他如何衔接了两个时代？又是否有值得今天中国人称道的政治遗产？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几乎崩盘的中国股市陡然暴涨；本周四（10月3日）又出现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学者说，中国有安排十万亿人民币财政投资的空间。这让很多人瞬间回想起十六年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胡锦涛政府祭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以挽救中国经济。 在经济低谷以庞大的财政支出刺激国家经济，不少民众持欢迎态度，又有年轻人排队开账户进军股市，但也有不少观察者对之保持谨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至今没有走出当年四万亿的阴影，“中国股市从2015年开始崩盘，再到如今房地产崩盘，都跟08年金融风暴后，中国的战略失误是分不开的，而今天做的也是同样的战略失误。” 四万亿的阴影 四万亿出台后，当时的中国领导层对其经济效果表面上是欣喜的。2009年7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09年1-3月触底、到4-6月增长率约8%，经济刺激对策出台的时机恰当，效果明显。 但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层也有很多担心。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四万亿后，中国经济面临新的火种，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增长过快、运作不够规范”。 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底一篇文章指出，四万亿最大败笔之一正是鼓励了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政府计划中的四万亿，实际撬动了地方政府的几个“四万亿”，而这很可能带来国有银行的大量坏账。除此之外，巨量投资也导致通货膨胀，让私人财产受损严重；同时，政府投资又引发大量“国进民退”，民间资本被大量挤出。 夏明就此分析说，“当时把钱印出来是通过行政管道发给国家的各个部门，这些部门拿到钱当然是要分给共和国的长子国有企业的，因为即使国有企业破产了、垮台了，也不会犯政治错误，所以他是不会去扶持私营企业的。”他认为，这进一步扭曲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这至今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十六年后，夏明仍然表示遗憾，“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做法。” 但胡锦涛的十年，中国经济的数据总体上看是好的。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超过10%。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底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经济保持10年快速增长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纪录。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2009年，中国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官媒《人民日报》9月30日的一篇文章强调，中国由此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 公民社会元年 就在中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的前一年，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表首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称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社会更加开放，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有学者估计，当时有数以百计NGO、约100万名志愿者涌入四川，彰显出公民社会的力量。 同一时期，中国传媒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互联网在胡锦涛的十年间崛起，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底的数据，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从2005年8.5%迅速提升到2012年的42%。播客来了，然后是微博、微信，普通公民的发言渠道似乎获得了某种解放。2003年孙志刚事件通过网络舆论发酵，促成缺少法理依据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中国官媒人民网还因此称2003年为网络舆论年。 也是2003年，胡锦涛在广州视察非典（SARS）疫情的时候对一位医生说，他在网上看到了他的建议。中共的最高统治者似乎要与普通民众在网络上共情了。 但与外界印象不同，有研究表明，胡锦涛时期恰是言论空间在不断收窄。据瑞典哥德堡大学多元民主中心今年3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90年至2023年，中国的表达自由指数最高的时期出现在1990年至2005年，此后就一路下降。 一位资深人权活动人士对本台分析说，“其实（媒体管控）胡温时代就是在收，整治《南方都市报》就是个典型例子，……这都是胡温在2005年以后的一些举动。所以胡温时代的媒体是比较活跃，比之后的时代活跃，但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他所提到的整治南方都市报，包括2005年代撤销《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夏逸陶职位，其伙伴媒体《新京报》突遭《光明日报》社接管等一连串事件。为了安全起见，这位人权活动人士以匿名接受采访。 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胡锦涛时代虽然有显著增长，但其发展空间也在不断受压。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劳工观察”创办人李强告诉本台，他们从2004年起在中国做劳工权益的培训，但他们这样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组织不断受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到2012年胡锦涛执政的最后一年，甚至有国保警察专程到办公室约谈他们的员工。 自相矛盾的年代 但胡锦涛在执政初期，先后在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思想、以及2004年“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表明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新的蓝图。 2003年底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底取消农业税，以及大幅减少劳动教养人数等，这些做法都给社会传递了新的希望。也是在2003年，在香港推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在当地强烈反弹，中央政府最后让步，中止立法。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凤凰网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总结胡温执政的前期时赞许说，“胡温新政”的立足点是“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本”。 但就在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同一年，中国又出现了“黑监狱”。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11年的报告指出，“自 2003 年以来，大量中国公民被关进秘密的非法拘留设施，不但关押期间无法与外界接触，而且关押时间可长达数天或数月。这些俗称为 ‘黑监狱’或‘黑房屋’的设施，主要由地方和省级官员开设使用。” 前述那位匿名的人权活动人士分析说，“其实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社会控制一直是没有放松的，包括到胡温后期的网格化维稳等等。”他还指出，2012年初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七十三条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制度，“对特定群体来说，社会控制始终是在有针对性地加强的。” 也是胡锦涛执政后期，2009年初，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刘晓波十一年有期徒刑。2009年7月，新疆地区因民族矛盾出现大规模暴力骚乱，中国政府出动军队予以血腥镇压，引发外界强烈质疑。2011年，中国警方提前出动，镇压了一场并未实际发生的以民主为诉求的社会运动“茉莉花革命”，数百位并未参与其中的民主人士被逮捕、关押。 奥运会是分水岭 胡锦涛时期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出现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有社会松动的信号，另一方面又并未放松对特定人群的控制。 夏明分析说，胡锦涛政府的一些宽松政策与胡温的出身有关，“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真正的平民领导人，他们在党的体系下是靠自己打拼，而中国共产党还是宣称自己是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他们是有民粹主义的倾向的。”夏明指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多次亲赴灾区，受到外界广泛认可。 但夏明认为，今天中国严酷的维稳体系很大程度上恰是延续自四川大地震时期。但他说，这背后有北京奥运会的因素，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形成了一套维稳机制，“他们把奥运的这些监控、维稳机制进行了常态化，最后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紧急状态的国家。”夏明补充说，这套维稳体系背后的主要推动者，是主管奥运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习、周在这些方面的联手与当时中共高层的权斗有关。 有不少观察家用中共高层权斗来解释胡锦涛执政后期倾向于保守的现象。前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习近平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因素，“习近平上台（担任常委）以后，他来主管党建、主管意识形态，立即就开始左转。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家都知道下一任（中共总书记）就是他了。” 但她也认为，胡锦涛实际上和其前任江泽民相似，都没有勇气去突破中共党国体制的局限性，做不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们是矛盾体。一方面他们有想法给一些开放的空间，这是有可能的，不是没有的；但另一方面，一旦触到底线，他们就逃回来了。” 前述那位人权活动人士则认为，对胡锦涛时代的这种矛盾性要放在更长时段的周期去看，“它整体上是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8年的一个大周期的产物，也就是说可以把92年到08年看作是一个比较放的阶段，08之后是一个收的阶段，胡温就刚好是卡在了两个阶段之间，所以显示出来就是前半段比较放，后半段比较收。” 他指出，奥运会是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分水岭，“就是说在奥运会前，胡温要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中国社会开放的迹象，也是为了夯实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国际社会经济、社会交往的成果；”他认为，中共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期间出现的宽松氛围本质上是极权体制的自我调适，“极权体制总是要适应市场化的，他要推出一定的形式法治来适应它，这样才能更有效率，才能让他想要的市场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市场化条件下，白领阶层自由流动的需求。 该做的没做 2022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突然被搀扶离场，引起外界广泛猜疑，甚至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对胡锦涛的羞辱。 就在此前几天，第二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二十大上作报告时，论及他在十年前（2013年）接班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指出当时中国存在的多种问题，包括：贪腐触目惊心、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以及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等。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的这段话是对胡锦涛的双重羞辱。 身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海外政论刊物《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则认为，这些说法并不是针锋相对，也很难说这是对胡锦涛个人的羞辱，“我认为他是否定以往的自江（泽民）胡（锦涛）以来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这是十年前已经长期积累的问题。”他指出，胡锦涛很难说有属于他个人的独立时代，“他背后一直有太上皇，就跟江一直耗到邓（小平）去世才没有了太上皇一样，胡背后一直是江在左右全局，包括接班人的问题也一样。” 李伟东分析说，胡虽然接了江的班，但江时代经济高速增长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到胡时代末尾的时候，矛盾已经激化了，当时说的都是‘抱着炸弹击鼓传花’；反腐找死、不反腐等死一类的话了。” 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政府一直在进行反腐行动。中国政府网2010年发布的《反腐白皮书》显示，2003年至2009年，各级检察院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24万多件，平均每天94件。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官员的贪腐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是愈演愈烈。 李伟东认为，胡锦涛实际没有认真反腐，“他是管不了，管不了江的势力，也无法对抗邓留下来的模式，他是某种管不了，然后变得有点消极对待的态度。”他总结说，胡锦涛是相对软弱、平庸的一届领导人。 走向民主？ 但胡锦涛在执政后期仍试图在中共党内做一些体制性改革。他支持了部分地区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公推直选，这一做法从2009年逐渐铺开，在农村地区受到好评，但因为涉及到党章修改，并未在全国铺开，更未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推展到县一级党委书记的直选。 2012年十八大召开，胡锦涛在即将离任前的最后一次报告中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其要旨是在党的领导下，各政党、阶层和民众以协商的方式形成决策。 李伟东介绍说，这种协商民主的方式目前在中国各级决策机构正在广泛适用，相比以往政治协商制度是更为实质地采纳不同群体的意见，而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际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变体。他分析说，这么做不同于西方的议会民主、选举民主，而是体现了中共的统治理念，“共产党认为如果让老百姓来决策会变成多数暴政，这也是民主的弱点。”
中共日前举行建政75周年招待会，退休元老温家宝坐在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位置，中共党魁习近平身旁则坐著他昔日的“打虎功臣”王岐山，但王岐山却全程一张扑克脸。 这场招待宴会9月30日晚在北京大会堂举行，以往会入坐首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今年都被退休元老们取代。 视频画面显示，此前缺席中共建政75周年音乐会的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温家宝、吴官正、李岚清，就坐于主桌，且温家宝与李瑞环还坐在习近平的两旁。其他就坐于主桌的前政治局常委还有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以及前几年被曝性侵女网运动员彭帅的张高丽。 最引人注意的是王岐山，全程没有笑脸，且被身后的一名彪形大汉严肃地盯著，看似被全程“监护”。 王岐山除了没有笑脸，另一段视频显示，他在中共高层及元老随习入场时，也没有像其他多数元老那样跟著习鼓掌。 王岐山在习近平的首个任期时，以反腐打“虎”名义，助习清除军界徐才厚、郭伯雄，以及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政敌，但习进入第二个任期后，他被挤出中共权力中心，与其关系密切的多名高官也陆续落马。 此外，中共往昔举办的建政等招待会，皆由国务院总理主持、讲话，但李强担任总理后，就改由习近平主持。 对于中共建政75周年招待会出现的现象，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认为，这些政治老人能够现身，还被党媒逐一唱名，“最大的原因是中共危机空前”，表面是为了显示党的团结，但主要是有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中共前官员杜文在X平台发文分析指，习近平煞费苦心的安排，是要向外界传达中共新老领导团结一致的信息。很多重量级人物不出面，实在不给面子。最令人瞩目的是，没有看到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身影。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X平台发文分析指，胡锦涛没有现身，显然是他在二十大被习近平羞辱后，习近平不可能让他在公开场合现身。 对于退休元老温家宝此次入坐主桌，蔡慎坤认为：“温家宝一直是党内保守势力和红二代攻击的对象，常常拿腐败问题大做文章，但是习近平十年反腐对温家宝家族彻查几轮，发现温家宝是正国级领导人中最清廉的一位，再加上温家宝没有栽培自己的势力范围，又有丰富的政治见解和治国理政经验，精力充沛，习近平此时面临党内外巨大压力之下，不排除抬出温家宝来为自己打气撑腰。” 至于李瑞环，蔡慎坤认为，李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耿直爽快，当年敢直接批评江泽民的也只有李瑞环。而李瑞环也跟温家宝一样，对习近平连任并没有任何批评，也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对习不构成任何威胁，让李瑞环坐在习身边，还能对外传递党内欢聚一堂的信息。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当局在中共所操控的全国人大年会闭幕之后举行中国总理中外记者会。这是中国最高级领导人罕有的直接面对中外记者的场合。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者会上的问答照本宣科的成分越来越多，信息含金量越来越少，但记者会还是会时常爆出令中外记者感觉耳目一新的火花。 2020年5月28日在当年推迟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记者会上，在习近平当局大力宣扬中国的脱贫事业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成功之际，在中国当局按照习近平的指令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众多企业破产、千百万人失业之际，时任李克强说：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那就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自从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中国政权以来，中共政权及其官僚的专横独断便引起众多的怨言。虽然中共也偶尔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政权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欺压人民，然而这种表示常常犹如昙花一现加闪烁其词。但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作为时任总理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罕见地花了相当的时间正面谈论政治改革问题并由此成为绝响 “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以看似喜欢直言不讳、言辞诚恳而著称。2000年3月15日，在当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时的记者会上，朱镕基说：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那么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但批评者说，朱镕基的家人在他担当中共高管期间大发横财，与此同时，他所主导的所谓国营企业改革使千百万国营企业工人一夜之间由“领导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成为永恒的弱势群体和中共的维稳力量随时警惕并准备打击的群体。
习近平上台之后即全面复辟毛泽东时代“党委一元化领导”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是在完成江泽民未竟的“事业”。习近平如今无以复加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对江泽民执政时期全盘否定邓小平和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变本加厉。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的“两个确立”脱胎于江泽民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着重介绍和分析了诸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并“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由此 “法定”了江泽民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虽然当时的邓小平和陈云都还在世。 当然，围绕“核心”二字，当年的江泽民也只是为日后的习近平提供了党法的保障和实践的基础，当年的“江核心”虽然也在兼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同时也兼任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甚至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不过在他总书记的13年时间里，毕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终存在。当时的所谓“党的领导核心”或者说“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和个人独裁还不能划等号，不似如今的习近平，已经把他个人的“核心作用”疯狂到了地下的毛泽东如果有知都会感慨一句“后生可畏”的极致。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本文截稿当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仅从中共新华社通稿标题的字面看，“党中央”是谁？就是习近平自己。 前面说了，30年前江泽民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的那份所谓“划时代文献”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没有一处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还数次出现的“政治体制改革”字样。按照江泽民在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解释：笼统地讲“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把它作为一句时常出现有报纸上、理论文章中的口号，很容易误导舆论。整个八十年代里，党内自由化分子、社会上和境外敌对势力，一再利用我们党自己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口号，以促进“改革”为名，与执政党进行所谓的“合法”斗争。一时间，什么“法大于党”、“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冒出来了。所以在起草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时，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议，没有在文中继续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汇，而是以“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体内容来说明问题。 江泽民这里说的“下面的同志”，具体是指的当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泽民政治秘书，有“邓力群文胆”之称的滕文生。 如果笔者不在此专门提醒，应该会有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十四届四中全会上这份党的“划时代”的重要《决定》，应该是出自“三代帝师”王沪宁的手笔。其实不是。 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当年初，王沪宁才刚刚被提拔为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当年夏天确实也以学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参与讨论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草稿，但只被征求意见和建议，他本人并非文件执笔人之一。他王沪宁是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半年之后才奉昭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兼政治组组长。其当时的顶头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师”。 话说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正式接替了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曾庆红当有了“大内总管”的雅号，而当时的“大内御笔”还不是王沪宁而是中共理论左王邓力群在江泽民初入中南海时即为江泽民举荐的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滕文生。从江泽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纪初王沪宁因为炮制了“三个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师”地位之前，江泽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赵紫阳麾下的鲍彤的角色更为吃重。 出生于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学历是一九六零年以“调干生”名义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 “文革”结束是他还只是个《红旗》杂志的小编辑。 一九八一年一月，当时还被邓小平十分器重的邓力群出面组织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名义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开始招兵买马、结党营私。而被邓力群网罗进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论师兄卢之超。 邓力群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一直兼任该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邓力群被迫退出权力核心，该研究室被赵紫阳撤消为止。 这个滕文生当年在人大受训时，不但接受的“理论教育”内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训练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师法改革派，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解放”一下，让自己的理论思维跟上现代化水平，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当时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内凡对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该人为什么会像阿Q怕说“疤”字一样，一听到“政治体制改革”之类的字眼便会反感到生理上发生问题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论上“出名”，全凭当年追随邓力群、胡乔木积极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在这些左将、左棍们的眼里，当时中共开明派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的具体体现。 当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后，邓力群企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 声称不但要批“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还要批“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引起赵紫阳的不安和公开批驳。于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开前夕，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干脆将邓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组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由鲍彤任主任。邓力群不甘心失败，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一个“反自由化写作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干角色。 八九“六四”镇压之后，滕文生受命参加对赵紫阳、鲍彤“罪状”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热程度和拼命精神已经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于此时的滕文生为什么被江泽民看好，局内人惊奇之余，认为无非是两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泽民上台的前提是对赵紫阳的废黜，所以必须要启用赵紫阳的敌手。越是对赵紫阳恨之入骨，与其不共戴天者，对江泽民来说越发可靠。 再者，当初邓力群的“研究室”被赵紫阳下令撤消之后，滕文生在家待业一段时间后即被邓力群成功推荐给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来的正局级升任了副部长级的中顾委副秘书长，从江泽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顾委员副秘书长的身份，帮助江泽民与政治老人们进行政治联络和私人交易，令江泽民更觉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泽民当年与老人党之间的许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极少数几个知情人的可能。 客观上讲，滕氏虽然思维方式极度僵化，但其文笔之流畅，一些改革派理论家也都表示信服。对江泽民习惯的“党八股”套路，滕文生简直就是信手拈来。只要江泽民交办一份文件、讲话稿之类的东西，滕文生不但脱稿神速，而且绝对保证只将江泽民的思路“锦上添花”，又绝无画蛇添足和曲解领导意图之嫌。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标榜其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出笼经过是：自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毛思想)后，连中宣部内部都出现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还编出顺口溜：“说三道四，左右为难”。“三”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四”指“四项基本原则”。意思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反左，现在又弄出个四项原则提倡反右，岂不是让搞理论和宣传工作的人无所适从?邓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则牵强附会地将四项原则解释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精神的发展，硬是在两者之间找出了“共性”，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第一政策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阶级斗争为纲之间，分析出“内在继承性”。这一“理论建树”非常对上台之初，急于大树特树“第三代领导核心”之权威的江泽民的胃口。江泽民曾经亲自指示曾庆红、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但要继承邓小平抓经济建设的思想，更要继承毛主席的政治遗产(大意)。而正是根据江泽民的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为江泽民炮制出“讲政治”的意义所在。 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以及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创作内容，便是将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内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邓小平曾一再强调坚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线，并声称十三大内容一个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汉，便让前往迎驾的湖北省委领导人向江泽民等人传昭：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接下来，江泽民的政治地位虽一度岌岌可危，但终于反败为胜，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线以江泽民、李鹏双双保住权位和杨家兄弟的交出军权而告终。 当时，中共党内党外，海内海外均将对大陆政治局势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杨家兄弟倒台的问题上，却没有注意到江泽民等人已经将十三大修改过的党章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内容悄悄作了变动。主要执笔者便是一提政治体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痒的滕文生。 回顾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要的一条就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为了保证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实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审判、检查机关中不再设立党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经转发一份中央组织部《关于逐步撤消国务院各部门党组的意见》，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 日后虽然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曾经向江泽民、李鹏等人强调，十三大的路线没有错。但江泽民上台还没有两个月，便在公开发表的讲话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江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决不是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江泽民还特别针对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句话批驳说：“党的领导作用只提政治领导不够，还应该有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接下来，国务院各部门已经被撤消的党组陆续恢复，审判和检察机关的党组更是江泽民首先要求恢复起来的。已经实行了行政首长负责职的单位，特别是实行了校长负责制的单位，一律被迫“归位”。虽然没有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但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说白了还是开始退回到“党天下”的时代。 对江泽民此举深表拥护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党章时，不但彻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关内容，而且在1982年通过的十二大党章基础上，把设立党组的范围规定的更为细致：“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设立党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后的党章中规定：“企业和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这些基层党组织应以主要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支持行政负责人按规定充分行使职权，并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一段在十四大党章修改案中被改写成：“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中间的“核心”两个字，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极左口号的理论翻板，使所谓“行政领导人负责制”只剩下讽刺意义。 而之所以还要保留这句空头许诺，使江泽民政体与毛泽东政体在文字上还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泽民还不敢让滕文生等人在“无产阶级复辟”问题上，走到令邓小平再次感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当然，在江泽民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和十四大党章中，邓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正式写入。但日后分析起来，江泽民在当时仍还在世的陈云等人的支持下，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向邓小平作了让步，但交换条件显然是邓小平在政治体制“还原”(从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问题上作了让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6月18日，中国总理李强开启他任内的首次外访，此行目标国是德法两国。比起他的前任李克强和温家宝，时间都要晚。后两者的首访分别在2013年5月19日和2003年4月29日。也许这并不说明什么，但也许是某种历史的象征：李强做总理整整三月，可比起他几个前任的“意气风发”来，似乎显得异常的“低调”。 李强新官上任“一把火”都没放？ 4月下旬，我在推特发一则推文：李强做总理一个半月了，感觉他像个隐身人一样，好像没有他这个总理的存在。得到许多人的呼应，留言基本和我同感。也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李强的曝光率还是很高的。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谓李强表现得像个“隐身人”，并非意指他的公开曝光率不多。事实上，从上任到现在，他的公开活动还是很频繁，这些活动大致可分四类：主持国务院会议，会见外宾和企业家，外出考察，以及其他活动。然而，这些活动没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人们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甚至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活动。官媒也是淡化处理，他的活动很少出现在党媒头版，即使放在头版，也多是短消息，感觉是这个人和这些活动都不重要，没有可关注的价值。 从中国官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规律看，李强这个新总理不说放“三把火”，“一把火”都没放，其政策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整个开局看起来很沉闷，没有显示李克强十年前企图表现出的一番新作为和“新气象”。 李克强至少有两年出彩 2013年李克强接掌中南海北院后，舆论以“习李体制”称之，还单独给他造了一个词“李克强经济学”，来描述他的雄心勃勃和他领导下的国务院的新角色。李确实想大干一番。这两个词直到两年后才慢慢从舆论中淡出。也许正是李克强的这个企图和雄心，让习过早警觉他。虽然在此后七、八年内，李克强不得不屈服于习，他的声音淹没于后者无处不在的喧嚣，但是，他毕竟有过两年的出彩，即使在习大权独揽下，仍然顽强地想表现自己的存在，他的两句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标签话——“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直到谢幕才退出中国的政治语言。 温家宝、朱镕基和上级平分秋色 温家宝和朱镕基这两位总理就更不要讲，他们在位时，基本和上级胡锦涛和江泽民平分秋色。朱被舆论赞誉为“经济沙皇”，他还在做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实际就已主掌中国的经济，中南海北院对南院（党中央所在地）的独立性大大强化。温成为总理后，由于他政治上的相对开明，也获得民间更多关注和好评，另外，由于胡锦涛的弱势，国务院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南院更多干预。那时舆论以“胡温新政”称之。 然而，李强完全没有他们的“好运”，这无关其能力，而是“时代”使然。他碰上了“巨人”的时代。我说的“巨人”，不是取“历史巨人”的“巨人”之意，是从权力的含义来讲的。由于他前面有一个“个子非常高，块头非常大”的家伙，以致李强看起来完全隐藏在他的阴影中。此“巨人”即是习近平。 习当政10年，从总书记到核心，从核心到人民领袖，其地位和领导力被当局神化，写入党章条文，成为近1亿中共党员必须遵守的义务，不可妄议，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完全做到“一手遮天”，包括李强本人的总理职位，都取决于习的个人好恶。这种权势下，他的弱势地位可想而知。只是李的弱势地位比人们预料的还要来得弱。 李强碰上了习近平“巨人” 鉴于他是习亲选的总理，过去曾是习的大秘，两人类似师徒关系，习对他的信任应该没有问题，而当前又是当局全力抓经济的时候，我过去曾认为，如果习要给中国社会和国际一个良好预期，最好是将经济社会管理大权交给李和其他常委，自己像毛一样，做一个“不管皇帝”，把精力放在考虑对这个党和国家发展的宏观问题上，不要去抓具体事务，以恢复被疫情以及过去的粗暴政策和做法所伤害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这样的话，习理当将他兼任的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交给李。此举无疑会对企业家和外资信心的复苏，带来一个强烈的正面信号。 可是，习依旧霸占这些权力小组和委员会的“一把手”职位，即使对亲信也不肯放手，这反映了习对权力的极其贪婪和不安，他大概担心一旦放手其权力基础会慢慢地遭到侵蚀，导致大权旁落。在习的此种权势欲的支配下，任何一个“明智”之人都知道该怎么做，李强当然也要收敛他的“野心”——假如有的话，不敢有太多政策发挥的空间，必须表现出忠心耿耿，中规中矩，不能越雷池一步；他领导下的国务院注定了也要自我矮化为一个执行习近平和党中央旨意的办事机构，大事小事要向南院汇报，臣服于南院，不能让外界看起来中南海有两个权力“中心”，有关这方面联想的一丁点迹象都不能出现，做到完全让习放心。 李强自我约束，难有创新 因此，在新政府召开的几次会议上，李强对国务院的定位重新进行了调整，大幅度修改了《国务院工作规则》。在3月14日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他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系统学习掌握习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3月17日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指出，本届政府的工作，就是要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全面准确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各项要求，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在6月9日国务院第二次专题学习中，他再次强调，国务院践行“两个维护”的集中体现，是把国务院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角色定位践行好，为此要进一步强化对标对表意识，努力使各项政策和举措，更加符合习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与2018年的旧版相比，则言必称习，全面“习化”。 在这种政治上的自我约束下，李强是不可能有工作的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最多是在习划定的框框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事情。这也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得不如预期的根源。经过三年的严厉封控，外界一度预期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报复性反弹，但这个景象没有出现，根本的还是没有改变市场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期，从而激发人们投资未来的信心。 习本可以借着新政府的全面重组，赋予李强和他的新政府较大的自主权和政策调整空间，来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然而，对权力的自私、贪婪和恐惧以及政治上的肃杀扼杀了这点，李强为保自身政治安全，决不敢冒险提出自己的创见和主张，只能像个小学徒跟着师傅亦步亦趋，“隐身”在习的阴影中。前不久的习李同框视察雄安，用极具象征性的镜头语言，记录了这一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