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財長對北方礦業的中資投資者祭出新制裁
2026 年 7 月 14 日
網路圖片 車輪上的人們，始終等待著那條真正看見、接納他們的通道。 文｜馮蕊 黃子睿 丁立潔 編輯｜王瀟 約113公里長的黃浦江上有18條隧道。代駕趙偉還未能從中找到一條安心回家的路。 轉機在一個月前出現。自2月16日起，每天深夜11時至次日清晨5時，復興東路隧道上層允許電動車試通行。這是上海第一條專門、合規開放給非機動車的跨江通道。 截至3月底，隧道入口的值守人員統計，每晚從兩岸穿越的電動車數量在1400到1600輛之間，其中大部分是代駕，剩下是外賣員、地鐵維修工、結束加班的職員。他們鏈接著2487萬人口的城市在深夜不斷生長的需求。 他們自身樸素的需要，卻常常湮沒在飛馳之中。當車輪下的路程越來越長，車輪上的人們，始終等待著那條真正看見、接納他們的通道。 網路圖片 01 復興東路隧道的浦西入口是片老城廂。在這裡，深夜總是靜悄悄的。 但2月16日晚，電動車一輛挨一輛排了數十米長。不時有記者穿梭在人群的空隙間，舉著手機直播、採訪。 28歲的騎手陶水排在隊伍的首位。當三四個話筒圍攏過來，他有種說不清的自豪感。 「我是第一個跨江的。」陶水強調，「不罰款的那種。」 去年12月，他在送貨時違規穿越復興東路隧道，被罰了50元，而一筆跨江訂單的配送費不到40元錢。這般經歷，此前在騎手中是常態。 晚11點整，隧道口的路障徐徐撤離，信號燈變成綠色。 三十餘輛電動車，如同被喚醒的魚群瞬間湧向入口。口哨一聲接一聲響起。 「慢一點、慢一點！」交警焦急地勸導，「（限速）15公里，都開慢一點啊。」 此刻在浦東入口，劉飛第一個開著電動車進入隧道。「很寬敞、很空曠。」在沒有汽車的兩條道路上，他嘗試放下速度、自由地騎行。 從這周開始，他「至少有了回家的方法」。晚上來浦東的朋友家聚餐，他不再擔心多聊兩分鐘而錯過9點半的末班輪渡。 隧道開通的當晚，根據官方統計，電動車過江由西向東247輛，由東向西242輛。 網路圖片 消息很快在網路擴散，更多人聞訊趕來。 2月17日，在陸家嘴上班的余崇光特地熬到11點前來體驗。他打轉許久才找到隧道的入口。「很新鮮，效率高多了。」他騎小電驢通勤6年，第一次在5分鐘內跨過黃浦江，以往時間都在30分鐘以上。 3月8日，代駕杜宇跑單後騎到隧道。張望到有人站在入口，杜宇慌張起來，「是查電動車的嗎？」他騎過去輕聲詢問。 「你可以走。」對方朝他招了招手。杜宇這才鬆口氣。他曾因「違法」感到憂心，只跟著代駕的老師傅或戴上口罩偷偷穿越過幾回。 3月22日，管理人員張陽已經熟練地指揮通行。 他緊緊盯著前方，每駛入一輛電動車，都要划動一次計數器。一個多月來，他看著手裡的數字從每晚250、500跳動到近800。 「對面的情況差不多。」張陽感慨，「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隧道）。外賣和跑代駕的曉得。」 早上5點前，張陽都要守在這裡。他的腳邊放著一隻保溫杯，陪他熬過整夜。 02 數字背後的車輪，鏈接著一座城市的運轉。 晚上11點半，地鐵檢修工人張景剛剛上班。此時在各大地鐵站，列車陸續停止運轉、回到車庫檢查。在龐大的設備系統中，每個零件都有不同的生命周期。 張景的工作，便是在部件老化之前換掉它們，減小地鐵出現故障的概率。15年間，公司的檢修網路覆蓋到全部517座車站，張景往返過其中近300個站點。 深夜的道路上，同樣傳遞著緊急的需要。 陶水三年前剛到上海，便成為外賣騎手。一些平台開放了「全城配送」的業務，騎手分為「專送」與「眾包」。與「專送」不同，陶水作為眾包騎手，沒有平台與範圍的限制，能夠在全市自由搶單。 他送貨的距離逐漸從5公里拓展到50公里、80公里，平均的配送時長卻從60分鐘削減到35分鐘。保溫箱里原先是麻辣燙、螺螄粉，現在一半空間給了相機、衣服、汽車配件。他經常遇見，跨城通勤的上班族回到蘇州家裡，才發現鑰匙和身份證遺落在了陸家嘴的辦公室。 按照陶水的說法，儘管輪渡停航後，系統不再自動給騎手派發跨江業務，但這些需要常常以普通訂單的形式，出現在「搶單大廳」中。一些單子標註著「商家配送」，實則也是店主尋找騎手服務。 承擔風險的責任轉移到他的身上。陶水算過，深夜跨江的訂單平台不派、新手不敢送，配送費就能漲到普通單子的六到七倍。他主動搶下了生意。 網路圖片 交際與消費的慾望，也從白晝蔓延至黑夜。 趙偉在四年前干起代駕的兼職。每晚8點，從工廠下班的他換上馬甲，開啟接單頁面。 他在兩家平台上切換賬號。在其中一家平台上，他已經跑了2119單。他曾三次遇到同一位男人，對方從不提自己的職業，永遠在打電話，談論「明天去哪應酬」；他曾在深夜12點的農村見證過商業談判的酒局，在沒有路燈的村莊迷失方向，被5隻野狗追逐。他看見「酒駕入刑」後，一些公司老闆哪怕離家只有兩公里，也不敢冒風險僥倖開車；很多時候，他甚至見不到乘客，越來越多人不再親自去取維修、購買的車輛，趕在夜晚4s店歇業前選擇了代駕。 只要趙偉沒關頁面，系統就會自動匹配訂單。在90%的夜晚，他都被演算法甩到了黃浦江的對岸。尤其是周五，工作一周後的人們擠在延長營業到凌晨的飯店、酒吧。 此時，陸家嘴的燈光並未休止。從事IT行業的余崇光通常在晚上8點下班，每個月，他總有一兩天加班到十點之後。他覺得比起其他IT公司的「996」，這是一份還算不錯的工作。 在附近的商圈，一位火鍋店的職員在晚11點剛剛結束忙碌，準備騎車返回對岸家中。她沒來得及換下工作服，一陣暖風吹過，空氣中散發出牛油的氣味。 03 隨著城市越轉越快，新的需求出現在規劃以外。 張景記得，最早上海有通宵的渡船。然而隨著軌道交通與橋樑建設，輪渡公司開始出現營收的難題。2015年後，黃浦江上最後一條通宵航線退出歷史。 一段時間裡，清晨4點下班的張景就蹲在站點外的馬路牙子，等到5點半之後第一班地鐵開放。後來他決定騎著兩輪車通行。 趙偉剛入行時，每晚都有往返於浦東、浦西之間的「夜宵公交」。凌晨兩點的那一班上幾乎全是代駕，走道里堆滿了摺疊的電動車。 2022年初，上海修訂了公共汽車的乘坐規定，指出代駕車的鋰電池容易爆炸、存在安全隱患。公交司機不再允許代駕攜帶電動車搭乘。 從那之後，趙偉看見灰色營運的「打撈車」出現。一過凌晨，在浦東外環的匝道出口，每十分鐘、二十分鐘有一輛「金杯」「全順」品牌的麵包車經過。瞄到代駕師傅，車主搖下車窗喊道：「要去哪裡啊？一人只要25到30。」 車上的座位已經拆除，車廂後半段安裝了鐵架放置電動車。最擁擠的時候，趙偉和所有人貼在一起，不敢動一下腳尖。儘管如此，經過徹夜工作，許多人都能站在這裡睡上好覺。 這些車輛往往出沒在陸家嘴的20公里之外，整車拉滿人要一到兩個小時。等到四、五點天色漸亮，它們便消失在道路上。 此刻在這座城市，留給電動車的合法通道只剩下17條輪渡路線和3座大橋。 網路圖片 有幾回，加班後的余崇光騎到楊家渡渡口時，22時30分的末班船已經開走。他只得把電動車留在公司打車回家。在十公里外的金橋路渡口，一位剛下班的職員騎行5公里，趕上了23時40分，黃浦江上最後一班渡船。他的電動車只剩下1%的電量。下船的地點離家還有5公里，他不敢把電動車仍在原地，半小時後，他加價到60元，等來一輛貨拉拉。 深夜配送時，系統給陶水的時長仍然按照輪渡計算，不會向顧客收取騎手繞路的費用。陶水考慮，有「超時」和「差評」的出現，他會被扣分、扣款；而通過隧道，往往只要三到五分鐘。 他計算過，違規穿越隧道，被罰的概率只有5%，這些單子的收入遠遠抵消了這筆罰金。 在一些代駕平台上，趙偉直到坐上對方的汽車，才能看到終點。在「客戶至上」的規則里，他很難有拒絕的權利：代駕主動取消訂單，會被平台判定為「有責銷單」，一次扣除3分。每位代駕共有12分，一旦被扣完，賬號自動取締。 他試過當面向客戶請求。「老闆您好，」他頓了頓，放低語氣，「我是兼職做代駕的，第二天要上班，這個時間到浦東，我是回不去的。」 有時對面會爽朗地按下撤銷。另一些時候，對方直接拒絕，或是醉酒發了脾氣。趙偉裝作什麼也沒發生，接著跑單。 四年前，他第一次被「甩」到浦東市區時，已是凌晨時分。 最早一班輪渡將在5點開放，三座大橋距離他都在40公里以上。他只得開著導航往家的方向騎，隧道成了必經的跨江路徑。 04 當時離趙偉最近的便是復興東路隧道。抵達入口時，他猶豫了許久。 趙偉明白，隧道禁止非機動車通行，其實是出於安全的考量。 在國家的安全規範里，長度大於1000米的隧道不得在同個孔內設置非機動車道和人行道，以免混行發生安全事故。 何況隧道下坡鋪著凹凸不平的減速帶，還有不少排水的小渠。他和杜宇描述，僅僅兩厘米的高差，就容易卡住一輛代駕車的輪子。代駕電動車比一般的電動車要輕，一旦車輪陷入，車上的人幾乎都會向前、摔倒在地。 但此刻，「騎車入隧」成了無奈的決定。 趙偉打開頭盔上的爆閃燈，能夠在黑暗中提醒汽車避讓。隧道下層有條廢棄的摩托車道，他緊貼著最右側的路沿向前騎行。 騎到中途時，趙偉突然感受到一陣大風撲來，吹得電動車身劇烈搖晃。有輛汽車正從他一米外的距離駛過。 「嘟——」聽到汽車的喇叭聲，趙偉越來越慌。把速度加到四十碼，恨不得立刻駛離出口。 事後他對自己的冒險後悔不已。代駕平台有專門負責司機管理的部門，出了安全事故，會有司機拍攝視頻、照片發在部門群聊里。 他時常看見，群里有騎電動車摔成骨折、受傷的人，不少是在穿越隧道時發生的事故。他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滋味。「這種事情哪天會不會也發生在我身上？」 何況在他的行業，「出事」更意味著失業的風險。 趙偉看到，不少代駕在平台上報事故、申請保險。沒過多久，賬號被封禁、管控。事故嚴重的人，容易背著「不安全」的標記，很難再重新步入這行。 他們常常默默消化了事故的發生。趙偉每次摔跤後，就去衛生中心買葯回來擦下傷口。撞到其他車，他會自己掏些錢賠償。他從沒聯繫過司管部門，在手機里設好提醒事項，「今天一定要戴護膝」。 有一天，他和妻子說，「我把手機定位在你的手機錄入一下吧。」 趙偉永遠不知道，下一刻他會去往城市的哪個角落。「我害怕出事，沒有人知道我在哪。」感受到妻子的擔心，他變了語氣，「開玩笑的」。 杜宇同樣在群里看到事故的視頻。他曾經在通過減速帶時，差一點就摔了跤。回想起來，他始終感到不安。 他開始站在隧道的100米外，搶順風車的單子通過隧道，通常前半夜要十多塊錢，後半夜不到十元。 兩三個月後，他「真的不捨得」花這筆錢，下定決心，「騎吧，只能騎。」他騎了20公里繞到最早開放的渡口，等著4:40第一班船。這樣一來，下船後他還能騎到熱鬧的市區繼續接單。 後來他發現，每天0點到3點之間，許多隧道要養護，這時會有一條車道封起來，擺上反光筒、反光錐。遇見代駕經過，作業的工人往往靠在一邊，讓出一條路來。 一次他在偷偷穿越時撞見了交管人員。 杜宇感到害怕，他聽說過有深夜執法抓到了代駕，罰款從20到50元都有。 「你走吧。」一位交管人員朝他喊了一聲。緊接著補充，「注意安全！」他勸道，穿越隧道很危險，下次不要這樣了。 「好。」杜宇舒了口氣。 網路圖片 05 在更長的人生里，趙偉也在等待路的出現。 16歲前，他在大山裡長大，願望是成為軍人。當時老家有一面很大的黑板，寫上那些成功入伍的名字。 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黑板上，沒過一禮拜，卻被抹掉替換成了「張偉」。他第一次覺得看不到未來，從大山跑了出來。 17歲的大年三十，他坐著火車來到上海，那節車廂只有他一人。 他找到青浦的汽車工廠上班，認識妻子、成立家庭。四年前，女兒無法就讀上海的初中，妻子辭職陪她回老家念書。他又成了一個人。 躺在十平米的房間，趙偉時常感到孤獨，還有一種越發沉重的擔子。他想讓時間走得更快。 有一天，趙偉在抖音上刷到代駕的視頻。看到行業正值鼎盛時期，他想要試試。 他第一次感覺自己充滿幹勁。每個晚上，只要出去跑單都會有兩三百元的收入，一個月掙的錢。剛好能抵上孩子的開銷。 但變化逐漸在行業發生。趙偉居住的鎮里，代駕數量從40、50增長到200多個。好幾個晚上他出去等單，最後面對著頁面里「0」的數字。 趙偉卻不敢停下車輪。他說，每天一睜開眼，總會想怎麼樣才能多賺一點。他說，手頭上有點積蓄，生活才能有安全感。 網路圖片 與趙偉不同，陶水曾覺得生活有很多條路。 高考失敗後，他從老家徐州去廣東謀生。有商家做活動搭了舞台，他在台上鋪了張墊子，睡了整整兩晚。 後來他數不清自己干過哪些活，有搬運工、保安、群演，還賣過手機殼。三年前，他在深圳租了倉庫，企圖抓住電商的風口，結果沒掙三個月的錢就欠了一身債。他去剪了頭，來上海「從頭開始」。 剛到城市時，他從火車站、陸家嘴一路騎到了迪士尼，又到蘭州、武漢各地打轉。這份沒有社保的工作，反而讓陶水感受到自由，「今天的錢拿到手，明天就可以不幹了。」 直到今年2月，他在醫院確診了二型糖尿病。沒有單位繳納的保險，他花了2000多元做了檢查。 治療與飲食的限制，讓陶水周遊各地的旅行計劃擱淺，他從醫院回家後，在床上躺了八天。 陶水突然失去了方向。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仍然需要那絲微小的保障。 然而，這些需要很少在日光下顯現。 杜宇說，大家沒有公開表達過通行的需求。「我們去說的話，是不會有人受理的。」他篤定，反而會讓別人覺得自己怎麼這麼愛反映問題。「我潛意識裡就覺得這樣是不行的，會被當作一個負面的典型處理。」 陶水在抖音做起賬號，把生活中沒有說出的苦惱、控訴放在了網路上。粉絲很快就漲到1萬。 這和他在橫店做群演時的感受完全不同，當時他演了一個路人甲，走來走去、沒有一句台詞，「沒人看見、記得這個角色。」陶水說，自己始終沒有忘記。 06 直到轉機發生在現實的世界裡。 今年2月，杜宇無意間刷到新聞，「復興東路隧道上層將開放電動車通行。」 他第一反應是，「假新聞吧？」此前他聽過類似的風聲，那是一條有著上下兩層的隧道。他去入口看過許多次，雙層都還是汽車在飛馳。 真正到了現場，他有一種「安心」的感受。 […]
前兩天有粉絲問我，怎麼看待現在滴滴司機、外賣員崗位飽和的現象？ 眾所周知，網約車和外賣員，是失業人員的兩大蓄水池，尤其是中年失業者。 門檻低、結算快、時間相對自由，只要肯干，收入還過得去，不至於月薪3000，更不會餓死。 最重要的是，一下子從「失業」躍遷為「靈活就業」了。 有時候在車上不忙，我會和司機聊聊天，發現一個很明顯的變化。 幾年前，大部分網約車司機對這個工作還是挺滿意的； 但現在基本是一片哀聲：「現在一個月能過萬的，都是拿命在拼的。油門踩到底，也跑不贏演算法！一個月五六千，只能說混口飯吃吧。」 就是因為崗位的競爭激烈與飽和。僧多粥少。 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官方說，這叫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去年已經達到8400萬人，佔全國職工總數（4.02億人）的20.9%。 每5個有工作的人，就有1個是在干外賣、網約車、快遞員。比例相當驚人。 再加上其他的靈活就業人員，2億多人，佔總人口14%以上。 這個現象的根本原因大家都知道。要是能找到待遇好、有保障的工作，誰願意辛苦跑外賣呢？ 但這事，也很難去怪企業。 辜朝明曾經在《復盤》中提出「資產負債表」概念： 當經濟不好的時候，企業不會再擴大經營，而是追求負債最小化。 減少貸款負債，減少人力等各項成本，只保留一些穩定盈利的業務和部門，先保證自己活下去。 所以裁員、轉外包。 這是符合經濟學常識，甚至是人性中非常本能的趨利避害的選擇。 最近半年來，我朋友的工作室有過兩三個崗位招聘，他面試了數十個面試者，無一例外，全部是已經待業3個月至1年的，沒有一個是在職中跳槽或者剛離職的。 大環境如何，可見一斑。而靈活就業崗位的出現和激增，將原本會一路飆升的失業率又壓了下去。 之前一度要暫停公布數據的失業率，截至今年4月份，已經降到了5%，總體是在下降的。 （數據來源：中經數據） 這個失業率是高還是低呢？要看跟誰比。 同期，日本失業率是2.6%，韓國3%，美國3.9%，澳大利亞4.1%，歐洲6.4%，印度8.1%…… 我們算中等吧。很多人可能會笑：真是難為統計的同志了。 但說一句殘酷的現實，完全失業率的統計口徑中，這些適齡勞動人中有勞動能力也有勞動意願、也確實賺到了收入的，是不算失業人口的。雖然這並不符合我們對理想工作的想像。 日本那極低的2.6%失業率，也是這麼統計出來的。日本除了簽勞動合同的正式僱員，還有很多不簽正式勞動合同的非正式僱員，比如臨時工、合同工、兼職工、派遣工等。其實就是我們的靈活就業。 而且這部分非正式僱員不在少數，佔總人口的17%（我們靈活就業人數佔全國人口的14%）。 不要小看非正式僱員的作用。 日本從上世界90年代經濟泡沫破裂之後，開始了「失去的三十年」。 1993年，日本GDP是4.4萬億美元。 2023年，日本GDP是4.2萬億美元。 三十年過去了，GDP還在原地打轉。 但日本經濟居然沒有崩潰。這背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就是非正式僱員崗位的增加。 要知道經濟泡沫破裂前，日本非正式僱員只有881萬人，到2023為止已經增長到2124萬了，速度非常驚人。 最典型的是大量日本女性們不再從事家庭主婦，也走出去工作，幫助家庭維持生計了。 收納員、服務員、家政、甚至陪酒、拍小電影……哪怕只是臨時工、小時工，也算就業了。 就這樣，企業通過非正式僱員減少了成本，維持住了經營，大量原本沒工作的普通百姓也能通過非正式崗位勉強糊口。 熬了三十年，小日子終於熬出了頭，迎來了經濟復甦。日股、樓市都重回高點，就業率非常高，年輕人又開始生孩子了。 唯獨剩下的那2.6%失業人口，就是完全不想工作的那批人。他們的結局，就是宅成了著名的「平成廢物」，或者變成了「獨死老人」。 所以大家要開始習慣、並且接受一件事：以後大概率還會有更多人的靈活就業，直至有其他「經濟增量」出現。但顯然，這個經濟增量大概率在短期內不會出現。 我很難說出「還能靈活就業就要慶幸了」這種話，但它確實成為了大量普通而努力的百姓的退路。 要知道，美團的無人配送車已經上線運營了，百度的無人駕駛計程車「蘿蔔快跑」更是已經在武漢累計跑了300多萬單了，事故率只有計程車司機的1/14。未來，計程車、網約車司機這個崗位可能要在武漢甚至全國消失了。 這事你沒法去怪誰，因為對於企業來說，明明只要一年花3萬元就能完成100個人的工作量，為什麼非要降標，花8000元一個月的工資去招100個人呢？ 第一次工業革命，人類社會進入「蒸汽時代」，機器代替了手工，生產力大幅提升，大量手工業工人失去了工作。人們衝進工廠砸機器、燒設備、甚至搶奪工廠主的私有財產，可是社會發展不會因此停下腳步。 普通人唯一能做的，只有盡自己所能抓住身邊的機會，埋頭苦幹，努力過好自己的日子。 大家可以去看看《復盤》，因為裡面不僅解釋了上面所說的經濟收縮期時我們會經歷的一切、以及背後的成因； 更重要的是，這本書以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為鑒，復盤了那些熬過了這三十年的普通家庭和普通人，到底是做對了什麼。 未來，企業、個人應該如何應對，需要做什麼，都有答案，而且已經得到了印證。 就在上個月，我們又有1179萬嗷嗷待哺的高校大學生湧入勞動力市場了。 可以預見，他們也不會太容易。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靈活就業」的話，不必太苛責自己。 我知道今天這個話題一發出來，肯定是負能量評論居多。但我希望帶點正能量給大家。 繁榮-衰退-蕭條-復甦，這就是正常的經濟周期和發展規律。 一起分享交流經驗，咬緊牙關努力吧，總會過去的。 那些跟我抱怨了一路的滴滴司機們，在我下車的時候還是儘力擠出笑臉說「麻煩給個五星好評可以嗎？」 我想，這就是2億靈活就業人口的生活底色。 我能做的，就是每次拿到外賣跟他們說聲謝謝，每次下車時順手點個五星好評了。 最後，再強烈安利下大家和我一起看看《復盤》吧，因為它真的很有用，能切實幫助到大家。 當然，裡面會有大量的專業術語，不容易讀懂、吸收，所以我特地找我的老朋友孫明展開一場交流分享會，通過線上的方式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亮見
今年6月，我們發布了一篇稿件，《一個外賣員59次丟失了他的尊嚴》。稿件的主人公馮文學與保安的衝突在近期上映的電影《逆行人生》中也被簡筆勾勒：保安隊長要求把所有外賣員都攔下，外賣員站長要求見到保安就衝過去，而他們其實是同一個人。 電影的前半段，幾乎還原出了外賣員可能面臨的所有困境：系統冰冷的催促、顧客以及其他人對尊嚴的折辱、演算法的壓榨、巨大的交通安全隱患、人情世故與情緒勞動的不斷消耗。 很可惜的是，這些取材於生活的真實的困境，最終在影片中被消解成一種正能量的呼喚。在很多不易察覺的地方，電影對我們本應被喚起的情感進行了置換。電影的結局，高志壘最終依靠他跑外賣時開發的小程序，「回歸了精英層」。 我們不禁想問，外賣員的故事只能由一個跌落的社會精英來講嗎？我們請來馮文學，和我們聊聊《逆行人生》，聊聊外賣員的生活。在這期播客里，馮文學連發妙語：「為什麼不讓王興來演呢？」「（電影）應該叫王者回歸。」 他有很多樸素的洞見，比如他知道，顧客對外賣員的霸凌，與平台的系統設計不無關係。他也知道，外賣員與保安之間不必互相為難，應該去找高一層的物業經理（但是物業經理的上面又是誰呢？） 他發明了一些話術去應對難纏的客戶：不能說我下一個訂單要超時了，要說我下一個客戶要超時了，「我不能因為你一個上帝，得罪兩個上帝，是不是？」這套話術簡單有效，這背後的邏輯是，另一個上帝需要被尊重，而外賣員卻不需要。 與馮文學聊天是一次很不一樣的體驗，他未必知道「結構性矛盾」、「系統」、「演算法」等詞，卻有他獨有的智慧。他不是一個刻板印象中的外賣員，而外賣員也不該有所謂的「刻板印象」。在播客的結尾，兩位主播紛紛懺悔，在未來的生活中，我們會更努力地提醒自己，不要輕易地丟失同理心。 以下是播客內容的節選： 1 正面連接：其實這裡有一個小小的意外，我們本來策劃這個節目，是希望馮先生也能看一看這個電影，然後跟我們一起聊一聊對他的看法。但是馮先生因為最近就是眼睛要有點不舒服，要做手術，所以看不了電影了。 我問馮先生的時候，馮先生也有跟我聊，說最近這部電影在外賣員中也特別火。 馮文學 ：目前以我的了解，可能好壞參半吧。苦難都是真實的，但是苦難是怎麼來的，誰給的，沒有怎麼說。 其實他（高志壘）本身就是精英層，最後也回歸精英層。實質就是電影版的體驗生活。 正面連接：電影里有一個角色是賈冰演的，是一個外賣站的站長，他以前也當過保安，他當保安的時候，就會培訓他下面的保安說，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外賣員，你就咔，攔下來。他當外賣站站長的時候，就會培訓他下面的外賣員，說你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保安，你就唰，衝過去。我就立刻想到你們那個稿子了。 我不知道馮先生現在對這個問題會不會有新的想法，我覺得電影里挺妙的一點是它讓這個外賣員和保安其實是一個人。我們一直知道這兩者可能是存在矛盾的，但可能很多人在此之前不會意識到他有一個更高的結構性的矛盾。你可能就會試圖去區分這裡面誰強誰弱，誰擁有權力，誰手無寸鐵。但電影告訴你的是他們是一個人，他們在兩套體系裡面就是分別被這兩套系統要求他們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馮文學 ：我向來都說，我從來不罵保安，我都罵什麼呀？物業經理。因為物業經理是直管保安的。這個電影裡面說是保安隊長，保安隊長也只是算是中層，他的上面還有物業經理管著。 正面連接：其實我採訪馮先生的時候我也知道，我跟他去的時候，他對所有的保安都非常友好，他不會認為這是他跟那個不讓他進的保安之間的矛盾。馮先生認為是這是他跟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跟小區所屬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 馮文學 ：你不能說老找那些擋箭牌，是不是？誰引發的矛盾就找誰，你得找根源，是吧？是誰讓他去引發這個矛盾呢？這你得知道啊。 2 正面連接：我採訪馮先生的時候，我們總是在眾包騎手在的一個美食城那個據點那裡見面。那次想解決他跟物業之間矛盾的時候，我們就找到了一個黨群辦。 裡面特別好，那會兒6月就是非常熱，裡面就有空調、礦泉水、很乾凈的沙發，有圖書。那個地方離美食城只有不到200米，特別特別近。但就是兩個世界。我覺得好像有一個天然的阻隔，即使你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它雖然是為外賣員服務的，它每天都能看到這麼多外賣員，但是外賣員們卻都不知道。 馮文學 ：他那個地兒不叫黨群辦，跟黨群辦是分開的，他那叫服務中心。外賣員、打掃衛生的可以去那休息，算是一個公共的休息點、服務點。 我們為什麼對那有看法、有隔閡，因為那一塊地幾乎每個月都有幾次黨員去那開會，感覺那就不是一個底層人待的地方。 正面連接：所以我當時會覺得電影裡面呈現出來的那種非常欣欣向榮、團結一致（的氣氛），在現實中好像是一個挺奢侈的事兒。哪怕有這麼一個地兒，它並不真正對外賣員開放。 還有一些其他人也會阻擋外賣員進去，比如學校裡面的宿管阿姨。顧客說，你怎麼不上來呀？外賣員說是宿管阿姨沒讓我上來，這時候顧客會說一句話，非常典型，幾乎就完全跟馮安生跟我說的一模一樣。 馮文學 ：別人能上來，你怎麼上不來？ 正面連接：別的外賣員能上來，怎麼你就不行？ 馮文學 ：（這是）很多刁難的客戶的一種，第一標配語。學校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制度，學生（之間）男女宿舍它也是不讓你隨便進的，像這種公平合理的制度按說外賣員就應該遵守。無非也就是個別的這種客戶，他可能跟學校制度可能也有點氣兒，他就非常給你送上去。 正面連接：大家都對制度生氣，最後變成大家互相刁難。 馮文學 ：像這種心態可能跟平台有很大的關係。他們並不宣傳，說你客戶有權力做什麼，應該怎麼對騎手。今年這種事特別多，有些小產業就跟騙婚似的，你把餐給我送到的時候，我也吃了，但是我又點退了餐，退餐錢又回來了，然後再舉報你，又罰一回錢。一吃三口。 正面連接：平台只能約束外賣員，但並不能約束其他人。 馮文學 ：我給美團我打過這個（電話），我說怎麼就不出拉黑客戶的系統，是不是？ 正面連接：拉黑了以後就沒有外賣員給這個客戶送餐了！ 馮文學 ：我就給大家說過，客戶特別刁鑽的那些、刁難人的，老說你超時跟我有什麼關係？這些外賣員幾乎全都說：送那個影響我別的單，超時了。後來我就說，因為我也這麼干。我在抖音上發布過，我就跟大夥說，這叫話術，千萬不要說我後邊的訂單要超時，你要說什麼呀？說我後邊的客戶要超時了。不能說因為你一個客戶影響我其他的客戶。 千萬不要強調自己怎麼著，要說別的客戶怎麼著，別的上帝怎麼著。我不能因為你一個上帝，得罪兩個上帝。你要是這麼說，可能那些苛刻的客戶有 90% 的還能彈回去。 就等於往咱們前面弄了一個擋箭牌，你知道嗎？我不是以我的名義說，我是以跟你平等的客戶在跟你說，你影響的是其他的上帝，單多的時候，可能你一個影響好幾個客戶，好幾個上帝。 3 正面連接：高志壘的妻子說了一句話，我印象還挺深的：以前我一直覺得這個房子是我們的底線，現在我知道了這個家才是我們的底線。我當時就胸口特別堵，我想問我們的底線是什麼？我們生活的底線如果只是有個房子，跟自己家人生活在一起，就這麼難嗎？我們的底線必須不斷地下降，你身為一個人，哪怕我的生活如此之艱難了，我還可能守住生活中的小小幸運，我還有個家庭可以守護，可以溫存，這種感覺。 馮文學 ：其實這種觀念我覺得就是一種，只能說是，小幸福。 正面連接：對，您說的這個很準確，就是小確幸。因為我們無力改變那些大的問題、大的困境、大的矛盾，或者說被要求的也只是個體，你就只能守住自己生活中的小確幸。 馮文學 ：但是停留在小幸福的話，我覺得有點像在已經到了道德的最底線了。你們不覺得嗎？說白了可能就是自私的底線了。別人的好賴跟我無關，為了我自己的幸福，可以損害、傷害、拋棄其他人的幸福，哪怕是所有人、很多人的幸福。 正面連接：是的，就像馮先生一直在提到良心這個詞，到最後好像你能不能愉快地、正常地度過這一天，都取決於你有沒有遇見過那個有良心的人。我們的底線好像就變成了對每一個個體的約束，你要有良心。那沒有良心的人有錯嗎？其實他也是被裹挾在其中的。不能指望良心救世界，你還是要指望更合理的規則和制度來救世界。 正面連接：我剛跟馮先生接觸的時候，我覺得馮先生教給了我很多知識。並不是我說出什麼系統、演算法、結構性矛盾，這是一種知識，我跟他一塊出去的時候，他告訴我這條路怎麼走更快，他告訴我怎麼樣去在迷宮裡面迅速的找到你要送的那一戶人家，我會覺得這些也是一種知識。 我聽馮先生自己的故事，我會覺得他講出的故事就是外賣員的故事，但是外賣員的故事不應該由我來講，所以我們今天請了馮先生。但是在電影裡面展現的外賣員的故事，是由高志壘講的。你不可否認他就是精英，他接受過很好的教育，他有很好的工作經歷，他的女兒在上國際學校，為什麼外賣員的故事要由一個精英來講？ 馮文學 ：就好像一個智者說，傻子，你努力也能成為智者！ 正面連接：我跟馮先生聊的時候，馮先生就說，那為什麼不讓馬雲來演呢？ 馮文學 ：我跟你說完這句話我當時就後悔了，應該說是王興，王興就是美團的老大。那才叫王者歸來嘛，是不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正面連接
昨天晚上有件事，熱搜上得快，下得也快。 據媒體描述，是一名大學生兼職送外賣，送到某寫字樓的時候不方便，從綠化帶抄近路，出來時踩倒了圍欄。保安衝過去拔下了他的電瓶車鑰匙，並要求罰款200元。 天氣很熱，手裡的單子也多，再加上保安咄咄逼人，一個大學生無法輕易從對方手裡把鑰匙搶回來，於是就給他跪下了。 網路圖片 這樣一件事，原本不必在熱搜里急上急下，主要是後續，那張外賣員跪在路邊的圖片，席捲了很多外賣群。同行見面沒有分外眼紅，再加上還是名大學生在兼職，出現了外賣員圍堵小區的情況。 看到部分視頻，媒體用「一些外賣員到該小區維權」肯定是不準確的，不過我也能理解他們。 保安是個神奇的工作，職位不高，可在某些特定的場合又擁有一起奇怪的權力。於是，尤其是在他們面對弱勢群體的時候，部分保安可能會產生一種虛假的優越感。 這種優越感會讓他們出現怪異的控制欲和懲罰欲，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感覺對方是在挑戰自己的「權威」，情緒就會爆發，懲罰就會嚴厲，甚至超過他擁有的權力本身。 比如保安怎麼能對別人罰款呢？又怎麼能拔別人的車鑰匙呢？ 也因此，小區保安和外賣員之間發生矛盾的事情經常能看到，之前甚至還出現過保安捅死外賣員的事情。 一方認為自己擁有某種權力，另一方認為你不一定有，雙方的內心誰也不服誰。於是有時候放你一馬，有時候又嚴格的像條瘋狗，這之間界線的模糊，是激發矛盾的一重因素。 除此之外，另一點是「對社會地位的焦慮感」。很少有人會說這種因素，確實不方便。但很明顯，一名保安，他會受到各種壓力，社會地位壓力、職業壓力，業主可以給他壓力、物業也可以，甚至有時候周圍的目光，也能成為對他們的壓力。 大部分讀者或許無法想像，但這種情況絕對存在，當你面對你認為比自己社會地位高的人時，內心無意識的想通過一些方式彌補這種不安，以獲得心理平衡，懲罰兼職送外賣的女學生就是一種方式。 這種問題不僅僅是一些人本身的過度反應和情緒發泄，同時也是社會關係不和諧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人們的「不安定感」。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常說的，領導訓你，你訓比你地位更低的同事。因為訓斥他們，能讓你得到內心中對自己的認可，亦或者通過這種方式證明自己。 可往往這種獲得自我認可的方式，就是對他人尊嚴的羞辱，毫無疑問是病態壓力下的病態心理，導致一個社會裡的人，越來越不在乎他人的尊嚴，形成一個越來越醜惡的閉環模式。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近幾天漯河有名女法官被一起訴人躲在地下停車場殘忍殺害了，原因，竟然只是因為這名男子起訴1.8萬的賠償，最終只判了9000多元。 為了9000塊而殺人，沒人能理解。 網路圖片 我看這起事件的後續說，男子割喉了女法官後，自己也回家喝了農藥自殺。顯然是奔著同歸於盡去的，說明這人內心中是真覺得自己受到了「羞辱」，真覺得判的不公。 判得公還是不公，不能看他覺得，而要看法律條例。女法官根據條例來判，他憑什麼覺得不公呢？ 乍一看，我不懂。可如果你結合近期多個法官在網上手持身份證實名舉報、喊冤，甚至還有派出所所長、警察等人同樣出現類似行為來看，就好理解了很多。 這是一種醜惡的循環，而這種循環消耗了人們的信任。他本該認為，判得對，應該是自己沒想明白。 可現在他腦子一熱，根本不想這些，內心裡只有一句話：MD，你們這些狗官，還能有幾個好人？ 外賣員和保安之間，本不應有讎隙，也不該見面就眼紅。起訴人和法官之間，更是如此。是什麼導致他們變了？ 是一種悶在封閉的瓶子里，越來越奇怪的氣息，讓他們越吸越上頭，越吸臉越紅。你也可以理解為——缺氧。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天涯行路
一個叫馮文學的外賣員起訴了物業公司，他引用《憲法》維護自己的權利。馮文學不擅長忍耐和道歉，他在送外賣時經常感到憤怒。這憤怒背後，是更多外賣員被長期忽視的、作為一個人的尊嚴。 「你像送外賣的」 馮文學是一名眾包騎手，男，44歲。他與別的外賣員不一樣。他穿著襯衣和西褲送外賣，他把電動車擦得鋥亮。他是北京本地人，就在自己出生長大的東壩地區送外賣，他在東壩有一套房。 做外賣員4年來，他經常感到尊嚴受到傷害，他的做法是：反駁、爭吵、向12345投訴、打110報警，乃至向法院起訴。 他覺得最不公平的事情是外賣員不能騎車進小區。即便提著40多斤重的超市配送、或者80斤的水，也不行。在將府錦苑小區，有一次馮文學堅持騎著電動車進，保安勒住他的脖子，把他從車上拽下來。他的後背在地上刮擦，「汗衫都破了。」 2022年5月，又一次，他被攔在小區門外後，訂單配送超時，一位顧客很生氣，「今天是母親節你知道嗎？」顧客質問他。母親節，他突然有了怒氣：「母親節關我什麼事？」因為這句回嘴，顧客投訴到盒馬總部，他被站長嚴厲批評，封號8天。他從此知道了母親節在5月。 2023年，有一次馮文學送一份米線，電動車駛過一條坑坑窪窪路，湯撒了一大半，他自己賠了客戶10塊錢。 還有一次，馮文學在小區里送餐，摸黑順著草坪里的小路走出好遠，才發現是條死路。 2023年5月的一個夜晚，在將府錦苑大門口，他再一次被保安攔下來。「你像送外賣的」，保安這麼說。 保安搜查他的電動車，先看車頭內側掛著的塑料袋，裡面裝著充電寶，拖車繩，衛生紙，又走到車后座翻看箱子，看到了箱子里有份餐。馮文學沒有辯駁，他順從地把車停在門外，小跑著送完外賣。 馮文學覺得那個「像」字很刺耳。僅僅是像外賣員就要被搜查嗎？再者說，是外賣員就能被搜查嗎？ 確定那一單沒有超時罰錢後，他回到小區門外，站在自己的電動車旁，撥打了110。他認為保安搜查他的電動車是違法行為，侵犯了他的人權和隱私。警察來了，叫來了保安隊長，對保安進行批評教育。那位保安最終都沒有向他道歉。 進不去的門 2023年底，青島市某小區門口，因騎車進小區，外賣員與保安發生口角，保安持刀刺死了外賣員。2021年1月3日，湖北仙桃一外賣小哥與小區保安發生衝突後倒地不起，送醫後搶救無效身亡。 小區門口是外賣員要突破的最大難關，他們在此耽擱的每一分鐘，都可能變成罰款、投訴。外賣員與保安的衝突也集中發生在這裡。 馮文學送外賣的小區，有的門口四組鐵門緊閉，保安亭前牌子寫著「門前禁止停放車輛」。有的門口釘著藍色標牌：禁止外賣車輛以及共享單車入內。不同的保安在門口站著，一次一次告訴他，「外賣車輛不得進入」。 他覺得憤怒，窩火，不公平。他問自己：這是新時代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嗎？他又給自己回答：「但又不一樣。狗能進，我們外賣員的身份還不如狗」。 馮文學經常面臨的處境是：拎著超20斤的重物，在迷宮般的小區步行10分鐘，卻仍無法確定自己的位置。以瑞暉嘉苑為例，共有1到13號樓，每號樓又有6個單元，單元的標識在樓門上方，字小，幾乎被樓門伸出的屋檐擋住。小區樓號單元本就複雜，道路卻並不規則，路圍繞著綠植呈弧形，有時順著走出好遠才發現是死路。 他不理解，其他人都能走，為什麼外賣員不能走？其他車輛都能入內，為什麼外賣員的車輛不能入內？ 在東壩區域，暢頤園小區門禁最嚴格，2020年到2022年，外賣員進入需要登記姓名、手機號、身份證號。外賣員只能走北門，不允許騎車。馮文學覺得物業公司「在侵犯人權，是違法行為」。他向12345投訴，又多次報警，都沒有結果。 2022年9月20日，馮文學去朝陽區人民法院起訴了暢頤園的物業公司。他遞交了兩份訴狀，一份案由是一般人格糾紛，另一份根據律師的建議，起訴理由是排除妨害糾紛——即權利人行使物權過程中受到妨害所產生的糾紛。法院受理了後者。 朝陽區人民法院的民事傳票 外賣車輛到底能不能進入小區？ 除了馮文學，另一個起訴物業侵犯他人格權的外賣員，30歲的梁寧寧，在2024年5月21日收到了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 法院認為物業並沒有侵犯梁寧寧的人格權，駁回原告梁寧寧的訴訟請求。 法院認為，只要獲得業主的授權，物業就可以對外賣員作出限制性規定，無論是禁止外賣員進入小區，還是禁止外賣車進入小區。判決書中寫到：物業……對外來人員進行管理，屬於履行物業職責。……不存在僅因為外賣身份就限制其自由之情形。 梁寧寧起訴物業的理由是，物業只允許外賣員走三個門中的一個，侵犯了他的人格權。2024年3月，他在微信小程序的網路法庭上提交了他的起訴書。 北京市常鴻律師事務所彭艷軍律師表示，從法律層面講，法官最後的判決沒有問題。但律師認為，不讓外賣員騎車進入小區的規定，本質是一種權利的濫用，沒有邊界感。「任何權利行使都應有邊界，都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違反法律、法規或者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快遞外賣員的工作效率與小區的安全秩序，需要綜合考慮，不能粗暴一禁了之。」 馮文學一直在等待開庭通知。遞交訴狀一年半之後，2024年3月20日，他的案子在望京人民法庭開庭。他沒有請律師，自己站在了原告席上。 59次投訴 實際上，在此之前，馮文學在12345的投訴得到過小區所在社區的回復： 暢頤園小區道路狹窄，人車混行，為保障小區內老人、兒童通行安全，經居民會議舉手表決，居民代表聯名簽字等方式徵得多數居民一致同意，不允許外賣、快遞騎車進入。 他在其他小區的投訴得到的回復也類似：保障老人、孩子的安全；小區街道未人車分流，沒有行車專用道路及供外來車輛停放的地方；小區居民自治，共同決定不允許外賣員騎車進入小區配送。 馮文學感到被敷衍，「總以業主委員會名義回復，說什麼舉手表決了，其實根本沒有什麼業主委員會！」 12345小程序上，對「外賣員不能騎車進入小區」投訴的社區回復 做外賣員4年，他在12345小程序的投訴多達59次，加上撥打電話的則更多。他的微信界面，置頂的第一欄就是12345小程序。投訴集中在2022年6月6日到2024年2月3日，內容佔比最多的，是小區不允許外賣員騎車進入的問題：瑞暉嘉苑小區，暢頤園，華瀚福園，將府錦苑，龍湖天璞，錦安家園……他幾乎投訴了所有東壩的小區。 馮文學在乎不能進入小區所耽誤的時間，但更在乎尊嚴，他認為自己應有與其他人同等的自由。在梁寧寧案中，法院「無法認定物業公司有任何侮辱外賣快遞之違法行為，亦不構成對該行業或梁寧寧個人的負面評價和貶損」。但保安與外賣員矛盾頻發，或許是人們感到受辱的證據。 多數時候，外賣員與保安爭執兩句，然後熄火。更多的時候，他們沉默。時間在流逝，更緊急的情況他們都無法停下來——比如騎手同行就在自己身旁出了車禍。連死亡都不能成為停下的理由，更何況是憤怒？手機里的女聲提醒他們繼續擰油門，擰到底，「派單。從XX到XX，請在滴聲後回復，收到。」 外賣員還面臨另一個涉及尊嚴的問題，上廁所。外賣員路線的一端大部分是小區，另一端是美食城或商場。商場的廁所是為慢慢閑逛的客人設計的，外賣員總是趕時間，來不及。跑外賣4年，馮文學只在商場上過一次廁所，大部分時候他使用美食城的廁所。 2023年2到3月份，馮文學常去的星光美食城的廁所頻繁堵塞，修繕了三四次，最長的時候一周都無法使用，包括檔口商家和騎手在內的100多人「都憋壞了」。他打12345電話，投訴了廁所的問題。之後，美食城所在社區對廁所進行修繕，問題解決了。 他還投訴過三條道路：金泰麗富嘉園北門底商旁的一條路、金隅嘉品商場西側的一條路、壩鑫家園3號樓北側一條通往河邊的路。這些路坑坑窪窪，電動車的輪胎會打滑，轉彎時極易摔倒。有時食物的湯汁會濺灑出來，外賣盒會被顛破——餐損每單要扣外賣員一半的錢。 馮文學投訴的其中一條路，路面坑坑窪窪 2020年冬天，馮文學送餐時看到一位母親帶著3歲左右的小女孩走路，小女孩踩坑裡摔倒了，他「心裡咯噔一下」，想到自己的女兒。第二天，他向12345投訴了這條路。社區居委會負責人加了他微信，向他更新修路進度，在一周內把路填補好了。 修繕過後的路面 馮文學常接到一家超市的單，超市位於恆大城市廣場，在地下，有電動扶梯，卻從不運行。馮文學需要提著沉重的大袋子爬四五十節台階。他越想越憤怒：為什麼有扶梯卻不開，腿腳不便的老人、推嬰兒車的父母、殘障者怎麼去超市？2022年10月份，他打電話給12345，反映扶梯不開的問題，「有超市和這麼多攤位，周圍幾個小區少說幾千人，這（電梯）幾年都不運行，老頭老太太小孩，全都得走四五十級的台階。」很快，扶梯重新運行。 他身強力壯，可以步行送餐，可騎手中有殘障者。他認識一名騎手，腿腳有殘疾，被攔在門外後只能拎著貨一瘸一拐地送貨。2023年6月，他投訴12345，將府錦苑小區要求肢體殘障外賣員都必須停車進入，沒有照顧到殘障人士。7天後，反饋告訴他「殘障騎手進入小區可以辦理出入證明」。辦理出入證明需要有殘疾證，肢體殘障的那位外賣員沒有。今年，馮文學聽說那名騎手已經離開北京，回老家去了。 我們都是外賣員的顧客 我們在中國，享受著全球範圍內最發達和便利的外賣系統，有最廉價的配送團隊：外賣業務人力成本低至約1美元（美國：5美元）；以及最短的配送時長：送餐速度平均每單僅需35分鐘（美國：75分鐘，俄羅斯：數小時）。 這種方便體現在系統里，是被壓縮到極致的時間。據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全行業外賣訂單單均配送時長比3年前減少了10分鐘。超時是不被允許的，每當聽到手機里的女聲提醒：「您有一個訂單還有5分鐘超時」，馮文學的壓力在那刻達到頂峰。他跑眾包，超時3分鐘內，扣本單收入的20%，超時3分鐘以上，扣本單收入50%，超時15分鐘以上，這單白乾。 我們下單的一些物品會給外賣員帶來麻煩。馮文學最討厭配送的物品是榴槤。榴槤有刺，有的品牌用硬紙裹著，配送方便些，有的只有簡單塑料袋包裝，「都是小揪揪提溜不起來，根本就沒法拿。有時顧客買四五個榴槤，我簡直是沒法送。」 外賣員除了被擋在小區門口，還會被單元樓的門禁困住。2023年8月，華瀚福園單元樓下新裝了智能門禁，馮文學不會操作，耽誤了好幾分鐘。把餐送到顧客手裡，他忍不住多說了一句：小區門禁有問題，業主可以建議物業去修。顧客沒好氣地說了句：「你個送外賣的連門都進不來，還送什麼外賣。」 他和顧客吵起來，「我又不是業主，我沒權利配（門禁）。」顧客說，進不來門自己去找物業。爭論半天，顧客報警。他又向12345投訴，得到回復：經物業現場測試，發現430單元門及其他各樓門禁系統均可通過門禁扣或手機遠程開門使用。 現在，馮文學的鑰匙串上掛著兩個藍色的門禁扣。我們在晚高峰的美食城內聊天，騎手在不同檔口前停留又離開，一名外賣員聽到我們的談話也拿出了他的鑰匙串，同樣掛著兩個門禁扣。這是他們借小區保安或保潔的門禁卡拿去自己配的。他們都心知肚明這是違法行為，可對馮文學來說，這至少這能為他省幾分鐘，他不會再被顧客說了。 馮文學的鑰匙串上掛著兩個藍色的門禁扣 進了單元樓，外賣員的難題依然沒有結束。有的「老破小」樓棟里，不僅沒有電梯，樓梯間也不標記樓層數，馮文學有時「爬樓爬暈了，根本分不清自己在5層還是6層」。 好不容易上了樓，有的樓道里十幾戶人家，門上卻沒有戶號。有一次，為了節省時間，他在電梯門上寫上房號的方向，一位顧客恰好看見他，「你幹嘛呢你？」他解釋，「實在不知道門牌號」。顧客指責他，「你這屬於亂寫亂畫」，隨後投訴了他。 外賣員的最後一步是把餐或物品送到顧客手上。必須送到才能點送達，在樓下、在電梯里都不行，會被鑒定為虛假送達，扣50塊錢。馮文學不懂什麼是i人，e人，他的疑惑是為什麼總有顧客不接電話。單元樓下電話不接，到門口敲門也不開，看訂單也沒有任何備註，「急死你」。他把餐放門口，拍好照片，點送達。等電梯下樓的時候，他看到門開了，一隻手伸出來拿走了外賣。 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一個外賣訂單可能會給外賣員帶來生命危險。2024年4月28日晚，潮州市一名外賣員因雨天積水過深，在送外賣途中溺亡。2023年9月，深圳暴雨，城市內澇嚴重，外賣員趟著齊腰的積水送餐。2019年8月10日晚，在上海，一名外賣員頂著颱風天和大雨騎著電動車送外賣，由於道路積水過深，不慎觸電死亡。每逢暴雨天氣，「該不該在極端天氣下送外賣」就會成為熱議的話題。 有的外賣員希望在暴雨天多接單，騎手按單量拿工資，暴雨天單量大，且平台會延長配送時限，給予騎手補貼。有的騎手希望「安全第一」，想停工休息，但又沒得選，跑團隊或專送的騎手，系統會強制派單，不得請假和拒送。 「不讓騎車進，在惡劣天氣提著幾十斤東西走路配送，這算不算體罰？」馮文學問過很多保安這個問題。他記得一個保安的回答：沒得商量。 保安，外賣員，物業 外賣員能否騎車進入小區，到底該負責？保安說，這是物業的規定，物業說這是業主的決定，業主是外賣員的顧客，是他們不讓外賣員給自己騎車送餐嗎？馮文學想尋求公道，卻發現找不到真正能為此負責的人。 衝突總發生在保安，外賣員，和物業這三者之間，但任何一方都不是規則的制定者。 東壩地區的外賣員們流傳著對不同小區保安的畫像。搜翻馮文學東西的保安，是遠近聞名最「招人恨」的那個。有的保安好說話，看東西多，看天黑人少，一般都會通融；有的保安會「人情世故」，外賣員遞根煙，也就開門了；有的保安耿直，「拿著雞毛當令箭」，對外賣員呵斥甚至暴力相見。 將府錦苑小區也不讓外賣車輛不讓進入，馮文學多次投訴無果。他不止一次看到有輛塗成白色的三輪車自由出入小區，他質問物業，得到的回復是，這車是小區業主的。 他氣極了，「送的外賣送的快遞也屬於業主啊！」物業置之不理。12345不管用，他報警，打過6次110，警察調解了6次，6次都交涉無果。 2023年5月，他決定正面對抗，他騎著車停在門口，不動。一名很壯的保安上前驅逐他，挪他的車頭，他推開保安，保安急了，從右側勒住他的脖子，把他連人帶車拽倒，拖著他的後背在地上刮擦，然後把他摁壓在地上。 路過的外賣員拉開保安，報警。警察調解，打人的保安當著警察面給他道歉。警察建議馮文學去醫院做傷情鑒定，馮文學說，算了，去醫院又耽誤好幾個小時。保安當下賠給他100元，他收下錢繼續跑單了。 一名外賣員拍下了馮文學和保安的衝突現場 這次衝突後，馮文學一戰成名，將府錦苑再也沒有攔過他。他成了唯一能騎車進入小區的外賣員。他與保安之間也沒有產生芥蒂，將府錦苑的保安看到他，會叫他「大神」。 「我從來不罵保安。保安也是底層，其實也不想攔」，馮文學說。有保安曾經悄悄告訴他，如果被發現放外賣員進入小區，他們要挨罰，一次扣50塊錢。 他清晰地認定自己的抗爭對象不是保安，而是物業公司。他和物業公司也有過衝突。按照同樣的方法，馮文學投訴過暢頤園，先在12345投訴，投訴後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到了，無法調解，警察隨後趕到，物業經理也終於露面了。 「你們這是侵犯人權」，他控訴。物業經理問他，侵犯了哪條法律？《憲法》的哪條？他被問住，沒法回應。當天晚上，他去列印店的電腦上查找《憲法》原文，他看到憲法第三十八條：「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他認為物業公司侵犯的是他的人格權。他把憲法列印下來，一式三份。第二天，他拿著《憲法》繼續在小區門口報警，警察再度把他和物業經理一起帶去派出所調解，三份《憲法》，一份他給了物業經理，另一份貼在了警察局的窗口上，最後一份留給了自己。 他起訴的就是暢頤園的物業公司。今年6月5日下午，馮文學騎著電動車前往暢頤園。一位年輕的保安立在門口，他盯著電動車，看馮文學把車放在馬路邊行道樹下，才移開目光。 馮文學走進小區，輕車熟路地拐進物業辦公室。物業經理認出了他，綳起臉，舉起手掌對著馮文學，拒絕和他溝通： 「我們等法院判好吧，我們現在不接待你。」 「我不是來吵架，我就是來諮詢一下。」 「您不用諮詢我，有事問法院。」 馮文學音量提高，「犯不犯法不是法官說了算，是法律說了算！」 雙方都叫嚷著要報警，兩個高亢的男聲疊在一起。馮文學叫嚷，「你們要不服我天天讓警察來。」經理則數著馮文學的「麻煩」，「你鬧了無數次。派出所來過，安監來過，城管來過，你已經去起訴了，現在就等法院判就可以了。」 類似的對話重複了超過十分鐘，馮文學的請求或威脅都沒有回應，對方只說「等法院判」。他走出物業室，看到一輛電動車在小區街道飛馳而過，車上坐著兩個穿著白襯衣的男人，他對我說，「這是看房中介，他們就能進。」 當我們走近保安，對講機里傳來物業的聲音：門口那兩個人，一個字都不要說。 之後，馮文學又來到錦安家園。一個新上任的物業經理把他帶進辦公室，接聽了一個電話後便再沒有出現。此後的一個小時，馮文學和該物業公司的秩序主管王勇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 王勇講話不急不緩，他向馮文學抱怨工作難做：小區有超2000戶，業主大多是80後和90後，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孩子，小區里常發生電動車對孩子的剮蹭事件，物業因此接到大量來自業主的投訴。他能理解外賣員的辛苦，但「這個東西他管不住自己。你說讓他騎慢點，不行的，他總是低頭看著手機，平台一直在那裡爆單。」 他勸慰馮文學，「人家是這的居民。我和你一樣，屬於外來人員，只是暫時在這裡服務管理。我不能把小區業主惹個遍。」 馮文學頻頻看手機，物業經理卻仍沒有回來。他逐漸氣惱，在他看來，不讓外賣員車輛入內就是歧視和違法，他反問，為什麼業主有權利這樣做？為什麼物業有權對外賣員的車輛進行管制？王勇說，我不跟你抬杠，「不能因為你辯解能力有多強，我就讓你進」。馮文學越來越激動，他用近乎威脅的語言：哪個業主不同意？我要去告他，我得知道他是誰，我直接打110來這兒。 這是馮文學抗爭的模樣：歇斯底里，叱喝罵叫，粗鄙，不體面。經理終於回來了，他站著刷弄著手機，草草應允馮文學下次會和居委會的人一起約見他。離開後，我問馮文學，為什麼要威脅，為什麼不能好好說話。他神情淡然：只有說得嚴重他們才會聽我說話。他提起上一任物業經理，那個人答應他細聊，他一直等，等了三個月，沒有等來任何消息。 「干兩個月外賣，出兩次車禍」 6月5日下午，瑞暉嘉苑的小區門外，馮文學遇到了一位快遞小哥。他站在一棵樹下，樹榦上鐵鏈鎖著5個網格塑料大箱。他也不被允許騎車進入，150個快件，他要額外花費半個小時把快遞挪到箱子里，再送到客戶家門口。 快遞小哥不得騎車進入小區，他們拉著這些箱子送快遞 快遞小哥覺得耽誤事，但也能理解這項規則，「騎手騎車太快在小區里撞到小孩，是常有的事」。馮文學反駁他，「可意外發生還是小部分。」 「小區里限速5公里，騎手一個比一個騎得飛快。我也騎過，哪有限速過。別問我怎麼知道的。」小哥說著撩起自己的褲腿，他小腿上蜿蜒著一道紫紅色的傷疤。「這都多久了，傷口還沒好。」他大口喘著氣，「我幹了兩個月外賣，出了兩次車禍。時間太緊了，半個小時掛10個單，連取帶送。」 馮文學打斷他，「兄弟，你知道有句話是量力而行嗎？」 「量力而行？！系統給你下的單你量力而行？午高峰的時候誰給你調？」小哥提高聲量反問。 「兩個月兩次車禍」，小哥的經歷不是個例。在配送時間的硬性要求下，外賣騎手不得不逆行、闖紅燈、用超速換時間。根據人民數據研究院統計，2020年以來外賣騎手相關的100餘個熱點事件中，由交通違法行為引發的交通事故佔比超過7成。事故原因直指平台，94.7%的騎手為搶時間違反交通規則。 騎手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傷亡率更高。例如，成都市2021年1月至8月，快遞、外賣電動車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傷亡事故占事故總數的51.6%，平均每1.5天就有1名騎手傷亡。2019至2021年，上海涉及快遞、外賣行業各類道路交通事故中，傷亡事故占事故總數的90.3%。 出了兩次車禍後，小哥轉行當了快遞員。眼下重要的事是整理快遞和送快遞。他開的快遞車車門內側寫著兩行數字，是該小區的單元樓分布圖，按照單元樓順序送貨能提高效率。「這個小區算好了。我之前送過老舊小區，樓號沒有，單元沒有，一進去一臉懵。」 馮文學問他：「你為什麼不投訴物業，爭取你的合法權益？」 小哥沒有停下理件的動作：「你就是干這份活。忍，不忍還能怎麼樣。」 抗爭者馮文學 馮文學開始送外賣是因為失業。此前，他是鐵路道口的安全員。2020年，道口改造，他失業後開始跑閃送，然後跑外賣。配送範圍以東壩星光美食城為中心，向方圓三五公里發散。 他說，跑外賣之前，他的人生一帆風順，從未遇到什麼歧視或不公。中專畢業後，他先是在東壩的村裡干綠化，種樹養林。2014年，家裡托關係給他找了份鐵路道口安全員的工作，「有三險，還發了工會卡，算是半政府編製」。鐵路道口一側只有他一個人，他盯著鐵軌，盯著同一個道口，盯了6年。唯一使用的器官大抵是耳朵，警報一響，他走出值班室攔車攔人，警報不響，他繼續坐著，手伸到監控看不到的角落滑手機。他重複著這種生活，幾乎沒有和人群打過交道，直到失去工作。 2020年，他萌生出創業的想法，希望能成為改變社會的大人物。他想開公司，創辦平台APP，人們可以在這個平台交友，聊天，更重要的是互幫互助，比如捐血給需要急救的人，甚至捐獻器官。「我的野心就這麼大，我要服務和幫助每一個人，這是一個利國利民的計劃」。 他在網上找了一家上海的公司，轉了兩萬塊，希望對方能設計這個APP，但沒做成，兩萬塊錢打了水漂。幾個月後，這家公司的老闆再度聯繫他，說覺得他人不錯，想讓他來當自己公司的法人，他答應了。 後來，妻子發現了這件事，認為這是詐騙，目的是為了讓他背負債務。妻子立刻在上海找了律師，兩個月後，對方同意法人變更。 馮文學認為自己並沒有上當受騙。「人家沒黑過我。要不然兩個月時間，怎麼不能騙我點錢呢？」他損失的只有2000塊錢法人變更手續費。他和妻子天天為此吵架，直至離婚，他凈身出戶。他還有個女兒，當時15歲，堅定地站在媽媽一邊，「在我閨女心裡邊，我屬於傻子。」說著，他突然哭了。 離婚後，馮文學每個月要給女兒5000元撫養費。他跑單不多，中午送餐的高峰期，別的騎手一次掛著12單，他最多只掛6單，他平均月收入約5000元，每月幾乎沒有剩餘。 今年2月初，馮文學的視力越來越差，他把字體調到最大，減少接單數。4月，他發現自己看不清顧客的備註和平台的接單提醒，他停止跑單。他去醫院看眼睛，花了500塊錢，醫生說狀況嚴重，需要再診斷。醫生的話令他恐懼，自從跑外賣後，他的社保就斷繳了，沒有醫保，他不敢去醫院。收入斷了，他只能在支付寶貸款，目前負債兩萬。 「我現在生死不懼。我現在什麼都沒有。」馮文學說。他的抗爭因為多種失去變得更加決絕。他想抗爭成功，迫切地想做成個什麼事。 他想讓更多外賣員能進小區。為此他花4000塊錢成立了一個公司，想與物業簽訂安全責任協議，為外賣員進小區提供擔保。他拿著公司的名片去找物業，物業又說，還要交擔保金。馮文學覺得這是訛錢，事情不了了之。 他還想為跑眾包的騎手們組建工會。2023年6月，他在12345小程序上投訴外賣員沒有工會的現狀，他說，「現在城市中配送員是最累最受歧視和欺負的龐大群體，根本沒有為騎手做主的工會。」 他給東壩鄉工會、朝陽區工會都打過電話，他還騎著電動車去過中華全國總工會，都沒有結果。 今年3月，在望京人民法院的民事廳，他起訴物業公司的案子開庭了。他獨自一人面對法官和書記員。據他回憶，庭上大部分時候都是他在說話。他細數種種不公：只讓外賣員走西門、不讓騎車進小區；物業說是業主自治，可自治不能損人利己，不能違背公序良俗；這是社會主義版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審理不到一小時就結束了，他感到法官並不重視。他下載了6個保安和外賣員衝突的視頻想要給法官看，法官撇了一眼，把手機放在了一邊。 6月6日，馮文學收到了法院寄來的民事判決書，兩頁紙，4面。 「小區業主對小區公共區域、路權具有物權，外賣員對此並不享有權利。至於目前暢頤園實行的外賣快遞車輛不得入內的舉措，由小區所屬社區服務站結合業主意願制定，物業公司負責實施，不違反法律規定。」 判決書最後一面紙上寫著： 「判決如下：駁回原告馮文學的全部訴訟請求。」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正面連接
青島被刺死外賣員的故事被三聯生活周刊寫了出來，讀了很是心痛。 這位叫李越凱的外賣員30歲出頭，吉林延邊人。父親在酒店打工，母親做保姆，夫妻兩人每個月收入7000元左右。 一輩子的積蓄，加上從親戚朋友那裡借錢，把李越凱送到澳大利亞留學，學的是心理學。李越凱一度中斷學業，因為家裡沒錢了。後來畢業回國，也找不到工作。 他還有一個弟弟，現在也在讀大學，父母現在可能在供他弟弟讀書，也很辛苦。 李越凱回國後工作難找，喜歡木工，想一邊拍視頻創業一邊賣手工傢具，最終創業失敗，不得不到青島投靠親戚，自己去送外賣。 這是一個很好的孩子，他什麼都沒做錯。 親戚向記者透露一個細節，過馬路時綠燈還沒亮，但是已經沒有車了，他也勸親戚不要闖紅燈，要等綠燈亮了才走。 這可能是海外社交媒體上一片惋惜的原因，很多人認為他既然都出來了就不應該再回去，哪怕你在澳大利亞送外賣都行呀。 不光是找工作和就業的問題，而是回去後面臨的社會環境，實在太嚴峻。 經濟向下，底層的掙扎會造成踩踏。想一下那個保安，是從自己衣服里拿出一把刀，這說明他也已經處在某種臨界點上，遇到刺激可能會傷人——是孫越凱成了這個倒霉的人。 假如我晚出生十幾年，命運可能和孫越凱差不多。父母拚命省錢供自己讀書，但是畢業後未必能找到合適的工作。 他學心理學，這個專業判斷沒錯，因為中國有那麼多心理出問題的，一定有就業機會——但這只是理論上，現實情況可能是，他需要引路人，需要人給他機會。 他有自己的興趣愛好，也知道做視頻、直播和線下結合的商業模式，但是能成功的依然很少，最終不得不去送外賣。 這是大部分人暫時找不到工作的人的一個辦法。所以真心希望大家不要去攻擊外賣平台，如果外賣平台被整治，最終窮人家的孩子連這個保底的機會都會失去。 李越凱的悲劇，還在於他努力做一個好人，做一個現代人。據說是他認為「別人也能進小區」而和保安發生爭執，才導致局面激化的。 如果他有點底層的狡黠或者「生存邏輯」，或許就會躲過一劫。比如給保安送一盒煙什麼的（這樣想有點齷齪）。 這可能是「好留學生」的悲哀。我不知道他在澳洲讀的什麼大學，成績如何，但是就媒體報道所呈現的來說，他是一個「好學生」。 留學很貴，而留學畢業回國大概率也不容易，這就是現實。 前段時間在網上看信息了解哥倫比亞大學，當然百度上搜到的都是留學中介信息。有一篇介紹哥大新聞學院如何厲害，普利策獎辦公室就在這裡，哥大新聞學院研究生多麼重視實踐和理論相結合…… 這個文章最後說：成績好的畢業生，回國後可以申請到澎湃新聞和界面工作。 在普利策獎辦公室隔壁咖啡館看到這個，我真是驚掉下巴。但是轉念一想，即便在哥大新聞學院畢業，回國後又能到哪裡工作呢？ 說不定和我一樣，寫公號，做自媒體。 但是如此講述這個故事，我又擔心會助長一種「留學」或者受教育、讀書無用輪的想法。 不管如何，我仍然相信，在哥大新聞學院念書都是美好的事，到澳洲留學也是值得的經歷，父母雖然能力有限，雖然沒有成功，不能說他們的選擇就是錯的。 當然，我們也只能心中念著這種美好，面對艱難的生活時，可以把這個念想藏起來。看到保安鋒利的刀刃，第一時間逃命。 不要放棄這個念想。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在北京五環外的崔各庄，馬闖一家三代居住在這裡。幾個月前，因為一張全家身著外送騎手服的照片，馬闖一家在互聯網上引發關注。在這個家中，除了年僅4歲的孫女，父母、大兒子與兒媳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頭送外賣謀生，二兒子也曾來北京送過幾個月外賣。 這樣一個騎手家族背後，是社會基層的自我複製。 騎手一家 馬闖起床準備上工的時候，十點半的北京已經天光大亮。屋內仍是晦暗一片，在馬泉營村彼此挨擠的矮房群里，這間位於一層的小房分到的陽光被擋去了大半，即使在白天，屋內的光源絕大部分也來自那盞白熾燈。 晦暗裡空蕩蕩的。7點多的時候，女主人潘明月出門送女兒去讀幼兒園，而後就騎電動車開始跑單。馬闖去廁所沖了把臉，套上外套就出門。推著摩托車從狹窄的巷子里出來，他打開手機，系統派發了今天的第一單，他看清商家的地址後，騎著車出發了。 在北京五環外的崔各庄鄉馬泉營村，馬闖一家三代居住在這裡。北京CBD的摩天大樓在遠處的天際線矗立，村裡有的是一棟連著一棟密集的兩層小樓。長相相似的小樓，內里被隔開一個個小小的單間，住滿了來北京打拚的外地租客，許多是從事服務員、物流配送或者送餐員之類的工作。馬闖一家三口和父母來這裡落腳時，不巧沒能找到同一棟空出來的兩個房間，於是，在相距數百米的兩棟樓里各租了一間房。 馬泉營村的出租房群內部，人員龐雜，流動頻繁。阡陌縱橫的巷子里，略微富餘的空間，被北漂的勞動者們各式各樣的代步車佔據，大都是電動車和摩托車。馬闖家門口，被三輛車圍住。馬闖和妻子各一輛摩托車，還有一輛是馬闖的表哥的，最近，他回河南老家陪伴待產的妻子，暫時把送餐用的車寄存在了馬闖家，等幾個月後照顧好妻子，還要回來北京送外賣。 馬闖開玩笑說，在馬泉營村，自己的家是一個「騎手之家」。幾個月前，因為一張全家著外送騎手服的照片，馬闖一家在互聯網上引發關注。 在這個三代同堂的家中，除了年僅4歲的孫女，大人們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頭送外賣謀生。 偶爾，馬闖會在送餐途中偶遇父母。有時是在美食檔口取餐的時候，時間充裕的話，能坐在一起閑聊一會兒，說的多是當天收到的差評或態度惡劣的商家。12月初，馬闖的女兒在北京的感染潮中病倒，最近爺爺馬國保遇到馬闖的時候，聊的都是孫女恢復的情況。有幾次，馬闖在送餐途中遇見騎著車送餐的母親趙華清，兩人都著急送餐，就只按幾下喇叭，算是互相打了招呼。 一家人像被放在一個籃筐里的雞蛋，擠擠挨挨，時間撞在一起。照顧孩子等家務，只能勻出妻子潘明月來，她跑兼職單，收入少些，但時間自由，每天可以負責接送孩子、回家做飯等後勤工作。 往往是下午一兩點的時候，巷子口就會出現潘明月騎著電動車的聲音。她把車停在出租屋門口，洗了洗手，就進了廚房備菜。嫁給馬闖前，潘明月不會做飯，一家人都在為生活奔波的過程中她擔起家庭中的各項事務，也學會了下廚。馬闖兩點多回家，幫著潘明月將熱氣騰騰的菜從廚房端出來。女兒四點多才放學，這是兩人為數不多的獨處時間。 幾百米之外的另一個房間里，馬國保和趙華清也在吃午飯。馬國保和趙華清都是全職，有自己的排班時間和固定工時。做飯還是由妻子負責，為了儘快準備好飯菜，趙華清總得在下午和傍晚下班前，抽一段沒單子的時間，回家備菜。 為什麼會扎堆。歸根結底，這個家庭發展根系的邏輯，延續著熟人帶熟人的方式。到家人親朋打拚過的地區工作，是他們所能動用的所有人脈和資源，也是很多這類家庭到大城市打拚最基本的跳板。 對馬家來說，這層階梯，就是馬闖的堂哥一家。第一個被拉來北京的是馬闖。2016年，他對在廣州五金廠的工作不甚滿意，求助堂哥之後，他跟著堂哥，進入了北京一家西餐廳當學徒。出發前，他擔心自己的英語水平不行，學不會高大上的西餐，也融入不了北京這座高大上的城市。在北京打拚的堂哥，安撫著他初來北京的忐忑。 工作後，他才在周遭都差不多水平的人群中，打消了這層疑慮。馬闖的父母，馬國保和趙華清也放棄了廣州的工作，隨兒子一起來了北京。當時堂哥一家已經在北京落腳，在堂哥一家的幫助下，馬闖一家很快安頓了下來。工作也有了著落，父親馬國保跟著自己的大哥送快遞，母親跟著伯母去了超市做收銀。 經過堂哥一家的「傳幫帶」，馬闖一家很快在各自的崗位獨立運轉了起來。在北京，一家人快速落腳，也很快撞見了一些不得不獨自面對的窘迫時刻。 獨立送快遞後不久，馬國保一次不小心開著載滿快遞的三輪車，駛上了北京東五環的立交橋。為了拓展更多空間，為疏導交通流足更多餘地，北京六環內，隨處可能修建著立交橋。有時候駛入一個路口，馬路會在前行數百米後忽然上傾，而後的道路被支在高空中。這便是大城市龐雜的一面。在老家，村裡一馬平川，馬國保沒走過這樣的路。那天下午，他只懂硬著頭皮騎車謹慎往前。一旁高速路的汽車不斷從他身邊疾馳而過，沒有人停下來為他提供指點。他很快不敢再向前，戰戰兢兢將三輪車停在路邊，給自己的大哥發消息求助。最後，大哥來將他帶了下去。 馬家人後來流入外賣騎手一行，契機在於馬國保2017年一次偶然的機遇。那時他送快遞已一年多，摸清了路線，也熟練掌握了導航。在飯桌上，他聽轉行送外賣的前同事聊起，跑外賣的收入比以前要高。於是，他辭了送快遞的活，跟著前同事學，成了一名騎手。 事後看，馬國保的這次職業轉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這個家庭解決生存問題提供了方法、安全出口。 2020年秋天，馬闖的披薩店負債歇業。他在家待業一個月，每天躺在床上，盯著手機里的求職軟體，試圖繼續留在餐飲行業，找一份廚師的工作。但是，他能搜到的崗位要麼離家太遠，要麼薪資不高。女兒才不到一歲，各方面都需要花錢，還有債務需要償還，馬闖的失業讓家庭的運轉陷入了困頓。 當時外賣行業正熱，父親成了家裡的支柱。馬闖一家三口的生活常靠父親接濟，女兒的奶粉有時也得馬國保幫忙買。為了讓失業的兒子儘快振作，馬國保建議他來送外賣。當時馬闖一窮二白，做騎手開的第一輛摩托車，還是父親幫忙買的。 2022年，趙華清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頸。趙華清來北京當了兩年收銀員後，因家裡還有在讀高中的小兒子需要看顧，決意回老家嘗試當微商。為了獲得更高的代理職務，她大量購置商品，最終在幾年內，將大部分錢財賠了進去。 得知了趙華清的虧損，馬闖和馬國保父子開始勸說她回京，做什麼，自然也是外賣騎手。趙華清羞愧於自己給家庭造成的損失，最終答應了下來。 一棒傳一棒，馬闖像當初父親教他一樣，帶著母親一點一點熟悉送餐的流程。剛過完年不久，單子還不多，母親坐在他的摩托車后座，跟著他跑了兩天。第三天晚上，他帶著母親購置了一台電動車，又跟著她從七八點跑到了十一點。兩三個小時里，母親掙了兩百塊錢。這是兩年來，趙華清第一次看到收入的正增長。 2022年年中，馬闖的弟弟從河南一所本科院校畢業，找不到工作，考公也無果，最終在家人的提議下，上半年也住進了馬泉營村，穿上騎手服送了幾個月外賣。馬闖的弟弟性格內向，很少和家人袒露心緒。馬闖隱約感覺，弟弟雖然滿足於勞動帶來的收入，卻始終不滿意送外賣這份工作，只是一時間沒有其它辦法，只能將就。 突破圈層的想像 有時候，馬闖會開玩笑說，自己的家庭是「袋鼠之家」。在這個家裡，成員們共享著一個噩夢。除了女兒，每個家庭成員都曾在送外賣的第一個月，夢見自己騎車在不同的店面和小區之間拚命飛馳，場景不斷地變換、搖晃，他們無望地看著自己奔向超時的結果。 一家人在既定的軌道里盤繞，這樣的軌跡與經驗最終還是沒能滿足馬闖弟弟的心氣和野心。只幹了幾個月，馬闖的弟弟回了河南，報名了鄭州一家機構的編程課，企圖抓住一塊向上的跳板。 如果可以，馬闖也想從每天在崔各庄風吹日晒下送餐的生活里出走。他有一個願望，希望自己能過上像白領一樣安穩的生活，坐進寫字樓的辦公室里，從事一些腦力勞動。比起眼下風吹雨淋的工作，寫字樓里的勞作有建築遮風避雨，更規律，不用透支體力和時間。但他過早輟學，想要出走到這樣的結局…… 半個世紀來，這個家庭吸收著有限的家庭資源，在固定的軌道上緩慢前行。馬闖的爺爺奶奶都是農民，一生扎在農村的土地上。馬國保和趙華清完成了從土地出走的第一步。他們二十歲結婚生子，在大兒子馬闖五六歲的時候，拿著幾百塊錢，到隔壁南陽市批發賣菜，走出了駐馬店的村子。 馬闖見證了父母進貨的工具從腳蹬三輪車，換成了摩托三輪，後來又換上了大卡車。零幾年時，父母在老家縣道邊蓋了一棟有前院和後院的兩層小樓，帶著他們搬出了老舊的平房。 高中畢業後，馬闖沒有考上大學，父母曾想把賣菜的生意經教給他，但馬闖拒絕了。初中的寒暑假，他常去父母的菜攤幫忙，見過父母的辛勞，他覺得菜攤上的日子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投奔了在上海工作的表哥，進了一家五金廠，負責在高溫車間里給電機烤漆，輪班上崗12小時後，他可以有24小時的休息時間。第一天上的夜班，下班走出車間，太陽已經升起來了。拎著一袋路邊買的醬香餅回到家，馬闖嚼著嚼著餅就睡了過去，再醒來時，那塊餅還在嘴裡沒咽下去。城市裡的工作不如他想像得輕鬆，工資也不如想像中多，馬闖覺得厭倦。 馬國保和趙華清的蔬菜生意也陷入困局。賣菜也是一種投資，投資就會面臨風險。從馬闖高中起，父母就幾次出現菜品選擇的失誤，不斷虧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車上海青，一直到大年三十都沒賣完，只能倒掉，虧損了幾萬塊。連續的虧損不斷挫傷馬國保夫婦的信心，放棄的念頭日益強烈。 一家三口的命運重新交匯。一年結束，馬闖從上海回老家過春節，轉年伊始，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廣州，進廠上班。一年後舉家來北京，開啟了騎手一家的序章。 從西餐學徒做到廚師長，馬闖只用了三四年。起初的幾個月，他迷失在西餐廳後廚二十多種調味料中。迷迭香與百里香的區別、調味料的用量、多種組合的先後順序，家裡做飯不用這些佐料，這些是超出他過往生活經驗的新嘗試。時間久了，他學會了記筆記，將需要記憶和區分的知識點密密麻麻寫在筆記本上。一年多的時間，從成天只能站在高溫油鍋邊炸薯條，到順利出餐不被退回，他總算出師。 此後的兩三年時間裡，他輾轉在不同的廚房裡，學習不同國家的菜系，技藝不斷純熟，頭銜也不斷升級。風頭最勁時，他在朝陽大悅城的一家高檔西餐廳當廚師長。 當時馬闖發覺，雖然這不是頂級的廚師崗位，但已經是他能力所及的最高處。公司有出國進修的機會，從國外回來的人鑲著米其林星級的金邊，升上行政總廚。但不會英語這一點擋住了馬闖，想要達到和他們一樣的成就，他還得在這個位置熬上二三十年。 或許創業是普通人最好的翻身機會——25歲的馬闖決定試試。2019年七八月，馬泉營村附近新開了一座美食城，馬闖和潘明月在那裡開了一家披薩店。 頭半年生意紅火，女主人潘明月懷孕八個月的時候都還在店裡幫忙。潘明月回老家待產的一個多星期里，馬闖一個人撐著這個店鋪，炸、炒、烤的各種工序並行。烤箱的高溫，烘得他起了滿背的痱子。 半年後碰上疫情，等到來年，生意依然沒有好轉，之後的半年不斷虧損。父親聽聞他一直在賠錢，勸他關店。馬闖不肯，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開店，竭盡全力他也想堅持下去。存款被掏空，他就找人借錢，借不上就刷信用卡，實在填不上了，他才放棄。 機遇之於馬闖一家，就像走旋轉門，看似走進去，卻時常回到原地。 馬國保和趙華清年輕時在南陽賣菜賺了第一筆錢。他們決心用這筆錢改善住房。當時，許多同村做生意的人都在機場附近買了房，有遠房親戚怕他們錯過搬進城的機會，勸夫妻倆趕緊也去買一套。但是，馬國保想著要回老家自己蓋房，堅決沒有同意這個提議。 想要兼顧機遇和情懷，對馬闖一家來說很難。21世紀初，中國的房價方剛展露攀升的勢頭，當時的很多人難以想像日後的房價會以怎樣的速度攀升。 馬國保如願在村裡修了新房。住隔壁村的遠房親戚也花十萬元在機場附近買了一套房，沒兩年，機場附近的地塊拆遷，親戚買的房子被拆，獲得了數百萬元賠款。 而隨著孩子們長大，馬國保開始發現，現在的年輕人成婚都流行在城裡買商品房，他在老家修的房子，漸漸地在孩子們的婚戀里，派不上用場了。 有時候看向遠處，馬闖可以看到另一個圈層的家庭是如何伸展、發展家族的枝葉。 在馬泉營村周圍環繞著大片別墅區。那裡的樓棟和馬闖住的矮樓群一樣整齊排列，不同的是，富人居住的別墅區，因為精巧的設計，每一戶都能享受綠意與陽光。 空闊的空間，和充分被保護的私密度，是別墅業主們享有的便利，卻成為騎手們的麻煩。 馬闖不喜歡去別墅區送餐。摩托車不可能開到樓下，保安總是連人帶車把騎手們攔在小區門口，要等登記和跟業主確認後才給放行。進別墅區不能騎車，只能走進去送餐，遠的話，往返小區里送餐就要近半小時。 去年，馬闖接過一個單子，信息提示顧客買了價值五六千的紅酒。本以為會是數量龐大的一單，沒想到取貨時，馬闖發現一箱里只有五六瓶紅酒，這意味著單瓶酒價格就上千元。不僅如此，配送費還達到了160元，折算給他的金額足以抵他午高峰一兩個小時的訂單收入。 馬闖送餐時，看到過一家中介擺出這些別墅的售價，一棟兩千多萬。馬闖想，一瓶紅酒一千多元，雖然自己也掏得起這筆錢，但關鍵在於，對於住在別墅區里的人來說，這不是什麼天價酒水，估計和自家在聚會上點一百多的紅酒白酒性質上沒什麼差別。 在這個圈層里，貨幣以膨脹的方式存在著。 馬闖想過，到底什麼樣的人，能住得起這樣的房子，買得起這樣的酒。他們到底生活在怎樣的圈層里，人生的路徑又跟自己有何不同。也許是因為高學歷或其他條件，他們在公司里表現優異且資歷豐富，繼而擁有了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年薪。 如何獲取財富，馬闖承認自己想像力有限。除了做點小生意，或是直播電商，他想不到自己還有什麼好的選擇。年薪千萬的大主播，經歷難以複製。況且，那是家裡的人都不熟悉的行業，在不熟悉的行業，沒有親戚朋友的引領，很難成功。 停不下來的齒輪 如何擁有更多的財富，是許多人難以擱置的煩惱。馬闖也是其中之一。即使不貪大財，馬闖也知道自己需要賺很多錢。 2021年，馬闖的女兒一歲多時生了一場病，發燒，吃藥一直不管用，送到華西醫院後，檢查得知孩子已經快要燒到肺炎，必須儘快住院。 一萬元的住院押金，差點壓垮了馬闖和妻子。當時馬闖剛開始送外賣沒多久，雖然債務沒還完，心態仍舊輕鬆，每天只跑六七個小時，能掙到兩百多就樂呵呵地下班。工資覆蓋一家三口在北京的開銷都勉強，更別提存錢。以至於要交押金時，馬闖手裡只有兩千元。沒辦法，夫婦倆開始四處打電話找親戚朋友借錢，怎麼也湊不夠，最後打給了馬闖遠在老家的爺爺，才湊上錢。 馬闖說，如果不是發現自己連女兒一萬元的救命錢都掏不出來，他可能還意識不到自己已經進入了必須四處找錢的境地：「你不好好乾，等哪天自己的家人住院了或者怎麼著需要錢，你沒錢的那一刻最丟人。」 女兒病癒後，馬闖拼了命地工作。每天上午十點出門，一直跑到凌晨兩點才回家。 今年，馬闖入選了「騎手上大學」項目，免費在國家開放大學就讀物流管理專業，畢業可以獲得大專文憑。為此，他特意買了筆記本電腦，晚上下班了就看一會兒網課。起初還特別有激情，腦子裡一直想著這件事，單子不多的時候都會掏出手機來上會兒課。 馬闖慢慢發現，上課無法急於一時。他依舊像初高中時一樣難以理解複雜的原理，老師講起計算機的二進位，他聽得迷糊。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擁有了一定要學會的理由。 馬國保和趙華清也無法停下。一直在輪轉的夫妻二人，積累的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向了兩個兒子。2017年，馬國保和趙華清掏出積蓄，又找親戚朋友借了點錢，湊夠了首付的十幾萬，給大兒子馬闖在老家縣城裡買了一套學區房。兩年後，馬闖結婚，彩禮也由他們置辦。小兒子編程培訓班的兩萬元學費，再加上在鄭州租房的費用，都得老兩口來付。以後他結婚成家，也缺不了父母的幫持。 老兩口仍是這個家不可或缺的支柱，孫女出生後，他們也抽不出時間幫馬闖這對新手父母照料孩子。能給予的，只有經濟上的援助。 現在，馬國保仍會時不時詢問馬闖手裡的錢夠不夠花。看到對話框里的紅包或轉賬，馬闖心裡不是滋味。他也想要硬氣一些，直接不收，但生活的缺口明晃晃擺在他眼前。 一個月房租2000，房貸2000，四口人的生活費2000，女兒幼兒園的學費一個月1500，摩托車加油一個月1000，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開銷，一個月得將近一萬塊。這樣的生活，經不起任何計劃外開支的考驗。 「下一代說不定還是送外賣。」馬闖一家五口都是騎手的視頻在短視頻平台引發熱議後，有網友如此評論。 馬國保接受不了這樣的論斷與推測，馬闖和潘明月也對女兒被牽扯進來感到不快：「就算有一天我孩子真送外賣，我也沒覺得丟人，她自己決定自己的人生，我們是干涉不了的。」 今年夏初的一天，馬闖徹底崩潰過一次。當時天剛擦黑，往常該順著晚高峰的人潮四處送餐的馬闖，騎著車回了家。一到家，他就衝進廁所，關上門，躲在裡面哭了出來。哭聲在狹窄的廁所里迴響，穿透單薄的牆板傳到門外。 回家前，馬闖在工作群里發了條消息：「人這輩子活著是為了什麼？難道就是天天送餐嗎？」馬闖平時性格樂觀，群里的人們感到反常，紛紛提醒馬國保，讓他去看看自己的兒子。 生活是害怕比較的。馬闖偶爾會羨慕身邊的同齡人。只比他大幾個月的堂哥，高中沒畢業就出去闖蕩，在馬泉營村附近開了家早餐店，現在已經有了第二家分店。如今，堂哥一家人都泡在兩家店裡。大伯和伯母給堂哥買了輛車，堂哥夫婦也還沒有孩子，生活壓力要小許多。 潘明月在馬闖回家前就看到他在群里發的消息。她拉開了廁所的門，站在門口安慰自己的丈夫，「掙多點就多吃點，掙少點就少吃點，不跟別人攀比，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不用有那麼大的壓力。」 看起來，馬闖似乎也只能按照這樣的思路安慰自己。哪怕是自我安慰，馬闖明白，自己需要卸掉這些壓力，撐下去，才能生活下去。 他擦乾眼淚，讓情緒過去。隔天，馬闖又沉浸在收入額不斷跳動上漲的獲得感之中。再次活躍在微信群里時，他已經恢復了以往的積極面貌，「兄弟們，你們看我這單掙了多少錢，你們行不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P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