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网络图片 车轮上的人们，始终等待着那条真正看见、接纳他们的通道。 文｜冯蕊 黄子睿 丁立洁 编辑｜王潇 约113公里长的黄浦江上有18条隧道。代驾赵伟还未能从中找到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转机在一个月前出现。自2月16日起，每天深夜11时至次日清晨5时，复兴东路隧道上层允许电动车试通行。这是上海第一条专门、合规开放给非机动车的跨江通道。 截至3月底，隧道入口的值守人员统计，每晚从两岸穿越的电动车数量在1400到1600辆之间，其中大部分是代驾，剩下是外卖员、地铁维修工、结束加班的职员。他们链接着2487万人口的城市在深夜不断生长的需求。 他们自身朴素的需要，却常常湮没在飞驰之中。当车轮下的路程越来越长，车轮上的人们，始终等待着那条真正看见、接纳他们的通道。 网络图片 01 复兴东路隧道的浦西入口是片老城厢。在这里，深夜总是静悄悄的。 但2月16日晚，电动车一辆挨一辆排了数十米长。不时有记者穿梭在人群的空隙间，举着手机直播、采访。 28岁的骑手陶水排在队伍的首位。当三四个话筒围拢过来，他有种说不清的自豪感。 “我是第一个跨江的。”陶水强调，“不罚款的那种。” 去年12月，他在送货时违规穿越复兴东路隧道，被罚了50元，而一笔跨江订单的配送费不到40元钱。这般经历，此前在骑手中是常态。 晚11点整，隧道口的路障徐徐撤离，信号灯变成绿色。 三十余辆电动车，如同被唤醒的鱼群瞬间涌向入口。口哨一声接一声响起。 “慢一点、慢一点！”交警焦急地劝导，“（限速）15公里，都开慢一点啊。” 此刻在浦东入口，刘飞第一个开着电动车进入隧道。“很宽敞、很空旷。”在没有汽车的两条道路上，他尝试放下速度、自由地骑行。 从这周开始，他“至少有了回家的方法”。晚上来浦东的朋友家聚餐，他不再担心多聊两分钟而错过9点半的末班轮渡。 隧道开通的当晚，根据官方统计，电动车过江由西向东247辆，由东向西242辆。 网络图片 消息很快在网络扩散，更多人闻讯赶来。 2月17日，在陆家嘴上班的余崇光特地熬到11点前来体验。他打转许久才找到隧道的入口。“很新鲜，效率高多了。”他骑小电驴通勤6年，第一次在5分钟内跨过黄浦江，以往时间都在30分钟以上。 3月8日，代驾杜宇跑单后骑到隧道。张望到有人站在入口，杜宇慌张起来，“是查电动车的吗？”他骑过去轻声询问。 “你可以走。”对方朝他招了招手。杜宇这才松口气。他曾因“违法”感到忧心，只跟着代驾的老师傅或戴上口罩偷偷穿越过几回。 3月22日，管理人员张阳已经熟练地指挥通行。 他紧紧盯着前方，每驶入一辆电动车，都要划动一次计数器。一个多月来，他看着手里的数字从每晚250、500跳动到近800。 “对面的情况差不多。”张阳感慨，“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隧道）。外卖和跑代驾的晓得。” 早上5点前，张阳都要守在这里。他的脚边放着一只保温杯，陪他熬过整夜。 02 数字背后的车轮，链接着一座城市的运转。 晚上11点半，地铁检修工人张景刚刚上班。此时在各大地铁站，列车陆续停止运转、回到车库检查。在庞大的设备系统中，每个零件都有不同的生命周期。 张景的工作，便是在部件老化之前换掉它们，减小地铁出现故障的概率。15年间，公司的检修网络覆盖到全部517座车站，张景往返过其中近300个站点。 深夜的道路上，同样传递着紧急的需要。 陶水三年前刚到上海，便成为外卖骑手。一些平台开放了“全城配送”的业务，骑手分为“专送”与“众包”。与“专送”不同，陶水作为众包骑手，没有平台与范围的限制，能够在全市自由抢单。 他送货的距离逐渐从5公里拓展到50公里、80公里，平均的配送时长却从60分钟削减到35分钟。保温箱里原先是麻辣烫、螺蛳粉，现在一半空间给了相机、衣服、汽车配件。他经常遇见，跨城通勤的上班族回到苏州家里，才发现钥匙和身份证遗落在了陆家嘴的办公室。 按照陶水的说法，尽管轮渡停航后，系统不再自动给骑手派发跨江业务，但这些需要常常以普通订单的形式，出现在“抢单大厅”中。一些单子标注着“商家配送”，实则也是店主寻找骑手服务。 承担风险的责任转移到他的身上。陶水算过，深夜跨江的订单平台不派、新手不敢送，配送费就能涨到普通单子的六到七倍。他主动抢下了生意。 网络图片 交际与消费的欲望，也从白昼蔓延至黑夜。 赵伟在四年前干起代驾的兼职。每晚8点，从工厂下班的他换上马甲，开启接单页面。 他在两家平台上切换账号。在其中一家平台上，他已经跑了2119单。他曾三次遇到同一位男人，对方从不提自己的职业，永远在打电话，谈论“明天去哪应酬”；他曾在深夜12点的农村见证过商业谈判的酒局，在没有路灯的村庄迷失方向，被5只野狗追逐。他看见“酒驾入刑”后，一些公司老板哪怕离家只有两公里，也不敢冒风险侥幸开车；很多时候，他甚至见不到乘客，越来越多人不再亲自去取维修、购买的车辆，赶在夜晚4s店歇业前选择了代驾。 只要赵伟没关页面，系统就会自动匹配订单。在90%的夜晚，他都被算法甩到了黄浦江的对岸。尤其是周五，工作一周后的人们挤在延长营业到凌晨的饭店、酒吧。 此时，陆家嘴的灯光并未休止。从事IT行业的余崇光通常在晚上8点下班，每个月，他总有一两天加班到十点之后。他觉得比起其他IT公司的“996”，这是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在附近的商圈，一位火锅店的职员在晚11点刚刚结束忙碌，准备骑车返回对岸家中。她没来得及换下工作服，一阵暖风吹过，空气中散发出牛油的气味。 03 随着城市越转越快，新的需求出现在规划以外。 张景记得，最早上海有通宵的渡船。然而随着轨道交通与桥梁建设，轮渡公司开始出现营收的难题。2015年后，黄浦江上最后一条通宵航线退出历史。 一段时间里，清晨4点下班的张景就蹲在站点外的马路牙子，等到5点半之后第一班地铁开放。后来他决定骑着两轮车通行。 赵伟刚入行时，每晚都有往返于浦东、浦西之间的“夜宵公交”。凌晨两点的那一班上几乎全是代驾，走道里堆满了折叠的电动车。 2022年初，上海修订了公共汽车的乘坐规定，指出代驾车的锂电池容易爆炸、存在安全隐患。公交司机不再允许代驾携带电动车搭乘。 从那之后，赵伟看见灰色营运的“打捞车”出现。一过凌晨，在浦东外环的匝道出口，每十分钟、二十分钟有一辆“金杯”“全顺”品牌的面包车经过。瞄到代驾师傅，车主摇下车窗喊道：“要去哪里啊？一人只要25到30。” 车上的座位已经拆除，车厢后半段安装了铁架放置电动车。最拥挤的时候，赵伟和所有人贴在一起，不敢动一下脚尖。尽管如此，经过彻夜工作，许多人都能站在这里睡上好觉。 这些车辆往往出没在陆家嘴的20公里之外，整车拉满人要一到两个小时。等到四、五点天色渐亮，它们便消失在道路上。 此刻在这座城市，留给电动车的合法通道只剩下17条轮渡路线和3座大桥。 网络图片 有几回，加班后的余崇光骑到杨家渡渡口时，22时30分的末班船已经开走。他只得把电动车留在公司打车回家。在十公里外的金桥路渡口，一位刚下班的职员骑行5公里，赶上了23时40分，黄浦江上最后一班渡船。他的电动车只剩下1%的电量。下船的地点离家还有5公里，他不敢把电动车仍在原地，半小时后，他加价到60元，等来一辆货拉拉。 深夜配送时，系统给陶水的时长仍然按照轮渡计算，不会向顾客收取骑手绕路的费用。陶水考虑，有“超时”和“差评”的出现，他会被扣分、扣款；而通过隧道，往往只要三到五分钟。 他计算过，违规穿越隧道，被罚的概率只有5%，这些单子的收入远远抵消了这笔罚金。 在一些代驾平台上，赵伟直到坐上对方的汽车，才能看到终点。在“客户至上”的规则里，他很难有拒绝的权利：代驾主动取消订单，会被平台判定为“有责销单”，一次扣除3分。每位代驾共有12分，一旦被扣完，账号自动取缔。 他试过当面向客户请求。“老板您好，”他顿了顿，放低语气，“我是兼职做代驾的，第二天要上班，这个时间到浦东，我是回不去的。” 有时对面会爽朗地按下撤销。另一些时候，对方直接拒绝，或是醉酒发了脾气。赵伟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接着跑单。 四年前，他第一次被“甩”到浦东市区时，已是凌晨时分。 最早一班轮渡将在5点开放，三座大桥距离他都在40公里以上。他只得开着导航往家的方向骑，隧道成了必经的跨江路径。 04 当时离赵伟最近的便是复兴东路隧道。抵达入口时，他犹豫了许久。 赵伟明白，隧道禁止非机动车通行，其实是出于安全的考量。 在国家的安全规范里，长度大于1000米的隧道不得在同个孔内设置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以免混行发生安全事故。 何况隧道下坡铺着凹凸不平的减速带，还有不少排水的小渠。他和杜宇描述，仅仅两厘米的高差，就容易卡住一辆代驾车的轮子。代驾电动车比一般的电动车要轻，一旦车轮陷入，车上的人几乎都会向前、摔倒在地。 但此刻，“骑车入隧”成了无奈的决定。 赵伟打开头盔上的爆闪灯，能够在黑暗中提醒汽车避让。隧道下层有条废弃的摩托车道，他紧贴着最右侧的路沿向前骑行。 骑到中途时，赵伟突然感受到一阵大风扑来，吹得电动车身剧烈摇晃。有辆汽车正从他一米外的距离驶过。 “嘟——”听到汽车的喇叭声，赵伟越来越慌。把速度加到四十码，恨不得立刻驶离出口。 事后他对自己的冒险后悔不已。代驾平台有专门负责司机管理的部门，出了安全事故，会有司机拍摄视频、照片发在部门群聊里。 他时常看见，群里有骑电动车摔成骨折、受伤的人，不少是在穿越隧道时发生的事故。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这种事情哪天会不会也发生在我身上？” 何况在他的行业，“出事”更意味着失业的风险。 赵伟看到，不少代驾在平台上报事故、申请保险。没过多久，账号被封禁、管控。事故严重的人，容易背着“不安全”的标记，很难再重新步入这行。 他们常常默默消化了事故的发生。赵伟每次摔跤后，就去卫生中心买药回来擦下伤口。撞到其他车，他会自己掏些钱赔偿。他从没联系过司管部门，在手机里设好提醒事项，“今天一定要戴护膝”。 有一天，他和妻子说，“我把手机定位在你的手机录入一下吧。” 赵伟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他会去往城市的哪个角落。“我害怕出事，没有人知道我在哪。”感受到妻子的担心，他变了语气，“开玩笑的”。 杜宇同样在群里看到事故的视频。他曾经在通过减速带时，差一点就摔了跤。回想起来，他始终感到不安。 他开始站在隧道的100米外，抢顺风车的单子通过隧道，通常前半夜要十多块钱，后半夜不到十元。 两三个月后，他“真的不舍得”花这笔钱，下定决心，“骑吧，只能骑。”他骑了20公里绕到最早开放的渡口，等着4:40第一班船。这样一来，下船后他还能骑到热闹的市区继续接单。 后来他发现，每天0点到3点之间，许多隧道要养护，这时会有一条车道封起来，摆上反光筒、反光锥。遇见代驾经过，作业的工人往往靠在一边，让出一条路来。 一次他在偷偷穿越时撞见了交管人员。 杜宇感到害怕，他听说过有深夜执法抓到了代驾，罚款从20到50元都有。 “你走吧。”一位交管人员朝他喊了一声。紧接着补充，“注意安全！”他劝道，穿越隧道很危险，下次不要这样了。 “好。”杜宇舒了口气。 网络图片 05 在更长的人生里，赵伟也在等待路的出现。 16岁前，他在大山里长大，愿望是成为军人。当时老家有一面很大的黑板，写上那些成功入伍的名字。 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没过一礼拜，却被抹掉替换成了“张伟”。他第一次觉得看不到未来，从大山跑了出来。 17岁的大年三十，他坐着火车来到上海，那节车厢只有他一人。 他找到青浦的汽车工厂上班，认识妻子、成立家庭。四年前，女儿无法就读上海的初中，妻子辞职陪她回老家念书。他又成了一个人。 躺在十平米的房间，赵伟时常感到孤独，还有一种越发沉重的担子。他想让时间走得更快。 有一天，赵伟在抖音上刷到代驾的视频。看到行业正值鼎盛时期，他想要试试。 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充满干劲。每个晚上，只要出去跑单都会有两三百元的收入，一个月挣的钱。刚好能抵上孩子的开销。 但变化逐渐在行业发生。赵伟居住的镇里，代驾数量从40、50增长到200多个。好几个晚上他出去等单，最后面对着页面里“0”的数字。 赵伟却不敢停下车轮。他说，每天一睁开眼，总会想怎么样才能多赚一点。他说，手头上有点积蓄，生活才能有安全感。 网络图片 与赵伟不同，陶水曾觉得生活有很多条路。 高考失败后，他从老家徐州去广东谋生。有商家做活动搭了舞台，他在台上铺了张垫子，睡了整整两晚。 后来他数不清自己干过哪些活，有搬运工、保安、群演，还卖过手机壳。三年前，他在深圳租了仓库，企图抓住电商的风口，结果没挣三个月的钱就欠了一身债。他去剪了头，来上海“从头开始”。 刚到城市时，他从火车站、陆家嘴一路骑到了迪士尼，又到兰州、武汉各地打转。这份没有社保的工作，反而让陶水感受到自由，“今天的钱拿到手，明天就可以不干了。” 直到今年2月，他在医院确诊了二型糖尿病。没有单位缴纳的保险，他花了2000多元做了检查。 治疗与饮食的限制，让陶水周游各地的旅行计划搁浅，他从医院回家后，在床上躺了八天。 陶水突然失去了方向。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仍然需要那丝微小的保障。 然而，这些需要很少在日光下显现。 杜宇说，大家没有公开表达过通行的需求。“我们去说的话，是不会有人受理的。”他笃定，反而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爱反映问题。“我潜意识里就觉得这样是不行的，会被当作一个负面的典型处理。” 陶水在抖音做起账号，把生活中没有说出的苦恼、控诉放在了网络上。粉丝很快就涨到1万。 这和他在横店做群演时的感受完全不同，当时他演了一个路人甲，走来走去、没有一句台词，“没人看见、记得这个角色。”陶水说，自己始终没有忘记。 06 直到转机发生在现实的世界里。 今年2月，杜宇无意间刷到新闻，“复兴东路隧道上层将开放电动车通行。” 他第一反应是，“假新闻吧？”此前他听过类似的风声，那是一条有着上下两层的隧道。他去入口看过许多次，双层都还是汽车在飞驰。 真正到了现场，他有一种“安心”的感受。 […]
前两天有粉丝问我，怎么看待现在滴滴司机、外卖员岗位饱和的现象？ 众所周知，网约车和外卖员，是失业人员的两大蓄水池，尤其是中年失业者。 门槛低、结算快、时间相对自由，只要肯干，收入还过得去，不至于月薪3000，更不会饿死。 最重要的是，一下子从“失业”跃迁为“灵活就业”了。 有时候在车上不忙，我会和司机聊聊天，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几年前，大部分网约车司机对这个工作还是挺满意的； 但现在基本是一片哀声：“现在一个月能过万的，都是拿命在拼的。油门踩到底，也跑不赢算法！一个月五六千，只能说混口饭吃吧。” 就是因为岗位的竞争激烈与饱和。僧多粥少。 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官方说，这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去年已经达到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的20.9%。 每5个有工作的人，就有1个是在干外卖、网约车、快递员。比例相当惊人。 再加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2亿多人，占总人口14%以上。 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大家都知道。要是能找到待遇好、有保障的工作，谁愿意辛苦跑外卖呢？ 但这事，也很难去怪企业。 辜朝明曾经在《复盘》中提出“资产负债表”概念：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企业不会再扩大经营，而是追求负债最小化。 减少贷款负债，减少人力等各项成本，只保留一些稳定盈利的业务和部门，先保证自己活下去。 所以裁员、转外包。 这是符合经济学常识，甚至是人性中非常本能的趋利避害的选择。 最近半年来，我朋友的工作室有过两三个岗位招聘，他面试了数十个面试者，无一例外，全部是已经待业3个月至1年的，没有一个是在职中跳槽或者刚离职的。 大环境如何，可见一斑。而灵活就业岗位的出现和激增，将原本会一路飙升的失业率又压了下去。 之前一度要暂停公布数据的失业率，截至今年4月份，已经降到了5%，总体是在下降的。 （数据来源：中经数据） 这个失业率是高还是低呢？要看跟谁比。 同期，日本失业率是2.6%，韩国3%，美国3.9%，澳大利亚4.1%，欧洲6.4%，印度8.1%…… 我们算中等吧。很多人可能会笑：真是难为统计的同志了。 但说一句残酷的现实，完全失业率的统计口径中，这些适龄劳动人中有劳动能力也有劳动意愿、也确实赚到了收入的，是不算失业人口的。虽然这并不符合我们对理想工作的想象。 日本那极低的2.6%失业率，也是这么统计出来的。日本除了签劳动合同的正式雇员，还有很多不签正式劳动合同的非正式雇员，比如临时工、合同工、兼职工、派遣工等。其实就是我们的灵活就业。 而且这部分非正式雇员不在少数，占总人口的17%（我们灵活就业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 不要小看非正式雇员的作用。 日本从上世界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之后，开始了“失去的三十年”。 1993年，日本GDP是4.4万亿美元。 2023年，日本GDP是4.2万亿美元。 三十年过去了，GDP还在原地打转。 但日本经济居然没有崩溃。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非正式雇员岗位的增加。 要知道经济泡沫破裂前，日本非正式雇员只有881万人，到2023为止已经增长到2124万了，速度非常惊人。 最典型的是大量日本女性们不再从事家庭主妇，也走出去工作，帮助家庭维持生计了。 收纳员、服务员、家政、甚至陪酒、拍小电影……哪怕只是临时工、小时工，也算就业了。 就这样，企业通过非正式雇员减少了成本，维持住了经营，大量原本没工作的普通百姓也能通过非正式岗位勉强糊口。 熬了三十年，小日子终于熬出了头，迎来了经济复苏。日股、楼市都重回高点，就业率非常高，年轻人又开始生孩子了。 唯独剩下的那2.6%失业人口，就是完全不想工作的那批人。他们的结局，就是宅成了著名的“平成废物”，或者变成了“独死老人”。 所以大家要开始习惯、并且接受一件事：以后大概率还会有更多人的灵活就业，直至有其他“经济增量”出现。但显然，这个经济增量大概率在短期内不会出现。 我很难说出“还能灵活就业就要庆幸了”这种话，但它确实成为了大量普通而努力的百姓的退路。 要知道，美团的无人配送车已经上线运营了，百度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更是已经在武汉累计跑了300多万单了，事故率只有出租车司机的1/14。未来，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这个岗位可能要在武汉甚至全国消失了。 这事你没法去怪谁，因为对于企业来说，明明只要一年花3万元就能完成100个人的工作量，为什么非要降标，花8000元一个月的工资去招100个人呢？ 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机器代替了手工，生产力大幅提升，大量手工业工人失去了工作。人们冲进工厂砸机器、烧设备、甚至抢夺工厂主的私有财产，可是社会发展不会因此停下脚步。 普通人唯一能做的，只有尽自己所能抓住身边的机会，埋头苦干，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 大家可以去看看《复盘》，因为里面不仅解释了上面所说的经济收缩期时我们会经历的一切、以及背后的成因；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以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为鉴，复盘了那些熬过了这三十年的普通家庭和普通人，到底是做对了什么。 未来，企业、个人应该如何应对，需要做什么，都有答案，而且已经得到了印证。 就在上个月，我们又有1179万嗷嗷待哺的高校大学生涌入劳动力市场了。 可以预见，他们也不会太容易。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灵活就业”的话，不必太苛责自己。 我知道今天这个话题一发出来，肯定是负能量评论居多。但我希望带点正能量给大家。 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这就是正常的经济周期和发展规律。 一起分享交流经验，咬紧牙关努力吧，总会过去的。 那些跟我抱怨了一路的滴滴司机们，在我下车的时候还是尽力挤出笑脸说“麻烦给个五星好评可以吗？” 我想，这就是2亿灵活就业人口的生活底色。 我能做的，就是每次拿到外卖跟他们说声谢谢，每次下车时顺手点个五星好评了。 最后，再强烈安利下大家和我一起看看《复盘》吧，因为它真的很有用，能切实帮助到大家。 当然，里面会有大量的专业术语，不容易读懂、吸收，所以我特地找我的老朋友孙明展开一场交流分享会，通过线上的方式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今年6月，我们发布了一篇稿件，《一个外卖员59次丢失了他的尊严》。稿件的主人公冯文学与保安的冲突在近期上映的电影《逆行人生》中也被简笔勾勒：保安队长要求把所有外卖员都拦下，外卖员站长要求见到保安就冲过去，而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 电影的前半段，几乎还原出了外卖员可能面临的所有困境：系统冰冷的催促、顾客以及其他人对尊严的折辱、算法的压榨、巨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人情世故与情绪劳动的不断消耗。 很可惜的是，这些取材于生活的真实的困境，最终在影片中被消解成一种正能量的呼唤。在很多不易察觉的地方，电影对我们本应被唤起的情感进行了置换。电影的结局，高志垒最终依靠他跑外卖时开发的小程序，“回归了精英层”。 我们不禁想问，外卖员的故事只能由一个跌落的社会精英来讲吗？我们请来冯文学，和我们聊聊《逆行人生》，聊聊外卖员的生活。在这期播客里，冯文学连发妙语：“为什么不让王兴来演呢？”“（电影）应该叫王者回归。” 他有很多朴素的洞见，比如他知道，顾客对外卖员的霸凌，与平台的系统设计不无关系。他也知道，外卖员与保安之间不必互相为难，应该去找高一层的物业经理（但是物业经理的上面又是谁呢？） 他发明了一些话术去应对难缠的客户：不能说我下一个订单要超时了，要说我下一个客户要超时了，“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上帝，得罪两个上帝，是不是？”这套话术简单有效，这背后的逻辑是，另一个上帝需要被尊重，而外卖员却不需要。 与冯文学聊天是一次很不一样的体验，他未必知道“结构性矛盾”、“系统”、“算法”等词，却有他独有的智慧。他不是一个刻板印象中的外卖员，而外卖员也不该有所谓的“刻板印象”。在播客的结尾，两位主播纷纷忏悔，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会更努力地提醒自己，不要轻易地丢失同理心。 以下是播客内容的节选： 1 正面连接：其实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意外，我们本来策划这个节目，是希望冯先生也能看一看这个电影，然后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对他的看法。但是冯先生因为最近就是眼睛要有点不舒服，要做手术，所以看不了电影了。 我问冯先生的时候，冯先生也有跟我聊，说最近这部电影在外卖员中也特别火。 冯文学 ：目前以我的了解，可能好坏参半吧。苦难都是真实的，但是苦难是怎么来的，谁给的，没有怎么说。 其实他（高志垒）本身就是精英层，最后也回归精英层。实质就是电影版的体验生活。 正面连接：电影里有一个角色是贾冰演的，是一个外卖站的站长，他以前也当过保安，他当保安的时候，就会培训他下面的保安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外卖员，你就咔，拦下来。他当外卖站站长的时候，就会培训他下面的外卖员，说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保安，你就唰，冲过去。我就立刻想到你们那个稿子了。 我不知道冯先生现在对这个问题会不会有新的想法，我觉得电影里挺妙的一点是它让这个外卖员和保安其实是一个人。我们一直知道这两者可能是存在矛盾的，但可能很多人在此之前不会意识到他有一个更高的结构性的矛盾。你可能就会试图去区分这里面谁强谁弱，谁拥有权力，谁手无寸铁。但电影告诉你的是他们是一个人，他们在两套体系里面就是分别被这两套系统要求他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冯文学 ：我向来都说，我从来不骂保安，我都骂什么呀？物业经理。因为物业经理是直管保安的。这个电影里面说是保安队长，保安队长也只是算是中层，他的上面还有物业经理管着。 正面连接：其实我采访冯先生的时候我也知道，我跟他去的时候，他对所有的保安都非常友好，他不会认为这是他跟那个不让他进的保安之间的矛盾。冯先生认为是这是他跟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跟小区所属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 冯文学 ：你不能说老找那些挡箭牌，是不是？谁引发的矛盾就找谁，你得找根源，是吧？是谁让他去引发这个矛盾呢？这你得知道啊。 2 正面连接：我采访冯先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众包骑手在的一个美食城那个据点那里见面。那次想解决他跟物业之间矛盾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党群办。 里面特别好，那会儿6月就是非常热，里面就有空调、矿泉水、很干净的沙发，有图书。那个地方离美食城只有不到200米，特别特别近。但就是两个世界。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天然的阻隔，即使你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它虽然是为外卖员服务的，它每天都能看到这么多外卖员，但是外卖员们却都不知道。 冯文学 ：他那个地儿不叫党群办，跟党群办是分开的，他那叫服务中心。外卖员、打扫卫生的可以去那休息，算是一个公共的休息点、服务点。 我们为什么对那有看法、有隔阂，因为那一块地几乎每个月都有几次党员去那开会，感觉那就不是一个底层人待的地方。 正面连接：所以我当时会觉得电影里面呈现出来的那种非常欣欣向荣、团结一致（的气氛），在现实中好像是一个挺奢侈的事儿。哪怕有这么一个地儿，它并不真正对外卖员开放。 还有一些其他人也会阻挡外卖员进去，比如学校里面的宿管阿姨。顾客说，你怎么不上来呀？外卖员说是宿管阿姨没让我上来，这时候顾客会说一句话，非常典型，几乎就完全跟冯安生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冯文学 ：别人能上来，你怎么上不来？ 正面连接：别的外卖员能上来，怎么你就不行？ 冯文学 ：（这是）很多刁难的客户的一种，第一标配语。学校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学生（之间）男女宿舍它也是不让你随便进的，像这种公平合理的制度按说外卖员就应该遵守。无非也就是个别的这种客户，他可能跟学校制度可能也有点气儿，他就非常给你送上去。 正面连接：大家都对制度生气，最后变成大家互相刁难。 冯文学 ：像这种心态可能跟平台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并不宣传，说你客户有权力做什么，应该怎么对骑手。今年这种事特别多，有些小产业就跟骗婚似的，你把餐给我送到的时候，我也吃了，但是我又点退了餐，退餐钱又回来了，然后再举报你，又罚一回钱。一吃三口。 正面连接：平台只能约束外卖员，但并不能约束其他人。 冯文学 ：我给美团我打过这个（电话），我说怎么就不出拉黑客户的系统，是不是？ 正面连接：拉黑了以后就没有外卖员给这个客户送餐了！ 冯文学 ：我就给大家说过，客户特别刁钻的那些、刁难人的，老说你超时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外卖员几乎全都说：送那个影响我别的单，超时了。后来我就说，因为我也这么干。我在抖音上发布过，我就跟大伙说，这叫话术，千万不要说我后边的订单要超时，你要说什么呀？说我后边的客户要超时了。不能说因为你一个客户影响我其他的客户。 千万不要强调自己怎么着，要说别的客户怎么着，别的上帝怎么着。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上帝，得罪两个上帝。你要是这么说，可能那些苛刻的客户有 90% 的还能弹回去。 就等于往咱们前面弄了一个挡箭牌，你知道吗？我不是以我的名义说，我是以跟你平等的客户在跟你说，你影响的是其他的上帝，单多的时候，可能你一个影响好几个客户，好几个上帝。 3 正面连接：高志垒的妻子说了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的：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底线，现在我知道了这个家才是我们的底线。我当时就胸口特别堵，我想问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我们生活的底线如果只是有个房子，跟自己家人生活在一起，就这么难吗？我们的底线必须不断地下降，你身为一个人，哪怕我的生活如此之艰难了，我还可能守住生活中的小小幸运，我还有个家庭可以守护，可以温存，这种感觉。 冯文学 ：其实这种观念我觉得就是一种，只能说是，小幸福。 正面连接：对，您说的这个很准确，就是小确幸。因为我们无力改变那些大的问题、大的困境、大的矛盾，或者说被要求的也只是个体，你就只能守住自己生活中的小确幸。 冯文学 ：但是停留在小幸福的话，我觉得有点像在已经到了道德的最底线了。你们不觉得吗？说白了可能就是自私的底线了。别人的好赖跟我无关，为了我自己的幸福，可以损害、伤害、抛弃其他人的幸福，哪怕是所有人、很多人的幸福。 正面连接：是的，就像冯先生一直在提到良心这个词，到最后好像你能不能愉快地、正常地度过这一天，都取决于你有没有遇见过那个有良心的人。我们的底线好像就变成了对每一个个体的约束，你要有良心。那没有良心的人有错吗？其实他也是被裹挟在其中的。不能指望良心救世界，你还是要指望更合理的规则和制度来救世界。 正面连接：我刚跟冯先生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冯先生教给了我很多知识。并不是我说出什么系统、算法、结构性矛盾，这是一种知识，我跟他一块出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条路怎么走更快，他告诉我怎么样去在迷宫里面迅速的找到你要送的那一户人家，我会觉得这些也是一种知识。 我听冯先生自己的故事，我会觉得他讲出的故事就是外卖员的故事，但是外卖员的故事不应该由我来讲，所以我们今天请了冯先生。但是在电影里面展现的外卖员的故事，是由高志垒讲的。你不可否认他就是精英，他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有很好的工作经历，他的女儿在上国际学校，为什么外卖员的故事要由一个精英来讲？ 冯文学 ：就好像一个智者说，傻子，你努力也能成为智者！ 正面连接：我跟冯先生聊的时候，冯先生就说，那为什么不让马云来演呢？ 冯文学 ：我跟你说完这句话我当时就后悔了，应该说是王兴，王兴就是美团的老大。那才叫王者归来嘛，是不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昨天晚上有件事，热搜上得快，下得也快。 据媒体描述，是一名大学生兼职送外卖，送到某写字楼的时候不方便，从绿化带抄近路，出来时踩倒了围栏。保安冲过去拔下了他的电瓶车钥匙，并要求罚款200元。 天气很热，手里的单子也多，再加上保安咄咄逼人，一个大学生无法轻易从对方手里把钥匙抢回来，于是就给他跪下了。 网络图片 这样一件事，原本不必在热搜里急上急下，主要是后续，那张外卖员跪在路边的图片，席卷了很多外卖群。同行见面没有分外眼红，再加上还是名大学生在兼职，出现了外卖员围堵小区的情况。 看到部分视频，媒体用“一些外卖员到该小区维权”肯定是不准确的，不过我也能理解他们。 保安是个神奇的工作，职位不高，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又拥有一起奇怪的权力。于是，尤其是在他们面对弱势群体的时候，部分保安可能会产生一种虚假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会让他们出现怪异的控制欲和惩罚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感觉对方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情绪就会爆发，惩罚就会严厉，甚至超过他拥有的权力本身。 比如保安怎么能对别人罚款呢？又怎么能拔别人的车钥匙呢？ 也因此，小区保安和外卖员之间发生矛盾的事情经常能看到，之前甚至还出现过保安捅死外卖员的事情。 一方认为自己拥有某种权力，另一方认为你不一定有，双方的内心谁也不服谁。于是有时候放你一马，有时候又严格的像条疯狗，这之间界线的模糊，是激发矛盾的一重因素。 除此之外，另一点是“对社会地位的焦虑感”。很少有人会说这种因素，确实不方便。但很明显，一名保安，他会受到各种压力，社会地位压力、职业压力，业主可以给他压力、物业也可以，甚至有时候周围的目光，也能成为对他们的压力。 大部分读者或许无法想象，但这种情况绝对存在，当你面对你认为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时，内心无意识的想通过一些方式弥补这种不安，以获得心理平衡，惩罚兼职送外卖的女学生就是一种方式。 这种问题不仅仅是一些人本身的过度反应和情绪发泄，同时也是社会关系不和谐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不安定感”。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导训你，你训比你地位更低的同事。因为训斥他们，能让你得到内心中对自己的认可，亦或者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 可往往这种获得自我认可的方式，就是对他人尊严的羞辱，毫无疑问是病态压力下的病态心理，导致一个社会里的人，越来越不在乎他人的尊严，形成一个越来越丑恶的闭环模式。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近几天漯河有名女法官被一起诉人躲在地下停车场残忍杀害了，原因，竟然只是因为这名男子起诉1.8万的赔偿，最终只判了9000多元。 为了9000块而杀人，没人能理解。 网络图片 我看这起事件的后续说，男子割喉了女法官后，自己也回家喝了农药自杀。显然是奔着同归于尽去的，说明这人内心中是真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真觉得判的不公。 判得公还是不公，不能看他觉得，而要看法律条例。女法官根据条例来判，他凭什么觉得不公呢？ 乍一看，我不懂。可如果你结合近期多个法官在网上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喊冤，甚至还有派出所所长、警察等人同样出现类似行为来看，就好理解了很多。 这是一种丑恶的循环，而这种循环消耗了人们的信任。他本该认为，判得对，应该是自己没想明白。 可现在他脑子一热，根本不想这些，内心里只有一句话：MD，你们这些狗官，还能有几个好人？ 外卖员和保安之间，本不应有仇隙，也不该见面就眼红。起诉人和法官之间，更是如此。是什么导致他们变了？ 是一种闷在封闭的瓶子里，越来越奇怪的气息，让他们越吸越上头，越吸脸越红。你也可以理解为——缺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一个叫冯文学的外卖员起诉了物业公司，他引用《宪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冯文学不擅长忍耐和道歉，他在送外卖时经常感到愤怒。这愤怒背后，是更多外卖员被长期忽视的、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你像送外卖的” 冯文学是一名众包骑手，男，44岁。他与别的外卖员不一样。他穿着衬衣和西裤送外卖，他把电动车擦得锃亮。他是北京本地人，就在自己出生长大的东坝地区送外卖，他在东坝有一套房。 做外卖员4年来，他经常感到尊严受到伤害，他的做法是：反驳、争吵、向12345投诉、打110报警，乃至向法院起诉。 他觉得最不公平的事情是外卖员不能骑车进小区。即便提着40多斤重的超市配送、或者80斤的水，也不行。在将府锦苑小区，有一次冯文学坚持骑着电动车进，保安勒住他的脖子，把他从车上拽下来。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汗衫都破了。” 2022年5月，又一次，他被拦在小区门外后，订单配送超时，一位顾客很生气，“今天是母亲节你知道吗？”顾客质问他。母亲节，他突然有了怒气：“母亲节关我什么事？”因为这句回嘴，顾客投诉到盒马总部，他被站长严厉批评，封号8天。他从此知道了母亲节在5月。 2023年，有一次冯文学送一份米线，电动车驶过一条坑坑洼洼路，汤撒了一大半，他自己赔了客户10块钱。 还有一次，冯文学在小区里送餐，摸黑顺着草坪里的小路走出好远，才发现是条死路。 2023年5月的一个夜晚，在将府锦苑大门口，他再一次被保安拦下来。“你像送外卖的”，保安这么说。 保安搜查他的电动车，先看车头内侧挂着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充电宝，拖车绳，卫生纸，又走到车后座翻看箱子，看到了箱子里有份餐。冯文学没有辩驳，他顺从地把车停在门外，小跑着送完外卖。 冯文学觉得那个“像”字很刺耳。仅仅是像外卖员就要被搜查吗？再者说，是外卖员就能被搜查吗？ 确定那一单没有超时罚钱后，他回到小区门外，站在自己的电动车旁，拨打了110。他认为保安搜查他的电动车是违法行为，侵犯了他的人权和隐私。警察来了，叫来了保安队长，对保安进行批评教育。那位保安最终都没有向他道歉。 进不去的门 2023年底，青岛市某小区门口，因骑车进小区，外卖员与保安发生口角，保安持刀刺死了外卖员。2021年1月3日，湖北仙桃一外卖小哥与小区保安发生冲突后倒地不起，送医后抢救无效身亡。 小区门口是外卖员要突破的最大难关，他们在此耽搁的每一分钟，都可能变成罚款、投诉。外卖员与保安的冲突也集中发生在这里。 冯文学送外卖的小区，有的门口四组铁门紧闭，保安亭前牌子写着“门前禁止停放车辆”。有的门口钉着蓝色标牌：禁止外卖车辆以及共享单车入内。不同的保安在门口站着，一次一次告诉他，“外卖车辆不得进入”。 他觉得愤怒，窝火，不公平。他问自己：这是新时代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吗？他又给自己回答：“但又不一样。狗能进，我们外卖员的身份还不如狗”。 冯文学经常面临的处境是：拎着超20斤的重物，在迷宫般的小区步行10分钟，却仍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以瑞晖嘉苑为例，共有1到13号楼，每号楼又有6个单元，单元的标识在楼门上方，字小，几乎被楼门伸出的屋檐挡住。小区楼号单元本就复杂，道路却并不规则，路围绕着绿植呈弧形，有时顺着走出好远才发现是死路。 他不理解，其他人都能走，为什么外卖员不能走？其他车辆都能入内，为什么外卖员的车辆不能入内？ 在东坝区域，畅颐园小区门禁最严格，2020年到2022年，外卖员进入需要登记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外卖员只能走北门，不允许骑车。冯文学觉得物业公司“在侵犯人权，是违法行为”。他向12345投诉，又多次报警，都没有结果。 2022年9月20日，冯文学去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了畅颐园的物业公司。他递交了两份诉状，一份案由是一般人格纠纷，另一份根据律师的建议，起诉理由是排除妨害纠纷——即权利人行使物权过程中受到妨害所产生的纠纷。法院受理了后者。 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民事传票 外卖车辆到底能不能进入小区？ 除了冯文学，另一个起诉物业侵犯他人格权的外卖员，30岁的梁宁宁，在2024年5月21日收到了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 法院认为物业并没有侵犯梁宁宁的人格权，驳回原告梁宁宁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只要获得业主的授权，物业就可以对外卖员作出限制性规定，无论是禁止外卖员进入小区，还是禁止外卖车进入小区。判决书中写到：物业……对外来人员进行管理，属于履行物业职责。……不存在仅因为外卖身份就限制其自由之情形。 梁宁宁起诉物业的理由是，物业只允许外卖员走三个门中的一个，侵犯了他的人格权。2024年3月，他在微信小程序的网络法庭上提交了他的起诉书。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彭艳军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讲，法官最后的判决没有问题。但律师认为，不让外卖员骑车进入小区的规定，本质是一种权利的滥用，没有边界感。“任何权利行使都应有边界，都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快递外卖员的工作效率与小区的安全秩序，需要综合考虑，不能粗暴一禁了之。” 冯文学一直在等待开庭通知。递交诉状一年半之后，2024年3月20日，他的案子在望京人民法庭开庭。他没有请律师，自己站在了原告席上。 59次投诉 实际上，在此之前，冯文学在12345的投诉得到过小区所在社区的回复： 畅颐园小区道路狭窄，人车混行，为保障小区内老人、儿童通行安全，经居民会议举手表决，居民代表联名签字等方式征得多数居民一致同意，不允许外卖、快递骑车进入。 他在其他小区的投诉得到的回复也类似：保障老人、孩子的安全；小区街道未人车分流，没有行车专用道路及供外来车辆停放的地方；小区居民自治，共同决定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小区配送。 冯文学感到被敷衍，“总以业主委员会名义回复，说什么举手表决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业主委员会！” 12345小程序上，对“外卖员不能骑车进入小区”投诉的社区回复 做外卖员4年，他在12345小程序的投诉多达59次，加上拨打电话的则更多。他的微信界面，置顶的第一栏就是12345小程序。投诉集中在2022年6月6日到2024年2月3日，内容占比最多的，是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的问题：瑞晖嘉苑小区，畅颐园，华瀚福园，将府锦苑，龙湖天璞，锦安家园……他几乎投诉了所有东坝的小区。 冯文学在乎不能进入小区所耽误的时间，但更在乎尊严，他认为自己应有与其他人同等的自由。在梁宁宁案中，法院“无法认定物业公司有任何侮辱外卖快递之违法行为，亦不构成对该行业或梁宁宁个人的负面评价和贬损”。但保安与外卖员矛盾频发，或许是人们感到受辱的证据。 多数时候，外卖员与保安争执两句，然后熄火。更多的时候，他们沉默。时间在流逝，更紧急的情况他们都无法停下来——比如骑手同行就在自己身旁出了车祸。连死亡都不能成为停下的理由，更何况是愤怒？手机里的女声提醒他们继续拧油门，拧到底，“派单。从XX到XX，请在滴声后回复，收到。” 外卖员还面临另一个涉及尊严的问题，上厕所。外卖员路线的一端大部分是小区，另一端是美食城或商场。商场的厕所是为慢慢闲逛的客人设计的，外卖员总是赶时间，来不及。跑外卖4年，冯文学只在商场上过一次厕所，大部分时候他使用美食城的厕所。 2023年2到3月份，冯文学常去的星光美食城的厕所频繁堵塞，修缮了三四次，最长的时候一周都无法使用，包括档口商家和骑手在内的100多人“都憋坏了”。他打12345电话，投诉了厕所的问题。之后，美食城所在社区对厕所进行修缮，问题解决了。 他还投诉过三条道路：金泰丽富嘉园北门底商旁的一条路、金隅嘉品商场西侧的一条路、坝鑫家园3号楼北侧一条通往河边的路。这些路坑坑洼洼，电动车的轮胎会打滑，转弯时极易摔倒。有时食物的汤汁会溅洒出来，外卖盒会被颠破——餐损每单要扣外卖员一半的钱。 冯文学投诉的其中一条路，路面坑坑洼洼 2020年冬天，冯文学送餐时看到一位母亲带着3岁左右的小女孩走路，小女孩踩坑里摔倒了，他“心里咯噔一下”，想到自己的女儿。第二天，他向12345投诉了这条路。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加了他微信，向他更新修路进度，在一周内把路填补好了。 修缮过后的路面 冯文学常接到一家超市的单，超市位于恒大城市广场，在地下，有电动扶梯，却从不运行。冯文学需要提着沉重的大袋子爬四五十节台阶。他越想越愤怒：为什么有扶梯却不开，腿脚不便的老人、推婴儿车的父母、残障者怎么去超市？2022年10月份，他打电话给12345，反映扶梯不开的问题，“有超市和这么多摊位，周围几个小区少说几千人，这（电梯）几年都不运行，老头老太太小孩，全都得走四五十级的台阶。”很快，扶梯重新运行。 他身强力壮，可以步行送餐，可骑手中有残障者。他认识一名骑手，腿脚有残疾，被拦在门外后只能拎着货一瘸一拐地送货。2023年6月，他投诉12345，将府锦苑小区要求肢体残障外卖员都必须停车进入，没有照顾到残障人士。7天后，反馈告诉他“残障骑手进入小区可以办理出入证明”。办理出入证明需要有残疾证，肢体残障的那位外卖员没有。今年，冯文学听说那名骑手已经离开北京，回老家去了。 我们都是外卖员的顾客 我们在中国，享受着全球范围内最发达和便利的外卖系统，有最廉价的配送团队：外卖业务人力成本低至约1美元（美国：5美元）；以及最短的配送时长：送餐速度平均每单仅需35分钟（美国：75分钟，俄罗斯：数小时）。 这种方便体现在系统里，是被压缩到极致的时间。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超时是不被允许的，每当听到手机里的女声提醒：“您有一个订单还有5分钟超时”，冯文学的压力在那刻达到顶峰。他跑众包，超时3分钟内，扣本单收入的20%，超时3分钟以上，扣本单收入50%，超时15分钟以上，这单白干。 我们下单的一些物品会给外卖员带来麻烦。冯文学最讨厌配送的物品是榴莲。榴莲有刺，有的品牌用硬纸裹着，配送方便些，有的只有简单塑料袋包装，“都是小揪揪提溜不起来，根本就没法拿。有时顾客买四五个榴莲，我简直是没法送。” 外卖员除了被挡在小区门口，还会被单元楼的门禁困住。2023年8月，华瀚福园单元楼下新装了智能门禁，冯文学不会操作，耽误了好几分钟。把餐送到顾客手里，他忍不住多说了一句：小区门禁有问题，业主可以建议物业去修。顾客没好气地说了句：“你个送外卖的连门都进不来，还送什么外卖。” 他和顾客吵起来，“我又不是业主，我没权利配（门禁）。”顾客说，进不来门自己去找物业。争论半天，顾客报警。他又向12345投诉，得到回复：经物业现场测试，发现430单元门及其他各楼门禁系统均可通过门禁扣或手机远程开门使用。 现在，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我们在晚高峰的美食城内聊天，骑手在不同档口前停留又离开，一名外卖员听到我们的谈话也拿出了他的钥匙串，同样挂着两个门禁扣。这是他们借小区保安或保洁的门禁卡拿去自己配的。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违法行为，可对冯文学来说，这至少这能为他省几分钟，他不会再被顾客说了。 冯文学的钥匙串上挂着两个蓝色的门禁扣 进了单元楼，外卖员的难题依然没有结束。有的“老破小”楼栋里，不仅没有电梯，楼梯间也不标记楼层数，冯文学有时“爬楼爬晕了，根本分不清自己在5层还是6层”。 好不容易上了楼，有的楼道里十几户人家，门上却没有户号。有一次，为了节省时间，他在电梯门上写上房号的方向，一位顾客恰好看见他，“你干嘛呢你？”他解释，“实在不知道门牌号”。顾客指责他，“你这属于乱写乱画”，随后投诉了他。 外卖员的最后一步是把餐或物品送到顾客手上。必须送到才能点送达，在楼下、在电梯里都不行，会被鉴定为虚假送达，扣50块钱。冯文学不懂什么是i人，e人，他的疑惑是为什么总有顾客不接电话。单元楼下电话不接，到门口敲门也不开，看订单也没有任何备注，“急死你”。他把餐放门口，拍好照片，点送达。等电梯下楼的时候，他看到门开了，一只手伸出来拿走了外卖。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外卖订单可能会给外卖员带来生命危险。2024年4月28日晚，潮州市一名外卖员因雨天积水过深，在送外卖途中溺亡。2023年9月，深圳暴雨，城市内涝严重，外卖员趟着齐腰的积水送餐。2019年8月10日晚，在上海，一名外卖员顶着台风天和大雨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由于道路积水过深，不慎触电死亡。每逢暴雨天气，“该不该在极端天气下送外卖”就会成为热议的话题。 有的外卖员希望在暴雨天多接单，骑手按单量拿工资，暴雨天单量大，且平台会延长配送时限，给予骑手补贴。有的骑手希望“安全第一”，想停工休息，但又没得选，跑团队或专送的骑手，系统会强制派单，不得请假和拒送。 “不让骑车进，在恶劣天气提着几十斤东西走路配送，这算不算体罚？”冯文学问过很多保安这个问题。他记得一个保安的回答：没得商量。 保安，外卖员，物业 外卖员能否骑车进入小区，到底该负责？保安说，这是物业的规定，物业说这是业主的决定，业主是外卖员的顾客，是他们不让外卖员给自己骑车送餐吗？冯文学想寻求公道，却发现找不到真正能为此负责的人。 冲突总发生在保安，外卖员，和物业这三者之间，但任何一方都不是规则的制定者。 东坝地区的外卖员们流传着对不同小区保安的画像。搜翻冯文学东西的保安，是远近闻名最“招人恨”的那个。有的保安好说话，看东西多，看天黑人少，一般都会通融；有的保安会“人情世故”，外卖员递根烟，也就开门了；有的保安耿直，“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外卖员呵斥甚至暴力相见。 将府锦苑小区也不让外卖车辆不让进入，冯文学多次投诉无果。他不止一次看到有辆涂成白色的三轮车自由出入小区，他质问物业，得到的回复是，这车是小区业主的。 他气极了，“送的外卖送的快递也属于业主啊！”物业置之不理。12345不管用，他报警，打过6次110，警察调解了6次，6次都交涉无果。 2023年5月，他决定正面对抗，他骑着车停在门口，不动。一名很壮的保安上前驱逐他，挪他的车头，他推开保安，保安急了，从右侧勒住他的脖子，把他连人带车拽倒，拖着他的后背在地上刮擦，然后把他摁压在地上。 路过的外卖员拉开保安，报警。警察调解，打人的保安当着警察面给他道歉。警察建议冯文学去医院做伤情鉴定，冯文学说，算了，去医院又耽误好几个小时。保安当下赔给他100元，他收下钱继续跑单了。 一名外卖员拍下了冯文学和保安的冲突现场 这次冲突后，冯文学一战成名，将府锦苑再也没有拦过他。他成了唯一能骑车进入小区的外卖员。他与保安之间也没有产生芥蒂，将府锦苑的保安看到他，会叫他“大神”。 “我从来不骂保安。保安也是底层，其实也不想拦”，冯文学说。有保安曾经悄悄告诉他，如果被发现放外卖员进入小区，他们要挨罚，一次扣50块钱。 他清晰地认定自己的抗争对象不是保安，而是物业公司。他和物业公司也有过冲突。按照同样的方法，冯文学投诉过畅颐园，先在12345投诉，投诉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到了，无法调解，警察随后赶到，物业经理也终于露面了。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他控诉。物业经理问他，侵犯了哪条法律？《宪法》的哪条？他被问住，没法回应。当天晚上，他去打印店的电脑上查找《宪法》原文，他看到宪法第三十八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他认为物业公司侵犯的是他的人格权。他把宪法打印下来，一式三份。第二天，他拿着《宪法》继续在小区门口报警，警察再度把他和物业经理一起带去派出所调解，三份《宪法》，一份他给了物业经理，另一份贴在了警察局的窗口上，最后一份留给了自己。 他起诉的就是畅颐园的物业公司。今年6月5日下午，冯文学骑着电动车前往畅颐园。一位年轻的保安立在门口，他盯着电动车，看冯文学把车放在马路边行道树下，才移开目光。 冯文学走进小区，轻车熟路地拐进物业办公室。物业经理认出了他，绷起脸，举起手掌对着冯文学，拒绝和他沟通： “我们等法院判好吧，我们现在不接待你。” “我不是来吵架，我就是来咨询一下。” “您不用咨询我，有事问法院。” 冯文学音量提高，“犯不犯法不是法官说了算，是法律说了算！” 双方都叫嚷着要报警，两个高亢的男声叠在一起。冯文学叫嚷，“你们要不服我天天让警察来。”经理则数着冯文学的“麻烦”，“你闹了无数次。派出所来过，安监来过，城管来过，你已经去起诉了，现在就等法院判就可以了。” 类似的对话重复了超过十分钟，冯文学的请求或威胁都没有回应，对方只说“等法院判”。他走出物业室，看到一辆电动车在小区街道飞驰而过，车上坐着两个穿着白衬衣的男人，他对我说，“这是看房中介，他们就能进。” 当我们走近保安，对讲机里传来物业的声音：门口那两个人，一个字都不要说。 之后，冯文学又来到锦安家园。一个新上任的物业经理把他带进办公室，接听了一个电话后便再没有出现。此后的一个小时，冯文学和该物业公司的秩序主管王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王勇讲话不急不缓，他向冯文学抱怨工作难做：小区有超2000户，业主大多是80后和90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孩子，小区里常发生电动车对孩子的剐蹭事件，物业因此接到大量来自业主的投诉。他能理解外卖员的辛苦，但“这个东西他管不住自己。你说让他骑慢点，不行的，他总是低头看着手机，平台一直在那里爆单。” 他劝慰冯文学，“人家是这的居民。我和你一样，属于外来人员，只是暂时在这里服务管理。我不能把小区业主惹个遍。” 冯文学频频看手机，物业经理却仍没有回来。他逐渐气恼，在他看来，不让外卖员车辆入内就是歧视和违法，他反问，为什么业主有权利这样做？为什么物业有权对外卖员的车辆进行管制？王勇说，我不跟你抬杠，“不能因为你辩解能力有多强，我就让你进”。冯文学越来越激动，他用近乎威胁的语言：哪个业主不同意？我要去告他，我得知道他是谁，我直接打110来这儿。 这是冯文学抗争的模样：歇斯底里，叱喝骂叫，粗鄙，不体面。经理终于回来了，他站着刷弄着手机，草草应允冯文学下次会和居委会的人一起约见他。离开后，我问冯文学，为什么要威胁，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他神情淡然：只有说得严重他们才会听我说话。他提起上一任物业经理，那个人答应他细聊，他一直等，等了三个月，没有等来任何消息。 “干两个月外卖，出两次车祸” 6月5日下午，瑞晖嘉苑的小区门外，冯文学遇到了一位快递小哥。他站在一棵树下，树干上铁链锁着5个网格塑料大箱。他也不被允许骑车进入，150个快件，他要额外花费半个小时把快递挪到箱子里，再送到客户家门口。 快递小哥不得骑车进入小区，他们拉着这些箱子送快递 快递小哥觉得耽误事，但也能理解这项规则，“骑手骑车太快在小区里撞到小孩，是常有的事”。冯文学反驳他，“可意外发生还是小部分。” “小区里限速5公里，骑手一个比一个骑得飞快。我也骑过，哪有限速过。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小哥说着撩起自己的裤腿，他小腿上蜿蜒着一道紫红色的伤疤。“这都多久了，伤口还没好。”他大口喘着气，“我干了两个月外卖，出了两次车祸。时间太紧了，半个小时挂10个单，连取带送。” 冯文学打断他，“兄弟，你知道有句话是量力而行吗？” “量力而行？！系统给你下的单你量力而行？午高峰的时候谁给你调？”小哥提高声量反问。 “两个月两次车祸”，小哥的经历不是个例。在配送时间的硬性要求下，外卖骑手不得不逆行、闯红灯、用超速换时间。根据人民数据研究院统计，2020年以来外卖骑手相关的100余个热点事件中，由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超过7成。事故原因直指平台，94.7%的骑手为抢时间违反交通规则。 骑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伤亡率更高。例如，成都市2021年1月至8月，快递、外卖电动车的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51.6%，平均每1.5天就有1名骑手伤亡。2019至2021年，上海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中，伤亡事故占事故总数的90.3%。 出了两次车祸后，小哥转行当了快递员。眼下重要的事是整理快递和送快递。他开的快递车车门内侧写着两行数字，是该小区的单元楼分布图，按照单元楼顺序送货能提高效率。“这个小区算好了。我之前送过老旧小区，楼号没有，单元没有，一进去一脸懵。” 冯文学问他：“你为什么不投诉物业，争取你的合法权益？” 小哥没有停下理件的动作：“你就是干这份活。忍，不忍还能怎么样。” 抗争者冯文学 冯文学开始送外卖是因为失业。此前，他是铁路道口的安全员。2020年，道口改造，他失业后开始跑闪送，然后跑外卖。配送范围以东坝星光美食城为中心，向方圆三五公里发散。 他说，跑外卖之前，他的人生一帆风顺，从未遇到什么歧视或不公。中专毕业后，他先是在东坝的村里干绿化，种树养林。2014年，家里托关系给他找了份铁路道口安全员的工作，“有三险，还发了工会卡，算是半政府编制”。铁路道口一侧只有他一个人，他盯着铁轨，盯着同一个道口，盯了6年。唯一使用的器官大抵是耳朵，警报一响，他走出值班室拦车拦人，警报不响，他继续坐着，手伸到监控看不到的角落滑手机。他重复着这种生活，几乎没有和人群打过交道，直到失去工作。 2020年，他萌生出创业的想法，希望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大人物。他想开公司，创办平台APP，人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交友，聊天，更重要的是互帮互助，比如捐血给需要急救的人，甚至捐献器官。“我的野心就这么大，我要服务和帮助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计划”。 他在网上找了一家上海的公司，转了两万块，希望对方能设计这个APP，但没做成，两万块钱打了水漂。几个月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再度联系他，说觉得他人不错，想让他来当自己公司的法人，他答应了。 后来，妻子发现了这件事，认为这是诈骗，目的是为了让他背负债务。妻子立刻在上海找了律师，两个月后，对方同意法人变更。 冯文学认为自己并没有上当受骗。“人家没黑过我。要不然两个月时间，怎么不能骗我点钱呢？”他损失的只有2000块钱法人变更手续费。他和妻子天天为此吵架，直至离婚，他净身出户。他还有个女儿，当时15岁，坚定地站在妈妈一边，“在我闺女心里边，我属于傻子。”说着，他突然哭了。 离婚后，冯文学每个月要给女儿5000元抚养费。他跑单不多，中午送餐的高峰期，别的骑手一次挂着12单，他最多只挂6单，他平均月收入约5000元，每月几乎没有剩余。 今年2月初，冯文学的视力越来越差，他把字体调到最大，减少接单数。4月，他发现自己看不清顾客的备注和平台的接单提醒，他停止跑单。他去医院看眼睛，花了500块钱，医生说状况严重，需要再诊断。医生的话令他恐惧，自从跑外卖后，他的社保就断缴了，没有医保，他不敢去医院。收入断了，他只能在支付宝贷款，目前负债两万。 “我现在生死不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冯文学说。他的抗争因为多种失去变得更加决绝。他想抗争成功，迫切地想做成个什么事。 他想让更多外卖员能进小区。为此他花4000块钱成立了一个公司，想与物业签订安全责任协议，为外卖员进小区提供担保。他拿着公司的名片去找物业，物业又说，还要交担保金。冯文学觉得这是讹钱，事情不了了之。 他还想为跑众包的骑手们组建工会。2023年6月，他在12345小程序上投诉外卖员没有工会的现状，他说，“现在城市中配送员是最累最受歧视和欺负的庞大群体，根本没有为骑手做主的工会。” 他给东坝乡工会、朝阳区工会都打过电话，他还骑着电动车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都没有结果。 今年3月，在望京人民法院的民事厅，他起诉物业公司的案子开庭了。他独自一人面对法官和书记员。据他回忆，庭上大部分时候都是他在说话。他细数种种不公：只让外卖员走西门、不让骑车进小区；物业说是业主自治，可自治不能损人利己，不能违背公序良俗；这是社会主义版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审理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他感到法官并不重视。他下载了6个保安和外卖员冲突的视频想要给法官看，法官撇了一眼，把手机放在了一边。 6月6日，冯文学收到了法院寄来的民事判决书，两页纸，4面。 “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区域、路权具有物权，外卖员对此并不享有权利。至于目前畅颐园实行的外卖快递车辆不得入内的举措，由小区所属社区服务站结合业主意愿制定，物业公司负责实施，不违反法律规定。” 判决书最后一面纸上写着：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冯文学的全部诉讼请求。”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青岛被刺死外卖员的故事被三联生活周刊写了出来，读了很是心痛。 这位叫李越凯的外卖员30岁出头，吉林延边人。父亲在酒店打工，母亲做保姆，夫妻两人每个月收入7000元左右。 一辈子的积蓄，加上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把李越凯送到澳大利亚留学，学的是心理学。李越凯一度中断学业，因为家里没钱了。后来毕业回国，也找不到工作。 他还有一个弟弟，现在也在读大学，父母现在可能在供他弟弟读书，也很辛苦。 李越凯回国后工作难找，喜欢木工，想一边拍视频创业一边卖手工家具，最终创业失败，不得不到青岛投靠亲戚，自己去送外卖。 这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他什么都没做错。 亲戚向记者透露一个细节，过马路时绿灯还没亮，但是已经没有车了，他也劝亲戚不要闯红灯，要等绿灯亮了才走。 这可能是海外社交媒体上一片惋惜的原因，很多人认为他既然都出来了就不应该再回去，哪怕你在澳大利亚送外卖都行呀。 不光是找工作和就业的问题，而是回去后面临的社会环境，实在太严峻。 经济向下，底层的挣扎会造成踩踏。想一下那个保安，是从自己衣服里拿出一把刀，这说明他也已经处在某种临界点上，遇到刺激可能会伤人——是孙越凯成了这个倒霉的人。 假如我晚出生十几年，命运可能和孙越凯差不多。父母拼命省钱供自己读书，但是毕业后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他学心理学，这个专业判断没错，因为中国有那么多心理出问题的，一定有就业机会——但这只是理论上，现实情况可能是，他需要引路人，需要人给他机会。 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知道做视频、直播和线下结合的商业模式，但是能成功的依然很少，最终不得不去送外卖。 这是大部分人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的一个办法。所以真心希望大家不要去攻击外卖平台，如果外卖平台被整治，最终穷人家的孩子连这个保底的机会都会失去。 李越凯的悲剧，还在于他努力做一个好人，做一个现代人。据说是他认为“别人也能进小区”而和保安发生争执，才导致局面激化的。 如果他有点底层的狡黠或者“生存逻辑”，或许就会躲过一劫。比如给保安送一盒烟什么的（这样想有点龌龊）。 这可能是“好留学生”的悲哀。我不知道他在澳洲读的什么大学，成绩如何，但是就媒体报道所呈现的来说，他是一个“好学生”。 留学很贵，而留学毕业回国大概率也不容易，这就是现实。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信息了解哥伦比亚大学，当然百度上搜到的都是留学中介信息。有一篇介绍哥大新闻学院如何厉害，普利策奖办公室就在这里，哥大新闻学院研究生多么重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这个文章最后说：成绩好的毕业生，回国后可以申请到澎湃新闻和界面工作。 在普利策奖办公室隔壁咖啡馆看到这个，我真是惊掉下巴。但是转念一想，即便在哥大新闻学院毕业，回国后又能到哪里工作呢？ 说不定和我一样，写公号，做自媒体。 但是如此讲述这个故事，我又担心会助长一种“留学”或者受教育、读书无用轮的想法。 不管如何，我仍然相信，在哥大新闻学院念书都是美好的事，到澳洲留学也是值得的经历，父母虽然能力有限，虽然没有成功，不能说他们的选择就是错的。 当然，我们也只能心中念着这种美好，面对艰难的生活时，可以把这个念想藏起来。看到保安锋利的刀刃，第一时间逃命。 不要放弃这个念想。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12月5日晚10点多，青岛市李沧区中海国际一里城小区门口，因外卖车辆是否能进入小区的问题，54岁的保安赵力与32岁的外卖员李越凯发生争执，随后持刀将李越凯杀害。一位附近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说，保安要维护小区的安全，如若被发现私放骑手骑车进入，一次会罚款50元。骑手要保证配送的速度，如果因为超时导致被差评或者取消订单，会被扣分甚至罚款。 “保安违反制度要被公司罚款，外卖员超时被投诉也会被罚款，这就是很多小区保安与外卖员起矛盾的原因。” 行凶 2023年12月6日下午两点左右，张丽莉接到李越凯母亲的消息，对方很着急，说联系不到李越凯。她还跟张丽莉说，前一天晚上，她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公安局的，说“李越凯在青岛出事了，让家属来派出所”。张丽莉是李越凯的亲戚，比他大两岁，二人一起从小玩到大。 家里人开始寻找李越凯，他的大表哥当时在青岛做生意，特意赶去他的住处，但敲门一直没有人开。他不知道，那时李越凯已经离世了。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的警察告诉李越凯的家人，12月5日晚，李越凯在青岛市李沧区中海国际社区一里城小区一期送外卖时，与保安赵力产生冲突，随后赵力持刀将其杀害。 现场监控视频显示，12月5日晚22:07，穿着黄色外卖服装的李越凯在一里城门口来回走动，他送外卖的白色电动车就停在一旁。穿着蓝色保安制服的赵力看到李越凯之后，从小区门口保安亭径直走向李越凯。视频中，能看到两人发生了对话，随后赵力左手指向李越凯，右手则从腰间抽出一把刀，拽住李越凯便向他胸前刺去。 图片监控录像视频截图（受访者提供） 在赵力的攻击下，李越凯连连后退，胸前、腰部、背部、脸部身中数刀，他没有任何反抗，随后被按倒在地，赵力又在其背部连刺数刀，直到旁边有几个人跑过来将赵力拉走。监控视频显示，整个行凶过程只用了一分钟。案发后，赵被民警当场抓获。一位现场的目击者告诉李越凯家人，一里城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在案发前，李越凯曾骑着电动车冲进小区送外卖，两人当时就已经产生冲突。 这是李越凯送外卖的第6天。李越凯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人，今年32岁。一个月前，他在张丽莉的邀请下来到青岛。张丽莉做旅游业，在青岛开了个门店，需要有人帮忙。不过，此时正是旅游的淡季，她的门店只有周末才开门。其他的时间，她并不清楚李越凯在做什么。 在张丽莉的合伙人曾爽印象里，李越凯非常有教养、细心、有责任心，是个很难与人发生冲突的人。她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李凯越主动喊她姐姐，说话时还会微笑着看着她，时不时点点头；不说话时，则安静地待在一边，“像个大姑娘一样”。他们不理解，老实内向的李越凯怎么会遭遇如此大的横祸。 冲突 一里城小区建成于2014年，共19栋楼、3700余户，在青岛李沧区属于中高档社区，房价每平米高出周边小区3000元左右。小区有三个大门。案发的地方在东门。小区的一位业主告诉本刊，一里城自建成起，一直实行封闭式管理，陌生人、车进出需要登记或跟物业报备，外卖车辆不允许进出，骑手只能步行进去送餐。 “一里城是我们送外卖的噩梦之地。”外卖员何成是一家外卖平台的专送骑手，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一两单一里城的外卖单子。他说小区面积大，楼栋多，走进去就要很长时间，还要问路，加上小区楼房以二三十层的高层为主，又要等电梯，送一单外卖的时间在5-10分钟左右，很容易超时，如果骑车进去，“至少能省一半时间”。 对于外卖员来讲，时间对应着一系列的数字法则，而这背后直接指向的是他们的收入。何成告诉本刊，每个月，一个专送骑手会有130多的基础服务分，送单多、有好评或者遇到恶劣天气都会加分，从0.1分到0.5分不等，有时还可能翻倍。与此相对的是，如果送单超时、客户给差评或是取消订单，则会扣分，分数是加分的许多倍。何成说，分数会随着单量实时更新，系统会依照分数评选出一至六星级骑手，每单给予0-0.49元的奖励。“要想增加星级，就得多跑。” 在一个一个数字制造的“壁垒”里，骑手们最怕遇到的就是超时，何成一天能跑60-80单，“我跑20单才能加2分，但一单超时就扣掉了。”何成曾遇到过一次严重的超时，今年9月份的一天，青岛下大雨，系统派给他10个单子，好几个都不在同一个路线上，有几单他都超时了。他送过最晚的一单，已经超出预定送达时间20分钟时，他还没有到。顾客取消订单，何成被扣了几百块钱——他一天的收入才300块钱。罗可也是李沧区的一名外卖员。他告诉本刊，每次送单，距离预定送达时间还有一分钟时，手机的外卖平台新系统会一秒一秒倒计时，他觉得自己像背了个定时炸弹一样。 李沧区一外卖站点站长告诉本刊，李沧区的不少楼盘都是近些年新开发建设的，商圈分散，小区大而新，不少都不允许外卖车辆进入。一里城附近一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张洁说，这主要是出于小区安全管理的考虑，她也能理解保安的苦衷。张洁告诉本刊，在李沧，小区保安工资基本在2200元一个月，一些中高档小区的保安收入能有3700元，如若被发现私放骑手骑车进入，一次会罚款50元。“保安违反制度要被公司罚款，外卖员超时被投诉也会被罚款，这就是很多小区保安与外员起矛盾的原因。” 图片监控录像视频截图（受访者提供） 每次在小区门口被保安拦住，何成的做法是跟保安开开玩笑，递根烟，保安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样的方式在“一里城”是行不通的。为了能够骑车进去一里城，何成想过很多办法，他笑着喊过大叔，递烟、递水、递槟榔，但小区的保安都只是一句话回过来，“规定不能进”。 一名叫罗可的外卖员说，事发的一里城东门至少有两个保安，年纪都在五六十岁左右，其中一名应该就是赵力。罗可还记得，有一次，他听一个骑手说，因为保安不让进，对方和保安在东门口吵了起来，后来被路人劝开了。一名一里城东门口的商铺老板告诉本刊，他观察到，进入一里城送外卖的外卖员基本上都会将车停下来跑着去小区送外卖，但也有一些外卖员，会趁着保安不注意，从人行通道冲进去。 事情发生后，张丽莉一直在想为什么悲剧会发生。她说李越凯是个很讲原则的人。她跟本刊回忆，有一年凌晨，她跟李越凯走在老家城区的路上，路上没有人，车辆也很少。碰到红灯时，她要走，但李越凯叫住了她，他一定要等到红灯读秒结束才走。即使喝醉酒，他也要尽量走直线。“他估计看到别的外卖员都进去了，觉得保安为啥只骂他，他（李越凯）可能想跟保安讲道理。” 图片图｜美团外卖App 困窘 张丽莉觉得李越凯去送外卖，应该是缺钱了，但他从未跟她提过生活中的困窘。李越凯是家里的老大，父母已经年近60，他还有一个在读大学的弟弟。张丽莉说，李越凯的父母对他一直抱有很大的期望，高中一毕业就将他送到澳洲留学，读的是心理学，花费一百多万。李越凯的父亲在一家饭店打工，母亲给人家做保姆，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才7000多块钱。张丽莉说，留学的费用里，至少有一半是李越凯的父母借来的，现在也没有还完；而且因为缺钱，李越凯还休学了一年。 李越凯是五六年前从澳洲回来的。当时他已经毕业工作两年。张丽莉不知道他在国外做了什么工作。只知道回来时他说自己想创业。他喜欢木工，想自己做手工家具在网上卖。为此，他自学编程想设计一款售卖家具的app，但还没做出来，他看到视频平台很火，就想着拍视频做自媒体，推售自己做的家具。但五六年过去了，也一直没有什么水花。张丽莉只是听李越凯的母亲说，在来青岛前，李越凯每天都在家里的闲置厂房里锯木头、做桌子，一干一整天，回来浑身都是木屑。 图片图｜李沧公安官方微信公众号 回国后，李越凯一直都没有出去找工作。如果问到靠什么生活，他就说自己在澳洲工作两年的积蓄还没有花完。在张丽莉眼里，他保持着一种精致但低物欲的生活。比如，他会因为某款酒口感不好，自己在家酿菠萝酒，酿好的酒还要装进专门准备的小瓶子里封装。他很少大吃大喝，三餐都是简单的土豆、鸡肉、三文鱼。 偶尔的时候，朋友或者张丽莉会找李越凯帮一些忙，给他一些报酬，每月有三四千块。比如说，张丽莉这几年在浙江、厦门等各个地方开分店，都会叫上李越凯。张丽莉觉得李越凯其实很有想法，她记得在厦门的店里，他们曾卖过一款旅游纪念品，是个音乐盒——普通的音乐盒只有固定几首音乐，李越凯找到一款琴谱音乐盒，把琴谱纸条塞进去，音乐盒就能弹奏对应的音乐，这款最后成了店里的爆款。 但李越凯总是想方设法把赚到的钱还回来，比如抢着买菜或者掏钱进货。张丽莉说，李越凯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记得他对自己形象要求很高，身高一米七的他，常年穿着增高鞋垫，并做引体向上和平板支撑保持身材挺拔。在平常，李越凯很少会跟张丽莉流露出自己的情绪。只有一次，他提过，说父亲开的是一台二手的非常老旧的车，可能有10多年了，“看了有点心酸。”“他说自己不打算恋爱和结婚，只希望经济上取得一点成绩，父母有经济压力。” 事发后，李越凯工作的站点经理曾告诉张丽莉，在送外卖的几天里，李越凯工作非常勤奋，别人一天送几十单，他能送100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在北京五环外的崔各庄，马闯一家三代居住在这里。几个月前，因为一张全家身着外送骑手服的照片，马闯一家在互联网上引发关注。在这个家中，除了年仅4岁的孙女，父母、大儿子与儿媳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头送外卖谋生，二儿子也曾来北京送过几个月外卖。 这样一个骑手家族背后，是社会基层的自我复制。 骑手一家 马闯起床准备上工的时候，十点半的北京已经天光大亮。屋内仍是晦暗一片，在马泉营村彼此挨挤的矮房群里，这间位于一层的小房分到的阳光被挡去了大半，即使在白天，屋内的光源绝大部分也来自那盏白炽灯。 晦暗里空荡荡的。7点多的时候，女主人潘明月出门送女儿去读幼儿园，而后就骑电动车开始跑单。马闯去厕所冲了把脸，套上外套就出门。推着摩托车从狭窄的巷子里出来，他打开手机，系统派发了今天的第一单，他看清商家的地址后，骑着车出发了。 在北京五环外的崔各庄乡马泉营村，马闯一家三代居住在这里。北京CBD的摩天大楼在远处的天际线矗立，村里有的是一栋连着一栋密集的两层小楼。长相相似的小楼，内里被隔开一个个小小的单间，住满了来北京打拼的外地租客，许多是从事服务员、物流配送或者送餐员之类的工作。马闯一家三口和父母来这里落脚时，不巧没能找到同一栋空出来的两个房间，于是，在相距数百米的两栋楼里各租了一间房。 马泉营村的出租房群内部，人员庞杂，流动频繁。阡陌纵横的巷子里，略微富余的空间，被北漂的劳动者们各式各样的代步车占据，大都是电动车和摩托车。马闯家门口，被三辆车围住。马闯和妻子各一辆摩托车，还有一辆是马闯的表哥的，最近，他回河南老家陪伴待产的妻子，暂时把送餐用的车寄存在了马闯家，等几个月后照顾好妻子，还要回来北京送外卖。 马闯开玩笑说，在马泉营村，自己的家是一个“骑手之家”。几个月前，因为一张全家着外送骑手服的照片，马闯一家在互联网上引发关注。 在这个三代同堂的家中，除了年仅4岁的孙女，大人们白天都靠穿梭在北京街头送外卖谋生。 偶尔，马闯会在送餐途中偶遇父母。有时是在美食档口取餐的时候，时间充裕的话，能坐在一起闲聊一会儿，说的多是当天收到的差评或态度恶劣的商家。12月初，马闯的女儿在北京的感染潮中病倒，最近爷爷马国保遇到马闯的时候，聊的都是孙女恢复的情况。有几次，马闯在送餐途中遇见骑着车送餐的母亲赵华清，两人都着急送餐，就只按几下喇叭，算是互相打了招呼。 一家人像被放在一个篮筐里的鸡蛋，挤挤挨挨，时间撞在一起。照顾孩子等家务，只能匀出妻子潘明月来，她跑兼职单，收入少些，但时间自由，每天可以负责接送孩子、回家做饭等后勤工作。 往往是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巷子口就会出现潘明月骑着电动车的声音。她把车停在出租屋门口，洗了洗手，就进了厨房备菜。嫁给马闯前，潘明月不会做饭，一家人都在为生活奔波的过程中她担起家庭中的各项事务，也学会了下厨。马闯两点多回家，帮着潘明月将热气腾腾的菜从厨房端出来。女儿四点多才放学，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独处时间。 几百米之外的另一个房间里，马国保和赵华清也在吃午饭。马国保和赵华清都是全职，有自己的排班时间和固定工时。做饭还是由妻子负责，为了尽快准备好饭菜，赵华清总得在下午和傍晚下班前，抽一段没单子的时间，回家备菜。 为什么会扎堆。归根结底，这个家庭发展根系的逻辑，延续着熟人带熟人的方式。到家人亲朋打拼过的地区工作，是他们所能动用的所有人脉和资源，也是很多这类家庭到大城市打拼最基本的跳板。 对马家来说，这层阶梯，就是马闯的堂哥一家。第一个被拉来北京的是马闯。2016年，他对在广州五金厂的工作不甚满意，求助堂哥之后，他跟着堂哥，进入了北京一家西餐厅当学徒。出发前，他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行，学不会高大上的西餐，也融入不了北京这座高大上的城市。在北京打拼的堂哥，安抚着他初来北京的忐忑。 工作后，他才在周遭都差不多水平的人群中，打消了这层疑虑。马闯的父母，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放弃了广州的工作，随儿子一起来了北京。当时堂哥一家已经在北京落脚，在堂哥一家的帮助下，马闯一家很快安顿了下来。工作也有了着落，父亲马国保跟着自己的大哥送快递，母亲跟着伯母去了超市做收银。 经过堂哥一家的“传帮带”，马闯一家很快在各自的岗位独立运转了起来。在北京，一家人快速落脚，也很快撞见了一些不得不独自面对的窘迫时刻。 独立送快递后不久，马国保一次不小心开着载满快递的三轮车，驶上了北京东五环的立交桥。为了拓展更多空间，为疏导交通流足更多余地，北京六环内，随处可能修建着立交桥。有时候驶入一个路口，马路会在前行数百米后忽然上倾，而后的道路被支在高空中。这便是大城市庞杂的一面。在老家，村里一马平川，马国保没走过这样的路。那天下午，他只懂硬着头皮骑车谨慎往前。一旁高速路的汽车不断从他身边疾驰而过，没有人停下来为他提供指点。他很快不敢再向前，战战兢兢将三轮车停在路边，给自己的大哥发消息求助。最后，大哥来将他带了下去。 马家人后来流入外卖骑手一行，契机在于马国保201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那时他送快递已一年多，摸清了路线，也熟练掌握了导航。在饭桌上，他听转行送外卖的前同事聊起，跑外卖的收入比以前要高。于是，他辞了送快递的活，跟着前同事学，成了一名骑手。 事后看，马国保的这次职业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这个家庭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方法、安全出口。 2020年秋天，马闯的披萨店负债歇业。他在家待业一个月，每天躺在床上，盯着手机里的求职软件，试图继续留在餐饮行业，找一份厨师的工作。但是，他能搜到的岗位要么离家太远，要么薪资不高。女儿才不到一岁，各方面都需要花钱，还有债务需要偿还，马闯的失业让家庭的运转陷入了困顿。 当时外卖行业正热，父亲成了家里的支柱。马闯一家三口的生活常靠父亲接济，女儿的奶粉有时也得马国保帮忙买。为了让失业的儿子尽快振作，马国保建议他来送外卖。当时马闯一穷二白，做骑手开的第一辆摩托车，还是父亲帮忙买的。 2022年，赵华清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赵华清来北京当了两年收银员后，因家里还有在读高中的小儿子需要看顾，决意回老家尝试当微商。为了获得更高的代理职务，她大量购置商品，最终在几年内，将大部分钱财赔了进去。 得知了赵华清的亏损，马闯和马国保父子开始劝说她回京，做什么，自然也是外卖骑手。赵华清羞愧于自己给家庭造成的损失，最终答应了下来。 一棒传一棒，马闯像当初父亲教他一样，带着母亲一点一点熟悉送餐的流程。刚过完年不久，单子还不多，母亲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跟着他跑了两天。第三天晚上，他带着母亲购置了一台电动车，又跟着她从七八点跑到了十一点。两三个小时里，母亲挣了两百块钱。这是两年来，赵华清第一次看到收入的正增长。 2022年年中，马闯的弟弟从河南一所本科院校毕业，找不到工作，考公也无果，最终在家人的提议下，上半年也住进了马泉营村，穿上骑手服送了几个月外卖。马闯的弟弟性格内向，很少和家人袒露心绪。马闯隐约感觉，弟弟虽然满足于劳动带来的收入，却始终不满意送外卖这份工作，只是一时间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将就。 突破圈层的想象 有时候，马闯会开玩笑说，自己的家庭是“袋鼠之家”。在这个家里，成员们共享着一个噩梦。除了女儿，每个家庭成员都曾在送外卖的第一个月，梦见自己骑车在不同的店面和小区之间拼命飞驰，场景不断地变换、摇晃，他们无望地看着自己奔向超时的结果。 一家人在既定的轨道里盘绕，这样的轨迹与经验最终还是没能满足马闯弟弟的心气和野心。只干了几个月，马闯的弟弟回了河南，报名了郑州一家机构的编程课，企图抓住一块向上的跳板。 如果可以，马闯也想从每天在崔各庄风吹日晒下送餐的生活里出走。他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能过上像白领一样安稳的生活，坐进写字楼的办公室里，从事一些脑力劳动。比起眼下风吹雨淋的工作，写字楼里的劳作有建筑遮风避雨，更规律，不用透支体力和时间。但他过早辍学，想要出走到这样的结局…… 半个世纪来，这个家庭吸收着有限的家庭资源，在固定的轨道上缓慢前行。马闯的爷爷奶奶都是农民，一生扎在农村的土地上。马国保和赵华清完成了从土地出走的第一步。他们二十岁结婚生子，在大儿子马闯五六岁的时候，拿着几百块钱，到隔壁南阳市批发卖菜，走出了驻马店的村子。 马闯见证了父母进货的工具从脚蹬三轮车，换成了摩托三轮，后来又换上了大卡车。零几年时，父母在老家县道边盖了一栋有前院和后院的两层小楼，带着他们搬出了老旧的平房。 高中毕业后，马闯没有考上大学，父母曾想把卖菜的生意经教给他，但马闯拒绝了。初中的寒暑假，他常去父母的菜摊帮忙，见过父母的辛劳，他觉得菜摊上的日子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投奔了在上海工作的表哥，进了一家五金厂，负责在高温车间里给电机烤漆，轮班上岗12小时后，他可以有24小时的休息时间。第一天上的夜班，下班走出车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拎着一袋路边买的酱香饼回到家，马闯嚼着嚼着饼就睡了过去，再醒来时，那块饼还在嘴里没咽下去。城市里的工作不如他想象得轻松，工资也不如想象中多，马闯觉得厌倦。 马国保和赵华清的蔬菜生意也陷入困局。卖菜也是一种投资，投资就会面临风险。从马闯高中起，父母就几次出现菜品选择的失误，不断亏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车上海青，一直到大年三十都没卖完，只能倒掉，亏损了几万块。连续的亏损不断挫伤马国保夫妇的信心，放弃的念头日益强烈。 一家三口的命运重新交汇。一年结束，马闯从上海回老家过春节，转年伊始，一家三口一起去了广州，进厂上班。一年后举家来北京，开启了骑手一家的序章。 从西餐学徒做到厨师长，马闯只用了三四年。起初的几个月，他迷失在西餐厅后厨二十多种调味料中。迷迭香与百里香的区别、调味料的用量、多种组合的先后顺序，家里做饭不用这些佐料，这些是超出他过往生活经验的新尝试。时间久了，他学会了记笔记，将需要记忆和区分的知识点密密麻麻写在笔记本上。一年多的时间，从成天只能站在高温油锅边炸薯条，到顺利出餐不被退回，他总算出师。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辗转在不同的厨房里，学习不同国家的菜系，技艺不断纯熟，头衔也不断升级。风头最劲时，他在朝阳大悦城的一家高档西餐厅当厨师长。 当时马闯发觉，虽然这不是顶级的厨师岗位，但已经是他能力所及的最高处。公司有出国进修的机会，从国外回来的人镶着米其林星级的金边，升上行政总厨。但不会英语这一点挡住了马闯，想要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成就，他还得在这个位置熬上二三十年。 或许创业是普通人最好的翻身机会——25岁的马闯决定试试。2019年七八月，马泉营村附近新开了一座美食城，马闯和潘明月在那里开了一家披萨店。 头半年生意红火，女主人潘明月怀孕八个月的时候都还在店里帮忙。潘明月回老家待产的一个多星期里，马闯一个人撑着这个店铺，炸、炒、烤的各种工序并行。烤箱的高温，烘得他起了满背的痱子。 半年后碰上疫情，等到来年，生意依然没有好转，之后的半年不断亏损。父亲听闻他一直在赔钱，劝他关店。马闯不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店，竭尽全力他也想坚持下去。存款被掏空，他就找人借钱，借不上就刷信用卡，实在填不上了，他才放弃。 机遇之于马闯一家，就像走旋转门，看似走进去，却时常回到原地。 马国保和赵华清年轻时在南阳卖菜赚了第一笔钱。他们决心用这笔钱改善住房。当时，许多同村做生意的人都在机场附近买了房，有远房亲戚怕他们错过搬进城的机会，劝夫妻俩赶紧也去买一套。但是，马国保想着要回老家自己盖房，坚决没有同意这个提议。 想要兼顾机遇和情怀，对马闯一家来说很难。21世纪初，中国的房价方刚展露攀升的势头，当时的很多人难以想象日后的房价会以怎样的速度攀升。 马国保如愿在村里修了新房。住隔壁村的远房亲戚也花十万元在机场附近买了一套房，没两年，机场附近的地块拆迁，亲戚买的房子被拆，获得了数百万元赔款。 而随着孩子们长大，马国保开始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成婚都流行在城里买商品房，他在老家修的房子，渐渐地在孩子们的婚恋里，派不上用场了。 有时候看向远处，马闯可以看到另一个圈层的家庭是如何伸展、发展家族的枝叶。 在马泉营村周围环绕着大片别墅区。那里的楼栋和马闯住的矮楼群一样整齐排列，不同的是，富人居住的别墅区，因为精巧的设计，每一户都能享受绿意与阳光。 空阔的空间，和充分被保护的私密度，是别墅业主们享有的便利，却成为骑手们的麻烦。 马闯不喜欢去别墅区送餐。摩托车不可能开到楼下，保安总是连人带车把骑手们拦在小区门口，要等登记和跟业主确认后才给放行。进别墅区不能骑车，只能走进去送餐，远的话，往返小区里送餐就要近半小时。 去年，马闯接过一个单子，信息提示顾客买了价值五六千的红酒。本以为会是数量庞大的一单，没想到取货时，马闯发现一箱里只有五六瓶红酒，这意味着单瓶酒价格就上千元。不仅如此，配送费还达到了160元，折算给他的金额足以抵他午高峰一两个小时的订单收入。 马闯送餐时，看到过一家中介摆出这些别墅的售价，一栋两千多万。马闯想，一瓶红酒一千多元，虽然自己也掏得起这笔钱，但关键在于，对于住在别墅区里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天价酒水，估计和自家在聚会上点一百多的红酒白酒性质上没什么差别。 在这个圈层里，货币以膨胀的方式存在着。 马闯想过，到底什么样的人，能住得起这样的房子，买得起这样的酒。他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圈层里，人生的路径又跟自己有何不同。也许是因为高学历或其他条件，他们在公司里表现优异且资历丰富，继而拥有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年薪。 如何获取财富，马闯承认自己想象力有限。除了做点小生意，或是直播电商，他想不到自己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年薪千万的大主播，经历难以复制。况且，那是家里的人都不熟悉的行业，在不熟悉的行业，没有亲戚朋友的引领，很难成功。 停不下来的齿轮 如何拥有更多的财富，是许多人难以搁置的烦恼。马闯也是其中之一。即使不贪大财，马闯也知道自己需要赚很多钱。 2021年，马闯的女儿一岁多时生了一场病，发烧，吃药一直不管用，送到华西医院后，检查得知孩子已经快要烧到肺炎，必须尽快住院。 一万元的住院押金，差点压垮了马闯和妻子。当时马闯刚开始送外卖没多久，虽然债务没还完，心态仍旧轻松，每天只跑六七个小时，能挣到两百多就乐呵呵地下班。工资覆盖一家三口在北京的开销都勉强，更别提存钱。以至于要交押金时，马闯手里只有两千元。没办法，夫妇俩开始四处打电话找亲戚朋友借钱，怎么也凑不够，最后打给了马闯远在老家的爷爷，才凑上钱。 马闯说，如果不是发现自己连女儿一万元的救命钱都掏不出来，他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必须四处找钱的境地：“你不好好干，等哪天自己的家人住院了或者怎么着需要钱，你没钱的那一刻最丢人。” 女儿病愈后，马闯拼了命地工作。每天上午十点出门，一直跑到凌晨两点才回家。 今年，马闯入选了“骑手上大学”项目，免费在国家开放大学就读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可以获得大专文凭。为此，他特意买了笔记本电脑，晚上下班了就看一会儿网课。起初还特别有激情，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单子不多的时候都会掏出手机来上会儿课。 马闯慢慢发现，上课无法急于一时。他依旧像初高中时一样难以理解复杂的原理，老师讲起计算机的二进制，他听得迷糊。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拥有了一定要学会的理由。 马国保和赵华清也无法停下。一直在轮转的夫妻二人，积累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儿子。2017年，马国保和赵华清掏出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点钱，凑够了首付的十几万，给大儿子马闯在老家县城里买了一套学区房。两年后，马闯结婚，彩礼也由他们置办。小儿子编程培训班的两万元学费，再加上在郑州租房的费用，都得老两口来付。以后他结婚成家，也缺不了父母的帮持。 老两口仍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支柱，孙女出生后，他们也抽不出时间帮马闯这对新手父母照料孩子。能给予的，只有经济上的援助。 现在，马国保仍会时不时询问马闯手里的钱够不够花。看到对话框里的红包或转账，马闯心里不是滋味。他也想要硬气一些，直接不收，但生活的缺口明晃晃摆在他眼前。 一个月房租2000，房贷2000，四口人的生活费2000，女儿幼儿园的学费一个月1500，摩托车加油一个月1000，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开销，一个月得将近一万块。这样的生活，经不起任何计划外开支的考验。 “下一代说不定还是送外卖。”马闯一家五口都是骑手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后，有网友如此评论。 马国保接受不了这样的论断与推测，马闯和潘明月也对女儿被牵扯进来感到不快：“就算有一天我孩子真送外卖，我也没觉得丢人，她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是干涉不了的。” 今年夏初的一天，马闯彻底崩溃过一次。当时天刚擦黑，往常该顺着晚高峰的人潮四处送餐的马闯，骑着车回了家。一到家，他就冲进厕所，关上门，躲在里面哭了出来。哭声在狭窄的厕所里回响，穿透单薄的墙板传到门外。 回家前，马闯在工作群里发了条消息：“人这辈子活着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天天送餐吗？”马闯平时性格乐观，群里的人们感到反常，纷纷提醒马国保，让他去看看自己的儿子。 生活是害怕比较的。马闯偶尔会羡慕身边的同龄人。只比他大几个月的堂哥，高中没毕业就出去闯荡，在马泉营村附近开了家早餐店，现在已经有了第二家分店。如今，堂哥一家人都泡在两家店里。大伯和伯母给堂哥买了辆车，堂哥夫妇也还没有孩子，生活压力要小许多。 潘明月在马闯回家前就看到他在群里发的消息。她拉开了厕所的门，站在门口安慰自己的丈夫，“挣多点就多吃点，挣少点就少吃点，不跟别人攀比，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 看起来，马闯似乎也只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安慰自己。哪怕是自我安慰，马闯明白，自己需要卸掉这些压力，撑下去，才能生活下去。 他擦干眼泪，让情绪过去。隔天，马闯又沉浸在收入额不断跳动上涨的获得感之中。再次活跃在微信群里时，他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积极面貌，“兄弟们，你们看我这单挣了多少钱，你们行不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