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公投10周年民調：多數民眾認為弊大於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邯鄲三名初中生殺人埋屍案，讓人沉重到不能呼吸。 孫立平教授今天就此撰文，題為《不想討論別的，就想問一個問題：那三個少年，何以殘暴至此》。 文章講了四個故事，其中兩個，有關人與人；另外兩個，有關人與動物。 故事講完，答案呼之欲出。孫教授終歸沒有直說，只是拋給讀者一連串問號。 網路圖片 年齡大了，見不得殺戮。對於此案中的血腥慘烈細節，幾乎沒有勇氣細讀，只是記住了兩個案外的情節。 第一個是，拘押中的三名少年兇手，翹著二郎腿，臉上充滿笑意。 第二個是，一人事發後躺在床上打遊戲，第二天還能若無其事地去上學。 這種氣定神閑，比殺人埋屍本身更令人怵惕。也正是這一點，同樣刺中了孫教授。 案發後，校長說學生遇害純屬意外，班主任也很好，遇害者生前在學校沒有受到欺凌。 這難免有推卸學校責任之嫌，但我還是選擇相信校長。那麼問題來了，或許校長也不明白，抑或沒來得及思考，自己的學生何至於殘暴至斯。 如果有機會，很想拋開事件本身，跟這位校長聊一聊，在其從教生涯中，有沒有向學生施加過「仇恨教育」的東西——倘若有，或也會被其認為這沒什麼不好，屬於正確的事情。 暫不論家庭教育，無從知道邯鄲這三個少年，在各自成長的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學校教育。 決計相信他們在學校里，雖然未必經歷過拿「槍」刺殺安倍、背炸藥包之類的遊戲——這些在校園裡真實發生過，卻大抵不是以愛心取代敵意、以悲憫取代強蠻、以寬厚取代偏狹為根本取向的教育。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幽暗、殘暴、非人性的一面。生活在高壓或無序社會中的人，只要有合適的土壤和機緣，人性里的惡就會發芽生長。 好的教育，弘揚人性善的一面，使人內心變得柔和溫淳；壞的教育，誘發人性惡的一面，使人淪為禽獸。 根據孫教授講述的故事，邯鄲三少年的惡，連禽獸都不如的。 從生活經驗來說，在許多暴力、戾氣事件的背後，都有一種極端主義的思想魔影在推動。 仇恨教育、仇恨思維影響之下的孩子，必然從小對周圍世界缺乏安全感，對周圍人沒有真正的信任，長大後與人共事合作也會磕磕絆絆，往往對強者諾諾唯唯，對弱者施予暴戾。 這些年，校園欺凌現象愈演愈烈，很多行為殘忍到令人髮指，背後很難說沒有仇恨思維所強化的極端傾向在起作用。無非認為有些生命是可以輕視乃至消滅的。 其實不止於學校。我們成年人的社會，不也每天都能聽到對抗那個、抵制那個、平掉那個的聲浪嗎？總之都是仇恨的聲音，且分貝很高。 教育若不以人文主義、人本主義、人道主義為基礎，終將造成一種精神品質的畸形發展。 一個正在辦理移民的朋友表示，下決心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學校接受的某些教育，令他不解和驚悚。 孫立平教授憂心忡忡卻欲言又止的，不外乎於此吧。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孫立平老師在自己的公眾號上評論了邯鄲初中生殺人案。他講了幾個故事：一戰中有士兵要向敵人射擊的時候，發現對手在撒尿，他意識到對方和自己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下不去手了；有一隻狗在路上，看到同伴死去，久久不願意離開。 他的意思是，戰爭這種極端狀態下，人都不會這樣壞；而有時候，動物甚至也有惻隱之心，那麼，那三個小孩是如何下得去了手呢？是什麼讓他們成為了這樣的人？ 很可惜，他只是發問，沒有給出答案——可能是出於謹慎擔心刪帖封號，不想說太多。 對這次殺人案，網上輿論集中在一點，那就是要求判這三個兇手死刑，雖然他們只有13歲。我不反對這個訴求，儘管在法律上還存在障礙，但是在中國「特別惡劣」「影響極壞」的案子，也是有可能「例外」的。 有人有求懲罰兇手的監護人，我也支持。總之，我對兇手沒有任何同情心可言。 但是，我也認為，包括我在內，要求趕緊「殺掉這三個兇手」，除了是「樸素正義」外，也有一個因素：我們無法理解這三個小孩，也不想理解，我們甚至有一點恐懼，趕緊把他們除掉，讓這個事情趕緊結束。 說到底，我們更願意相信，這是一個意外，一個偶然事件，世界上沒有他們，就還是一個好世界。 那個初中的校長，也是這樣的認知。事件發生後，受害家屬找到他，他說，「（殺人）這只是意外」。昨天央廣網的記者找到他採訪，他說，兇手中有一個成績其實挺好（前十名），完全沒想到他會幹這樣的事。 校長一定不是在為他們辯護。他可能如實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這個事，難以理解，也不想理解。這次兇殺案，媒體比較努力跟進，我們也多少獲得了一些信息，警方也及時披露了一些內容。 三個小孩是分兩次去挖的坑，坑深0.56米，不是傳說中的2米；三個13歲小孩，分兩次去挖，工作量不是太大——這個細節，其實只是說明，他們是有預謀的，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有預謀的殺人，而且手段兇殘；完事後三個人還像沒事人一樣正常去上課，有一個還是受害人的同桌。至少在案發之前，他們在教室里看上去和其他人一模一樣。 真正讓我感到恐懼的是，就是這種若無其事：剝奪其他人生命，沒有對他們的心靈造成衝擊。作案手段兇殘，受害者的掙扎也對他們沒有觸動——他們似乎失去了「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 孫立平老師講的故事，也是這個意思。人和動物，會對同伴有惻隱之心，能夠感受到對方的痛苦，這是一種能力。 但是，這種能力是天生的嗎？現在看來，至少對人類而言，這不是「生來如此」，而是後天也就是早期教育塑造的。 這次很多人都談到留守兒童和父母分離的問題，這可能會影響幾代中國人的「情感反應」。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如今留守兒童普遍都有智能手機，遊戲和視頻代替父母，更多陪伴著他們。 很明顯，電子產品帶來的衝擊，還缺乏足夠的認識，手機里的「殺戮」，只會讓人痛快，而不會讓人感到痛苦。 其實我很想看到媒體報道，這三個小孩平常玩什麼遊戲，看什麼樣的視頻，他們這個「小組」，是在模仿什麼，要「實現」什麼？說得殘忍點，與其讓他們趕緊死掉，還不如進行更充分的調查和研究——他們真的是全國初中生的異類，還是和大家都差不多，只是「普通的孩子」？ 我也像孫立平老師一樣，發出了疑問，沒有給出答案。這是因為現實中有一個屏障。 我們這個社會對教育和兒童都非常重視，過去幾年，每個學期開學，網上都有中小學生自殺的帖子，但是沒看到報道，更沒看到有質量的統計和研究，因為我們認為這種事公開了不好，關於青少年的信息，應該更謹慎地管理。 對此我有相當大的疑惑。過去，我們是從「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認為自殺和犯罪事件可能會引來效仿，從而盡量保密。實際上，初中生人手一部手機，他們什麼都知道；他們甚至有自己的「少年社會」，而成年人卻還在「掩耳盜鈴」。 或許可以從這三個兇手開始，我們試著多了解一點，多公開一點。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作者孫立平，男，1955年5月7日生於遼寧。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當前最現實、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麼？ 從最虛的層面來說，就是三方面：第一個是國家的方向感，第二個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第三個是老百姓的希望感。 1 這可能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最讓人困惑的一個時期 今天，我們是帶著一種焦灼和困惑的心情來討論中國改革和未來走向問題的。 最近我一直在說，這幾年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最讓人困惑的一段時間，而且這個困惑好像跟原來有點不一樣。 過去的三十多年我們有時候也有困惑，但那時候的困惑好比是：我們在一條很明確的路上走，但是中間遇到了困難，遇到了障礙，儘管如此，我們心裡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這些困難，排除了這些障礙，接著往前走就是了，路是明確的。 但是這次有點不一樣，這次就像我們在戈壁上、在沙漠里開車，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確的，但是走著走著路沒了，前面是一個沙丘，車轍沿著不同的方向走了，有深有淺。那哪條最後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條路，哪條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現在我們都有點弄不清楚。 2 有比改革更現實、更眼前、更緊迫的問題 所以說，現在我們處在一個空前困惑的狀態。怎麼來看待這些困惑？怎麼從這個困境當中走出來，今天下午大家談的都是這個，這當中最核心的詞就是「改革」。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哪怕是那些最具體最眼前最現實的一些改革，都會讓人感覺離我們很遠很遠，更不用說那些深遠深層次的改革了。那些深遠深層次的改革設想，有時候聽起來都如夢幻一般的感覺。 這說明什麼？說明在改革的前面還有別的東西。這些東西不解決，改革就無從談起。比如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啟動，是因為當時有個思想解放運動，沒有這個思想解放運動，就沒有後來30年的改革。我們現在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那些最現實的、最眼前的、最急迫的問題不解決，改革就無從談起。 最現實、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麼？我想從最虛的層面來說，就是三方面：第一個是國家的方向感，第二個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第三個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覺得這三方面現在如果沒有一個最基本的答案，沒有一個最基本的框架，別的改革根本就無從談起。 3 最關鍵的是國家的方向感 現在大家都在焦慮經濟上的不景氣，我去過很多地方，明顯感覺到，哪怕在很偏遠的地方，這種蕭條感都明顯地存在。但實際上，現在不僅僅是經濟蕭條的問題，在經濟蕭條的背後，是社會在停轉，體制在體轉，甚至政府在停轉。當然停轉是誇張的說法，準確的說是轉得慢了。有的地方是明轉暗停，虛轉實停。像抄黨章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紅紅火火，而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實的東西，則是轉得很慢。 有人說，這是反腐敗造成的怠工現象，我認為，是有這個因素，但不完全是這個因素。有的幹部說，現在不知道怎麼干，一干就出錯。 這後一個原因說明什麼？說明的是國家的方向感問題。在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有過順利的時候，有過不順利的時候，但是無論是順利的時候還是不順利的時候，哪怕是受到挫折的時候，國家的方向感，即國家朝著什麼方向走的問題，從來沒有模糊過。朝著什麼方向走？朝著現代化的方向走，經濟上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走，政治和社會朝著民主、法治的方向走。 但在最近的一段時間，這個方向感卻有些模糊了。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很虛的問題，單就對經濟的影響來說，都是很明顯的。 這個方向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國現在國家的方向感不明確，什麼改革，什麼轉型，我覺得根本都談不上。所以，首先要解決方向感的問題。而解決方向感問題，按照道理來說其實沒什麼可難的。十八大之後我們曾經開過兩個很好的會，出了兩個很好的文件，一個是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地方，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另一個是四中全會，法治，依法治國。問題是要真正朝著這個方向走。 4 與國家方向感相聯繫的是精英和上層的安全感 在法律的意義上，在人格的意義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這當然沒錯。但同時我們得承認，不同人的能力是不一樣的。什麼是一個好的社會？一個好的社會總得讓最能幹的這些人脫穎而出，當然同時要規範他們，使他們的行為更有利於社會。改革開放三十年和改革開放之前比，一個重要的變化就在這裡。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你可以找出種種原因，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最能幹的人有了機會，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在最近的幾年中，與國家的方向感模糊相伴隨的，是相當一批精英在跑路，資金在外流。現在跑路最明顯的，一個是有錢人，一個是有知識的人。甚至一些很溫和的人，對體制很認同的人，都在開始跑路。沒跑的，也是人心惶惶。這背後，就是精英的安全感問題。 我與企業家有不少接觸，他們作為生意人，而且他還得負責一幫人吃飯呢，當然得努力經營企業，得尋找機會。你能明顯感覺到，很多人尋找的都是短期機會，一些長遠的規劃，長遠的投資，不願意考慮了。為什麼？因為看不清這個社會將會怎麼走，甚至在擔心自己的財產安全。 因此，現在經濟要走出困境，精英上層的安全感非常重要。而安全感最基本的保障，是法治。臨時性的政策傾斜，甚至一些重視民營企業的舉措，都已經不能解決問題。 5 老百姓的希望感不能破滅 應當說，在十八大前後，老百姓應該是充滿著希望的。在那之前多少年不作為，問題已經積累的越來越多，有的已經積重難返。人們期待有一屆新的班子，能夠有魄力，有能力來面對這個問題。十八大之後，打老虎、反腐敗，更進一步讓人們看到了希望。 但要看到，在最近一兩年中，社會的心態，老百姓的心態，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甚至對反腐敗，也是什麼樣的說法都有了。 這個情況又與經濟周期碰到了一起。我最近走訪了一些地方，包括農村。據我所見，有相當一部分地方，去年農民的收入是減少的。比如河北，前年玉米的產量是一塊二，去年只有七毛多不到八毛。農民的收入怎麼可能是增加的？按照有關報道，去年僅糧價這一項，農民減少的現金收入就有一千多個億。而按照目前整個經濟形勢，農民打工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增加。 城市呢?去產能，涉及到幾百萬人的轉崗甚至失業下崗問題。客觀地說，這次涉及到的人比90年代中後期那次要少，政府準備的條件比那次要好，但畢竟涉及到幾百萬人的生計問題。 6 要給人們對未來的明確穩定的預期 上面這些問題，說起來都是對未來的預期問題。要看到，在社會轉型期，形成對未來明確而穩定的預期，是至關重要的。 預期問題只有放到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脈絡中才能清晰起來。我不太同意現在改革往前走不動了、停了的說法。我覺得，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是，過去的兩個三十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潛力基本上釋放完畢。我不想談論如何評價兩個三十年這樣敏感的話題，我只是想說，從客觀的情況來看，這兩個三十年的潛力釋放完畢了。現在不是簡單地按照哪個三十年的道路往前走的問題。 現在社會要進入一個新的三十年。這個新的三十年應該建立在過去那兩個三十年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從而提出具有一種超越性理念。這個理念，應當體現出對過去兩個三十年的繼承與超越，應當體現出13億人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應當體現出人類的普世價值，應當體現出人類進步的共同方向。這幾年我一直在強調公平正義的問題，就是想對這個問題有所討論。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
昨天，給西安的朋友打電話。 因為這幾天西安疫情嚴重，西安市民日常生活受到影響的消息也不斷傳來。官方的一次新聞發布會，因為下面無數我要買菜，我要吃菜的留言，而不得不關閉評論。 所以，多少有點為朋友感到擔心。於是，撥通了電話。 朋友當然也是封閉在家。但他告訴我，除了工作受的影響比較大，日常生活大體正常。有什麼需要買的，小區會安排人來代購，然後送上門。我問，有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孕婦要生產，危重病人要去醫院，怎麼辦？朋友說，也大體都有相應的安排。 我問，那網上那麼多反映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有的甚至食品都已經斷頓的消息是怎麼回事？朋友說，這些大體也是真的。因為不同小區的情況不一樣，客觀條件不一樣，管理水平有差別。那些情況也是真實存在的。而他們的小區，是條件相對比較好的。 我說，我明白了。我相信，朋友的話大體是真實的。 這就讓我想到一個問題：我們如何用一種平常心來對待輿情，對待輿情中的各種信息。 以西安的疫情為例。前面說，有的小區生活大體正常，有的小區存在種種問題。這都是真實的。而且，我相信，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應當是有保障的。但在網上，我們能看到的，可能確實很多都是反映問題的消息。其實，這沒有什麼奇怪的，如果你覺得不正常，那不是因為這些消息不正常，而是你的腦子不正常。有問題才需要反映，沒問題反映什麼？ 而且，我們有句古話，叫壞事傳千里，好事不出門。這是一種傳播規律，中外皆然。西方新聞界有句話，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因為狗咬人是正常的現象，人咬狗才是不正常的，才是新奇的，才是新鮮事，而獵奇是人的天性。其實這一點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這更說明這是普遍的人性。 所以，事情不在這些消息的本身，而在於你能否用一種平常心來對待這些消息。有人說，我每天看這些負面的消息，我的心態都變壞了。老實說，這隻能說明你的心智處於幼稚的狀態。你就不想想，如果整個西安都是這樣，或者說大部分西安都是這樣，還會這麼消停嗎？你就不能有點自己的判斷嗎？ 還有人會說，我們改變改變這種天性，多傳播一些正面的消息，多發一些西安人們是如何其樂融融正常生活的消息，不好嗎？不是不好，是做不到。歷史上無數次出現要改造人的天性的努力，但沒有一個是成功的。天性是不可改變的，關鍵是我們要用一種平常心對待它。 我們無法建立一個由聖徒組成的社會，因為人們的天性不是那樣的，那樣的努力沒有天性的基礎。有些東西，不一定是高大上的，但它是一種不可更改的客觀存在。而且，在其中，往往是好壞摻雜其間。 有人說，為什麼那麼多的人愛看警匪片？因為警匪片可以同時滿足人們內心裡的兩種衝動，一種是犯罪的衝動，一種是懲罰犯罪的正義的衝動。這兩種衝動是對立的，但卻可能同時存在一個人的身上。 上面僅僅是就人性的層面而言。如果從社會的角度說，壞事的披露與傳播，反倒可能更有其積極的作用。你說某某家今天晚上正常吃飯了，不但有飯還有菜，還有肉。人們沒有傳播的興趣，於社會也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但如果說，某家因為小區的管理問題，白天沒有買到菜，晚飯只能靠鹹菜下飯。這樣的消息傳播出去，反倒有可能會促進小區工作的改進。 如果有人說，我就喜歡聽正面的消息，那樣的消息才能讓我感到鼓舞和快樂。那我只能說，那是你的心智問題。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孫退休三件事）
【生三胎，是昨天最熱的話題。但問題是，現在還是用生育政策調節生育行為的時代嗎？一句流行的俏皮話是：你以為我不買勞斯萊斯，是因為限購嗎？現將年初的一篇文章重新發表】 1、這幾天，有關2020年全國或部分地區生育率斷崖式下降的消息在網上廣泛流傳。現在甚至已經有人在討論中國能不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問題。還有人再發出呼籲：請為祖國生個娃。現在看，這確實是個問題，並且是個大問題了。幾年前，我就說，養老和生育將會是中國未來兩個最大最棘手的問題。 2、但問題是，呼籲有用嗎？提倡生愛國娃有用嗎？很現實的問題是，你想讓人們生娃，總得先給個理由吧。人的行為都是由動機驅使的，生育率的斷崖式下跌，說明人們的生育意願發生了陡然的變化？因此，要解決中國的生育問題，首先要把人們為什麼會生孩子，在什麼樣的情況和條件下才會生孩子這樣最基本的問題弄清楚。 3、人們為什麼會生孩子？不外乎三個原因。第一個是本能的因素。就像動物一樣，憑著本能就生，即依靠本能使生命延續，無需別的理由。第二是文化的因素，即本能觀念升華為觀念並在觀念的層面上凝固。比如，我們有個鄰居就十來個孩子。為什麼有如此之大的生育動力？因為當地的文化就是如此，孩子越多越受尊重。第三，功利性的目標，如養兒防老，如財產的傳承等。在有的國家，多生孩子還可以得到更多的補助，甚至成為獲得收入的重要來源。 4、邏輯上接著的問題是，無論什麼理由，都得和一個叫做成本或代價的東西撞車，也就是得把理由與成本或代價綜合起來加以權衡和考慮。而在當今的社會，生育尤其是養育、教育的成本在明顯提高。不僅僅是經濟、時間、精力上的絕對成本在提高，機會成本也在明顯增加。也就是說，如果你要生孩子，你就要放棄很多東西。在綜合權衡之下，只有生育的理由和衝動足夠大，或是成本不至於過大，生育才會成為一種現實的選擇。 5、此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外界的壓力，尤其是來自家庭的壓力。意願、成本、壓力，如果涉及的這些因素清楚了，我們就可以來捋一捋他們之間所形成的邏輯關係，以及在這些邏輯關係之下，人們可能會有的選擇。 6、生育的意義與意願。如前所述，本能、文化、功利性考慮，是形成生育意願的三個重要因素。但在城市化、受教育和理性化程度提高、自我意識增強以及生活方式變化的大背景下，所有這些因素都在發生變化。我們從最簡單的功利性因素說起。在當今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及有關的制度安排之下，養兒防老的功能已經基本喪失。即使是在農村，這種功能也在弱化。而通過生育實現財產的傳承，也許只有在極少數富人家庭才會有這種考慮。請問，你現在如何在一個功利性的意義上給人們一個生育的理由？ 7、再說文化與壓力。文化壓力大體來自社會與家庭兩個方面，而壓力的程度則取決於文化的特質與人們關係的緊密程度。首先，社會中生育文化在明顯發生變化。更重要的使，現代社會的特點之一，是個人自主性的擴大，是人與人關係的鬆散，甚至整個社會生活越來越具有隱名匿姓的特點。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外部壓力的作用在減弱。現在，尤其是在城市中，誰還在看別人的眼色決定自己生不生孩子？這當中還要注意到的一點是，由於種種原因，來自家庭的壓力也在減弱。 8、實際上，在過去的時代，人們為什麼要生孩子？關鍵的問題就在於沒有為什麼。生育就是一種本能，就是一種無需理由的天經地義。由此，實現幾乎與動物一樣的傳宗接代，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體會到生命延續的意義。而現在，恰恰就多了個為什麼。而為什麼的其中之一，就是對人生的理解，對生命意義的理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於人生的無意義感或不滿意感越來越強。不止一個人說過，我不想有一個孩子，讓他和我一樣過這一生。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有的人寧可養貓養狗而不養孩子？ 9、在人們越來越找不到生孩子理由的同時，成本的壓力卻在不斷加大。這個成本是什麼？人們已經講得很多了。生養的成本，教育的費用，甚至男孩還得給準備房子。關於這個成本，我現在只想說兩點。第一，這個成本不能簡單從金錢的意義上來理解，就一部分人來說，成本更多是精力上的。別的不說，僅孩子上學後的接送、課外班、平時作業的監督和輔導，要佔去多少時間和精力？第二，對於哪怕經濟條件好一點的人來說，也並不意味著在成本的負擔上可以輕鬆。因為條件越好，對孩子的期望值越高，需要的投入就越大。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要麼別生，生就要負責。 10、所有這一切的矛盾或張力，會集中體現在中產階層身上。在生育問題上，中產階層的特點是，他們的理性化程度更高，而承擔成本的能力卻非常有限。不僅僅是金錢意義上的。這從996們那匆忙疲憊的身影中就可以看得出來。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中產階層規模的擴大，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你既可以把它理解為經濟發展的結果與動力，也可以理解為是一個生育意願低下的群體。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孫立平社會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