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让人沉重到不能呼吸。 孙立平教授今天就此撰文，题为《不想讨论别的，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 文章讲了四个故事，其中两个，有关人与人；另外两个，有关人与动物。 故事讲完，答案呼之欲出。孙教授终归没有直说，只是抛给读者一连串问号。 网络图片 年龄大了，见不得杀戮。对于此案中的血腥惨烈细节，几乎没有勇气细读，只是记住了两个案外的情节。 第一个是，拘押中的三名少年凶手，翘着二郎腿，脸上充满笑意。 第二个是，一人事发后躺在床上打游戏，第二天还能若无其事地去上学。 这种气定神闲，比杀人埋尸本身更令人怵惕。也正是这一点，同样刺中了孙教授。 案发后，校长说学生遇害纯属意外，班主任也很好，遇害者生前在学校没有受到欺凌。 这难免有推卸学校责任之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校长。那么问题来了，或许校长也不明白，抑或没来得及思考，自己的学生何至于残暴至斯。 如果有机会，很想抛开事件本身，跟这位校长聊一聊，在其从教生涯中，有没有向学生施加过“仇恨教育”的东西——倘若有，或也会被其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属于正确的事情。 暂不论家庭教育，无从知道邯郸这三个少年，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学校教育。 决计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虽然未必经历过拿“枪”刺杀安倍、背炸药包之类的游戏——这些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却大抵不是以爱心取代敌意、以悲悯取代强蛮、以宽厚取代偏狭为根本取向的教育。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幽暗、残暴、非人性的一面。生活在高压或无序社会中的人，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机缘，人性里的恶就会发芽生长。 好的教育，弘扬人性善的一面，使人内心变得柔和温淳；坏的教育，诱发人性恶的一面，使人沦为禽兽。 根据孙教授讲述的故事，邯郸三少年的恶，连禽兽都不如的。 从生活经验来说，在许多暴力、戾气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魔影在推动。 仇恨教育、仇恨思维影响之下的孩子，必然从小对周围世界缺乏安全感，对周围人没有真正的信任，长大后与人共事合作也会磕磕绊绊，往往对强者诺诺唯唯，对弱者施予暴戾。 这些年，校园欺凌现象愈演愈烈，很多行为残忍到令人发指，背后很难说没有仇恨思维所强化的极端倾向在起作用。无非认为有些生命是可以轻视乃至消灭的。 其实不止于学校。我们成年人的社会，不也每天都能听到对抗那个、抵制那个、平掉那个的声浪吗？总之都是仇恨的声音，且分贝很高。 教育若不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终将造成一种精神品质的畸形发展。 一个正在办理移民的朋友表示，下决心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某些教育，令他不解和惊悚。 孙立平教授忧心忡忡却欲言又止的，不外乎于此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孙立平老师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评论了邯郸初中生杀人案。他讲了几个故事：一战中有士兵要向敌人射击的时候，发现对手在撒尿，他意识到对方和自己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就下不去手了；有一只狗在路上，看到同伴死去，久久不愿意离开。 他的意思是，战争这种极端状态下，人都不会这样坏；而有时候，动物甚至也有恻隐之心，那么，那三个小孩是如何下得去了手呢？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这样的人？ 很可惜，他只是发问，没有给出答案——可能是出于谨慎担心删帖封号，不想说太多。 对这次杀人案，网上舆论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要求判这三个凶手死刑，虽然他们只有13岁。我不反对这个诉求，尽管在法律上还存在障碍，但是在中国“特别恶劣”“影响极坏”的案子，也是有可能“例外”的。 有人有求惩罚凶手的监护人，我也支持。总之，我对凶手没有任何同情心可言。 但是，我也认为，包括我在内，要求赶紧“杀掉这三个凶手”，除了是“朴素正义”外，也有一个因素：我们无法理解这三个小孩，也不想理解，我们甚至有一点恐惧，赶紧把他们除掉，让这个事情赶紧结束。 说到底，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意外，一个偶然事件，世界上没有他们，就还是一个好世界。 那个初中的校长，也是这样的认知。事件发生后，受害家属找到他，他说，“（杀人）这只是意外”。昨天央广网的记者找到他采访，他说，凶手中有一个成绩其实挺好（前十名），完全没想到他会干这样的事。 校长一定不是在为他们辩护。他可能如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个事，难以理解，也不想理解。这次凶杀案，媒体比较努力跟进，我们也多少获得了一些信息，警方也及时披露了一些内容。 三个小孩是分两次去挖的坑，坑深0.56米，不是传说中的2米；三个13岁小孩，分两次去挖，工作量不是太大——这个细节，其实只是说明，他们是有预谋的，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有预谋的杀人，而且手段凶残；完事后三个人还像没事人一样正常去上课，有一个还是受害人的同桌。至少在案发之前，他们在教室里看上去和其他人一模一样。 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就是这种若无其事：剥夺其他人生命，没有对他们的心灵造成冲击。作案手段凶残，受害者的挣扎也对他们没有触动——他们似乎失去了“感知他人痛苦的能力”。 孙立平老师讲的故事，也是这个意思。人和动物，会对同伴有恻隐之心，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痛苦，这是一种能力。 但是，这种能力是天生的吗？现在看来，至少对人类而言，这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后天也就是早期教育塑造的。 这次很多人都谈到留守儿童和父母分离的问题，这可能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情感反应”。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如今留守儿童普遍都有智能手机，游戏和视频代替父母，更多陪伴着他们。 很明显，电子产品带来的冲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手机里的“杀戮”，只会让人痛快，而不会让人感到痛苦。 其实我很想看到媒体报道，这三个小孩平常玩什么游戏，看什么样的视频，他们这个“小组”，是在模仿什么，要“实现”什么？说得残忍点，与其让他们赶紧死掉，还不如进行更充分的调查和研究——他们真的是全国初中生的异类，还是和大家都差不多，只是“普通的孩子”？ 我也像孙立平老师一样，发出了疑问，没有给出答案。这是因为现实中有一个屏障。 我们这个社会对教育和儿童都非常重视，过去几年，每个学期开学，网上都有中小学生自杀的帖子，但是没看到报道，更没看到有质量的统计和研究，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事公开了不好，关于青少年的信息，应该更谨慎地管理。 对此我有相当大的疑惑。过去，我们是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认为自杀和犯罪事件可能会引来效仿，从而尽量保密。实际上，初中生人手一部手机，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少年社会”，而成年人却还在“掩耳盗铃”。 或许可以从这三个凶手开始，我们试着多了解一点，多公开一点。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作者孙立平，男，1955年5月7日生于辽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 从最虚的层面来说，就是三方面：第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个是老百姓的希望感。 1 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让人困惑的一个时期 今天，我们是带着一种焦灼和困惑的心情来讨论中国改革和未来走向问题的。 最近我一直在说，这几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困惑好像跟原来有点不一样。 过去的三十多年我们有时候也有困惑，但那时候的困惑好比是：我们在一条很明确的路上走，但是中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障碍，尽管如此，我们心里是清楚的，只要克服了这些困难，排除了这些障碍，接着往前走就是了，路是明确的。 但是这次有点不一样，这次就像我们在戈壁上、在沙漠里开车，前面的路都是很明确的，但是走着走着路没了，前面是一个沙丘，车辙沿着不同的方向走了，有深有浅。那哪条最后可能就走得通，可能就是一条路，哪条可能走不通，它根本就不是路呢？现在我们都有点弄不清楚。 2 有比改革更现实、更眼前、更紧迫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空前困惑的状态。怎么来看待这些困惑？怎么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今天下午大家谈的都是这个，这当中最核心的词就是“改革”。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哪怕是那些最具体最眼前最现实的一些改革，都会让人感觉离我们很远很远，更不用说那些深远深层次的改革了。那些深远深层次的改革设想，有时候听起来都如梦幻一般的感觉。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改革的前面还有别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解决，改革就无从谈起。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启动，是因为当时有个思想解放运动，没有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后来30年的改革。我们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那些最现实的、最眼前的、最急迫的问题不解决，改革就无从谈起。 最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是什么？我想从最虚的层面来说，就是三方面：第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个是老百姓的希望感。我觉得这三方面现在如果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3 最关键的是国家的方向感 现在大家都在焦虑经济上的不景气，我去过很多地方，明显感觉到，哪怕在很偏远的地方，这种萧条感都明显地存在。但实际上，现在不仅仅是经济萧条的问题，在经济萧条的背后，是社会在停转，体制在体转，甚至政府在停转。当然停转是夸张的说法，准确的说是转得慢了。有的地方是明转暗停，虚转实停。像抄党章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红红火火，而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的东西，则是转得很慢。 有人说，这是反腐败造成的怠工现象，我认为，是有这个因素，但不完全是这个因素。有的干部说，现在不知道怎么干，一干就出错。 这后一个原因说明什么？说明的是国家的方向感问题。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有过顺利的时候，有过不顺利的时候，但是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不顺利的时候，哪怕是受到挫折的时候，国家的方向感，即国家朝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从来没有模糊过。朝着什么方向走？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走，经济上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走，政治和社会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走。 但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这个方向感却有些模糊了。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虚的问题，单就对经济的影响来说，都是很明显的。 这个方向感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现在国家的方向感不明确，什么改革，什么转型，我觉得根本都谈不上。所以，首先要解决方向感的问题。而解决方向感问题，按照道理来说其实没什么可难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曾经开过两个很好的会，出了两个很好的文件，一个是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地方，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另一个是四中全会，法治，依法治国。问题是要真正朝着这个方向走。 4 与国家方向感相联系的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 在法律的意义上，在人格的意义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这当然没错。但同时我们得承认，不同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社会总得让最能干的这些人脱颖而出，当然同时要规范他们，使他们的行为更有利于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前比，一个重要的变化就在这里。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你可以找出种种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最能干的人有了机会，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与国家的方向感模糊相伴随的，是相当一批精英在跑路，资金在外流。现在跑路最明显的，一个是有钱人，一个是有知识的人。甚至一些很温和的人，对体制很认同的人，都在开始跑路。没跑的，也是人心惶惶。这背后，就是精英的安全感问题。 我与企业家有不少接触，他们作为生意人，而且他还得负责一帮人吃饭呢，当然得努力经营企业，得寻找机会。你能明显感觉到，很多人寻找的都是短期机会，一些长远的规划，长远的投资，不愿意考虑了。为什么？因为看不清这个社会将会怎么走，甚至在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 因此，现在经济要走出困境，精英上层的安全感非常重要。而安全感最基本的保障，是法治。临时性的政策倾斜，甚至一些重视民营企业的举措，都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5 老百姓的希望感不能破灭 应当说，在十八大前后，老百姓应该是充满着希望的。在那之前多少年不作为，问题已经积累的越来越多，有的已经积重难返。人们期待有一届新的班子，能够有魄力，有能力来面对这个问题。十八大之后，打老虎、反腐败，更进一步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但要看到，在最近一两年中，社会的心态，老百姓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甚至对反腐败，也是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了。 这个情况又与经济周期碰到了一起。我最近走访了一些地方，包括农村。据我所见，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去年农民的收入是减少的。比如河北，前年玉米的产量是一块二，去年只有七毛多不到八毛。农民的收入怎么可能是增加的？按照有关报道，去年仅粮价这一项，农民减少的现金收入就有一千多个亿。而按照目前整个经济形势，农民打工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增加。 城市呢?去产能，涉及到几百万人的转岗甚至失业下岗问题。客观地说，这次涉及到的人比90年代中后期那次要少，政府准备的条件比那次要好，但毕竟涉及到几百万人的生计问题。 6 要给人们对未来的明确稳定的预期 上面这些问题，说起来都是对未来的预期问题。要看到，在社会转型期，形成对未来明确而稳定的预期，是至关重要的。 预期问题只有放到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中才能清晰起来。我不太同意现在改革往前走不动了、停了的说法。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过去的两个三十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潜力基本上释放完毕。我不想谈论如何评价两个三十年这样敏感的话题，我只是想说，从客观的情况来看，这两个三十年的潜力释放完毕了。现在不是简单地按照哪个三十年的道路往前走的问题。 现在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三十年。这个新的三十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三十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出对过去两个三十年的继承与超越，应当体现出13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的普世价值，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公平正义的问题，就是想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昨天，给西安的朋友打电话。 因为这几天西安疫情严重，西安市民日常生活受到影响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官方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因为下面无数我要买菜，我要吃菜的留言，而不得不关闭评论。 所以，多少有点为朋友感到担心。于是，拨通了电话。 朋友当然也是封闭在家。但他告诉我，除了工作受的影响比较大，日常生活大体正常。有什么需要买的，小区会安排人来代购，然后送上门。我问，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孕妇要生产，危重病人要去医院，怎么办？朋友说，也大体都有相应的安排。 我问，那网上那么多反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有的甚至食品都已经断顿的消息是怎么回事？朋友说，这些大体也是真的。因为不同小区的情况不一样，客观条件不一样，管理水平有差别。那些情况也是真实存在的。而他们的小区，是条件相对比较好的。 我说，我明白了。我相信，朋友的话大体是真实的。 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舆情，对待舆情中的各种信息。 以西安的疫情为例。前面说，有的小区生活大体正常，有的小区存在种种问题。这都是真实的。而且，我相信，大部分居民的生活，应当是有保障的。但在网上，我们能看到的，可能确实很多都是反映问题的消息。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如果你觉得不正常，那不是因为这些消息不正常，而是你的脑子不正常。有问题才需要反映，没问题反映什么？ 而且，我们有句古话，叫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这是一种传播规律，中外皆然。西方新闻界有句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因为狗咬人是正常的现象，人咬狗才是不正常的，才是新奇的，才是新鲜事，而猎奇是人的天性。其实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例外，这更说明这是普遍的人性。 所以，事情不在这些消息的本身，而在于你能否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这些消息。有人说，我每天看这些负面的消息，我的心态都变坏了。老实说，这只能说明你的心智处于幼稚的状态。你就不想想，如果整个西安都是这样，或者说大部分西安都是这样，还会这么消停吗？你就不能有点自己的判断吗？ 还有人会说，我们改变改变这种天性，多传播一些正面的消息，多发一些西安人们是如何其乐融融正常生活的消息，不好吗？不是不好，是做不到。历史上无数次出现要改造人的天性的努力，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天性是不可改变的，关键是我们要用一种平常心对待它。 我们无法建立一个由圣徒组成的社会，因为人们的天性不是那样的，那样的努力没有天性的基础。有些东西，不一定是高大上的，但它是一种不可更改的客观存在。而且，在其中，往往是好坏掺杂其间。 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的人爱看警匪片？因为警匪片可以同时满足人们内心里的两种冲动，一种是犯罪的冲动，一种是惩罚犯罪的正义的冲动。这两种冲动是对立的，但却可能同时存在一个人的身上。 上面仅仅是就人性的层面而言。如果从社会的角度说，坏事的披露与传播，反倒可能更有其积极的作用。你说某某家今天晚上正常吃饭了，不但有饭还有菜，还有肉。人们没有传播的兴趣，于社会也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但如果说，某家因为小区的管理问题，白天没有买到菜，晚饭只能靠咸菜下饭。这样的消息传播出去，反倒有可能会促进小区工作的改进。 如果有人说，我就喜欢听正面的消息，那样的消息才能让我感到鼓舞和快乐。那我只能说，那是你的心智问题。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孙退休三件事）
【生三胎，是昨天最热的话题。但问题是，现在还是用生育政策调节生育行为的时代吗？一句流行的俏皮话是：你以为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限购吗？现将年初的一篇文章重新发表】 1、这几天，有关2020年全国或部分地区生育率断崖式下降的消息在网上广泛流传。现在甚至已经有人在讨论中国能不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问题。还有人再发出呼吁：请为祖国生个娃。现在看，这确实是个问题，并且是个大问题了。几年前，我就说，养老和生育将会是中国未来两个最大最棘手的问题。 2、但问题是，呼吁有用吗？提倡生爱国娃有用吗？很现实的问题是，你想让人们生娃，总得先给个理由吧。人的行为都是由动机驱使的，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说明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陡然的变化？因此，要解决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要把人们为什么会生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才会生孩子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弄清楚。 3、人们为什么会生孩子？不外乎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本能的因素。就像动物一样，凭着本能就生，即依靠本能使生命延续，无需别的理由。第二是文化的因素，即本能观念升华为观念并在观念的层面上凝固。比如，我们有个邻居就十来个孩子。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生育动力？因为当地的文化就是如此，孩子越多越受尊重。第三，功利性的目标，如养儿防老，如财产的传承等。在有的国家，多生孩子还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助，甚至成为获得收入的重要来源。 4、逻辑上接着的问题是，无论什么理由，都得和一个叫做成本或代价的东西撞车，也就是得把理由与成本或代价综合起来加以权衡和考虑。而在当今的社会，生育尤其是养育、教育的成本在明显提高。不仅仅是经济、时间、精力上的绝对成本在提高，机会成本也在明显增加。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生孩子，你就要放弃很多东西。在综合权衡之下，只有生育的理由和冲动足够大，或是成本不至于过大，生育才会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5、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外界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家庭的压力。意愿、成本、压力，如果涉及的这些因素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来捋一捋他们之间所形成的逻辑关系，以及在这些逻辑关系之下，人们可能会有的选择。 6、生育的意义与意愿。如前所述，本能、文化、功利性考虑，是形成生育意愿的三个重要因素。但在城市化、受教育和理性化程度提高、自我意识增强以及生活方式变化的大背景下，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最简单的功利性因素说起。在当今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及有关的制度安排之下，养儿防老的功能已经基本丧失。即使是在农村，这种功能也在弱化。而通过生育实现财产的传承，也许只有在极少数富人家庭才会有这种考虑。请问，你现在如何在一个功利性的意义上给人们一个生育的理由？ 7、再说文化与压力。文化压力大体来自社会与家庭两个方面，而压力的程度则取决于文化的特质与人们关系的紧密程度。首先，社会中生育文化在明显发生变化。更重要的使，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个人自主性的扩大，是人与人关系的松散，甚至整个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隐名匿姓的特点。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外部压力的作用在减弱。现在，尤其是在城市中，谁还在看别人的眼色决定自己生不生孩子？这当中还要注意到的一点是，由于种种原因，来自家庭的压力也在减弱。 8、实际上，在过去的时代，人们为什么要生孩子？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为什么。生育就是一种本能，就是一种无需理由的天经地义。由此，实现几乎与动物一样的传宗接代，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生命延续的意义。而现在，恰恰就多了个为什么。而为什么的其中之一，就是对人生的理解，对生命意义的理解。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人生的无意义感或不满意感越来越强。不止一个人说过，我不想有一个孩子，让他和我一样过这一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宁可养猫养狗而不养孩子？ 9、在人们越来越找不到生孩子理由的同时，成本的压力却在不断加大。这个成本是什么？人们已经讲得很多了。生养的成本，教育的费用，甚至男孩还得给准备房子。关于这个成本，我现在只想说两点。第一，这个成本不能简单从金钱的意义上来理解，就一部分人来说，成本更多是精力上的。别的不说，仅孩子上学后的接送、课外班、平时作业的监督和辅导，要占去多少时间和精力？第二，对于哪怕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来说，也并不意味着在成本的负担上可以轻松。因为条件越好，对孩子的期望值越高，需要的投入就越大。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要么别生，生就要负责。 10、所有这一切的矛盾或张力，会集中体现在中产阶层身上。在生育问题上，中产阶层的特点是，他们的理性化程度更高，而承担成本的能力却非常有限。不仅仅是金钱意义上的。这从996们那匆忙疲惫的身影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你既可以把它理解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与动力，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生育意愿低下的群体。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孙立平社会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