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新規：計程車司機若拒載短程乘客恐面臨吊銷執照
2026 年 6 月 24 日
2025年，北京當局加劇了國內輿論審查的力度，就連一些最基本的公共話題討論，比如，一場極端天氣、一個基本事實的闡述，都不被允許，很多言論被迅速刪除。 4月4日，大陸為公眾號「食通社」發布文章《過去一年那些被404的聲音》，文中總結了他在2025年被刪除的文章，指出當局的輿論審查在不斷地升級。 1、2025年8月12日發布的文章，《送外賣是一種「短命勞動」嗎？》。 文章從營養健康的角度，討論送外賣作為一份工作，會不會真的使騎手更「短命」？ 文章在最後強調，過度勞動並非單指外賣員，現代社會中的許多人，也經歷著三餐不規律，高強度的工作和收入的不穩定性——這是和跑外賣類似的「具有工具性而非價值型」的勞動。 文章還啟發讀者思考：為什麼糧食安全和經濟發展並沒有讓好好吃飯變得更容易？ 該文章存在時間不足半月，便於8月24日被刪除。 2、2025年10月22日發布的文章《華北六縣秋收調查：連陰雨下，如何「撐傘」？》 文中稱，2025年，華北秋收時節遇上連月陰雨，玉米無法收割，接連發霉。「華北連陰雨」上了熱搜，不同媒體平台都進行了報導。 食通社走訪了河南和河北六個農業縣，發現在玉米從種植到銷售的每個環節，種植戶、收購商和地方政府想盡了各種辦法應對，但無論農戶規模大小、實力和設備如何，幾乎所有玉米種植者還是只能接受減產、降價和霉變對他們造成的損失。 這篇文章存在時間更短，僅僅兩天，就於10月24日被刪。 3、1月9日發布的文章《禁煤、禁燒秸稈，農民為什麼總被一刀切》。該文討論河北一些農村農民取暖難的問題。該文存過不足10天，便於1月18日被刪除。 4、最後一篇被刪除的文章基於對多個省份的調研寫出的關於「高標準農田」的標準被拉低，建議在對農村進行建設和改造前，應該先虛心傾聽一線農民的聲音。 文章指出，現實中，有為保糧食安全而設置的「基本農田保護紅線」，有為保護環境而設置的「生態保護紅線」，但在公共輿論場，我們看不到這條清晰的線。我們能看到的，只有一句「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剩下的，只能通過每一篇被404的稿子去揣測。 文章說，過去一年，我們發現，「一場極端天氣、一次田間作業，甚至一篇看似普通的稿子，僅僅陳述一些可能已經廣為人知的事實，都會讓那些製造問題或者本應解決問題的相關方坐立不安」。 同時，「公眾號文章的留言被屏蔽得越來越快。有時讀者留下很認真地思考，很快被刪除，甚至我們還來不及看讀者到底寫了什麼，只能看見後台顯示『留言因涉嫌違規已不可見』」。 該文章在發布10天後，被刪除。
在中國經濟持續低迷、網路言論審查日益收緊的背景下，中國民眾不能正大光明地批評時政，只能拐彎抹角，通過隱諱或半隱諱的方式，在網路上釋放情緒、挑戰官方敘事。比如近期發起的「5000萬人戒煙」，以及美軍逮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後引起的回應，「老特（指川普），有大活接不接」等。 據中央社報導，COVID-19疫情結束後，中國經濟並未如預期般恢復，反而越來越差。民眾對「收入下滑、難以就業，社會不公」等現場的感受越發明顯，難免在網上發表牢騷。但大陸官方對言論管制不斷升級，讓民怨難以正常宣洩，於是有部分網友選擇對風險相對較低的官方敘事來表達異議，偶爾也能形成集體效應。 比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台灣有事」說以後，新疆警方發布的「不要去日本」短片，就被眾多中國網友罵到悄然下架。這一事件，算是網友集結髮力的少數成功案例。 但在更多時候，民眾的不滿只能以「陰陽怪氣」等方式出現。比如，在近期，網路上興起的「5000萬人戒煙」話題，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2025年12月，有文章批露，大陸煙草系統退休官員每月可領的退休金高達1.9萬（人民幣，下同）。另有1名年僅18歲的年輕人在視頻中稱，自己的父母都在煙草系統工作，他每個月的零花錢有20萬，家裡還有7、8套房子，他本人亦是全身名牌。視頻發布後，引髮網友怒火。 於是，抽煙的網友在2026年元旦發起運動「5000萬人戒煙」，還喊出口號「不要再供養那幫孫子了」，獲得眾多共鳴。部分網友表示，「為了不養這幫孫子，戒煙」、「中國煙草，聽好了，從今天起，你賺不到老子一分錢，老子戒煙了」、「我兜（口袋）里緊巴巴的，還抽煙供你揮霍？沒門」等等。 再比如，日前，美軍突襲委內瑞拉，逮捕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夫婦。大陸官方將美國形容為「加勒比海盜」、「新帝國主義」、「違反國際法」等被譴責的一方。 但大陸網友卻在官媒相關報導下方，以隱諱的方式表達希望在中國複製馬杜洛模式。比如，「老特（指川普，中國譯為「特朗普」），有大活接不接？」；「老特這大活干成功了，一定名留史冊」；「這活要是成功了，絕對超過華盛頓」；「如果….老特先生會來幫忙嗎」；「特：你們都不動，我怎麼幫？」。 中央社稱，在嚴厲的網路管控下，大陸民眾採用拐彎抹角的方式隱諱地表達不滿，偶爾也選擇風險較低的官方敘事「沖塔（直接挑戰官方敘事）」，凸顯大陸的民怨已不容小覷。
因為大陸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持續打壓，以及中文獨立資訊來源不斷減少。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RSF）於6月10日宣布，正式推出中文網站。該網站旨在為全球超過10億中文使用者提供可靠、透明的新聞自由資訊，同時呼籲國際社會施壓大陸政府，終止對新聞自由的侵犯，釋放被非法監禁的記者。 無國界記者在官網發布公告稱，在法文、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與波斯文之後，推出中文網站。 公告中還稱，中文網站記錄政府侵犯新聞自由等行為，為受威脅的記者提供支援。該組織強調，中文網站將幫助14億中文用戶繞過審查機制，獲取真實、獨立的信息。 該組織的秘書長柏儒廷（Thibaut Bruttin）指出，近年來，因為政府封鎖，中國的很多信息難以傳遞出來。中文版網站的上線正是為了填補這個缺口。他批評，自從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大陸政府持續加強審查機制。在2025年無國界記者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中國的排名幾乎墊底，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8。目前，中國至少關押123名記者和媒體工作者，其監禁媒體專業人員的數量居全球之首。 除了推出中文版網站，無國界記者還協助恢復了33個，在中國境內被封鎖的新聞網站的訪問許可權，以進一步反擊信息封鎖。 無國界記者呼籲國際社會加強施壓北京政府，以其停止對新聞自由的侵襲，釋放所有被非法關押的新聞工作者。 據維基百科資料，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縮寫：RSF）是致力於保護記者免受迫害，促進新聞自由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由羅伯特・梅納德（Robert Ménard）於1985年在法國蒙彼利埃創立。總部設於巴黎，並在亞、歐、美、非設有14家辦事處。 無國界記者是國際言論自由交流會（IFEX）的成員。IFEX由全球60多個非政府組織組成，在世界範圍內監察言論自由被侵犯的狀況、促進並捍衛言論自由的權力[3]。在無國界記者發表的的報刊、出版物中，指出：「無國界記者捍衛全世界被囚禁的記者的權利以及新聞自由，即《世界人權宣言》中第19條描述的提供信息及獲取信息的權利。」 2005年，無國界記者獲得歐洲議會授予自由精神薩哈羅夫獎。 無國界記者,中文網站,中共,新聞,審查
中國正在悄然擴大對公民境外收入的徵稅力度，而這一次，不只是超級富豪被盯上，中產階層也被納入稅務審查的範圍之內。 據《彭博社》報導，近期,北京當局加強了對大陸居民境外收入的追蹤和徵稅，審查範圍涵蓋投資收益、股息、員工股票期權等多項項目。其中，投資收益最高可被徵收20%的稅率。 去年，中國稅務部門主要針對資產在1,000萬美元以上的富豪展開行動。但在近幾個月，稅務局將目光轉向那些資產不足100萬美元的個人。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指出，持有美股、港股等海外資產的大陸投資者，已成為重點審查對象之一。今年以來，中國大陸投資人經過跨境渠道投入港股的資金高達6,580億港元，是去年同期的兩倍以上。這一趨勢讓當局更加警覺。 儘管中國國家稅務總局與財政部，直到目前也未對相關報導作出回應，但彭博社發現，北京、上海與浙江等地的稅務局已發布提醒，要求居民在6月30日前，即2024年度稅務申報截止日之前，自行檢查並申報境外所得。 報導稱，地方政府也已展開行動。據了解，自3月下旬起，部分城市的稅務機關便開始通過大數據比對分析，追查未申報境外收入的個人。在被公布的案例中，居民被追繳的欠稅與罰款金額最低也有12.77萬人民幣。 稅務趨嚴的背後，是中國財政吃緊的現實。今年前四個月，中國政府主要財政收入年減1.3%，但支出卻同比增長7.2%。預算赤字擴大超過五成，逾3,600億美元，創歷史同期新高。 有知情人士透露，據中國財政部評估，尚有大量個人未如實申報其在全球的收入，認為其中蘊藏著巨大的「稅收潛力」。 這波稅務整頓，也被認為與中國自2018年起參與全球金融信息交換體系「共同申報準則」（CRS）密切相關。雖然中國早已規定居民必須申報全球收入，但在過去，落實力度有限，直到去年才開始加強監管力度。 如今，中共財政吃緊，稅務機關動作頻頻，在全球布局資產的中國人，要提前做好準備，以防措手不及。
Berwick Offray是北美最大的絲帶製造商之一。作為一家位於賓西法尼亞州貝里克的美國公司，他們一直致力於將所有的流水線都位於美國境內。 「我們致力於提供美國製造的產品，」這家公司的簡介寫道，「我們的絲帶和蝴蝶結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貝里克擠壓、切割和精加工。單面緞帶、雙面緞帶、羅緞帶和許多其他款式的絲帶在南卡羅來納州里斯維爾編織。染色和精加工過程在馬里蘭州的黑格斯敦進行。」 這家美國絲帶生產商最大的競爭對手，即來自中國的便宜的同類產品。該公司最近起訴另一家進口中國絲帶的進口商TriMar Ribbons，稱他們在進口中國絲帶時通過從印度轉運這些產品而規避關稅。目前，美國對來自中國的同類產品徵收反傾銷稅以及反補貼稅令。 2月3日，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對此發布了將對此案進行初步調查的通知。「目前的指控稱TriMar通過印度轉運，從中國進口絲帶進入美國，且在入境時未申報正確的原產國。」通知指出。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在其第一任期對中國進口商品施加高額關稅，意味著大多數從中國進入美國的產品都要根據申報原產國是中國而支付額外的關稅。於是，不斷有美國進口商與中國出口商試圖通過第三國轉運的方式，即在中轉國進行重新包裝或加工，在申報中改換原產國而規避針對中國產品的關稅。 通過逃避關稅，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可以保持低價，從而使得美國生產商處於不利的地位。 代表Berwick Offray的國際貿易專家、Buchanan Ingersoll&Rooney律師事務所律師丹尼爾·皮卡德(Daniel Pickard)告訴美國之音，這類通過「轉運」而逃避關稅的案件不在少數。 「我們協助多家客戶向美國邊境保護局提交針對從中國轉運至泰國、印度和加拿大等第三國的產品進口商的指控。 我們的客戶通常是美國製造商，他們大多生產與逃避關稅的中國產品競爭的產品。」皮卡德告訴美國之音。 他說，中國進口產品逃避合法關稅的欺詐行為幾乎涉及各行各業。根據CBP的數據，目前有221起涉及中國製造的產品被認為涉及轉運逃稅的調查。 隨著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到來，以及他對關稅的倚重，預計，這樣的事情還會出現。 特朗普星期六(2月22日)下午在首都華盛頓近郊國家港舉行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動大會(CPAC)上發表演講時，再次強調了他的關稅政策。他表示，他要透過加征關稅，結束美國長期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不公平對待。 什麼是轉運和海關欺詐？ 關稅稅率會因為原產國(COO, country of origin)而有很大差異。美國進口商必須在海關入境表格上對此進行申報。 「轉運」是一種海關欺詐形式，也就是在貨物進口到美國之前先在第三國進行中轉，使得進口商得以謊報「原產國」，從而逃避合法繳納的關稅。 轉運的貨物可能中轉國進行重新包裝或加工，接著被貼上中轉地國產品的標籤，並以此稱這些貨物在中轉國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對商品的關稅稅率判定時，實質性的轉變是一個關鍵概念，主要用於確定一個商品是否通過加工或製造變成了一個「全新的、具有不同性質、用途或形態的產品」，從而被視為不同的商品而獲得不同的稅率或分類。 舉例來說，這可能是一塊未加工的鋼鐵通過鍛造變成汽車零件，或者是紡織品變成服裝，或是原油加工成為石油產品……都屬於實質性轉變的範疇，產品將適用不同的稅率。 但在上述案件中，轉運的絲帶僅僅是通過第三國，改換上中轉地的標籤並稱其發生實質上的轉變，實際上屬於海關欺詐。 特朗普總統2月4日宣布對中國產品額外施加10%的關稅。2月11日，特朗普總統又宣布對進口鋼材和鋁施加25%的關稅，而中國是這兩種原材料的生產大國。 貿易專家認為，轉運對於中國生產的商品來說尤為普遍，許多類別的商品都需要交付高額關稅。中國出口商，以及美國進口商則會想方設法避稅。2025年1月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誓就職日，美國加州奧克蘭港堆積的來自中國的集裝箱。 皮卡德律師說，業內律所看到了在很多行業都受到了這種非法避稅行為的影響。「當然，當貨物更小時，實施這種非法避稅來得更加容易。」他告訴美國之音。 美國加大審查力度，打擊海關欺詐 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任駐華大使的特里•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特朗普總統希望與所有國家都有公平的貿易，但特別是與中國。」 自從其第一任期以來，特朗普多次強調美中貿易關係不公平，認為中國通過強迫技術轉讓以及對美國商品加征關稅等不正當手段，導致美國在全球市場上處於不利地位。 特朗普在2018年對中國打響貿易戰，包括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來改變這種不公平的做法。而有了關稅，也就有了這些規避關稅的辦法。 美國國會也對這些行為也有所注意。1月31日，佛羅里達共和党參議員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提交名為《停止戰略對手逃稅行為》(Stopping Adversarial Tariff Evasion Act), 旨在通過加強針對外國實體逃稅的執法機制，堵住中國製造商經常用來逃避繳納關稅的漏洞。 去年12月，艾奧瓦州聯邦眾議員阿什利·辛森(Ashley Hinson)提出法案，要求中國對關稅逃稅行為負責。該法案將成立一個工作組來處理與貿易有關的犯罪，並要求司法部長提交一份關於司法部打擊此類犯罪努力的年度報告。 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Th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高級分析師賈揚特·梅農(Jayant Menon)認為，在特朗普總統任期內，將看到更多針對擁有中國成分的產品的檢查。 「鑒於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以及全球供應鏈下的廣泛生產，如今越來越難以確定產品的真正產地，但加強審查有助於識別產品的原產地。如果美國懷疑有規避企圖，無論通過合法或是非法途徑，整個第三國可能會受到新關稅的懲罰。」他通過郵件告訴美國之音。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在回復美國之音的詢問時說，CBP定期調查試圖逃避對進口商品納稅的進口商。 「CBP希望相關貿易方用線上貿易違約報告工具來披露可能的貿易違規行為。該工具旨在簡化向CBP和國土安全調查局提交指控的流程。」CBP在給美國之音的郵件中說。 國際貿易律師皮卡德希望更多的美國製造商能在這個方面得到公平的對待。 「我們預計CBP將加強對涉及中國產品的海關欺詐行為的執法力度。我們特別期望看到更多根據《執法和保護法》(Enforce and Protect Act涉及反傾銷和反補貼稅令)進行的調查，但我們也期望看到更多涉及非法逃避301條款義務的執法案件。」他說。 他補充說，業內許多人希望能夠開始看到更多針對這些問題的刑事起訴。
我於今年1月15日在手機上安裝了國產大語言模型DeepSeek的應用，到今天（2月21日）卸載，總共使用37天。 卸載的誘因是這樣的。2月19日，山東泰山足球隊（原名山東魯能泰山足球隊）發布通知：「因球隊出現人員身體嚴重不適情況，經醫療團隊評估，球員無法組成一支上場隊伍，參加與蔚山HD足球俱樂部的亞冠精英聯賽第8輪比賽。」按照亞足聯規定，主動不參加比賽，相當於徹底退賽；已經完成的賽事和由此獲得的成績，也統統作廢。此外，泰山隊還將遭受罰款、禁賽等一系列更嚴重的懲罰。 泰山隊為什麼要退賽？我就不說具體原因了，反正，「身體嚴重不適」云云，一看就是編出來的理由，就和很多倒閉的店鋪在門上貼張「旺鋪招租」的公告一樣，屬於心照不宣的撒謊。 於是，我就打開手機上的DeepSeek應用，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是否可以舉幾個例子（最好是歷史事件），具有這樣的模式：自己本身有一種嚴重的缺點，卻非要主動攻擊對方的相同缺點，結果被對方反擊，自己反而遭到了很大的損失。 因為我打開了「深度思考」功能，所以DeepSeek先是慢吞吞地輸出它的思考過程，其間一切順利。思考完畢，它開始給出正式回答，但只輸出了兩段，嘩，所有答案全沒了，代之以那句冷冰冰的老話：「你好，這個問題我暫時無法回答，讓我們換個話題再聊聊吧。」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我在之前評論《黃仁勛：英偉達之芯》一書的文章《首先，你得能跑》中，已經提到DeepSeek有這種過度審查的毛病，很多我覺得並不怎麼犯忌諱的問題（比如「請用一種比較陰陽怪氣的語調，從五個不同方面駁斥中醫擁護者的常見觀點」），都莫明其妙地「無法回答」了。現在DeepSeek又來這套，我心想，我可去你大爺的吧，於是果斷卸載。 不止一位讀者告訴我，要繞過這種審查也很簡單，比如可以本地部署。但問題在於，DeepSeek的成功刺激了人工智慧界，導致市面上很快出現了一些新的免費大語言模型，使用起來很方便，功能也不差，甚至可能更強。我找個不搞這種無聊審查的競品不就完了，何必自己費時間折騰？ 於是我換用了另一個免費的大語言模型（名字就不透露了），問了差不多相同的問題，人家就能老老實實給出答案，舉了法國革命期間羅伯斯庇爾的例子。1793年6月，在之前執政的吉倫特派被推翻之後，羅伯斯庇爾上台，隨後立即實行恐怖的雅各賓專政，把數萬人送上了斷頭台。但好景不長，一年兩個月之後的1794年7月28日，隨著雅各賓派倒台，羅伯斯庇爾本人也被送上了斷頭台。 這個例子讓我不太滿意。我想要的例子其實是一種更細緻的類型：雖然你和對方都有相同的缺點，但對方缺點比較輕，可以承受，你的缺點比較重，你承受不了；然後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要先去撩撥對方，結果自找苦吃。簡而言之，這裡的關鍵，在於「別人身上的相同缺點程度較輕」。 把這個關鍵信息告訴大語言模型之後，果然再給出的幾個例子，就相對比較符合我的意圖了。比如美國愛達荷州前共和党參議員勞倫斯·克雷格（Lawrence E. Craig，常用昵稱拉里·克雷格［Larry Craig］），作為保守派人士，曾經反對同性婚姻，支持兩院停止再討論允許同性婚姻的法案；當時還有提案，要求擴大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範圍，以涵蓋針對不同性取向的犯罪，他也表示反對。誰曾想，他自己在2007年6月11日突然被捕，原因是被指控招攬一名男性執法人員進行皮肉交易，隨後便簽署了認罪書。儘管克雷格堅稱，自己的性取向不是同性，簽署認罪書只是希望儘快了結此事，而且後來堅持到2009年期滿之後才從參議員位子上離職，但這樁醜聞確實足夠諷刺了。 網路圖片 另一個例子是法國啟蒙思想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一提到這個人，我就總忍不住想到英國記者、作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 1928–2003）在1988年寫成的名作《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s，台灣原譯版題為《所謂的知識分子》）。這本書站在保守主義立場，對歷史上的十幾位左翼知識分子的道德開展了全面批判；該書在引入大陸時，因此不得不刪掉一章。 這本書的第一章，寫的就是盧梭，而且在開頭就引用了羅伯斯庇爾對盧梭的讚譽：「盧梭透過高尚的靈魂和高貴的人格表現他身為人類導師的價值。」約翰遜指出，儘管在幾百年後的今天，盧梭的名字往往會與他的政治哲學著作《社會契約論》聯繫在一起，但這本書在他生前的名氣並不大，遠遠比不上他的兩本小說《新愛洛伊斯》和《愛彌兒》。 《愛彌兒》表面上是小說體，實際上是探討教育哲學甚至政治哲學的著作，在當時引發了強烈反響。盧梭在書中化身為一位理想的教師，而愛彌兒則是他理想的學生，於是師徒二人演繹了一場最為理想化的「自然教育」（指順從人類天性的教育，與今天所謂的走進大自然、了解動植物的自然教育不同）。盧梭一面極力讚揚這種自然教育，一面極力貶低不合他三觀的無神論者和自然神論者，斥責他們「盜走了受苦受難的人們從宗教獲得的慰藉」，「取消了可以約束富貴者和權勢者的情慾的唯一力量」。總之，世界上沒有人比盧梭更懂人的天性、更懂教育小孩子了。 然而諷刺的是，在《愛彌兒》於1757年寫成（後於1762年出版）時，盧梭已經與他的情人勒瓦瑟（Levasseur）先後生了5個孩子。這5個孩子無一成為盧梭的愛彌兒，而是都在生下來不久後，連名字都沒起，就被他送到了棄嬰收容所，可能很快都夭折了。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盧梭一而再再而三遺棄親生孩子的事，早就為人所知，但知識界一般也就是腹誹而已。直到《愛彌兒》出版，公開向當時啟蒙運動中的理性主義者（他所批判的無神論者和自然神論者都屬於這一陣營）叫板，他才終於激起眾怒。1764年，也就是《愛彌兒》出版兩年後，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盧梭的頭號思想敵人伏爾泰，匿名出版小冊子《公民的情感》，直斥盧梭一邊遺棄他的5個孩子，一邊又大言不慚地談兒童教育。盧梭的反應則是百般狡辯，甚至聲稱，《愛彌兒》正是他對遺棄孩子這件事所做的思考結果。 [英]保羅·約翰遜著，楊正潤等譯《知識分子》（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年1月） 大語言模型給出的其他例子，我就不舉了。如果我願意花時間，還可以讓它給出更多類似的例子，但因為我只是隨便查查，所以到此為止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算是大語言模型的一種比較合理的應用——為類書編纂提供素材。所謂「類書」，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百科全書，其特點是把文獻資料中的內容分門別類地彙編起來。比如北宋的《太平廣記》，就是一種按類編輯的小說集，把小說內容劃分為神仙、道術、方士、異人、鬼、妖怪、草木、畜獸等幾十類，每一類都匯總了很多故事，足可以把人看到膩味。 廣東作家胡文輝此前就曾匯總過「花剌子模信使」模式的資料。所謂「花剌子模信使」，源自作家王小波的雜文《花剌子模信使問題》，說中亞古國花剌子模的國王只喜歡聽好消息，不喜歡聽壞消息，給他傳喜報的人會被提拔，給他傳噩耗的人會被喂老虎。 胡文輝在考證後發現，雖然嚴肅的史書對於花剌子模並無相關記載，但中國古史里卻不乏類似的事情，最早的一則見於《左傳·哀公十三年》，當時越國征伐吳國，吳軍吃了敗仗，派七名報信者上告吳王夫差。夫差的反應是：「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意思是夫差害怕打敗仗的消息傳出去，被中原其他國家的諸侯知道，就親自在王宮裡把七個報信者砍了頭。此後，戰國、秦、西漢、隋、唐、北宋、金、清也都有類似的事例。國外的例子當然也有，否則英語中就不會有shooting the messenger（射殺信使）這麼個習語了。用現代心理學的術語來說，「射殺信使」屬於典型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行為。胡文輝把這種模式的歷史事例彙集在一起，其實就相當於編成了「新太平廣記」的一卷——《認知失調一·射殺信使》。 我今天想查的這種「撩人終害己」模式的事例，也相當於讓大語言模型從它所掌握的材料出發，把類似的資料匯總起來，為「新太平廣記」提供另一卷內容的大綱。要是真能藉助大語言模型的幫助，把這種當代類書編出來，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肯定很有趣了——只不過，DeepSeek這種自我閹割的模型算是指望不上了。 素材來源官方媒體/網路新聞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劉夙的科技世界
昨天講水災和混裝油事件的文章，都被刪了。 如果問我辛苦幾個小時所寫文字被刪的心情，其實倒並沒有憤怒，而是感覺荒誕。 因為我的文章主要是提問而不是給出答案，主要內容是關於「新聞的消失」。我全篇文章都沒有建立什麼觀點，更沒有試圖還原災難的真相——我也沒那個能力。 我只是在不斷質疑，為何近些年來，關於災害的新聞日益稀缺，我們對各種災難事故越來越難以了解其全貌？ 除此以外，我表達的還有「追問的消失」。 不僅新聞消失了，追問也消失了。我們的周圍只剩下一片寂靜，寂靜到，你經常不知道這片土地在發生些什麼，也沒有人喊一聲：究竟發生了什麼？ 只有一片白茫茫的寂靜。 以前是新聞的退化和選擇性報道，現在則是新聞的徹底消失與遁形。 之所以我說荒誕，是因為我的文章被刪，恰好又吻合了文章的主題——追問新聞為何消失的聲音，也跟著消失了。 這是一個「禁言循環」，如果我再繼續追問：追問為何也消失了？這種對追問本身的禁言，難道又將持續？ 最終我們收穫的，將是徹底的沉默。在這種情況下，提問本身便是錯誤，對提問的提問以及對提問的提問的提問也是錯誤。 所以這是一個針對提示詞的禁言時代。 我們不能暴露任何會導致聯想的詞語；所以，這種禁言的根源是希望你停止思想——你為什麼要思想？你只需要接納被灌輸的東西便可以了，你的任何思想都將是危險的，以及有可能觸碰提示詞的。 我啞然失笑：大家竟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一切以通稿為準」，這成了我們時代的常態。什麼是通稿？它是既定的「調調」，而不是新聞本身；它所展現的，只是一種安撫式的交代。至於交代的內容，則是根據輿論的要求所預先設定好的，也是最有利於穩定的。 這種穩定來自於，你不需要了解真相——而這就已經完全背離了新聞的初心，因為新聞之所以誕生和存在，就是為了儘可能觸及真相。 所以，他們最終需要的，是停止一切大腦的運作。 你只需要活著，按照他們規定的「通稿」活著。在那個通稿里，不存在災難和危險，即便有一些事故，那也不過是慶功大會的引子；更不需要追問災難的原因，因為他們永遠都不會犯錯，原因都是自然造成的。 所以你不能去想提示詞，因為這些詞會不斷引導你的想像，從而抵達那個最終的問題：是不是有人在犯錯？是不是，有人在試圖掩蓋這個錯？ 這毫無疑問是一種限制的升級——在以前，你只不過不能就公共事件私自給出答案，因為那會被定性為謠言。所以我針對公共事件很少去推測真相。 可是現在，就連提問也難以為繼了。你只能選擇緘默。 也許以後還會出個「提問通稿」，你只能就規定的話題進行規定的提問，這些提問都是「正能量」的。 比如說，針對中國經濟你只能問將來會有多好，但不能問存在什麼隱憂；針對公共事件你只能問，處理進展有哪些成功的原因，卻不能問是否存在人為因素。 事實上，我昨天的文章標題，就只不過是在追問有沒有人為因素。看來這種追問也是禁區。 所以，「提問通稿」事實上也已經存在了。 對於禁言這件事情，我們的想像力，可能還需要再提升一些。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倪刃
彭博社引述英國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的數據報道，新加坡重大洗錢案使得中國家族辦公室和富人移民受到當局密切關注。 二名私人銀行家表示，新加坡爆發的洗錢案影響代表著一些銀行正在重新「了解客戶（KYC）」，其中那些在新加坡的中國富人受到密切關注。「了解客戶（KYC）」用於指代監督客戶金融活動的銀行監管和反洗錢法規。 報道稱，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亞太首席經濟學家賈西亞．赫雷洛（Alicia Garcia-Herrero）指出，在新加坡洗錢案被定罪的人包括持有萬那杜（Vanuatu）、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Saint Kitts and Nevis）和土耳其護照的中國人，這引發了人們對於洗錢的疑慮。 目前，新加坡仍是百萬富豪移民的熱門地點，據Henley & Partners統計，新加坡今年預計將迎來3,500名百萬富豪，位居全球第3。 《自由時報》引述香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指出，對於許多中國億萬富豪來說，他們不喜歡政府任意干預、檢查或威脅個人財富，這正是他們想把資金轉移出中國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像中國一樣進行更多的檢查、更嚴格的監管，就失去了吸引力。 因此，新加坡加強審查海外資金或致中國富人再出走。 中國胡潤研究院3月25日公布「2024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飲料巨頭農夫山泉董事長鍾睒睒以4,500億元人民幣的身家摘下中國首富，但其財富較去年減少9%。胡潤稍早前的另一份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富裕家庭的總財富跟上一年相比下降了3.6%。 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台灣區會長陳遠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千萬以上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有很大的財富比例來自於企業股權，但過去3年，中國股市的市值蒸發了逾6.3萬億美元，當這些富人的公司股票市值往下掉的時候，他們的財富自然就會縮水，這是富人財富減少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中國房市不景氣，很多擁有多棟房產的富裕家庭的房子凈值縮水，致使他們的財富凈值也跟著縮水。再來就是疫後中國整體的消費市場還沒有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所以在股市低迷、房地產危機以及通縮泥潭等三個因素下，造成中國整體平均財富水準往下走。 多項研究顯示，中國的富裕階層和中產階級正加速從中國流出。日前發布的《2024全球富豪遷徙報告》中，中國再次成為全球最多百萬富翁流出的國家。報告預測了2024年中國大陸將有15,200名富豪流出，超過去年的13,500名和前年的10,800名。美國依然是這些中國富豪移民的首選之一。
永遠保持憤怒， 永不怨天尤人。 「我想表達的態度已經在影片中很清楚地呈現出來了，包括影片所有的刪改痕迹，這都是我希望觀眾了解到的。 上映的時候，從現在開始，我選擇保持沉默。」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發布會 「我們不能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這不是藝術家的邏輯。 另外一方面，在新聞層面，我覺得中國的媒體報道尺度是在擴展的，那麼新聞可以到這個層面，為什麼電影不可以呢？ 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不是我不合理，而是對電影的理解和管控本身有問題。」 –賈樟柯 「對，他們開玩笑的貓狗是主人、同志不能黑，一切賴廣電。我覺得廣電局對於今天中國電影的現狀，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我覺得你去賴它一點不幫忙，你每天想到說，哪個題材不能拍，如果讓我拍了，就拍成多麼多麼好。 那不如去想想哪個題材是可以拍的，你如何把它拍好。而現在的問題是在於，你想到的唯一訴求是賺錢，而你又不了解中國市場、不了解中國觀眾，關於賺錢是一個非常盲目的夢想。」 –戴錦華 「還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拍了《鳥鳴嚶》，電影拍得依舊辛苦，去雲南勘了N多次景，做了很多很多的準備電影拍完了兩年了。 送到電影局裡到現在沒有任何審查意見，作為同行的尊重來講，我能接受任何的一個審查的結果，但是我確實不能接受一個我送給你兩年多，你連一句話都沒跟我說的結果，電影拍完了兩年了，送到電影局裡到現在沒有任何審查意見。 你連一句話都沒跟我說的結果這個確實讓我，再一次對電影失望，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樣才能夠到找到一個結果。」 –田壯壯 01·國家電影局的文件· 文件原文 《影片赴境外參加電影節（展）前須履行備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廣播影視節（展）及節目交流活動管理規定》，國家支持國產影片參加境外電影節（展）。攝製完成的電影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後，方可參加電影節（展）。擬參加境外電影節（展）的，送展法人、其他組織應當在該境外電影節（展）舉辦前，將相關材料報電影主管部門備案。 備案遵循屬地原則，影片在立項的省級電影主管部門備案。在國家電影局直接立項的影片，向國家電影局備案。 備案主體應在節（展）舉辦二十個工作日前報送備案材料：加蓋申請單位公章的備案申請（包括：電影節展名稱中英文、時間、地點，電影出品單位聯繫人、聯繫電話）、影片公映許可證複印件。 短片參加境外電影節展參照執行，由境內第一出品單位或送展法人向國家電影局備案。」 （官網短片赴境外參加電影節（展）備案表） 文件重點： 製作完成的電影必須完成備案，拿到公映許可證（龍標）才能參與境外影展（節）。 備案需要條件：出品單位、送展法人、故事梗概、聯繫人等。（個人不再具有資質） 不僅強調的是拿到公映許可證過審，也強調完整的備案流程。 （國家電影局官網） 02·華語短片的意義· 突出地位 為什麼電影局會突然加大對於短片參與境外影（展)的審查，因為最近幾年，短片逐漸成為華語電影在世界影展中的新出口。 以最著名的歐洲三大電影局為例，近幾年華語長片開始出現明顯的缺席。 2020年之前，大陸長片經常因為「技術原因」退出，比如《少年的你》和《一秒鐘》無緣柏林展映。 2020年後，除今年的戛納是華語大年外，能明顯感覺到大陸長片在世界影展中愈發受到限制。 比如2021年三大主競賽單元華語長片零入圍，這種情況應該是1988年後華語電影開始黃金髮展後首次出現。 2022年戛納所有單元中的華語長片遺憾零入圍，而形成對比的是，2022年六部華語短片入圍了戛納，並且還有兩部是主競賽，並均出自大導之手或摘得大獎。 畢贛的《破碎太陽之心》入圍戛納主競賽，陳劍瑩的《海邊升起一座懸崖》摘得短片金棕櫚，《地兒》入圍基石單元榮獲二等獎，《當我望向你的時候》入圍影評人周單元，並獲得短片酷兒金棕櫚獎。 當下，華語短片的地位正在愈發突出。 創作尺度的自由 華語短片另一個特點就是創作上的自由，其尺度與往往比長片更多元、開放。 例如《當我望向你的時候》拍攝的是導演本人因為同性戀身份帶給自己媽媽的傷痛，LGBT題材如此直接的出現，在大陸長片中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其中諸如「我的男朋友（男性聲音旁白）、你這樣我怎麼出去見人、初二與25歲男人的聊天記錄」等台詞貢獻了強大的情感張力外，展示了青年導演在完全自由的創作條件下所展示的才華。 而2021年的香港影片《天下烏鴉》雖然獲得了短片金棕櫚（這一獎項中國連續蟬聯兩年），但影片的視角則陷入了「辱華」與「迎合西方刻板印象」的爭議。 而其他優秀影片中對於中國農村場景、留守兒童、性愛場景、末日場景等不同題材的拍攝，均是長片的審查敏感點。 （李家和-《地兒》-2022年戛納基石單元二等獎） 03·審查帶來的影響· 送展法人與出品公司的限制 在備案中明確要求，片方必須提供送展法人與出品公司的資質，但是目前參與外國影展的華語短片一般分為三類。先說其中兩種不常見的。 廣告型短片： 張大磊的《下午過去過去了一半》是雷克薩斯的廣告，畢贛的《破碎太陽之心》是pidan的廣告。 這種廣告型短片本著商業的原則，一定會想辦法規避審查敏感因素，法人與出品公司也非常明確。 國際【短片集長片】中的聯合執導： 陳哲藝的《隔愛》出自短片集長片電影-《永恆風暴之年》，陳凱歌早年的短片《百花深處》來自《十分鐘年華老去-小號篇》。這種長片由若干個短片組成，其中的某個短片是中國導演獨立執導。 這種既是長片也是短片的電影，出品方或者影片地區其實來說不屬於中國，一般是外國投資方或者組委會出品。 但影片主創、語言、主旨表達、影片受眾、拍攝地等全部實際拍攝過程都發生在中國，並且也可以拿出來單獨作為一部中國短片參展。 如果按照規定來看，參加國際節展是否需要龍標存疑，需要實際的樣本觀察。 導演個人出資： 這是最常見的短片類型，那就是短片都是導演自己出錢拍的，那這個沒有公司和法人怎麼辦。當然這都是比較好解決的了，畢竟所有資金都是導演個人出的，跟任何組織都沒有關係。 但還有很多短片其實都是學生的畢設、畢聯，面對審查時，會出現出品人和出品單位的糾紛。 比如每年的北京電影學院畢業聯合作品，出品方和版權方都是北京青年製片廠（BFA下屬單位），學校會給學生一部分資金拍電影，但是一般也需要學生自己補貼一部分錢。 比如學校出了18萬，學生自己出了12萬把這部影片拍完，那這個出品公司和法人是誰。以及如果沒過審，參與不了影展，那這個損失誰來承擔。 甚至，如果學生在沒拿到龍標的情況下，違規偷偷把影片偷偷送去參展併入圍獲獎，那應該處罰誰。 （王平波-《塑料袋》北京電影學院2022年畢業聯合作品） 等待周期變長 短片本就因為沒有市場，所以不可能回本（也可能通過獎金回收部分資金）。 個人出錢的影片，導演一般會把全部身家拿來拍電影，然後身上一分錢不剩的時候把影片送去評獎，等待自己被行業看到。 但現在多了等待審查、收到刪減意見、重新製作修改等時間，明顯提升了短片的製作成本，對於青年創作者會更艱難。 而且短片的數量遠比長片多，體量如此龐大的片源，電影局審查的效率肯定會變慢。 而且如果是畢設、畢聯類型短片，因為最好在學生畢業前完成短片發行，那考慮加上等待送審的時間，可能會改變每年大四、研三一整年來創作影片的創作慣例。 創作自由的消失 以往的短片不存在任何創作限制。 比如《當我望向你的時候》中明確的說出了媽媽知道自己有男朋友，把出櫃的問題在陽光下正常的說出，才是真正討論這個問題的基礎。 那如果增加了審查，這種作品甚至無法與觀眾見面。 （黃樹立-《當我望向你的時候》2022年戛納酷兒金棕櫚） 04·怎麼懲罰·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如果沒拿到龍標私自龍參展，那導演與出品方會被怎麼處理。青年導演是中國電影的未來，如果封殺了一大堆未來怎麼發展。 如果是長片的話，參考今年兩位第六代導演在戛納和柏林的境遇即可。但是短片的懲罰還有待觀望。 05·新的思路· 因為短片報投國際影展，一般都會找發行公司做公關，幫忙打招呼、探口風等。考慮到現在增加了審查，未來短片發行的工作量會增加很多。 法人代掛 首先要解決出品方與送展法人的資質問題，有條件的導演應該是自己成立公司。未來可能會有影視公司收費，幫忙短片送審與送展。如果是學生短片，肯定會以學校和監製指導老師的意見為主。 創作自由的消失 也可能會出現找到外國資本打包影片，把影片改成別的國家製片與發行，繞開國內的審查，最終以外國電影的身份去參獎，比如尋找香港或者歐洲的投資。 當然，這應該都是導演先墊錢完成拍攝，然後帶著成片拉投資，跟長片找錢的過程相反。 （邱陽-《南方少女》2019年戛納影評人周單元-短片發現獎） 國內影展的競爭更激烈 電影局只說了境外的影展需要龍標，但是沒說國內的影展需要送審才能參與。 國內的官方影展就是上影節、北影節。民間影展就是FIRST、平遙等。可以預見，未來國內的短片展或者短片單元的競爭會更激烈。 但是在此政策的影響下，國內短片展（單元）肯定會收緊審查標準。 不要怨天尤人 電影受到限制確實會讓創作者更艱難，但是怨天尤人是沒用的。 我們必須承認，就算沒有審核制度，絕大多數人也拍不好電影。不要把審查當成逃避創作的勇氣。先別把自己代入夢的背後那麼哀傷。 此外，目前國際獲獎的大多數影片，講的都是日常的題材，沒用刻意去突破某種限制。要記得保持憤怒，但絕不是怨天尤人。 （叢希文-《將愛放逐》2024年戛納基石單元入圍） 06·短片的打擊· 短片的自由曾經幫助青年導演複製了一條第六代年輕時候的路徑，就是不管國內審查，只需國際拿獎，即可在行業立足。但是電影最後的自由之地也消失了。 或許也可以逼迫青年導演提前面對、適應審查，不要做孤獨的藝術家。但青年導演更需要的是幫助與自由，先幫他們被別人看到才華是最重要的。電影是自由的。 但唯一的好處是，就是以後老師問你怎麼不拍期末短片作業，你可以說因為我的短片沒過電影局的審查。 （鄒靜-《朵麗》2021年戛納影評人周單元-短片發現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電考研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