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法：悼南澳哥李偉樑
2026 年 7 月 14 日
無疑，最近七八年全球的輿論生態，可以說是1970年代中期半世紀以來最糟糕的一段時期。在90年代或者21世紀初，人類自己以為制度和技術的進步可以避免非理性極端主義的泛濫，但是我們發現那時候的知識階層過於自信了。沒想到大致以2015年為界，全球範圍內，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保守主義、反理性主義、極端主義都是愈演愈烈，乃至已經蓋過了理性聲音。 這個極端主義思潮的變化背後是有複雜的原因的，比如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市場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最大規模重塑了人類的利益分配，從而帶來國家間、宗教間、民族間、階級間的新舊利益衝突，以及各自所代表的意識形態間的對峙。當然移動互聯網及其創造的商業模式的興起，從而產生的對社會輿論生態的重塑，也是重大誘因。 在紙媒時代，乃至在PC端互聯網時代。我們社會的信息生產權是掌握在職業媒體人以及知識分子手中的，這保證了信息的相對真實性，以及價值的相對溫和性、中立性。儘管很多國家會有新聞管制，但是他們的媒體頂多是選擇性發布信息，而很少去像自媒體博主那樣隨意捏造信息，畢竟他們還是要維護一國思想生態之平衡和宣傳的信譽度。 那個時候媒體承擔的社會角色也比較單一，傳媒只承擔了社會運轉中的一小部分功能，它與生產、商業是相對分離的，尤其是它頂多為商業提供廣告服務，而不是商業活動的載體。 但是移動互聯網的出現，顛覆了這一切。首先來說，信息生產權從職業媒體人、知識分子轉到普羅大眾。過去發表文章、表達自己的見解觀點，是極少數專業人士的事情，可是今天我們鄉下在農田勞動的老舅，街頭賣菜的大媽也都當起來博主來。這裡有個數據，傳統傳媒時代，全國大致有電視廣播機構2500餘家、報紙1700餘份、期刊10000餘份，不過期刊裡面大量是學術雜誌，各類新聞媒體加起來不過五六千家，而現在自媒體主體，光活躍的公眾號就2400多萬，更不用說抖快B還有好幾億更活躍的視頻老鐵了。 並且那些來自社會基層的博主內容流量遠遠高於專業博主。這是互聯網受眾群體的文化結構決定的，也是由人性決定的，人們認知傾向於簡單化歸因、二元對立、極端化，人們喜歡接受那些聽起來很爽、很解氣或很憤怒的東西。看北京大學的教授給你一五一十講俄烏戰爭、中日關係，哪有聽計程車大爺聊時事過癮？現在就連高級知識分子都被價值之上的謠言小卡片或「爽文」屏蔽了信息，更何況普通受眾了！ 所以，移動互聯網的出現，讓信息生產去中心化、去建制化，不可否認這具有進步性，普羅大眾開始掌握信息話語權和表達權，但是人類很多領域的運轉是講究專業性的，比如政治、經濟、醫學等，外行取代內行、佔據話語中心，最後社會會失序，人類會反受其害。 其次，移動互聯網也顛覆了經濟運行規則。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媒體等於一切，媒體幾乎成了我們所有一切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承載體，生產、消費、社交、金融、物資流通等都高度依賴互聯網信息平台，只要你獲取了用戶群和信息流，就等於掌握了最關鍵的商業資源。所以，媒體的價值和信息變現的能力，被急劇放大了。 這種商業法則和信息生產模式的改變產生的融合效應就是，一些互聯網平台公司為了流量的需求，也就是為了商業變現的目的，利用所謂「演算法規則」，主動推送那些吸引眼球的，普羅大眾「喜聞樂見」的劣質化、極端化信息。這些信息筆者分為四類：第一是謠言流量，第二是庸俗搞笑流量，第三是販賣焦慮流量，第四是仇恨流量。 筆者對短視頻生態了解不深，但是根據「新榜」對每日公眾號上10萬＋話題的統計，那些社會和政治話題流量最高的，顯然都是那些販賣仇恨或「嚇尿體」、「震驚體」居多。人們獲取的信息越來越取決於演算法的投喂，越來越段子化、謠言化、情緒化，所謂「劣幣驅逐良幣」。 以我們對剛剛逝去不久的中國紙媒時代和PC互聯網時代的記憶來看，那時候的媒體總體保持的是一種向上求真姿態。那個時代產生了很多優質的電視欄目、報紙、刊物，乃至互聯網新聞頻道，比如央視的《新聞調查》、《對話》，市場化媒體《財經》、《經濟觀察報》，騰訊網的《大家》、《今日話題》等等。媒體是一個充滿溫情、理性、深度思考的地方。 但是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自從移動互聯網普及到人們日常生活後，我們整個社會信息質量迅速下降，社會價值也越來越撕裂，社會情緒越來越暴戾化、對峙化。在國外表現就是特朗普為代表的激進右翼政客的崛起，他們繞過過去「建制化媒體」，直接用自媒體進行政治動員；在國內的表現就是大量那些處於邊緣角落的低學歷、非專業、反理性、反人道的「言論領袖」的崛起。 這其中直接危害性最大，最值得警惕的是仇恨流量，雖然仇恨是人類社會中天然存在的一種情緒元素，但任由它發酵，會毀壞一個社會的平衡和繁榮。當然，互聯網平台上流行的仇恨，不僅僅包括煽動對外部世界的民族仇恨，還有煽動的對內的各種仇恨，比如： 對某些階層的仇恨。最典型的是對民營企業家階層的仇恨，把社會不公平等責任完全歸咎為企業家，歸咎為企業資本。 地域、民族、宗教仇恨。利用刻板印象，編造信息刻意醜化某一地域人群，進而對其進行各種權利歧視；以及無限放大對一些少數民族和宗教與漢族文化差異性，貼上各種陰謀論標籤。 價值觀仇恨。主要是對主張法治、權利、自由、平等、開放等價值觀的知識分子、媒體、法律階層的仇恨，不分青紅皂白就扣上「漢奸」、「第五縱隊」的帽子（當然很多以「自由派」自居的人，也樂於給別人扣「極左」、「義和團」之類的帽子，進行人格、道德全面否定，不過此類人主張尊重人權、不主張進行人身迫害）。 而仇恨流量的最終結果是訴諸暴力和肉體消滅。近兩年湧現出幾位知名度很高的自媒體博主，竟然堂而皇之主張處決漢奸（或者主張為了消滅某個假象敵，不惜死個1億人口），關鍵「漢奸」是一個很彈性模糊的文化辭彙，而不是法律辭彙，他們可以隨意定義你是漢奸，所以就可以漢奸罪處決任何人。這種言論卻從來得不到制裁，反而很多人理性討論一些話題心驚膽戰，今天被禁言，明天被刪帖。 這種言論以及背後價值流行下去，只能會造成未來一旦經濟情況不好，很可能出現流血暴力。所以，筆者又稱之為「人血流量」。而且這種暴力一定是無序的，會不斷發明新的敵人，將攻擊範圍無限擴大化，每個人都有可能會成為受害者，如果覺得我是危言聳聽或胡說八道，建議好好讀讀20世紀的世界史，你會發現無數個經典素材。 因此，現在網易、騰訊等互聯網平台發了公告，給與煽動中日對立、挑動極端民族主義的的博主給予處分，體現了他們的社會擔當，這是互聯網言論管理的一次巨大進步，如果讓說真話的人心驚膽戰，讓造謠、製造仇恨的人躺著賺錢，那這個輿論場太不正常了，這個社會太沒有希望了。 但是筆者覺得這還遠遠不夠，就內容上講，不僅要嚴厲制裁那些宣傳對外仇恨，還要制裁那些煽動我們中國社會社會內部仇恨對立的。往往一個社會仇外情緒，受制於國際較量，最後很難成氣候，傷害不了幾個外國人；但是對內部自己人的仇恨，卻很可容易造成駭人聽聞的悲劇。 我們也希望不僅僅網易、騰訊要行動，其他平台，尤其是視頻平台更要有切實的行動，不僅是發個公告而已。畢竟現在信息流中，視頻的比重遠遠大於文字，這方面視頻平台的責任更大。 筆者最後要說的是，現在互聯網平台規模都很大了，資金實力都很雄厚了，幾個大的互聯網平台企業都是全球500強或者排名前20的獨角獸。這些企業應該學習借鑒一下谷歌、微軟此類國際同行，學會靠真正解決人類的難題，創造技術核心競爭力賺錢，而不是無限延續單純靠流量賺錢的「粗放」模式。 如果在這種模式已經顯露出巨大社會危險性的時候，依然無動於衷、置身其外，不僅喪失了一個科技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褻瀆了科技本身的價值，他們自身最終也會遭到極端主義思潮的反噬。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阜成門六號院
富士康轉移部分產能後的數據和事實證明，我們大大低估了龍頭企業的影響力及其背後存在的鏈式反應。 誰能想到，蘋果加快在印度擴建工廠，直接受到影響的，是遠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鄭州。 是的，你沒有看錯。最近，海關總署發布了31省份一季度進出口數據，根據梳理，其中有10個省份出現了下降，其中就包括了此前的外貿大省河南。 而河南的進出口之所以出現下降，最主要原因是手機出口量大幅下滑——眾所周知，地處河南鄭州的富士康是蘋果手機的代工大戶，也是河南最大的出口企業。 從年度數據來看，2023年全年河南出口手機數量5761萬台，同比下降了14.5%。如今，這一下滑趨勢還在繼續擴大。根據鄭州海關數據，2023年一季度，河南全省出口了1688萬台手機，而2024年一季度僅有664萬台，減少了1024萬台。手機出口金額從2023年一季度的711億元，下降至2024年一季度的272億元。 即便考慮今年一季度蘋果在華銷售量大幅下跌19.1%，全球手機銷量也在下滑，但也不至於減少這麼大的幅度。這大概說明：穩坐全球手機代工第一把交椅多年的富士康，正在從河南撤走部分生產線。 全球化貿易體系從來不是割裂的，而是一個典型的蝴蝶效應式故事：一隻南美洲的蝴蝶扇動翅膀，結果引發了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 如果富士康真的撤離，那麼撤離的不會僅僅是富士康。 01 提到富士康，有人認為，富士康就是一個給美國蘋果打工、創造財富的工廠，低端、低利潤、不重視工人權益，在整個產業鏈處於下游位置、角色非常被動，這樣的企業就不該來中國大陸。 「難道沒有富士康，河南人就活不下去了嗎？」曾幾何時，類似這種聲音甚囂塵上。 但過了嘴癮後，冷靜下來看，富士康對於河南乃至對於中國經濟意味著什麼，很多人可能想像不到。 2023年，富士康所在的新鄭綜保區完成進出口值達到4073億元，占鄭州進出口的比例高達74%，占河南省進出口的比例則達到50.3%。 在全國出口百強企業之中，鄭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都在前20名之內。在長達10多年時間裡，富士康持續位居中國出口企業第一名。 富士康鄭州科技園（圖/視頻截圖） 在「一鯨落，萬物生」的簡單腦迴路里，巨頭的離場按說應該是有利於小魚們的。但二元論的腦迴路無法理解複雜生態系統，那些在社交媒體評論區要求「XX滾出中國」的鍵盤俠們大概不會想到，他們呼著喊著要趕走的，其實是他們自己和同胞的生計和飯碗。 如今，事實證明，我們大大低估了龍頭企業的影響力及其背後存在的鏈式反應。 國產替代或許能夠在蘋果生態鏈上扮演替代者的角色，但對於經濟這一複雜系統來說，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替換遊戲，更像是一颱風險係數極高、會傷筋動骨的大手術。 02 簡單對比一下富士康來去之間對於河南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能清晰印證相關邏輯。 2010年，郭台銘選擇在鄭州落戶富士康之後，上下游200多家配套企業也緊跟著落戶河南。隨後，還是國內人口流出大省、幾乎沒有現代產業支撐的中原腹地河南，電子產業迅速形成規模，鄭州電子信息產業總體規模增長了25倍。 到了2020年，鄭州富士康已經是全國最大的出口貿易公司，全年出口總額達到了316億美元。它以一家公司之力，貢獻了鄭州進出口總額的80%、河南省進出口總額的60%。 以鄭州航空港為例。富士康正式建成那一年，鄭州航空港的GDP只有206億，到了2021年，鄭州航空港的GDP達到1172億，增長了5倍多。在高峰時期，富士康對鄭州的GDP貢獻率高達25%。 那些年政府流行招商引資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如果能夠招到像富士康這樣的鏈主型公司，對於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可估量。 當然，客觀地說，富士康近年來布局印度、越南等地區，背後有很多因素在共同作用。比如大陸的生產成本上升、東南亞廉價勞動力優勢吸引等。 看看鄭州過去這些年房價的漲幅，還有即便是人口大省也出現的越來越頻繁的招工荒，這些因素都促使著富士康需要尋找到新的勞動力價格窪地。 富士康的食堂（資料畫面/視頻截圖） 從富士康印度工廠的表現來看，雖然有諸多的勞動力價格優勢，但生態鏈產業鏈的難以替代、熟練工種的缺失，對於iPhone的質量把控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顯然，把工廠轉移出中國大陸，對於富士康來說也是陣痛明顯的選擇。 真正的問題來了：為什麼富士康想轉移部分產能？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可能會決定了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的社會預期乃至經濟走向。 03 有人可能會說，沒有富士康，我們還有歐菲光、立訊精密這一類「國產替代」。而且，對於以河南為代表的諸多省市來說，「富士康依賴症」顯然也非長久之計。 汽車工業對於底特律的影響，我們如今都看到了。因為產業結構過於單一，底特律最終在傳統汽車工業開始走下坡路時一併衰落下去。 出於產業轉型的需要，區域經濟發展必須找到更多的支柱和解決方案。 從目前來看，富士康手機製造產業鏈遷移之後留下的空隙，似乎可以由新能源汽車製造來補齊。 最新消息是，今年1月初，富士康突然投資了5億在河南建設新能源汽車零部件代工廠，甚至還表示要全包國內新能源汽車零部件的代工。不僅如此，比亞迪也在河南加大了投資規模。從很多角度來看，河南的這種轉型和騰籠換鳥是理性選擇，也是大勢所趨。 圖/圖蟲創意 尋找替代產業是近年來全球都流行的發展邏輯。新能源汽車日益火爆，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充滿潛力的產業。問題是，新能源汽車產業是否能夠替代一切？ 比如，房地產市場出現了較大波動，有人就說，沒關係，我們可以用新能源汽車補齊；如今，手機市場出現變化，希望又一次寄托在了新能源汽車身上。 但略用常識判斷，我們就應該知道：新能源汽車產業規模再大、未來再有希望，也是絕對不可能同時替代掉房地產這樣的巨額消費品和手機這樣的高頻消費品兩大產業的。 代工處於產業鏈下游，獲得的紅利少、付出的社會成本高，從最初對「世界工廠」的驕傲，到如今的詬病，也不過是近十來年的事情。 但代工被妖魔化的另一面，是作為全球尖端產品的代工工廠，在生產運轉過程中，我們不僅獲得了大量工作崗位，還有技術和創新的普及和擴散。這些好處，都是短時間內國產替代無法真正做到的。 一面是可能存在的卡脖子風險，另一面是騰籠換鳥的陣痛和關於未來的不確定性，事情正變得日益複雜。 從這個角度來說，當我們開始試圖擺脫「富士康依賴症」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做好準備應對「富士康後遺症」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這一段時間以來，鼓吹離境稅的人開始多起來了。 起先是一部分網路民粹，天天在主張要向美國學習，搞離境稅。 接著是一位來自香港的所謂經濟學家盧麟元，也公開主張。 來大陸撈金的香港經濟學家已經成功了一個，叫郎咸平。盧麟元顯然也深諳其道，積極迎合民粹，也想在大陸撈點金回去，誰叫這裡傻子多呢？ 可是，離境稅，這種玩意是一種荒唐無比的玩意，美國實施了，不過說明美國也是一個荒唐的國家。 離境稅:開歷史倒車的愚蠢之舉 離境稅的核心，在於限制人身自由。 表面看，他只是對離境、脫離國籍的人的一種懲罰，但其本質是通過經濟手段，變相剝奪了個人選擇工作和生活地的權利，並對離開本國的人進行經濟懲罰。 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個人權利，而不是凌駕於個人之上。 離境稅無疑踐踏了這一原則，赤裸裸地侵犯了個人自由。 如果離境稅是允許存在的，意味著政府有權阻止個人離開國家的邊界。只要進一步升級，那就是象朝鮮一樣，關在這個國家裡哪也不許去。 甚至到了戰爭階段就發展成為了俄烏兩國政府阻止民眾離境。 更荒謬的是，離境稅的鼓吹者還振振有詞地宣稱，這是在保護國家利益，防止人才把錢帶走。 一個國家的居民，他們在市場上賺到的錢，就是市場對他貢獻的獎勵，他同時還是一個稅收承擔者，特別是很多的企業家。 他們不欠任何人的。政府的各種基礎設施，警察、軍隊，都來源於企業家的稅款。 你憑什麼在人家離開時，對他施以懲罰？ 改革開放的過程，正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保護的上升，沒有這些，哪有今天的經濟繁榮。 相反，正是對財產權利的漠視，隨意發鈔、對企業產權的漠視，對人身權利的漠視，才讓經濟增長出現了困難。 否則，為什麼中央政府天天在談保護產權？ 離境稅的荒誕還體現在，它與全球化的時代潮流格格不入。 參與全球分工，融入世界市場，是推動一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離境稅無疑是在逆全球化而動，將一國經濟推向自我封閉和邊緣化。 這就像一個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車輛，不僅阻礙了自身前進的步伐，也給他國經濟發展設置了障礙。 二、離境稅的邏輯陷阱 支持離境稅的人們，顯然沒有看清其背後的邏輯陷阱。 他們天真地以為，只要提高離境成本，就能阻止企業資金外流。殊不知，這種做法往往適得其反，加劇了資本外逃。 對於任何一個企業家來說，面對苛捐雜稅，他的選擇無非有三： 要麼忍氣吞聲，要麼想方設法避稅，要麼遠走高飛。 在離境稅重壓下，恐怕很少有人會選擇前兩個選項。 相反，越是限制人身自由，越是激發了人們”壯士斷腕”的決心。 正所謂”陽奉陰違”，表面上服從，背地裡加速轉移資產。 東歐國家蘇聯解體後，一些國家對離境者徵收高額費用，結果反而加劇了精英階層的出走。 這些人天天說美國有離境稅，那麼美國怎麼樣呢？ 2008年,美國政府將離境稅上調，對富人征以高額（20%）的資本利得稅，提高了放棄國籍的”門檻”。 結果呢？脫籍的人越來越多。 2020年，共有6705名美國公民放棄了國籍，比2019年的2909人增長了130%，創下歷史新高。 2011年，Facebook公司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宣布放棄美國國籍，移民新加坡。當時,薩維林持有Facebook公司約4%的股份,價值約30億美元。如果他在美國境內出售這些股票,需要繳納高達9億美元的資本利得稅。 而新加坡實行的是屬地稅制，對非本地收入免稅。因此,薩維林可以合法避稅,節省大筆稅款。雖然輿論一片嘩然，批評他”不愛國””沒良心”,但事實證明,薩維林做出了一個明智的經濟決策。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2012年,美國著名投資人、億萬富豪約翰·坦普爾頓放棄美國國籍,移民到巴哈馬群島。 2016年,Johnson & Johnson公司繼承人伊麗莎白·約翰遜也加入”脫籍大軍”,成為新晉的紐西蘭公民。約翰遜擁有價值87億美元的家族信託基金，一旦放棄美國國籍，可以徹底避免遺產稅。 值得注意的是,放棄美國國籍的不只是富豪和企業家,還有許多普通的高凈值人群。 根據美國法律,如果一個人在過去5年中有3年的納稅義務,同時其凈資產超過200萬美元或年均所得稅超過16.8萬美元,那麼他就有義務繳納離境稅。 這意味著,即使是一些中產階級,如果資產超過門檻,也難逃”離境稅”的範圍。 更令人吃驚的是,近年來,放棄美國國籍的人群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中國面孔。據美國財政部的數據，2018年,在放棄美國國籍的5133人中，有近1000人來自中國大陸,約佔總數的20%。 這其中,既有在美國留學或工作多年的”華二代”,也有通過投資移民獲得綠卡的企業家。他們放棄美國國籍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避稅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 由此可見，離境稅非但無助於留住人才，反而是適得其反，加速了資本和智力的流失。 更荒誕的是，離境稅還可能成為腐敗的溫床。 當政府手握生殺大權，決定誰能走、誰不能走時，權力尋租的空間就被打開了。於是，上至高官，下至小吏，都可能通過出賣離境許可來中飽私囊。 所謂”擦皮鞋”、”打點”，無一不是離境稅滋生腐敗的例證。 烏克蘭為什麼開除所有徵兵所的官員？因為只要給錢，就可以離開烏克蘭，不服兵役。 一旦腐敗盛行，整個社會的信任基礎就會被瓦解，經濟發展也將失去動力。 離境稅的意識形態根源 支持離境稅的背後，隱藏著三種意識形態傾向：凱恩斯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 凱恩斯主義向來推崇政府干預，強調通過需求管理來調控經濟。 這種思路在就業政策上，往往表現為通過立法限制解僱，或提高最低工資來保就業。 離境稅恰恰是這種思路在人才流動領域的翻版。 支持者往往把人才和他們的財富視為一種”資源”，認為政府有責任管理和調控，防止人才和財富流失。 然而，他們沒有看到，人才首先是自由的個體，而不是政府手中的棋子。用行政手段禁錮人才，無異於飲鴆止渴，最終只會適得其反。 離境稅只會導致大量企業家和人才外逃，同時再也沒人敢來中國投資了。 民族主義則強調整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他們往往把個人置於國家和民族的對立面，認為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 離境稅背後，往往隱藏著這樣一種觀念：這個人是國家的人，他不是一個自由個體，這些呼籲離境稅的人，正在告訴這些人，我才是你們的主宰。 你想去哪裡，你得聽我的。不聽我的，就罰。你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哪你也別想去。 這無疑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偏執和狹隘。 與民族主義相伴相生的，是社會主義的平均主義幽靈。 在他們眼中，人才外流意味著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而這有悖於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 因此，必須通過徵稅來懲罰離境者，迫使他們為集體”奉獻”。這種論調貌似高尚，實則荒謬至極。 財富從來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源於個人的才智和努力。 對此，政府絕無權力據為己有，更無權假公濟私，通過離境稅來充實自己的腰包。 離境稅的呼籲，背後其實是這些人對某些富人嫉妒得發狂了，在覬覦他人的財產，欲搶之而後快。 離境稅對經濟的戕害 離境稅對一國經濟的破壞是全方位的，它不僅抑制投資，扭曲資源配置，而且戕害企業家精神，阻礙創新創業。 離境稅戕害了企業家精神，抑制了創業創新的動力。 企業家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他們敢於冒險，善於創新，將生產要素組合起來，推動生產力提升。 然而，在高額離境稅面前，許多有志創業者望而卻步，寧可做一個安於現狀的”螺絲釘”，也不願擔風險、闖市場。 久而久之，整個社會的創業創新動力就會枯竭，經濟也將失去發展的源泉。 離境稅的實質，是計劃經濟在人才流動領域的一次捲土重來，是市場機制退出、政府干預回歸的表現。 首先，它意味著政府取代了市場，主導資源配置。 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人才和企業家流動應該由市場供需決定。 企業出高薪，自然能吸引人才；地區搞好服務，自然能留住企業家。 政府要做的，就是創造公平保護產權的制度環境，讓人才和資本能夠自由流動。 而離境稅恰恰顛覆了這一切，變相賦予了政府配置人才的權力。這無疑是計劃經濟的翻版，是對市場機制的扭曲和破壞。 他還將扭曲了市場價格信號，破壞了激勵機制。 一旦政府對跨境人員徵稅，等於人為擾亂了各種資源配置所需要的信號，使得人才無法聽從市場的召喚，而是被迫聽命於政府的指揮棒。 由此，人才配置的激勵機制被破壞，積極性、創造性被泯滅。 更荒謬的是，離境稅還形同變相的”賣身契”，賦予了政府決定個人流向的權力。 這簡直就是計劃經濟的翻版! 在計劃經濟時代，個人就業由國家統一分配，國家說去哪就去哪。如今，離境稅雖沒有直接要求個人服從分配，但變相剝奪了個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 這與計劃經濟何異? 只能說，離境稅是計劃經濟披著現代外衣的怪胎，是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倒行逆施。 個人權利至上，自由市場至上。 離境稅無疑與之背道而馳，是自由經濟的桎梏，是開放發展的枷鎖。 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必須以市場為基礎，以法治為準繩，絕不能施行這種倒行逆施的傷害個人權利、阻礙經濟發展的管制政策。 我們現在真正要做的，不是離境稅，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已經很高了，最高稅率45%，更不能引進財產稅（離境稅、資本利得稅、房產稅），相反，要學愛爾蘭、新加坡、香港，全面實施低稅政策。 吸引全球的資本來到中國投資，這才是正道。 象盧麟元這種民粹主義頭頭，如果在香港主張這種政策，得被人打死，只有大陸才有這麼多民粹勢力來捧他的臭腳 。 不要扮演經濟學家來吃民族主義爛飯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古老闆的老巢
過去的這一年多，真可謂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火焰。西方世界通貨膨脹高企，而國內則是通縮若隱若現。儘管通縮這個詞不受待見，但CPI的低迷以及經濟由此受到的困擾則是不爭的事實。由此，美聯儲不得不連續暴力加息對通脹予以打壓，國內則有人提出要把通貨膨脹搞到6%。 這種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火焰的情景從何而來？ 最近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渡邊努的《通脹，還是通縮：全球經濟迷思》一書，以很好的方式提出了這個問題。 渡邊努首先提出的問題是：歐美國家通貨膨脹的元兇是誰？流行的主導性說法是，俄烏戰爭是這一輪西方通貨膨脹的起因。渡邊努認為，儘管俄烏衝突確實對通貨膨脹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早在俄烏衝突爆發一年多前的2021年春季，專家們就調高了2022年的通脹預期。這說明，俄烏衝突不是這輪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 如果說俄烏衝突不是這次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人們馬上想到的就是三年的新冠大流行，因為這是這幾年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但渡邊努提出了一個疑問，疫情是2020年發生的，而在2022年的時候，西方已經在開始走出這場疫情，經濟社會生活在開始恢復正常。那為什麼恰恰是在這個時候通貨膨脹突然爆發了呢？對此，渡邊努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的解釋。但儘管如此，渡邊努還是將疫情作為這一輪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只不過他加入了中間變數。 但問題來了，同樣經歷了疫情嚴重衝擊的中國，在其後卻出現了通貨緊縮，這怎麼解釋？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到另外的一條主線，而將俄烏衝突以及疫情的衝擊都置於這條主線之下，事情就會明朗很多，我們的思路也會清晰很多。這條主線就是我在2022年提出的大拆解過程。 大拆解意味著過去幾十年全球化過程的逆轉。全球化過程是整個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整體，並在全球分工的基礎上形成跨國產業鏈。而在大拆解的過程中，跨國產業鏈開始被拆解，並重新配置。從表面看，是疫情衝擊了產業鏈，而實質上，疫情不過是加速了產業鏈的拆解。而俄烏衝突，本身就是世界大拆解過程的一部分。這兩者對經濟活動成本的推動，都可以看做是大拆解過程的具體體現。 我們可以看到，在大拆解的背景下，不同國家開始面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問題。就西方而言，面臨的是供給問題，也就是說，由於產業鏈的拆解，很多東西需要自己來生產。這個因素對成本的推動是顯而易見的。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過程中，資源全球化配置的優勢，為降低整個經濟運行的成本提供了可能。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能源和原材料，便利的物流，不斷降低的交易成本，所有這一切組合在一起，使得產品的成本保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但這個過程在大拆解中開始逆轉，至少是呈現暫時性的反轉。 這就是西方這一輪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 相反，在大拆解的過程中，中國面臨的則是需求問題，很多東西要重新找市場。為什麼？因為中國是世界工廠，中國的巨大產能是為世界市場準備的。有人估計，中國全球供給端的凈敞口已經達到3.4萬億美元。這樣，在大拆解的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是需求（主要不是內需）不足導致的產能過剩。這個過剩，不僅是相對消費說的，同時意味著投資也處於過剩狀態。而通縮，就是這種全面過剩的另一個側面。 如果從這種眼光來看，你說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火焰的現象難以理解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孫薦讀
英國《金融時報》於6月23日發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七個認識誤區》，列出的七大錯誤虛虛實實，有的是真實存在的觀點但非錯誤，有的是虛設，還有的是張冠李戴。最重要的是，他完全迴避了西方左派聯盟已經將全球化（Globalization）升級為大重置（Great Reset）這一事實。本文將對沃爾夫在文章中指出的七大錯誤條陳縷析，指出大重置為人類設定的「新的定航」是世界禍害。 第一個錯誤是只盯著貿易——言下之意，在推廣經濟全球化時必須推廣政治全球化，否則就是「錯誤」。沃爾夫的錯誤在於他以為美國與西方永遠正確。 1990年代經濟全球化初起不久之後，就推出以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等為內容的普世價值，全世界對此由衷表示歡迎，即使是推動以這些為內容的「顏色革命」，在專制國家也受到普遍歡迎，因為那時的美國是山巔之國，除了強大無比的硬實力之外，世人更崇拜其「軟實力」（soft power，哈佛教授約瑟夫·奈爾首創）。所謂軟實力，是指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及軍事外的第三方面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相對於硬實力「一國利用其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強迫或收買其他國家的能力」而言，軟實力則是「一國透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你的目標並追隨的能力」。 如今30年過去，在2011年西方歡呼的「阿拉伯之春」變成漫長的「阿拉伯之冬」後，顏色革命終於壽終正寢。美國民主黨領導的左派聯盟終於將在他國推行顏色革命的整套經驗用之於本國，成功進行了一場自我「顏色革命」：以膚色劃分權利等級的身份政治與社會主義經濟訴求（紅色），通過2020年美國大選向世界展示了一場活生生的「去民主化」過程，完全符合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歷史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在其顛峰之作《民主》一書中列舉的去民主化四個標誌：1、自由公正的選舉惡化，出現大選被操縱的現象；2、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權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對派挑戰政府的能力；3、法治對政府司法和官僚約束被削弱，司法獨立受到威脅；4、政府製造或過分強調國家安全威脅，以製造一種「危機感」。 這樣一個經過左派顏色革命後的美國，向外推廣的已經不是原來的普世價值與民主化，而是他們迷戀的「進步主義」文化。今年4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我們發布了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公開的美國政府報告，展示我們為在全球推動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酷兒及間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權所作的工作。我們敦促所有政府與我們一起採取行動，支持LGBTQI+人權捍衛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拜登政府此舉自然不會受到歡迎。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在對調查結果和各種觀點的總結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別和性取向等問題上，「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就連《紐約時報》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經結束，一場全球文化戰爭正在打響》中承認，「現在，我們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距離越來越大。但今天正在發生一些更為重大的事情，這與過去的大國鬥爭不同，也與冷戰不同。這不僅僅是一場政治或經濟衝突。這是一場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衝突。更具體地說，它是數以億計的人在廣泛的戰線上對西方行事原則的拒絕。」 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重點一向志在統一全球價值觀，我很懷疑高度左傾的美國民主黨政府是否能夠認識到將LGBTQI文化推廣到全球，將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經濟全球化的得與失 沃爾夫認為：「反全球主義者第二個錯誤是認為全球化時代是一場經濟災難」。 這種看法，我在媒體上幾乎沒見過。如果有人這樣說，那肯定是錯誤的極端看法。普遍的說法是中、印等國尤其幾乎是全球化的凈受益者，這兩國的27億人口受益匪淺，成為世界上中產階級人數暴增的國度。中國還產生了數量龐大的巨富階層，億萬富翁的數量與美國在伯仲之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能夠環遊世界，都拜全球化之賜。 沃爾夫接著指證：「反全球化主義者被認定的第三個錯誤是認為一些高收入國家（尤其是美國）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主要是貿易開放的結果，或者至少是這種開放的必然後果。」 經濟全球化並非只有貿易，還有投資，發達國家產業外遷，也沒有人將其局限於貿易。約八年前，就有經濟學家基於大量經濟數據做過認真研究，指出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之一是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擴大。2016年5月，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E.羅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經濟學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趨勢下，中國和印度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個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卻在不斷擴大。從1988年到2011年，發達國家中下層家庭的收入幾乎沒有變化，增長速度相當緩慢。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其國內貧富差距在加劇。該研究根據大量數據得出一個嚴峻的結論：即使全球化的發展必然帶動世界整體收入的上升，並很大程度上縮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時也引起了國內不平等的加劇。在後者所引發的不滿情緒的主導下，全球化也許會被認為是在製造一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皮尤一項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報告也證明了上述結論的正確。20世紀50年代初，中產階級人數佔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人數已不到全國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給出的警示更強： 2015年全美共有8,141萬家庭，全家無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萬，比率高達19.7%，意味著美國每五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沒有人工作。不少美國工人及部分白領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機會外移，以及持續的移民大軍搶佔了工作機會。 第四個錯誤是，推測更大程度的自給自足可能會以較小代價保護經濟體免受近年供應鏈中斷的影響——沃爾夫稱這種看法是「錯誤」看法，那就是他對俄烏戰爭之後資源供應國與資源需求國的易位缺少感覺。目前歐盟國家因天然氣供應無法找到合適的替代方案，只能開始「漂綠」了，所謂漂綠（Greenwashing），就是歐盟國家不斷調整標準，將原來被摒棄在清潔能源之外的污染能源比如核能、天然氣、煤炭、木柴（更名為木屑）回收到清潔能源單子上。拜登政府甚至因為物品短缺、通脹上升，免除中國關稅的行動正在進行中。 沃爾夫虛設的「錯誤」 第五個錯誤是，認為貿易是一種可選的額外經濟活動——本人沒見過這種論點。他舉例說貿易對美國無足輕重，就與美國的現狀完全相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大國，但美國經濟是典型的空心化經濟，不生產大部分消費品，主要依賴於進口。近年來，美國每年為世界提供貿易逆差數千億美元，例如2021年美國貿易逆差首超1.0784萬億美元，約佔美國GDP總量5％。不少國家的經濟依靠對美輸出商品支撐，也就是說，美國需要國外供給的各種產品，免除中國產品關稅就是為了增加日常消費品供給。 第六個錯誤是假定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快速去全球化的時代——沃爾夫忘記了一點，宣判全球化死刑的就是大重置的提倡者——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克勞思·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認為全球化已不足以實現對世界的控制，因此在2020年6月3日世界covid-19疫情正急時，忙不迭地推出那篇宣言式文章，聲稱疫情的全球流行，給了大重置最佳機會，各國政府可趁機用疫苗健康證等重置社會。 這等於宣告全球化時代行將結束，大重置粉墨登場。沃爾夫在「全球化並沒有消亡，它甚至可能並未步入末路。但在設定新的航向時，我們需要避免七大錯誤」這段話中指出的所謂「新的定航」，就是世界經濟論壇宣示的大重置目標。因此，他認為快速去全球化是錯誤，並另找其他的錯誤製造者，是張冠李戴。 最後一個錯誤是認為世貿組織是多餘的——這是一個許多國家都在犯的「錯誤」。2018年，WTO上訴機構拉美籍大法官赫爾南德斯（Ricardo Ramirez-Hernandez）將結束任期告別WTO，他在臨別感言中稱，WTO正在被慢慢勒死，但「這個機構不應該窒息而死」。近幾年，由於對WTO機制不滿意，催生了不少多邊經濟合作協議，比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就是包括中日韓澳與紐西蘭等15個國家在內的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美國的老對頭伊朗與阿根廷正在申請加入BRICS，金磚五國很快將變成七國。以上這些算是順應潮流，因為WTO這個機構本來就是柯林頓為推進全球化將關稅總同盟改組而成的機構。如今美國獨大的單極世界正在變多極世界，外加新的不結盟運動，多極世界自然需要多極的貿易關係。 經濟全球化自1990年代開始，至今已歷30餘年，雖然存在各種問題與矛盾，但誰都知道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不能自外於此潮流。但野心勃勃的大重置勢力卻趁人類遭遇大疫情這一災難時期，將Great Reset視為全球化的升級版，試圖建立一個New World Order，將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國家強行捏在一起，企圖用綠色能源計劃，無中生有地變出一個「碳排放權配額」，讓資源需求國向資源大國索要金錢，理所當然遭到強烈抵制；法、加、美等國政府試圖通過疫苗護照重置各國公民權利，更是引起本國人民強烈反對與抗議。大重置的首席執行官美國拜登政府如今異想天開，要將民主黨鍾愛的LGBTQI文化當作普世價值推廣至全世界，讓變性人全球開花，只能說是一場禍害全球的烏托邦試驗。
我那篇《世界正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3.0的入口》剛發表，美國財長與美國任命的世界銀行行長就發表講話，表明要將改革全球金融體制。4月13日，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在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組織的一次會議上呼籲對世界主要經濟機構進行改革，稱烏克蘭戰爭表明需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組織進行改革，其中要點之一是改革IMF機制，這是針對該機構2016年吸納俄羅斯、中國、巴西、印度等做為該行投資國的改革而發；要點之二是要將俄羅斯從G20當中開除。世界銀行行長大衛·瑪律帕斯（David Malpass）則針對中國，稱減少依賴中國可能對所有人都有好處。這兩個機構是全球化兩大金融支柱，世行是美國人當家；美國也是IMF的最大股東，擁有一票否決權，但掌門人歸歐盟任命。現在IMF與世行同時發聲，說明美國已經做好準備：全球化在2022終結亦在所不惜，國際社會將成為多極世界。 政治分裂讓經濟全球化受阻 因白宮一再保證不直接參与俄烏戰爭，美國觀察人士因此不擔心觸發三戰，目前的關心重點已經轉到戰後的全球政治格局將發生什麼變化上來了。 1990年代蘇聯崩潰後，全球化成為世界潮流。全球化的推行順序大致是： 第一步是經濟全球化，這一點，世界各國都搭上西方物質文明的便車，無論哪個國家，從首都到窮鄉僻壤，都是受益者，推行無阻； 第二步是社會全球化，比如接受西方主張的言論自由、遷徙自由、個人自由（在中國主要體現為性自由），山溝孩子與城市中上層家庭出身的青年終於有機會坐在一起喝咖啡，因此也很受歡迎。雖然經濟全球化引發各國內部貧富差距增大，但同時也創造了無數富人與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但在美國，製造業從業者與農場主在2014年左右（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之後），意識到自身成了全球化受損者，開始反對，在他們尋找政治代理人之時，川普正好出現。 及至政治全球化時，美國的「顏色革命」不僅在中國、俄羅斯受到政府當局堅決反對。2011年在中東北非四國發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1990年代南非曼德拉的「彩虹革命」之後的社會發展與經濟都發生嚴重倒退，因此，政治全球化引起的反應非常複雜，分裂的種子已經埋下。2020年美國大選舞弊不僅極大地削減了美國的軟實力，左派推行的CRT、BLM、LGBTQ、大麻合法化等進步主義主張也引起非歐美文化圈的疑慮及排斥。拜登向全球發出抵制北京冬奧的號召，響應者寥寥無幾，已經算是對美國如今軟實力的檢測。可以說，政治裂痕早存，今年的俄烏戰爭只是誘發因素，決非根本原因。 經濟全球化的終結，我在《世界正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3.0的入口》中談過，本文不再重複。美國能源理事會高級顧問蓋爾·拉夫特（Gal Luft）最近說的一番話非常生動：「毫無疑問，過去一個月的事件標誌著全球金融史上的轉折時刻，將成為經濟學史上最糟糕的自毀傷口被記錄。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是美國在世界上的重要權力，這讓美國能維持巨額赤字，維持30萬億美元的債務。一旦對美元的需求減少，美國將無法像近一個世紀以來那樣輕鬆地出售以美元計價的債務工具。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將重新考慮以之前的力度購買美債是否明智。」他進一步指出，隨著對美債的需求不斷下降，美國將不得不提高美債利率，這意味著償債成本將飆升，而留給國防、醫療、教育、基礎設施等的資金會更少。這種狀態必將影響美國提供對外援助、支援國際組織、保護其盟友以及在海外投資基礎設施的能力。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對美國感到失望，並將尋求其它安全和經濟夥伴。」 全球分裂成三個世界：兩大陣營+不結盟國家 我曾寫過一篇《2021的世界年度詞：極變》，從UN氣候峰會歐美強行推出綠能計畫受到中俄澳印等國抵制這一事實，推論世界將由美國主導的單極變成多極世界。俄烏戰爭後，美歐對俄羅斯開展的全面制裁，最後讓歐盟因為對俄能源尤其是天然氣的需求而陷入分裂，足以證明以往那種「將全球統一在單一經濟體系下並最終統一在單一政治體系下的宏大自由主義願景」只是一種幻想。 俄烏戰爭是否預示著後冷戰時代全球化的結束？一向主張全球化的西方觀察者現在不得不面對全球分裂這一事實，但看法大同中有小異。 一是認為今後的國家聯盟將按意識形態劃分。 比如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 Bertelsmann Stiftung ）經濟學家容布盧特（ Cora Jungbluth）認為，目前世界已然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集團：一個是民主市場經濟體（歐盟、美國及整個北美、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大洋洲），另一個集團由專制國家（中國、俄羅斯及其最重要交易夥伴）組成，他強調：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地緣政治的回歸。而這一發展也導致了去全球化——試圖減少對理念不同國家的經濟依賴。」——這個看法其實忽視了西方世界當初推動全球化的最重要目的：西方民主國家經濟體除了美、加、澳大利亞等少數幾國之外，無論本國產品需要的市場，還是本國需要的資源，幾乎都對外嚴重依賴，從殖民時代開始，它們就需要從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得到資源或者開拓市場。正是這種內在的經濟擴張需求，才導致西方國家的全球化衝動。只是在與世界各國的交往過程中，西方國家覺得所有國家如果變成同一意識形態，打交道會方便很多，因之才產生價值觀與政治制度的全球化需求，最後發展成美歐對他國輸出顏色革命的行動。 因此，按意識形態劃分經濟合作關係，最後可能會讓美歐自縛手腳，此時此刻的德國正在為能源未來從何處取得發愁。 第二種是按照「對公平的需求」重新組合。 對全球化一直頗有微辭的蓋爾·拉夫特最近發表看法，他批評美國自擲金融核彈制裁俄羅斯反而成了自爆，失去了美元霸權地位，世界貨幣體系將多元化，世界隨之也會被劃分為三組國家。第一組是「西方+精英俱樂部成員」，如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第二組是以中國和俄國為首的所謂「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s），這些國家希望推動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國際體系，使其他國家不再生活在西方的支配之下。第三組是大多數國家的狀態：不結盟。不結盟國家從全球化體系中獲益最多，它們希望在全球化體系中不受大國壓力，可以自由和各國進行貿易，自由使用貨幣或者技術——這或多或少是全球權力分布的新架構，大致接近未來全球政治格局，只是除了日本之外，新加坡與韓國與中國的經濟來往甚多，大多數時候，這兩國會遊離於兩個陣營之間，只在雙方對抗激烈之時視情況被迫表態。其餘五分之三左右的國家處於不結盟狀態，趨利而行。 隨著戰爭結局日漸迫近，這類反思全球化的文章將會陸續問世。有為全球化唱輓歌的，有承認地緣政治將結束全球化的幻覺，還有希望建立「新世界秩序」（希望拜登與英、法、德聯手挽救全球化，建立New World Order的，更有發現在婚姻、家庭、性別和性取向等問題上，「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的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 但是，由於不結盟國家大量存在，估計2018年逝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積極的社會主義實踐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的第三世界理論將大有市場：所有後發國家、邊緣國家真正的發展，不是功利主義、追求國富、親資本式的「趕超」，而是要「別有作為」，即在與中心國家脫鉤的基礎上，實現區域內的平等交往與交換——社會主義意義上的經濟民主。 也就是說，從意識形態上來說，未來的世界比較奇幻：美歐左派奉行的是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新左派理論的各種變種、中國號稱是原教旨馬克思主義、不結盟國家拉美、非洲的反殖民理論與馬克思主義頗有淵源——福山的《歷史的終結》預言終於一命嗚呼。從地緣政治的範疇來說，則是三種文明（變種）的衝突再現。
最近關於WHO（世界衛生組織）的新聞不斷，７月６日，美國國務院向聯合國發出通知，稱將終止美國在WHO長達72年的成員身份。7月10日，WHO先遣小組前往中國籌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兩件事情都不算小事，對於全球公共衛生體系和美國在多邊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來說，美國退出WHO是一個影響巨大的事件；全球疫情遠未終結，調查病毒起源本應引起各國關心。但國際社會對兩者的反應都相當淡漠，美國終止WHO成員身份這個協議需要明年7月正式生效，今年11月大選結果，才是明年是否退出的關鍵。關於病毒起源，國際社會厭倦了中國的撒謊與WHO的偏袒中國。 美國退出WHO，利益相關者在意 單個事件看，美國退出緣於WHO失去誠信，美國完全有理由這樣做。 6月間，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共和黨人公布了有關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中共及WHO所扮演角色的中期報告。該報告的結論是：中共在武漢疫情爆發初期隱瞞實情並打壓披露真相的醫生和記者，忽視了《國際衛生條例》中有關在第一時間向WHO通報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規定。報告認為，包括習近平總書記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在知道爆發疫情的幾個星期後才將情況公佈於眾，這種瀆職行為給全球造成重大生命和經濟損失。 報告還認為，世界衛生組織迎合中共宣傳，助長了中共的掩蓋行為。眾議院監督委員會資深委員、來自肯塔基州的共和黨議員科默(James Comer)支持川普府的決定。他在一份聲明中稱：「中國撒謊，WHO照辦，美國人喪生。」 這份報告公布後，世衛組織在6月底更新了有關疫情應對的英文版時間線，承認世衛組織最早是從網上的當地報道得知武漢出現病毒性肺炎病例。 美聯社於6月2日發布的一份報告被廣為引用。美聯社根據數十場訪問和內部文件發現，在整個一月份，WHO公開稱讚中國對新冠狀病毒的迅速反應，但「世衛官員私下對中國官方提供的相關信息不足感到不滿，聲稱讚揚中方是為了獲取更多信息」。WHO相關人員的解釋是，他們稱讚中國，是為了獲得更多的信息。 美聯社的調查報道為WHO開脫，稱相關錄音表明，不是像美國總統川普所指控的WHO與中國勾結，而是由於中方向他們提供了法律所要求的最少信息，使得WHO一直處於「黑暗之中」。 美聯社這一報告的價值在於，證明了WHO確實在中國疫情信息上撒了謊，對於中國與WHO的關係之推測，完全不必認真對待。WHO因為配合中國政府而獲得中國幾次公開獎賞：3月8日，中國政府宣布向WHO捐款2000萬美元；4月23日，中國再次決定向WHO增加3000萬美元現匯捐款。５月20日，中國官方機構人口福利基金會引導中國企業、慈善機構和個人向世衛組織捐款。 那麼，為何國際公共衛生界與聯合國對川普總統宣布退出WHO表示不滿？原因很簡單，川普總統「讓美國偉大」落實在外交政策上就是美國優先。從二戰之後，一直是美國出錢出力，必要時犧牲本國青年的生命，為世界提供國際秩序這一公共品。這種格局的改變，讓搭慣了便車的國際社會極不舒服。美國這些年來先後退出巴黎氣候協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退出哪個機構，哪個機構的經費就少了一個主要來源，聯合國財政困難幾乎成了常態。 美國承擔領導責任的實質就是多出經費 美國退出WHO，對這個組織影響巨大，因為美國是WHO的單一最大捐贈者，每年捐款約4.5億美元，美國退出會使WHO在未來失去上述資金，將令該機構更多地依賴私人捐贈者，例如其第二大捐贈者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公共衛生專家表示，這將加速一項轉變，即全球衛生依賴於少數億萬富翁捐贈者和慈善機構，而非西方大型政府的納稅人資金。這項轉變將使WHO的性質發生改變，而且資金依賴將變得不穩定。 譚德賽作為WHO總幹事，為什麼會如此輕忽美國的感受？川普總統多次說，我們每年給WHO資助4.5億，為什麼不如中國的4000多萬？這事兒，只能說川普總統沒想明白：美國給聯合國、聯合國下屬機構的資金再多，也被受益者與世界各國視為理所當然。二戰之後，你美國主導創立了聯合國，用它來作為貫徹美國國際政策的工具，建立了由美國主導、各國受益的國際秩序。久而久之，世界習慣了由美國出錢出力為世界提供的公共品——國際秩序，無需領情。我相信，WHO也是這樣看的。在WHO的心目中，美國的4.5億美元年金與中國的4000萬美元年金都是理所當然的常規例金，只有額外的錢才是WHO可以靈活支用的金庫。 如果說這還不夠明白，用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可以作為說明：某人去上班途中要經過一地鐵出口，那裡有位乞丐長年蹲守。這位先生每次從那裡過，都要給乞丐的碗中放上一美元，風雨無阻地持續了好些年，乞丐視為每天應得收入，從未表示感謝。但有一天，這位先生出門匆忙，身上忘記帶零錢，從那位乞丐面前經過時，沒有放錢，結果被乞丐一把抓住：為什麼不給錢？——這個故事蘊含的哲理是：當資助他人成了常態，就成了資助者的責任，而非義舉。 中國很懂得如何在國際社會撒錢：到非洲，主要讓權貴集團受益而非民間；資助國際組織，不多承擔規例經費，但願意非正式地資助，包括資助這些權貴的親屬子弟（例子太多，美國就有，不舉了）。比如對譚德賽的政治投資，早在2017年WHO幹事長換屆選舉前就開始了，先是聯合非盟，遊說一些國家，將譚德賽推上幹事長寶座。譚德賽2017年7月1日當選後不久即去北京，北京立即答應捐助2000萬美元。 無論華府政治圈是否全部贊成美國退出WHO，此事緣起於WHO在疫情信息公布上處置不當，太多考慮中國的要求，忽視了其他國家的利益。WHO這種態度後面，金錢起了明顯作用，是無法否定的事實。 因為WHO遲遲不宣布全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甚至指責美國等對中國的斷航措施，對全球造成的生命、健康、經濟損失，WHO必須承擔責任並認錯。 聯合國作為全球化推手的功能受到嚴重質疑 聯合國成立之初，美國希望它成為戰後國際秩序重建的協調者，這一功能在戰後十年後基本結束；美國轉而將聯合國作為美國推行國際政策的重要功能性組織。但時過境遷，聯合國與創始國美國、英國等日益疏遠，反而成了中國施展拳腳的重要舞台。今年聯合國75周年慶典，世界各國態度冷淡，原因就在這點。這些，我在《聯合國與西方國家日行日遠——寫於UN75周年生日之際》一文里，談過中國因素對聯合國各組織與政策的影響，不更新，遲早面臨生存危機。具體到WHO的情況，從處理埃博拉疫情以來，直至今年處理武漢肺炎疫情，都暴露出WHO的政治性領導組成方式嚴重限制了其緊急行動的能力，並經常顯示出專業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緊張與衝突。 美國與WHO之間的關係走到今天並非沒有預兆，SARS算是2020年武漢肺炎的預演版。自那以後，美國醫學協會（IOM）出版報告，提出了導致傳染病捲土重來的八個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口日益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傳染病也隨之周遊列國。該報告指出，頻繁的人口流動使得傳統的隔離方式根本無法生效，也使得一國爆發的傳染病會迅速地傳播到其他地區。 無獨有偶的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2004年的一份有關2020年世界前景的報告中預測，只有「一種重大全球衝突」的發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續發展。這個發展是什麼？即全球瘟疫大流行。報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來越受到身份認同政治的困擾，全球化將面臨政治反噬。如果有什麼事情會使全球經濟整合脫軌，那很可能會是一種致命新疾病的大規模傳播。這份報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頓大學學者的羅伯特‧哈欽斯（Robert Hutchings）。哈欽斯在最近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他們在這份報告中所試圖提出的觀點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時帶來了好的與壞的後果」。 武漢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終於讓發達國家看到了全球化的黑色版，疫情過後，這場持續了20多年的全球化進程面臨大逆轉。國際社會畏懼美國退出的變化，都希望美國大選結果改變這種美國退出的格局。其實，認真考察聯合國近20年作為，無論美國是誰當選，世界想回到2016年以前均無可能。因為全球化1.0的推手與主導者是美國，美國今年遭受來自外部與內部的重創，歐盟也遇到嚴重問題。所有這些，都註定全球化1.0版結束，未來的2·0版是什麼狀態，倒還真與美國國內政治密切相關。 （全文轉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