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淪為廉價劣質中國建材傾銷地
2026 年 7 月 13 日
網路圖片 被一次次離譜的判決逼到絕境，西安一位民營企業家胡緒峰，今日給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發出公開信，引起輿論廣泛關注。 這其實是一封公開實名舉報信，舉報事由是西安市中級法院屢屢胡亂判案，不僅把一個好端端的企業給害苦了，也害了2000多戶購房百姓。 胡緒峰是陝西宏潤集團董事長，也是該集糰子公司宏潤地產實際控股股東、出資設立人。宏潤地產是西安市首批最大城中村改造項目「國際幸福城」開發商。 西安套路貸團伙頭目李彬及骨幹成員竺堯江、王堅、李德安、陳濤等人，盯上了這個高價值房地產項目。 他們分別以600萬元、8000萬元股權質押借款，以偷偷摸摸加材料造假，先將宏潤地產18%股權變更至李彬實際控制的西安中廈公司名下，後又將宏潤集團持有的宏潤地產75%股權變更至王堅名下。 上述共計93%股權，對應「國際幸福城」40多億元資產。這件稀奇事，這些年來被媒體無數次報道，輿論稱之「蛇吞象」。 網路圖片 「鳩鵲之爭」，不管官司怎麼打、股權歸於誰，無論如何得先把樓建起來，別殃及無辜購房百姓啊。 該套路貸團伙控制宏潤地產前，「國際幸福城」已有28棟住宅樓如期交付使用。宏潤地產股權被非法變更後，樓盤建設陷入全面停滯，10棟住宅樓爛尾至今，涉及2042戶購房人。 去年有官媒報道說，西安一市民14年前付全款在該樓盤給兒子購置婚房，如今孫子已經11歲仍未獲交房，一家人長年居無定所、顛沛流離。 放貸人王堅一方認為，他們是用很低價格購得的股權，自己就是真正的開發商。遂利用該樓盤項目，對外非法集資7億多元、騙取銀行貸款2億元、騙取政府資金1.85億元。 說白了，這幫人根本無意於該項目開發建設，而是長期擺爛並圖謀處置「國際幸福城」優質資產，直至吃干榨盡，將爛攤子留給社會和地方政府。 圍繞股權歸屬，雙方訴訟持續十多年，期間演繹出諸多奇聞軼事。比如官媒報道的省公安廳廳長簽發《督辦令》沒人管、警方偽造胡緒峰詢問筆錄、胡緒峰想要給群眾交房被街道辦事處組織五百多人阻攔。 還有，資產價值40多億元的「國際幸福城」項目，被以「零對價」非法轉移至套路貸頭目李彬控制的空殼公司；中國信達新疆分公司險些以30.8億元對價收購該空殼公司100%股權…… 需要交代的一個背景是，去年以來「國際幸福城」數百名受害業主聯名寫信給陝西省和國家有關方面，籲請深挖徹查李彬套路貸涉黑團伙及其「保護傘」。 業主們認為「國際幸福城」爛尾，絕非原開發商宏潤地產的問題，也絕非單純意義上的民間借貸糾紛所拖累，癥結在於該項目被李彬為首的套路貸涉黑團伙及其「保護傘」非法控制，黑惡勢力和腐敗問題長期深度交織其中，再啟開發陷入僵局。 為了拿回被非法侵佔的公司股權，儘快重啟爛尾樓開發實現交房，胡緒峰十三年來被迫打了上百場官司，其中75%股權的案子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胡緒峰希望通過訴訟，釐清和界定一個核心問題：我是質押股權，不是轉賣股權；用法律術語說，是讓與擔保，不是股權轉讓。 2019年，（2017）最高法再171號判決書一錘定音，認定案涉75%股權屬於讓與擔保，不產生股權轉讓效力，宏潤集團依舊是實際股東。 多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本可就此終結，宏潤地產股權理當物歸原主。如果「國際幸福城」項目回到正軌，爛尾樓復工交房至多只需半年時間。 而這一最為權威的判決到了陝西，形同廢紙一張，西安市市場監管部門就是不肯糾正錯誤的股權變更。胡緒峰要回股權的官司不得不接著打。 在後續一系列涉及上述股權的官司中，屢屢出現令人匪夷所思的結果：宏潤地產一審勝訴，西安市中院二審改判，均作出有利於房貸人王堅等一方當事人的判決。 比如：一審法院依據《民法典》第563條、第564條、第565條，以及《最高院關於適用民法典時間效力若干規定》第25條，判令開發商與西安中廈公司2011年7月18日簽訂的《股東轉讓出資協議》已於2020年12月1日解除。 但西安中院在二審中，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硬是將一審判決給撤銷了。該判決所依據的法條，與案件事實八竿子都打不著。 又比如：一審法院查明放貸人王堅，並非宏潤房地產公司75%股權的真實權利人，其無權對股東會決議行使表決權，依據《民法典》第146條、《公司法》第43條之規定，確認並判令宏潤地產公司2022年3月9日作出的股東會決議不成立。 西安中院在二審中，即承認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基本正確，也認定王堅與宏潤集團公司之間為股權讓與擔保的法律關係，卻故意忽視王堅在12年前曾以誘騙脅迫方式，非法完成75%股權變更登記的事實，認為王堅行使股東權利是「慣常形式」，又給改判了。 在另外幾起因75%股權糾紛引發的民事訴訟案中，一審判決均支持宏潤集團訴求，西安中院二審卻作出有利於放貸人王堅一方的判決。 包括起訴西安市市場監管局錯誤變更股權的行政案件，宏潤集團敗訴後，西安市檢察院提出抗訴、陝西省檢察院支持抗訴，成為該省多年來較為少見的省市兩級檢察機關支持抗訴的行政案件。 該案指定西安中院再審，宏潤集團仍被判決敗訴。 西安中院這種大起大落、「另起爐灶」的顛覆式改判，幾乎「無邊界化」、「無理由化」，形成事實上的「初審判決無用論「，將兩審制實際上變成一審制。 上述「股東轉讓出資協議解除案「、「股東會決議效力確認糾紛案」，二審主審法官均為西安市中院民四庭張熠。 該法官不僅公然無視最高院對於案涉股權性質的認定，還拒絕宏潤集團一方三次提出的迴避申請，甚至串通一方當事人偽造證據。 放貸人王堅向法庭提交的「居委會情況說明」、「西安市公安局灞橋區分局治安大隊長惠小明情況說明」均被證偽，後者甚至在法庭質證中被證明人撤回。 更為離奇的是，王堅用於證明股東會決議真實性的公證書，已被西安市蓮湖區公證處撤銷，但張熠仍將該公證書作為關鍵證據作出錯誤的二審判決。 一起並不十分複雜的股權糾紛，被西安中院搞得剪不斷理還亂，陷入無終點的循環訴訟。 西安中院製造的「訴訟怪圈」，不僅使宏潤集團背負沉重訴累，兩千多戶等待交房群眾也接近忍耐極限。 胡緒峰在舉報信中說，在西安市，沒有其他任何一起民商事個案的審理，如此長時間地誘發負面輿情、引起社會持續關注和議論； 也沒有其他任何一起民商事個案件的判決結果，與民眾和法律精英的認知與期待產生如此巨大落差，不斷打擊世道人心、銷蝕民眾對於司法權威的尊崇。 2025年2月，西安市碑林區法院作出判決，認定放貸人王堅持有宏潤地產75%的股權歸原股東宏潤集團所有。 時隔六年，地方法院判決終於回歸最高人民法院對該股權性質的認定，2000多戶群眾苦等十餘年的「國際幸福城」房子，有望隨著股權回歸原主迎來交付。 一審當庭承認75%股權是借款質押而敗訴的王堅，已向西安中院提起上訴。 胡緒峰及數千購房群眾憂心忡忡的是，西安中院會否再將初審判決，作為二審判決的「草稿」而任意「塗畫修改」，再來一次顛覆式改判？ 憑常識、常情、常理以及法理，西安中院二審改判機制運行，有沒有出現嚴重異化？二審主審法官張熠有無枉法裁判嫌疑？ 西安中院的二審改判，不僅一次次將胡緒峰及公司推向絕境，連帶禍害了2000多戶購房群眾，還明目張胆地否定了最高院判決。 一級二審法院、一個主審法官，主觀恣意、任性擅斷，竟至於斯，實在聞所未聞。 民眾對於司法公信力的尊崇，不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銷蝕的么？ 在給最高院院長公開信的前幾天，宏潤集團在網上發出「懸賞通告」，徵集比西安中院張熠法官作出的枉法裁判「更黑」的民事判決，懸賞金額1000萬元，在網上引起熱議。 二審法院及其法官頻頻濫用改判權，將一方當事人逼到發布「懸賞通告」的地步，黑色幽默背後的憤懣、憂懼和無奈，夫復何言。 網路圖片 我同情當事人胡緒峰，更同情遭受無妄之災的購房百姓。十餘年等待交房的煎熬與艱辛，非親歷不能感知。 這期間，一定有人在樓盤爛尾帶來的厄運中，經歷了一系列本不該有的變故：債台高築，貧病交加，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對於連帶遭遇的不公，這些百姓想必也是提起心頭火，挫碎口中牙的。有道是「陝西地方邪，只說不能訐（jue）」。「訐人」就是罵人，「挨訐」就是被人罵。 2000多戶購房百姓，有著如此不堪境遇，不訐人才怪。只是這訐聲太微弱，西安中院及其法官大人們是聽不到的。 今天一直在思忖，這群百姓怎麼訐，才能表達心聲呢？不免想到陳忠實《白鹿原》中兩句經典的訐罵。 其一，白嘉軒要去縣裡搭救被抓捕的黑娃，因為「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這回就能學好。」 其子白孝武說：「你救黑娃讓原上人拿尻子笑你！」 尻子，俗稱屁股、腚。「拿尻子笑「，完整的說法是「不拿嘴笑拿尻子笑」，比喻做事有悖常理，都讓人沒法正經笑話。 其二，白家長子白孝文自甘墮落，跟「蕩婦」田小娥廝混，親眼看著孝文長大的長工鹿三鄙夷道：「甭看我三老漢熬一輩子長工，眼窩裡把你這號敗家子還拾不進去！我要是把人活到這步光景，早拔一根㞗毛勒死了……」 「拔根㞗毛勒死「，表示一種極端的蔑視和鄙棄，這裡也有恨鐵不成鋼的意思。 網路圖片 胡緒峰控訴的那些爛事，西安中院及某些法官是決計擺不上桌面的。 「拿尻子笑「，「拔根㞗毛勒死「，話糙理不糙，替兩千購房戶的數千百姓將此奉送西安中院，應該是合適的。 倘若文壇巨匠陳忠實先生再世，聽聞西安法官公正判個案子「比球上割筋還難」，不知道會飈出什麼更接地氣、更為精彩的罵詞。 我承認這兩句罵語，雖然頗具關中方言俗語的獨特韻味，但很不文明，之於西安中院很是不恭。 但是對不起，是你們的「司法不文明」在先，這麼「挨訐」算是輕的了。 西安中院袞袞諸公，自己慢慢品吧。事情做得太絕，斷絕受害一方當事人的後路，最終未必只是挨百姓幾句罵，將來某一天總是要還的。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過去幾年，一個久違的名詞，「自己人」，經常不經意地出現在中共的內部講話中，如同一個長久的迷思，展現了中國政治的一個隱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國政治的一個巨大矛盾和危機。 尤其刻下，譬如從不久前的「217」會議到春季前後各級地方政府面向民企的大小會議，在缺乏實質性利好政策的同時，中共官員們的字典里似乎只剩下「自己人」一詞，用來表明心跡和誠意，以拖待變。 只是，這種近乎黨內「黑話」的話術，不僅難以增進企業家們的信任感，反而更加劇了中國民營企業家們的認同焦慮。以「自己人」為標誌，一場圍繞民營企業家政治地位的認同衝突是何等激烈，而其代表的中共統治話語和治術的貧乏，也表明中國的政治衰敗進入到了新的階段。 中國企業家的薛定諤狀態 與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傳統統戰的範疇。歷史上，在作為中共自詡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戰中，「自己人」並不算是其中一個常見的話語。通常只有在黨內的偶爾場合，處於需要分清敵我和幫派的兩種情形，即或者為了拯救可能被枉殺的同志，或者為了拉攏黨內團伙和幫派，才由關鍵人聲稱、擔保某某是自己人。 這是中共內部組織關係的屬人化和主體化，包含著承認、利益和組織等多重認同，既有關個人和團伙的組織承認，類似秘密會社成員對上「切口」、手勢後的釋然，更被引申作為整個統治集團甚或統治階級內部的相互認同，有著很強的「講政治」象徵。 至於民營企業家，對中共來說其地位和認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間經歷了反覆變動，從被統戰、可團結的民族資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專政對象，從與黨政官僚相互依賴、勾結的利益共同體到「國進民退」的犧牲品、從黨內團伙的「金主」到「顏色革命」的幕後黑手等等，可謂大起大落，可謂是見證著中共意識形態不斷劇變的一個關鍵指標群體。這也是直到今天這個群體仍心有餘悸的根源。 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還是在江澤民時代。他在任的最後幾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第一次在意識形態的理論層面將民營企業家群體吸納為中共的自己人，承認他們具有先進生產力代表特性，承認他們的社會精英地位，也願意將他們吸收入黨。當然，相比此前在統戰層面的黨外地位，也就是承認其政治協商即中共執政和資政夥伴的有限性，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變動具有質的變化，一度引發中共黨內外的巨大爭論，被認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會民主或者民主化轉型的開端。 然而，2012年以來中共領導人的更迭終結了民營企業家與中共的蜜月，在國進民退的浪潮推動下，民營企業家的政治處境每況愈下，甚至淪為各地官僚「捕撈、漁獵」的目標、也是新一波義和拳民發泄仇恨的對象。直到新冠疫情結束兩年後經濟下滑、危機臨近，以杭州Deep Seek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間的晶元戰爭和AI競賽中的突破性表現，代表了所謂新質生產力，突然間拯救了整個私營部門，也促使中國領導人在「2·17」會議上再次向民營企業家喊話，稱作「自己人」。 然而，因為其內生的隨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夠法律解釋、意識形態理論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詞的定位是否意味著中共回歸了江澤民時代的路線、是否真正承認民營企業家作為統治集團成員都極不確定。僅僅從「自己人」一詞，中國民營企業家看不到任何確定的保證或承諾，遑論如何作為中共的「自己人」參與權力分配和政策制定。 一言以蔽之，他們今天的處境或如薛定諤的貓一樣，無論個體還是集體，不可說，不可看，命運全在一念之間。這或許才是中國資本市場充滿不確定性的根源。 供給側的政治衰敗 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營企業家已經是中共黨員身份，他們也不相信所謂「自己人」的歡迎辭。畢竟，連根正苗紅的企業家任志強，都因對「自己人」的大膽批評而入獄，何況從2013到2023年的十年間，中共以反腐名義清洗了四百萬幹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萬，近五百萬幹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險一點不小。相比之下，還是作為傳統的被統戰對象更安全一些。 如此糾結困境，凸顯「自己人」一詞背後的中國政治衰敗。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後，政治衰敗幾乎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如福山所說，當新興社會群體的政治參與在現行體制下無法得到滿足，政治體制便會因為適應不了環境的變化而走向政治衰敗，這正是21世紀初以來特別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後美國政治展現的衰敗趨勢，包括高度的政治極化和極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的出現。 在中國，這種政治衰敗也幾乎同時發生。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中國政治轉向封閉和集權，中共統治集團對外部和內部的新興力量均採取拒絕和鎮壓的敵視態度，踏上了新毛主義的政治衰敗進程中。爾後儘管福山到訪北京受到王岐山的親切接見，卻未能讓中國領導人相信太平洋兩岸的政治衰敗進程幾乎同時開始了，後者反而從中得出了「東升西降」的超級自信。 當然，其中一個插曲今天看起來更意味深長：新冠疫情期間，武漢的一位中產階級精英住進了隔離集中營還手握福山這本著作，日讀不綴，被全國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時間，此書洛陽紙貴，中國社會精英們對政治衰敗到何等程度才會出台如動態清零一般的惡劣治理有了從未有過的深度認識。或許，這才有2022年底在白紙革命爆發前的中產階級反抗。 而動態清零猝然結束後至今的政策供給不足，無時不刻印證著中國政治衰敗後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會恐慌氣氛中，北京當局只剩下「自己人」這樣曖昧糾結的文宣安撫，話語能力和意識形態生產極其貧困；另一方面，這種話語貧困和政策供給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來北京供給側政策的最終失敗。這在北京政界和學界幾乎成為共識，甚至引發了一家最高級官方經濟學智庫的大清洗。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談中國政治衰敗的時候，不僅指福山的理論與中共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上層建築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相吻合，即中共對私營經濟的打壓，其削足適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與中共意識形態基礎相衝突，而且，這種衰敗具體表現在過去十數年的供給側路線上。這是迄今為止北京的統治集團們不願意正視的一個基本問題，也因此難以擺脫錯誤路線的桎梏從而為民企、為消費側改革、為提升公眾福祉重新尋找到合適的政策路線。 因為理論上，劉鶴主導的所謂供給側改革，是一種預防性的反危機政策，卻與歷史上大蕭條之後納粹德國的央行行長、經濟部長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實現自給自主的「新計劃」政策如出一轍，平行於政治上肅清公民社會和社會新興力量挑戰的鎮壓政策，性質上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中共實行的統制經濟模式的翻版，在現實中則從宏觀和產業政策嚴格限制私營部門，為國有部門的壯大與控制開闢空間。 而且，表面上作為經濟路線的供給側改革，其後果如同經濟領域的清場，或曰動態清零的常態化，事實上加劇了中國政治的全面衰敗，激化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封閉集權與社會新興力量的矛盾和衝突，譬如最近中國航空、航天、軍工部門管理層腐敗窩案迭出，也將今天的中國私營經濟置於無比尷尬的政治夾縫中。如果不對供給側改革做根本檢討和改變，中國私營部門和私營企業家們的薛定諤狀態也不會發生有意義的變化。 當然，這一改變勢必將動搖劉鶴身後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只是，如果僅有「自己人」的修辭，無論怎麼巧言令色，恐怕都難以從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難以收拾人心。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就在中國到處鬧假藥的時候，忽然間，出了一劑據說可以猛力拉抬經濟的神葯。葯的配方不複雜，簡單說就是習近平加馬雲，詳細點兒說就是中共領導人和民營企業家坐到一起開了個座談會。 2月17日上午，中國最有權力的幾個人和最有錢的幾個人在人民大會堂握手言歡，有錢人陳情，最最有權的人訓話。然後，據懂錢又懂權的一些專家們分析，中國當局的「重大路線調整」出現了，「政策立場徹底逆轉」了，企業和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增強了，中國經濟馬上又要大繁榮了！ 經濟繁榮原來是這麼容易取得的！如果習近平每月來這麼一次座談會，中國經濟一年之內應該就能成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了吧？如果馬雲當了習近平的副手，中國民眾應該人人都能發大財了吧？這樣的好事，專家們到底是存了什麼私心或壞心，怎麼早不說呢？ 最有權加最有錢，偏偏他倆搞不來 稍微有點記性的人知道，這副神葯其實並非新近科技突破、人工智慧大發展的產物。過去至少十年的時間裡，這樣的座談會開過不止一次。2020年7月21日開過，當時習近平講了話，信誓旦旦「要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2018年11月1日也開過，同樣是習近平主持並講話，參加和發言的也都是民營企業家。那一次，據官方報道，習近平在會前不到40天的時間裡，從去東北考察到在北京開會，5次強調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給權益給政策，云云，據說是「乾貨滿滿」，對推動民企壯大和經濟繁榮「釋放出強烈信號」。 還有更早的，配方也更標準，那就是習近平加馬雲，甚至還加上了一大幫美國頭部企業家作為強化劑。那是2015年9月在西雅圖。馬雲那次不僅被恩賜發言的機會，而且習近平還在講話中特意提及「阿里巴巴芝麻開門」。你看，還真不能責怪專家們不早說哈，原來這副神葯早就在服用中了。 效果怎麼樣？這留給讀者去判斷，因為每個人對2015年以來中國經濟狀況的感受和記憶可能很不一樣。不說別人，習近平和馬雲兩個人的相關感受和記憶就可能很不一樣。你或許認為，最有權的人加最有錢的人，這世界上還有什麼事能搞不定？豈不知，這最有權的人和最有錢的人，兩人之間先就搞不定、搞不來。為什麼相互搞不來呢？你說是個人原因，但人家這不是好幾次握手如儀了嗎？你說是相互敵視相互有心結，這最有權的人不是再三說有錢人是自己人了嗎？這有錢人不是也再四向有權人表忠心了嗎？無奈，哪怕一百回說是「自己人」，一千迴向黨表忠心，只怕都是官樣文章，相互糊弄。這樣來看的話，就算習近平整天開民企座談會，就算馬雲忽然榮升國家副主席，似乎也還不足以拉抬中國經濟吧？ 靠政治權力拉抬的經濟，必定是沒有希望的經濟 癥結何在？我只說作為一個研究政治的人所知道的吧。首先，假設馬雲當上國家副主席，我看他的日子恐怕不會比現在好過。鄧小平當年找了榮毅仁當國家副主席，那個年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不錯，但是，據坊間傳聞，榮家如今還不是照樣逃離中國？王岐山自稱是習近平的「報幕員」，這意思是沒有他王岐山開口宣布，習近平就不能上台說話；他確實也為習近平「定於一尊」立下了血汗功勞。王當了國家副主席之後呢？沒有權力不說，似乎連個人自由也很少。還不要說更早的故事：劉少奇貴為國家主席，還不是在屈辱中暴死？這樣說來，就是讓馬雲當國家主席，那又能怎麼樣呢？ 其次，如果習近平整天召開民企座談會，民營企業家們熱衷的也都是到習近平面前握個手、發個言、照個相，我看那種狀況更可怕，因為這意味著中國實際上不再真正有民企，所謂民企不過都是政府的哈巴狗，而不是市場上的弄潮兒。要知道，民企創造財富的能力，是和自主、自由、競爭、法治等這些因素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在市場體制下才能展現的。扼殺了市場體制，不容許自主與自由，反而崇拜權力，特別崇拜專制權力，以為掌握政治權力的政府手裡有繁榮經濟的魔法，如果沒有這個魔法那只是因為政府權力還不夠大不夠強不夠專制而已，這就完全弄反了基本邏輯。不懂得這種結構因素，只會說什麼做大做強，那麼，請你想像一下，把所有民企都兼并成一家，讓政治權力的最高掌握者當頭頭，弄成他的私人企業，難道就能把一個國家的經濟搞好嗎？ 天下從來沒有神葯，治病不治病只看你是否吃對了葯。習近平以為把馬雲召回來，在大眾面前給個馬的背影，中國的民企就能搞活，經濟就會復甦了，這是拿馬雲當神拜呢？馬雲以為習近平給了個臉，自己也學會了一邊聽廢話一邊記筆記，中國的政治就會有利於民企發展了，市場的信心就高漲了，這是把習近平當神拜嗎？不客氣地說，你倆都不是神，你倆也都拜錯了神！習近平和中國當局應該虔誠請回市場這尊神，還市場以自由與法治，還市場主體以自主與競爭；馬雲和中國的企業家們則應該認真拜拜民主這尊神，找到自主表達意願的權力機制和制約權力濫用的法治道路。可以肯定，那樣中國不需要什麼當局的「重大路線調整」和「政策立場逆轉」，人們的經濟信心都是可以穩定預期的，企業家的日子絕不會是提心弔膽的，持續發展的前景也才是可能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英媒粗略統計，2024年中國至少有80多家上市公司的高階主管，被地方政府通過公安的所謂「執法」行動拘留、重罰。評論指，此等公安「圍獵」民營企業家的行動，實為以打土豪的方式進行資產收割。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據初步統計，2024年中國至少有82家上市公司的高階主管被地方當局扣留，其中部分案例幾乎沒有法律依據，以及約有一半遭到跨區執法抓捕，其背後是全國規模更大的針對企業人士的抓捕，中國媒體稱之為「遠洋捕撈」。這種行為打擊了人們對中國營商環境的信心，並醞釀另一場經濟危機。 報導披露，廣東省一份被泄漏的官方文件顯示，2023年以來，該省某個城市的數千家企業，成為其他地區公安「跨區執法」的目標，絕大多數案件「逐利動機」明顯，已讓這些企業陷入困境。 中國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重量級投資人坦言，他的一些朋友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擠壓」，一些地方政府調查居民的資產，以便把目標對準有錢人，然後製造借口稱這些人違反當地的法規，以此來罰款。 上海瀛泰律師事務所律師翁尤金爆料，他的一些客戶曾被其他地區的公安濫用權力抓捕，這種做法正在削弱民眾對營商環境的信心。如此違規的異地執法讓企業家只想短期經營而非長期投資，導致稅收和就業情況更惡化，讓地方財政陷入惡性循環。 評論：以打土豪方式進行資產收割 中國政治學者黃榆12月29日發表在美國之音的文章〈致命的「遠洋捕撈」—中國的暴力泛濫和經濟通縮〉，直言2024年中國全社會都面臨著大蕭索。工作朝不保夕，負債壓力巨大和生活水準下降的廣大底層階級和中產階級，以及「在過去十年一直處於政治上的驚弓之鳥但還心存僥倖的私人企業家們」，終於發現自己身陷天網，隨時面臨被「遠洋捕撈」的危險。 文章指出，由於地方經濟下滑、財稅收入不足，各地公安系統紛紛「圍獵」發達地區的民營企業家。浙江、廣東等經濟大省受害最深，首都北京也不能倖免。曾是小米骨幹的北京IT企業家邢燕軍，被內蒙公安抓捕後，蹊蹺死在被「監視居住」的地點。 文章指，與早年間北京東小口派出所對雷洋的隨機圍獵，重慶對企業家李懷慶的抓捕和重判，以及河北保定對孫大午採取全包圓式的侵吞相比較，「不難看出，這一輪針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打擊確實堪稱捕撈，不再是針對個人的，或者有著指標性、政治性導向，而是面向特定群體的敲詐，以打土豪的方式進行資產收割。」 文章最後總結道：「無論這些資產者是現金、財富、權力、社會關係的擁有者，還是思想文字的大家，都在覆巢之下無以言安，這或許才是互為因果的通縮根源。」
英媒粗略統計，2024年中國至少有80多家上市公司的高階主管，被地方政府通過公安的所謂「執法」行動拘留、重罰。評論指，此等公安「圍獵」民營企業家的行動，實為以打土豪的方式進行資產收割。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據初步統計，2024年中國至少有82家上市公司的高階主管被地方當局扣留，其中部分案例幾乎沒有法律依據，以及約有一半遭到跨區執法抓捕，其背後是全國規模更大的針對企業人士的抓捕，中國媒體稱之為「遠洋捕撈」。這種行為打擊了人們對中國營商環境的信心，並醞釀另一場經濟危機。 報導披露，廣東省一份被泄漏的官方文件顯示，2023年以來，該省某個城市的數千家企業，成為其他地區公安「跨區執法」的目標，絕大多數案件「逐利動機」明顯，已讓這些企業陷入困境。 中國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重量級投資人坦言，他的一些朋友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擠壓」，一些地方政府調查居民的資產，以便把目標對準有錢人，然後製造借口稱這些人違反當地的法規，以此來罰款。 上海瀛泰律師事務所律師翁尤金爆料，他的一些客戶曾被其他地區的公安濫用權力抓捕，這種做法正在削弱民眾對營商環境的信心。如此違規的異地執法讓企業家只想短期經營而非長期投資，導致稅收和就業情況更惡化，讓地方財政陷入惡性循環。 評論：以打土豪方式進行資產收割 中國政治學者黃榆12月29日發表在美國之音的文章〈致命的「遠洋捕撈」—中國的暴力泛濫和經濟通縮〉，直言2024年中國全社會都面臨著大蕭索。工作朝不保夕，負債壓力巨大和生活水準下降的廣大底層階級和中產階級，以及「在過去十年一直處於政治上的驚弓之鳥但還心存僥倖的私人企業家們」，終於發現自己身陷天網，隨時面臨被「遠洋捕撈」的危險。 文章指出，由於地方經濟下滑、財稅收入不足，各地公安系統紛紛「圍獵」發達地區的民營企業家。浙江、廣東等經濟大省受害最深，首都北京也不能倖免。曾是小米骨幹的北京IT企業家邢燕軍，被內蒙公安抓捕後，蹊蹺死在被「監視居住」的地點。 文章指，與早年間北京東小口派出所對雷洋的隨機圍獵，重慶對企業家李懷慶的抓捕和重判，以及河北保定對孫大午採取全包圓式的侵吞相比較，「不難看出，這一輪針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打擊確實堪稱捕撈，不再是針對個人的，或者有著指標性、政治性導向，而是面向特定群體的敲詐，以打土豪的方式進行資產收割。」 文章最後總結道：「無論這些資產者是現金、財富、權力、社會關係的擁有者，還是思想文字的大家，都在覆巢之下無以言安，這或許才是互為因果的通縮根源。」
中國許多地方政府為補充財政收入，以「執法」、「反腐」之名，綁架民營企業家勒索巨額贖金。日前有中共體制內學者呼籲停止這種做法，但文章很快就被刪了。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家周天勇，9月25日在「新浪財經」的個人公眾號發表「緊急禁止和停止地方以置留民營企業家交錢放人方式補充財政收入」一文，引發廣泛關注，但文章於26日已經看不見，只能在部分轉載該文的網站上看到。 周天勇呼籲中共當局「緊急停止並禁止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用地方各級紀檢以置留民營企業家並交錢放人，獲取地方財政收入的做法」，以「防止其蔓延形成一場國民經濟災難」。 文章提到，「最近各級地方財政普遍困難，地方各級黨委向黨政司法各機構都分派了補充地方財政收入的任務」，甚至「讓地方各級紀委去通過置留行過賄、或者有行賄嫌疑、甚至有人捕風捉影舉報的企業家，都進行置留，採取交錢放人的方式，獲得地方財政收入」。 文章說，一般被置留的企業家都是地方骨幹企業，有的企業家一被置留，就造成正常經營的企業因為面臨被逼債、公司股價下跌、訂單下降、企業人心不穩等問題，很快就倒閉了。即使企業沒有倒閉，老闆也會開始向國外轉移剩下的資產，心態最好的也「躺平」了。 文章批評，地方紀檢「通過置留企業家的辦法，來錢容易，數額還很大，誰也不敢制止」，但若蔓延開來，全國各地的骨幹民營企業都關閉或轉移了，將使發改委出台再多的政策，財政部搞再多的赤字，央行放再多的貨幣，降再多的息，都不會對經濟有多大幫助。 事實上，除了「各地紀檢」，多地公檢法、市場監督管理局、稅務局，也都有傳出向民企勒索錢財的「任務」。 不久前，網傳錄音顯示，山東成武縣市監局人員以「涉嫌傳銷」罪名，向一家企業勒索上千萬人民幣，並自曝「每年都有指標」。 此外，隨著各地「倒查三十年追稅」之風興起，多地公安局和稅務局成立了所謂的「警稅聯合作戰中心」，被指專為「搶錢」設立。網路消息指，當局所謂的「追稅」，其實就是直接向企業「張嘴要錢」。 中國有網民隱晦地嘲諷中共，「一個靠搶劫起家的強盜，當他沒錢的時候，一定會重操舊業。」
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繼擔任香港大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名譽教授後，據日媒1日最新消息，馬雲已應聘至東京大學擔任客席教授，將從事可持續農業和糧食生產方面的研究並開設創業講座。 東京大學官網公告，馬雲將在今年5月至10月間，在東京大學所屬的東京學院從事研究並開設創業講座。校方表示，馬雲將提供研究主題上的建議並進行研究，特別是在可持續農業和食品生產方面；並擔任創業和創新的研習講座。 東京學院成立於2019年，是東京大學和海外研究人員及研究機構之間的中介單位。馬雲的聘約將在10月底結束，但可以逐年續約。 馬雲今年3月返回中國大陸，結束長達一年多雲遊海外的日子。據早前報道，馬雲會擔任香港大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名譽教授3年，專註於金融﹑農業及企業創新方面。 今年3月27日，馬雲回國的消息傳遍中國網路，許多人都在分享和點評，展現了馬雲在中國社會所具有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有評論認為，經歷三年疫情的衝擊和一度流行的「罵資本」、「反資本」輿情，時過境遷，當中國重新進入拼經濟、支持平台經濟在國際競爭大顯身手周期，人們對馬雲回國的關心其實是在關心中國經濟的走向和未來。 馬雲及其代表的網路平台經濟，是中國經濟崛起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符號和組成部分。從20世紀末創立阿里巴巴到2020年螞蟻金服暫緩上市和被整改之前，馬雲雖爭議不斷，但他十分活躍，敢於表現，富有個性和闖勁。他的語錄和創業故事流行一時，深受許多人追捧，一度被人稱作「馬爸爸」。 但自2020年他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那場引發巨大爭議的演講後，形勢急轉直下，宏觀層面的「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和「罵資本」、「反資本」的輿情相互疊加，民營企業家看到馬雲的下場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在此過程中，昔日活躍的馬雲變得異常低調，幾乎從中國公共輿論場消失。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日益面臨下行壓力，疫情的衝擊愈發凸顯。進入2022年之後，內有疫情衝擊，上海一度靜默長達兩個月，外有俄烏戰爭的衝擊和美國「遏制」，中國經濟更是面臨多年未有之壓力。 從2022年底疫情防控政策調整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支持平台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中央持續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和拼經濟的信號。許多人通過觀察馬雲是否回國工作，是否能像往日那樣敢闖敢說，能判斷出馬雲所代表的一批企業家對於中國經濟的信心和預期，以及是否有一個利於激發社會活力和發展經濟的寬鬆、開放環境。也因此馬雲回國才被那麼人關注和刷屏。
8月12日，大陸媒體披露了雲南省宣威市身家上億的民營企業家寧德貴及其屬下被定性為「黑惡勢力」的部分案件內幕。據稱，此案疑似與公安系統內鬥有關，寧德貴本人更因持續刑訊逼供致下半身不遂。 新浪財經頭條號8月12日發表了題為《404監室的失蹤者》署名劉虎的文章，披露了寧德貴等人被指控為「黑惡勢力」的「703專案」部分內幕。 文章稱，寧德貴出生於1970年10月，是一名退伍軍人，退役後自行創業，成為了雲南貴鑫建築工程集團有限公司（簡稱貴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旗下的公司和涉及產業包括建築工程、農貿市場、典當、物業和酒店等。 寧德貴曾擔任宣威市和曲靖市兩級人大代表，多次受到當地政府的表彰。直到2019年6月11日，寧德貴接到雲南宣威市紀委監委的一個配合調查的電話通知後，其命運發生逆轉。寧德貴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並被定性為「惡勢力糾集者」。 寧德貴本人及其屬下15人被關押在宣威市看守所，期間被帶進由管教室改造而成的「特審室」，遭受了持續的暴力「特審」和刑訊逼供。 據悉，特審室里配備的刑具有老虎凳、木棒、繩索、馬鞭、鐵鏈、鐵條、手銬和腳鐐等。 據同監室的在押人員透露，「703專案」的嫌疑人之一陳滇曾離開監室四五天才回來，聽說是提審。 寧德貴的自書材料中也提到，2019年6月20日左右，辦案人員對他進行了連續3天的特審，期間遭到多名辦案人員毆打和污辱。2019年6月25日至7月初的一個星期六下午，他再次遭到一位醉酒辦案人員暴力毆打，導致他雙下肢癱瘓、生活無法自理。 寧德貴透露，2019年8月，他又一次遭到數名辦案人員的審訊毆打，並在留置室休克昏死兩次。寧德貴還透露，除暴力毆打外，辦案人員還用灌醉酒的方式對其進行誘供。 據報道，2019年12月5日，寧德貴最初是因涉嫌「尋釁滋事」被送進公安看守所關押，2020年1月11日逮捕。2020年7月31日，宣威市檢察院提起公訴，指控貴鑫公司犯串通投標罪，寧德貴及其下屬等15人犯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串通投標罪、強迫交易罪、尋釁滋事罪。檢方後來又分別於2020年9月3日和10月15日變更、追加更多起訴。 不過，在庭審中，寧德貴等人的代理律師堅稱其當事人「無罪」，並指控公安機關存在非法取證行為。 寧德貴的親屬也向上級有關部門寄送了舉報信，指稱全案用言詞證據定罪，280多份訊問筆錄只有259本同步錄音錄像，且同步錄音錄像「無一本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訊問過程進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大部分被篡改、剪切、刪減、編輯。 舉報信中寫道，「本案15個被告人都遭到了慘絕人寰的暴力特審和刑訊逼供、引供、騙供、誘供、指供。一個好端端的民營企業被整垮，一個健康的民營企業家被打成癱瘓。」 值得注意的是，寧德貴的親屬在舉報信中稱，寧德貴被捲入政治旋渦，是這起案件的起因。而該案件的「導火線」，是宣威市公安局因新建辦公綜合大樓拍賣其下屬部分老舊房產時，寧德貴的公司競得了宣威市老交警大隊的房產，事後有人舉報寧德貴與時任宣威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尹大寶「有不正當利益關係」。 尹大寶於2019年7月落馬，他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並於2021年7月因受賄罪、徇私枉法罪被雲南高院終審裁定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 2020年12月1日，宣威市法院一審判決寧德貴犯串通投標罪、尋釁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強迫交易罪、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六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並處罰金220萬元（人民幣，下同）。 一審宣判後，寧德貴等人不服判決，向曲靖中院提出上訴。寧德貴的家屬稱，寧德貴、陳滇、王富優和辯護人提供了遭到辦案人員「私設公堂」連續特審多日的線索和材料，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均遭到無理拒絕，全案243位證人無一人出庭作證，全案未排除一份非法證據。 2021年9月28日，曲靖中院二審發布裁定書，以原審過程中存在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為由，將案件發回宣威市法院重新審判。但宣威市法院於2022年6月13日仍做出維持了原一審判決的罪名和量刑。寧德貴不服，再次提出上訴。 目前，本案重審二審仍在曲靖中院進行中。
與被指貪腐的許多中共高官一上法庭就承認有罪，還對「黨的關懷」感激涕零迥然不同，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等九項罪起訴的知名農民企業家孫大午等多名被告堅稱自己無罪。 但是這位許多人眼中的硬漢子在法庭上說的一席話令人震驚，他說自己在獄中「苦不堪言，生不如死。」至少，這句話透露出當局實施酷刑何其殘酷。 多個非政府組織組成的『中國人權捍衛者網路』(CHRD)發推指出，大午案中有七名被告人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此期間他們遭受了殘酷的非人道待遇。在庭審中他們提供了相關線索，向法庭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申請，但被法庭駁回。孫大午說：「指居期間，我苦不堪言，生不如死!」孫大午還說：「我曾要求到看守所去，為此絕食三天。」 學者盛洪在『關於大午事件的法律正當程序』「盛按」指出，「當局說我國是『法治國家』，當然它自己清楚知道這只是在文字上的。大午案開庭第一天的控辯記錄，明確地揭露了實際上的非法拘禁和酷刑。這是我國普遍存在的審前折磨」，包括超期羈押，沒正當理由拒絕取保候審，非法監視居住，限制基本自由，干擾睡眠，以及精神威脅。這樣做的目的，是報復，炫耀濫權能力，以及逼迫口供。 作者認為，「只要當事人說『不是自願的』，就可以立刻派出該口供，根本不需要再證明有酷刑的存在。因為『自願』只能從當事人自己口中說出，當他說出『不是自願的』，就必定是被迫的，而孫大午說『生不如死』，不知比『不是自願的』強烈多少倍，卻不被接受。「 7月15日，孫大午一案中河北省高碑店市法院第一審判庭開庭。指控的主要罪名是涉嫌尋釁滋事罪、妨害公務罪、聚眾衝擊國家機關罪等九項罪名。 大午案法律團隊透露出兩點信息，在5月17-22日舉行的庭審前會議上，由於召開倉促，沒有足夠時間看卷，在侵犯閱卷權、辯護權的情況下，控辯審三方曾爆發激烈爭論，會議現場律師抗議聲一片、被告人哭聲一片，幾乎沒有達成任何共識。孫大午就是在庭前會議上說出「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的。 第一日庭審結束髮表介紹聲明指出，此案名為公開審理，卻限制旁聽人數，大午集團約有九千員工，僅有30名家屬及工作人員取得旁聽證，而且法院還以防疫、場地限制為由，安置在其他法庭通過視頻旁聽庭審。大部分家屬反映視頻旁聽畫面不清晰、聲音時斷時續。開庭時，法院前一百米範圍到處安裝閉路電視，法院門口，身穿黑衣的便衣公安要求在場關注案件的民眾離開。 孫大午在中國有「良心企業家」的稱號，1985年以飼養1000隻雞和50頭豬七家，創建大午農牧集團，名列中國500大私企。孫大午辦學校、辦醫院，規定村民看病以及學生每天餐飲收費只收人民幣10元，民眾好評。 孫大午也因敢言，喜好評議時事得罪了當局，2003年，大午集團因為在集團網站發表包括他撰寫的「悼念李慎之」以及「兩位民間商人關於中國時局及歷史的對話」、「小康社會的建設及難點」等文章，被控嚴重損害國家機關形象，當局下令整頓網站，停業6個月。加之向三千農戶借款，當年5月被拘捕後判三年緩刑四年。 孫大午2020年10月13日在微博發文稱：「有人說，什麼叫社會黑？晴天白日，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熙熙攘攘，你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有權有勢的橫行霸道，有理有據的寸步難行；白天活見鬼，夜裡死見人」。 去年11月11日，警方一舉逮捕了他及妻子、兩個兒子兒媳，公司高層等28人。直到4月22日，被囚的孫大午及親屬以及公司高官才收到逮捕通知書。 2003年孫大午案最後以緩刑了之，有人分析，當年維權運動風生水起，孫案得了相對較好結果，如今黨慶百年，企業家的厄運來了，任志強被判了十八年，馬雲隱隱約約，滴滴八大部進駐…… 環境不好，孫大午案開庭已進入第二天，有人觀察，中國國內媒體集體沉默，只有幾個私號小心翼翼竊竊私語幾句。劉曉原律師感嘆：對於一個在全國很有影響的案件，媒體「似乎都患上了失語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