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州新规：计程车司机若拒载短程乘客恐面临吊销执照
2026 年 6 月 24 日
网络图片 被一次次离谱的判决逼到绝境，西安一位民营企业家胡绪峰，今日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发出公开信，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这其实是一封公开实名举报信，举报事由是西安市中级法院屡屡胡乱判案，不仅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给害苦了，也害了2000多户购房百姓。 胡绪峰是陕西宏润集团董事长，也是该集团子公司宏润地产实际控股股东、出资设立人。宏润地产是西安市首批最大城中村改造项目“国际幸福城”开发商。 西安套路贷团伙头目李彬及骨干成员竺尧江、王坚、李德安、陈涛等人，盯上了这个高价值房地产项目。 他们分别以600万元、8000万元股权质押借款，以偷偷摸摸加材料造假，先将宏润地产18%股权变更至李彬实际控制的西安中厦公司名下，后又将宏润集团持有的宏润地产75%股权变更至王坚名下。 上述共计93%股权，对应“国际幸福城”40多亿元资产。这件稀奇事，这些年来被媒体无数次报道，舆论称之“蛇吞象”。 网络图片 “鸠鹊之争”，不管官司怎么打、股权归于谁，无论如何得先把楼建起来，别殃及无辜购房百姓啊。 该套路贷团伙控制宏润地产前，“国际幸福城”已有28栋住宅楼如期交付使用。宏润地产股权被非法变更后，楼盘建设陷入全面停滞，10栋住宅楼烂尾至今，涉及2042户购房人。 去年有官媒报道说，西安一市民14年前付全款在该楼盘给儿子购置婚房，如今孙子已经11岁仍未获交房，一家人长年居无定所、颠沛流离。 放贷人王坚一方认为，他们是用很低价格购得的股权，自己就是真正的开发商。遂利用该楼盘项目，对外非法集资7亿多元、骗取银行贷款2亿元、骗取政府资金1.85亿元。 说白了，这帮人根本无意于该项目开发建设，而是长期摆烂并图谋处置“国际幸福城”优质资产，直至吃干榨尽，将烂摊子留给社会和地方政府。 围绕股权归属，双方诉讼持续十多年，期间演绎出诸多奇闻轶事。比如官媒报道的省公安厅厅长签发《督办令》没人管、警方伪造胡绪峰询问笔录、胡绪峰想要给群众交房被街道办事处组织五百多人阻拦。 还有，资产价值40多亿元的“国际幸福城”项目，被以“零对价”非法转移至套路贷头目李彬控制的空壳公司；中国信达新疆分公司险些以30.8亿元对价收购该空壳公司100%股权…… 需要交代的一个背景是，去年以来“国际幸福城”数百名受害业主联名写信给陕西省和国家有关方面，吁请深挖彻查李彬套路贷涉黑团伙及其“保护伞”。 业主们认为“国际幸福城”烂尾，绝非原开发商宏润地产的问题，也绝非单纯意义上的民间借贷纠纷所拖累，症结在于该项目被李彬为首的套路贷涉黑团伙及其“保护伞”非法控制，黑恶势力和腐败问题长期深度交织其中，再启开发陷入僵局。 为了拿回被非法侵占的公司股权，尽快重启烂尾楼开发实现交房，胡绪峰十三年来被迫打了上百场官司，其中75%股权的案子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胡绪峰希望通过诉讼，厘清和界定一个核心问题：我是质押股权，不是转卖股权；用法律术语说，是让与担保，不是股权转让。 2019年，（2017）最高法再171号判决书一锤定音，认定案涉75%股权属于让与担保，不产生股权转让效力，宏润集团依旧是实际股东。 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本可就此终结，宏润地产股权理当物归原主。如果“国际幸福城”项目回到正轨，烂尾楼复工交房至多只需半年时间。 而这一最为权威的判决到了陕西，形同废纸一张，西安市市场监管部门就是不肯纠正错误的股权变更。胡绪峰要回股权的官司不得不接着打。 在后续一系列涉及上述股权的官司中，屡屡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果：宏润地产一审胜诉，西安市中院二审改判，均作出有利于房贷人王坚等一方当事人的判决。 比如：一审法院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第564条、第565条，以及《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若干规定》第25条，判令开发商与西安中厦公司2011年7月18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协议》已于2020年12月1日解除。 但西安中院在二审中，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硬是将一审判决给撤销了。该判决所依据的法条，与案件事实八竿子都打不着。 又比如：一审法院查明放贷人王坚，并非宏润房地产公司75%股权的真实权利人，其无权对股东会决议行使表决权，依据《民法典》第146条、《公司法》第43条之规定，确认并判令宏润地产公司2022年3月9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西安中院在二审中，即承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正确，也认定王坚与宏润集团公司之间为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关系，却故意忽视王坚在12年前曾以诱骗胁迫方式，非法完成75%股权变更登记的事实，认为王坚行使股东权利是“惯常形式”，又给改判了。 在另外几起因75%股权纠纷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中，一审判决均支持宏润集团诉求，西安中院二审却作出有利于放贷人王坚一方的判决。 包括起诉西安市市场监管局错误变更股权的行政案件，宏润集团败诉后，西安市检察院提出抗诉、陕西省检察院支持抗诉，成为该省多年来较为少见的省市两级检察机关支持抗诉的行政案件。 该案指定西安中院再审，宏润集团仍被判决败诉。 西安中院这种大起大落、“另起炉灶”的颠覆式改判，几乎“无边界化”、“无理由化”，形成事实上的“初审判决无用论“，将两审制实际上变成一审制。 上述“股东转让出资协议解除案“、“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二审主审法官均为西安市中院民四庭张熠。 该法官不仅公然无视最高院对于案涉股权性质的认定，还拒绝宏润集团一方三次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串通一方当事人伪造证据。 放贷人王坚向法庭提交的“居委会情况说明”、“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区分局治安大队长惠小明情况说明”均被证伪，后者甚至在法庭质证中被证明人撤回。 更为离奇的是，王坚用于证明股东会决议真实性的公证书，已被西安市莲湖区公证处撤销，但张熠仍将该公证书作为关键证据作出错误的二审判决。 一起并不十分复杂的股权纠纷，被西安中院搞得剪不断理还乱，陷入无终点的循环诉讼。 西安中院制造的“诉讼怪圈”，不仅使宏润集团背负沉重诉累，两千多户等待交房群众也接近忍耐极限。 胡绪峰在举报信中说，在西安市，没有其他任何一起民商事个案的审理，如此长时间地诱发负面舆情、引起社会持续关注和议论； 也没有其他任何一起民商事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与民众和法律精英的认知与期待产生如此巨大落差，不断打击世道人心、销蚀民众对于司法权威的尊崇。 2025年2月，西安市碑林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放贷人王坚持有宏润地产75%的股权归原股东宏润集团所有。 时隔六年，地方法院判决终于回归最高人民法院对该股权性质的认定，2000多户群众苦等十余年的“国际幸福城”房子，有望随着股权回归原主迎来交付。 一审当庭承认75%股权是借款质押而败诉的王坚，已向西安中院提起上诉。 胡绪峰及数千购房群众忧心忡忡的是，西安中院会否再将初审判决，作为二审判决的“草稿”而任意“涂画修改”，再来一次颠覆式改判？ 凭常识、常情、常理以及法理，西安中院二审改判机制运行，有没有出现严重异化？二审主审法官张熠有无枉法裁判嫌疑？ 西安中院的二审改判，不仅一次次将胡绪峰及公司推向绝境，连带祸害了2000多户购房群众，还明目张胆地否定了最高院判决。 一级二审法院、一个主审法官，主观恣意、任性擅断，竟至于斯，实在闻所未闻。 民众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尊崇，不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销蚀的么？ 在给最高院院长公开信的前几天，宏润集团在网上发出“悬赏通告”，征集比西安中院张熠法官作出的枉法裁判“更黑”的民事判决，悬赏金额1000万元，在网上引起热议。 二审法院及其法官频频滥用改判权，将一方当事人逼到发布“悬赏通告”的地步，黑色幽默背后的愤懑、忧惧和无奈，夫复何言。 网络图片 我同情当事人胡绪峰，更同情遭受无妄之灾的购房百姓。十余年等待交房的煎熬与艰辛，非亲历不能感知。 这期间，一定有人在楼盘烂尾带来的厄运中，经历了一系列本不该有的变故：债台高筑，贫病交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对于连带遭遇的不公，这些百姓想必也是提起心头火，挫碎口中牙的。有道是“陕西地方邪，只说不能讦（jue）”。“讦人”就是骂人，“挨讦”就是被人骂。 2000多户购房百姓，有着如此不堪境遇，不讦人才怪。只是这讦声太微弱，西安中院及其法官大人们是听不到的。 今天一直在思忖，这群百姓怎么讦，才能表达心声呢？不免想到陈忠实《白鹿原》中两句经典的讦骂。 其一，白嘉轩要去县里搭救被抓捕的黑娃，因为“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这回就能学好。” 其子白孝武说：“你救黑娃让原上人拿尻子笑你！” 尻子，俗称屁股、腚。“拿尻子笑“，完整的说法是“不拿嘴笑拿尻子笑”，比喻做事有悖常理，都让人没法正经笑话。 其二，白家长子白孝文自甘堕落，跟“荡妇”田小娥厮混，亲眼看着孝文长大的长工鹿三鄙夷道：“甭看我三老汉熬一辈子长工，眼窝里把你这号败家子还拾不进去！我要是把人活到这步光景，早拔一根㞗毛勒死了……” “拔根㞗毛勒死“，表示一种极端的蔑视和鄙弃，这里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网络图片 胡绪峰控诉的那些烂事，西安中院及某些法官是决计摆不上桌面的。 “拿尻子笑“，“拔根㞗毛勒死“，话糙理不糙，替两千购房户的数千百姓将此奉送西安中院，应该是合适的。 倘若文坛巨匠陈忠实先生再世，听闻西安法官公正判个案子“比球上割筋还难”，不知道会飚出什么更接地气、更为精彩的骂词。 我承认这两句骂语，虽然颇具关中方言俗语的独特韵味，但很不文明，之于西安中院很是不恭。 但是对不起，是你们的“司法不文明”在先，这么“挨讦”算是轻的了。 西安中院衮衮诸公，自己慢慢品吧。事情做得太绝，断绝受害一方当事人的后路，最终未必只是挨百姓几句骂，将来某一天总是要还的。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
过去几年，一个久违的名词，“自己人”，经常不经意地出现在中共的内部讲话中，如同一个长久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隐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巨大矛盾和危机。 尤其刻下，譬如从不久前的“217”会议到春季前后各级地方政府面向民企的大小会议，在缺乏实质性利好政策的同时，中共官员们的字典里似乎只剩下“自己人”一词，用来表明心迹和诚意，以拖待变。 只是，这种近乎党内“黑话”的话术，不仅难以增进企业家们的信任感，反而更加剧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认同焦虑。以“自己人”为标志，一场围绕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认同冲突是何等激烈，而其代表的中共统治话语和治术的贫乏，也表明中国的政治衰败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中国企业家的薛定谔状态 与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传统统战的范畴。历史上，在作为中共自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中，“自己人”并不算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话语。通常只有在党内的偶尔场合，处于需要分清敌我和帮派的两种情形，即或者为了拯救可能被枉杀的同志，或者为了拉拢党内团伙和帮派，才由关键人声称、担保某某是自己人。 这是中共内部组织关系的属人化和主体化，包含着承认、利益和组织等多重认同，既有关个人和团伙的组织承认，类似秘密会社成员对上“切口”、手势后的释然，更被引申作为整个统治集团甚或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认同，有着很强的“讲政治”象征。 至于民营企业家，对中共来说其地位和认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间经历了反复变动，从被统战、可团结的民族资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专政对象，从与党政官僚相互依赖、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到“国进民退”的牺牲品、从党内团伙的“金主”到“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等等，可谓大起大落，可谓是见证着中共意识形态不断剧变的一个关键指标群体。这也是直到今天这个群体仍心有余悸的根源。 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还是在江泽民时代。他在任的最后几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第一次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层面将民营企业家群体吸纳为中共的自己人，承认他们具有先进生产力代表特性，承认他们的社会精英地位，也愿意将他们吸收入党。当然，相比此前在统战层面的党外地位，也就是承认其政治协商即中共执政和资政伙伴的有限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动具有质的变化，一度引发中共党内外的巨大争论，被认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会民主或者民主化转型的开端。 然而，2012年以来中共领导人的更迭终结了民营企业家与中共的蜜月，在国进民退的浪潮推动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处境每况愈下，甚至沦为各地官僚“捕捞、渔猎”的目标、也是新一波义和拳民发泄仇恨的对象。直到新冠疫情结束两年后经济下滑、危机临近，以杭州Deep Seek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间的芯片战争和AI竞赛中的突破性表现，代表了所谓新质生产力，突然间拯救了整个私营部门，也促使中国领导人在“2·17”会议上再次向民营企业家喊话，称作“自己人”。 然而，因为其内生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够法律解释、意识形态理论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词的定位是否意味着中共回归了江泽民时代的路线、是否真正承认民营企业家作为统治集团成员都极不确定。仅仅从“自己人”一词，中国民营企业家看不到任何确定的保证或承诺，遑论如何作为中共的“自己人”参与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 一言以蔽之，他们今天的处境或如薛定谔的猫一样，无论个体还是集体，不可说，不可看，命运全在一念之间。这或许才是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根源。 供给侧的政治衰败 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营企业家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他们也不相信所谓“自己人”的欢迎辞。毕竟，连根正苗红的企业家任志强，都因对“自己人”的大胆批评而入狱，何况从2013到2023年的十年间，中共以反腐名义清洗了四百万干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万，近五百万干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险一点不小。相比之下，还是作为传统的被统战对象更安全一些。 如此纠结困境，凸显“自己人”一词背后的中国政治衰败。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后，政治衰败几乎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福山所说，当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得到满足，政治体制便会因为适应不了环境的变化而走向政治衰败，这正是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政治展现的衰败趋势，包括高度的政治极化和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出现。 在中国，这种政治衰败也几乎同时发生。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国政治转向封闭和集权，中共统治集团对外部和内部的新兴力量均采取拒绝和镇压的敌视态度，踏上了新毛主义的政治衰败进程中。尔后尽管福山到访北京受到王岐山的亲切接见，却未能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太平洋两岸的政治衰败进程几乎同时开始了，后者反而从中得出了“东升西降”的超级自信。 当然，其中一个插曲今天看起来更意味深长：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的一位中产阶级精英住进了隔离集中营还手握福山这本著作，日读不缀，被全国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时间，此书洛阳纸贵，中国社会精英们对政治衰败到何等程度才会出台如动态清零一般的恶劣治理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度认识。或许，这才有2022年底在白纸革命爆发前的中产阶级反抗。 而动态清零猝然结束后至今的政策供给不足，无时不刻印证着中国政治衰败后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会恐慌气氛中，北京当局只剩下“自己人”这样暧昧纠结的文宣安抚，话语能力和意识形态生产极其贫困；另一方面，这种话语贫困和政策供给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来北京供给侧政策的最终失败。这在北京政界和学界几乎成为共识，甚至引发了一家最高级官方经济学智库的大清洗。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中国政治衰败的时候，不仅指福山的理论与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相吻合，即中共对私营经济的打压，其削足适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与中共意识形态基础相冲突，而且，这种衰败具体表现在过去十数年的供给侧路线上。这是迄今为止北京的统治集团们不愿意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因此难以摆脱错误路线的桎梏从而为民企、为消费侧改革、为提升公众福祉重新寻找到合适的政策路线。 因为理论上，刘鹤主导的所谓供给侧改革，是一种预防性的反危机政策，却与历史上大萧条之后纳粹德国的央行行长、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实现自给自主的“新计划”政策如出一辙，平行于政治上肃清公民社会和社会新兴力量挑战的镇压政策，性质上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共实行的统制经济模式的翻版，在现实中则从宏观和产业政策严格限制私营部门，为国有部门的壮大与控制开辟空间。 而且，表面上作为经济路线的供给侧改革，其后果如同经济领域的清场，或曰动态清零的常态化，事实上加剧了中国政治的全面衰败，激化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封闭集权与社会新兴力量的矛盾和冲突，譬如最近中国航空、航天、军工部门管理层腐败窝案迭出，也将今天的中国私营经济置于无比尴尬的政治夹缝中。如果不对供给侧改革做根本检讨和改变，中国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家们的薛定谔状态也不会发生有意义的变化。 当然，这一改变势必将动摇刘鹤身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只是，如果仅有“自己人”的修辞，无论怎么巧言令色，恐怕都难以从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难以收拾人心。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就在中国到处闹假药的时候，忽然间，出了一剂据说可以猛力拉抬经济的神药。药的配方不复杂，简单说就是习近平加马云，详细点儿说就是中共领导人和民营企业家坐到一起开了个座谈会。 2月17日上午，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人和最有钱的几个人在人民大会堂握手言欢，有钱人陈情，最最有权的人训话。然后，据懂钱又懂权的一些专家们分析，中国当局的“重大路线调整”出现了，“政策立场彻底逆转”了，企业和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增强了，中国经济马上又要大繁荣了！ 经济繁荣原来是这么容易取得的！如果习近平每月来这么一次座谈会，中国经济一年之内应该就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吧？如果马云当了习近平的副手，中国民众应该人人都能发大财了吧？这样的好事，专家们到底是存了什么私心或坏心，怎么早不说呢？ 最有权加最有钱，偏偏他俩搞不来 稍微有点记性的人知道，这副神药其实并非新近科技突破、人工智能大发展的产物。过去至少十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座谈会开过不止一次。2020年7月21日开过，当时习近平讲了话，信誓旦旦“要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2018年11月1日也开过，同样是习近平主持并讲话，参加和发言的也都是民营企业家。那一次，据官方报道，习近平在会前不到40天的时间里，从去东北考察到在北京开会，5次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给权益给政策，云云，据说是“干货满满”，对推动民企壮大和经济繁荣“释放出强烈信号”。 还有更早的，配方也更标准，那就是习近平加马云，甚至还加上了一大帮美国头部企业家作为强化剂。那是2015年9月在西雅图。马云那次不仅被恩赐发言的机会，而且习近平还在讲话中特意提及“阿里巴巴芝麻开门”。你看，还真不能责怪专家们不早说哈，原来这副神药早就在服用中了。 效果怎么样？这留给读者去判断，因为每个人对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状况的感受和记忆可能很不一样。不说别人，习近平和马云两个人的相关感受和记忆就可能很不一样。你或许认为，最有权的人加最有钱的人，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能搞不定？岂不知，这最有权的人和最有钱的人，两人之间先就搞不定、搞不来。为什么相互搞不来呢？你说是个人原因，但人家这不是好几次握手如仪了吗？你说是相互敌视相互有心结，这最有权的人不是再三说有钱人是自己人了吗？这有钱人不是也再四向有权人表忠心了吗？无奈，哪怕一百回说是“自己人”，一千回向党表忠心，只怕都是官样文章，相互糊弄。这样来看的话，就算习近平整天开民企座谈会，就算马云忽然荣升国家副主席，似乎也还不足以拉抬中国经济吧？ 靠政治权力拉抬的经济，必定是没有希望的经济 症结何在？我只说作为一个研究政治的人所知道的吧。首先，假设马云当上国家副主席，我看他的日子恐怕不会比现在好过。邓小平当年找了荣毅仁当国家副主席，那个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不错，但是，据坊间传闻，荣家如今还不是照样逃离中国？王岐山自称是习近平的“报幕员”，这意思是没有他王岐山开口宣布，习近平就不能上台说话；他确实也为习近平“定于一尊”立下了血汗功劳。王当了国家副主席之后呢？没有权力不说，似乎连个人自由也很少。还不要说更早的故事：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还不是在屈辱中暴死？这样说来，就是让马云当国家主席，那又能怎么样呢？ 其次，如果习近平整天召开民企座谈会，民营企业家们热衷的也都是到习近平面前握个手、发个言、照个相，我看那种状况更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实际上不再真正有民企，所谓民企不过都是政府的哈巴狗，而不是市场上的弄潮儿。要知道，民企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和自主、自由、竞争、法治等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在市场体制下才能展现的。扼杀了市场体制，不容许自主与自由，反而崇拜权力，特别崇拜专制权力，以为掌握政治权力的政府手里有繁荣经济的魔法，如果没有这个魔法那只是因为政府权力还不够大不够强不够专制而已，这就完全弄反了基本逻辑。不懂得这种结构因素，只会说什么做大做强，那么，请你想象一下，把所有民企都兼并成一家，让政治权力的最高掌握者当头头，弄成他的私人企业，难道就能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搞好吗？ 天下从来没有神药，治病不治病只看你是否吃对了药。习近平以为把马云召回来，在大众面前给个马的背影，中国的民企就能搞活，经济就会复苏了，这是拿马云当神拜呢？马云以为习近平给了个脸，自己也学会了一边听废话一边记笔记，中国的政治就会有利于民企发展了，市场的信心就高涨了，这是把习近平当神拜吗？不客气地说，你俩都不是神，你俩也都拜错了神！习近平和中国当局应该虔诚请回市场这尊神，还市场以自由与法治，还市场主体以自主与竞争；马云和中国的企业家们则应该认真拜拜民主这尊神，找到自主表达意愿的权力机制和制约权力滥用的法治道路。可以肯定，那样中国不需要什么当局的“重大路线调整”和“政策立场逆转”，人们的经济信心都是可以稳定预期的，企业家的日子绝不会是提心吊胆的，持续发展的前景也才是可能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英媒粗略统计，2024年中国至少有80多家上市公司的高阶主管，被地方政府通过公安的所谓“执法”行动拘留、重罚。评论指，此等公安“围猎”民营企业家的行动，实为以打土豪的方式进行资产收割。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据初步统计，2024年中国至少有82家上市公司的高阶主管被地方当局扣留，其中部分案例几乎没有法律依据，以及约有一半遭到跨区执法抓捕，其背后是全国规模更大的针对企业人士的抓捕，中国媒体称之为“远洋捕捞”。这种行为打击了人们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并酝酿另一场经济危机。 报导披露，广东省一份被泄漏的官方文件显示，2023年以来，该省某个城市的数千家企业，成为其他地区公安“跨区执法”的目标，绝大多数案件“逐利动机”明显，已让这些企业陷入困境。 中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量级投资人坦言，他的一些朋友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挤压”，一些地方政府调查居民的资产，以便把目标对准有钱人，然后制造借口称这些人违反当地的法规，以此来罚款。 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翁尤金爆料，他的一些客户曾被其他地区的公安滥用权力抓捕，这种做法正在削弱民众对营商环境的信心。如此违规的异地执法让企业家只想短期经营而非长期投资，导致税收和就业情况更恶化，让地方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评论：以打土豪方式进行资产收割 中国政治学者黄榆12月29日发表在美国之音的文章〈致命的“远洋捕捞”—中国的暴力泛滥和经济通缩〉，直言2024年中国全社会都面临著大萧索。工作朝不保夕，负债压力巨大和生活水准下降的广大底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以及“在过去十年一直处于政治上的惊弓之鸟但还心存侥幸的私人企业家们”，终于发现自己身陷天网，随时面临被“远洋捕捞”的危险。 文章指出，由于地方经济下滑、财税收入不足，各地公安系统纷纷“围猎”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浙江、广东等经济大省受害最深，首都北京也不能幸免。曾是小米骨干的北京IT企业家邢燕军，被内蒙公安抓捕后，蹊跷死在被“监视居住”的地点。 文章指，与早年间北京东小口派出所对雷洋的随机围猎，重庆对企业家李怀庆的抓捕和重判，以及河北保定对孙大午采取全包圆式的侵吞相比较，“不难看出，这一轮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打击确实堪称捕捞，不再是针对个人的，或者有著指标性、政治性导向，而是面向特定群体的敲诈，以打土豪的方式进行资产收割。” 文章最后总结道：“无论这些资产者是现金、财富、权力、社会关系的拥有者，还是思想文字的大家，都在覆巢之下无以言安，这或许才是互为因果的通缩根源。”
英媒粗略统计，2024年中国至少有80多家上市公司的高阶主管，被地方政府通过公安的所谓“执法”行动拘留、重罚。评论指，此等公安“围猎”民营企业家的行动，实为以打土豪的方式进行资产收割。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据初步统计，2024年中国至少有82家上市公司的高阶主管被地方当局扣留，其中部分案例几乎没有法律依据，以及约有一半遭到跨区执法抓捕，其背后是全国规模更大的针对企业人士的抓捕，中国媒体称之为“远洋捕捞”。这种行为打击了人们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并酝酿另一场经济危机。 报导披露，广东省一份被泄漏的官方文件显示，2023年以来，该省某个城市的数千家企业，成为其他地区公安“跨区执法”的目标，绝大多数案件“逐利动机”明显，已让这些企业陷入困境。 中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量级投资人坦言，他的一些朋友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挤压”，一些地方政府调查居民的资产，以便把目标对准有钱人，然后制造借口称这些人违反当地的法规，以此来罚款。 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翁尤金爆料，他的一些客户曾被其他地区的公安滥用权力抓捕，这种做法正在削弱民众对营商环境的信心。如此违规的异地执法让企业家只想短期经营而非长期投资，导致税收和就业情况更恶化，让地方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评论：以打土豪方式进行资产收割 中国政治学者黄榆12月29日发表在美国之音的文章〈致命的“远洋捕捞”—中国的暴力泛滥和经济通缩〉，直言2024年中国全社会都面临著大萧索。工作朝不保夕，负债压力巨大和生活水准下降的广大底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以及“在过去十年一直处于政治上的惊弓之鸟但还心存侥幸的私人企业家们”，终于发现自己身陷天网，随时面临被“远洋捕捞”的危险。 文章指出，由于地方经济下滑、财税收入不足，各地公安系统纷纷“围猎”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家。浙江、广东等经济大省受害最深，首都北京也不能幸免。曾是小米骨干的北京IT企业家邢燕军，被内蒙公安抓捕后，蹊跷死在被“监视居住”的地点。 文章指，与早年间北京东小口派出所对雷洋的随机围猎，重庆对企业家李怀庆的抓捕和重判，以及河北保定对孙大午采取全包圆式的侵吞相比较，“不难看出，这一轮针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打击确实堪称捕捞，不再是针对个人的，或者有著指标性、政治性导向，而是面向特定群体的敲诈，以打土豪的方式进行资产收割。” 文章最后总结道：“无论这些资产者是现金、财富、权力、社会关系的拥有者，还是思想文字的大家，都在覆巢之下无以言安，这或许才是互为因果的通缩根源。”
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为补充财政收入，以“执法”、“反腐”之名，绑架民营企业家勒索巨额赎金。日前有中共体制内学者呼吁停止这种做法，但文章很快就被删了。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家周天勇，9月25日在“新浪财经”的个人公众号发表“紧急禁止和停止地方以置留民营企业家交钱放人方式补充财政收入”一文，引发广泛关注，但文章于26日已经看不见，只能在部分转载该文的网站上看到。 周天勇呼吁中共当局“紧急停止并禁止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用地方各级纪检以置留民营企业家并交钱放人，获取地方财政收入的做法”，以“防止其蔓延形成一场国民经济灾难”。 文章提到，“最近各级地方财政普遍困难，地方各级党委向党政司法各机构都分派了补充地方财政收入的任务”，甚至“让地方各级纪委去通过置留行过贿、或者有行贿嫌疑、甚至有人捕风捉影举报的企业家，都进行置留，采取交钱放人的方式，获得地方财政收入”。 文章说，一般被置留的企业家都是地方骨干企业，有的企业家一被置留，就造成正常经营的企业因为面临被逼债、公司股价下跌、订单下降、企业人心不稳等问题，很快就倒闭了。即使企业没有倒闭，老板也会开始向国外转移剩下的资产，心态最好的也“躺平”了。 文章批评，地方纪检“通过置留企业家的办法，来钱容易，数额还很大，谁也不敢制止”，但若蔓延开来，全国各地的骨干民营企业都关闭或转移了，将使发改委出台再多的政策，财政部搞再多的赤字，央行放再多的货币，降再多的息，都不会对经济有多大帮助。 事实上，除了“各地纪检”，多地公检法、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也都有传出向民企勒索钱财的“任务”。 不久前，网传录音显示，山东成武县市监局人员以“涉嫌传销”罪名，向一家企业勒索上千万人民币，并自曝“每年都有指标”。 此外，随著各地“倒查三十年追税”之风兴起，多地公安局和税务局成立了所谓的“警税联合作战中心”，被指专为“抢钱”设立。网路消息指，当局所谓的“追税”，其实就是直接向企业“张嘴要钱”。 中国有网民隐晦地嘲讽中共，“一个靠抢劫起家的强盗，当他没钱的时候，一定会重操旧业。”
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继担任香港大学管理及商业策略名誉教授后，据日媒1日最新消息，马云已应聘至东京大学担任客席教授，将从事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生产方面的研究并开设创业讲座。 东京大学官网公告，马云将在今年5月至10月间，在东京大学所属的东京学院从事研究并开设创业讲座。校方表示，马云将提供研究主题上的建议并进行研究，特别是在可持续农业和食品生产方面；并担任创业和创新的研习讲座。 东京学院成立于2019年，是东京大学和海外研究人员及研究机构之间的中介单位。马云的聘约将在10月底结束，但可以逐年续约。 马云今年3月返回中国大陆，结束长达一年多云游海外的日子。据早前报道，马云会担任香港大学管理及商业策略名誉教授3年，专注于金融﹑农业及企业创新方面。 今年3月27日，马云回国的消息传遍中国网络，许多人都在分享和点评，展现了马云在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有评论认为，经历三年疫情的冲击和一度流行的“骂资本”、“反资本”舆情，时过境迁，当中国重新进入拼经济、支持平台经济在国际竞争大显身手周期，人们对马云回国的关心其实是在关心中国经济的走向和未来。 马云及其代表的网路平台经济，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符号和组成部分。从20世纪末创立阿里巴巴到2020年蚂蚁金服暂缓上市和被整改之前，马云虽争议不断，但他十分活跃，敢于表现，富有个性和闯劲。他的语录和创业故事流行一时，深受许多人追捧，一度被人称作“马爸爸”。 但自2020年他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那场引发巨大争议的演讲后，形势急转直下，宏观层面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骂资本”、“反资本”的舆情相互叠加，民营企业家看到马云的下场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在此过程中，昔日活跃的马云变得异常低调，几乎从中国公共舆论场消失。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日益面临下行压力，疫情的冲击愈发凸显。进入2022年之后，内有疫情冲击，上海一度静默长达两个月，外有俄乌战争的冲击和美国“遏制”，中国经济更是面临多年未有之压力。 从2022年底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中央持续释放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和拼经济的信号。许多人通过观察马云是否回国工作，是否能像往日那样敢闯敢说，能判断出马云所代表的一批企业家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和预期，以及是否有一个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和发展经济的宽松、开放环境。也因此马云回国才被那么人关注和刷屏。
8月12日，大陆媒体披露了云南省宣威市身家上亿的民营企业家宁德贵及其属下被定性为“黑恶势力”的部分案件内幕。据称，此案疑似与公安系统内斗有关，宁德贵本人更因持续刑讯逼供致下半身不遂。 新浪财经头条号8月12日发表了题为《404监室的失踪者》署名刘虎的文章，披露了宁德贵等人被指控为“黑恶势力”的“703专案”部分内幕。 文章称，宁德贵出生于1970年10月，是一名退伍军人，退役后自行创业，成为了云南贵鑫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贵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旗下的公司和涉及产业包括建筑工程、农贸市场、典当、物业和酒店等。 宁德贵曾担任宣威市和曲靖市两级人大代表，多次受到当地政府的表彰。直到2019年6月11日，宁德贵接到云南宣威市纪委监委的一个配合调查的电话通知后，其命运发生逆转。宁德贵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并被定性为“恶势力纠集者”。 宁德贵本人及其属下15人被关押在宣威市看守所，期间被带进由管教室改造而成的“特审室”，遭受了持续的暴力“特审”和刑讯逼供。 据悉，特审室里配备的刑具有老虎凳、木棒、绳索、马鞭、铁链、铁条、手铐和脚镣等。 据同监室的在押人员透露，“703专案”的嫌疑人之一陈滇曾离开监室四五天才回来，听说是提审。 宁德贵的自书材料中也提到，2019年6月20日左右，办案人员对他进行了连续3天的特审，期间遭到多名办案人员殴打和污辱。2019年6月25日至7月初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再次遭到一位醉酒办案人员暴力殴打，导致他双下肢瘫痪、生活无法自理。 宁德贵透露，2019年8月，他又一次遭到数名办案人员的审讯殴打，并在留置室休克昏死两次。宁德贵还透露，除暴力殴打外，办案人员还用灌醉酒的方式对其进行诱供。 据报道，2019年12月5日，宁德贵最初是因涉嫌“寻衅滋事”被送进公安看守所关押，2020年1月11日逮捕。2020年7月31日，宣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贵鑫公司犯串通投标罪，宁德贵及其下属等15人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串通投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检方后来又分别于2020年9月3日和10月15日变更、追加更多起诉。 不过，在庭审中，宁德贵等人的代理律师坚称其当事人“无罪”，并指控公安机关存在非法取证行为。 宁德贵的亲属也向上级有关部门寄送了举报信，指称全案用言词证据定罪，280多份讯问笔录只有259本同步录音录像，且同步录音录像“无一本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大部分被篡改、剪切、删减、编辑。 举报信中写道，“本案15个被告人都遭到了惨绝人寰的暴力特审和刑讯逼供、引供、骗供、诱供、指供。一个好端端的民营企业被整垮，一个健康的民营企业家被打成瘫痪。” 值得注意的是，宁德贵的亲属在举报信中称，宁德贵被卷入政治旋涡，是这起案件的起因。而该案件的“导火线”，是宣威市公安局因新建办公综合大楼拍卖其下属部分老旧房产时，宁德贵的公司竞得了宣威市老交警大队的房产，事后有人举报宁德贵与时任宣威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尹大宝“有不正当利益关系”。 尹大宝于2019年7月落马，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于2021年7月因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被云南高院终审裁定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 2020年12月1日，宣威市法院一审判决宁德贵犯串通投标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20万元（人民币，下同）。 一审宣判后，宁德贵等人不服判决，向曲靖中院提出上诉。宁德贵的家属称，宁德贵、陈滇、王富优和辩护人提供了遭到办案人员“私设公堂”连续特审多日的线索和材料，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均遭到无理拒绝，全案243位证人无一人出庭作证，全案未排除一份非法证据。 2021年9月28日，曲靖中院二审发布裁定书，以原审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可能影响公正审判为由，将案件发回宣威市法院重新审判。但宣威市法院于2022年6月13日仍做出维持了原一审判决的罪名和量刑。宁德贵不服，再次提出上诉。 目前，本案重审二审仍在曲靖中院进行中。
与被指贪腐的许多中共高官一上法庭就承认有罪，还对“党的关怀”感激涕零迥然不同，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等九项罪起诉的知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等多名被告坚称自己无罪。 但是这位许多人眼中的硬汉子在法庭上说的一席话令人震惊，他说自己在狱中“苦不堪言，生不如死。”至少，这句话透露出当局实施酷刑何其残酷。 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发推指出，大午案中有七名被告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此期间他们遭受了残酷的非人道待遇。在庭审中他们提供了相关线索，向法庭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但被法庭驳回。孙大午说：“指居期间，我苦不堪言，生不如死!”孙大午还说：“我曾要求到看守所去，为此绝食三天。” 学者盛洪在‘关于大午事件的法律正当程序’“盛按”指出，“当局说我国是‘法治国家’，当然它自己清楚知道这只是在文字上的。大午案开庭第一天的控辩记录，明确地揭露了实际上的非法拘禁和酷刑。这是我国普遍存在的审前折磨”，包括超期羁押，没正当理由拒绝取保候审，非法监视居住，限制基本自由，干扰睡眠，以及精神威胁。这样做的目的，是报复，炫耀滥权能力，以及逼迫口供。 作者认为，“只要当事人说‘不是自愿的’，就可以立刻派出该口供，根本不需要再证明有酷刑的存在。因为‘自愿’只能从当事人自己口中说出，当他说出‘不是自愿的’，就必定是被迫的，而孙大午说‘生不如死’，不知比‘不是自愿的’强烈多少倍，却不被接受。“ 7月15日，孙大午一案中河北省高碑店市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指控的主要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九项罪名。 大午案法律团队透露出两点信息，在5月17-22日举行的庭审前会议上，由于召开仓促，没有足够时间看卷，在侵犯阅卷权、辩护权的情况下，控辩审三方曾爆发激烈争论，会议现场律师抗议声一片、被告人哭声一片，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孙大午就是在庭前会议上说出“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的。 第一日庭审结束发表介绍声明指出，此案名为公开审理，却限制旁听人数，大午集团约有九千员工，仅有30名家属及工作人员取得旁听证，而且法院还以防疫、场地限制为由，安置在其他法庭通过视频旁听庭审。大部分家属反映视频旁听画面不清晰、声音时断时续。开庭时，法院前一百米范围到处安装闭路电视，法院门口，身穿黑衣的便衣公安要求在场关注案件的民众离开。 孙大午在中国有“良心企业家”的称号，1985年以饲养1000只鸡和50头猪七家，创建大午农牧集团，名列中国500大私企。孙大午办学校、办医院，规定村民看病以及学生每天餐饮收费只收人民币10元，民众好评。 孙大午也因敢言，喜好评议时事得罪了当局，2003年，大午集团因为在集团网站发表包括他撰写的“悼念李慎之”以及“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时局及历史的对话”、“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等文章，被控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形象，当局下令整顿网站，停业6个月。加之向三千农户借款，当年5月被拘捕后判三年缓刑四年。 孙大午2020年10月13日在微博发文称：“有人说，什么叫社会黑？晴天白日，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熙熙攘攘，你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权有势的横行霸道，有理有据的寸步难行；白天活见鬼，夜里死见人”。 去年11月11日，警方一举逮捕了他及妻子、两个儿子儿媳，公司高层等28人。直到4月22日，被囚的孙大午及亲属以及公司高官才收到逮捕通知书。 2003年孙大午案最后以缓刑了之，有人分析，当年维权运动风生水起，孙案得了相对较好结果，如今党庆百年，企业家的厄运来了，任志强被判了十八年，马云隐隐约约，滴滴八大部进驻…… 环境不好，孙大午案开庭已进入第二天，有人观察，中国国内媒体集体沉默，只有几个私号小心翼翼窃窃私语几句。刘晓原律师感叹：对于一个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案件，媒体“似乎都患上了失语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