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車主雨天直播開智駕發生碰撞 引發熱議
2026 年 7 月 12 日
中國全國「兩會」11日結束，會中通過了幾項決議草案和工作報告，但並未通過備受關注的「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這項法案誕生的背景是在中國經濟下行，官方亟需重振民營企業活力之際。 香港南華早報（SCMP）引述北京智庫中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唐大傑說，這可能是由於該法的複雜性質，此法仍須吸納各界回應並就實作細節來調整，有可能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4月或6月的會議公布。 考量到該法目的是要增強法律保障，他認為，不應該將此法尚未通過視為拖延。 中國不平衡的經濟復甦、停滯的消費和監管的不確定性，在過去幾年影響了投資人對市場的看法，導致民間投資增幅不斷下降。制定中的「民營經濟促進法」究竟對於提振民企信心和改善民企困境有多少作用，仍是未知數。
「任何單位不得違反法律、法規向民營經濟組織收取費用，不得實施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罰款，不得向民營經濟組織攤派財物。」繼上個星期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罕見地與螞蟻集團創始人馬雲等一眾中國科企巨頭們舉行座談，高調錶達了對民營經濟和科技行業的明確支持後，2月24日中國媒體報道，提交給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二審稿中新增了這一規定，希望從法律上給予民營企業進一步的支持。 自去年秋季以來，北京密集出台支持民營經濟、提振市場信心的政策和信號。這究竟是包括中國科技巨頭在內的民營企業的春天，還是權力的一次回擺而已？ 本文將為您揭示習近平科技政策變化的原因以及中國政府的施政規律，並帶你回顧在中國科技企業在此輪「握手言和」之前的那場長達四年、震動全球市場的監管風暴。四年前，中國政府的一紙公告就讓這些企業市值蒸發數萬億美元，業務版圖被強行縮減，甚至被迫退出海外資本市場。 從整頓到支持，中國科技政策為何急劇回擺？ 2020年11月，馬雲曾經創辦的螞蟻集團原計劃在上海和香港上市，融資規模預計高達370億美元，為當時全球最高紀錄。然而，就在上市前幾日，中國監管部門突然叫停螞蟻集團IPO，這被廣泛視為北京整頓科技企業的第一槍。隨後，政府掀起了一場歷時近三年的監管風暴。 有專家指出，中國的科技政策像一個鐘擺，在嚴厲監管與溫和扶持之間劇烈搖擺。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邢自強對彭博社表示：「在經濟和地緣政治逆風的背景下，北京正在重新定位民營企業，將其作為國家競爭力的支柱。」他認為，儘管此前已有跡象表明監管收緊即將結束，但馬雲的回歸「標誌著監管調整正式畫上句號」。 目前，中國國內消費持續疲軟，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度日益加深。與此同時，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繼續加征關稅。在政府刺激措施有限的情況下，中國民營企業被寄予厚望，成為提振市場信心的關鍵力量。彭博社報道稱，DeepSeek在人工智慧(AI)領域的突破，直接引發了中國境內外股市1.3萬億美元的上漲，而這一切是在沒有政府刺激的情況下實現的。 習近平選擇此刻與科技企業家會面，被認為是希望抓住這一勢頭，進一步提振市場信心。自中國房地產業深陷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對習近平推動經濟復甦至關重要。 這次座談會不僅僅是向國內企業傳遞信號，也被外界解讀為向華爾街及國際市場釋放穩定政策預期的信號。 「習近平正在向特朗普釋放信號：你有埃隆·馬斯克(Elon Musk)，但我在中國也有一支強大的科技領軍團隊，」美商亞洲集團(The Asia Group)陳澍(George Chen)對彭博社表示。他指出，上個月特朗普就職典禮上，矽谷科技界大佬紛紛到場，而習近平的這次高調會晤，看上去像是北京作出的一個對等回應。 不同的是，中國官方媒體在報道此次座談會時，刻意將科技企業家以背影呈現，而媒體攝像機的焦點則牢牢鎖定在習近平身上，似乎是反映中國政府依然牢牢掌控著民營經濟的話語權。 習近平對科技民企的訊息 儘管習近平在座談會上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即既支持公有制經濟，也支持私營經濟)和「三個沒有變」，被中國官方媒體視為給民營企業的「定心丸」，但政府對科技行業的支持仍然有明確的前提：科技企業必須符合國家戰略目標。 在座談會上，習近平明確表示，民營企業必須「胸懷報國志」，並「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他同時也強調中國共產黨對商業領域的領導權，呼籲民營企業「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上來，統一到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決策部署上來」。 長期為西方讀者解讀《人民日報》的印度學者馬諾傑·克瓦爾拉馬尼(Manoj Kewalramani)對《金融時報》表示，習近平向企業界傳遞的信息是：「你們是有價值的參與者，但在更大的格局中，你們的存在並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自身需求。」 美商亞洲集團的中國區總監林漢升(Han Shen Lin)對《金融時報》表示，習近平的關鍵信息在於「激勵創新應服務於國家，而非為了創新本身」，民營經濟最終需服從黨的戰略目標。 「習近平持續傳達的信息是，如果民營企業想要發展，就必須認同黨的敘事，並落實黨的政策和指示，」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則對彭博社指出，「在一個黨領導一切的國家，我們清楚看到了民營企業面臨的局限性。」 人工智慧：政府的新寵？ 在美中科技競爭日漸激烈的背景下，AI技術被中國政府視為中國實現科技自立和技術領先目標的關鍵。目前，AI當下正成為中國政府與中國企業利益緊密結合的典範。 「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曾依靠消費科技初創企業和平台經濟來推動新一輪增長，如今AI正在扮演類似的角色。」《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寫道。習近平屢屢提及的「新質生產力」，強調的正是通過在新興產業取得突破以應對當前的經濟放緩。AI在近年來是被明確列為重點支持對象的新興產業和「顛覆性技術」。中國政府是AI政策的制定者，AI初創企業和AI科研的投資者，也是AI應用的大客戶。 「如今，每一家成功的中國AI公司背後，都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香港大學中國法律中心主任張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表示。 中國AI行業相對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北京深知過度監管可能扼殺本土企業的創新能力。不過，中國政府仍然在加強內容管控，確保生成式AI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防止潛在的社會不穩定風險。 張湖月認為，如果中國的AI行業遭遇嚴重的濫用事件，導致廣泛爭議並威脅到社會穩定，監管收緊可能會突然到來。 張湖月是新書《高空鋼絲：中國如何監管科技巨頭與管理經濟》(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的作者，她在其中深入解析中國的科技監管政策。 科技政策「三階段循環」 張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表示，中國科技政策幾乎總是遵循三階段模式： • 寬鬆階段：政府允許企業自由擴張和競爭，給予相對靈活的發展環境。 • 嚴厲整頓：在企業規模過大或市場出現混亂時，政府突然大規模出手，以反壟斷、數據安全、金融監管等理由突襲式嚴厲打擊，導致企業利潤銳減。 • 放鬆管控：經歷市場動蕩後，政府逐步放鬆監管，以恢復市場信心、促進經濟發展。 這套模式在過去十多年裡一再重演。以阿里巴巴和騰訊為例，自2000年代以來，這兩家科技巨頭通過大量併購擴展業務，幾乎涵蓋了中國數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這種擴張削弱了市場競爭，導致消費者面臨更高的價格和更少的選擇。然而，監管機構長期默許這種行為。直到2020年，政府突然啟動科技行業監管風暴，開始調查企業過去的併購交易，並對違反反壟斷規定的企業開出巨額罰單。 北京對科技行業的強力整頓，導致中國科技企業數萬億美元市值蒸發，重創了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最具活力的產業之一，並加速了美中經濟的脫鉤。 2023年7月，在螞蟻集團上市被叫停兩年半後，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宣布對螞蟻集團違規行為罰款71億元人民幣。行業專家普遍認為，這標誌著中國對科技行業的監管風暴已經結束。隨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企業座談會上對大型科技公司表示支持，國家發改委也公開肯定了阿里巴巴、騰訊和美團對國家經濟增長與科技進步的貢獻。 張湖月進一步指出，西方觀察者往往只關注中國監管的「打壓」階段，但這些打壓行為掩蓋了中國政府與科技公司之間的共生關係。 她向《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解釋說，中國地方政府在稅收、就業和創新方面高度依賴科技企業，很多科技公司被稱為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因此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保護這些企業。張湖月舉例說，在2016至2021年間，廣州的三家地方法院共受理超過13萬起金融科技公司拉卡拉提起的網路借貸訴訟，幾乎充當了該公司的外包專屬仲裁機構。而且，拉卡拉幾乎在所有案件中都勝訴。 2020年以來的科技監管風暴 2020年10月24日，馬雲在上海舉辦的外灘金融峰會上發言，抨擊了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和銀行業。他稱監管系統扼殺了創新，稱銀行業依舊是「當鋪思想」。他發言的當天離他旗下螞蟻集團「史上最大IPO」不到幾天時間，此上市案規模達到創紀錄的370億美元。 路透社援引匿名中國政府官員、企業高管和投資人的消息報道稱，正是這次演講一石激起千層浪，最終導致上市計劃夭折。 2020年：螞蟻集團上市被叫停，監管風暴序幕拉開 2020年11月3日，上交所通告暫停螞蟻集團上市，該集團原計劃於11月5日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在此之前，中國監管機構約談互聯網金融巨頭螞蟻集團高管，包括電商巨頭阿里巴巴聯合創始人、螞蟻控股股東馬雲。 2020年11月10日，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公布了《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包括騰訊、美團、位元組跳動、阿里巴巴在內的27家大型互聯網公司被要求糾正壟斷、不公平競爭和假冒偽劣問題。 2020年12月24日：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就阿里巴巴禁止商家在其他購物平台上銷售商品的做法涉嫌壟斷行為而立案調查。 2021年：中國「反壟斷」元年 2021年4月：阿里巴巴因其「二選一」做法被認定為壟斷行為，收到創紀錄的182億元「天價」罰單，占其2019年國內銷售額的4%。據《南華早報》報道，市場監管總局隨後召集包括阿里、騰訊和美團在內的34家科技公司，要求它們從阿里巴巴案中汲取教訓。 2021年5月：猿輔導、作業幫因虛假宣傳被罰250萬元人民幣。 2021年6月：美團因外賣員待遇問題遭反壟斷調查。 2021年7月：市場監管部門開始追溯調查科技企業自2000年代初以來的併購交易，並對未依法申報的交易開出罰單。阿里、騰訊和滴滴等22家公司被處以每筆50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2021年7月：滴滴出行在美國上市兩天後，被網信辦以「數據安全違規」為由下架。隨後，看準網、滿幫集團等公司亦遭調查。 2021年7月：中國全國人大通過《數據安全法》，強化對企業跨境數據流動的監管。 2021年7月：中國網信辦要求擁有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企業赴海外上市前需接受安全審查。 2021年7月：中國工信部責令25家企業整改數據安全和消費者權益保護問題。 2021年7月：國務院發布「雙減」政策，教育部禁止公立學校教師進行有償補課，禁止營利性校外補習，導致新東方、好未來等企業股價暴跌。 2021年8月：受「雙減」政策影響，美國語言學習應用Duolingo在中國下架。 2021年8月：限制未成年人每周僅能玩三小時網路遊戲。《經濟參考報》批評網路遊戲為「精神鴉片」，騰訊、網易等遊戲公司市值蒸發數百億美元。《證券時報》建議取消遊戲行業的稅收優惠。 2021年8月：中國證監會計劃禁止數據密集型科技企業赴美上市。 2021年8月：中國銀保監會整頓在線保險行業。 2021年10月：美團因「二選一」壟斷行為被罰34億元人民幣。 2021年12月：監管風暴逐步降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支持數字經濟，監管口徑有所放鬆。 2022年：監管風向開始轉變 2022年1月：國務院發布《關於促進平台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意見》，首次承認大型科技公司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鼓勵其發展。監管風向開始轉變。 2022年5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向科技企業高管表示政府將支持科技企業發展和上市，提振市場信心。 2022年7月：網信辦對滴滴處以80億元人民幣罰款，結束對滴滴長達一年多的數據安全調查。 2022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鼓勵互聯網平台企業充分發揮其在經濟增長、就業創造和國際競爭中的作用。 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列為次年要抓好的八大重點任務之一。 2023年：科技監管風暴的收尾 2023年1月：滴滴宣布獲得網信辦批准，恢復新用戶註冊。螞蟻集團等14家平台公司宣布在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督指導下「基本完成業務整改」。 2023年7月：在螞蟻集團上市計劃被叫停兩年半後，收到71億元人民幣的罰單，被行業專家視為科技監管風暴的收尾。 2023年7月：國務院總理李強召集騰訊、阿里、美團等企業座談，表示政府將支持科技行業發展。國家發改委也公開肯定了阿里巴巴、騰訊和美團對國家經濟增長與科技進步的貢獻。 過去幾年，中國科技行業的整頓對中國經濟帶來了超乎預期的衝擊。張湖月對《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指出，科技企業受到的最大懲罰往往不是罰款，而是市場情緒的崩潰。例如，2020年12月，市場監管總局僅在官網發布了一條短短的公告，稱正在調查阿里巴巴涉嫌壟斷行為，結果阿里巴巴市值在一夜之間蒸發1000億美元，比最終罰款的282億元要嚴重得多。
中國政府要求統計部門在發布統計數據解讀時要”正確引導社會預期”。此乃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出現的新辭彙。在這一背景下，有網民發現，一批財經領域分析師的社媒賬號被禁言。 中國經濟持續疲軟，負面經濟數據接連不斷。對此，中國國家統計局要求轄下統計部門正確引導社會輿論。據財聯社報道，本周三，國家統計局黨組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學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會議強調，統計部門要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上來，統一到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形勢判斷和決策部署上來。要求「做好統計數據發布解讀，正確引導社會預期。」 關注中國經濟的法律工作者劉書慶周五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中國經濟環境不如以往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如果想要改變現狀必須改革。他說：「要想恢復人們的信心，你（政府）首先應該進行基礎性改革，以擴大公民自由和權利為導向。經濟發展不是依靠宣傳發展起來的，進出口形勢，老百姓就業率消費都取決於經濟環境。你在字面上可以通過統計局把數字做得很好，但是仍然無法改變真實的經濟凋敝。」 今年下半年，中國各部門先後出台挽救民營經濟的措施一百餘條，但仍然無法改變現狀。有網民評論說，外資撤離、房企爆雷、地方財政債台高築，中國已經回不到繁榮年代。還有網民留言：「不做窮朋友的頭，放下身段跟美國真心交朋友，不用三年輝煌也許會展現。」 新詞”改善社會預期”即轉變民眾觀感 面對網上各種批評政府的言論，12月8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出現了「改善社會預期」的辭彙，意思是要轉變民眾對社會悲觀失望情緒。近期，中國經濟領域不少分析師的賬號被禁言。對此，劉書慶評論說：「就是禁止唱衰，要唱響中國的經濟，現在的經濟確實與信心有關係，人民之所以沒有信心是對自己對財產和自由以及安全感沒有信心。所以這個時候人們不敢創業。」 經濟分析師禁言 網內警告不得唱衰經濟 中國的經濟分析師已經被戲稱為「風險師」。中國股份制和公司問題專家、經濟領域分析師劉紀鵬、洪榕、水皮等多位經濟評論人士遭到全網封殺，他們的社交媒體賬號被禁言事件引髮網民關注。周四晚互聯網科技博主「掘藏師杜瓦」發文：「如何看待近期財經大V們的禁言？——如果這世上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聲音只會是謊言。」 在法律群內，有人發通知：「近期對於唱衰經濟言論的處置將會很重，請大家發博時勿觸及紅線。」 時事評論人士李昻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現在當局不僅對經濟領域，對其它不符合政府立場的言論都會嚴加處罰：「我看到一篇文字將經濟學家都被禁言了，就是你不符合當局要求的言論，唱衰中國經濟的言論當然他要禁止。這不僅是針對經濟界，他對所有人，包括我們。你只要不符合政府立場的言論都會被禁。」 公開資料顯示，股份制和公司問題專家劉紀鵬，現任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多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他的抖音、微博賬號擁有數十萬粉絲，水皮的粉絲數量超過一百萬。如今這些人已失去對外發言的渠道。
當下為什麼許多民營企業感覺很難？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經歷了疫情的影響、國際關係的不確定，以及國內外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對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而言，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我們看到，國內各行各業內卷、產能過剩之下，民營企業在積極地布局海外投資，將產業鏈向外延展。同時，受內循環、外循環「兩套皮」的影響，內銷和外貿的隔閡依然存在。 我們看到，民營企業勇於創新，研發投入、人員、項目、專利都在持續增加，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創新投入國家。但是，企業創新的預期成本變得越來越高，專利、新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效率仍有待提高。 我們也看到，在支持民營經濟、提振民營企業信心上，政府、各級部門在今年相繼出台了「31條」、「25條」。同時，一些制度性的壁壘仍然存在。 對於民營企業當前的困境、創新、出路、制度缺口、外資撤離等問題，近日，四位經濟學家——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黃奇帆，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金融研究院院長史晉川，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一同參與了由澎湃新聞、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以及文匯報文匯講堂聯合舉辦「民營經濟的生存和創新 」研討會，進行了深度的探討。 《財經十一人》根據四位經濟學家的演講、對話，以及專訪內容，梳理出了十個當下市場、企業、資本最為關心的話題： 1.當下為什麼許多民營企業感覺很難？ 2.「內卷」、產能過剩為什麼會在各行各業發生？ 3.民營企業要怎麼去適應這個階段的變化？ 4.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性困境是什麼？ 5.政府怎樣讓企業有一個切實的安全和信心？ 6.當前如何消解民營企業出身問題帶來的不公平？ 7.現在還需要按照所有制出身對企業分門別類嗎？ 8.政府和企業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9.對於創新的正確理解，政府、不同類型的企業應該發揮怎麼樣的作用呢？ 10.怎麼看待外資撤離中國大陸？ 當下為什麼許多民營企業感覺很難？ 黃奇帆：實際上是所有的企業，不管你是民營還是國有，包括外資，在中國的企業普遍都會比較困難。這種困難其實有的時候和制度無關，是大家普遍遇到的困難。不要把這一類的困難，變成政府對民營企業歧視產生的困難。 張軍：我覺得從2015年到現在，七八年的時間，中國經濟不斷顯現過去高增長時期留下來的那些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可以說是結構性問題。換句話說，還是要還前面欠的債。 中央在2015年的時候就意識到，要讓經濟消化前期的那些東西（問題），中國經濟接下來不可能U型、V型反彈，只可能是L型。而且L型是個階段，不是一兩年就可以過去的。因為中央有這個判斷，所以它在經濟宏觀管理上，就逐步地在減弱經濟刺激的力度，而轉向供給側的改革，整個經濟放緩的趨勢就形成了。 過去五年，我們實際上是處在一個不適應綜合症（的階段），民營企業是最不適應的。所以現在走到哪裡，大家都覺得很難。 劉世錦：中國經濟最近兩年實際上已經進入一個觸底期。很多企業經營狀況不像以前，生意沒有那麼好做，需求在萎縮，日子比較難過，其實就是個轉型的問題。另外有些過去搞的勞動力密集型，現在可能要搞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就是這方面儲備都不夠，整個企業的經營難度是在增加的。 「內卷」、產能過剩 為什麼會在各行各業發生？ 黃奇帆：中央二十大報告里講到一個問題，中國已經進入了以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但是，中國的外循環一套管理和內循環一套管理是兩張皮，出去和進來的制度規則不協調，使得中國的企業做外的做不了內，做內的做不來外，這個本身就喪失了很多產能。這個方面如果不把它打破，那麼我們做內銷的傳統貿易的和做外銷的，會出現同線、不同質、不同標。 下一階段不管搞線上的還是線下的，總之一定要在內外貿易一體化上下功夫，進行制度性的改革。 張軍：這些年我們經濟發展的體制導致任何一個行業，它只要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只要一開放，就會迅速形成過度的進入、過度的投資和過度的產能，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說內卷。 但是，同時我們也有大量的市場被保護起來，沒有向外部開放。比如說現代服務業，這當中有相當的領域實際上是沒有開放的。 民營企業要怎麼去適應這個階段的變化？ 張軍：在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有全球的眼光。中國發展到今天，需要有一個更全球化的投資布局，所以中國的民營企業，特別是那些已經上了規模的，在某些領域當中已經有巨大的競爭力的企業，它需要考慮向海外有更多產能的轉移。 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東、中東歐、東南亞、拉美，很多企業已經到那邊去布局。浙江有很多老闆就是把自己的廠都搬到東南亞去，再出口到美國。中國向墨西哥的投資，向越南的投資，甚至於向印度的投資，現在都在大幅度增加。二十年以後能夠活得很好的企業，一定是這些國際化的企業。 企業走出去，不要把它理解為是「潤」，我覺得是好事情。中國在這個時候需要把產能大量地布局到海外，這樣才能讓那些高附加值的生產性服務業留在國內。否則的話大家就都擁堵在中國的市場上了。 大國經濟的特徵，能產生多少跨國公司，這也是很重要的經濟發展的表現。將來中國必須要從一個出口導向的經濟，逐步地通過海外直接投資，轉變成一個進口導向的經濟。（這樣）你內部的市場才能起來，你的人民幣才能變成國際貨幣。 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性困境是什麼？ 史晉川：第一，民營企業產權保護方面制度的缺位跟越位是並存的。對行政權力我們缺乏制度性的約束，而我們政府經常以政代法，這方面是存在制度性的越位、認知偏差。 第二，民營企業在近年的發展過程中，制度性的壁壘事實上是存在的。我這裡列了三個方面：1、部分產業領域的准入，實際上是明准實禁的，說是准入，但實際上你是進不去的；2、有些准入的辦理方面，說起來是備案就可以了，但實際上受理很久也不一定通得過；3、招投標的範圍是明廣實窄的。多數跨區准入制度性的分割存在著新舊疊加的問題。本地優先、封閉運作、監管差異等等這樣的一些問題都是存在的。 第三，混合制所有制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制度穿插，這樣的一種制度穿插實際上在很多領域是有名無實的，很難真正的落地。 第四，我們政策的出台、設計、落地、執行，都存在著相應的問題。政府沒有很好地去理解和應對所謂民營企業的新技術、新模式與舊體制的衝突問題。 政府怎樣讓企業有一個切實的安全和信心？ 黃奇帆：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現在出台的二十幾條、三十幾條跟過去十年每一個版本都差不多，是好事情，說明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態度始終是不變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困難的時候要幫民營企業解決具體的問題，比如說它現在債務率很高，壞賬率很高，融資難、融資貴或者其他各種具體問題碰上的時候，真正的幫企業解決具體的困難，使這些企業在困難中發展起來。 劉世錦：在理論上和一些具體措施上應該雙管齊下。我覺得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做一些探索，第一點還是要明確不論是國企、民企甚至外資企業，都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經濟基礎，這是一視同仁的基礎。 第二點，各類企業都應該強調要發揚企業家的才能和精神，因為這個東西處在一個主導地位，這樣的話企業才會有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 第三點，我覺得對資本屬性，包括資本裡面所有制的屬性，或者它的地位作用，我們現在需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正確的定位。 第四點，不論國企、民企，實際上背後的股權結構將來是多元化、相互融合，這是大勢所趨，這個趨勢還是要推動的。 最後一點，我們能不能打破一些潛規則。像現在項目招標，包括一些行業的進入，一些涉及安全的領域，事實上民營企業進不來。這方面能不能採取一些透明度比較高的政策，讓大家感覺到政府採取的措施確實是給民營企業一個公平的權利。 當前如何消解民營企業出身問題帶來的不公平？ 黃奇帆：我們國家的計劃經濟積累的慣性，有時候對民營企業遇上問題的時候有各種歧視或者不同的國民待遇等等。也正因為這樣，營商環境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准入前國民待遇，各種知識產權或者勞動權利，各方面的平等保護這些事，不管是自由貿易的事還是我們國內營商環境的要求，對所有企業要一視同仁的。 劉世錦：在糾正所有制歧視方面，應該取得實質性進展，要改變行業准入，項目招標，資金獲取，國家安全等方面國企、民企不平等的潛規則。 以此作為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要內容，形成相關行政監察社會監督法律訴訟等制度，允許和鼓勵平台企業特別是大型科技骨幹企業，大膽投資積極創新，參與國家重點項目建設，實現常態化，負面清單為主的管理。 史晉川：我們要改善民營企業的立法環境，我是主張在憲法上要淡化那種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經濟成分的表述的差異性。要營造民營企業發展的輿論環境，我覺得應該讓他們（民營企業家）發聲，他們的發聲也是民營企業發展輿論環境的一個必要和有益的組成部分。 現在還需要按照所有制出身對企業分門別類嗎？ 劉世錦：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不同所有制資本股權多元化和相互融合成為常態，比如大型央企境外上市，有大量的海外個人和機構投資者，而民營企業的股東中也不乏直接或間接的國有股東。現在我們要找到純粹的國企或者民企越來越困難。那麼按照所有制出身劃定企業性質和類別（的做法）就越來越遠離企業和市場的實際。 我們建議不再區分國企、民企，而是按照企業的規模、技術、就業等特點進行分類，並出台相應政策，同時對投資者按照所有制分類，企業就不要分類了。 史晉川：為什麼有那麼多民營企業發展起來了？我們的溫州模式，這些看起來都不是公有制，它促進了生產力，發展了生產力。我們要淡化公有、非公有，我們去看所有制，只要看一條，你這個所有制是促進生產力發展還是阻礙生產力發展。 張軍：大多數的行業我個人覺得沒有必要國營。大家都放到市場上公平競爭，理論上說只要大家可以做到公平競爭，無所謂誰是所有者。我覺得在中國的場景當中，國有企業跟民營企業的問題，其實就是國有企業沒有市場化。只要市場化了，它就要在市場上生存，國家不需要像對待公益事業那樣去對待它。我覺得對國有企業，我們真的要跳出現有的認識。它就是一個企業，只不過是有政府的投資。 政府和企業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劉世錦：前一段時間的討論，對企業投資設立紅綠燈的問題。紅綠燈是前段時間引導、規範資本行為的通俗說法，其實設紅燈的典型辦法就是設置負面清單，就是什麼事情不能做，底線在哪裡，你都講清楚。那麼設綠燈到底怎麼設，我們說一定要設的話，它也是提出大的方向和目標，同時也要防止回到政府讓幹什麼才能幹什麼的老路。 在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的問題上，通常政府並不比企業更聰明，更了解市場情況，也不會承擔決策失誤。這些年並不少見的情況是政府倡導的（行業），企業往往是一哄而上，資源錯配，產能嚴重過剩。更要緊的是，創新是做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你想咱們有關部門批准一個以前都沒做過的事情，我覺得這個對它的要求也過高，實際上他批了可能也不一定要負責任。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批，實際上創新的大門也就關上了。所以還是要擺正政府和企業的關係，政府可以剔除負面清單，也可以對產業發展的現狀和走勢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在此前提下，把選擇權還是交給企業和市場，這樣的話才能推動創新和增長潛能的充分發揮。 對於創新的正確理解政府、不同類型的企業應該發揮怎麼樣的作用呢？ 黃奇帆：我們的確技術創新有進步，現在我們國家GDP中的研發投入去年已經到了2.7%，差不多有3萬多億，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創新投入國家。但是我們的缺點在，科研成果怎麼轉變為生產力。我們有技術進步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創新發明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每年有上萬人獲獎，10年下來這上萬人有多少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好像沒有。 我們國家現在對轉化的知識產權沒有明確，沒有法規，我幫你轉化我能拿到什麼？在這個意義上講轉化率低，這是我們現在的一個短板，獨角獸各方面也跟著少了。 史晉川：民營企業的創新，有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也有體制創新，我們要梳理好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我們特別是要處理好商業模式創新跟體制創新的關係。 比方說移動支付，它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原來政府對金融領域的管制，進到金融領域去了。企業利用最新的技術，包括移動互聯網技術來做商業模式創新的時候，是很容易會觸碰到這個領域原來的體制、機制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怎麼去正確的看待這件事情那是非常重要的。 張軍：這個市場上有很多的產業，它的技術需要長期的、大規模的研發投入。比如說醫藥行業，像輝瑞、諾華等等，它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都是幾百億美金每年，這個我們不可能做得到。 第一，你要有足夠的盈利能力來支撐，這意味著你的研發專利要能夠受到特別好的保護，你才有可能在若干年裡去壟斷這個市場，從而你的盈利足夠大，才可能支撐你未來在這個領域當中持續的投入。 另外，這類的創新它需要「耐心資本」。中國國有的資本是最不耐心的，它不可能去支持這一類的，還得靠民營企業。民營企業才有可能真正的成為耐心資本，它積累的資本可以看到三代、四代。 怎麼看待外資撤離中國大陸？ 張軍：已經在中國深耕十年、二十年、更長時間的這些外資，總體上沒有大量的撤出，相反他們還在增加對中國的投資。由於國內的本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成了外資企業在華的競爭對手，有一些（外資）在戰略上就要考慮離開中國，尋找新的目的地。他們離開的時候，碰巧是中國經濟疫情三年遭遇了寒冬，所以可能加快了他們的決策。 即便我們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當中最好的時候，外資的份額也不超過10%，相對比例還是很低的。外資它有一種技術擴散的重要性，它的技術比國內的先進，它跟中國企業合資合作以後，對中國企業的成長是有幫助，但這個階段總體上也過去了。 但是中國需要外資嗎？我認為需要。我覺得在吸引外資上面，要把重心放到生產性服務業。中國製造業現在需要往外走，但是在高端的現代服務業中，是需要引進來，比如說醫療、養老這些產業，發達國家積累的比我們長，在這些領域當中有很好的管理經驗，有很好的模式，這些東西我們要有經驗。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財經十一人
李強接手中國總理半年了。然而，中國經濟非但沒有好轉，反在繼續惡化。這估計出乎他的預料。對他來講，如何在年終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績單，是一大考驗。 疫情三年對中國造成的傷害，不只在於社會面，人們行動的受限和對未來前景的覆滅；也在於或者更在於經濟面。經濟的蕭條會導致一系列嚴峻後果，乃至動搖中共統治。黨或許並不在乎人民對它的評價和所謂的人心向背，但是，經濟一旦出了嚴重問題，不但會直接減少人們的收入，而且會造成國庫的空虛，黨國這架龐大機器的運轉，單單它幾千萬甚至上億規模的幹部和行政管理隊伍，就需要龐大經費的支出，這還不論它那些宏大目標都需要錢作支撐。在經濟出現停滯的狀態下，要維持這樣一支幹部隊伍和目標的實現，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澤而漁，可如此一來，又擔心引發民變。正是在此意義上，黨把經濟的不斷增長，看作維繫其統治的合法性。 經濟未見開門紅，李強能力受質疑 不過，眼下一時半會還不至於讓黨國的國庫空虛，民眾走投無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暫時不會出現，畢竟有過去30多年高增長打下的底子，存量還在。然而，這並不表明習近平和李強就可以輕鬆片刻：一是因為經濟好轉的跡象尚未有明顯表現；二是對習李這師徒倆，他們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倘若年底不能實現年初定下的5%的增長目標，這屆政府的「開門紅」就沒有做好，大眾就有理由質疑，習二十大組建一個親信權力班子特別是挑選李強這個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詬病的爭議性人物做總理，理由何在，兩人如何向國人交代。 中國人講究「開門紅」，討頭彩，開局不好，會落下一個心理陰影，如果經濟未達預期目標，人們就會把李強看作是個無能的總理，把這屆政府看作是個無能的政府，以後的工作就更不好做。這對習近平特別是李強會構成很大壓力，因為習還可以把責任推給李強，但是李不能把責任推給他的副手。習之所以挑選李做總理，原本以為師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經濟搞上去，然而，半年過去，現在再回頭看，顯而易見，外界和黨國內部，包括李強自己，對清零廢除後中國經濟的韌性一度有些樂觀，低估了疫情對經濟的重創程度，認為三年疫情壓抑了人們的需求，疫情放開後，消費和投資會有一個報復性的反彈。 頭兩月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這種趨勢，可緊接著，重陷蕭條，市場的信心依然低迷。這就說明，此輪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單純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實際是周期性危機、結構性危機和系統性危機的共振結果。 中國經濟蕭條，三種問題的結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某種危機的規律性，過去中國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經常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一定程度上是對的，市場經濟確實每隔一段時間會來一場或大或小的危機，以緩解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矛盾。但中國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沒有遇到像樣的危機，不是因為中國經濟特別健康，而是它不是一個正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政府對經濟的高度干預會拖延危機的發生，但不可能消滅危機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終於導致經濟出現周期性危機。 結構性指的是在所謂升級換擋過程中出現的危機。中國經濟要擺脫過去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級階段轉換，並克服在此過程中出現的實體經濟空虛化以及金融泡沫化，這個方向沒錯，錯就錯在習近平採取的經濟政策和手段過於粗暴，不講究經濟規律，簡單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達成目的，致使經濟內在的各種比例關係失調，並傷及市場特別是民營企業的信心。 系統性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指經濟的各個子系統出現了嚴重故障，尤其表現在房地產、金融和地方債務方面；二是經濟和社會及政治的聯動，經濟影響到社會和政治，後兩者也反饋到經濟，出現一個聯動反應，特別是習近平第二任期以來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資本的極權做法，嚴重挫傷了國民對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對國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個極端，再加上外部地緣政治環境的不友好，終導致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可以說，中國經濟此輪危機，是這三者的共振，並在疫情三年達到頂點，然而，疫情解除後並沒有讓情況得以緩解，反而在社會回歸正常狀態後全面爆發出來。箇中原因就在於，疫情不是這輪危機的起源，它只起到一個催化劑的作用，即便沒有疫情，這種狀況也不可能持久，危機還是會出現。此亦黨國在上半年出台那麼多經濟扶持措施，進行信心喊話，卻收效不大的根源。因為危機的根源特別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的信任危機，在這種信任危機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單純就經濟救經濟，哪怕力度很大，也難以起到應有效果。 激活民眾信心，李強該怎麼做 李強通過這半年的「當家」，應該體驗到了這點，但是他不能對習近平點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斷對外資對民企信心喊話，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條」和鼓勵外商投資的「24條」文件，幾乎將習近平過去的經濟政策悉數修正或放棄。然而，這或許是習能夠容忍的最大限度，再進一步就觸碰到政治紅線，因此，李強必須找到一種恰當的方式，在不引起習疑慮的情況下，說服他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放鬆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讓民間和社會產生良好聯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場信心。 習會不會這樣做，外界不知道。一個可以觀察的點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出台一個深化改革開放的文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曾經出台了一個這樣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一掃之前社會對習會走回頭路的擔憂，儘管習後來並沒有按照這個文件確立的改革路徑去做。今天的情形當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們對習幾乎完全喪失信心，可對李強來說，或許他會認為，今秋召開的三中全會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認真回應社會和市場的關切，人們對黨國的信心也許會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會的文件如能將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改為私有經濟和私有企業，重新定義民營經濟的私有性質，並載入憲法和法律，讓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這兩個詞成為歷史；同時明確宣布對歷年企業家的案件進行審查和甄別，該減刑的減刑，該平反的平反，該賠償的賠償，市場信心焉有不恢復之理？ 中國的經濟問題從來不只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必須經濟問題政治解決，否則，從當下的狀況來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國經濟。但對李強，這是一個比經濟困境更大的難題。然而，如果他不去說服習近平這樣做，不僅他本人將成為一個平庸的總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確定，中國社會會進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會北朝鮮化，經濟則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現失落的十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全球最有創新活力的國家，都是青年人創業最積極的地方。 主要觀點： 2020—2023年每年新增就業人數與應屆畢業生數量之差分別為-249萬、-220萬、-449萬、-582萬，也就是說這些年累計有1500餘萬新畢業生當年沒有找到工作。 2022年企業註銷率大致為10%，這意味著約10%的在職員工遇到裁員或失業困境，這部分青年人約2500萬左右。 此外，疫情以來還有1400餘萬青年農民工因失業返鄉，三年累計產生的青年（16-40歲）失業人員約5400萬，當然其中相當部分以後又實現了再就業或靈活就業。 2025年應屆畢業生規模將比2022年增加300萬，總數達到近2000萬。總體講，今後到2030年將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形勢最嚴峻的時期。 當前就業難，主要直接原因是民營經濟、數字經濟和服務業遇到波折，因此，改善市場環境，促進民營經濟、數字經濟和服務業發展，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唯一通道。 就業乃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也是經濟發展成果的最真實晴雨表，不能有效解決就業問題的GDP增長，都不能視為有效的增長。 一個有前途的社會，必然是年輕人積極創造和實現夢想，而不是都在考編的路上。 一、新中國的三次失業高峰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共出現過3次失業高峰。 第一次，1973年-1979年之間大量知青返城，產生了就業危機。 當時共有1500餘萬返城待安置人員，加上城鎮本身待業人員及高校畢業、復轉軍人約500萬，待業青年超過2000萬。 大約佔當時城鎮勞動力（1.15億）的17%，或者是占青年勞動力的30%以上。 大量青年的失業，表明是因為文革中斷了升學、招工造成的，實質是「三大改造」和建立計劃模式後，無差別地消滅私營企業，片面發展全民所有制經濟，壓抑發展服務業等，這些根本性問題造成的。 面對嚴峻就業形勢，新時期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三扇門」解決就業思想。 即除了擴大國有企業招工規模外，更要允許興辦集體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來解決失業問題。 經過調整，到1981年左右，全國新增2200餘萬工作崗位，城鎮青年就業問題得以解決。我國民營經濟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長為經濟的重要成分。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國企改革帶來的「下崗潮」。 進入1990年代以後，國企開始大規模虧損，1998年全國國企虧損面達到55%，總體利潤為負的72億，創歷史最低水平。 為此，新一屆政府開展了以「鼓勵兼并、規範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為主要方向的國企三年脫困行動。 這期間，國企職工累計下崗超過2600萬，約佔當時國企員工總數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體所有制企業也有1000多萬人下崗，城鎮下崗人員總數超過3600萬，當時城鎮總勞動力數量約2.3億，失業人口約佔勞動力總數的15.6%。 面對嚴峻的下崗問題，政府在積極支持再就業同時，鼓勵民營經濟發展，這期間民營企業共創造了約5000萬就業崗位，不但基本幫助下崗職工實現了再就業，而且還吸納了眾多農村進城務工人員。 第三次是2020年以來，由於國際經濟環境陡變、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綜合因素衝擊下產生的就業問題，關於這次失業人口規模，後面將有詳細推算。 這次就業危機與前兩次相比，還有兩個特殊之處： 一是，這是首次發生在我國普遍城市化以後的就業危機。 當前我國城鎮就業人口已經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業率上升，總體失業人數都是非常驚人的，產生的社會問題都會比之前嚴重很多； 二是，去年我國的城鎮就業人員從2021年的46773萬減少至45931萬人，減少了842萬，系1962年以來的首次減少。 這說明，我國目前就業問題的確到了一個非常突出的時刻。 總體看，我國每隔20多年就會出現一次就業危機，雖然目前遇到了一些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是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結果。 經過一個發展周期之後，經濟增長機制以及國內外綜合環境的弊端就會顯現，因此產生一些經濟上的較大波動，進而影響就業。 每次失業問題都是對過去經濟政策、發展路徑的一個警示，只有認真對待現實問題，切實以改革的態度解決問題，才能走出困境。 二、我國失業統計的漏洞與不足 從2018年起，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城鎮登記失業率」改為「調查失業率」，這是我國失業統計的一個巨大進步。 但是調查失業率也存在失真情況。 比如，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3年4月的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僅為5.1%，比疫情前的2019年末尚低0.1個百分點。 這明顯與大家實際感受不同：疫情三年多以來，社會就業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惡化了。 為什麼出現失業率統計失真呢？筆者認為有幾點： 第一, 我國把「就業」的標準訂的太低了。 國際勞動組織界定的是，調查周內工作10小時才算就業，美國為15個小時，法國為20個小時。而我國僅為1個小時，明顯低於國際標準。 我國最低時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時，這意味著每天僅有3元收入，遠遠低於聯合國1.9美元日最低生活開支標準，顯然不能視為能夠解決生活問題的有效就業。 而按照美國的最低就業標準，那意味著勞動者日收入可以達到20美元左右（多數州最低時薪在10美元左右），覆蓋基本食物支出沒有問題，這樣才是有效的就業。 第二, 雖然城鎮失業調查開始把農村戶籍人員統計在內，但是由於農民工失業後，往往會因無力承擔城市高昂的生活費用，而選擇返鄉。 因此，失業調查很難抽取到已失業的農民工，農民工的失業並不會被反映在失業率上。 我國去年進城農民工數量依然高達1.72億，而實際因失業返鄉數量估計在1200萬左右，這部分是失業統計的灰色地帶。 第三, 據初步估算，我國現在靈活就業人員多達2億，占城鎮就業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實統計他們的就業狀態也是非常大的難題。 這部分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與率不足20%（廣東有2000多萬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保人數僅320餘萬；北京約400萬以上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保人數僅65萬），也很難通過失業險領取和失業登記等指標，觀察他們的實際就業情況。 因此，不能單純依靠官方統計數據，來衡量實際失業問題。我們還需要從其他統計線索，來推算中國的實際失業水平，才能真正了解社會的苦楚和青年人的困惑。 不過現在很多媒體，都以5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6-24歲失業率20.4%，當作整個青年群體失業率，這也不合理。 4月份，我國16-24歲參加勞動力市場的人口共3220萬左右，其中失業人員656萬左右，佔總數的20.4%。 由於這個年齡段（尤其是16-20歲）人口比較特殊，他們即便不升學的話，勞動參與率也不高，長期維持在18%以上。 因此，近年這個年齡段失業率變化其實不是很大，僅僅比2018年增加了100餘萬失業人口而已，並沒有反映青年實際就業困境，我們也還需要從更全面角度綜合考察青年就業問題。 三、青年（16-40歲）實際失業人口推算 1. 到底有多少應屆生畢業找不到工作？ 應屆畢業生沒有工作經驗，沒有經濟基礎，抗失業打擊能力差。 所以，應屆畢業生就業難，是所有就業問題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國就業問題的「一號問題」。 那麼具體有多少應屆生找不到工作呢？ 這個官方一直沒有明確統計數據，經濟學界也缺乏研究，不過我們可以根據每年中等以上教育畢業人數與新增就業崗位之差，來做一些推算。 在經濟統計上，新增就業人數=社會初次就業人員（主要是中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應屆畢業生、海外歸國留學生）+再就業安置人員－退休人員。 根據歷年統計，我國每年再就業人員的數量，基本與退休人員數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萬左右，可以相抵消。 所以，新增就業人員，基本由初次就業的應屆畢業生組成。可根據新增就業人數與全部應屆畢業生之差，來判定就業情況。 （歷年新增就業人數增加情況和新增應屆畢業生增長形勢，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 在2013年之前，我國經濟處於高速發展階段，總體上是新增就業人數大於應屆生總數。 比如，2007年我國新增就業崗位數是1204萬，而當年各類畢業生總數為829萬。這意味著，不僅能滿足所有畢業生的需求，還可以接納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 2013年—2019年之間，應屆生畢業規模和新增就業崗位數量都在增加，不過前者增速更快，新增崗位數量和畢業生規模都在1300萬左右，初次就業市場的供需大致平衡，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 不過疫情後，就業形勢產生了根本性轉折。 一方面，每年新增就業崗位開始劇烈減少，2022年的新增就業崗位比2019年減少了148萬，僅與2010年相當。 而另一方面，由於過去的擴招，中等職業教育和高校畢業人數劇增，歸國留學人員規模也日益龐大，去年三類畢業生數量已經達到1655萬，相當於2007年的兩倍。 因此，出現了就業市場的職位嚴重供不應求局面。 粗略估計，2020年、2021年每年大約有200萬新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約佔總數的15%；2022屆畢業生失業人口進一步上升到400萬以上，今年則攀升到500萬以上，約佔總數30%，與大家實際觀感差不多。 考慮到2020年和2021年經濟形勢尚未不錯，這兩屆畢業生就業雖然延遲，但是絕大多數人最終都找到了工作。 而最近一年多來經濟向差，2022屆未就業學生的多數和2023屆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業狀態，這四屆畢業生積累的未就業人數應該在1000萬左右。 在2010年代就業形勢寬鬆的時期，應屆生喜歡到市場上擇業，考研、考公和教師資格考試報名人數增長緩慢。比如，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數每年平均只增加5萬人；而2019年至2023年，每年增加近37萬人。 其他考試報名人數增幅，也是非常大。疫情三年來，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增加了121萬（129萬至250萬）；教師資格證考試報名人數增加264萬（880萬至1144萬，部分階段專科可以報考）；省考人數也暴增到500萬以上。 這些都說明，最近幾年就業市場的崗位缺口，擴大了數百萬，青年人不得不參與競爭激烈的各種選拔性考試，來尋找出路。 （歷年研究生招生報考人數，數據來源：教育部） 2. 到底有多少在崗人員失業？ 除了初次就業人員的求職難問題外，這兩年失業現象也越來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業的平均職工數量比疫情前縮水11.9%。 A股上市企業每年都會披露員工數量。 疫情前，我國A股上市公司平均職工在6500—6600人之間浮動。 2018年平均人數為6560，而2022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5775，降幅達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為明顯。 我們最熟悉的一些科技公司（雖然是美股或港股上市）裁員數量也跟這規模差不多。比如，騰訊、阿里、美團、百度裁員率，都在9%上下。 尤其旅遊、房地產和教培行業裁員情況則更為嚴重。 比如，攜程裁員率達到27.3%。再如，57家A股上市房企中，只有8家員工總數在增長，有28家裁員超過20%，其中最高的裁員率達73%。 考慮到上市企業的效益，往往好於未上市的同類企業。因此，其他企業的裁員率應該更高。 第二，中小微企業去年註銷率約10%。 去年，上海有21.5萬家中小企業註銷，佔全市企業總數的19.9%，而2018註銷數量僅為5.1萬，增加了3倍多；廣州有9.4萬小微企業註銷，佔全市企業總數的13%，2018年僅為2.8萬家，也增加了近2.4倍。 總體來講，全國中小微企業註銷率至少應該在10%左右，相對應的就業容量也會減少10%左右。 中小微企業招聘，基本全靠求職網站。 從BOSS直聘活躍企業用戶數量來看。2022年第一季度，為410萬家。年底則降為360萬家，減幅為12.2%，創有史以來最大跌幅。 這也說明，大概有10%的企業註銷，或停止運營，或暫停增員。 3. 疫情以來，青年總體失業規模估算 綜上研究，我國疫情3年以來，大約累計有1500萬左右中專和高校應屆畢業生沒有找到工作。 此外，根據北大盧鋒教授的研究，近三年還至少有2300萬左右農民工因為失業而返鄉，如果以其中60%為青年人計算，那麼這部分也有1400萬左右。 那麼，疫情以來大約共新增了5400萬左右青年人失業人口。 當然，以上只是對就業流動性狀態的推算，也是說曾經多少人遭遇失業或裁員，但是很難估算最終的失業規模。 因為這些失業人口中，不排除有相當部分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過靈活就業形式，實現了再就業（比如，三年以來滴滴活躍司機數量增加了1200餘萬，外賣騎手、快遞員、配送員增加了月增加了約800萬），不過估計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萬—3000萬左右至今仍處於失業狀態。 也就是說，保守估計，目前青年絕對失業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萬—3000萬左右。大約相當於這個年齡段，參與就業市場勞動力總量（4.02億）的6.2%—7.5%，或者相當於全部勞動年齡人口（8.8億）的2.8—3.4%。 考慮到青年人就業集中在21世紀新興的互聯網、教育、地產、金融等行業，而這些行業最近三年受衝擊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論應該不至於太過分。 （*由於做失業研究推算非常困難，缺乏有效的統計線索，以上僅做拋磚引玉之用，不精確之處希望關注這個問題的同仁批評賜教。） 4. 未來幾年就業問題會更加嚴峻 那麼是不是青年失業問題是暫時的，過兩年會自然而然就解決了呢？ 從各方面數據來看，我國未來就業問題，將會比目前更加嚴重，原因有三。 第一，新進入就業群體的以「05後」為主體，這些年輕人選擇就業幾乎無一例外會到城市中去，只有極少數人願意務農，就業壓力要完全擠向城市，而農村的緩衝作用漸漸消失。 第二，我國這兩年為了應付這就業難問題，進一步大幅擴招，雖然暫時平抑了就業高峰，但是會增加以後的就業壓力。 估計到2025年，中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兩類畢業生總數，將達到1900萬左右，比2022年進一步增加300萬左右（中等職業教育增加51萬，本專科生增加223萬，研究生增加33萬），就業需求將達到史無前例高峰。 而屆時，就業崗位供給樂觀估計在1350萬左右，至少有550萬個缺口。 第三，我國經濟增速越來越放緩，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數量越來越難。 從2008年至2018年，我國經濟平均增速為7%，每年可以創造1300萬個就業崗位。 而我國未來每年經濟增速，將下降到4%—5%之間，要想創造比過去更多的工作崗位，幾乎不可能。 所以，未來幾年，將是改革開放以來就業形勢最嚴峻的時刻。 既要消化過去三年的失業存量，又要面對城鎮就業需求達到歷史最高峰的事實。另一方面，供給面明顯收窄，就業矛盾比任何時候都突出。 […]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將於10月26-29日在北京召開，屆時將討論通過「十四五規劃」。就在這關鍵時期，深圳前市委書記厲有為日前在《文匯報》發表《路在何方》一文，呼籲中國憲法正式承認民有經濟的基礎地位以及公民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中國知名的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向本台感嘆：中國有開放，沒改革。 今年82歲高齡、90年代深圳改革大潮中的拓荒者厲有為，在這份香港中聯辦資助的報紙上連問十三次「路在何方？」，重複九次「我們仍然站在十字路口」，引發外界關於中國民營經濟政策轉向的猜測。《南華早報》引述南京大學哲學與法學教授顧肅分析稱，厲有為的言論可能也代表黨內其他自由派的想法。 厲有為寫道，「實踐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華為等民營企業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強烈打壓，就完全證明了它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但是，並未得到我國法律的承認，法律還只承認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 流亡美國的民營企業家王瑞琴告訴本台，厲有為在文末建議的「戰略性重大問題的突破」，實質上是指，在民營經濟領域不能搞習近平這一套。 「就是改革，就是不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習近平這一套，要從理論、法律、工作實際上突破。（這篇文章）就說明體制內有不同的聲音。就我們所知，體制內多數人都是很清醒的，是支持民主的，只是不能說、不敢說。厲有為先生很有勇氣。」 公有經濟和私營經濟，如何一視同仁？ 厲有為提出一系列關鍵問題：1.承認不承認民營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2.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財產和公共財產一樣，都神聖不可侵犯？3.我們怎麼看待資產階級？怎麼看待剝削？怎麼看待階級鬥爭？等等。 河北大午農牧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告訴本台，公有制是共產黨發明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理應是私有經濟，但是實踐上很難實現。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應該以私有經濟為主體。經濟基礎不應該有差別。區別上可能是社會主義更強調公治共享，可能資本主義強調股東、資本家利益。我們國家不管下面的人從意識形態上怎麼把它扭曲，法律地位上應該是平等的，但執行當中肯定是有問題的。」 1956年初，中國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八十年代以來，鄧小平一代改革派領導人恢復了基本上被毛澤東所扼殺的民營經濟。 儘管中國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卻只佔用了40%左右的信貸資源，在政府採購和市場准入等領域都面臨制度性歧視。 近三年來，「國進民退」愈演愈烈。「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習近平從毛澤東那借來的口頭禪開始廣泛應用在工商業領域。 習近平多次強調，「企業營銷無國界，企業家有祖國」、「把民營經濟人士團結在黨的周圍」。一些左派學者周新城、吳小平等人為之搖旗吶喊，宣揚消除私有制、私營經濟應完成歷史退場。 2019年以來，不斷傳來馬雲、馬化騰等重磅級企業家卸任的消息。此前也有肖建華、吳小輝等多位富豪因「腐敗」而被沒收財產或被判刑。地方政府甚至派「政府事務代表」，進駐阿里巴巴等重點企業。 今年9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推出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份有關民營經濟的統戰文件，強調民營經濟人士是「我們自己人」。 王瑞琴對此嗤之以鼻，「你不能需要我們的時候說我們是自己人，不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是偷稅漏稅、涉黑打黑。實際上，民營企業在中國就是私生子，國企是長子，外企就是養子。」 王瑞琴：錢不是你的，命也不是你的，什麼都不是你的 COVID-19疫情造成的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計損失或達九萬億美元。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向松祚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估計，今年中國GDP可能只有2%左右，明年即使有所恢復也難達6%。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也發文呼籲當局進行戰略突破，警惕熱戰思維傷及經濟命脈，「國際資本怎麼敢呆在一個火藥桶般的地方？企業和資本會留在一個與母國處於准戰爭狀態的地方？國內資本的信心又從何而來？」 中國工商聯今年九月發布的民企五百強調研報告顯示，2019年民企營業收入增幅、稅後凈利潤增幅、資產總額增幅放緩，比上年分別下降10.59、5.81、15.99個百分點。 在外受到中美貿易戰夾擊、對內不時被政府登堂入室的中國企業家已經身心俱疲、朝不保夕。厲有為特彆強調，中國要防止左傾錯誤，穩住企業家的民心，使其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得到法律保護，死心塌地地留在國內拼搏。 王瑞琴認為，中國現在百業凋敝，穩不住民企，一切都穩不住。可她的大部分企業家朋友目前都岌岌可危，政府還一直以吃拿卡要、掃黃打黑等各種方式掠奪民企。 「在中國，錢不是你的，命也不是你的，什麼都不是你的。中國政府需要錢了，就各種名義出來了，把經濟糾紛變成刑事糾紛、變成涉黑，然後沒收財產。」 她說，「習近平出來兩次、三次呼籲這個問題，就說明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多數民營企業唯一的想法就是我把錢趕快弄出來移民。「 王瑞琴自五月發布公開信、呼籲罷免習近平後，中國成立616專案組對其國內資產進行查封、抄家。她在青海經營的東湖賓館資產超過十億元，一百多名工人如今只剩二十人留守，面臨被中國當局沒收的風險。 孫大午：中國有開放，沒改革 十餘年前，農民企業家孫大午也體會過王瑞琴的傷痛。1984年，他在一片荒灘上從養一千隻雞、五十頭豬起步，經過三十多年發展為佔地近五千畝、員工九千餘人的農業產業化集團。 孫大午雖身價上億，卻一直發文闡述三農問題、為農民說話，直到2003年被判「非法集資」，入獄158天。《南方都市報》等媒體普遍質疑其因言獲罪。 曾經當眾憤慨民企如待宰羔羊的孫大午，現在儘力和國家保持著距離，「我算是死裡逃生、九死一生，也算是遍體鱗傷。說話我不敢像任志強那麼敢說。我們的體制仍然是計劃經濟的體制，可是走的方向是市場經濟的道路。也就是有開放，沒改革。 」 被問及對「十四五規劃」的期待，孫大午說，「我不研究，包括我的企業高層幹部，都不讓他們研究國家政策。我們研究長遠的社會需求。我們不想在那個（政策）上面琢磨或者受益。」
新華社9月15日晚間公布「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全文，明確指出統戰工作要面向所有民企和民營經濟人士、包括民企主要出資人、實際控制人，持有股份的主要經營者、大股東，和在中國大陸投資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個體工商戶等，但並未提到台商和外商。 通知指，「民營經濟人士作為我們自己人，始終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必須團結和依靠的重要力量」。 新華社報導指出，這是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黨中央發布的首份關於民營經濟統戰工作文件。 通知指，要加強民營經濟人士的思想政治建設，「教育引導民營經濟人士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通知並指，要引導民營經濟人士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法治觀、事業觀和財富觀；積极參与公益慈善事業及國家重大戰略，自覺維護國家利益，樹立中國民營企業良好形象，「打造一支關鍵時刻靠得住、用得上的民營經濟人士骨幹隊伍」。 另外，通知也要求地方各級黨校、行政學院注意加強對民營經濟人士黨員的教育培訓，同時把「政治素質好、群眾認可度高、符合黨員條件」的民營經濟代表人士及時吸收到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