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多少青年人失业?

全球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家,都是青年人创业最积极的地方。

主要观点:

2020—2023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与应届毕业生数量之差分别为-249万、-220万、-449万、-582万,也就是说这些年累计有1500余万新毕业生当年没有找到工作。

2022年企业注销率大致为10%,这意味着约10%的在职员工遇到裁员或失业困境,这部分青年人约2500万左右。

此外,疫情以来还有1400余万青年农民工因失业返乡,三年累计产生的青年(16-40岁)失业人员约5400万,当然其中相当部分以后又实现了再就业或灵活就业。

2025年应届毕业生规模将比2022年增加300万,总数达到近2000万。总体讲,今后到2030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当前就业难,主要直接原因是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遇到波折,因此,改善市场环境,促进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唯一通道。

就业乃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最真实晴雨表,不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的GDP增长,都不能视为有效的增长。

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必然是年轻人积极创造和实现梦想,而不是都在考编的路上。

一、新中国的三次失业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出现过3次失业高峰。

第一次,1973年-1979年之间大量知青返城,产生了就业危机。

当时共有1500余万返城待安置人员,加上城镇本身待业人员及高校毕业、复转军人约500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

大约占当时城镇劳动力(1.15亿)的17%,或者是占青年劳动力的30%以上。

大量青年的失业,表明是因为文革中断了升学、招工造成的,实质是“三大改造”和建立计划模式后,无差别地消灭私营企业,片面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压抑发展服务业等,这些根本性问题造成的。

面对严峻就业形势,新时期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三扇门”解决就业思想。

即除了扩大国有企业招工规模外,更要允许兴办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来解决失业问题。

经过调整,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2200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以解决。我国民营经济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长为经济的重要成分。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

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企开始大规模亏损,1998年全国国企亏损面达到55%,总体利润为负的72亿,创历史最低水平。

为此,新一届政府开展了以“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主要方向的国企三年脱困行动。

这期间,国企职工累计下岗超过2600万,约占当时国企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1000多万人下岗,城镇下岗人员总数超过3600万,当时城镇总劳动力数量约2.3亿,失业人口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5.6%。

面对严峻的下岗问题,政府在积极支持再就业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期间民营企业共创造了约5000万就业岗位,不但基本帮助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而且还吸纳了众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第三次是2020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陡变、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综合因素冲击下产生的就业问题,关于这次失业人口规模,后面将有详细推算。

这次就业危机与前两次相比,还有两个特殊之处:

一是,这是首次发生在我国普遍城市化以后的就业危机。

当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已经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业率上升,总体失业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产生的社会问题都会比之前严重很多;

二是,去年我国的城镇就业人员从2021年的46773万减少至45931万人,减少了842万,系1962年以来的首次减少。

这说明,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时刻。

总体看,我国每隔20多年就会出现一次就业危机,虽然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

经过一个发展周期之后,经济增长机制以及国内外综合环境的弊端就会显现,因此产生一些经济上的较大波动,进而影响就业。

每次失业问题都是对过去经济政策、发展路径的一个警示,只有认真对待现实问题,切实以改革的态度解决问题,才能走出困境。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漏洞与不足

从2018年起,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改为“调查失业率”,这是我国失业统计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调查失业率也存在失真情况。

比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4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仅为5.1%,比疫情前的2019年末尚低0.1个百分点。

这明显与大家实际感受不同:疫情三年多以来,社会就业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恶化了。

为什么出现失业率统计失真呢?笔者认为有几点:

第一, 我国把“就业”的标准订的太低了。

国际劳动组织界定的是,调查周内工作10小时才算就业,美国为15个小时,法国为20个小时。而我国仅为1个小时,明显低于国际标准。

我国最低时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时,这意味着每天仅有3元收入,远远低于联合国1.9美元日最低生活开支标准,显然不能视为能够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就业。

而按照美国的最低就业标准,那意味着劳动者日收入可以达到20美元左右(多数州最低时薪在10美元左右),覆盖基本食物支出没有问题,这样才是有效的就业。

第二, 虽然城镇失业调查开始把农村户籍人员统计在内,但是由于农民工失业后,往往会因无力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而选择返乡。

因此,失业调查很难抽取到已失业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失业并不会被反映在失业率上。

我国去年进城农民工数量依然高达1.72亿,而实际因失业返乡数量估计在1200万左右,这部分是失业统计的灰色地带。

第三, 据初步估算,我国现在灵活就业人员多达2亿,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实统计他们的就业状态也是非常大的难题。

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与率不足20%(广东有20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320余万;北京约400万以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65万),也很难通过失业险领取和失业登记等指标,观察他们的实际就业情况。

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官方统计数据,来衡量实际失业问题。我们还需要从其他统计线索,来推算中国的实际失业水平,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的苦楚和青年人的困惑。

不过现在很多媒体,都以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6-24岁失业率20.4%,当作整个青年群体失业率,这也不合理。

4月份,我国16-24岁参加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共3220万左右,其中失业人员656万左右,占总数的20.4%。

由于这个年龄段(尤其是16-20岁)人口比较特殊,他们即便不升学的话,劳动参与率也不高,长期维持在18%以上。

因此,近年这个年龄段失业率变化其实不是很大,仅仅比2018年增加了100余万失业人口而已,并没有反映青年实际就业困境,我们也还需要从更全面角度综合考察青年就业问题。

三、青年(16-40岁)实际失业人口推算

1. 到底有多少应届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经济基础,抗失业打击能力差。

所以,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是所有就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国就业问题的“一号问题”。

那么具体有多少应届生找不到工作呢?

这个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统计数据,经济学界也缺乏研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每年中等以上教育毕业人数与新增就业岗位之差,来做一些推算。

在经济统计上,新增就业人数=社会初次就业人员(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届毕业生、海外归国留学生)+再就业安置人员-退休人员。

根据历年统计,我国每年再就业人员的数量,基本与退休人员数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万左右,可以相抵消。

所以,新增就业人员,基本由初次就业的应届毕业生组成。可根据新增就业人数与全部应届毕业生之差,来判定就业情况。

(历年新增就业人数增加情况和新增应届毕业生增长形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在2013年之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总体上是新增就业人数大于应届生总数。

比如,2007年我国新增就业岗位数是1204万,而当年各类毕业生总数为829万。这意味着,不仅能满足所有毕业生的需求,还可以接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2013年—2019年之间,应届生毕业规模和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都在增加,不过前者增速更快,新增岗位数量和毕业生规模都在1300万左右,初次就业市场的供需大致平衡,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不过疫情后,就业形势产生了根本性转折。

一方面,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开始剧烈减少,2022年的新增就业岗位比2019年减少了148万,仅与2010年相当。

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去的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校毕业人数剧增,归国留学人员规模也日益庞大,去年三类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1655万,相当于2007年的两倍。

因此,出现了就业市场的职位严重供不应求局面。

粗略估计,2020年、2021年每年大约有200万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约占总数的15%;2022届毕业生失业人口进一步上升到400万以上,今年则攀升到500万以上,约占总数30%,与大家实际观感差不多。

考虑到2020年和2021年经济形势尚未不错,这两届毕业生就业虽然延迟,但是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找到了工作。

而最近一年多来经济向差,2022届未就业学生的多数和2023届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业状态,这四届毕业生积累的未就业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

在2010年代就业形势宽松的时期,应届生喜欢到市场上择业,考研、考公和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增长缓慢。比如,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数每年平均只增加5万人;而2019年至2023年,每年增加近37万人。

其他考试报名人数增幅,也是非常大。疫情三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增加了121万(129万至250万);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人数增加264万(880万至1144万,部分阶段专科可以报考);省考人数也暴增到500万以上。

这些都说明,最近几年就业市场的岗位缺口,扩大了数百万,青年人不得不参与竞争激烈的各种选拔性考试,来寻找出路。

(历年研究生招生报考人数,数据来源:教育部)

2. 到底有多少在岗人员失业?

除了初次就业人员的求职难问题外,这两年失业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业的平均职工数量比疫情前缩水11.9%。

A股上市企业每年都会披露员工数量。

疫情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职工在6500—6600人之间浮动。

2018年平均人数为6560,而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775,降幅达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为明显。

我们最熟悉的一些科技公司(虽然是美股或港股上市)裁员数量也跟这规模差不多。比如,腾讯、阿里、美团、百度裁员率,都在9%上下。

尤其旅游、房地产和教培行业裁员情况则更为严重。

比如,携程裁员率达到27.3%。再如,57家A股上市房企中,只有8家员工总数在增长,有28家裁员超过20%,其中最高的裁员率达73%。

考虑到上市企业的效益,往往好于未上市的同类企业。因此,其他企业的裁员率应该更高。

第二,中小微企业去年注销率约10%。

去年,上海有21.5万家中小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9.9%,而2018注销数量仅为5.1万,增加了3倍多;广州有9.4万小微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3%,2018年仅为2.8万家,也增加了近2.4倍。

总体来讲,全国中小微企业注销率至少应该在10%左右,相对应的就业容量也会减少10%左右。

中小微企业招聘,基本全靠求职网站。

从BOSS直聘活跃企业用户数量来看。2022年第一季度,为410万家。年底则降为360万家,减幅为12.2%,创有史以来最大跌幅。

这也说明,大概有10%的企业注销,或停止运营,或暂停增员。

3. 疫情以来,青年总体失业规模估算

综上研究,我国疫情3年以来,大约累计有1500万左右中专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此外,根据北大卢锋教授的研究,近三年还至少有2300万左右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如果以其中60%为青年人计算,那么这部分也有1400万左右。

那么,疫情以来大约共新增了5400万左右青年人失业人口。

当然,以上只是对就业流动性状态的推算,也是说曾经多少人遭遇失业或裁员,但是很难估算最终的失业规模。

因为这些失业人口中,不排除有相当部分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过灵活就业形式,实现了再就业(比如,三年以来滴滴活跃司机数量增加了1200余万,外卖骑手、快递员、配送员增加了月增加了约800万),不过估计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万—3000万左右至今仍处于失业状态。

也就是说,保守估计,目前青年绝对失业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万—3000万左右。大约相当于这个年龄段,参与就业市场劳动力总量(4.02亿)的6.2%—7.5%,或者相当于全部劳动年龄人口(8.8亿)的2.8—3.4%。

考虑到青年人就业集中在21世纪新兴的互联网、教育、地产、金融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最近三年受冲击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论应该不至于太过分。

(*由于做失业研究推算非常困难,缺乏有效的统计线索,以上仅做抛砖引玉之用,不精确之处希望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批评赐教。)

4. 未来几年就业问题会更加严峻

那么是不是青年失业问题是暂时的,过两年会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呢?

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我国未来就业问题,将会比目前更加严重,原因有三。

第一,新进入就业群体的以“05后”为主体,这些年轻人选择就业几乎无一例外会到城市中去,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务农,就业压力要完全挤向城市,而农村的缓冲作用渐渐消失。

第二,我国这两年为了应付这就业难问题,进一步大幅扩招,虽然暂时平抑了就业高峰,但是会增加以后的就业压力。

估计到2025年,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两类毕业生总数,将达到1900万左右,比2022年进一步增加300万左右(中等职业教育增加51万,本专科生增加223万,研究生增加33万),就业需求将达到史无前例高峰。

而届时,就业岗位供给乐观估计在1350万左右,至少有550万个缺口。

第三,我国经济增速越来越放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数量越来越难。

从2008年至2018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7%,每年可以创造1300万个就业岗位。

而我国未来每年经济增速,将下降到4%—5%之间,要想创造比过去更多的工作岗位,几乎不可能。

所以,未来几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刻。

既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又要面对城镇就业需求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事实。另一方面,供给面明显收窄,就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未来5年每年继续积累500万青年失业人员的话,意味着到2028年社会可能积压5000万左右的青年失业人员。

那么失业将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每四五个家庭就有一个失业人员,进而引发一系列深层危机。

如果能够基本应付的话,到2030年以后,随着70后退休潮的来临,我国就业压力将会明显减弱。

四、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

那么如何解决目前的青年就业问题呢?

首先,我们不要指望通过让青年进入“体制”来解决就业问题。

2022年,国企招录应届生76万人,国考和省考共招录应届生10万人左右,加起来也仅相当于应届生岗位需求的5%。

长期看,国企和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持续减少的,任由国企和政府规模扩张,必将带来机构臃肿、低效亏损等问题。

其次,也没有办法通过“乡村振兴”来解决青年人就业。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规模非常有限,全国农业总产值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能安置一两百万人就不错了。并且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农村向城市集中,而不是相反。

因此,只有尊重经济的客观规律,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从改革开放45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情形看,我国就业趋势有以下三点规律。

第一,从所有制上讲,就业增量基本是民营经济发展所创造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就业总量增加了3.67亿,这些几乎全部是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

就最近十年情况看,每创造占全国1%的GDP,国企可以带来185万就业,而民企可以达到636万。

第二,从行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量,主要是由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发展带来的。

近10年,数字经济一共为我国创造了2亿个左右就业岗位,现在年轻人最青睐的10个就业领域,8个与数字经济相关。

第三,从产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主要是服务业带来的。

近1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68%,但是就业人口反而比顶峰期减少了1500万。而服务业发展,却带来了近1亿的社会就业容量。

从实际看,这几年失业人口增加,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因经济综合环境的变化,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遇到波动造成的。

所以,想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应该从改善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环境入手。

最后一点,特别强调要彻底改善市场环境,鼓励支持青年创业的问题。

最近三四年,受到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我国青年的创业热情大大降低。这不仅增加了就业压力,也对我国创新能力是极大的伤害。

疫情前,青年人都以创业为荣,虽然年轻人不完美,科创市场也不太规范,但这种现象是可喜的。

因为青年人创业,不但可以自行解决就业、创造就业岗位,还是推进技术革命和业态升级的最强劲动力,它孕育着国家未来无穷的希望。

因此,有必要根本扭转这个情况,彻底改善市场环境,让青年人创业梦想重新燃起来。

纵观全球,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家,都是那些青年人创业最积极的国家。

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必然是年轻人都在积极去创造和实现各种梦想,而不是都在考编的路上。

*注释一:国家统计局的社会经济统计中,往往把16—35之间的人口称为“青年”。但是联合国和很多发达国家,逐渐把青年范围放宽到45岁左右。考虑到我国人均工作时长的延长,以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16-40岁人口为青年。这些人是大学扩招和互联网革命后进入工作的的新一代,其就业领域和择业习惯,与之前的有明显代际差别。

*注释二:我国城镇城镇就业人口约4.7亿,但是其中相当部分是半就业或灵活就业状态,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纳人数计算,全国在岗全职职工约3.5亿。按其中70%为16-40岁劳动力计算,青年全职职工约2.5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原文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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