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全国“两会”11日结束，会中通过了几项决议草案和工作报告，但并未通过备受关注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这项法案诞生的背景是在中国经济下行，官方亟需重振民营企业活力之际。 香港南华早报（SCMP）引述北京智库中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唐大杰说，这可能是由于该法的复杂性质，此法仍须吸纳各界回应并就实作细节来调整，有可能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或6月的会议公布。 考量到该法目的是要增强法律保障，他认为，不应该将此法尚未通过视为拖延。 中国不平衡的经济复苏、停滞的消费和监管的不确定性，在过去几年影响了投资人对市场的看法，导致民间投资增幅不断下降。制定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究竟对于提振民企信心和改善民企困境有多少作用，仍是未知数。
“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民营经济组织收取费用，不得实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罚款，不得向民营经济组织摊派财物。”继上个星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罕见地与蚂蚁集团创始人马云等一众中国科企巨头们举行座谈，高调表达了对民营经济和科技行业的明确支持后，2月24日中国媒体报道，提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二审稿中新增了这一规定，希望从法律上给予民营企业进一步的支持。 自去年秋季以来，北京密集出台支持民营经济、提振市场信心的政策和信号。这究竟是包括中国科技巨头在内的民营企业的春天，还是权力的一次回摆而已？ 本文将为您揭示习近平科技政策变化的原因以及中国政府的施政规律，并带你回顾在中国科技企业在此轮“握手言和”之前的那场长达四年、震动全球市场的监管风暴。四年前，中国政府的一纸公告就让这些企业市值蒸发数万亿美元，业务版图被强行缩减，甚至被迫退出海外资本市场。 从整顿到支持，中国科技政策为何急剧回摆？ 2020年11月，马云曾经创办的蚂蚁集团原计划在上海和香港上市，融资规模预计高达370亿美元，为当时全球最高纪录。然而，就在上市前几日，中国监管部门突然叫停蚂蚁集团IPO，这被广泛视为北京整顿科技企业的第一枪。随后，政府掀起了一场历时近三年的监管风暴。 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科技政策像一个钟摆，在严厉监管与温和扶持之间剧烈摇摆。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对彭博社表示：“在经济和地缘政治逆风的背景下，北京正在重新定位民营企业，将其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支柱。”他认为，尽管此前已有迹象表明监管收紧即将结束，但马云的回归“标志着监管调整正式画上句号”。 目前，中国国内消费持续疲软，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日益加深。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继续加征关税。在政府刺激措施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被寄予厚望，成为提振市场信心的关键力量。彭博社报道称，DeepSeek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突破，直接引发了中国境内外股市1.3万亿美元的上涨，而这一切是在没有政府刺激的情况下实现的。 习近平选择此刻与科技企业家会面，被认为是希望抓住这一势头，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自中国房地产业深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对习近平推动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这次座谈会不仅仅是向国内企业传递信号，也被外界解读为向华尔街及国际市场释放稳定政策预期的信号。 “习近平正在向特朗普释放信号：你有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但我在中国也有一支强大的科技领军团队，”美商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陈澍(George Chen)对彭博社表示。他指出，上个月特朗普就职典礼上，硅谷科技界大佬纷纷到场，而习近平的这次高调会晤，看上去像是北京作出的一个对等回应。 不同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此次座谈会时，刻意将科技企业家以背影呈现，而媒体摄像机的焦点则牢牢锁定在习近平身上，似乎是反映中国政府依然牢牢掌控着民营经济的话语权。 习近平对科技民企的讯息 尽管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既支持公有制经济，也支持私营经济)和“三个没有变”，被中国官方媒体视为给民营企业的“定心丸”，但政府对科技行业的支持仍然有明确的前提：科技企业必须符合国家战略目标。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表示，民营企业必须“胸怀报国志”，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商业领域的领导权，呼吁民营企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长期为西方读者解读《人民日报》的印度学者马诺杰·克瓦尔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向企业界传递的信息是：“你们是有价值的参与者，但在更大的格局中，你们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 美商亚洲集团的中国区总监林汉升(Han Shen Lin)对《金融时报》表示，习近平的关键信息在于“激励创新应服务于国家，而非为了创新本身”，民营经济最终需服从党的战略目标。 “习近平持续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民营企业想要发展，就必须认同党的叙事，并落实党的政策和指示，”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则对彭博社指出，“在一个党领导一切的国家，我们清楚看到了民营企业面临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政府的新宠？ 在美中科技竞争日渐激烈的背景下，AI技术被中国政府视为中国实现科技自立和技术领先目标的关键。目前，AI当下正成为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利益紧密结合的典范。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曾依靠消费科技初创企业和平台经济来推动新一轮增长，如今AI正在扮演类似的角色。”《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写道。习近平屡屡提及的“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正是通过在新兴产业取得突破以应对当前的经济放缓。AI在近年来是被明确列为重点支持对象的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中国政府是AI政策的制定者，AI初创企业和AI科研的投资者，也是AI应用的大客户。 “如今，每一家成功的中国AI公司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香港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 中国AI行业相对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北京深知过度监管可能扼杀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过，中国政府仍然在加强内容管控，确保生成式AI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防止潜在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张湖月认为，如果中国的AI行业遭遇严重的滥用事件，导致广泛争议并威胁到社会稳定，监管收紧可能会突然到来。 张湖月是新书《高空钢丝：中国如何监管科技巨头与管理经济》(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的作者，她在其中深入解析中国的科技监管政策。 科技政策“三阶段循环” 张湖月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表示，中国科技政策几乎总是遵循三阶段模式： • 宽松阶段：政府允许企业自由扩张和竞争，给予相对灵活的发展环境。 • 严厉整顿：在企业规模过大或市场出现混乱时，政府突然大规模出手，以反垄断、数据安全、金融监管等理由突袭式严厉打击，导致企业利润锐减。 • 放松管控：经历市场动荡后，政府逐步放松监管，以恢复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发展。 这套模式在过去十多年里一再重演。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例，自2000年代以来，这两家科技巨头通过大量并购扩展业务，几乎涵盖了中国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种扩张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的价格和更少的选择。然而，监管机构长期默许这种行为。直到2020年，政府突然启动科技行业监管风暴，开始调查企业过去的并购交易，并对违反反垄断规定的企业开出巨额罚单。 北京对科技行业的强力整顿，导致中国科技企业数万亿美元市值蒸发，重创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并加速了美中经济的脱钩。 2023年7月，在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两年半后，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宣布对蚂蚁集团违规行为罚款71亿元人民币。行业专家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对科技行业的监管风暴已经结束。随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企业座谈会上对大型科技公司表示支持，国家发改委也公开肯定了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对国家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贡献。 张湖月进一步指出，西方观察者往往只关注中国监管的“打压”阶段，但这些打压行为掩盖了中国政府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共生关系。 她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解释说，中国地方政府在税收、就业和创新方面高度依赖科技企业，很多科技公司被称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些企业。张湖月举例说，在2016至2021年间，广州的三家地方法院共受理超过13万起金融科技公司拉卡拉提起的网络借贷诉讼，几乎充当了该公司的外包专属仲裁机构。而且，拉卡拉几乎在所有案件中都胜诉。 2020年以来的科技监管风暴 2020年10月24日，马云在上海举办的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言，抨击了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业。他称监管系统扼杀了创新，称银行业依旧是“当铺思想”。他发言的当天离他旗下蚂蚁集团“史上最大IPO”不到几天时间，此上市案规模达到创纪录的370亿美元。 路透社援引匿名中国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投资人的消息报道称，正是这次演讲一石激起千层浪，最终导致上市计划夭折。 2020年：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监管风暴序幕拉开 2020年11月3日，上交所通告暂停蚂蚁集团上市，该集团原计划于11月5日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在此之前，中国监管机构约谈互联网金融巨头蚂蚁集团高管，包括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蚂蚁控股股东马云。 2020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包括腾讯、美团、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在内的27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被要求纠正垄断、不公平竞争和假冒伪劣问题。 2020年12月24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阿里巴巴禁止商家在其他购物平台上销售商品的做法涉嫌垄断行为而立案调查。 2021年：中国“反垄断”元年 2021年4月：阿里巴巴因其“二选一”做法被认定为垄断行为，收到创纪录的182亿元“天价”罚单，占其2019年国内销售额的4%。据《南华早报》报道，市场监管总局随后召集包括阿里、腾讯和美团在内的34家科技公司，要求它们从阿里巴巴案中汲取教训。 2021年5月：猿辅导、作业帮因虚假宣传被罚250万元人民币。 2021年6月：美团因外卖员待遇问题遭反垄断调查。 2021年7月：市场监管部门开始追溯调查科技企业自2000年代初以来的并购交易，并对未依法申报的交易开出罚单。阿里、腾讯和滴滴等22家公司被处以每笔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021年7月：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两天后，被网信办以“数据安全违规”为由下架。随后，看准网、满帮集团等公司亦遭调查。 2021年7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数据安全法》，强化对企业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 2021年7月：中国网信办要求拥有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企业赴海外上市前需接受安全审查。 2021年7月：中国工信部责令25家企业整改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2021年7月：国务院发布“双减”政策，教育部禁止公立学校教师进行有偿补课，禁止营利性校外补习，导致新东方、好未来等企业股价暴跌。 2021年8月：受“双减”政策影响，美国语言学习应用Duolingo在中国下架。 2021年8月：限制未成年人每周仅能玩三小时网络游戏。《经济参考报》批评网络游戏为“精神鸦片”，腾讯、网易等游戏公司市值蒸发数百亿美元。《证券时报》建议取消游戏行业的税收优惠。 2021年8月：中国证监会计划禁止数据密集型科技企业赴美上市。 2021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整顿在线保险行业。 2021年10月：美团因“二选一”垄断行为被罚34亿元人民币。 2021年12月：监管风暴逐步降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数字经济，监管口径有所放松。 2022年：监管风向开始转变 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首次承认大型科技公司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鼓励其发展。监管风向开始转变。 2022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向科技企业高管表示政府将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和上市，提振市场信心。 2022年7月：网信办对滴滴处以80亿元人民币罚款，结束对滴滴长达一年多的数据安全调查。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国际竞争中的作用。 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次年要抓好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2023年：科技监管风暴的收尾 2023年1月：滴滴宣布获得网信办批准，恢复新用户注册。蚂蚁集团等14家平台公司宣布在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基本完成业务整改”。 2023年7月：在蚂蚁集团上市计划被叫停两年半后，收到71亿元人民币的罚单，被行业专家视为科技监管风暴的收尾。 2023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召集腾讯、阿里、美团等企业座谈，表示政府将支持科技行业发展。国家发改委也公开肯定了阿里巴巴、腾讯和美团对国家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的贡献。 过去几年，中国科技行业的整顿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超乎预期的冲击。张湖月对《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指出，科技企业受到的最大惩罚往往不是罚款，而是市场情绪的崩溃。例如，2020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仅在官网发布了一条短短的公告，称正在调查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行为，结果阿里巴巴市值在一夜之间蒸发1000亿美元，比最终罚款的282亿元要严重得多。
中国政府要求统计部门在发布统计数据解读时要”正确引导社会预期”。此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出现的新词汇。在这一背景下，有网民发现，一批财经领域分析师的社媒账号被禁言。 中国经济持续疲软，负面经济数据接连不断。对此，中国国家统计局要求辖下统计部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据财联社报道，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统计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要求“做好统计数据发布解读，正确引导社会预期。” 关注中国经济的法律工作者刘书庆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环境不如以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想要改变现状必须改革。他说：“要想恢复人们的信心，你（政府）首先应该进行基础性改革，以扩大公民自由和权利为导向。经济发展不是依靠宣传发展起来的，进出口形势，老百姓就业率消费都取决于经济环境。你在字面上可以通过统计局把数字做得很好，但是仍然无法改变真实的经济凋敝。” 今年下半年，中国各部门先后出台挽救民营经济的措施一百余条，但仍然无法改变现状。有网民评论说，外资撤离、房企爆雷、地方财政债台高筑，中国已经回不到繁荣年代。还有网民留言：“不做穷朋友的头，放下身段跟美国真心交朋友，不用三年辉煌也许会展现。” 新词”改善社会预期”即转变民众观感 面对网上各种批评政府的言论，12月8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现了“改善社会预期”的词汇，意思是要转变民众对社会悲观失望情绪。近期，中国经济领域不少分析师的账号被禁言。对此，刘书庆评论说：“就是禁止唱衰，要唱响中国的经济，现在的经济确实与信心有关系，人民之所以没有信心是对自己对财产和自由以及安全感没有信心。所以这个时候人们不敢创业。” 经济分析师禁言 网内警告不得唱衰经济 中国的经济分析师已经被戏称为“风险师”。中国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经济领域分析师刘纪鹏、洪榕、水皮等多位经济评论人士遭到全网封杀，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被禁言事件引发网民关注。周四晚互联网科技博主“掘藏师杜瓦”发文：“如何看待近期财经大V们的禁言？——如果这世上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声音只会是谎言。” 在法律群内，有人发通知：“近期对于唱衰经济言论的处置将会很重，请大家发博时勿触及红线。” 时事评论人士李昻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现在当局不仅对经济领域，对其它不符合政府立场的言论都会严加处罚：“我看到一篇文字将经济学家都被禁言了，就是你不符合当局要求的言论，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当然他要禁止。这不仅是针对经济界，他对所有人，包括我们。你只要不符合政府立场的言论都会被禁。” 公开资料显示，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刘纪鹏，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他的抖音、微博账号拥有数十万粉丝，水皮的粉丝数量超过一百万。如今这些人已失去对外发言的渠道。
当下为什么许多民营企业感觉很难？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经历了疫情的影响、国际关系的不确定，以及国内外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们看到，国内各行各业内卷、产能过剩之下，民营企业在积极地布局海外投资，将产业链向外延展。同时，受内循环、外循环“两套皮”的影响，内销和外贸的隔阂依然存在。 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勇于创新，研发投入、人员、项目、专利都在持续增加，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创新投入国家。但是，企业创新的预期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专利、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仍有待提高。 我们也看到，在支持民营经济、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上，政府、各级部门在今年相继出台了“31条”、“25条”。同时，一些制度性的壁垒仍然存在。 对于民营企业当前的困境、创新、出路、制度缺口、外资撤离等问题，近日，四位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黄奇帆，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一同参与了由澎湃新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以及文汇报文汇讲堂联合举办“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创新 ”研讨会，进行了深度的探讨。 《财经十一人》根据四位经济学家的演讲、对话，以及专访内容，梳理出了十个当下市场、企业、资本最为关心的话题： 1.当下为什么许多民营企业感觉很难？ 2.“内卷”、产能过剩为什么会在各行各业发生？ 3.民营企业要怎么去适应这个阶段的变化？ 4.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困境是什么？ 5.政府怎样让企业有一个切实的安全和信心？ 6.当前如何消解民营企业出身问题带来的不公平？ 7.现在还需要按照所有制出身对企业分门别类吗？ 8.政府和企业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9.对于创新的正确理解，政府、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 10.怎么看待外资撤离中国大陆？ 当下为什么许多民营企业感觉很难？ 黄奇帆：实际上是所有的企业，不管你是民营还是国有，包括外资，在中国的企业普遍都会比较困难。这种困难其实有的时候和制度无关，是大家普遍遇到的困难。不要把这一类的困难，变成政府对民营企业歧视产生的困难。 张军：我觉得从2015年到现在，七八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不断显现过去高增长时期留下来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说是结构性问题。换句话说，还是要还前面欠的债。 中央在2015年的时候就意识到，要让经济消化前期的那些东西（问题），中国经济接下来不可能U型、V型反弹，只可能是L型。而且L型是个阶段，不是一两年就可以过去的。因为中央有这个判断，所以它在经济宏观管理上，就逐步地在减弱经济刺激的力度，而转向供给侧的改革，整个经济放缓的趋势就形成了。 过去五年，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不适应综合症（的阶段），民营企业是最不适应的。所以现在走到哪里，大家都觉得很难。 刘世锦：中国经济最近两年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触底期。很多企业经营状况不像以前，生意没有那么好做，需求在萎缩，日子比较难过，其实就是个转型的问题。另外有些过去搞的劳动力密集型，现在可能要搞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就是这方面储备都不够，整个企业的经营难度是在增加的。 “内卷”、产能过剩 为什么会在各行各业发生？ 黄奇帆：中央二十大报告里讲到一个问题，中国已经进入了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是，中国的外循环一套管理和内循环一套管理是两张皮，出去和进来的制度规则不协调，使得中国的企业做外的做不了内，做内的做不来外，这个本身就丧失了很多产能。这个方面如果不把它打破，那么我们做内销的传统贸易的和做外销的，会出现同线、不同质、不同标。 下一阶段不管搞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总之一定要在内外贸易一体化上下功夫，进行制度性的改革。 张军：这些年我们经济发展的体制导致任何一个行业，它只要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只要一开放，就会迅速形成过度的进入、过度的投资和过度的产能，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说内卷。 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大量的市场被保护起来，没有向外部开放。比如说现代服务业，这当中有相当的领域实际上是没有开放的。 民营企业要怎么去适应这个阶段的变化？ 张军：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全球的眼光。中国发展到今天，需要有一个更全球化的投资布局，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已经上了规模的，在某些领域当中已经有巨大的竞争力的企业，它需要考虑向海外有更多产能的转移。 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中东欧、东南亚、拉美，很多企业已经到那边去布局。浙江有很多老板就是把自己的厂都搬到东南亚去，再出口到美国。中国向墨西哥的投资，向越南的投资，甚至于向印度的投资，现在都在大幅度增加。二十年以后能够活得很好的企业，一定是这些国际化的企业。 企业走出去，不要把它理解为是“润”，我觉得是好事情。中国在这个时候需要把产能大量地布局到海外，这样才能让那些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留在国内。否则的话大家就都拥堵在中国的市场上了。 大国经济的特征，能产生多少跨国公司，这也是很重要的经济发展的表现。将来中国必须要从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逐步地通过海外直接投资，转变成一个进口导向的经济。（这样）你内部的市场才能起来，你的人民币才能变成国际货币。 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困境是什么？ 史晋川：第一，民营企业产权保护方面制度的缺位跟越位是并存的。对行政权力我们缺乏制度性的约束，而我们政府经常以政代法，这方面是存在制度性的越位、认知偏差。 第二，民营企业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制度性的壁垒事实上是存在的。我这里列了三个方面：1、部分产业领域的准入，实际上是明准实禁的，说是准入，但实际上你是进不去的；2、有些准入的办理方面，说起来是备案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受理很久也不一定通得过；3、招投标的范围是明广实窄的。多数跨区准入制度性的分割存在着新旧叠加的问题。本地优先、封闭运作、监管差异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存在的。 第三，混合制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穿插，这样的一种制度穿插实际上在很多领域是有名无实的，很难真正的落地。 第四，我们政策的出台、设计、落地、执行，都存在着相应的问题。政府没有很好地去理解和应对所谓民营企业的新技术、新模式与旧体制的冲突问题。 政府怎样让企业有一个切实的安全和信心？ 黄奇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现在出台的二十几条、三十几条跟过去十年每一个版本都差不多，是好事情，说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始终是不变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要帮民营企业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它现在债务率很高，坏账率很高，融资难、融资贵或者其他各种具体问题碰上的时候，真正的帮企业解决具体的困难，使这些企业在困难中发展起来。 刘世锦：在理论上和一些具体措施上应该双管齐下。我觉得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探索，第一点还是要明确不论是国企、民企甚至外资企业，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这是一视同仁的基础。 第二点，各类企业都应该强调要发扬企业家的才能和精神，因为这个东西处在一个主导地位，这样的话企业才会有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第三点，我觉得对资本属性，包括资本里面所有制的属性，或者它的地位作用，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定位。 第四点，不论国企、民企，实际上背后的股权结构将来是多元化、相互融合，这是大势所趋，这个趋势还是要推动的。 最后一点，我们能不能打破一些潜规则。像现在项目招标，包括一些行业的进入，一些涉及安全的领域，事实上民营企业进不来。这方面能不能采取一些透明度比较高的政策，让大家感觉到政府采取的措施确实是给民营企业一个公平的权利。 当前如何消解民营企业出身问题带来的不公平？ 黄奇帆：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积累的惯性，有时候对民营企业遇上问题的时候有各种歧视或者不同的国民待遇等等。也正因为这样，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准入前国民待遇，各种知识产权或者劳动权利，各方面的平等保护这些事，不管是自由贸易的事还是我们国内营商环境的要求，对所有企业要一视同仁的。 刘世锦：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应该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改变行业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国企、民企不平等的潜规则。 以此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相关行政监察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制度，允许和鼓励平台企业特别是大型科技骨干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管理。 史晋川：我们要改善民营企业的立法环境，我是主张在宪法上要淡化那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成分的表述的差异性。要营造民营企业发展的舆论环境，我觉得应该让他们（民营企业家）发声，他们的发声也是民营企业发展舆论环境的一个必要和有益的组成部分。 现在还需要按照所有制出身对企业分门别类吗？ 刘世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不同所有制资本股权多元化和相互融合成为常态，比如大型央企境外上市，有大量的海外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而民营企业的股东中也不乏直接或间接的国有股东。现在我们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者民企越来越困难。那么按照所有制出身划定企业性质和类别（的做法）就越来越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 我们建议不再区分国企、民企，而是按照企业的规模、技术、就业等特点进行分类，并出台相应政策，同时对投资者按照所有制分类，企业就不要分类了。 史晋川：为什么有那么多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温州模式，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公有制，它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我们要淡化公有、非公有，我们去看所有制，只要看一条，你这个所有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 张军：大多数的行业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国营。大家都放到市场上公平竞争，理论上说只要大家可以做到公平竞争，无所谓谁是所有者。我觉得在中国的场景当中，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的问题，其实就是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只要市场化了，它就要在市场上生存，国家不需要像对待公益事业那样去对待它。我觉得对国有企业，我们真的要跳出现有的认识。它就是一个企业，只不过是有政府的投资。 政府和企业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刘世锦：前一段时间的讨论，对企业投资设立红绿灯的问题。红绿灯是前段时间引导、规范资本行为的通俗说法，其实设红灯的典型办法就是设置负面清单，就是什么事情不能做，底线在哪里，你都讲清楚。那么设绿灯到底怎么设，我们说一定要设的话，它也是提出大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要防止回到政府让干什么才能干什么的老路。 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问题上，通常政府并不比企业更聪明，更了解市场情况，也不会承担决策失误。这些年并不少见的情况是政府倡导的（行业），企业往往是一哄而上，资源错配，产能严重过剩。更要紧的是，创新是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你想咱们有关部门批准一个以前都没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它的要求也过高，实际上他批了可能也不一定要负责任。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批，实际上创新的大门也就关上了。所以还是要摆正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可以剔除负面清单，也可以对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走势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此前提下，把选择权还是交给企业和市场，这样的话才能推动创新和增长潜能的充分发挥。 对于创新的正确理解政府、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 黄奇帆：我们的确技术创新有进步，现在我们国家GDP中的研发投入去年已经到了2.7%，差不多有3万多亿，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创新投入国家。但是我们的缺点在，科研成果怎么转变为生产力。我们有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创新发明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年有上万人获奖，10年下来这上万人有多少变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好像没有。 我们国家现在对转化的知识产权没有明确，没有法规，我帮你转化我能拿到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讲转化率低，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短板，独角兽各方面也跟着少了。 史晋川：民营企业的创新，有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也有体制创新，我们要梳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特别是要处理好商业模式创新跟体制创新的关系。 比方说移动支付，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原来政府对金融领域的管制，进到金融领域去了。企业利用最新的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技术来做商业模式创新的时候，是很容易会触碰到这个领域原来的体制、机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去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那是非常重要的。 张军：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产业，它的技术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比如说医药行业，像辉瑞、诺华等等，它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都是几百亿美金每年，这个我们不可能做得到。 第一，你要有足够的盈利能力来支撑，这意味着你的研发专利要能够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你才有可能在若干年里去垄断这个市场，从而你的盈利足够大，才可能支撑你未来在这个领域当中持续的投入。 另外，这类的创新它需要“耐心资本”。中国国有的资本是最不耐心的，它不可能去支持这一类的，还得靠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才有可能真正的成为耐心资本，它积累的资本可以看到三代、四代。 怎么看待外资撤离中国大陆？ 张军：已经在中国深耕十年、二十年、更长时间的这些外资，总体上没有大量的撤出，相反他们还在增加对中国的投资。由于国内的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成了外资企业在华的竞争对手，有一些（外资）在战略上就要考虑离开中国，寻找新的目的地。他们离开的时候，碰巧是中国经济疫情三年遭遇了寒冬，所以可能加快了他们的决策。 即便我们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最好的时候，外资的份额也不超过10%，相对比例还是很低的。外资它有一种技术扩散的重要性，它的技术比国内的先进，它跟中国企业合资合作以后，对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有帮助，但这个阶段总体上也过去了。 但是中国需要外资吗？我认为需要。我觉得在吸引外资上面，要把重心放到生产性服务业。中国制造业现在需要往外走，但是在高端的现代服务业中，是需要引进来，比如说医疗、养老这些产业，发达国家积累的比我们长，在这些领域当中有很好的管理经验，有很好的模式，这些东西我们要有经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
李强接手中国总理半年了。然而，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反在继续恶化。这估计出乎他的预料。对他来讲，如何在年终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是一大考验。 疫情三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不只在于社会面，人们行动的受限和对未来前景的覆灭；也在于或者更在于经济面。经济的萧条会导致一系列严峻后果，乃至动摇中共统治。党或许并不在乎人民对它的评价和所谓的人心向背，但是，经济一旦出了严重问题，不但会直接减少人们的收入，而且会造成国库的空虚，党国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转，单单它几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的干部和行政管理队伍，就需要庞大经费的支出，这还不论它那些宏大目标都需要钱作支撑。在经济出现停滞的状态下，要维持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和目标的实现，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泽而渔，可如此一来，又担心引发民变。正是在此意义上，党把经济的不断增长，看作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 经济未见开门红，李强能力受质疑 不过，眼下一时半会还不至于让党国的国库空虚，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暂时不会出现，毕竟有过去30多年高增长打下的底子，存量还在。然而，这并不表明习近平和李强就可以轻松片刻：一是因为经济好转的迹象尚未有明显表现；二是对习李这师徒俩，他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倘若年底不能实现年初定下的5%的增长目标，这届政府的“开门红”就没有做好，大众就有理由质疑，习二十大组建一个亲信权力班子特别是挑选李强这个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诟病的争议性人物做总理，理由何在，两人如何向国人交代。 中国人讲究“开门红”，讨头彩，开局不好，会落下一个心理阴影，如果经济未达预期目标，人们就会把李强看作是个无能的总理，把这届政府看作是个无能的政府，以后的工作就更不好做。这对习近平特别是李强会构成很大压力，因为习还可以把责任推给李强，但是李不能把责任推给他的副手。习之所以挑选李做总理，原本以为师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经济搞上去，然而，半年过去，现在再回头看，显而易见，外界和党国内部，包括李强自己，对清零废除后中国经济的韧性一度有些乐观，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重创程度，认为三年疫情压抑了人们的需求，疫情放开后，消费和投资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头两月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这种趋势，可紧接着，重陷萧条，市场的信心依然低迷。这就说明，此轮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单纯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实际是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的共振结果。 中国经济萧条，三种问题的结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种危机的规律性，过去中国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市场经济确实每隔一段时间会来一场或大或小的危机，以缓解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但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没有遇到像样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特别健康，而是它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会拖延危机的发生，但不可能消灭危机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终于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指的是在所谓升级换挡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中国经济要摆脱过去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级阶段转换，并克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实体经济空虚化以及金融泡沫化，这个方向没错，错就错在习近平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手段过于粗暴，不讲究经济规律，简单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达成目的，致使经济内在的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并伤及市场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系统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经济的各个子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尤其表现在房地产、金融和地方债务方面；二是经济和社会及政治的联动，经济影响到社会和政治，后两者也反馈到经济，出现一个联动反应，特别是习近平第二任期以来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资本的极权做法，严重挫伤了国民对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对国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个极端，再加上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友好，终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可以说，中国经济此轮危机，是这三者的共振，并在疫情三年达到顶点，然而，疫情解除后并没有让情况得以缓解，反而在社会回归正常状态后全面爆发出来。个中原因就在于，疫情不是这轮危机的起源，它只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即便没有疫情，这种状况也不可能持久，危机还是会出现。此亦党国在上半年出台那么多经济扶持措施，进行信心喊话，却收效不大的根源。因为危机的根源特别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单纯就经济救经济，哪怕力度很大，也难以起到应有效果。 激活民众信心，李强该怎么做 李强通过这半年的“当家”，应该体验到了这点，但是他不能对习近平点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断对外资对民企信心喊话，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条”和鼓励外商投资的“24条”文件，几乎将习近平过去的经济政策悉数修正或放弃。然而，这或许是习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再进一步就触碰到政治红线，因此，李强必须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在不引起习疑虑的情况下，说服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放松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让民间和社会产生良好联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场信心。 习会不会这样做，外界不知道。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出台一个深化改革开放的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曾经出台了一个这样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一扫之前社会对习会走回头路的担忧，尽管习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文件确立的改革路径去做。今天的情形当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们对习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可对李强来说，或许他会认为，今秋召开的三中全会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认真回应社会和市场的关切，人们对党国的信心也许会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会的文件如能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改为私有经济和私有企业，重新定义民营经济的私有性质，并载入宪法和法律，让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这两个词成为历史；同时明确宣布对历年企业家的案件进行审查和甄别，该减刑的减刑，该平反的平反，该赔偿的赔偿，市场信心焉有不恢复之理？ 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必须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否则，从当下的状况来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国经济。但对李强，这是一个比经济困境更大的难题。然而，如果他不去说服习近平这样做，不仅他本人将成为一个平庸的总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确定，中国社会会进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会北朝鲜化，经济则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现失落的十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全球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家，都是青年人创业最积极的地方。 主要观点： 2020—2023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与应届毕业生数量之差分别为-249万、-220万、-449万、-582万，也就是说这些年累计有1500余万新毕业生当年没有找到工作。 2022年企业注销率大致为10%，这意味着约10%的在职员工遇到裁员或失业困境，这部分青年人约2500万左右。 此外，疫情以来还有1400余万青年农民工因失业返乡，三年累计产生的青年（16-40岁）失业人员约5400万，当然其中相当部分以后又实现了再就业或灵活就业。 2025年应届毕业生规模将比2022年增加300万，总数达到近2000万。总体讲，今后到2030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当前就业难，主要直接原因是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遇到波折，因此，改善市场环境，促进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唯一通道。 就业乃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最真实晴雨表，不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的GDP增长，都不能视为有效的增长。 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必然是年轻人积极创造和实现梦想，而不是都在考编的路上。 一、新中国的三次失业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出现过3次失业高峰。 第一次，1973年-1979年之间大量知青返城，产生了就业危机。 当时共有1500余万返城待安置人员，加上城镇本身待业人员及高校毕业、复转军人约500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 大约占当时城镇劳动力（1.15亿）的17%，或者是占青年劳动力的30%以上。 大量青年的失业，表明是因为文革中断了升学、招工造成的，实质是“三大改造”和建立计划模式后，无差别地消灭私营企业，片面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压抑发展服务业等，这些根本性问题造成的。 面对严峻就业形势，新时期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三扇门”解决就业思想。 即除了扩大国有企业招工规模外，更要允许兴办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来解决失业问题。 经过调整，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2200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以解决。我国民营经济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长为经济的重要成分。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 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企开始大规模亏损，1998年全国国企亏损面达到55%，总体利润为负的72亿，创历史最低水平。 为此，新一届政府开展了以“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主要方向的国企三年脱困行动。 这期间，国企职工累计下岗超过2600万，约占当时国企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1000多万人下岗，城镇下岗人员总数超过3600万，当时城镇总劳动力数量约2.3亿，失业人口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5.6%。 面对严峻的下岗问题，政府在积极支持再就业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期间民营企业共创造了约5000万就业岗位，不但基本帮助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而且还吸纳了众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第三次是2020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陡变、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综合因素冲击下产生的就业问题，关于这次失业人口规模，后面将有详细推算。 这次就业危机与前两次相比，还有两个特殊之处： 一是，这是首次发生在我国普遍城市化以后的就业危机。 当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已经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业率上升，总体失业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产生的社会问题都会比之前严重很多； 二是，去年我国的城镇就业人员从2021年的46773万减少至45931万人，减少了842万，系1962年以来的首次减少。 这说明，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时刻。 总体看，我国每隔20多年就会出现一次就业危机，虽然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 经过一个发展周期之后，经济增长机制以及国内外综合环境的弊端就会显现，因此产生一些经济上的较大波动，进而影响就业。 每次失业问题都是对过去经济政策、发展路径的一个警示，只有认真对待现实问题，切实以改革的态度解决问题，才能走出困境。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漏洞与不足 从2018年起，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改为“调查失业率”，这是我国失业统计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调查失业率也存在失真情况。 比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4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仅为5.1%，比疫情前的2019年末尚低0.1个百分点。 这明显与大家实际感受不同：疫情三年多以来，社会就业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恶化了。 为什么出现失业率统计失真呢？笔者认为有几点： 第一, 我国把“就业”的标准订的太低了。 国际劳动组织界定的是，调查周内工作10小时才算就业，美国为15个小时，法国为20个小时。而我国仅为1个小时，明显低于国际标准。 我国最低时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时，这意味着每天仅有3元收入，远远低于联合国1.9美元日最低生活开支标准，显然不能视为能够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就业。 而按照美国的最低就业标准，那意味着劳动者日收入可以达到20美元左右（多数州最低时薪在10美元左右），覆盖基本食物支出没有问题，这样才是有效的就业。 第二, 虽然城镇失业调查开始把农村户籍人员统计在内，但是由于农民工失业后，往往会因无力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而选择返乡。 因此，失业调查很难抽取到已失业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失业并不会被反映在失业率上。 我国去年进城农民工数量依然高达1.72亿，而实际因失业返乡数量估计在1200万左右，这部分是失业统计的灰色地带。 第三, 据初步估算，我国现在灵活就业人员多达2亿，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实统计他们的就业状态也是非常大的难题。 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与率不足20%（广东有20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320余万；北京约400万以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65万），也很难通过失业险领取和失业登记等指标，观察他们的实际就业情况。 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官方统计数据，来衡量实际失业问题。我们还需要从其他统计线索，来推算中国的实际失业水平，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的苦楚和青年人的困惑。 不过现在很多媒体，都以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6-24岁失业率20.4%，当作整个青年群体失业率，这也不合理。 4月份，我国16-24岁参加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共3220万左右，其中失业人员656万左右，占总数的20.4%。 由于这个年龄段（尤其是16-20岁）人口比较特殊，他们即便不升学的话，劳动参与率也不高，长期维持在18%以上。 因此，近年这个年龄段失业率变化其实不是很大，仅仅比2018年增加了100余万失业人口而已，并没有反映青年实际就业困境，我们也还需要从更全面角度综合考察青年就业问题。 三、青年（16-40岁）实际失业人口推算 1. 到底有多少应届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经济基础，抗失业打击能力差。 所以，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是所有就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国就业问题的“一号问题”。 那么具体有多少应届生找不到工作呢？ 这个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统计数据，经济学界也缺乏研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每年中等以上教育毕业人数与新增就业岗位之差，来做一些推算。 在经济统计上，新增就业人数=社会初次就业人员（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届毕业生、海外归国留学生）+再就业安置人员－退休人员。 根据历年统计，我国每年再就业人员的数量，基本与退休人员数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万左右，可以相抵消。 所以，新增就业人员，基本由初次就业的应届毕业生组成。可根据新增就业人数与全部应届毕业生之差，来判定就业情况。 （历年新增就业人数增加情况和新增应届毕业生增长形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在2013年之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总体上是新增就业人数大于应届生总数。 比如，2007年我国新增就业岗位数是1204万，而当年各类毕业生总数为829万。这意味着，不仅能满足所有毕业生的需求，还可以接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2013年—2019年之间，应届生毕业规模和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都在增加，不过前者增速更快，新增岗位数量和毕业生规模都在1300万左右，初次就业市场的供需大致平衡，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不过疫情后，就业形势产生了根本性转折。 一方面，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开始剧烈减少，2022年的新增就业岗位比2019年减少了148万，仅与2010年相当。 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去的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校毕业人数剧增，归国留学人员规模也日益庞大，去年三类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1655万，相当于2007年的两倍。 因此，出现了就业市场的职位严重供不应求局面。 粗略估计，2020年、2021年每年大约有200万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约占总数的15%；2022届毕业生失业人口进一步上升到400万以上，今年则攀升到500万以上，约占总数30%，与大家实际观感差不多。 考虑到2020年和2021年经济形势尚未不错，这两届毕业生就业虽然延迟，但是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找到了工作。 而最近一年多来经济向差，2022届未就业学生的多数和2023届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业状态，这四届毕业生积累的未就业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 在2010年代就业形势宽松的时期，应届生喜欢到市场上择业，考研、考公和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增长缓慢。比如，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数每年平均只增加5万人；而2019年至2023年，每年增加近37万人。 其他考试报名人数增幅，也是非常大。疫情三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增加了121万（129万至250万）；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人数增加264万（880万至1144万，部分阶段专科可以报考）；省考人数也暴增到500万以上。 这些都说明，最近几年就业市场的岗位缺口，扩大了数百万，青年人不得不参与竞争激烈的各种选拔性考试，来寻找出路。 （历年研究生招生报考人数，数据来源：教育部） 2. 到底有多少在岗人员失业？ 除了初次就业人员的求职难问题外，这两年失业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业的平均职工数量比疫情前缩水11.9%。 A股上市企业每年都会披露员工数量。 疫情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职工在6500—6600人之间浮动。 2018年平均人数为6560，而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775，降幅达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为明显。 我们最熟悉的一些科技公司（虽然是美股或港股上市）裁员数量也跟这规模差不多。比如，腾讯、阿里、美团、百度裁员率，都在9%上下。 尤其旅游、房地产和教培行业裁员情况则更为严重。 比如，携程裁员率达到27.3%。再如，57家A股上市房企中，只有8家员工总数在增长，有28家裁员超过20%，其中最高的裁员率达73%。 考虑到上市企业的效益，往往好于未上市的同类企业。因此，其他企业的裁员率应该更高。 第二，中小微企业去年注销率约10%。 去年，上海有21.5万家中小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9.9%，而2018注销数量仅为5.1万，增加了3倍多；广州有9.4万小微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3%，2018年仅为2.8万家，也增加了近2.4倍。 总体来讲，全国中小微企业注销率至少应该在10%左右，相对应的就业容量也会减少10%左右。 中小微企业招聘，基本全靠求职网站。 从BOSS直聘活跃企业用户数量来看。2022年第一季度，为410万家。年底则降为360万家，减幅为12.2%，创有史以来最大跌幅。 这也说明，大概有10%的企业注销，或停止运营，或暂停增员。 3. 疫情以来，青年总体失业规模估算 综上研究，我国疫情3年以来，大约累计有1500万左右中专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此外，根据北大卢锋教授的研究，近三年还至少有2300万左右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如果以其中60%为青年人计算，那么这部分也有1400万左右。 那么，疫情以来大约共新增了5400万左右青年人失业人口。 当然，以上只是对就业流动性状态的推算，也是说曾经多少人遭遇失业或裁员，但是很难估算最终的失业规模。 因为这些失业人口中，不排除有相当部分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过灵活就业形式，实现了再就业（比如，三年以来滴滴活跃司机数量增加了1200余万，外卖骑手、快递员、配送员增加了月增加了约800万），不过估计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万—3000万左右至今仍处于失业状态。 也就是说，保守估计，目前青年绝对失业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万—3000万左右。大约相当于这个年龄段，参与就业市场劳动力总量（4.02亿）的6.2%—7.5%，或者相当于全部劳动年龄人口（8.8亿）的2.8—3.4%。 考虑到青年人就业集中在21世纪新兴的互联网、教育、地产、金融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最近三年受冲击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论应该不至于太过分。 （*由于做失业研究推算非常困难，缺乏有效的统计线索，以上仅做抛砖引玉之用，不精确之处希望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批评赐教。） 4. 未来几年就业问题会更加严峻 那么是不是青年失业问题是暂时的，过两年会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呢？ 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我国未来就业问题，将会比目前更加严重，原因有三。 第一，新进入就业群体的以“05后”为主体，这些年轻人选择就业几乎无一例外会到城市中去，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务农，就业压力要完全挤向城市，而农村的缓冲作用渐渐消失。 第二，我国这两年为了应付这就业难问题，进一步大幅扩招，虽然暂时平抑了就业高峰，但是会增加以后的就业压力。 估计到2025年，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两类毕业生总数，将达到1900万左右，比2022年进一步增加300万左右（中等职业教育增加51万，本专科生增加223万，研究生增加33万），就业需求将达到史无前例高峰。 而届时，就业岗位供给乐观估计在1350万左右，至少有550万个缺口。 第三，我国经济增速越来越放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数量越来越难。 从2008年至2018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7%，每年可以创造1300万个就业岗位。 而我国未来每年经济增速，将下降到4%—5%之间，要想创造比过去更多的工作岗位，几乎不可能。 所以，未来几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刻。 既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又要面对城镇就业需求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事实。另一方面，供给面明显收窄，就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 […]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29日在北京召开，届时将讨论通过“十四五规划”。就在这关键时期，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日前在《文汇报》发表《路在何方》一文，呼吁中国宪法正式承认民有经济的基础地位以及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向本台感叹：中国有开放，没改革。 今年82岁高龄、90年代深圳改革大潮中的拓荒者厉有为，在这份香港中联办资助的报纸上连问十三次“路在何方？”，重复九次“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引发外界关于中国民营经济政策转向的猜测。《南华早报》引述南京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顾肃分析称，厉有为的言论可能也代表党内其他自由派的想法。 厉有为写道，“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华为等民营企业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强烈打压，就完全证明了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但是，并未得到我国法律的承认，法律还只承认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流亡美国的民营企业家王瑞琴告诉本台，厉有为在文末建议的“战略性重大问题的突破”，实质上是指，在民营经济领域不能搞习近平这一套。 “就是改革，就是不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习近平这一套，要从理论、法律、工作实际上突破。（这篇文章）就说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就我们所知，体制内多数人都是很清醒的，是支持民主的，只是不能说、不敢说。厉有为先生很有勇气。” 公有经济和私营经济，如何一视同仁？ 厉有为提出一系列关键问题：1.承认不承认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2.可不可以民有的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一样，都神圣不可侵犯？3.我们怎么看待资产阶级？怎么看待剥削？怎么看待阶级斗争？等等。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告诉本台，公有制是共产党发明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理应是私有经济，但是实践上很难实现。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应该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经济基础不应该有差别。区别上可能是社会主义更强调公治共享，可能资本主义强调股东、资本家利益。我们国家不管下面的人从意识形态上怎么把它扭曲，法律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但执行当中肯定是有问题的。” 1956年初，中国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八十年代以来，邓小平一代改革派领导人恢复了基本上被毛泽东所扼杀的民营经济。 尽管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却只占用了40%左右的信贷资源，在政府采购和市场准入等领域都面临制度性歧视。 近三年来，“国进民退”愈演愈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习近平从毛泽东那借来的口头禅开始广泛应用在工商业领域。 习近平多次强调，“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一些左派学者周新城、吴小平等人为之摇旗呐喊，宣扬消除私有制、私营经济应完成历史退场。 2019年以来，不断传来马云、马化腾等重磅级企业家卸任的消息。此前也有肖建华、吴小辉等多位富豪因“腐败”而被没收财产或被判刑。地方政府甚至派“政府事务代表”，进驻阿里巴巴等重点企业。 今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推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份有关民营经济的统战文件，强调民营经济人士是“我们自己人”。 王瑞琴对此嗤之以鼻，“你不能需要我们的时候说我们是自己人，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偷税漏税、涉黑打黑。实际上，民营企业在中国就是私生子，国企是长子，外企就是养子。” 王瑞琴：钱不是你的，命也不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 COVID-19疫情造成的2020年和2021年全球GDP的累计损失或达九万亿美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向松祚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估计，今年中国GDP可能只有2%左右，明年即使有所恢复也难达6%。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也发文呼吁当局进行战略突破，警惕热战思维伤及经济命脉，“国际资本怎么敢呆在一个火药桶般的地方？企业和资本会留在一个与母国处于准战争状态的地方？国内资本的信心又从何而来？” 中国工商联今年九月发布的民企五百强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民企营业收入增幅、税后净利润增幅、资产总额增幅放缓，比上年分别下降10.59、5.81、15.99个百分点。 在外受到中美贸易战夹击、对内不时被政府登堂入室的中国企业家已经身心俱疲、朝不保夕。厉有为特别强调，中国要防止左倾错误，稳住企业家的民心，使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得到法律保护，死心塌地地留在国内拼搏。 王瑞琴认为，中国现在百业凋敝，稳不住民企，一切都稳不住。可她的大部分企业家朋友目前都岌岌可危，政府还一直以吃拿卡要、扫黄打黑等各种方式掠夺民企。 “在中国，钱不是你的，命也不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中国政府需要钱了，就各种名义出来了，把经济纠纷变成刑事纠纷、变成涉黑，然后没收财产。” 她说，“习近平出来两次、三次呼吁这个问题，就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多数民营企业唯一的想法就是我把钱赶快弄出来移民。“ 王瑞琴自五月发布公开信、呼吁罢免习近平后，中国成立616专案组对其国内资产进行查封、抄家。她在青海经营的东湖宾馆资产超过十亿元，一百多名工人如今只剩二十人留守，面临被中国当局没收的风险。 孙大午：中国有开放，没改革 十余年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也体会过王瑞琴的伤痛。1984年，他在一片荒滩上从养一千只鸡、五十头猪起步，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为占地近五千亩、员工九千余人的农业产业化集团。 孙大午虽身价上亿，却一直发文阐述三农问题、为农民说话，直到2003年被判“非法集资”，入狱158天。《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普遍质疑其因言获罪。 曾经当众愤慨民企如待宰羔羊的孙大午，现在尽力和国家保持着距离，“我算是死里逃生、九死一生，也算是遍体鳞伤。说话我不敢像任志强那么敢说。我们的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的体制，可是走的方向是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是有开放，没改革。 ” 被问及对“十四五规划”的期待，孙大午说，“我不研究，包括我的企业高层干部，都不让他们研究国家政策。我们研究长远的社会需求。我们不想在那个（政策）上面琢磨或者受益。”
新华社9月15日晚间公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全文，明确指出统战工作要面向所有民企和民营经济人士、包括民企主要出资人、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的主要经营者、大股东，和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个体工商户等，但并未提到台商和外商。 通知指，“民营经济人士作为我们自己人，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 新华社报导指出，这是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中央发布的首份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文件。 通知指，要加强民营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建设，“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通知并指，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法治观、事业观和财富观；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及国家重大战略，自觉维护国家利益，树立中国民营企业良好形象，“打造一支关键时刻靠得住、用得上的民营经济人士骨干队伍”。 另外，通知也要求地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注意加强对民营经济人士党员的教育培训，同时把“政治素质好、群众认可度高、符合党员条件”的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及时吸收到党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