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沈生：燭火未滅 警鐘長鳴
2026 年 6 月 20 日
文/清簫 筆者近日在臉書等社群媒體上看到網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一部分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從古至今都糟糕，每提及帝王都無好感。 對於這樣的觀點，筆者表示不苟同。應該分兩方面看： 首先，當今中共國的政治狀況確實糟糕。回顧古代，君權主體上呈強化趨勢，過程中確實生出一些受詬病的制度，如明之廢相，清之設軍機處。 但另一方面，需全面了解中國政治從古至今的變化以及傳統思想，應知古時大思想家與政治家們對君主有極高的標準，也努力約束君權，有時踐行得好，有時不好。實在不宜將所有髒水都潑到傳統文化上。特寫此文，為傳統文化辯護，簡評歷代治國，正說君臣之道，並列舉今人對歷史的一些誤讀。 物極必反，峰頂往往也是懸崖。中國政治發展到清朝時走向極端了，清亡是順應時代的需求，但有人以為以前的朝代都和清朝差不多，這是不對的。 （圖：Adobe Stock） 清末至民國初，有許多中國人陷入迷茫，甚至民族自卑。學習西方民主、思想、文化是應該的，但一部分學者過度批判中國傳統，造成文化自信缺失，20世紀初所謂「新文化運動」有一些主張是瘋狂且不合理的，引發很不好的影響，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膨脹。幸有一些國學大師及政治家看清「新文化運動」的惡劣，如錢穆和蔣介石，深知傳統文化的可貴並致力傳承。 中共竊國後，吹噓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並發動文革全面破壞傳統文化，後假借弘揚傳統文化之名加強所謂「愛國教育」，將愛黨與愛國捆綁在一起，迷惑國民。這相當於先放火再滅火的強盜行為，而且，中國古代的輝煌跟它有一毛錢關係嗎？ 現在一提起中國古代，有人就想到「奴才」，而且將政治視為貶義詞。實則不然。以前士大夫和百姓的責任包含糾正君主，中國古代一直都鼓勵並讚揚敢諫的精神，士大夫享有很高的尊嚴。 （圖：Adobe Stock） 君當為客 堯舜時施行禪讓制，虛心納言，言論自由。《呂氏春秋》記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四千多年前，堯帝常擔憂自己執政有錯，設一面鼓在門外，任何人都可以擊鼓進諫；舜帝在路旁設立木牌，民眾都可以在上面寫意見，指出他的過失。 君為客，天下為主，這才是君道。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 君主的責任原本應是不顧自己的損失而為天下人貢獻，所以君位不該是一種誘惑。堯舜時代，賢士把權力看得很淡，那時有一位智者叫許由，堯想將天下讓給許由，他卻躲避到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後來想安排他擔任九州長，他覺得耳朵受到污染，於是跑到潁水邊洗耳。到商朝時，商王湯想讓位給務光，被務光拒絕。 早期的君主就像接了賠本產業的義工，且這一產業不屬於他們，其職責就是惠及全民、造福天下，吃力不討好，所以君主受天下人敬仰是不過分的。黃宗羲說：「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君主本來不該是貶義詞，是後人對權力的慾望扭曲了其內涵。打個比方，試問各位討厭金錢嗎？錢是每個人的生活必需品，人人都靠它吃飯，其中好人用它行善，貪婪者為求財而行惡，難道說錢是骯髒之物嗎？君權同理。關鍵在於對君權的制約有多大，君主是否達到應有的標準。 （圖：Adobe Stock） 黃宗羲也批評了後世的君主以及觀念的變異，稱：「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他並講到臣民對「不合格」君主的態度：「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古代儒家的有識之士不主張愚忠和小儒的迂腐觀點，若君主已到夏桀、商紂的地步，則應該受到討伐。 黃宗羲還說：「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如果真正明白作為君主的責任，自然會讓位於他人，拒絕接替君位的人也不算多麼超凡脫俗；而有些人正因為不明白做君主意味著什麼，才會爭權奪勢。 順便一提，先秦儒家雖尊君，卻也輕君，譬如《孟子》有一句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主本來就是為社稷和百姓貢獻的。再舉《孟子》中非常有趣的一例，有一次孟子問齊宣王，有個人要去楚國，先將妻子和孩子託付給朋友，請他照顧，但回家後發現妻兒受凍飢餓，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棄之。」（和這個朋友絕交。）孟子接著問，士師若不能治士，該怎麼辦？齊宣王回答：「已之。」（撤掉他的職。）孟子又問，如果「四境之內不治」，該怎麼辦？這一問題意在引導齊宣王意識到君主的責任，若按照前面的邏輯，這樣失職的君主也應該下台。但齊宣王不敢回答，只是「顧左右而言他」。這從側面說明，儒家思想是對君主的約束，然而當時君主未必愛聽。 （圖：Adobe Stock） 簡論古代治國思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但含有民本以及修身、德政理念，即使在近現代西方人眼中也是珍貴的，例如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就是孔子的「粉絲」。道德是政治與治國的本，道家、儒家均看重本，後世談政治的人往往捨本逐末，實在可惜。 關於治國的境界，筆者認為法家不如儒，儒不如道。以下梳理歷史脈絡： 堯舜禹之後，夏朝開啟世襲制，雖不如禪讓制的時代，但夏、商、西周三代統治鬆散，地域局限，政治和人心遠比後世純樸。西周之後，東周亂世是歷史上的一次大考驗，若將中華文明比喻為一個人，那麼春秋戰國好比一次修鍊過關的過程，有人堅守先賢的價值觀；有暴君亂臣不守，禮崩樂壞，在動蕩中看人心的擺放，考驗中華文化能否延續。幸運的是，文明得以延續，中原人不至於披髮左衽，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兵家、法家等百花齊放，東周可謂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到戰國末，法家思想脫穎而出並為秦國統一六國起到重要作用。 （圖：Adobe Stock） 然而法家適合爭霸集權，它不同於今天民主國家的法治思想，其中包含帝王馭臣之術，主張嚴刑峻法、霸道、權謀，已距黃金時代的標準甚遠。宋代徐誼發表過一段言論：「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宋史》）如果人人能行大道，退而行德政、禮樂，何需靠術、勢治國？按老子《道德經》的觀點，「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需要孔儒呼籲恢復德政、仁義與禮的社會顯然已經退步，何況需要法家的時代。秦朝興於法家，也亡於法家。 應認可法家公正的一面，譬如即使是變法者商鞅本人也要嚴格遵守法規，但法家也包含加強君主集權的部分，不宜過分偏重。西漢吸取教訓，初期效道家無為而治，休養生息，開創文景之治。自漢武帝起，儒家與法家兼取，王道與霸道雜用。 有人可能會很快聯想到所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正是現代常見的誤區，實際上漢武帝以後並未獨尊儒術。漢宣帝偏愛刑法，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住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而漢元帝則喜愛儒家。漢朝以後直至清朝，在治國方面嚴格而言也沒有獨尊儒術，很長時間是外儒內法，亂世往往行霸道，所以有些黑鍋不該由儒家來背。而且秦以後的儒家思想和先秦儒家有所不同。 假如中國歷代都能真正落實儒家治國，結果或許會更好。道家在後世看來過於理想，但道家確實最為高明。而法家一旦運用得心應手，若不注重修身，則易使帝王上癮，充當無形的利刃，和限制君權背道而馳。 （圖：Adobe Stock） 論君臣之關係 現在有人談中國古代史，提及君臣關係時喜愛片面渲染恐怖，且以為臣為君之奴才，這樣說是不準確的。五千年間，君臣和睦與君主高壓兩類例子都有，豈能以偏概全？ 儒家講的君臣之綱最初也非主奴關係。可參見董仲舒《春秋繁露》：「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此處提出三綱，臣如地，君如天，天覆蓋地，地持載天，這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好比水和舟。《春秋繁露》還稱：「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將君與臣比喻為陽與陰的關係。後世大儒講到三綱，往往強調作為皇帝的責任和表率，不是單方面的絕對服從，如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說：「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首先帝王自己要正，臣盡臣的本分，君也要盡君的本分。 秦以前不算大一統時代，君臣、君民距離較近，尤其周朝各諸侯國享有很強的獨立性，列國接近小國寡民的狀態。那時人才流動性強，「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人才大可不必巴結君主。即使在秦漢大一統時期，大臣在皇帝面前也不卑下。但後來總體上呈君強臣弱的趨勢，至明清尤為顯著。 君臣關係的一個重要表現在於皇帝和宰相的關係。中國傳統重視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皇帝在宰相面前應當謙遜。漢朝君臣在上朝時，皇帝要站著和宰相議政，而不是坐在龍椅上。宋朝以前，宰相面見皇帝時都是坐著的，所謂三公坐而論道，唐朝還會為宰相賜茶。 （圖：Adobe Stock） 宋朝是宰相地位變化的重要節點，宰相上朝時必須站著。到了明代，朱元璋索性廢相，從此再無宰相，而且大臣見皇帝時要跪下，如果跪累了，允許坐著休息一會兒。清朝要求大臣一直跪著，連坐一會兒的機會也沒了。 以上是就禮儀變化而言，下面講制度。 譬如，漢朝的宰相對皇帝構成很大牽制，有一套完備的制度。提起宰相，人們往往聯想到一個人或一個職位，但其實宰相身後代表龐大的政府機構，皇帝怕宰相未必都是怕人，而是怕制度。漢朝宰相府以下有十三曹，一個曹類似一個部門，可謂是宰相的秘書處，當時全國政事都經過十三曹彙集於宰相一人。和宰相近乎平起平坐的是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稱三公，宰相負責行政；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相當於副宰相。 唐朝宰相制度不同於漢朝，最大的變化是將相權一分為三。漢朝宰相是一人在其他官員輔助下行政；唐朝宰相不是一個人，而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大部門，合在一起才能稱為宰相。 儘管如此，唐朝宰相依然有很大的權力，其中，政府所有最高指令均由中書省發出，被稱為「敕」，須經過皇帝批准，卻不是皇帝寫的。其流程是，中書省擬稿後給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拿御印蓋個章，寫幾句批示。宰相所擬的旨已經是定稿。 （圖：Adobe Stock） 中書省發布的詔書不會立即執行，還須門下省審核，若覺得不合適，門下省可以將其駁回，稱作「塗歸」。只有當門下省通過後，詔令才算生效。這是又一層對皇帝的制約。 宋朝與唐朝不同之處在於，宰相不是將定稿交給皇帝，而是先寫札子向皇帝遞呈建議，被稱為「面取進止」，皇帝發表意見，之後宰相依照皇帝的意見擬旨。這意味著相權在宋朝削弱。 即便如此，只要有宰相，就會對皇帝構成很大制約。皇帝雖一直在萬人之上，但制度並沒有賦予其為所欲為的權力。譬如宋寧宗在位時，頻繁以手札下令，激起群臣不滿，因為依照制度，政令應出自中書省，就算是皇帝也要按流程辦事。那時有大臣批評宋寧宗繞過宰相府行事，「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宋史》） （圖：Adobe Stock） 君權與相權一直存在矛盾，時而配合和睦，時而結下深仇。明初發生胡惟庸案，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採取極端的方式解決君相矛盾——廢除宰相制度。至此，皇帝的障礙比往朝少了許多。明太祖雄才大略，治國勤政，包攬宰相原本要做的政務，是典型的工作狂，並要求子孫後代都像他一樣既當皇帝又當宰相。這當然不現實也不會長久。後來明成祖成立內閣，召解縉等才士參預機務，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儘管內閣大學士被俗稱為宰相，但權力比宰相小。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 明成祖後，宣宗朝發生轉折，形成這一新流程：大臣議政，將題本交到內閣；之後內閣票擬，即起草聖旨；之後交給皇帝看，皇帝若採納，便用紅筆抄一遍，稱為批紅。此時聖旨尚不能生效，須經過六科審核，六科有權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通過後，六科若認為聖旨不足，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即寫下執行時的注意事項，代表六科的意見。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 明宣宗後，這一流程基本上一直延續。後來明世宗、神宗長年不上朝雖受詬病，但事出有因，當時的政府運行已不同於明初，政事交給內閣即可，期間內閣大學士近乎權傾朝野。 （圖：Adobe Stock） 明宣宗開啟這一輕鬆的決策模式有利有弊，不宜過於苛責，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明太祖廢相。世襲的皇帝德才參差不齊，如果能力平庸且精力不足，最好少折騰，宰相才應該在行政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清朝保留內閣，未恢復明以前的宰相制。雍正設立高度機密的軍機處、秘密建儲制，這是以前沒有的機構和制度。清朝的君臣關係牽涉滿漢矛盾，雖重用不少漢人，但最高機密文件由滿文書寫，滿官仍佔據不平等優勢。 整體風氣上，君臣關係越往前越好，具體因人因事而異，不能說絕對，只是概括。 秦始皇待大臣不差，不忘恩義，自知犯錯後對王翦謙遜道歉，能包容並重用李斯。 漢朝和大唐，筆者認為用「恢宏氣象」形容最貼切，政治、文化給人印象都是很大氣的。譬如漢文帝與周亞夫留下佳話，這是皇帝與武將關係的典範。隋唐的政治、文化、民族融合、民間風氣都有魏晉南北朝的影子，包容性強，可謂胡漢一家，唐代皇帝有時也行北方游牧民族的禮節。 （圖：Adobe Stock） 唐太宗治國放得很開，他的文臣武將個個充滿個性，魏徵是顯著代表，他的作風就是坦誠直言，不怕得罪。據《資治通鑒》，魏徵曾對唐太宗說：「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意思是他希望自己做良臣，而不做忠臣。需要忠臣出現的時代反而是不好的時代，因為要冒生命危險講出逆耳忠言，所以最好形成言論開放的政治環境，皇帝賢明不昏，大臣只需各做好工作即可，因此魏徵說：「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唐太宗確實也在君臣融洽上做得好。唐朝的皇帝整體上是不強勢的，甚至中晚唐藩鎮割據嚴重，君成為較弱一方。 北宋待文臣不錯，皇帝沒有暴戾的，但政壇人事變動頻繁，主要歸因於變法派和守舊派的對立。南宋、北宋都弊在抑武，明朝中期後也有此問題。 明、清變化最明顯，明太祖開了一個政治高壓的頭，到明仁宗時君臣關係有所緩和。明朝君臣關係最好的時期是仁宣之治以及弘治中興，明仁宗、宣宗既勤政精明也不剛愎，聽取「三楊」等良臣的獻策，君臣關係和睦；明孝宗朝中也充滿正氣。武宗、世宗、神宗君臣對立之激烈在整個古代史上都是突出的，問題主要出在皇帝上。明朝愛用廷杖極不好，俗話說刑不上大夫，廷杖、錦衣衛都是摧殘士大夫的。然而明朝長期形成了士大夫以敢言為榮的風氣，越敢和皇帝爭辯，甚至寫奏疏批評皇帝，越受天下人尊敬。 （圖：Adobe Stock） 清代君強臣弱最顯著。有利的一面，譬如清朝皇帝普遍勤政盡責，平均水平算是歷朝最優秀之一，而且康乾盛世成就卓然。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清朝政治風氣冷峭高壓。康熙帝寬仁，而雍正強化了高壓控制臣民的風氣。乾隆前十三年相對寬厚，十三年後改以鐵腕治國，嚴酷之風達到頂峰，導致大臣如履薄冰，敢言者少。即使是精明賢臣、三朝元老張廷玉，也在官場上活得戰戰兢兢，還險些晚節不保。 雍正、乾隆很精明，他們在位時，奸臣瞞不過他們，所以治國基本上沒出太大問題。但冷峭風氣的弊端到晚清就顯得格外突出，導致官場普遍圓滑，明哲保身，說套話、不說話居多。 清朝文字獄、強制剃髮留辮是對臣民身心的巨大摧殘，削弱士人骨氣，脊梁骨硬的文人往往隱藏民間。元朝雖也是征服漢人的外族政權，卻不至於如此高壓嚴酷，反而較鬆散開放。明清以前很少發生因文字獲罪的案件，清朝比明朝嚴重，明朝成祖以後政治氛圍已經變得寬鬆，晚明言論更奔放自由。清朝禁書也很嚴重，數據上看，清朝禁書總數是明朝的12.6倍。古代有此現象是不好，但我們也實在不應以為所有朝代都和清朝一樣。 論制度，最好的時期當推漢、唐。在秦以前，相原本是副官；自秦漢起，相變為皇帝的副官，同時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官。皇帝是全國最高元首，而實際管理國家的是宰相，原本應是這樣的關係。皇帝世襲註定子孫良莠不齊，即使英明也必然犯錯，所以最好不要過分干預宰相。再看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鑄造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說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治亂系宰相」，但在清代，崇拜程頤的乾隆卻說，治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可見觀念的變化。 （圖：Adobe Stock） 現在中國大陸將中國傳統政治貶低為君主專制，這是不準確的。從上文對制度的介紹不難看出，在古代，權力並非集中於君主一人，也不算是獨裁，至少並非所有時期都是。說君權呈強化趨勢是爭議較小的，或者可以說存在特權與不平等。明清以前君主一直和宰相共治國家，雖君主是上級，宰相卻也享有很大的議政權，而且許多不太重要的政事無需請示君主。即使在明清，也不適宜一概貶為皇帝專制。 以上是就制度論，問題在於，過去如果皇帝違規或不賢，大臣往往不能換掉他或懲罰他，通常是勸諫，除非到極惡劣的地步。懲罰並非沒有，只是太少，往往需藉助朝中勢力、太后等，或直接以戰爭改朝換代。暫不論亂世特殊時期和奪位例，太平盛世中比較典型的是霍光廢帝，漢昭帝駕崩後，昌邑王劉賀繼位，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其帝位，昌邑王在位僅27日。秦漢以前也有一例，商朝有個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將其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後來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改變為明君，這件流放君主的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伊尹和霍光的條件非人人能具備，也非人人敢為。 然而君與臣孰強孰弱不能作為評判一段歷史時期的唯一標準，所以要看具有穩定性的制度。像漢獻帝、唐昭宗的情況屬於失勢，不能說明就該那樣，所以重點談普遍狀況，而不細說太多事例，因為有些事例牽涉手段和勢力，那不是制度。 道向何處求 可能有人會認為筆者將古代讚美得太好，而筆者想說的是，以前的制度在當時的環境確實有值得肯定之處，其制衡與監督並不差，但為何有黑暗的事發生？雖制度有漏洞，但歸根還是人心的問題。 通常一個朝代從開國到盛世政通人和，嚴守規章，後來流於形式，官場腐敗，走向衰落。法典和制度從頭到尾都差不多，怎麼從盛到衰變化如此大？大家知道唐玄宗前期善用賢相，姚崇、宋璟、張九齡等均德才兼備，後來任用能力同樣不差的李林甫，他表面上認真工作，也基本上遵守規章，卻喜愛諂媚，私下打聽玄宗日常，然後再順著玄宗的意思講話。玄宗本來是一精明皇帝，然而順耳的蜜語聽多了，對李林甫十分喜愛，縱容他誤國多年。試問，什麼能阻抑一個人的城府呢？ 中國傳統思想有個重要特點：對自覺的要求高，先修身，再齊家治國，且重視內省。它看似是一種理想化狀態，然而大道至簡，若能堅持實踐，其實是一條直接治本的捷徑。凡從政，修身在先，這個修不是單單讀書學知識技巧，而是長時間的修心，是時時不忘內省。 據《帝鑒圖說》，周武王聽大臣師尚父說，有一本丹書含有國家長治久安的道理，之後他齋戒三天，恭恭敬敬地站著聽師尚父講述丹書的道理，牢記於心，並在席上、桌上、鏡子上、洗臉盆上、殿柱上、門窗上銘刻，隨處提醒自己，還要讓子孫未來都看到。如此時時內省的毅力和謙遜向大臣請教的態度，是周武王能使周朝國祚長久的重要原因。 （圖：Adobe Stock） 修身和內省需要堅持，若一段時間修而後來懈怠，很容易前功盡棄。許多人爭當政客，卻不堅持修身，捨本逐末，終究成不了大政治家，過去讀書人都讀聖賢書，有人修心實踐，有人只求功名，結果一定是有差距的。明代王陽明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悟到「致良知」、「知行合一」、「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他做官、解決棘手問題、打仗樣樣在行，近乎全能，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治國之道、聖人之道，最終要向自己的心裡求。
應該是前年。老宋在杭州請幾個老朋友吃飯。我湊巧在杭州，也參加了。 還是九溪的玫瑰園酒店裡。早春三月，孔雀在草地上行走。 第一次見老宋，也在玫瑰園。2010年，那時他鮮衣怒馬，坐行業二把交椅，說要超越萬科。 十幾年一晃而過，行業跌宕起伏。他當年要超越的萬科，陷入各種傳言中，他曾經的兄弟孫宏斌衝上巔峰，又像流星般隕落。 但這些，和老宋似乎已經無關了。他就每天中午晃悠著走過來，坐酒店走廊上抽煙，專註自己的事。他頭髮已花白，遠離聚光燈多年。 飯桌上，大家談論過去的人和事，行業的，家國的。玫瑰園裡談論這些，有點像王小波寫過的一句話，躺在河底，看著潺潺流水、波光、落葉、浮木、空酒瓶： 一樣樣從身上流過去。 飯桌上，老宋隨嘴問一個杭州朋友，這幾年買房掙的有2000萬嗎。朋友笑著說： 托杭州這座城市的紅利，當然不止。 那幾年，杭州整座城都處於搖號炒房的亢奮中。大家都在狂熱地搞錢搞指標，搞房子。 也是那年，杭城的另一場飯局。整整三個小時，杭州幾個朋友都在說誰搖中了一套房子，準備搖什麼房子，動輒都是兩三千萬的房子。 我沒怎麼能說上話。出來時，跟朋友說： 氣氛熱烈，很像2016年年底北京的飯局。 他們不知道，之後的北京發生了什麼。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寫過： 歷史的鐵律就是，事後看來無可避免的事，在當時看來總是毫不明顯。 1 杭州房企濱江被傳將被杭州國企收購的前幾天，濱江老闆戚金興和夫人，在杭州淳安縣胡家坪的山上，接待了濱江的業主們。 戚老闆說，山上空氣清新，人也能保持清醒。 過去兩年，戚老闆和其他房地產從業者，似乎不是一個時代的。 每逢年底，所有民企都疲於應對債務和維權時，濱江都要上頭條——中國房企里最長的春節假，今年是20天。還有幾萬元的全家春節旅遊大禮包，讓多少下崗地產人羨慕得流口水。 疫情期間，普通員工還領到了2萬元消費券。被隔離在家的網友們感覺受到了十萬點傷害，紛紛喊話戚老闆： 能不能安排個工作。 很多房企慕名來拜訪學習，像挖寶一樣挖濱江，甚至喊出了「學習濱江，成為濱江」的口號。但調研了一圈後說，濱江是很好，但真學不來。 它的獨特性太明顯了。 濱江60%土地儲備，在中國房地產市場最好的城市杭州；85%的土儲，在中國最富饒的省份浙江；他們去年拿了33個項目，27個項目在杭州。 這家公司人員高度精幹，流動性很低。2023年濱江1076人管了120個項目，賣了1534億： 人均銷售額1.43億元。 它的合夥夥伴也忠實、穩固。濱江帶著一幫小兄弟拿地，合作開發，有錢，有品質。 它很好地繼承了同城老大哥綠城的營造質量和客戶口碑。但在人均產出、成本控制和周轉速度上，比老大哥做得好太多——幾乎也是全行業最好的。 打個比方，這個行業里老宋的綠城曾以手工定製保時捷為豪；楊國強的碧桂園建起了五菱宏光的自動化生產線；但一回頭，戚老闆在杭州建了一條保時捷的自動化流水線： 生產比你快、利潤比你高、口碑還比你好。 而且直到當下，戚老闆也是房地產老闆里，少有的敢公開表達的人。 在綠城老宋半隱退的日子裡，他一個人扛起了浙江地產商的大旗，直截了當在一些場合里指名道姓地批評同行業績造假，並對市場進行預測。 像同城大哥老宋當年一樣，戚老闆有時金句頻頻。他鬆弛地講著大實話，聽起來像凡爾賽。比如，2023年，濱江最低一筆項目貸款是2.2%，戚老闆說： 有時候我都覺得難為情。 說到自己業績，戚金興說不是濱江猛，而是別人往後退的速度比濱江快。去年他跟我討論市場，他說自己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成為中國民企第三： 排前面的房企都暴雷了。 但他自己對後市非常不樂觀，說房地產的豐產期已經過了： 我現在的戰略是，其他城市再有誘惑力，也不去了，保住現在成果。 很快，他又成為了民企第二。去年在多數房企銷售額同比普遍下滑40%的情況下，這家只偏安杭州的地產商，依然實現了業績持平，坐上了中國地產商第11名的位置。民營房企里規模比他大的，只有： 民企之光龍湖。 龍湖銷售額只比濱江多200億，員工數量，是濱江的二十倍；龍湖的有息負債是1926億元，濱江的有息負債只有360億元。 濱江的負債里，短期負債只有135億，手裡的現金，有327億。 某種意義上，已經沒有比濱江財務更安全、模式更完美、管控更好的民營房企了。 但今年過完年，濱江的合作夥伴們發現，濱江似乎有一些變化。曾以卷死整個杭州聞名的濱江，突然不卷了。 濱江過去的核心競爭力，是工程和財務的高周轉。一拿地，濱江就會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一切成本，和時間賽跑，搶首次開盤的預售證。 但最近幾個月，有地塊濱江拍下來很久了，工地仍靜悄悄。 流言很快找上濱江。 2 時間倒回九年前，2015年的戚老闆，其實和當時的老宋一樣，是個半退休的狀態。 我第一次見戚老闆，也是在2015年。在濱江杭州慶春東路的辦公室里。他坐在寬大沙發上，頭髮梳理得井井有條，穿著藍色襯衣。 濱江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產物。戚老闆年齡比老宋小四歲，1992年，30歲的杭州市江干區鄉鎮企業局科長戚金興，8萬元起家創辦了濱江，幸運踏上了中國房地產的順風車。 在杭州，濱江在品質上與大哥綠城的較量，也把這座城市捲成： 中國房產品質最高的城市。 雖然非常卷產品，但每天早上九點，戚老闆都會坐夫人的車到辦公室。每天下午，夫人下班後會到公司接他，倆人一起回家。 和其他房產老闆不一樣，戚老闆極為自律。他沒有應酬，少有飯局，幾十年如一日。 2015年前後那幾年，每個月，戚老闆都要休一個禮拜的假，帶著家人去旅遊，去全國各地，世界各地。他基本是甩手掌柜，項目開工去下，樣板房檢查驗收下。 2015年的戚老闆跟我說，濱江的財務要從安全改為保守： 確保企業安全運營。 戚老闆這麼保守，是因為當時杭州樓市太糟心了。 2013年杭州賣了1326億的土地，創了金融危機以來的紀錄。但第二年，杭州新房庫存就超過了十幾萬套，到了歷史巔峰。 老宋非常頭疼如何去庫存。綠城2009年買的地，很多2014年都沒賣出去，「買房的人都在哪裡？」2014年的一天，他攤開手來這樣問過我。 轉機很快就來了。2015年之後： 杭州全是利好。 阿里巴巴上市，杭州開始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的轉型，人口每年都飆漲十幾萬。 2016年9月，杭州又成功舉辦了G20。杭州城市的操盤手，準備用亞運會把自己推向更重要的位置。杭州由此開始了一輪大規模的城市更新建設，拆遷了10幾萬戶。 新增人口需要住房，拆遷戶也需要住房。綠城和濱江怎麼找都找不來的客戶，就這樣被政府、被產業創造出來了。2017年，杭州賣掉了17萬套房子。很多人都是一次性付款。 戚老闆突然就發現，自己已經沒法像老宋一樣隱退、帶著家人出去玩了。因為專註於杭州的他們，好日子說來就來了。 從2016年開始，杭州開始成為中國最熱的土拍城市，房企爭相來到這裡競技。 我粗略算過，2016年到2023年，杭州這八年總土地收入超過1.8萬億，全國遙遙領先。 杭州樓市和土拍市場一直高溫不退，這其中，有濱江的巨大功勞。 從2019年開始，濱江在杭州的土拍市場上，一直斷崖式領先。我粗略算了下，過去八年，濱江在杭州土地市場的總投資，超過了2000億。 濱江因而被戲稱為「杭州第二城投」。因為他們甚至不需要做投資測算，認準的土地，別人敢出價，濱江就跟著舉牌。在前幾年，杭州土地市場的第一定律是： 濱江永遠可以比別人多加1000萬。 杭州城市的操盤手，顯然需要濱江這樣的「城投」企業，來撐起地價。這座城市既要賣地，又要限房價，還不能把房子造得太爛，就只能壓縮開發商的利潤。 開發商只能進行速度比拼了。「杭州城投」濱江這時候的優勢凸顯了——它總能以別人想想不到的速度完成項目審核，拿到貸款，開工，拿預售證。 更重要的，濱江造房子的速度，也讓別人望塵莫及。我的朋友社長寫過，濱江連混凝土，也比別人成型得更快一點。 同樣的時間拿地，別人的項目剛打第一根樁，濱江已經開門賣房子了；別人剛開始賣房子，濱江已經清盤了；政府給濱江批的售價，甚至總比其他開發商高一些。 押注杭州城運的戚老闆，得到應得的回報。濱江2023年在杭州的銷售額超過600億——他們已經連續六年稱冠杭州。 這麼努力了，但濱江這幾年的項目利潤，不超過5%。戚老闆有一年甚至喊出，努力做到1%-2%利潤率。 濱江項目的利潤率，已是全杭州最高。這其實也是過去十年中國房地產的謎案： 利潤去哪了。 3 其實這幾年，外界其實也在質疑濱江。有人公開討教戚老闆，重押一個城市是不是風險太大。建業老闆胡葆森「只有河南」的得與失，就是教訓。 戚老闆回應說，杭州是全國最好的市場了。 那幾年，杭州用數據打臉質疑者，操盤手靠著倒掛紅利，使新房市場維持著熱度。尤其是核心區的高端改善項目，至今仍然熱度不下。 濱江稱自己為高端品質標準制訂者。換句話說，濱江剛好就是吃杭州樓市這口飯的。 但現在，風險還是來了。 2021年年初，戚老闆宣布，在杭州，以限價3.5萬元為劃分，以上和以下各佔一半。也是從這時開始，濱江去了以前不會去的地方，拿了以前不會拿的地。 但2022年開始，杭州外圍市場就明顯冷清了。像崇賢、寧圍這樣曾被吹爆的板塊，都恢復了中介拖著廣告牌攬客的日常。 2023年，杭州外圍市場更是急轉直下，連渠道強大的中介，也沒辦法將客戶拉到案場了。 濱江去的臨平、蕭山臨浦、臨安、富陽甚至良渚、龍塢都成了高庫存重災區。戚老闆引以為傲的品牌效應、人員精幹效應，都在這裡失效了。 以蕭山臨浦臨瀾之城為例，戚老闆緊急調集了公司最看好的營銷高手負責項目推進，但效果還是寥寥。 2023年，濱江以自己的名義拿了15宗地，近10個項目綜合新開盤去化率都低於50%。大江東的河印觀翠灣，總共開盤兩次，去化率到現在也只有27%。 前幾年，杭州高端改善買不到大戶型房子。戚老闆看到了大平層的機會，成為杭州地產商中第一個吃大平層螃蟹的開發商，並最先受益。 剛開始，濱江確實收割了一批頂豪改善客戶。即便杭州整治大平層後，濱江依然與運河集團合作開發錦上灣，項目的商業部分是突破想像力的： 杭州第一個800方大平層。 這個800方大平層在準備入市了，戚老闆定價很便宜。 對大平層，戚老闆也早看到風險，去年就在用力甩了。濱江說有「三大戰役」，去商鋪、去車位、去大平層。 只是住宅都難賣時，大平層就更難了。 另外，這些年，同行對標學習濱江也不是沒有成果。 以前從拿地到拿出預售證，濱江都是最快的。但現在這個優勢已經越來越不明顯了。綠城已經全面趕超濱江了，很多次，綠城剛拿完地，工程車和集裝箱已經運到了工地。 就連外來的建發，也學到了濱江的精髓。拿完地，工地圍擋很快就圍上並貼宣傳欄了。 而濱江一向難以超越的人員精幹效應，也遇到了問題，去年，濱江深陷歐琳假水槽事件，雖然濱江報警並自查是供應商問題，但管理問題是逃脫不了的。 濱江集團的老闆之一朱慧明過去總出席奠基儀式。但這件事後，朱老闆退休了。戚老闆將總裁的權杖，交給了他口中的年輕人： 張洪力。 張洪力1973年出生，早在1997年就加入濱江，是濱江第一位本科生。他已在濱江任職時間長達26年，從基層干起，先後擔任過董辦負責人、項目負責人、副總裁、常務副總裁、執行總裁。 在戚老闆C位指點售樓處的照片里，旁邊緊挨著的總是張總。濱江內部人評價張總，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做事很細緻。 新總裁帶來的變化也是顯著的。他成立了集團招采中心和監察部門。另外，這家一向工程團隊強勢的公司也更重視營銷了。 濱江也在對標綠城的降本增效。未來，濱江讓同行羨慕的福利待遇，恐怕也要打折扣了。 某種意義上，全國最好的市場，周期只是被操盤手人為拉長了一些；而中國最好的民營房企，也只是補以前缺下的課。 說到底，這個世界是沒有奇蹟的。 4 今年4月29日杭州土拍前一天，錢江新城二期地塊可能流拍的消息就傳遍了。 這天中午，杭州一位朋友找我嘮嗑，說錢二地塊坐地單位想下架，卻下架不了。建發報名了，但遲遲不交保證金。 臨近下午5點截止時間，錢二地塊還無開發商出價。臨近晚上6點半左右，杭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發布錢二地塊終止掛牌公告，理由是： 經研究決定。 錢二是杭州的面子和里子。過去兩年，杭州這座城市的操盤手畫的餅很大很成功，2021年至今，錢二相繼推出涉宅地塊達14宗，開發商們造得又大又豪，收割了一批又一批富人。 上一次錢二拍地，濱江和城投底價拿了地，錢二總算保住了一點顏面。但現在，這個餅，連濱江都吃不下了。即便錢二操盤手們抬高了地房價差，開發商還是不願上鉤。 眼看著要流拍了，操盤手們只能宣告終止出讓，聽上去要比流拍要好點。 五一前的土拍，其實很明顯。世紀城的地就是出來帶節奏的，地塊不大，總價不高。果然，15家開發商競拍22輪，綠城近14%的溢價率搶到手了。 […]
「中國文明已經綿延了幾千年，我們中國文化從來沒有沒落，所以說我們中國是很強大的。我們中國人要強大，必須要精神上強大。」 日前，在哈爾濱地鐵上，一位大學生向乘客們如此慷慨陳詞。此事的起因是一位老阿姨談到基督教，這位年輕人看不過去，說「你選擇去信耶穌，不如去信女媧捏小人」，他尤其擔心在這人員流動很大的車廂里，那些心智尚未成熟、三觀還沒確立的孩子，聽了外國信仰之後會受影響，因而有必要宣揚一番中國文化的優越性。 不必意外，留言一邊倒地支持這一「正能量」的表態——那是自然，誰不喜歡聽人說自家好？至少，那可以帶來一種心理上的自豪感和滿足感，因為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份子，無論你活成什麼樣，僅僅這個身份本身就能讓你分享由此而來的榮光，彷彿是一份不勞而獲的遺產。 然而，如果你願意靜下來細想一下，就會發現那番話是經不起推敲的。文化是不是沒落，和「強大」有什麼關係？美國如此強大，但歐洲人一直鄙視它沒文化；古埃及早已衰亡，但不妨礙歐美人一直痴迷其文化。更何況，如果真的「從來沒有沒落」，那為什麼現在要談「偉大復興」？「復興」至少意味著曾經沒落過吧？ 儘管文化的盛衰，很難用什麼指標來衡量，因而「從未沒落」這樣論斷也能含糊過去，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近代中國人可不是這麼想的。至少「五四」那一代，可是把批判傳統作為己任，激進者甚至將這一文化傳統視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根本阻礙。事實上，各主要文明中，中國是唯一一個在現代化過程中原有文化傳統斷裂的——儒家文化早已成了「遊魂」。 退一步說，在五千年的漫長時間裡，就算沒落過，又怎麼了？文明的興衰起落，原本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全球通史》一書就曾寫道，羅馬帝國衰亡之後的一千年里，西方文明是各大古典文明中唯一一個斷裂而非連續的，然而，正是這種斷裂開創了後來的新局面。 從江戶時代到近代，日本在與外界（尤其中國）打交道時，最慣常拿來論證自身優越性的，就是天皇的系譜從未中斷，所謂「萬世一系」。這確實讓他們得意洋洋，但我們現在看來，多少有點莫名其妙，不能理解這怎麼就能證明日本的優越性，畢竟，連綿不斷並不必然是優點，倒是從這種執念中可以見到日本社會有一種特別保守的傾向。 當然，情有可原的是，人總是有一種自發的衝動，不僅追求自我肯定，而且要將自身的優越性建構為一向如此，就像一些西方的歷史著作，也會將西方在近現代的優勢追溯到希臘羅馬時代就已奠定了基礎，尤其是科學，當然更是在古希臘城邦時代就已決定了的。凡此等等，都是歷史決定論的種種變形，否定了歷史發展曾有過的可能性。 網路圖片 當下我們所看到的，其背後的社會心理恐怕還沒那麼複雜，那更多的不過是一種近代以來民族自尊心慘遭打擊之後的過度補償，畢竟要承認器物上不敵堅船利炮容易，要承認文化不如人可就太難了——事實上，即便在晚清國勢最衰頹的時期，除了「開眼看世界」的極少數，大部分中國人仍堅信，洋人只是槍炮厲害，但論文化道德，那是遠遠不如我們的。 「文化自信」當然有其必要，否則很容易出現異化，變成「為了實現現代化，必須拋棄自身文化傳統」，但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各國歷史也都證明，這種異化既無必要，也不可能，更何況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 我當然能理解，「中國文化幾千年來從未沒落過」的說法讓人感覺良好，至於事實如何，很多人只怕也並不在意，因為這種宣稱原本就是一種「超歷史」（supra-history）的烏托邦信念，而意識形態本來就是要無視一部分歷史真實的，就此而言，這一論斷無從辯駁，你要麼信，要麼不信——甚至你都沒有不信的權利。 在此真正值得警覺的是：像這樣的絕對化的論斷，從根本上說是脆弱的。這就像一個人信誓旦旦地自稱完美，但正因此，任何瑕疵都可能使這一宣稱無法成立。借用武志紅《深度關係》中的看法，這其實乃是一種「全能自戀」： 這種超高自戀會導致學習障礙，因為學習意味著你要承認自己無知，要容納其他信息的湧入。[……]完美的東西不需要學習，不需要吸納。所以一旦你覺得自己完美了，就不會再開放自己了。我們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歡迎自戀的挫傷，而當自戀被撕開時，才能有光進來，於是你得到了滋養。 那位地鐵上的年輕人所流露出來的意思也正是如此：中國文化一直優越，我們自家的東西就足夠好，沒什麼必要去吸納國外的。這乍看起來是自信的，但在本質上卻是自我封閉的。 真正的自信，沒有必要非得如何論證自身的文化優越性。至少在二戰之前，美國面對歐洲一直有一種文化上的低劣感，但美國的文化界既沒有否認這一點，也不妨礙他們不斷從歐洲汲取文化養分。 所謂「文化」，原本就是在交流互動中形成的，它不應當是一種權力關係，接受者反而發揚光大的事，歷史上也比比皆是——佛教在印度早已沒落，倒是在中國開枝散葉。 在曾經的開放年代裡，社會之所以朝氣蓬勃，很大的一個原因恰是承認自身的不足：在我小時候的教科書上，經常讀到新中國「一窮二白」、諸多領域薄弱的說法，當然還有對國民素質的批判——正是意識到種種不足、欠缺，急起直追的趕超心態才順理成章。 說這些，既不是要否認這些年取得的進步，也不是說無須調整，而是期待一種更冷靜理性的「文化自信」：我們無須向歷史和傳統乞靈，完全可以面對真實問題，做出真正的文化創造。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文/清簫 （接上期）母親節將至，筆者精選中國歷史上12對母子間的感人故事。這些孝子中有帝王將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點點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江革行佣供母 東漢有一位孝子名叫江革，《後漢書》與《二十四孝》都記載了他的孝行。 江革從小失去父親，只能和母親相依為命。彼時正值亂世，許多盜賊為非作歹，因此江革背著母親離家逃難。路上既危險又飢餓，歷經險阻，靠在野外採摘食物存活。母子二人數次遇到強盜，每次江革都哭著求情，說自己要繼續贍養老母，請求放他們一條生路。劫匪為此感動，於是不再傷害他們，甚至幫他們指引避難的方向。 後來江革逃到下邳，窮困到買不起衣服鞋子。但他不辭辛苦，勤奮打工掙錢，想盡辦法讓母親吃飽穿暖。《後漢書》稱：「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凡是母親需要的東西，一件都不會少。而他自己卻常常光腳。 （圖：Adobe Stock） 建武末年，江革與母親返回家鄉。每逢縣內核查戶口，江革都考慮到母親年邁，不能坐在搖晃劇烈的馬車中，於是親自在兩轅間拉車，代替牛馬。從此同鄉們給他起了個綽號——「江巨孝」，以表達對他的欽佩。 母親去世後，江革非常思念她，便住在母親墳墓旁，無論白天黑夜都不離開，睡覺時還不捨得脫下孝服。 他的孝心孝行被許多人看在眼裡。永平初年，有人舉薦他為孝廉。在漢朝，舉孝廉是推選人才做官的制度，這意味著江革將飛黃騰達。然而江革不慕名利，《後漢書》記載他「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後來，江革的高尚品行受到皇帝漢肅宗賞識，被提拔為五官中郎將。 李文耕曾這樣評價江革對母親的孝：「次翁之孝，於險阻艱難中，全人所不能全。然在次翁，初不敢料其必全，只盡其心力，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耳。孔明鞠躬盡瘁，寧俞薄鴆橐？正同此一副心事。忠臣孝子，所以爭光於日月也。」 陸績懷橘遺親 陸績是東漢末年大臣，六歲時就知孝敬母親。那年，年幼的他跟隨父親陸康謁見袁術，袁術以橘子款待，陸績悄悄拿走兩顆橘子藏進自己懷中。臨行辭別時，陸績屈膝跪拜，不慎使橘子從衣服中掉落。 陸績（圖：公有領域） 見場面如此尷尬，袁術笑道：「陸郎到我家作客，不當面吃個盡興，卻為何將橘子藏在懷裡帶走？」陸績回答道：「我母親喜歡吃橘子，所以想帶回去送給母親。」袁術十分驚訝，沒想到這小孩年僅六歲就如此孝順。 《二十四孝》有詩讚頌陸績：「孝悌皆天性，人間六歲兒。袖中懷橘實，遺母報深慈。」 朱壽昌千里尋母 朱壽昌是宋代文官，他辭官千里尋母的感人故事曾受大文豪蘇軾和宰相王安石撰文讚頌。 朱壽昌的生母劉氏是他父親的妾，他七歲時，劉氏離家，從此下落不明。朱壽昌長大後當了官，仕途順利，富貴之餘始終不忘尋找母親。母子分離後五十年間，他到處打聽消息，直到自己年老也不放棄。 在那個時代尋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數十年來杳無音訊，朱壽昌為此燒香拜佛，灼背燒頂，刺血書寫《金剛經》，祈求神明助他。熙寧初年，他聽說劉氏在秦地改嫁平民，立刻辭職，千里迢迢趕往秦地尋母，並發誓說：「不尋見母，誓不復還！」 （圖：Adobe Stock） 功夫不負有心人，朱壽昌終於在同州找到生母，此時劉氏已高齡七十歲，這一對老年母子相擁而泣，五十年的思念盡化作泉涌的淚水。後來皇帝宋神宗得知此事後也很感動，特許朱壽昌官復原職。 蘇軾專為朱壽昌母子重逢事作一首詩：「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著彩服，兒啼卻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誥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綉。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朅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善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王安石也作詩道：「綵衣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凄然。」 （圖：Adobe Stock） 歸有光追憶亡母 明代散文家歸有光筆下的《先妣事略》樸實情真，催人淚下，流芳百世。歸有光的母親去世時，他年僅八歲，雖然和母親相伴的時光很短，但他始終珍藏著那短暫生活中的溫暖點滴。平凡的家庭，平凡的小事，字字透露著偉大的母愛和兒子誠摯的思念。 歸有光在文中回憶母親在世時的點點滴滴，彷彿她仍在眼前，正以慈愛的目光注視著自己。歸母身有殘疾，自從喝下一杯泡有田螺的水後，就再不能說話了。在母親的原生家庭里，外祖父和哥哥們家境殷實，為人老實，節儉樸素，與村民們嘮家常時總是態度和藹，善待子弟甥侄。母親去吳家橋時，一有空就紡棉花；一回到城裡，就忙於緝纑。每到夜晚，常常看到母親在微弱的燭光中勞作。明明可以吃飽穿暖，母親仍然辛苦紡織，就像朝不謀夕似的。儘管家裡的婢女都非常忙碌，沒有一個閑著，大孩子在身後拉母親的衣襟，小嬰兒在她的懷裡吃奶，她卻還要同時騰出手來拿著針線。 （圖：Adobe Stock） 在歸有光的記憶中，屋子總是整潔乾淨，母親待僮奴們非常寬厚，即使有時責罰，大家也都不忍心埋怨母親。每過新年時有美味的魚蟹餅餌送來，全家無論主僕都有份。在母親的協調下，歸有光家庭和睦，繁忙卻也開心。 歸母對兒子的學習也盡心督促。有時她半夜醒來，如果歸有光還沒睡，她便督促孩子默讀《孝經》。每聽到兒子一字不錯地讀下來，母親漸老的面龐上都會添一分喜悅。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歸母溘然離世。年幼的孩子們看到家人哭泣，模仿大人們哭，在他們那個年紀，怎會真正懂得生離死別之痛？心中還以為母親只是像往常一樣睡覺了。多麼令人悲傷！家人請畫師為母親畫遺像，囑咐說：「鼻子以上，照歸有光的臉畫；鼻子以下，照大姊的臉畫。」這兩個孩子長得多像母親呀，儘管她遠赴另一個世界了，卻永遠無法隔斷血緣關係，在他們的面容上留下永久的憑證。 歸母逝世多年後，歸有光娶妻生子，是母親在世時訂的婚，然而她再不能親眼看到了。光陰似箭，昔日年幼的歸有光如今成為身負家庭重擔的爸爸，每抱起女兒，他就會想到已故的母親。每逢深夜和妻子追憶先母，二人均不禁相視而泣。母親生前的瑣事，縱然相隔許久，依然恍如昨日。 （圖：Adobe Stock） 歸有光母子在人間雖只有八年交集，情卻重於山、深于海，鐫刻在每一片細微平淡的記憶中，這或許就是《先妣事略》感動世人五百年的原因之一。黃宗羲評價說：「予讀震川（歸有光）文之為女婦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慾涕。蓋古今來事無巨細，唯此可歌可涕之精神，長留天壤。」 蔡順拾桑供母 蔡順是漢朝人，自幼喪父，對母親極孝。王莽竊政之時，正逢饑荒，糧食匱乏，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悲劇。蔡順母子在如此嚴重的天災中靠吃桑葚生存。 蔡順每次採摘桑葚時都用兩個不同的筐子裝，有一天碰巧遇到赤眉起義軍，赤眉兵好奇地問他為何分裝桑葚，他回答說：「黑色桑葚留給母親吃，紅色的給自己吃。」黑桑葚較甜；而紅桑葚未熟，較酸。若發生在豐衣足食的社會裡，如此行為不是什麼稀奇事，但在大饑荒的環境下，蔡順有這樣的孝舉可謂難能可貴。赤眉軍聽後十分感動，隨即送給蔡順三斗白米和一頭牛。 《二十四孝》有詩讚頌道：「黑桑奉萱幃，飢啼淚滿衣。赤眉知孝意，牛米贈君歸。」
5月9日，星期四，俄羅斯將迎來他們的法定節假日，即「俄羅斯勝利節」。在距離莫斯科9288公里的海參崴，也將舉行一場盛大的閱兵儀式。 近期，一家中國旅遊機構推出了前往海參崴觀看閱兵的旅遊項目，海報上宣稱：「俄羅斯79周年勝利大閱兵、高品小包團、親臨感受戰鬥民族軍事盛典」。 網路圖片 這一舉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適，因為海參崴曾是中國領土，而且那裡的中國人曾受到侵略者的殘害。對此，一些人認為應該深入了解這段歷史，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應該超越歷史，打開格局。 海參崴在清朝時期是中國領土，其滿語意為「海邊的小漁村」，給人以寧靜祥和之感。然而，1860年，清政府將包括海參崴在內的烏蘇里江以東地域割讓給俄羅斯，後者將其命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為「征服東方」，這一命名被視為有侮辱性的。在上個世紀30年代，侵略者對原先居住在這裡的華人進行了大規模清洗，導致許多華人原住民被屠殺或流放古拉格，直至1938年，居住在這裡的華人原住民幾乎被清洗殆盡。 2009年12月，海參崴附近的築路工人挖出了大量屍骸。2010年5月，俄方再次進行挖掘，共發掘出約480人的遺體，這些人全部遭到槍殺。現場還發現了大量個人物品，包括1930年代的硬幣、煙嘴、孩子的珠子、杯子、瓷碟、眼鏡碎片和眼鏡等。此外，還發現了中文與俄文報紙，其中一份的日期是1937年9月18日。據現場專家表示，這些遇害者均是雙膝跪地後被一槍擊斃。 網路圖片 鑒於這段歷史，有人對於前往海參崴參加閱兵的旅遊活動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在一邊廂，中國有兩名年輕女子穿和服在街頭跳舞引起了公憤，而另一邊廂，有人卻公開打出旅遊海報，號召中國人去那塊原本屬於我們的土地上，感受他國的軍事盛典。這種對比讓人感到難以言喻。 有人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前往海參崴的人能夠攜帶紅旗，以此表達對祖國的熱愛。 網路圖片 在網上流傳的一張圖片顯示，幾名中國留學生登上富士山頂，手持紅旗，這一舉動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因此，一些人認為，前往海參崴的遊客如果也能帶上紅旗，表達對祖國的熱愛，那麼他們的勇氣將值得讚揚。 面對這樣的情況，人們對於如何看待歷史、如何表達愛國情感有著不同的看法。無論如何，歷史是不容忘記的，而對待歷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態度。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川江物語
文/清簫 「百善孝為先」是我們每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無論古今，衡量一個人品行如何，從是否有孝心這一點就能窺大，若待自己的父母不好，怎會對別人好？相反，孝敬父母的人往往推己及人，值得信賴。《孝經》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孝道面前不分貴賤，在古代，孝是君主的基本標準之一，帝王孝順父母，以身作則，才能教化百姓，臣民也會更加信任他。 母親節將至，筆者精選中國歷史上12對母子間的感人故事。這些孝子中有帝王將相，亦有平民百姓；有日夜陪伴的點點滴滴，亦有天人永隔的真情流露。 （圖：Adobe Stock） 虞舜感化家人 大多數兒女都能善待慈母慈父，但若父母不慈，仍能堅守孝道，則相當可貴。舜就是這樣一位難得的孝子。 《尚書》記載：「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舜的父親是盲人，愚頑不明事理。他母親去世後，父親娶了一個後妻，性格暴虐。這繼母生了一個兒子，名叫象，長大後也兇狠無禮。 盲父、繼母和象三人心懷不軌，時常想殺害舜。而舜只是躲避，從不怨恨生父與繼母，堅持孝道，久而久之竟感化了一家人。 當時的帝王是堯，他有次問哪位賢德之士能繼承帝位，大臣向他舉薦舜，說舜善於和父母兄弟相處。堯於是將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舜，經過觀察，發現舜也能以德感染妻子。堯之後便將帝位禪讓給舜。 張居正《帝鑒圖說》對此評道：「自古聖賢，皆以孝行為本，然父母慈愛而子孝順，尚不為難。獨舜父母不慈，而終能感化，所以當時以為難能，而萬世稱為大孝也。」 舜（圖：公有領域） 漢文帝親嘗湯藥 漢文帝的孝在歷代皇帝中是最突出的，他待母親薄太后堪稱毫無懈怠。 薄太后有一次生病長達三年，漢文帝親自照料，《二十四孝》稱他「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親嘗弗進」，每次喂母親湯藥都親口嘗過後才放心給母親服用。 後來有詩讚頌漢文帝：「仁孝聞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載玻，湯藥必先嘗。」 漢文帝（圖：公有領域） 海瑞與賢母謝氏 說到明朝最著名的清官，當屬「海青天」海瑞。他一生不畏權貴，上級來訪學堂，唯獨他不跪；胡公子橫行霸道，他將這個紈絝子弟狠狠懲治一頓。其最大膽的行為莫過於上疏罵嘉靖皇帝，至今傳為佳話。 這樣一位剛正不阿的清官身後，離不開賢母謝氏的諄諄教誨。海瑞的父親去世早，母子二人相依為命，生活貧寒。謝氏平日做針裁活養家，非常辛苦，但絕不苦孩子的教育，省吃儉用的錢都用來請良師輔導海瑞。 （圖：Adobe Stock） 謝氏正直剛強，不僅嚴以律己，對孩子的家教也極為嚴格，自幼要求他一言一行都按照聖人的標準。海瑞年少時，某日嬉皮笑臉地跑到謝氏面前，不料謝氏當即嚴厲地教誨道：聖人會像這樣戲謔嗎？！從此海瑞對自己的一舉一動要求更加嚴格。 海瑞做官後生活依然勤儉節約，極為清廉，因此聞名官場。據《明史》，他平時「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穿布袍，只吃糙米和僕人種的蔬菜。海瑞始終孝順母親，儘管自己寒酸，對母親卻毫不吝嗇。為謝氏祝壽時他破天荒般買了二斤肉，一時竟成為官場「重大新聞」，一向不苟言笑的胡宗憲也對海瑞買肉感到驚訝，和其他官員津津樂道地聊起此事。這二斤肉，在貪官權貴眼中和清官海瑞心中的重量，可謂大相徑庭。 然而有一天，孝子海瑞走到了人生最重大的十字路口，預感到自己再不能繼續贍養母親，心中十分愧疚，因為他在路口處做出的決定，註定自己將與母親生離死別。 （圖：Adobe Stock） 海瑞到北京擔任戶部主事後，十分憂心國事。眼看廟堂之上，嘉靖帝長期怠政，深居西苑；而底層社會民不聊生。自楊最、楊爵因言獲罪後，再沒人敢直言進諫。於是海瑞決心冒生命危險上疏批評嘉靖，揮筆寫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盡數嘉靖在位多年來種種弊病，並諷刺說，在他的統治下「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 海瑞提前為自己買了一口棺材，找到好友王弘誨，掏出平生省吃儉用攢下的微薄積蓄，將老母妻兒託付王弘誨照顧，並與家人訣別，視死如歸地向朝廷遞上這份即將引來殺身之禍的奏疏。 （圖：Adobe Stock） 以嘉靖睚眥必報的脾氣，看完海瑞的奏疏後自然龍顏大怒。他當即將奏疏摔在地上，大喊道：「快逮住他，別讓他跑了！」但得知海瑞早已買好棺材時，嘉靖沉默了片刻，待冷靜後，他又撿起地上的奏疏看，一天反覆閱讀多次，感慨道：「此人可比比干，但朕不做商紂王。」 儘管嘉靖下令將海瑞關進詔獄，卻一直沒有殺他。彷彿上天有意幫助海瑞，不久後嘉靖病死，海瑞得以出獄。上疏罵嘉靖一事從此名揚天下，海瑞成為天下人心中的英雄。 海瑞的忠孝、愛民、傲骨、自律和清風，正來自於早年母親嚴格的家教，如他本人所說：「盡母氏諄諄開我力也」（《與瓊鄉諸先生書》）。 （未完待續）
歷史上真實的他的確能經世濟民，但不是以你想像的那種方式。 在中國文明史上，南北宋堪稱群星璀璨，但若說在老百姓中的影響力，南宋首推岳飛，北宋則首推包拯。 前者能讓千年以後的導演依然拍一部《滿江紅》賺足票房，後者則能讓千年後的百姓遇上不平事依然跑去哭拜。這倆文化IP遍數古今真的也是沒誰可匹敵了。 可有趣的是，岳飛和包拯的民間形象，與他們的歷史形象的差距，恰恰又是極大的。岳飛的故事我在《岳飛的真正死因：不被允許的Plan B》一文中曾經解析過了。 今天我們聊聊包拯。 網路圖片 提到包青天，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應該都是小說里的那些案子，什麼鍘美案、烏盆案、狸貓換太子等等，在這些案子當中，包青天的形象不僅是鐵面無私、不畏權貴，更重要的是英明睿智、明辨是非，宛如後世西方偵探小說中名偵探們一樣，把案情抽絲剝繭的還原清楚，給當事人一個清白。 可有趣的是，明辨是非、「名偵探包龍圖」這個形象，恰恰與戲劇里的黑臉一樣，是跟史料中的包拯離得最遠的。 《宋史·包拯傳》當中倒是確實記載過一樁包拯「明辨是非」的案子。說他在地方上當知縣時，有一天有人告狀說自家的牛舌頭被割走了。 這種類似今天你自行車被人放了氣的案子，當然是很難破的。可是包拯說，你回去把牛殺了賣肉就行。 這命令可謂驚世駭俗，因為按照宋朝法律，老百姓無故私殺自家的牛馬是犯法的。 於是不久之後，就有人跑來告發，說某某殺了自家的牛。 包知縣一拍驚堂木：老實交代！當初割了牛舌頭的，是不是你這小子！ 包拯的邏輯是這樣的：北宋子民又不是仙台人，割牛舌這種事損人不利己，什麼人會幹呢？肯定是他家鄰里中與他有私怨的人，靠這種陰惻惻、難以追責的事情發泄怨氣。既然有私怨，又偷割了他家的牛舌，肯定會盯著他怎麼處置這頭牛，一看這家人居然乾脆把牛殺了，當然要落井下石，出首告發。 所以舉報這家人私自宰牛的人，一定就是當初割了牛舌的人，此題得證。 這似乎很符合後世附加給包拯的「青天」形象。只不過有兩個問題： 第一是這套推理雖然精妙，但按照現代司法標準卻是證據缺失的，如果犯人像《名偵探柯南》里一樣抗辯一句「你的推理很精彩，但最關鍵的證據呢？」包拯估計就得跟毛利小五郎一樣抓瞎了。 網路圖片 所以這個推理故事還不如《柯南》…… 當然，這個問題在我國古代不存在，所謂「五木之下，何供不得？」，古代中國司法可不講究什麼「證據鏈」，進了衙門口，一通好打，看你招是不招？ 像包拯這樣能夠先通過推理大體確定犯人是誰，已經算是當時的業內良心了。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雖然進了正史，但這個故事本身很可能是假的。 根據史學家的考證，「割牛舌案」這個段子在當時相似腳本實在太多了，僅在北宋一朝，就在不同的清官身上發生過六次，其中還包括曾鞏這樣也比較有名的名臣。也就是說，假如我們不假設北宋有那麼一個和「開膛手傑克」一樣的慣犯「割牛舌張三」的話。我們基本可以斷定這個案子是偶然發生過一次之後，以訛傳訛，逐漸被老百姓用在所有他們想讚譽的清官身上的套路——道理就跟你小時候寫好人好事，實在沒的可寫，就寫扶老奶奶過馬路一樣。 於是正史記載的包拯唯一一次「名偵探」，也成了真實性存疑的懸案。 那麼包拯為什麼出名呢？難道真就因為他清廉，鐵面無私么？ 如果僅僅因此，他就得後世如此附加讚譽，那豈不是說明古代中國秉公執法的清官實在是太少了，有這麼一個也成了瀕危動物一樣的極稀罕物什？ 如果讀正史的話，你會發現包拯的為官生涯居然是比較「佛系」的。 他28歲的時候得中進士，以「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而論，確實是青年才俊，可是當朝廷授官讓他「知建昌府事」的時候，他卻來了個「辭不授」——工作地點太遠，父母健在，我不願去。 於是朝廷又耐著性子，改授這位「少年包青天」到距離老家不足300里的和州上任——按說這已經是打破了秦制下官員必須異地為官的慣例了。 結果包拯依然不幹。朝廷這下徹底抓狂了，你這是壓根就不想做官啊！見過辭官的，沒見過一考上進士的就辭官的啊？不想當官，那你考進士幹嘛啊？ 包拯打在牌面上的理由是要奉養父母，但我覺得這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其實關乎包拯這一生為官風格的真相。 包拯的父親名叫包令儀，也是少年得中進士，最高曾經做到了南京留守（大約相當於直轄市市長）這樣的高官。所以包拯用今天的話說，其實是個妥妥的「官二代」，他個人和他家從來不缺錢花、更不缺地位（所以京劇里什麼嫂娘含辛茹苦把他帶大的故事純屬演義）。 這樣一個人參加科舉，拿到官場的通行證，主要其實不是求官，而是證明自己——我有能力，我也可以姓趙！同時進士出身也相當於給了他一張護身符，對本地官吏構成了一種「潛在威懾」讓他們不敢隨意欺負自己。 以這個角度去解讀，你就能更容易的理解包拯為官之後很多行為——與明代的海瑞苦行僧一般要求自己恪守清廉不同，包拯的清廉與剛正，更多體現了宋代名臣那種富有和自足之後的不需要。 比如他在知端州的時候一改前任們胡亂攤牌、從民間無度攤派、索求「端硯」的惡習，除了每年進貢給皇帝的十方硯台，一方硯也不取。為什麼？除了包拯確實道德高尚之外，三個重要的輔助原因，一是人家家境好，對這些好東西都吃過見過了；二是他後台硬，沒有那麼多迎來送往的需求；三就是包拯這人官當的「佛系」，以贍養父母之名，他能從28歲的小青年「請假」到快奔四才出仕，你能想想他對當大官有多麼沒有野心。 所以與歐陽修、范沖淹等等同時代想要「大有為」、也在仕途大起大落的「慶曆名臣」不同，「佛系」的包拯這輩子的為官履歷其實非常波瀾不驚，就是那麼一路做上去的。而連帶著，他的為政觀點也非常平和。 網路圖片 包拯所經歷的宋仁宗時代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不折騰」歲月，但這段時期內依然發生了慶曆新政。 所謂「慶曆新政」其實是後來更為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的序曲，歐陽修、范仲淹等人認識到宋朝的種種積弊問題，決心厲行改革，而他們改革方式則是進行官員考評，慶曆名臣們的改革主張非常理想主義：他們只要朝廷精選出二十來個按察使，對地方官進行巡視、考核，只消半年時間，就「足以澄清天下」。 而在這場改革運動即將發軔時，站在慶曆新政對立面的「反動派」是誰呢？恰恰就是包拯。 慶曆四年，包拯上了《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的奏書，光看這個奏摺名字，你就可以大體猜到他是對著歐陽修等人「騎臉輸出」，而在奏摺的具體行文當中，包拯以他自己和他家族的為官經驗，指出了過於這套看上去很美的新政的諸多問題： 第一，現在朝廷搞官員考核，可是監察官們也是人。那些地方上真正有背景的官員，監察官員是不敢管的，所以考核一頓的最終結果，無非是抓一些毫無背景的官員來湊數，進一步導致官場的權貴化。 所謂「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滑者則縱而不顧」。 第二，真正道德高尚、認真辦事、剛正不阿的官員，他們在官場上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因為你為官清正、造福百姓，就難免得罪同僚的利益，所以所謂派出按察使去「考問風俗」，一波「民意測驗」下來，風評往往最差的往往也是他們。考核越嚴格，越是逆淘汰。 所謂「遂使守節之士或負終身之玷」。 第三，加強考核帶來的效果是什麼呢？是官員為了朝廷樹立KPI，會不擇手段刷績效，而百姓在這些苛官酷吏面前是毫無還手之力的，負擔只會更重。 所謂「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 由於王安石變法被現代史學界所肯定，慶曆新政作為其「前傳」的形象也是相對正面的。那麼如此看來，包拯上書反對慶曆新政的這些言語，簡直是標準的「反動言論」。 可是如果我們以歷史的後見之明看來，包拯的這些擔心，確實精準預言了慶曆新政所帶來的弊端，而這些弊端，在之後間接導致北宋黨爭乃至亡國的王安石變法中，呈現了更劇烈的發作。 那你問歷史上真實的包拯，他的為官原則和為政理想是什麼呢？ 我想四個字就可以概括——與民休息。 比如包拯曾經上書說，漳河流域現在被朝廷劃定為官方馬場，但這個地方土壤肥沃，用來養馬太可惜了，如果能解禁，放任老百姓在那裡開墾種田，多打出來的糧食能「活人無數」。 再比如，他又建議，說現在朝廷囤重兵於河北，每年的軍餉和糧草消耗轉運費用就是一筆驚人的花費。將領們天天喊著要收復幽雲十六州，可也沒見行動啊？朝廷給遼人的歲幣也沒見少發啊……如果朝廷決定不打仗，那不如就乾脆少囤一點精兵，能擋住遼人的突襲就行，把省下的糧餉用來恩養百姓，搞寓兵於民，在河南多組織一些民兵、鄉勇，萬一遼人真的要入寇。咱能迅速集結起來，讓他們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不就可以了么…… 是的，如果把真實歷史上的包拯形象還原出來，你會發現他是一個很不討如今網上「大棋黨」們喜歡的人——他不僅沒有名偵探一樣的大腦，殺伐果決的性格，而且有點佛系，甚至有點婆婆媽媽，他反對慶曆新政（如果活到神宗朝的話，肯定更反對王安石變法），反對朝廷以「備戰」「收復燕雲」為口號用沃野良田來養馬、囤重兵於河北…… 甚至他還隱隱反對收復燕雲十六州，這個在北宋時代絕對政治正確的旗號。 更要命的的是，宋仁宗朝，明明是後世史家眼中中國古代史上屈指可數的太平盛世。可在包青天給皇上的奏摺當中，卻成了「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的兇險歲月。 包拯簡直就是騎在仁宗皇帝的臉上輸出，說如今日子剛好過沒幾年，老百姓剛吃飽了一口飯，經不起折騰啊，一折騰就又民不聊生了，所以您一定悠著點。 說到底，包拯這種官員，對古代帝制王朝最不可忍耐之處在哪裡？ 壓根不在於民間傳說想像的那樣、鍘了幾個皇帝的女婿陳世美、或者找了多少次太后或者國舅的麻煩，那算個屁啊？哪個皇帝真有心cosplay一下李世民，還能容不下個魏徵？ 歷史上真實的包拯，對皇帝來說最不可忍耐的地方，在於他的立場是真的站在老百姓那邊的——他在不斷告誡皇帝，你少折騰兩下吧，少養幾匹馬，少囤一些兵，讓苦哈哈的老百姓多喘一口氣。 而同時代和之後的其他名臣，從歐陽修、范沖淹到王安石、呂惠卿，他們的改革方法無論怎樣變化，他們的立場其實都是站在皇帝那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打造一個更高效的汲取系統，從民間汲取更多的物力、財力，以支持皇帝的「大有為」。 這些人本質上是「專為君謀」的商鞅的繼承人，其所抱的覺悟充其量也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的那句看似自我犧牲、悲壯無比的名台詞—— 「再苦一苦百姓，罵名我來擔！」 網路圖片 而包拯的這種真正站在小民立場上想問題的人，是皇上難忍，同僚難忍，甚至很多吃觀音土的命、操政事堂的心的草民百姓自己也難忍的。 所以我常想，可能也就只有宋仁宗這種中國古代歷史上打著燈籠都難找的好皇帝，這種半夜想吃口羊肉、都因為害怕折騰百姓而強忍住的仁君，才能夠忍得下包拯的這樣臣子，讓他權知開封府事，讓他做到龍圖閣大學士，還讓他留下一個「開封有個包青天」的傳說。 所以《宋史》最後的論贊說的精準：「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於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 寫宋史的脫脫這個人，生性確實穎達，只不過元朝那個時代，給他的才學和時間實在是不足，所以宋史修的不好，他能說准了一些東西，但卻不能完全說透。 在中國古代史上，為官清廉、執法嚴明、鐵面無私的官員雖然不多，但也絕非那麼少，不過這些人身上往往有另一個標籤「酷吏」——他們在為官清廉、鐵面斷案的同時，對小民百姓也是無情的，他們會同樣嚴厲的執行朝廷下達的那些盤剝百姓、竭盡民力的指令。這些人的「清廉」「嚴明」跟他們的苛刻嚴酷本質上二位一體，都是為了成為皇帝執行其指令的工具而存在的。 所以中國古代史上兩類官員其實都有，一種是庸官，他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寬和但循私。另一種是酷吏，他們站在皇帝的立場上清廉卻苛酷。大多數官員都在這兩個極端的光譜上來回搖擺。 而包拯此人之所以特殊，就在於他一方面「其政嚴明」，不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卻「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他為官即不為富裕自己、也不為效忠皇帝，他是一個真的想「與民休息」的人。 這樣的官，確實太難得了。 最近在讀郭建龍老師的《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他說中國古代史上有個規律，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民生凋敝、國家困窘，所以皇權會被迫執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放鬆政策，導致經濟的復甦與繁榮。然而這種繁榮一旦達成之後，朝廷又會發現，繁榮社會所產生的經濟利益是多半無法被權力所調用，甚至有的時候反而腐蝕甚至解構權力的。那麼這個時候，王朝就會它的自保機制，應激性的讓皇帝仍用一批嚴明但苛酷的酷吏來為政。 他們在清廉為政的同時，更主要的目標就是用苛酷的手段重新馴服社會這頭養回精神來的野馬，讓它重新馴服於王朝的韁索。於是王朝就會進入「第一酷吏時期」，漢朝的景帝、武帝時代先後重用郅都、桑公羊，唐代的武則天時期，都是這種規律的經典呈現。 網路圖片 一個幽靈，商鞅的幽靈，在中國古代史上反覆的借屍還魂。 而我們看到宋代，本來這個「第一酷吏時期」應該在仁宗朝的慶曆年間就已經開始呈現，但卻沒有。 老百姓又過了十幾年「清平樂」的好日子，直到神宗時代的王安石變法才讓這個規律重現。 我想，這應該感謝有宋仁宗和包拯這樣的君臣，他們「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的性格，他們真正去為每個小民一餐飯、一身衣著想的立場與仁心，的確是古代王朝少有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包拯和他的皇帝、以及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確實值得人們的永久紀念。 網路圖片 只可惜，包拯身上真正的閃光之處，是很難被多數人所欣賞的。 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審美中，一個人，哪怕他自己也不過是一介草民，但如果他長期被殺伐果決、金戈鐵馬、伏屍百萬、開疆萬里的「大格局史觀」所洗腦，他也很容易忘記自己的身份，把包拯這樣真正為民著想的人，看成是懦弱、守舊、甚至「聖母婊」。 而更不幸的是，在後世歷史上，這種人在中國民眾中所佔的比例其實相當高。他們忘記了寬仁，而只歡呼和期待一視同仁的苛酷。 所以民間宣傳、紀念包拯的傳說，為了符合民眾的心理預期，也漸漸走了樣。 在故事中的包拯變成了一個能鍘駙馬、審皇親、甚至通鬼神的神人。 甚至你今天去開封包拯廟，看到與那塑像同樣顯眼的，是那傳說中的三口鍘刀——龍頭鍘皇親、虎頭鍘官宦、狗頭鍘劣紳，還是皇帝欽賜，可以先斬後奏…… 這還不算，包大人還必須跟江湖好漢（民間黑社會組織）深相勾結，弄個王朝馬漢、展昭展侍衛「在身邊」。 網路圖片 也就是說，民間把包拯想像成了一個擁有幾乎無限權力、黑白通吃、還動不動喜歡開鍘砍人，用「死刑起步」搞「鍘刀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邏輯甚至張獻忠模式來「匡正世道」的「青天大老爺」。 包拯和仁宗皇帝如果泉下有知，估計要一起暈菜了——你不知道我們北宋殺個人有多慎重么？「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那是宋太祖親訓啊！哪來那麼多「殺殺殺殺殺殺殺」？ 但「殺殺殺殺殺殺殺」，不知不覺中這已經成了很多普通人眼中「敦清世道」有效的方式。 甚至，很多人與其說是在拜包青天，不如說是去崇拜他塑像前的那三口鍘刀，並嚮往那一聲無比解恨的「開~鍘~」！ 網路圖片 只能說，思想和時代都已經相差太遠了，民間已經把包拯想像成了一個與真實的他截然不同、甚至性格和主張都完全相反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里寫過一個段子，說即便耶穌真的復活，他的信徒們也不會認。 因為他們崇拜他，而崇拜是距離理解最遠的情感。 我想，這個邏輯放在包拯上也一樣。一個真實的包拯如果真的站在你面前，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就多半不會崇拜他，甚至可能特別討厭他——因為他們的三觀和治世理想，已經離他太遠了。 只是我在想一件事，廟宇里受人跪拜、黑臉似閻王、鍘人如割韭菜的青天大老爺，和那個歷史上真實的包拯，哪一個想法，才能給人們真正的「清平樂」？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海邊的西塞羅
文/清簫 寒風凜冽，大雪紛飛，京城一帶，一名官員偕同幾個隨從走進一座古寺中。為避免擾民，該官員微服出行，毫無架子。他便是時任京畿學政左光斗。 寺中一間廂房內，有個書生竟伏案睡著了。此時的氣溫，即使蓋上棉被也難抵禦風寒，何況這書生衣著單薄。 左光斗走近，見書生案上放著一篇剛寫完的文章，於是仔細讀了一遍。看完後，左光斗小心翼翼地脫下自己的貂皮外衣，輕輕蓋在書生背上，之後靜靜走出廂房，並悄悄關上房門。 離開古寺前，左光斗詢問寺里的和尚，方知那書生的姓名。從此，他一直將這個名字記在心間。而書生此時還不知道，這位為他披貂衣的陌生人未來將成為他的恩師。 （圖：Adobe Stock） 後來書生參加考試，恰巧又遇到左光斗，但因兩人不曾見到對方面容，起初未能認出。小吏呼考生姓名，喊到「史可法」三字時，左光斗瞬間心頭一震，那段古寺中的記憶即刻浮現。這一刻，左光斗目光中閃爍著驚喜，仔細注視著面前名叫史可法的這位青年才俊。 千里馬難得，伯樂更難得。左光斗和史可法自此正式結下師生緣。之後他召史可法拜見其夫人，欣然說道：「我的兒子都很平庸。將來能繼承我志向的，唯有這個學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史可法亦將師恩與教誨牢記於心。 左光斗為人正直廉潔。他做御史期間嚴厲懲惡打假，「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明史》卷244），一時令整個京師的人震驚。他掌管屯田事宜時，提出「三因十四議」，井井有條，得到詔令批准施行，使水利大興、百姓豐收。 左光斗拜左僉都御史後，當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都身居要職，左光斗和他們相互配合，仗義敢言，嚴格考核，重用正人君子。特別是他和楊漣的配合頗受讚譽，二人皆是東林人士，對抗宦官，輔佐少主，被並稱為「楊左」。左光斗的人品與氣節也如日月輝光感染著學生史可法，不久後，史可法將以實際行動證明這一點。 （圖：Adobe Stock） 一夜風雨梅花殘 師生再遇不堪看 可嘆好景不長。明熹宗天啟皇帝在位初期重用東林人士，朝廷充盈正氣，但這個年輕的君主寵溺宦官，貪玩怠政。很快，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太監魏忠賢走向權力的頂峰，與明熹宗的奶媽客巴巴及外廷反東林勢力勾結，形成閹黨集團，禍亂朝綱。「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明史紀事本末》卷71） 天啟四年（1624年）六月，楊漣寫奏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左光斗與其謀，鼎力支持；此外，左光斗還揭發閹黨分子崔呈秀贓私，列舉魏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條當斬之罪，打算在十一月二日上奏。但這未能躲過閹黨的情報網，魏忠賢得知後，先撤了左光斗的職，後製造冤案將他打入獄中。 左光斗在獄中遭到極殘忍的酷刑折磨。史可法聽聞恩師入獄，萬分焦急卻無力相救。閹黨防備甚嚴，就算是左家的人也被禁止靠近。 當聽說左光斗遭受炮烙、命懸一線後，史可法拿出五十兩銀子，哭著求獄卒放他進去。獄卒被感動了，說可以找個時間喬裝打扮後混進去。然而，倘若被發現，史可法和這名獄卒極可能也丟掉性命。 史可法依照獄卒的吩咐換了身衣服，背一個筐，手持長鑱，扮成清理垃圾的人，之後獄卒領他悄悄走入獄內。 （圖：Adobe Stock） 據《明史》，關押左光斗的是詔獄。這裡如十八層地獄般恐怖，「往者魏、崔之世，凡屬凶網，即煩緹騎，一屬緹騎，即下鎮撫，魂飛湯火，慘毒難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樂矣。」（瞿式耜《陳時政急著疏》） 獄卒悄悄用手指了指左光斗的位置。史可法朝此方向看去，待看清楚時，他的內心瞬間崩潰了！ 此刻，左光斗身子靠著牆坐在地上，臉和額頭都已被酷刑燒得焦黑腐爛，已無法辨認出原先的相貌，左腿膝蓋以下的筋骨已全部脫落。 史可法顫抖著走上前，撲通一聲跪在地上，伸手抱著恩師的膝蓋哭泣不止。而左光斗此時眼皮已被燒壞，睜不開了，只隱約聽出似乎是愛徒的聲音。他此時連抬起手臂都十分困難，使勁用手指撥開眼皮。當發現確實是史可法後，左光斗不再有昔日見面時的驚喜，也沒有訴苦，而是憤怒訓斥道： 「愚蠢！這是甚麼地方，你竟到這裡來！國家之事糜爛到這個地步，我也時日不多了，你卻如此輕身，不明大義，置天下大事於不顧！」 史可法怎忍心走？左光斗又棒喝道：「還不快走！與其等奸人來陷害你，不如我現在打死你！」然後費力地在地上摸索刑械，做出要砸的動作趕愛徒走。 史可法見恩師話已至此，只得強忍住哭聲，含淚離開。 天啟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於獄中被迫害至死。和他一同遇害的還有楊漣等五人，合稱「東林六君子」。 （圖：Adobe Stock） 兩年後，明熹宗駕崩，弟朱由檢登極，即明思宗崇禎帝。崇禎繼位後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剷除魏忠賢及閹黨，為東林黨人平反，左光斗亦在其中。然而，逝去的生命再回不來了。 梅花凋謝後，化作了春泥，而史可法的體內流淌著左光斗的魂。 又到寒風凜冽時 崇禎年間，流寇之亂極為嚴重。史可法一度擔任鳳廬道，負責守衛鳳陽、廬州。他恪盡職守，每有警報，常常連續數月不回室內睡覺，休息時也只在帳外。他待自己甚嚴，但不忘關愛部下，總是先考慮將士的飽暖，「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明史》卷274）。 同時他更不會忘的，是恩師。 （圖：Adobe Stock） 和左光斗初遇的那天，寒風凜冽。如今值班時，也是相近的天氣。長夜漫漫，史可法每次站起身，鎧甲上的冰霜就會撒落下來，伴有似敲打金石的聲音。有人勸他休息時，他便說：不能愧對恩師啊。每向別人講起在獄中的場景，他便潸然淚下，說：「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相傳史可法的母親尹氏在懷孕時，「夢文天祥入其舍」（《明史》卷274），之後誕下了他。或許從那時起，上天已暗示了他的結局。 （圖：公有領域） 明失其鹿 崇禎末年，史可法調任南京兵部尚書。明朝自永樂遷都北平後，南京成為留都，保留了六部等和北京相近的一整套中央機構，但多為虛銜，享有實權的只有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等幾個官職。在此體系下，天子守國門，萬一北京有難，南京理論上可迅速組建臨時朝廷，亦便於天子南遷。事實上，自永樂以來二百多年間，沒有一個皇帝逃向南京，北京總能化險為夷。 然而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對大明而言這是北京第一次被攻陷，也是最後一次。當日崇禎自縊，李自成率大順軍進入北京，自此明朝覆亡。這一年亦是大順永昌元年、大清順治元年，明失其鹿，自成、滿清共逐之。僅在短短一個多月內，北京就兩度易手，死了一個皇帝（崇禎），跑了一個皇帝（李自成），又來一個關外的攝政王（多爾袞）。局勢變化之快，對局內人而言可謂撲朔迷離。 五月初二，多爾袞率領清軍從朝陽門進入北京，自此，三足鼎立之勢基本成型——北有滿清，西有大順，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區仍歸明朝政府管轄。 三月十九日明朝滅亡後至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前，南方半壁江山處於沒有皇帝的狀態。這期間的亂局中發生了哪些充滿戲劇性的大事？史可法及南京政府又作何反應？且見下回：北廷滅順清逐鹿，南京疑福潞相爭。
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即1592年至1598年，大明和日本在朝鮮展開了兩場驚心動魄的對決，中方稱其為「萬曆朝鮮戰爭」，韓國稱之為「壬辰倭亂」，日本稱之「文祿慶長之役」。萬曆朝鮮戰爭是16世紀東亞最大規模的國際戰爭，對明朝、日本影響巨大。 對於大明，與之前應對東南沿海倭寇不同，此次赴朝抗日是兩國正規軍的交戰。早在朱元璋開國時，倭寇就已騷擾大明沿海，這些人主要是日本海盜，以走私為主，傷害與規模不大。但明朝後期，特別是嘉靖年間尤為嚴重。原本明朝一直與日本保持官方勘合貿易，然而嘉靖二年，日本有兩派勢力在寧波爭貢，殃及當地居民，且有明軍官戰死，史稱「寧波之亂」。因此明朝中止了與日本之間的勘合貿易，從此倭寇更加猖獗。嘉靖年間倭寇的組成人員也發生變化，《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倭寇之中有很多是中國南方人，真正的日本人佔比反而少。這些倭寇不屬於正規軍。明朝在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努力下平息倭亂。 然而侵略朝鮮的日軍是身經百戰、從日本戰國時代磨練出的軍隊，對大明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戰。萬曆朝鮮戰爭分前後兩個階段，兩次都以明方勝利收場，雖然告捷，卻消耗明朝大量財力，且當時大明最精銳的遼東兵損失很大，這些都是加速大明衰落的重要因素。萬曆朝鮮戰爭的勝利可謂是明朝軍事最後的輝煌。甚至明亡後有朝鮮人自責說是他們拖累了大明，不過這只是片面之見，還有其他加速明朝衰亡的因素比此更關鍵。 在這場跨國作戰中，大明諸多英雄人物登上歷史舞台的中央。下面將帶大家穿越層層硝煙，走近400年前明、日、朝三國間的金戈鐵馬、風雲往事，綜合各史料詳細講述過程及影響。 （圖：Adobe Stock） 暗流涌動 欲知朝鮮硝煙之始，先從日本一代梟雄豐臣秀吉說起。 自1467年起日本進入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延續一百多年。16世紀中葉，一個名為織田信長的大名在群雄中脫穎而出。在他的追隨者中，賤民出身的豐臣秀吉憑藉建功步步高升。 1582年六月爆發本能寺之變，織田信長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起兵謀反，信長死於熊熊烈火中。豐臣秀吉得知信長噩耗後討伐明智光秀，勢力迅速壯大，成為信長的實際繼承者。1585年秀吉擔任關白（類似宰相），經過征伐統一日本，成為日本最高實權統治者。 《明史》也對豐臣秀吉的稱霸統一之路有所記載：「俄信長為其下明智所殺，秀吉方攻滅阿奇支，聞變，與部將行長等乘勝還兵誅之，威名益振。尋廢信長三子，僭稱關白，盡有其眾」；「於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 豐臣秀吉（圖源：Kano Mitsunobu） 雖內亂解決，但自古戰爭機器出於慣性往往難以即刻停止。日本當時軍隊長期靠打仗吃飯，突然進入和平時期，在那時統治者看來無論是解散還是擱置都不合適，戰爭的慣性很容易引發叛亂，所以豐臣秀吉決定將注意力引向海外。 當時還有一個背景，明朝在隆慶年間解除海禁，對外開放極大促進中國商業發展，但考慮到之前沿海倭寇猖獗，所以仍將日本列入貿易「黑名單」。日本國土面積與物產有其局限性，加之當時白銀開採量大，所以日本人希望以驟增的白銀購買中國大量商品。但官方渠道走不通，走私也遭打擊，日本便開始磨刀霍霍，圖謀攻佔整個大明帝國。 豐臣秀吉的計劃是先以朝鮮為跳板，進而吞併中國，並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 一方面，為清掃海上的障礙，日本要求琉球（今沖繩）、呂宋（今菲律賓）等國向其納貢。《明史》載：「威脅琉球、呂宋、暹羅、佛郎機諸國，皆使奉貢。」琉球本是明朝的屬國，日本擔心琉球向北京透露情報，因此制止該國向明朝繼續進貢，野心已經擺在檯面上了。 另一方面，豐臣秀吉重新改編軍隊，分為九大軍團；招募新兵；修建戰船。《明史》載：「益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為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為導。」 （圖：Adobe Stock） 那麼，此時的大明和朝鮮情報是否及時？又在做什麼？ 華僑急救國 朝廷竟無暇 我們先看一看大明帝國的準備狀況。對於日本的蠢蠢欲動，明廷自然收到了情報，卻不著急，倒是普通百姓比朝廷更著急。 萬曆皇帝和百官在忙什麼？我在之前的文章談到「爭國本」，朝廷在為太子問題糾結、爭論，萬曆皇帝不斷拖延立皇長子為儲君，無暇顧及海外之事，更沒有重視日本的變化。還有一個客觀原因，官員覺得日本距離遠，想攻大明也沒那麼容易。另外，這時距張居正病逝已有十年，改革被廢止，接任的內閣首輔張四維、申時行都較平庸，張居正雷厲風行的時代越行越遠，國家又逐漸回到散漫狀態。經濟上，張居正改革為國庫帶來的豐厚收入也在消耗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爭爆發前，海外明人的救國行動及憂國憂民的態度。 （圖：Adobe Stock） 有一位住在琉球的商人陳甲立即和琉球官員鄭迥商議，希望能將消息帶到故鄉，提醒明廷早做準備。即使這樣他還不放心，於是親自回到福建，將所知所聞告訴福建巡撫趙參魯。趙參魯進而轉告朝廷。兵部並沒有太重視，但也做了些事，傳遞公文問朝鮮國王李昖有沒有這回事。 朝鮮和日本往來密切，民間應該早就知道。「釜山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戶往來互市，通婚姻。」（《明史紀事本末》）而且萬曆十九年（1591年）五月，日本使者抵達朝鮮，說：下一年的春季將進攻大明，希望借道朝鮮。所謂「借道」就是佔領，春秋時晉國要滅虢國，先向虞國借道，之後虞國還能存活嗎？ 《明史紀事本末》載：「時朝鮮王李昖湎於酒，弛備」；「時朝鮮承平久」。朝鮮主要問題不是情報不暢，而是太平日子過慣了，軍備廢弛，君主安逸。朝鮮雖然在軍事防禦方面做了準備，但因長年太平，軍民抱怨杞人憂天，進展十分緩慢。 （圖：Adobe Stock） 有意思的是朝鮮國王李昖一開始的反應：「王但深辨嚮導之誣，亦不知其謀己也。」（《明史》）李昖向大明回復說，所謂日本要以朝鮮為嚮導攻打大明，應該只是謠言。 然而，朝鮮有一項舉措非常正確，即破格提拔了一位看似平凡的縣監李舜臣。在不久的將來，他將以感天動地之舉，在大海上保家衛國，名垂青史，成為朝鮮人的英雄。 日本有一位華僑名叫許儀後，冒生命危險向大明傳遞情報。他原是大明的醫生，後來被倭寇擄掠到日本，從此在日本娶妻生子。日本薩摩藩的藩主島津義久的孩子生病，許儀後以高超醫術救其一命，從此他成為島津義久的御醫。 1587年，島津義久向豐臣秀吉投降，之後參與謀劃侵略朝鮮。許儀後在他身邊，自然得知此事。因擔憂大明有難，而自己不便行走，許儀後於是聯繫了另一位在日華人朱均旺，托他送信至大明。 許儀後的信寫得非常詳細，而且預言準確。信中包含豐臣秀吉的簡介、日軍武器和兵力，稱日軍不習水戰、不敵火攻，並預言日軍進攻時間在萬曆二十年（1592年）春夏之間。 日本為防泄密，嚴禁商船出海並嚴查當地華僑。許儀後利用與島津義久之間的關係，請求島津放走一艘商船，因此朱均旺得以登船返回大明。臨別之際，許儀後贈給朱均旺一首詩，最後兩句寫道：「霜台若問塵中事，惟道斯民苦尚憂。」 （圖：Adobe Stock） 許儀後和朱均旺傳遞的消息非常可貴。隨著情報越來越多，明朝開始重視，另一面朝鮮向明廷通報了日本借道侵略之言以及侵犯時間。明廷因此向中國沿海軍隊發布警告，稱要加緊備戰防範日軍。《明史》載：「十九年十一月奏，倭酋關白平秀吉聲言明年三月來犯，詔兵部申飭海防。」 明朝確實逐漸認真起來，但不遂人願的是，命運又安排一起事故導致明朝分身乏術——1592年二月寧夏出事，武官哱拜叛亂，朝廷要立即調兵平叛。 日寇渡海火速攻城 1592年春，侵朝日軍2萬人跨海攻佔釜山，戰爭正式打響。《明史》載：「二十年四月遣其將清正、行長、義智，僧玄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由對馬島渡海陷朝鮮之釜山。」朝鮮兵敗如山倒，日軍在釜山展開大屠殺。此前豐臣秀吉曾下令禁止入朝後傷害平民、擄掠財富，但這只是形式而已，事實上，殺紅眼的日軍對手無寸鐵的百姓毫不留情。一時間，釜山血流成河，被殺的平民和戰俘多達3萬人。 日軍登陸釜山（圖：公有領域） 之後，由小西行長帶領的第一軍團、由加藤清正帶領的第二軍團分路北上，很快就直逼王京（今首爾）。朝兵望風潰敗。身為一國之主的李昖棄城而逃，直奔平壤。 不僅放棄王京，他還下達了一道荒唐的指令，讓次子暫代他管理國事，像極了宋徽宗倉促傳位於欽宗之舉，極不負責。國已不國，兒子繼位後上哪治國？李昖還擔心平壤不夠保險，再奔義州，並派遣一批又一批使者不斷向大明求救。《明史紀事本末》稱「請援之使，絡繹於路」。國君逃竄只會更一步瓦解軍心，《明史》載：「倭遂入王京，執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可憐朝鮮大半河山淪入人間地獄。 當時朝鮮向明稱臣，歷任國王繼位都需要大明批准，且每年進貢。小弟國破家亡，大哥不能不管。儘管大明最初輕敵，但接下來做得相當好，發兵援朝，力挽狂瀾。期間，堪稱明朝版「楊家將」的李如松兄弟將在朝鮮登場，在東亞史上留下輝煌的一筆。另，雖戚繼光已故，但戚家軍仍在，這些好男兒也將跨過鴨綠江，在寒風中書寫精忠報國的偉績，再展大明雄風。 （圖：Adobe Stock） 當大明最強之師對決日本戰國名將，會碰撞出怎樣的悲壯故事與英雄豪情？個中風雲往事，請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