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州新規：計程車司機若拒載短程乘客恐面臨吊銷執照
2026 年 6 月 24 日
小鎮做題家是近年來的熱議話題，而作為他們階層躍遷故事的背景，是那些一直沒有機會離開村鎮的人。他們受教育程度不高，留守村鎮，隔絕於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 家庭資源有限，城市生存經驗不足，這些沒機會離開小鎮的人，將進城視為一種「妄念」。 小鎮修理鋪，日入三元 晚上約莫5、6點光景，王學勤和妻子楊鳳珍開飯了。桌上擺著臨街店鋪賣的熟牛肉、熗炒過的自家種的青菜，還有一瓶太原高粱酒。王學勤邊喝酒邊吃菜，楊鳳珍說話間，則不停對丈夫翻著白眼。 年前，兩人鬧了點兒矛盾，王學勤開一家家電修理鋪，這天他不在，有人來取修好的電視機，楊鳳珍作主收了三十元。王學勤回來後，立馬發了脾氣，他認為那三十塊錢收「貴了」。而楊鳳珍也絲毫不讓理。「光圖名聲能圖來錢？」提及此事，二人不免又是一番拌嘴。 爭執間，一位老人來修電飯鍋。開關壞了，王學勤為他換了副新的，連零件帶修理費，只收了三元錢。按楊鳳珍的說法，這就是開年後的第一份收入，聽起來不免帶著點兒窮酸。 這是2020年春節，正月大年初八，王學勤和楊鳳珍夫婦守在修理店內，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春節。 王學勤夫婦在鎮上開修理鋪已30餘年。鋪子就在自家自建房內，毋需房租。一年四季，王學勤大概都戴著墨鏡，坐在一張舊木桌前，進行電路板焊接，楊鳳珍負責招呼顧客。2014年她患上中風，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身體狀態好些時，店裡一有人來，她仍會倚著門框走出，笑著招呼，要給人倒水、同他們聊天。 楊鳳珍患病前，王學勤夫婦除春節或特殊節日，幾乎都要開店、守著店面做生意。大兒子王大雷在鎮子幾公外的鄉村開家電修理鋪，二兒子王小雷在鎮上開摩托車修理鋪。顧客大都是四里八鄉的熟人，店鋪開在自家的房子，吃的是自家土地里產的糧食和菜園裡的菜，肉去街上買，生活成本低，雖一年四季守在店裡，但有錢賺，日子還算自在。 鎮子位於山西晉南，這裡丘陵和坡梁起伏，在此地靠種地掙不上錢。鎮子十多公里外的東山，蘊藏有豐富的鐵礦，上世紀90年代，一座鐵礦廠矗立於此，晝夜不息地閃爍著火光，輸送礦產資源的交通幹道與鎮子主街交叉，構成一條繁榮的商業地帶。 王學勤夫婦是最早把握這波經濟紅利，從村裡移居到鎮上的人家。王學勤的父輩是農民，高考落榜後，王學勤開始自學家電維修技術，初來鎮上幹個體戶時，只能住在租借的馬房中，積攢財富後，才在鎮上置地建房、娶妻生子。 那時，繁榮的小鎮吸引來一波流入人口。有王學勤這樣來自附近村子的農民，憑手藝開店，諸如小飯店，理髮店、蔬果店、車輛修理鋪等等。也有來自四川、湖南的外省人被礦場吸引，前來賣力氣。 2005年後，礦場陸續關停，鎮子的發展速度放緩。2012年前後，縣城房地產生意紅火起來，鎮子迎來了人口外流時期。鎮，作為城市與縣城的中間態，曾被許多從鄉下渴望到縣城的人們視為中轉站。鎮子衰落，年輕一代紛紛選擇離開，去往經濟更發達的縣城，或去省城務工，匯入浩浩蕩蕩的城市打工潮之中。 但那時，王學勤和兩個兒子不想進城，也不怎麼想出遠門。他們的生存圍繞本地的社會關係和人情展開，一家人也留戀故土。 王家第二代中，王大雷夫妻是最早選擇出走小鎮的人。2014年前後，他們苦於鄉里的生意冷清，率先關掉修理鋪，分別進入省城的家電城和電子廠。兩年後，二兒子王小雷關掉鋪子，為兒女讀書，也搬往縣城。 留守此地的王學勤，和鎮上沒落的郵局、傢具廠、服裝店以及坑坑窪窪的炮彈路一起，像是兀自構成守護舊世界的結界。 2015年，楊鳳珍一陣陣犯頭暈，她身形高大，自認為身強體壯，起初並未在意，直到一次，上廁所時差點兒暈倒，王學勤帶她去縣醫院檢查，人已患上腦梗。不久，楊鳳珍爆發肢體障礙，住院治療了一陣，因錯過最佳治療時機，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縣醫院醫生無奈告知，只能靠藥物和鍛煉盡量維持現狀。 王學勤一面看顧維修鋪的生意，還要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大兒子留守在家的兩個孩子。他不堪重負。為給妻子看病，讓她的日常生活可以自理，王學勤沒少求醫問葯，從大醫院到小診所，從游醫偏方到神漢假藥，只要聽說有用，他們都願意嘗試。年近60歲，為外出看病，夫妻倆才偶爾會閉店，離開小鎮。 出走 作為小生意人，王學勤幾乎一輩子未離開縣域範圍。本地人信奉紮根守業，王學勤也幾乎將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獻給小鎮和家電修理鋪。 王學勤的家鄉在鎮子十幾公里外的鄉下。他頗有些少年「天才」，年幼時在村子裡拆卸組裝家中的半導體收音機、村裡廣播喇叭，甚至能靠修半導體錄音機掙上工分。70年代末，王學勤高考落榜，父親一捲鋪蓋，將他送到鎮上租借的一間閑置馬房，王學勤干起了「個體戶」。 8、90年代，王學勤抓住縣城購買電視機、收音機等電器的熱潮，靠看《無線電》雜誌等自學，成為鎮上最早的家電修理師傅之一。那時，鎮上人對他最深的印象，便是他騎一輛二手摩托車，紅色漆皮，超大油缸，發動機一開動，便發出破鑼聲響。行駛起來，更會拖出一條濃黑的尾煙。騎著這輛摩托車，王學勤也因此成為鎮上最早的萬元戶之一。 隨著業務擴展，王學勤的修理鋪從馬房搬遷到了鎮上最熱鬧的廟場，賺到了錢，王學勤渴望在鎮上安居樂業，他買下平房所在的地基，房子先起一層，又加蓋一層，樓上樓下七八間，在鎮上也稱得上「豪宅」。 當時，縣供電局甚至來挖「人才」，想安排他入編製，但王學勤覺得幹個體也更自由，拒絕了這份「官差」。 或許是自學技術謀生給的底氣，王學勤對兒子的學習不算重視， 「讀個九年義務教育就行」。大兒子王大雷從小愛跟父親搗鼓家電，初中畢業後，王學勤教給他修理家電的技術。後來，將上門維修這部分工作分配給王大雷。2003年，王大雷結婚後，在距離鎮子3公里的D鄉開設維修鋪，專註於「大鍋」（衛星接收器）安裝業務，父子二人修完大半個縣城的家電，完全不愁生意，他們也成為親戚中最闊綽的人。 小兒子王小雷15、6歲時，去一家摩托維修鋪成為學徒。學成後，王學勤花費6萬元，在鎮子街道購置一塊土地，為王小雷建造自建房，並開設摩托維修店鋪，王小雷也成家並自立門戶。 同年，王大雷的女兒和王小雷的兒子出生。兒孫滿堂的王學勤迎來人生最高光的時刻。那幾年每逢年節，王學勤家中格外歡鬧，連鞭炮和禮花都要放得比別家要多，要響。 一派繁榮背後，也有暗面。2005年後，私挖亂采導致的事故頻出，加之生態政策的收緊，大小礦場逐步關停，在鎮上繁忙了十餘年的煉鐵廠火光冷卻。這座煉鐵廠一度是小鎮經濟繁榮的象徵。在礦場打工的本地人在其中賺到了錢，成為鎮上首先富起來的一批，前來打工的四川人、湖南人等外省人，都帶動和促進了鎮上的經濟和消費。 礦場關停，本地和外地人都走了一批。王學勤那時並為想到，經濟支柱的逝去，成為鎮子營商環境慢慢衰落的起點。 直到2012年前後，親戚間開始有人在縣城或鎮上買房、讀書，向縣城流動。但王學勤仍沒有這方面的心思，兩個兒子也「戀家」。他們喜歡吃本地的麵食，住慣了寬敞的自建房，也走慣了泥土路。對於王學勤來說，鄉土宛如身上的肋骨，抽掉後會感到切膚之痛。 不斷更新的技術，也衝擊著王家的生意。2012年，寬頻網路和機頂盒在鎮上逐漸普及，傳統的「大鍋」逐漸從各家各戶的屋頂上消失，數字電視服務成為潮流。王學勤和王大雷的業務量一落千丈。為維持生計，王大雷在家電修理鋪拓展了一塊區域，開始兼營五金業務，效果並不理想。當時，有人跟他說了博彩這一賺錢門道。隨後，他鋌而走險，在店裡順帶經營起黑彩網站的代理生意，能擴大收入，但也比不過鎮上經濟好時、家電維修鋪的鼎盛期。 沒過兩年，這一非法業務就被打擊和取締。2014年，王大雷無奈關閉了維修鋪，他遠赴省城謀取機會，在一家大型家電商城擔任維修諮詢師，起初月薪3000元。他的妻子李玫隨後也追隨他前往省城，進入了省城的富士康電子工廠工作。 他們將在鎮上開鋪子時的經濟頭腦延續到省城。李玫在工廠工作2年，得了腮腺炎，厭倦電子廠的工作環境後，她退出工廠，做起產品直銷，王大雷也被妻子帶入了這一行。剛開始，夫妻二人順利賺到了些錢，手頭寬綽，消費也升級了，先是在縣城買了地段最好的期房，後來又換了新車。 弟弟王小雷的進城務工之旅則相當曲折。大哥的家電修理鋪關停後，他的摩托車修理鋪在鎮上勉力維持了2年。生意冷清，時間久了，他心氣受挫，妻子看店時，他流連於附近的麻將桌。挨到2017年前後，鎮上撤學並校，先是中學撤銷，後是小學生源外流，教學質量滑坡。儘管不願離開鎮上的家，為了孩子讀書，王小雷和妻子還是決定帶著孩子前往縣城租房陪讀，一面打打零工以維持生計。 他先是由嫂子介紹進入富士康，在鎮上開店自由散漫慣了，他不適應工廠里嚴苛封閉的工作環境，不久便離職而去。2017年秋，他由一位朋友介紹來到北京找工作，結果誤入傳銷組織，最終由一位在城市工作的表親將他接回。 自此，王小雷對城市心生排斥。回鄉後，他選擇留在家鄉開金杯貨車，接的活兒也圍繞家所在的區域展開，不過，這樣跑車能賺到的錢不多。 而這時，王學勤在鎮上打拚的根基、經驗與智慧，已無法再助力兩個兒子在城市的生活。他同時自身難保。妻子患病後，家中大多積蓄都花在看病上。2019年前後，急於為妻子看病的他，曾花5千元買下據說有神效的「西藏靈芝」，楊鳳珍服藥後卻出現高血壓、便秘等癥狀，停用、送檢後，才知道是假的。他又受「醫托」鼓動，衝動買下去山東濱州的聯程車票，打算去一家號稱用「幹細胞療法」治療、吹噓得天花亂墜的民營醫療機構治療。 幸好在出發前夕，在縣城的小兒子王小雷及時發現並阻攔。為此事，父子倆一度陷入冷戰。被傳銷欺騙過的王小雷認為「醫托」不靠譜，王學勤則指責兒子怕出醫療費用。「醫托」的騙子身份被揭露，山東之行不了了之。王學勤後怕，如果再去一次，怕是家底兒要空掉了。 這次經歷，讓王學勤也生了對城市「魔窟」般的想像。他性格本就沉默，不愛說話，那之後，王學勤鮮少再提去城裡帶妻子看病的事兒，有時楊鳳珍向過路人打聽哪個地方的醫院好，王學勤只擺一擺手，臉上是聽天由命的平靜，「別想了」。 雪後的小鎮 活成鎮上基建服務的一部分 如今，王學勤還在努力維持著敗落的生意。他有心研究電腦和手機的維修業務，但到底年齡大了，腦力和精力跟不上探索。 而他的修理鋪仍在服務著鎮上的人們。來修東西的多是上歲數的老人。老人們過慣節儉日子，送來的老物件拆調一番，換個不值錢的小零件，又能支撐個一年半載。一次，一台修好的舊電視長達一個月沒人來取，連王學勤都忘了是誰，回頭看到戴孝的人來，猛然記起那台舊電視。對方面容慘淡，嘆一口氣，「取不取也沒多大意思，上次趕集之後的第二天，人沒的。」這台電視到底沒被拿走，王學勤硬塞了對方二十塊，等於收箇舊東西。 店裡留有太多舊家電和物件，因「人情」一概堆積在店鋪的角落。平生第一次，王學勤把油漆塗寫的「家電維修」四個字明示在月亮門的牆面上，以此說明他還在幹這一行。 固守鎮子的兩代人，似乎仍在等待轉機。2022年，王學勤從他人口中得知，兒子和兒媳大打出手，據說要離婚。他詢問後才得知，2021年，李玫搞直銷過程中聽信他人，誤入網路「殺豬盤」，還拉了不少親戚朋友下水，每家都出借了數千到數萬元不等，結果對方捲款跑路，夫妻倆最終背上三四十萬的外債。但得知後，王學勤無奈地說：「管不了了，自己解決吧。」 王小雷在大城市遇挫後，2017年後，他大多數時間，像候鳥般往返於縣城和鄉村，沒事兒時，他還會回到村裡的老家住上一陣。唯有在鄉土，王小雷才覺得親切和安全。2020年，他加入村委會，當起小組長，為母親楊鳳珍辦理二級殘疾證，爭取到每月發放的50元生活補貼。 王小雷育有兩個兒子，如今，一個已上大學，一個在上小學，都處在「花錢」階段。他和妻子在縣城租房住，妻子在快遞點打包，王小雷則靠開小貨車賺點兒小錢。 他挖空思想想賺錢。但沒落的山鄉小鎮，如若不外出打工，實在出路難覓。2023年，王小雷去了趟呂梁的礦場，但險些遭遇礦難。這趟回來後，迷茫的王小雷多半時間選擇了在縣城「躺平」。沒有拉貨生意的日子，王小雷保留著搓麻將的愛好，贏了請客吃飯，輸了則蹭吃蹭喝，狀態看似瀟洒，實則要靠拆藉以及「擼口子（借網貸）」舉債來維持。 眼見著兒子未能出人頭地，現在的王學勤，只將希望寄托在孫子輩上，總想著哪天哪一個能出頭，至於「能出頭」究竟意味著什麼，王學勤也說不清。 王學勤的家電修理鋪仍在鎮上矗立，但偏於一隅，像個垂垂老者，彷彿被時光所遺忘，再難找到結實的存在感，而承受著「摩托」風濕腿病的他，也同修理鋪一道，正彎曲地步入他的暮年。 窘境同樣懸掛在楊鳳珍臉上。她如今靠著服藥和鍛煉，拖著病體，需要一點一滴算計過日子。一件拆封的快遞衣服，說是拼團所購，試穿了，質量太差，樣子也和網路圖片不對版，要拿去退。她從不去鎮上新市場的實體店買，在鎮上的人看來，除了逢集或節日時，「那地方賣東西的比買東西的多。」 過去十年家中從小康陷入困頓的生活，她無法全然理解。有時，楊鳳珍會想像當初丈夫進了供電局去了縣城，今天的日子是否會不一樣。 「發祥（王學勤的朋友）在供電局退休，現在一個月三四千。」她慨嘆自己「沒那個吃財政的命」。 提及鎮上其他小店的生意，除了一家老字號的牛肉館還很紅火，王學勤對別的營生只有搖頭嘆息。不過，之前王學勤去買牛肉時店裡要送上一塊肉的習慣，店家已經悄然更改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真實故事計劃
人是需要目的和意義的，大學生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既沒有目的，也沒有意義。 這幾年的大學生有多難？直觀地說，比疫情那三屆還要難……前途渺茫，意義缺失，堪稱中國恢復高考以來最難的一批。 沒有目的最難 讀大學，所為何事？在我上大學的2007年，以及更早的時候，家境一般的孩子們讀大學有且只有一個目的： 讀書改變命運。 我做到了，和我類似的在過去幾十年完成農村到城市躍遷的上億大學生也做到了。 大約從10年前開始，讀大學改變命運這個提法逐漸與現實脫鉤了。一邊是本科院校的全面擴容讓「上個大學」在中國變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另一邊是各行各業經過數十年的狂飆突進來到了發展的平台期，「雙創」熱潮的退去也讓高質量就業市場逐漸飽和，絕大部分大學生畢業後只能勉強「找個工作」。 讀大學，成了年輕人的基礎配置：讀了也沒多好，但不讀也不行。 再後來，就是三年新冠疫情的管制，以及社會經濟基本面的深刻變化。讀完大學後找不到對口滿意的工作成了常態，慢慢的，找不到工作也成了常態，於是大家以空前的熱度去卷考研考編，國家也順勢增加研究生名額，以至於大量高校出現在校研究生人數比本科生還多的倒掛情況。 網路圖片 因為一些不方便提及的原因，疫情三年的大學生還遭受了廣泛的就業歧視，處境堪稱舉步維艱。此時，對於那些非重點高校畢業的大學生來說，讀大學的性價比已經相當可疑。 時間來到2024年，讀普通大學的性價比已經全面跌到了負值。 現在的就業環境大家都很清楚，即便不看宏觀數據，我們在生活中也都能接觸到。前幾屆的師兄師姐還有海量職場小白沒有被消化呢，新一屆上千萬畢業生又開始排隊投簡歷了，有經驗的職場前輩們降級競爭初級崗位的也是烏泱烏泱地湧來…… 2025年或者2026年的應屆畢業生想要找一份白領工作的難度可想而知。重點名校尚且如此，數量更多的二本三本專科更是情何以堪。 青春沒有售價，真正的意思是青春年華想賣也賣不出去。 大學生們不是閉目塞聽，就業的壓力早就通過互聯網從社會上傳遞給了在校學生。無論成績好壞，無論文理農工商醫，前途渺茫是當代大學生們前所未有的普遍感受。 其實都別說未來的就業了，就是眼下在校期間的實習崗位也沒多少學生能爭取到。處於收縮期的各行各業，對實習生的需求也會變少。 還沒等來零零後整頓職場，職場自己先縮為敬了。 除了上課和社團活動，大學生們很難找到什麼別的事來干。 至於考研和考編，就更是希望渺茫了…… 一方面，前幾屆的師兄師姐還有上千萬人在憋著勁兒全職備考呢，這幾屆畢業的大學生數量也一再創出歷史新高，今後還有好幾年會越來越高，競爭何止是激烈，根本就是慘烈。 另一方面，考上研了又如何？只是拖延幾年就業的壓力，目力所及並不會有根本上的改善，除了少數專業之外，大部分研究生的就業競爭力也並不會顯著更高。研究生本身成了就業的蓄水池，當然也就談不上研究生就業了。 考編倒是很多人的理想出路，但是這個難度比考研還要高几個數量級，崗位數量相對於大學畢業生總數來說更是杯水車薪。 2024年高校應屆畢業生人數為1179萬人，而全國範圍內包括公務員、事業編、醫生、教師等編製內崗位的總招考人數不過百萬人多一點，還不夠消化那179萬的零頭。而且肉眼可見地，編製內待遇也已經大不如前，還會繼續下調。 上完這個學之後將來去做什麼？這是很多大學生心裡很清楚但不敢去直面的一個問題。 沒有意義更難 在大學教育的就業導向和功利性作用被極大弱化之後，大學生們要面對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心理困境： 我為什麼要上這個學？ 不排除有少部分大學生是真心熱愛所學專業，能享受到學習知識的樂趣，但絕大部分在校大學生顯然都處於一個長期的意義缺失的狀態。 卷學習，其實普遍已經非常非常卷了，但考研考編的比例畢竟就那麼點，對未來處境的幫助並不大。卷社團工作與社會實踐，簡歷是能夠更漂亮一點，但相對於大環境來說這點改善真的只能算象徵性的掙扎。 沉迷自己的興趣愛好，這個倒是很多人能抓得住的點。但今時不同往日了啊…… 以往工薪階層的家庭生活也蒸蒸日上，中年父母養一個大學生，嬌寵些也問題不大，大學生那些興趣愛好燒點錢家裡能燒得起，畢業了即便不著急工作啃老啃幾年也承受得住。 而現在，工薪階層的中年人自己都壓力山大，走下坡路的時候，一個燒錢的大學生就會顯得格外扎眼，一個前途渺茫的大學生更會成為家庭新的沉重負擔。 所以，大學生們躺平度日，沉浸於自己的興趣愛好也變得不切實際。 那，20出頭年紀，人生中精力最為旺盛、時間最為充裕的大學生們，要把時間精力花在哪裡，要把生活意義寄托在哪裡呢？ 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冰塞川 將登太行雪滿山 ——李白《行路難》節選 但是，年輕的力比多總歸是壓不住的，這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生理規律。大學生們旺盛的精力與充裕的時間總歸是需要一個釋放出口的。 青春賣不出去，那就自己揮霍掉。 發生在河南的荒誕劇，就是這樣一種集體的狂歡與釋放。在其他城市、其他學校，也在醞釀著或者實踐著其他釋放方式。 鄭州大學生夜騎（網路圖片） 不讓自行車跨城很容易，發個通知就能管得住。但是然後呢？ 大學生們無處發泄的精力要往何處去呢？ 這會是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了一整天，也沒什麼建設性意見好提。只好祝福青春飛揚的同學們飛得快樂一些，更安全一些。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經濟差、錢難賺，到底是誰的錯？不管是美國智庫的調查，還是美國之音的採訪，都清晰顯示，和以前相比，現在的答案有了明顯變化。 在習近平執政之初，人們更多地把矛頭指向自己。是我能力不強嗎？是我努力不夠嗎？是我性格不好嗎？ 而隨著習近平第三任期的開始，中國經濟困窘乏力，政治上的高壓持續加強，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選擇不再苛責自己。多位受訪者表示：是政策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是習近平的問題。 答案顯而易見。哪怕是和十幾年前做比較，中國人看上去也已經沒有那麼老實可欺。但一位袍哥後人告訴美國之音：也僅此而已，中國人有選擇自殺的勇氣，但沒有血性去反抗中國的執政黨。 袍哥後人的家庭辯論 錢難賺，已是共識。錢為何難賺，不同的家庭看法不同，同一個家庭甚至也有分歧。來自中國西部省份，在建築行業工作的強先生，向美國之音分享了自己的經歷。 強先生的曾祖父曾是當地舵爺。舵爺是袍哥會的頭牌大哥，袍哥會是活躍於清代、民國的民間秘密社團組織。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家一直受到不平等對待。我的爺爺、父親和我，對共產黨都看不慣，」強先生告訴美國之音。 但對於他為什麼賺不到錢，家人看法不同：「不管我父親、母親，還是表哥，都認為我是個人能力不夠，或者是性格不好。我表哥稍微聰明一點，在國內是所謂的中產。但在我這個明眼人或者有認知的人的眼裡，賺不到太多錢就是整體的大環境，加上國內政權結構造成的。」 強先生曾憧憬財富自由，他認為官方政策導致了變故。「2017年的時候，我爸買了一輛重汽王牌的藍牌自卸車，去工地上拉渣土、土石。當時，老闆給他加油，車輛有問題的話會維修一下，一個月就可以賺一萬二。因為生意好，當時家裡計劃著年底再給我買一輛。但是因為2017年環保風暴，大概一年左右的時間，我就只能出去打工了，我爸也把車賣了。」 他介紹，因為2017年環保風潮，僅他老家所在的城市，就有兩萬多家中小的民營傢具廠倒閉，「環保確實利國利民，但是政策實行得太急，實施過程中有很多不正當利益勾當，在我眼裡就是勞民傷財，就是專門坑老百姓的。我鄰居有個小夥子開餐館，也被環保部門要求搞一個類似空氣污染回收器的東西，而且要從指定的商家購買，要花二十萬，其實普通商家兩三萬就能搞定」。 認為失掉了在國內的機會後，強先生兩次通過勞務中介到國外工作：「小工三四百人民幣一天，中工五六百人民幣一天，雖然也是辛苦活，但比國內強點。」目前在中國的他，正等著下一次出國工作的機會。 「習近平最能折騰」 清官難斷家務事。但數據顯示，強先生更是一個「明眼人」，更有理由在家庭的辯論里獲勝。根據來自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最新報告，一項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在導致生活貧困的因素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為個人因素不再重要。 根據這一報告，機會不平等、經濟制度的不公平分別位列第1、第3。而在2014年、2009年、2004年所進行的類似調查中，機會不平等分別排在第4位、第5位、第6位，經濟制度不公分別排在第9位、第10位和第8位。 報告同時顯示，過往20年，在導致生活貧困的因素里，能力不足、努力不夠一直位列前3位，但2023年的調查顯示，中國人的認知發生了改變，能力不足已位列第6位，而努力不夠位列第5位。性格不好由2004年的第4位，跌落至2023年的第7位。 不再苛責自己，看上去能夠引起足夠的共鳴。活躍在北京、廣東等地的一位短片導演告訴美國之音：「共產黨管得太多，讓我這樣的無名之輩，當然也讓很多年輕人失去了獲得知名度的機會。抖音短視頻火的時候，他們要管；短片導演參加海外影展的多了，短片市場火起來了，他們也要管。管起來 – 這是他們的慣性。」 這位導演提到，中國國家電影局7月初發出新要求，短片參加境外電影節，由境內第一出品單位或送展法人向國家電影局備案，「雖是備案，但他們很有可能要審劇本的。」 一位不願意具名的資深媒體人告訴美國之音，個人努力難敵政治鐵幕。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大家其實也不滿意，但現在比較起來，習近平還是最能折騰的，而且不知道他還要折騰多久，「媒體行業完全變質，做一點有價值的深度報道難上加難，我這種想幹事業的人心灰意冷。」 認為個人的困窘源於大環境而不是個人，在去年9月得到了規模浩大的驗證。中國網紅李佳琦在網路直播中銷售79元一支的眉筆，有網友嫌貴，李佳琦回應「有時候找找自己原因，這麼多年了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他的說法引來了群體憤怒，在如潮的「誰不想漲工資？但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如願嗎」的質疑聲中，李佳琦一天掉粉100萬。 無聲的革命 2013年，也就是所謂習李新政第一年，《無聲的革命》一書在中國引發軒然大波。所謂「無聲革命」，作者本意指中共建政後，窮人的孩子悄無聲息地得到了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此書披露了中共幹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幹部子女比例超過專業技術人員、更遠超工人和農民階層，一時被輿論聚焦。 時過境遷，曾是上海同濟大學副教授、目前在美國生活的邱家軍認為，當下的情況越來越突出，農村學生進入好大學讀書的比例明顯降低，像北京的北大、清華，農村學生占本科新生比例不到30%，較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有了20%的落差，「在復旦、同濟這樣的高校，來自農村的碩士、博士就更少了」。 邱家軍同時告訴美國之音：「上海的情況，父母是公務員的，孩子考上公務員的比例可以說相當高，至少是60%以上。從官員階層的子女中間產生新的官員，這就是比較典型的階層固化。另外一方面，上海好的、有油水的企業，公務員的子女、官員的子女也是比較多的。越有權的部門，越有錢的部門，階層固化越嚴重。」 他認為上海本地人考公務員至少有三個優勢：會講上海話，對上海的人情世故比較了解；有信息優勢，知道哪些崗位的公務員收入高；而且上海人腦子靈光，還沒有考取公務員之前，先到你想去的那個單位去實習或者做僱員，象徵性地拿一點錢，以後考公務員就簡單很多。 外地學生考公難，不只發生在上海。在廣州海珠區一家設計公司工作的湖北人文華告訴美國之音，他是走一步看一步：「因為房地產政策的影響，我們公司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現在做老破小房子的翻新，總體情況穩住了。我的基本工資3200元，做一單業務的獎金在1200元左右。」 「我同時備考公務員。但現在名校生、碩士生甚至博士生扎堆，我這種從湖北名不見經傳的學校出來的，真是沒有信心。」 他認為，公務員考試總體透明，但面試環節的人為因素會多一點，「廣州有親戚，但也不是公務員，所以得不到任何幫助」。 關注當代大學生命運流轉的中國作家黃燈女士，今年5月底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的大學生整體上越來越原子化，精神上越來越孤寂。 「市場經濟的衝擊和網路的隔絕，讓學生們孤立無援。讀大學、找工作都是自己的事，買不起房也是自己的事，生存面臨很多挑戰。他們沒辦法放鬆，沒辦法不焦慮。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唯一的確定性就是來自家庭的依託，」她說。 逃離 多位受訪者告訴美國之音，他們對中國的現狀感到失望。 在中國的社交群組裡，強先生時不時和群友分享走線和移民的消息。「我個人的規劃，就是先通過海外務工出去，多掙點辛苦錢。趁年輕身體好，腦袋還能轉得快一點。」他告訴美國之音，「存點錢以後還是要找機會到國外定居。因為國內對年輕人來說，我的形容就是，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他認為中國不會有改變：「我爸我媽知道執政黨壞，但是他們也沒說過反抗。我表哥也沒想過反抗。這段時間國內很多跳樓的、自殺的，他怎麼反抗啊。我們中國人，我感覺是沒啥血性了。」 認為個人努力難敵政治鐵幕的資深媒體人也透露，他正聯繫幾個國家的朋友，看看去哪個國家最好，哪個辦法最穩妥。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改革，看上去也未能消弭不確定性帶給人們的焦慮。邱家軍表示：「12年觀察下來，習近平不是不想幹事，而是他能力不行、能力不足。第一，中國的就業，特別是年輕人的就業，你解決了沒有？教育，特別是教育公平，你解決了沒有？第三，醫療保障你解決了沒有？第四點就是住房，加上社會保險，這些你解決了沒有？別的不說，你哪怕是能夠解決其中的一條，也是非常得民心。」 「中國政府從上到下，實際上是一個比較緻密的網狀結構。基層政府是這個結構，高層政府也是這個結構，總體上導致社會比較固化，流動性比較差。實際上，這種固化是當權者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有意為之。三中全會促進階層流動的可能性基本上非常低。」 逃離也在中國內部發生。黃燈女士在讓她聲名鵲起的非虛構作品《我的二本學生》中提到，深圳浪漫主義般飆升的房價，徹底瓦解了學生們在大城市奮鬥的念頭，除了「喪」，除了選擇逃離，他們找不到任何留下的現實理由。她認為「房價的失控和飆升，直接影響了學生對現實的感知和畢業去向」。 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在中共高層始料未及的房地產危機中有所回調。美國之音聯繫黃燈，詢問她對大學生的「喪」有何新看法，她表示不能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正忙工作的調動，而且該講的我都已經講過了，」她說。
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星期二(6月11日)宣布啟動2024年百日千萬招聘專項行動，希望在眼下的就業高峰，集中為高校畢業生等群體提供超千萬個就業崗位。與此同時，中國最近幾年經濟的下行，失業率居高不下。在失業大軍中，年輕人的失業率尤為嚴重。 面對經濟低迷，工作繁重、住房高價、結婚和生養子女、入托入學費用高企等重重壓力下，相當一部分中國年輕人不得不無可奈何地「躺平」。對此，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最近表示，要把就業作為民生之本, 把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就業作為重中之重。不過，觀察人士對中國當局能如何解決尤其是年輕人高失業率的問題作出不同的解析。 年輕人高失業率居高不下 中國人社部說，在6月7日至16日百日千萬專項招聘行動的第一周，互聯網、醫藥衛生、金融、能源製造等4個線上招聘專場，共有2.6萬家用人單位提供25.9萬個崗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最近指示要「完善重點群體就業支持政策，堅持把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就業作為重中之重」。 與此同時，中國最近幾年經濟的下行，失業率居高不下。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今年4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顯示，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4.7%，比3月的15.3%回落0.6個百分點，為過去5個月來第二低。與此同時，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歲勞動力失業率繼續在較高的7.1%上徘徊，為過去5個月來的第二高。 中國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去年上半年逐月創下新高，6月一度飆升至21.3%。面對超過五分之一的年輕人高失業率引發的國內外輿論關注，中國國家統計局隨後宣布暫停發布該數據，直到今年1月官方推出所謂的「優化」的數據，即剔除尋找兼職工作的在校學生，僅以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尋找全職工作的3,400萬餘青年為統計對象。研究中國經濟事務的專家得出的數據則遠高出官方的數據。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張丹丹去年7月曾表示，「如果包括依靠父母生活的這些青年人群，青年失業率會升至46.5%。」 就業市場形勢雪上加霜 屋漏偏逢連陰雨，船遲又遇打頭風。在中國整體經濟發展下行，經商環境每況愈下，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之際，今年創紀錄的1179萬高校畢業生暑期畢業，與現有的失業人口競爭越來越少的工作機會，將勢必進一步拉高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率。 正值人生花樣年華的年輕人，在寒窗苦讀多年後找不到工作，不僅是個現實的家庭問題，更是潛在的社會和政治穩定問題。高失業率的嚴重性和潛在風險，迫使中共當局不得不將此提到議事日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就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進行第十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強調，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事關國家長治久安。」 習近平還特別提到規模和數量越來越大的年輕人失業問題。 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謝田博士說，中共強調尤其是年輕人的就業問題，凸顯出高失業率問題的嚴重性和可能的後果，但是，要實現習近平所說的「高質量充分就業」是不可能的事情。 「高質量充分就業」，閉門造車？ 謝田教授對美國之音說，高質量或者高收入的工作機會，在就業中只佔很少一部分，絕大部分工作都屬於中低收入，因此「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提法基本上就是閉門造車。 他說：「我們現在看到高質量或高收入，白領或者金領，實際上都在面臨裁員的問題，中國的高科技、互聯網企業、金融企業都在裁員。隨著中國經濟下滑，金融業也在萎縮，外國西方資本都在撤出。所以這些真正的所謂的金領、高級白領，全都在減少，就業都在減少。」 謝田教授說，今年暑期中國的年輕人就業情勢非常嚴峻，1179萬應屆高校畢業生的大部分找不到高質量工作，而低質量的工作，很多大學生也不願意去。因此，預計相當數量的大學生畢業就意味著失業，馬上就會加入失業大軍。 此外，他說，隨著越來越多的製造業工廠離開中國，一些原來那些農民工，或者年輕人沒有地方就業。他們原來在代工廠打工的「一技之長」，變成「無用武之地」，現在要他們回去務農，他們也不願意。因此，失業的問題會非常嚴重。 「被失業」的主因 總部在美國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創始人兼執行主任李強說，中國整體的就業市場形勢，除了因為經濟不景氣，工廠倒閉，企業裁員導致的「僧多粥少」外，工作環境和工作壓力非常大，是年輕人主動「被失業」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 李強對美國之音說：「因為實際上中國還是有很多的工作，就是這個工作太艱苦了，年輕人不會去工作，這個才是一個核心問題。」 這位中國勞工問題觀察人士說，現在的中國工廠，競爭更加殘酷，過去幾年，特別是疫情以後，工資更少，加班時間更長，從原來的「996」變成現在「997」，而且管理更惡劣。因此，年輕人寧可依靠父母，當個全職子女也不願意在這樣的用工環境中工作。而應屆大學畢業生，很多人畢業後不願意從事勞動密集型的工作。 收入、消費和就業的惡性循環 旅美的中國人口學專家易富賢研究員從人口學的角度剖析了中國青年人高失業率的問題。他說，中國從1979年開始實施，直到2016年才取消的「獨生子女」政策，減少了新生兒童的數量，導致內需不夠，家庭的剛需減少，勞動力過剩，就業問題壓力大。 此外，易富賢說，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佔比僅為44%，居民消費佔GDP的38%，而國際社會這兩個指標通常都佔60%以上。因此，中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消費嚴重不足。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們消費不夠的話，那麼你沒有能消費，沒有人買東西的話，那你就沒有生產，沒有服務，你就沒有就業機會呀。」 易富賢還表示，中國大學生畢業後，主要從事的是服務性行業，但中國的服務業只提供47%的工作機會。而中國目前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經超過了60%。他說，在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毛入學率達到60%的話，相關的服務業能提供了70%-80%的就業。 「中國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這麼高，大學生比例這麼高，但是我們的服務業只提供了47%的就業。那麼怎麼辦呀？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呀。」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2023年3月25日的一篇報道強調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然而，就是這些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占舉足輕重地位的民企，特別是那些大型的互聯網公司，近年來卻在中共當局以所謂的「反壟斷」，加強「監管」的名義下，被開出幾十億、上百億的天價罰款。前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獨立經濟學家趙曉博士此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監管部門打壓民營企業所造成的寒蟬效應，讓民企老闆們人人自危，不寒而慄，到頭來勢必會殃及企業的發展和創造就業。 中國勞工觀察人士李強認為，習近平鼓動什麼「把高質量充分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大力發展新業態、新模式，積極挖掘、培育新的職業序列，開發新的就業增長點」，就是一個空話，因為他要想促進就業率，就要減少工人加班時間，若減少工人加班，就面臨要僱人，多付出勞務成本，導致企業處於競爭的劣勢。 有錢能使就業升？ 謝田教授說，中共說是要扶持民企、私企，但實際上每每做的時候，完全是兩碼事。他舉例說，中共當局放鬆銀根，資金流出來以後，中小企業、私營企業仍然拿不到。中國改革幾十年創造的很多財富基本上都被中共權貴給奪走了，把持了，根本沒有民企、老百姓的份。他說，沒有資金，哪裡有什麼發展，企業不發展壯大，怎麼會怎麼能創造、增加就業呢？ 謝田認為，要創造就業，就要把財富重新分配，讓老百姓手中有錢去消費，內需消費擴大了，勢必會促進企業的生產和發展，創造就業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易富賢表示，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佔比。他說，收入增加後的直接效應就是消費增加，繼而轉化為擴大生產，創造就業。不過，他指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國政府可能不願意，因為這會削弱中國政府的權力，意味著政府掌握的財富將減少。 「如果政府不願意這麼乾的話，那麼中國消費上不來。消費上不來的話，青年失業率就下不去。青年失業率下不去的話，那中國的生育率會上不來，就形成惡性循環。所以中國目前這個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了。對中國政府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美國之音採訪的觀察人士還警告說，就像任何一個國家一樣，年輕人群中的高失業率往往醞釀著不穩定的社會和政治動蕩因素。在適當的時間、地點和誘因下，可能會發生大規模併產生漣漪效應的抗議，甚至是騷亂活動，2010年中東國家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前車之鑒。
筆者從前幾年就觀察到中國經濟脫實向虛，高科技產業的興起將取代房地產業的龍頭地位。美國彭博社於3月25日發表文章，介紹彭博經濟研究的最新結果：中國科技行業或將取代房地產成為新增長動力，並給出了高科技產業在中國GDP中的份額：2023年，與高科技相關的最終需求為2.5萬億美元，約佔GDP的14.3%，略低於房地產推動的需求 20.1%。預計到 2026 年，高科技行業將推動 GDP 需求的近 19%，高於2023年的 14.3%，幾乎與現在的房地產行業持平。 這個推論基本成立，本文將討論的是一個問題：高科技業產業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因此，幾乎可以預判：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會成功，但就業問題卻會更加艱困。 中國的結構性失業：適需人才是可解決的問題 我在《中國青年失業率高企的成因：結構性失業》（RFA,，3/24/2024）一文中，談到中國結構性失業的兩大問題，一個是勞動力過剩的量，引述Wind PDB 產業聚焦曾在2023年1月發表的《透過Wind產業鏈看房地產如何影響國民經濟和就業》。該研究顯示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的三個行業中（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僅2020年就容納1.15億多人就業；一個是勞動力的質，即人才是否適需，這裡牽涉到一國的大學教育專業設置與就業市場需要是否脫節、職業培訓與再就業技能培訓是否適應就業市場的問題。以下先談經濟結構轉型的適需人才問題，以現階段「新三樣」當中最紅火的電動汽車為例。 2022年5月1日，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發布《汽車產業-電動化-轉型對中國就業影響研究》，該研究報告對中國電動汽車的人才供給與流入進行過詳細測算，在第二章「中國汽車人才培養體系與人才供給現狀」中，詳細分析了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給現狀（見第34頁：2021-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給預測），指出機械設計製造及其自動化、車輛工程、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是為中國電動汽車供給最多的3個專業；也分析了職業院校相關專業設置與人才供給數量、以及企業繼續教育人才供給現狀。其中兩個最重要的信息是：院校畢業生不能馬上上崗，需要進行相應的崗位培訓；原有燃氣汽車設計人員知識老化，45歲以上的人不少必須轉崗（退出這個行業）。 該報告並未將人才供給數量當成問題，這點我理解。因為中國文科生佔比明顯低於美國和日本，以2021年（最新）數據為例，中國文科類本科畢業生占所有畢業生的52.2%，美國和日本的這一數據分別為64%和64.7%。中國文、理科生的相對比值約為1.1:1，平均每100個理科生就對應110個文科生；美國的比值為1:1.78，每100個理科生對應178個文科生；日本為1:1.84，100個理科生對應 184個文科生。「新三樣」的適需人才中，只能從理工科大學生中培養。 基於上述分析可知，中國的問題不在於新增產業後備人才不足，而在新產業部門不能吸納足夠多的勞動力。 電動汽車行業：技能人才需求增多 就業總崗位減少 「新三樣」當中，以電動汽車行業對人才的需求（從數量到素質）最為詳細。 前述中科院報告稱，按照產業環節的特點，中國汽車產業電動化轉型對於汽車行業就業的影響可分別從研發生產、銷售及售後、汽車補能三個環節來進行分析，根據數學模型的定量測算和調研分析，可以將電動化轉型對汽車產業人才就業帶來的問題歸結為三個 Gap（差距）。其中「Gap1就業崗位數量與現有就業人員的規模性差距」指出，統計各環節就業人數的變化，電動化對汽車行業就業的影響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就業總崗位的減少。預計到 2040 年，實際減少的就業數量在 100~200 萬之間，到 2060 年，實際減少的就業崗位數量，在 250~300 萬之間。另外兩個Gap談的與數量關係不大，本文省略。 中科院報告是國家課題，預測一般持樂觀態度。按實際情況估計，現階段中國汽車行業轉型，至少已經減少100萬左右的就業者。 光伏產業：人才儲備充足，新增就業亦多 對光伏產業的新增就業，從國際能源開發署到中國都持樂觀態度，國際能源開發署已經多次發布報告，稱直到2030年，光伏產業都是一個成長型行業，將提供許多新增就業崗位，41%新增就業機會在亞洲。 2022年6月22日，中國光伏行業協會與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聯合發布《中國光伏產業從業人員白皮書（2021-2022年版）》，其中提到，2021年，中國光伏產業在多晶硅料、矽片、電池、組件、逆變器等主產業鏈製造環節，以及下游電站端開發、集成、運維環節的直接從業人員總數約為41萬人。加上綜合間接和派生從業人員，該行業總體從業人數約為246萬人。2022年-2025年，年均新增需求約為22.1萬-38.7萬人（取中位數，四年新增就業總額約為120萬人）。到2025年，全行業人員需求總量預計達到334.2萬-400.8萬人。 與電動汽車行業不同的是，中國在光伏產業方面有極豐富的人才優勢：一是海外光伏產業的大發展，不少海外華人歸國，把光伏領域內各類先進技術帶回中國，推動了中國光伏製造產能的快速擴大；二是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設立不少科技攻關項目，在半導體設備材料領域積累了一批人才，這些人才在光伏領域開枝散葉，成為中國光伏配套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三是從業人員呈現年輕化特徵，30歲以下人員佔比超過半數。 電池產業升級迭代加速，人才缺口較大 電池行業是個新興產業。據世界經濟論壇報道：預計2030年，全球電池價值鏈中的就業崗位將達1000萬個，與當今全球汽車行業的就業崗位處於同一水平（即每生產5-10輛汽車大約有1個工作崗位），這1000萬新增就業崗位中，一半以上將會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電池產業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平均薪酬也高於其他產業，人才短缺是普遍現象。據何向明在《電池產業鏈人才需求趨勢分析》（3/14/2023）中所言，鋰電行業中的國有、民營、外資、合資企業招聘完成率均未達100%，其中外資企業的招聘完成率最高（92%），民營企業招聘完成率不到50%。 《中國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計，2025年中國清潔能源行業（包含光伏、電池產業在內），整體人才需求為120萬人，人才缺口為103萬人。每年數以千計的高校應屆畢業生不能滿足當前鋰電產業鏈的需求，高校正在進行專業調整。 關於中國人口與就業的幾點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中國人口（包括新生人口）的數量從來不是問題。解決過剩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幾乎是從清朝乾隆中葉開始、歷經民國直到中共統治75年，貫穿350多年歷史的中國大問題。有關於此，我寫過專著《人口：中國的懸劍》與不少文章論述。我歷來主張中國政府要放棄計劃生育政策，將生育決策還給家庭，按家庭按本身能力決定生育數量與教育投入，完成全社會從計劃生育到社會節育的轉變。近十幾年的文章，如果涉及人口問題，我都提醒：即使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全盛時期（2001-2019年），中國都存在較高的失業率（城鄉綜合計算，估計在25-30%之間），近期更不樂觀。中國國家統計局曾經公布過一份數據，截止2021年底，中國有2億靈活就業者，其中有1300萬外賣騎手。一篇《七萬碩士生在送外賣產》的網文曾風靡國內互聯網，無論這篇文章的內容真假，這些外賣騎手當中肯定有不少大學畢業生。這是中國教育專業結構性調整問題。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結構轉型面臨的現實是：容納中低端去技能化勞動力的房地產衰敗，三大主業中的1.15億就業人口中將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失去工作，加上其餘將近50個上下游產業的從業人員，也將有同比例的人失去工作（估計不低於1億），這些應該多數是年齡在30歲以上的人口；作為取代房地產業成為支柱產業的高科技產業的「新三樣」，電動汽車的總體就業機會是減少，其餘兩個是增加，但數量不過百萬餘人。據《中國製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預計，2025年中國清潔能源行業（包含光伏、電池產業在內），整體人才需求為120萬人，其中還有103萬是特定專業。 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那樣，中國存在許多社會問題，其中一些問題可以通過政治體制轉型（民主化）來解決，比如言論自由等人權範疇的問題。但人口與就業這一問題，並不能通過民主化包括讓中國分裂成無數小政治體得到解決，尤其是分裂成小政治體後，各地會採取就業保護措施，落後的人口大省將面臨更艱難的就業難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湖北、河南、江蘇等25個中國省份於3月16-17兩日分別舉辦地方公務員的筆試招募。據公務員培訓機構的推測，本周末約有450萬名考生要搶逾15萬個崗位的最後面試資格，因此，周六開考前，「省考」關鍵詞一度衝上微博熱搜榜第一名，據當天考完的考生普遍反應考題偏難、也切合時事，連兩會熱詞「高質量發展」、「科技自立自強」也入申論題，但讓部分河南省考生連聲質疑農業大省「河南你不種地了嗎?」 繼中國去年底的年度國家公務員考試(國考)創下300萬人報考的「發燒」紀錄後，本周末25個省份的公務員考試(省考)也不遑多讓。分析人士說，面對經濟復甦疲軟，民企紛傳裁員下，讓為數不少的就業者轉向公務員考試，圖份鐵飯碗的「安穩工作」。 經濟觀察報3月16日報道，據公務員培訓機構「華圖教育」的統計顯示，今年約有560萬人報考，比去年增長17.84%，其中預估約有450萬名考生有資格參加本周末的省考筆試，而今年總計釋出152,233個工作崗位，比去年增加了3206個職缺，年漲幅為2.1%。 省考競爭激烈，也有「千人崗」 雖然省考的平均考錄比約34:1，但據經濟觀察報去年12月份引述「華圖教育」的統計顯示，少數崗位競爭激烈，如江蘇省政府信訪局機關處室二級主任科員及以下崗位的考錄比高達2581:1，是實打實的「千里挑一」，另外，徐州市泉山區-區委統戰部一級科員一職，也是逾兩千人搶一個崗位。 省考之熱讓「省考」這個關鍵詞於周六開考前，一度衝上微博熱搜榜榜首，中國網民紛紛透過微博貼文送上「祝高分上岸」、「吃皇糧」的祝福，連官媒人民網也轉發105厘米長錦鯉入池的短視頻，來為考生打氣。 周六的筆試一天分上午場的「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和下午場的「申論」兩門公共科目筆試。 據極目新聞3月16日報道，位在湖北大學考點的部分考生在考完下午場、步出試場時，有人向記者反應：「題目較難、計算量大、題型新穎」，也有人說「有很多題目跟當下社會熱點相結合」，如國家機構改革、新成立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三農問題及租房多、人少的對策推論等都出現在考題中。 另外，多位考生也於微博貼文，透露一題又一題讓他們寫到「手快廢了」的考題，其中，兩會熱詞也赫然在列。 一位原藉廣東的考生寫道，她考到申論題分別有，1.高質量發展大會提出的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舉措。2.高質量發展大會提出問題 對應建議。3.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她抱怨難考，因為「材料多的要命」。 務農大省河南連數字科技也入題，考生驚乍 另一位在河南應考、微博用戶名為「兔子喵oO」的網民也發帖說，她遇到的申論考題「又是數字科技、又是營商環境的」，讓她以為她在考江蘇省考。這位考生吐槽道：「你不種地了嗎?河南，我鄉村振興背的嘎嘎6(溜)，數字科技看都沒看。」 另外四位河南考生也在留言區呼應，有人連聲抱怨說:「真的，我做著做著，忍不住回頭番了第一頁，看到底是不是河南省省考卷。」 也有考生說:「真的，河南考了，我覺得最不可能考的數字化，河南，你跟數字沾一點邊嗎?」 還有一位河南考生也抱怨稱：「我背鄉村振興、鄉村治理…結果你給我來個社會治理、城市治理。」 周六省考試場內，數百萬考生非常辛苦地揮汗應試，但不是考生的網民也樂得在網上圍觀，並對省考題目好發議論。 名為「學霸課長」的微博博主於下午場申論開考前，分享了省考申論寫作的常用詞句大全，但卻引發不少網民的嚴詞批評，如有人罵：「還在寫八股文」、「就不能說人話」、「選拔公務人員就考誰會說套話，是吧！」甚至還有網民口出惡言，痛斥這般考試選拔除的地方公務員「難怪都是這破爛樣」。 這場省考聯考預計有450萬人參加，但落榜率高達97%，亦即，有高達435萬人不過是陪考成分居多，但最後勝出的這15萬人是否真的是為國舉才，從中國網民的反應似乎也不看好。 勞動專家:鐵飯碗工作讓求職者搶破頭 針對國考、省考的競爭激烈，廣州城市理工學院人力資源管理系教授王長城認為，三年防疫後，中國經濟形勢雖有回升，但也不是特別景氣，讓民企在用人、招人上普遍緊縮，尤其頻傳裁員，都讓求職者轉向公部門較安穩的職缺，即便是中小學、醫院和社區的基層人員，都有研究生願意降低身價屈就。 他說，疫情前，大學畢業生若找不到相匹配的工作，都寧可考研，不急著投入勞動市場，但疫情後的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加劇，多數大學畢業生都想儘快找到工作，就算是不符合專業特長的工作也無所謂，而且還出現考生「應考盡考」的「巡考」現象，相對地，就連考研人數也出現下降的趨勢。 王長城告訴美國之音:「他的目標導向就是待遇好、工作又穩定，他想的是這些。很多學生不考慮我自己學哪個專業、我的專業特長在哪裡，他不怎麼這麼考慮了，他把它放到很次要的位置。」 據新華社去年12月底引述中國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報考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的總人數創下新高後，今年回落至438萬人，較上一年減少36萬人，年跌幅約9%，也是三年來首次下降。 王長城分析，考研報考人數下降的有兩大原因，一是部分大學生認知到，讀研的意義不大，因為現在本科畢業生能找到的工作可能不比研究生畢業後能找到的工作差。其二，中國近年大力擴張職業高等教育，因此，隨著普通大學教育的緊縮，現在只有前百大的985、211或「雙一流」高校的學生才會致力於考研。 他還說，基於財政吃緊，中央或省市地方公務員的職缺不會擴增太多，因為當局並不希望太多人投入公共服務這類「分享財富」的崗位來，也就是俗稱「吃皇糧」的行列。相反地，他說，政府現在鼓勵的是創造性勞動、新質生產力和科技教育，亦即，大量民眾能去搞創業、創造財富，將有助於國民的財富增長，也是當局今年能否把失業率從去年的5.2%，控制在5.5%的關鍵因素之一，不過，他也直言，中國政府現行的失業率調查都非普查結果，因此，普遍存在低估的趨勢。
中國政府「蓋牌」半年後，1月17日恢復公布青年失業率，經排除在校生後，去年12月16-24歲的青年失業率已從去年6月的21.3%下降至14.9%，引發多數中國網民質疑為「優化數據」。多位來自不同省份的專業人士告訴美國之音，在中國整體經濟疲軟的前提下，年輕人不僅工作難找，就算有工可上，也普遍面臨薪資縮水、學歷貶值的困境，讓不少年輕人乾脆在家「躺平」。 中國青年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市場觀察人士說，除了職缺短少外，還有工作條件太差，對年輕人不具吸引力。 一位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姓名的吳姓高階經理人告訴美國之音，即便在他所在的中國經濟重鎮長三角地區，青年就業的現況並不理想。 中國年輕人工作性價比攀低 吳先生說：「中國青年失業率高，有一種情形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而是你的工作失去性價比。」 吳先生說，新冠疫情後，中國經濟的復甦力道疲軟，近幾個月已導致薪資縮水，連大學學歷也在貶值，傳統名校如中國官方排名前段班的「985院校」或「211工程」重點高校學生，找工作或不成問題，但起薪已至少下砍三成，從疫情前的每月上萬元人民幣縮水到僅約6、7千人民幣。 相對於本土名校畢業生「人多、便宜又接地氣」的優勢，曾經風光一時的「海歸」留學生現在尤其乏人問津。吳先生說，這是因為留學歸國的年輕人，未經中國式的社會化洗禮，人情世故或圓滑度都差強人意，所以一般企業現在對他們敬而遠之。 最辛苦的是排名後段班的高校畢業生，就算在一線城市找得到工作，月薪普遍也只有5、6千元人民幣，職業專校畢業生的起薪更低，只有3、4千人民幣，這樣的收入水平要在長三角地區租房、通勤，每月恐入不敷出。 吳先生說，就算頂尖的專業人才也面臨薪資縮水的現實，他說，他收過的履歷中，有不少是2023年剛被阿里巴巴等「大廠」裁員的研發人才，他們原先年薪百萬人民幣，但現在卻自願腰斬年薪50萬元人民幣，只求有份工作養家活口、繳房貸。吳先生說：「我(徵才企業)還有很多人可以挑，因為他們都被綁住了，主要是被房貸綁住」。 蓋牌半年後，中國國家統計總局1月17日恢復公布16到24歲青年失業率，在「優化」統計方式，剔除6,200萬名在校生後，這群年輕人的失業率從2023年上半年的20%區間下降至14.9%，減幅高達6個百分點，引發中國網民質疑當局在「優化數據」，因為北京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張丹丹曾估算，去年3月青年的實際失業率恐上看46.5%，而在長三角地區有第一手徵人經驗的吳先生也說，這失業率數字被低估的可能性很高。 他說，他看到許多已經畢業的年輕人來面試，竟未攜帶畢業證書，詢問之下才知道，是學校不願核發，因為校方說「找到工作才算畢業」。換言之，「沒找到工作就不算畢業」，當然也就不會被算進失業人口中。 人力需求失衡 畢業學子寧可在家「躺平」 任教於東南省分、沿海城市的大學教師李老師也有類似觀察，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全名的李老師說，就讀人工智慧(AI)等風口行業科系的學生比較容易找到工作，但相對偏門的行業，如室內設計等建築行業，找到工作回來報喜的學生就蠻少的。 李老師說，在求職困難、薪資又不理想的情況下，約兩成左右家境優渥的畢業生直接選擇「躺平」。 李老師告訴美國之音：「就在家裡給父母養、三餐在家吃，整天可能打電動，然後比較上進一點的會說，準備考研，就是對於未來沒有任何規劃。」 在製造業蓬勃的珠三角地區，一位不願透露全名、從事工業設備的林先生也告訴美國之音，自己往來的許多客戶都大幅裁員，因為這些新能源廠商前幾年景氣大好時曾大規模招工，但隨著經濟和行業前景惡化，人力需求也跟著縮減。 林先生說：「在疫情結束的這一年，明顯的出現一些經濟數據上面的變化跟人民感受比較不符合的狀態，我覺得，青年人不容易就業肯定還是跟經濟實際的情況有比較大的正面關係。」 林先生還說，被迫下崗的工人，在生活開銷昂貴的城市中難以維持生計，很多人都選擇返鄉、另謀出路，但問題是，回老家也找不到工作，因為除了種田糊口外，很多任務業型的技術生產崗位職缺根本不太可能在偏遠地區找到。 對此，馬來西亞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顧問胡逸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問時表示，中國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是結構性問題，因為人口眾多，隨著經濟增速放緩、職缺減少的情況下，工作機會自然變得僧多粥少。 此外，他說，中國的教育制度恐也需要調整，因為很多年輕人選擇就讀較為軟性的文科是全球共通的趨勢，但在中國高速發展高科技產業的現況下，文科生要轉行找工作就會比理工科畢業的學生困難得多。 胡逸山指出，中國想要真正改善青年就業，唯一的方法是刺激經濟增長，但放眼全球，各國受到疫情重創後，疫後的經濟復甦都不樂觀，除需求疲軟外，新冠疫情恐死灰復燃，也憑添經濟復甦的難度。 他說，中國願意恢復公布青年失業率，是實事求是的做法，但調整後的失業率仍達14.9%，明顯偏高。 胡逸山說，年輕人「萬一找不到工作的話，如何使他們能夠自力更生，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甚至成為社會的不穩定的因素，這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位於北台灣桃園的中央警察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李國正也指出，各國失業率上升將對當局的執政正當性帶來壓力，反映在民主國家就是敗選、政權更迭的後果。中國雖一黨獨大，但當局的「維穩」壓力上升，恐加大管制以免民眾對經濟不滿的宣洩，引發陳情抗爭。 近億人投入網約車和送外賣 職場「退路」擁堵 值得關注的是，自行創業、開網約車或送外賣等工作被視為是下崗工人可選擇的「退路」，但現在就連這條退路也已出現人多擁堵的窘境。 中華全國總工會2023年3月公布的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顯示，當時全國職工總數約4.02億，其中這類自營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而不少網路最新評論則預估，餐飲、外賣跟網約車司機總數應有一億人上下，他們的勞動價值持續縮水。 位於長三角的吳經理說，司機師傅曾向他抱怨，以前開車月收入可達15,000元人民幣以上，但隨著太多年輕人湧入加劇競爭，他前幾個月的收入大降至只剩7000元人民幣左右。 吳先生說，年輕人創業的失敗率很高，他遇過不少年輕人離職創業，但因管理能力跟現金流都不足，幾乎未見有人成功，相反地，因欠債違約變成「失信人員」的人反而變多。他說，以自己公司所經營的金融放貸為例，過去平均75%的客戶都能通過徵信，取得信貸，但現在比例已經降至50%。 經濟動能不足 失業問題持續難解 展望2024年，警大學者李國正表示，作為世界級的生產消費大國，中國經濟不致因眼前的瓶頸而崩潰，但其經濟增速若放緩到5%甚至4%的「新常態」，加上美中貿易戰、通貨緊縮等內外部不利因素，職缺和薪資增長不容樂觀。 李國正說：「消費者物價指數變成負值就是民眾不敢花錢，就是通縮(通貨緊縮)，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中國經濟)明確復甦的跡象，(因此)它的職缺的成長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挑戰期，需要突破。」 不只是中國年輕人，在中國經商工作的台商也感到中國經濟疲軟的衝擊，一位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姓名的台灣兩岸事務官員指出，台商曾表示，他們近期在中國製造業的業績普遍下滑三至五成，今年也恐只能維持基本運轉。 此外，在華台商因為生意失敗、貧病交迫而滯留當地的人數也激增。台灣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垂正透露，海基會去年共協助102名滯陸台人返國，首次突破百人，也是歷年之最。 邱垂正告訴美國之音：「我們正在處理中的(滯陸台人)案件還是有非常多，特別是中國大陸近期以來整體的經濟下滑、失業率增加，台灣(人)在中國滯留，需要我們協助的人有增加的趨勢。」
乃悟最近在社交平台看很多人說自己已經提前回家過年了，中國年還仨月呢，也太捉急了吧。 就比如廣西小伙小張吧，原本在一家新能源企業上班，結果公司裁員7成，他也被優化了。小張覺得也沒什麼公司會在年底招聘，索性就回了廣西老家。 現在他每天睡到11點，晒晒太陽，抽兩根煙，看看鄉村的景色，十分愜意。他說自己不會去大城市了，反正也沒有結婚的打算，在家附近找個工作湊活一下就行。 乃悟今天去了趟北京馬駒橋，一下公交就看到，對面的空地上躺著一個哥們兒。北京很冷，被褥很破，但他四肢舒展，努力擴大自己和陽光的接觸面積。 在這個北京知名零工市場，早上6點大家就開始排隊等工作，隊伍一眼望不到頭。工友楊師傅告訴我，公交站對面的空地上，多的時候同時躺著十幾個人。 人，是從10月下旬開始少的，工友們七嘴八舌說，至少少了一半人，大多數都回老家過年了： 年景好的時候臘月29還捨不得走呢。 關於零工市場，經濟觀察報採訪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張成剛。張教授說，根據他在北京、鄭州、杭州與深圳四地零工市場的調研，各地都出現了崗位減少，日結工資降低的情況。 楊師傅告訴乃悟，疫情前這裡進廠的工作每個月能拿到6000以上，然而現在只有3，4000，好多還不包吃住。過去他一個月能有6000的收入，現在要2，3天才能接到一單活。活兒少的時候，零工最低甚至能開出7，80一天。 這和張教授的調研結果一致，他發現最低的日結體力活干滿9個小時的工資是80。 有工友師傅給乃悟算了一筆賬。在馬駒橋附近，每天吃飯+房租加上煙錢，最少50塊。10天就是500，一個月就是1500，沒有工作的話大家都扛不住。 楊師傅也想過跑外賣，但他用不來導航，對不熟悉的地址經常遲到，掙的錢還不夠交罰款。 自從活少人多的情況出現後，楊師傅和工友們發現工廠也變了，以前來排隊立刻就進廠，現在50歲以上不要，幹活沒力氣的不要。 還好，勇闖馬駒橋的大部分是80後和90後，30歲以下的人至少有四分之一。 有的工友雖然進了廠，但沒有底薪，如果工廠接不到訂單，就只能放假，這樣就意味著沒有收入。 這種情況下，要麼就提前回老家，要麼就再苦一苦自己。楊師傅說他過去的房租要600一個月，為了節省開支，他換了一套不帶暖氣的房子，只要400一個月。 深圳的三和情況也差不多。一位在三和堅守的小哥告訴我，進入十月後，三和市場徘徊的人少了得有大幾百。 過去，三和大神們都是上一天班，睡三天網吧，干不幹日結，純粹看心情。現在，火了很多年的三和大神精神，也在這個冬天慢慢消解。日結一發布，大家都是搶著干，找不到的就只能挨餓。他現在就期望著周末的深圳馬拉松： 當一天保安，能拿一筆錢。 在經濟觀察報的訪談里，記者問張教授在與各地零工們的溝通中，他們表達了哪些訴求。張教授說在河南，60歲以上的絕大多數農民工養老金每個月一百出頭，不夠花；醫保繳費漲太快，壓力大。 記者又問他四地調研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張教授說在鄭州有個公益人士開了個愛心廚房給零工工友放飯，一年多自己貼了200萬進去。放飯時，光排隊打飯的就有400多人。一頓飽飯，最長需要排隊兩個小時。 記者又問他零工市場上的大齡農民工，未來就業出路在哪裡。張教授說日結工已經是他們最後的就業選擇。只是，零工市場正在面臨就業崗位萎縮的情況： 他們未來還能去哪工作掙錢？我實在想不出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星球商業評論）
在中國經濟放緩之際，似乎有越來越多當地年輕人把出人頭地的希望，寄托在中獎概率高達萬億分之一的彩票上。 中國財政部上星期二（9月26日）公布，1月至8月累計，全國共銷售彩票3757.61億元（人民幣，下同，約704億新元），同比增加1278.52億元，增長51.6%。其中，福利彩票機構銷售1263.25億元，同比增長26.4%；體育彩票機構銷售2494.36億元，同比增長68.5%。 其中，8月份全國共銷售彩票529.57億元，同比增加184.81億元，增長53.6%。 中國財政部說，主要受重大賽事增多、即開型彩票新票上市等因素影響，彩票銷量較上年同期增長較快。不過，有觀點認為，這一現象的背後離不開經濟景氣度。 經濟不景氣 今年以來，有關中國經濟的負面消息不斷：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緩慢、青年失業率創新高、外商投資低迷、出口和貨幣疲軟，以及房地產行業陷入危機。其中，反映經濟狀況的青年失業率，在6月達到了創紀錄的21.3%。青年失業率指的是年齡16至24歲人口的失業率。 中國國家統計局在8月中旬，以「統計工作需要不斷完善，勞動力調查統計也需要進一步健全優化」為由，宣布自8月份開始，全國青年人等分年齡段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將暫停發布。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這一決定馬上引起輿論批評，不僅敲響了中國就業市場的警鐘，也突顯中國經濟成長停滯的困境。 儘管沒有彩民年齡層次的細分統計佐證，但有中國媒體報道，好些彩票店老闆說，店裡的年輕面孔比以往多了。 在微博上，一條「彩票中了1.7億元後該做什麼」的話題次數接近四億次，討論上萬次。 根據小紅書、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的帖文，好些年輕網民也都將彩票視為了「救命稻草」。 一位自稱剛從大學畢業的網民說：「大環境如此糟糕，我當然是想買彩票啊……誰不想中獎一夜暴富，從此翻身？」也有網民消極表示：「都想著靠賭一夜暴富，我也想。至於工作所得工資，不過是窩囊費罷了！」「大家都把發財的希望寄託於運氣，而不是自己，說明了社會上的錢不好掙。」 對於這一點，鳳凰網在6月刊出的文章《年輕人為何迷上了買彩票》中給出如此見解——無論是農業社會還是工業時代，「天道酬勤」的工作倫理都被普遍奉為圭臬，那時人們的生活是穩定可預期的：只要投入，就有成正比的回報；到了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就算內卷到卷不動，也未必能實現夢想，那句「選擇比努力重要」的流行就不是偶然的，這表明不少人察覺，光埋頭苦幹是不行的。 簡單來說，人們即使努力工作，在今時今日的大環境下，大概率還是無法取得傳統意義上的成功。但有了彩票，就至少還有一絲髮橫財的希望。 彩票行業轉型迎合年輕人 從彩票店裝潢走向年輕化的現象判斷，年輕顧客群增多估計已成趨勢。 綜合中國媒體報道，和人們印象中那種燈光昏黃、大爺大奶扎堆的場景不同，如今許多彩票店開始迎合年輕人的喜好。例如，門面裝潢越來越講究，包括加入醒目和趣味十足的標語、用色大膽又突出的設計等等。有網民因此開玩笑說，如果不仔細看，還以為是個網紅奶茶店。 此外，彩票店近年來也大量出現在年輕人聚集的場所，比如商場、超市、地鐵站等。 自媒體「開菠蘿財經」引述一名剛就職的大學畢業生曉立說，在她家附近1000米的範圍內，有四家福利彩票站、三家體育彩票站，一些便利店裡設置了自助彩票機，公司樓下的商場將原本的奶茶、糖果等移動攤位，改成了彩票移動攤位，地鐵附近也開著一家福彩店。 擺脫老氣的彩票店像奶茶店那樣討得年輕人歡心後，兩者之間相互吸引，漸漸形成穩固的回頭客與店主的關係。 中國許多彩票店的門面裝潢越來越講究，包括加入醒目和趣味十足的標語、用色大膽又突出的設計等等。 《新京報》的評論就指出，至少從彩票和年輕人的「相處模式」看，二者其實已經彼此接納，彩票已經很自然地融入了年輕人的生活圖景。 不僅如此，第一財經「DT財經」還發現一個現象：買彩票成為當代年輕人的社交硬通貨。 在中國社交平台上，興起了「送禮就送刮刮樂」的小風潮——把彩票做成「花束」當禮物送給閨蜜、男朋友、女朋友：生日禮物、七夕禮物、兒童節禮物……反正「這是一束花還是五百萬你說了算」。把刮刮樂當成「份子錢」，是一些年輕人面對「人情關係」的巧妙選擇。 總的來說，彩票價格幾乎人人都負擔得起，買幾張的價格未必比一杯網紅奶茶來得貴。因此，人們路過彩票店隨手買一兩張，並不會構成心理負擔，中獎固然好，沒中也是圖一樂。於是，在一些人眼裡，彩票更像是一種日常的精神消費。 「在買房和買車中選擇買彩票，在上班和上學中選擇上香。」 這雖然只是一句玩笑話，卻也反映了時下年輕人面對的現實環境。他們不一定是躺平或真的佛系，只是在經濟增長放緩、消費普遍降級的當下，選擇了買彩票這麼一個可負擔且不失趣味的娛樂活動罷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楚報集團）
一、外賣的基本情況 說干就干。 最簡單的是跑「美團眾包」: 不用培訓，註冊就行，不限時間，不規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結。還有「蜂鳥眾包(以前是餓了嗎)。基本同上。 後來又註冊了「閃送」(據說這家最規範最人性化)。去齊魯園培訓了半天，花了50塊錢買了工牌、馬甲、文件袋。 「順豐同城」，和「閃送」差不多，就不再體驗了，否則還得花一份錢。 這幾家相比較，美團最狠，市場佔有率最高。蜂鳥次之，閃送和順豐相對溫和但生意不多。 美團把騎手分三個等級。 核心是美團專送，職業騎手。每天九點打卡上班，晚上九點下班。埋頭跑系統推送的單子，每單3-4元。都是優化過的好單。取餐處集中，比如說上萬達四樓，一圈拿5-6個餐。派送處集中，比如說送到某銀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離短，不超過3公里。派送時間短，因為取餐省時間、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進小區、上電梯、爬樓、給顧客反覆打電話確認。 他們相對輕鬆一些。但不好處是不準請假，每個月允許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報備，越是颳風下雨下雪越要求準時派送。接到差評罰款200-500，一般罰500。 送餐遲到不罰款因為是系統計算出來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說是早九點干到晚九點，實際上還要長。上午八點半開早會，遲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點了，手裡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點半還會繼續派單，多數都是九點半才能打卡回家)。在臨沂城，專送每天必須干12-14小時，一個月必須干26-28天，平均能掙6000。特別拚命的能掙8000多，都是市區60碼逆行闖紅燈拿命換的。 專送很苦，但業餘送外賣的眾包騎手更苦，處於最低的第三級。送一趟單價低30%，單子都是專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遠，要麼就是要去沒有電梯的搬遷小區爬六樓送上門。好單很難搶到 (上兩層有60-30秒的提前搶單優先權)。眾包工作時間更長，更危險，掙的更少，不聽話就被「針對性」禮送到沒有訂單的邊緣地區。好處是不想干就回家躺著，沒人強迫你掙錢。我了解的最拚命的，每個月能掙7000 (每天干15-16個小時，一個月一天不歇)。 我有本職工作，只能幹業餘的眾包。這些天我假日就從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兩小時，晚飯後再跑到夜裡一兩點，或者兩三點。夜裡給錢多一些，能掙到錢的都是偏遠地方。半夜裡我跑到過相公鎮東邊的村裡，跑到方城，跑到蘭陵村子裡，跑到沂南山裡面，都是鄉間小路。都是騎摩托。太黑，燈書院照不遠，有時候就騎到了溝里。一過長春路，夜裡都是大貨車，擦身而過，心裡也打怵。送完貨，騎車回來，才覺得手麻覺得凍得不行。有一次我實在太冷了，就把車停在田裡，繞著跑了一陣，看看高德地圖，在臨沂大學正北九公里，回家還很漫長。 一個月，我送了2000多單，接觸了幾百個商家，敲響了2000多個房門。平均下來每天騎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層樓。所以我那個月微信運動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這個月綜合算下來，每小時收入10元是常態，每小時收入20元是極限。 平均每單3.5元，要取貨送貨2+3公里，取貨平均等5分鐘，騎車8分鐘，送貨進小區上門平均7分鐘，共20分鐘。一小時3單,10.5元。 一次送3單，排列好次序，能節省1/3時間。但會被催。一小時能送4-5單，15.75元。一次送5單，適用於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時間。很難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極限值。略微提升單位時間的收入，一小時還是送5-6單，19.25元。好處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 關於送的貨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議: 蛋糕不建議送。鮮花，不建議送。冬天不要送燒烤。萬達、泰盛，不建議取貨。醫院，不建議送。代買，不建議送。菜市場代買，堅決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轉單，不能接。一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藥品，最佳。輕便而不易損壞的特殊用品，建議送。長途，加急，謹慎判斷。 二、痛苦，是一件事實，還是一種體驗？ 詩歌只有一種現實: 痛苦 ——帕切科《詩人之戀》 我無心於調查，就是想體驗體驗。 2022年很特殊。一份報道里講，在上海騎手送外賣每天能賺1000多。另一份報道又說，北京人社局一位副處長，王林，親身體驗當外賣騎手，送餐12小時賺了41元。究竟哪個說真的?我想，應該親身試試才知道真偽。 幹了一周，我覺得王林處長那篇報道更真實。大家有時間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體講述。不過，我覺得12小時賺41元，這根本不能維持生活，何況在北京。王林處長體驗得有些短，他要是幹上個把月，我估計每個月能賺個三四千塊錢。要不，他怎麼活？ 我體驗了一個月。這張紙上是我每天記錄的收入情況 (沒有去除每天3元保險費和25元摩托車油費)。跑到第20天的時候，我上升到了眾包騎手的最高級別，路也很熟了(臨沂市區的小區和周邊的鄉鎮都牢記了,不需要看導航。經常去的小區，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陣具體樓號編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練的騎手了。勞動強度和具體收入情況，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關注的是外賣員這個「身份」究竟是怎樣的處境。體驗這個工作過程中人是如何感受、應對、反芻這些遭遇的。肉體受罪是一方面，雖然很久沒有這種體驗了；主要的還是受人辱罵。 沒有人拿正眼看送外賣的，商家，顧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這個，只有我們小區的保安知道。他們天天見我早出晚歸半夜回來，不讓我進。我說我是業主;他們騎車跟著我到樓下看我上樓，說你送外賣都能在這兒買起房，是個人物。很多顧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飯的。有的顧客就是披著人皮的畜生。我曾經痛恨過這些人，後來慢慢都忘了。 有幾次，差點就被人認出來了。一次是在萬達。我取餐的時候，旁邊有一對小情侶說那個送外賣的說話好像邢老師啊。我心想肯定是愛聽我課的好孩子。還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獅粉到寶德新領域，開門的男士穿著內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認出了他，他肯定沒認出我。我戴著頭盔。 我更願意回憶起溫暖的瞬間。這一個月，我送了兩千多單，有三個人真誠地感謝過我。一個是搬遷小區古城社區的一位女士。她說半夜裡孩子想吃餛飩，天這麼冷謝謝我專程送來。後來我發現她又打賞了我2塊錢。還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鎮東北那個村裡的。他們夫妻倆怕我半夜裡找不著路，打著手電筒把我送到了路口。還有一對夫妻，老人住在人民醫院五號樓，心腦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們給老人定的餐灑了一些，後來我又買了一份送去。他們倆把第二份餐的錢退給我，又打賞了我10塊錢。 真的很感謝他們。祝願他們事事順利，吉祥如意。 三、今天，我們體面地存在於社會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在我棲息的孤獨中有充裕的時間 來思考希望的問題： 能否有一天 我們的生命 不再像霍布斯所說 只是污穢、野蠻與短暫的? ——帕切科《約拿報告》 我們看一下中國這幾家外賣公司的隱形控制結構： 外賣公司總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給每個城區的運營商，然後運營商再次分包。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結構，很多國家是不允許這樣操作的。肯德基、麥當勞它們都有自己的外賣隊伍: 無論專職還是業餘，都有正式簽約.有五險一金，受傷有公司保險，從不設置送餐倒計時催促你飛馬趕到否則虧款罰款。 ——我們這幾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說它們的名字)，實際情況就是，騎手出車禍了，每天扣的3元保險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給保險公司) 提供最高6000塊錢的傷亡保險。不夠了，縣區運營商承擔。還不夠治病，縣區運營商直接跑路，你起訴都找不到人。起訴城市的運營商都起訴不了，外賣公司總部根本起訴不著，因為都是「勞動外包」，它把自己早隔離出去了。這種重大傷亡事故，據了解城區每個月都有。 猝死，外賣公司總部所有階層的管理都不會——按照他們的條款，這與外賣公司理睬，總部毫無關係，起訴都是白花錢。全國起訴的都沒一個贏的。 罰款的問題。——顧客投訴，會被重罰。這個網上討論很多，我就不贅述了。我說下另個關於罰款的問題。 比如說：案例一。 這一單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後繼續送的過程中，軟體提示說上一個訂單沒有點擊送達。你只好停下了點擊。第二天就會被罰款：異地點擊送達，或者超時點擊送達。可以投訴說，沒有超時，而且當時已經點擊了送達，這是軟體又跳出來的問題。投訴無效。還有一次申訴機會。再次申訴也秒回，無效。打人工客服電話，一個小時內能聯繫上就是幸運的。聯繫上了，還是同樣的回復。 這樣的情況我一個月遇到兩次，程序完全一樣，三次申訴機會沒一點點用，完全是擺設。我最後對人工客服(是個活人) 說，你們可以直接聯繫顧客看真實情況是怎樣的。沒用，依舊扣錢。而且扣的錢也不返還顧客，都進了外賣公司總部腰包。 案例二：跑腿單。 送達過程順利，顧客非常滿意。但是顧客不會在手機上完成「墊付款。顧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墊付的頁面，騎手就得在門外等著，也不好大聲催促。(大聲催促是態度不好，是要被頂格罰款的，罰500) 。一家人在屋內找墊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統提示說送達已經超時。超時一秒鐘，扣跑腿費用40%。超時五分鐘，扣跑腿費60%。昨天我在樓梯上等了快十分鐘，顧客才完成支付。今天顯示那一單扣款80%白送了，從大學城附近到羅庄，11公里。 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顧客代付餐費後等餐(四菜一湯)，等了半小時第一份菜還沒做，打電話給經理報備，回復說繼續等待等到45分鐘還沒出菜，再打電話給經理報備，回復說倒計時寬限15分鐘；等到倒計時都快走完了，我已經等了75分鐘，再打電話給經理報備，回復說和顧客商量，盡量讓顧客滿意別投訴。 顧客很體諒，說: 既然已經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節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貨確認了，你安心送來就行。 結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紅色警告: 嚴重違規，罰款200元！怎麼辦，開始申訴唄。從第一級開始申訴，填單、錄音、截圖上報。被打回，申訴無效。第二級申訴….第三級申訴….第四級申訴，到總部了，有人電話錄音取證；最後還是申訴無效。最後到第五級，最高級，總部市場部總經理，上海，…..還是申訴無效，答覆說系統顯示顧客填寫好評的時間，我的定位還在飯店。 我說剛才發給你的顧客專門錄音的情況說明、大堂經理的錄音情況說明、顧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經把事實講清楚了。回復說不行。同時反問我，你申訴了快一整天了,有這時間，你跑一天外賣，也快賺200塊錢了，幹嘛這麼軸? 我在電話里對這位總經理說，你應該看過一部電影，叫《秋菊打官司》;這不是錢的問題。 過了一會兒，他打電話過來，說發了一個紅包給我，請接收。我點開，15元紅包，留言說我個人理解你的經歷，但罰款不能取消這15塊錢算是我個人的一個人道主義補償。 ——這幾家全球知名的外賣公司，盈利能力真有這麼緊張嗎? 這家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有嚴格的季度財報和年度財報。我們打開看一下。它自創辦以來，十幾年幾乎沒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虧損1155億，21年虧損235億，22年虧損67億。 我看到這個財報，心裡和大家一樣，非常驚訝。因為每一單外賣，商家需要額外支付貨品價格30%的送貨費用，顧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貨費用。舉個例子，午餐定一個20元的飯，3公里，顧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遞員拿到3元，外賣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這樣。它究竟為何虧損如此之大呢? 我們還是看財報。21年，它行政開支88億、研發開支167億。22年，它行政開支98億、研發開支208億。錢都從這裡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總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員大家可以統計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個手機APP，每年需要多少研發費用來支撐，大家也可以統計一下。 有時候，精心修訂過的數字會誤導世界。還不如我們日常的體驗。這些騎手干著全世界強度最大的外賣工作，拿著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這麼重的抽成;它的大股東們在全世界豪宅遊艇轉移資產……和這些財報數據顯示的完全不符。 送外賣的一個月里，我見到了3個女性外賣員，見到了幾位年齡很大的外賣騎手，最大的一位對我說今年66歲了。他們承擔不了每天14小時、全年無休這麼大強度的勞動，我估計他們每個月能賺個3、4000塊錢。春節過後，我離開了外賣隊伍，但在路上我還是首先注意到他們的身影。最近幾個月，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騎手風馳電掣爭分奪秒。可能再危險再苦再累，他們也離不開這3、4000塊錢的收入。家裡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銀行發來的房貸還款簡訊……都在提醒著他們: 跑起來，快些跑!有天夜裡，我在彷河邊上一家燒烤店門口蹲著，等老闆出餐。旁邊還蹲著好幾個美團騎手。 我問他，現如今啥活最苦? 他說，送外賣掙錢最苦，還有快遞中心搞分揀也苦，搬家搬貨也苦，扛地板磚上樓也苦。 我問他，比老家種地苦不? 他說，當然比種地苦了，種地清閑，又不來錢，種屁的地。我問他，這幾樣比干建築活苦不? 他說，當然比干建築活苦了，千建築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錢不? 半年有活，半年沒活，干到年底工頭跑了，過年，過屁年。我準備把這幾樣都干一遍。每一樣干幾個月。給自己油頭粉面的內心減減肥。 是否有一種公司，不僅能讓我賺錢糊口，還能教我們學點好的東西?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問。 我們這種極度內卷源自哪裡，誰能告訴我? 我查證了國外快遞業的具體情況。日本送一單起價是32元 (人民幣)，北美送一單起價是6美元。所以國外讓外賣送到家是很貴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國內的2-3倍，北美也是國內的2-3倍。但底層勞動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國內的8-12倍，北美是國內的10-15倍。) 而且，國外的通例是雙方都可以差評投訴:騎手被差評五次，要暫停工作重新培訓。顧客被騎手差評五次，會被系統封號一年，不能再點外賣，必須自己去取。雙方如果投訴，系統提供的都是真人接聽電話，2-6小時反饋意見。調解不了，騎手和顧客都可以拿著證據去法院起訴，也可以起訴公司。像起訴公司「違規罰款」、「歧視」這種官司，打贏了一輩子就財務自由了 (一般都會收到公司錢庭外和解) 。因為那些工會，不是一般的厲害，是非常非常厲害。 而我們這些外賣總部的管理系統，與剛才說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較，內核完全不同。 我們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們這個「大系統」的具體而微，基因完全一樣。它的一切設計，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加持下，變得更精密、更準確，「恰好」能獲取適量的勞動者，「恰好」能讓騎手們維持最基本的生活，讓他們積累不下休養生息、以錢養錢的些微資本，像驢一樣，被牢牢拴在這台磨上。 這不就是齊格蒙特-鮑曼在《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里寫的那樣嗎?「新的工廠系統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處複雜機器之中，如同沒有靈魂的小齒輪一樣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無用的部分，比如興趣和雄心，還有天性中對自由的渴望，不僅與生產力無關，還會干擾生產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這是關於後現代狀況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們遭遇的，是加強版，更令人揪心。 究竟誰在阻礙我們過上有最低體面水準的生活？ 四、知識分子的「信息繭房 復仇是世界的主旋律 人犯我，我犯人，人再犯我 我們永續這無盡循環 ——帕切科《牢籠》 我不覺得知識分子是一個多麼美好的詞。——它就是個中性詞，既不好，也不壞。 我讀了很多年書，讀了很多書，結識了很多讀書人。但我覺得讀書越多，盲區越大，反而會生成一種鄙視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負。 底層人生活在底層的信息繭房;知識分子生活在知識分子的信息繭房。兩者經常是不相通的。 我從另一個角度談談這個問題。 我來自於一個天主教家庭。讀高中的時候，我頂著巨大壓力，離開了教會的鉗制。母親經常嘆息說，這些事你做得比教徒還認真，為什麼不回到教會裡? 為什麼呢？我覺得「精華已盡皆堪棄」。 這是圍棋世界裡的一句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是天主教信念的核心。有這個信念是最關鍵的。我見過很多自稱嚴格遵循戒律的教徒。就算他們言行一致，我也不喜歡: 被動地屈服於某些戒律，內心卻充滿了私慾，這不是買櫝還珠嗎?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應該理解人的有限性，理解財富是流動不居的。最起碼，得理解世界各階層必須平衡發展，竭澤而漁必將雞飛蛋打。說他們之所以慷韋伯談到清教徒的「慷慨」慨，不僅僅因為道德追求，主要是認識到必須讓渡一部分利潤給他人，才能維持系統的穩定運行。 說得遠一點，世界的終點是「空」(空不是無)。我所理解的「空」，是生滅滅生，循環往複，不為某人某姓永遠獨存。獲取大量金錢，有點意思，但也沒太大意思。 以前古人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老百姓愛說，人就是懶骨頭，能上不能下。 確實是這樣的。年近半百，我感覺自己越來越嬌氣，越來越矯情，越來越脾氣壞，越來越沒耐心。這樣發展下去，是要下地獄的。 張愛玲說，有年元宵節，胡蘭成陪著她到上海郊區閑轉悠，鑽進一個棚子里聽流浪劇團唱野戲。寒冬，那些女演員凍得紅彤彤的，嗓子都凍啞了，就在幕布後面土堆上描眉換裝。看了一會兒，胡蘭成說走吧。張愛玲說，你走吧，我再看會兒。 後來，張愛玲在美國回憶這件事。她說，我感到震撼，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女人，再苦再窮，大世界天崩地裂，也擋不住她們活下去，就像野草一樣。 確實如此。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東夷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