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小镇做题家是近年来的热议话题，而作为他们阶层跃迁故事的背景，是那些一直没有机会离开村镇的人。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留守村镇，隔绝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家庭资源有限，城市生存经验不足，这些没机会离开小镇的人，将进城视为一种“妄念”。 小镇修理铺，日入三元 晚上约莫5、6点光景，王学勤和妻子杨凤珍开饭了。桌上摆着临街店铺卖的熟牛肉、炝炒过的自家种的青菜，还有一瓶太原高粱酒。王学勤边喝酒边吃菜，杨凤珍说话间，则不停对丈夫翻着白眼。 年前，两人闹了点儿矛盾，王学勤开一家家电修理铺，这天他不在，有人来取修好的电视机，杨凤珍作主收了三十元。王学勤回来后，立马发了脾气，他认为那三十块钱收“贵了”。而杨凤珍也丝毫不让理。“光图名声能图来钱？”提及此事，二人不免又是一番拌嘴。 争执间，一位老人来修电饭锅。开关坏了，王学勤为他换了副新的，连零件带修理费，只收了三元钱。按杨凤珍的说法，这就是开年后的第一份收入，听起来不免带着点儿穷酸。 这是2020年春节，正月大年初八，王学勤和杨凤珍夫妇守在修理店内，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春节。 王学勤夫妇在镇上开修理铺已30余年。铺子就在自家自建房内，毋需房租。一年四季，王学勤大概都戴着墨镜，坐在一张旧木桌前，进行电路板焊接，杨凤珍负责招呼顾客。2014年她患上中风，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身体状态好些时，店里一有人来，她仍会倚着门框走出，笑着招呼，要给人倒水、同他们聊天。 杨凤珍患病前，王学勤夫妇除春节或特殊节日，几乎都要开店、守着店面做生意。大儿子王大雷在镇子几公外的乡村开家电修理铺，二儿子王小雷在镇上开摩托车修理铺。顾客大都是四里八乡的熟人，店铺开在自家的房子，吃的是自家土地里产的粮食和菜园里的菜，肉去街上买，生活成本低，虽一年四季守在店里，但有钱赚，日子还算自在。 镇子位于山西晋南，这里丘陵和坡梁起伏，在此地靠种地挣不上钱。镇子十多公里外的东山，蕴藏有丰富的铁矿，上世纪90年代，一座铁矿厂矗立于此，昼夜不息地闪烁着火光，输送矿产资源的交通干道与镇子主街交叉，构成一条繁荣的商业地带。 王学勤夫妇是最早把握这波经济红利，从村里移居到镇上的人家。王学勤的父辈是农民，高考落榜后，王学勤开始自学家电维修技术，初来镇上干个体户时，只能住在租借的马房中，积攒财富后，才在镇上置地建房、娶妻生子。 那时，繁荣的小镇吸引来一波流入人口。有王学勤这样来自附近村子的农民，凭手艺开店，诸如小饭店，理发店、蔬果店、车辆修理铺等等。也有来自四川、湖南的外省人被矿场吸引，前来卖力气。 2005年后，矿场陆续关停，镇子的发展速度放缓。2012年前后，县城房地产生意红火起来，镇子迎来了人口外流时期。镇，作为城市与县城的中间态，曾被许多从乡下渴望到县城的人们视为中转站。镇子衰落，年轻一代纷纷选择离开，去往经济更发达的县城，或去省城务工，汇入浩浩荡荡的城市打工潮之中。 但那时，王学勤和两个儿子不想进城，也不怎么想出远门。他们的生存围绕本地的社会关系和人情展开，一家人也留恋故土。 王家第二代中，王大雷夫妻是最早选择出走小镇的人。2014年前后，他们苦于乡里的生意冷清，率先关掉修理铺，分别进入省城的家电城和电子厂。两年后，二儿子王小雷关掉铺子，为儿女读书，也搬往县城。 留守此地的王学勤，和镇上没落的邮局、家具厂、服装店以及坑坑洼洼的炮弹路一起，像是兀自构成守护旧世界的结界。 2015年，杨凤珍一阵阵犯头晕，她身形高大，自认为身强体壮，起初并未在意，直到一次，上厕所时差点儿晕倒，王学勤带她去县医院检查，人已患上脑梗。不久，杨凤珍爆发肢体障碍，住院治疗了一阵，因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落下半身不遂的毛病。县医院医生无奈告知，只能靠药物和锻炼尽量维持现状。 王学勤一面看顾维修铺的生意，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大儿子留守在家的两个孩子。他不堪重负。为给妻子看病，让她的日常生活可以自理，王学勤没少求医问药，从大医院到小诊所，从游医偏方到神汉假药，只要听说有用，他们都愿意尝试。年近60岁，为外出看病，夫妻俩才偶尔会闭店，离开小镇。 出走 作为小生意人，王学勤几乎一辈子未离开县域范围。本地人信奉扎根守业，王学勤也几乎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小镇和家电修理铺。 王学勤的家乡在镇子十几公里外的乡下。他颇有些少年“天才”，年幼时在村子里拆卸组装家中的半导体收音机、村里广播喇叭，甚至能靠修半导体录音机挣上工分。70年代末，王学勤高考落榜，父亲一卷铺盖，将他送到镇上租借的一间闲置马房，王学勤干起了“个体户”。 8、90年代，王学勤抓住县城购买电视机、收音机等电器的热潮，靠看《无线电》杂志等自学，成为镇上最早的家电修理师傅之一。那时，镇上人对他最深的印象，便是他骑一辆二手摩托车，红色漆皮，超大油缸，发动机一开动，便发出破锣声响。行驶起来，更会拖出一条浓黑的尾烟。骑着这辆摩托车，王学勤也因此成为镇上最早的万元户之一。 随着业务扩展，王学勤的修理铺从马房搬迁到了镇上最热闹的庙场，赚到了钱，王学勤渴望在镇上安居乐业，他买下平房所在的地基，房子先起一层，又加盖一层，楼上楼下七八间，在镇上也称得上“豪宅”。 当时，县供电局甚至来挖“人才”，想安排他入编制，但王学勤觉得干个体也更自由，拒绝了这份“官差”。 或许是自学技术谋生给的底气，王学勤对儿子的学习不算重视， “读个九年义务教育就行”。大儿子王大雷从小爱跟父亲捣鼓家电，初中毕业后，王学勤教给他修理家电的技术。后来，将上门维修这部分工作分配给王大雷。2003年，王大雷结婚后，在距离镇子3公里的D乡开设维修铺，专注于“大锅”（卫星接收器）安装业务，父子二人修完大半个县城的家电，完全不愁生意，他们也成为亲戚中最阔绰的人。 小儿子王小雷15、6岁时，去一家摩托维修铺成为学徒。学成后，王学勤花费6万元，在镇子街道购置一块土地，为王小雷建造自建房，并开设摩托维修店铺，王小雷也成家并自立门户。 同年，王大雷的女儿和王小雷的儿子出生。儿孙满堂的王学勤迎来人生最高光的时刻。那几年每逢年节，王学勤家中格外欢闹，连鞭炮和礼花都要放得比别家要多，要响。 一派繁荣背后，也有暗面。2005年后，私挖乱采导致的事故频出，加之生态政策的收紧，大小矿场逐步关停，在镇上繁忙了十余年的炼铁厂火光冷却。这座炼铁厂一度是小镇经济繁荣的象征。在矿场打工的本地人在其中赚到了钱，成为镇上首先富起来的一批，前来打工的四川人、湖南人等外省人，都带动和促进了镇上的经济和消费。 矿场关停，本地和外地人都走了一批。王学勤那时并为想到，经济支柱的逝去，成为镇子营商环境慢慢衰落的起点。 直到2012年前后，亲戚间开始有人在县城或镇上买房、读书，向县城流动。但王学勤仍没有这方面的心思，两个儿子也“恋家”。他们喜欢吃本地的面食，住惯了宽敞的自建房，也走惯了泥土路。对于王学勤来说，乡土宛如身上的肋骨，抽掉后会感到切肤之痛。 不断更新的技术，也冲击着王家的生意。2012年，宽带网络和机顶盒在镇上逐渐普及，传统的“大锅”逐渐从各家各户的屋顶上消失，数字电视服务成为潮流。王学勤和王大雷的业务量一落千丈。为维持生计，王大雷在家电修理铺拓展了一块区域，开始兼营五金业务，效果并不理想。当时，有人跟他说了博彩这一赚钱门道。随后，他铤而走险，在店里顺带经营起黑彩网站的代理生意，能扩大收入，但也比不过镇上经济好时、家电维修铺的鼎盛期。 没过两年，这一非法业务就被打击和取缔。2014年，王大雷无奈关闭了维修铺，他远赴省城谋取机会，在一家大型家电商城担任维修咨询师，起初月薪3000元。他的妻子李玫随后也追随他前往省城，进入了省城的富士康电子工厂工作。 他们将在镇上开铺子时的经济头脑延续到省城。李玫在工厂工作2年，得了腮腺炎，厌倦电子厂的工作环境后，她退出工厂，做起产品直销，王大雷也被妻子带入了这一行。刚开始，夫妻二人顺利赚到了些钱，手头宽绰，消费也升级了，先是在县城买了地段最好的期房，后来又换了新车。 弟弟王小雷的进城务工之旅则相当曲折。大哥的家电修理铺关停后，他的摩托车修理铺在镇上勉力维持了2年。生意冷清，时间久了，他心气受挫，妻子看店时，他流连于附近的麻将桌。挨到2017年前后，镇上撤学并校，先是中学撤销，后是小学生源外流，教学质量滑坡。尽管不愿离开镇上的家，为了孩子读书，王小雷和妻子还是决定带着孩子前往县城租房陪读，一面打打零工以维持生计。 他先是由嫂子介绍进入富士康，在镇上开店自由散漫惯了，他不适应工厂里严苛封闭的工作环境，不久便离职而去。2017年秋，他由一位朋友介绍来到北京找工作，结果误入传销组织，最终由一位在城市工作的表亲将他接回。 自此，王小雷对城市心生排斥。回乡后，他选择留在家乡开金杯货车，接的活儿也围绕家所在的区域展开，不过，这样跑车能赚到的钱不多。 而这时，王学勤在镇上打拼的根基、经验与智慧，已无法再助力两个儿子在城市的生活。他同时自身难保。妻子患病后，家中大多积蓄都花在看病上。2019年前后，急于为妻子看病的他，曾花5千元买下据说有神效的“西藏灵芝”，杨凤珍服药后却出现高血压、便秘等症状，停用、送检后，才知道是假的。他又受“医托”鼓动，冲动买下去山东滨州的联程车票，打算去一家号称用“干细胞疗法”治疗、吹嘘得天花乱坠的民营医疗机构治疗。 幸好在出发前夕，在县城的小儿子王小雷及时发现并阻拦。为此事，父子俩一度陷入冷战。被传销欺骗过的王小雷认为“医托”不靠谱，王学勤则指责儿子怕出医疗费用。“医托”的骗子身份被揭露，山东之行不了了之。王学勤后怕，如果再去一次，怕是家底儿要空掉了。 这次经历，让王学勤也生了对城市“魔窟”般的想象。他性格本就沉默，不爱说话，那之后，王学勤鲜少再提去城里带妻子看病的事儿，有时杨凤珍向过路人打听哪个地方的医院好，王学勤只摆一摆手，脸上是听天由命的平静，“别想了”。 雪后的小镇 活成镇上基建服务的一部分 如今，王学勤还在努力维持着败落的生意。他有心研究电脑和手机的维修业务，但到底年龄大了，脑力和精力跟不上探索。 而他的修理铺仍在服务着镇上的人们。来修东西的多是上岁数的老人。老人们过惯节俭日子，送来的老物件拆调一番，换个不值钱的小零件，又能支撑个一年半载。一次，一台修好的旧电视长达一个月没人来取，连王学勤都忘了是谁，回头看到戴孝的人来，猛然记起那台旧电视。对方面容惨淡，叹一口气，“取不取也没多大意思，上次赶集之后的第二天，人没的。”这台电视到底没被拿走，王学勤硬塞了对方二十块，等于收个旧东西。 店里留有太多旧家电和物件，因“人情”一概堆积在店铺的角落。平生第一次，王学勤把油漆涂写的“家电维修”四个字明示在月亮门的墙面上，以此说明他还在干这一行。 固守镇子的两代人，似乎仍在等待转机。2022年，王学勤从他人口中得知，儿子和儿媳大打出手，据说要离婚。他询问后才得知，2021年，李玫搞直销过程中听信他人，误入网络“杀猪盘”，还拉了不少亲戚朋友下水，每家都出借了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结果对方卷款跑路，夫妻俩最终背上三四十万的外债。但得知后，王学勤无奈地说：“管不了了，自己解决吧。” 王小雷在大城市遇挫后，2017年后，他大多数时间，像候鸟般往返于县城和乡村，没事儿时，他还会回到村里的老家住上一阵。唯有在乡土，王小雷才觉得亲切和安全。2020年，他加入村委会，当起小组长，为母亲杨凤珍办理二级残疾证，争取到每月发放的50元生活补贴。 王小雷育有两个儿子，如今，一个已上大学，一个在上小学，都处在“花钱”阶段。他和妻子在县城租房住，妻子在快递点打包，王小雷则靠开小货车赚点儿小钱。 他挖空思想想赚钱。但没落的山乡小镇，如若不外出打工，实在出路难觅。2023年，王小雷去了趟吕梁的矿场，但险些遭遇矿难。这趟回来后，迷茫的王小雷多半时间选择了在县城“躺平”。没有拉货生意的日子，王小雷保留着搓麻将的爱好，赢了请客吃饭，输了则蹭吃蹭喝，状态看似潇洒，实则要靠拆借以及“撸口子（借网贷）”举债来维持。 眼见着儿子未能出人头地，现在的王学勤，只将希望寄托在孙子辈上，总想着哪天哪一个能出头，至于“能出头”究竟意味着什么，王学勤也说不清。 王学勤的家电修理铺仍在镇上矗立，但偏于一隅，像个垂垂老者，仿佛被时光所遗忘，再难找到结实的存在感，而承受着“摩托”风湿腿病的他，也同修理铺一道，正弯曲地步入他的暮年。 窘境同样悬挂在杨凤珍脸上。她如今靠着服药和锻炼，拖着病体，需要一点一滴算计过日子。一件拆封的快递衣服，说是拼团所购，试穿了，质量太差，样子也和网络图片不对版，要拿去退。她从不去镇上新市场的实体店买，在镇上的人看来，除了逢集或节日时，“那地方卖东西的比买东西的多。” 过去十年家中从小康陷入困顿的生活，她无法全然理解。有时，杨凤珍会想象当初丈夫进了供电局去了县城，今天的日子是否会不一样。 “发祥（王学勤的朋友）在供电局退休，现在一个月三四千。”她慨叹自己“没那个吃财政的命”。 提及镇上其他小店的生意，除了一家老字号的牛肉馆还很红火，王学勤对别的营生只有摇头叹息。不过，之前王学勤去买牛肉时店里要送上一块肉的习惯，店家已经悄然更改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人是需要目的和意义的，大学生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 这几年的大学生有多难？直观地说，比疫情那三届还要难……前途渺茫，意义缺失，堪称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最难的一批。 没有目的最难 读大学，所为何事？在我上大学的2007年，以及更早的时候，家境一般的孩子们读大学有且只有一个目的： 读书改变命运。 我做到了，和我类似的在过去几十年完成农村到城市跃迁的上亿大学生也做到了。 大约从10年前开始，读大学改变命运这个提法逐渐与现实脱钩了。一边是本科院校的全面扩容让“上个大学”在中国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另一边是各行各业经过数十年的狂飙突进来到了发展的平台期，“双创”热潮的退去也让高质量就业市场逐渐饱和，绝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只能勉强“找个工作”。 读大学，成了年轻人的基础配置：读了也没多好，但不读也不行。 再后来，就是三年新冠疫情的管制，以及社会经济基本面的深刻变化。读完大学后找不到对口满意的工作成了常态，慢慢的，找不到工作也成了常态，于是大家以空前的热度去卷考研考编，国家也顺势增加研究生名额，以至于大量高校出现在校研究生人数比本科生还多的倒挂情况。 网络图片 因为一些不方便提及的原因，疫情三年的大学生还遭受了广泛的就业歧视，处境堪称举步维艰。此时，对于那些非重点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读大学的性价比已经相当可疑。 时间来到2024年，读普通大学的性价比已经全面跌到了负值。 现在的就业环境大家都很清楚，即便不看宏观数据，我们在生活中也都能接触到。前几届的师兄师姐还有海量职场小白没有被消化呢，新一届上千万毕业生又开始排队投简历了，有经验的职场前辈们降级竞争初级岗位的也是乌泱乌泱地涌来…… 2025年或者2026年的应届毕业生想要找一份白领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重点名校尚且如此，数量更多的二本三本专科更是情何以堪。 青春没有售价，真正的意思是青春年华想卖也卖不出去。 大学生们不是闭目塞听，就业的压力早就通过互联网从社会上传递给了在校学生。无论成绩好坏，无论文理农工商医，前途渺茫是当代大学生们前所未有的普遍感受。 其实都别说未来的就业了，就是眼下在校期间的实习岗位也没多少学生能争取到。处于收缩期的各行各业，对实习生的需求也会变少。 还没等来零零后整顿职场，职场自己先缩为敬了。 除了上课和社团活动，大学生们很难找到什么别的事来干。 至于考研和考编，就更是希望渺茫了…… 一方面，前几届的师兄师姐还有上千万人在憋着劲儿全职备考呢，这几届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也一再创出历史新高，今后还有好几年会越来越高，竞争何止是激烈，根本就是惨烈。 另一方面，考上研了又如何？只是拖延几年就业的压力，目力所及并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善，除了少数专业之外，大部分研究生的就业竞争力也并不会显著更高。研究生本身成了就业的蓄水池，当然也就谈不上研究生就业了。 考编倒是很多人的理想出路，但是这个难度比考研还要高几个数量级，岗位数量相对于大学毕业生总数来说更是杯水车薪。 2024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为1179万人，而全国范围内包括公务员、事业编、医生、教师等编制内岗位的总招考人数不过百万人多一点，还不够消化那179万的零头。而且肉眼可见地，编制内待遇也已经大不如前，还会继续下调。 上完这个学之后将来去做什么？这是很多大学生心里很清楚但不敢去直面的一个问题。 没有意义更难 在大学教育的就业导向和功利性作用被极大弱化之后，大学生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心理困境： 我为什么要上这个学？ 不排除有少部分大学生是真心热爱所学专业，能享受到学习知识的乐趣，但绝大部分在校大学生显然都处于一个长期的意义缺失的状态。 卷学习，其实普遍已经非常非常卷了，但考研考编的比例毕竟就那么点，对未来处境的帮助并不大。卷社团工作与社会实践，简历是能够更漂亮一点，但相对于大环境来说这点改善真的只能算象征性的挣扎。 沉迷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倒是很多人能抓得住的点。但今时不同往日了啊…… 以往工薪阶层的家庭生活也蒸蒸日上，中年父母养一个大学生，娇宠些也问题不大，大学生那些兴趣爱好烧点钱家里能烧得起，毕业了即便不着急工作啃老啃几年也承受得住。 而现在，工薪阶层的中年人自己都压力山大，走下坡路的时候，一个烧钱的大学生就会显得格外扎眼，一个前途渺茫的大学生更会成为家庭新的沉重负担。 所以，大学生们躺平度日，沉浸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变得不切实际。 那，20出头年纪，人生中精力最为旺盛、时间最为充裕的大学生们，要把时间精力花在哪里，要把生活意义寄托在哪里呢？ 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李白《行路难》节选 但是，年轻的力比多总归是压不住的，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生理规律。大学生们旺盛的精力与充裕的时间总归是需要一个释放出口的。 青春卖不出去，那就自己挥霍掉。 发生在河南的荒诞剧，就是这样一种集体的狂欢与释放。在其他城市、其他学校，也在酝酿着或者实践着其他释放方式。 郑州大学生夜骑（网络图片） 不让自行车跨城很容易，发个通知就能管得住。但是然后呢？ 大学生们无处发泄的精力要往何处去呢？ 这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了一整天，也没什么建设性意见好提。只好祝福青春飞扬的同学们飞得快乐一些，更安全一些。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经济差、钱难赚，到底是谁的错？不管是美国智库的调查，还是美国之音的采访，都清晰显示，和以前相比，现在的答案有了明显变化。 在习近平执政之初，人们更多地把矛头指向自己。是我能力不强吗？是我努力不够吗？是我性格不好吗？ 而随着习近平第三任期的开始，中国经济困窘乏力，政治上的高压持续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不再苛责自己。多位受访者表示：是政策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是习近平的问题。 答案显而易见。哪怕是和十几年前做比较，中国人看上去也已经没有那么老实可欺。但一位袍哥后人告诉美国之音：也仅此而已，中国人有选择自杀的勇气，但没有血性去反抗中国的执政党。 袍哥后人的家庭辩论 钱难赚，已是共识。钱为何难赚，不同的家庭看法不同，同一个家庭甚至也有分歧。来自中国西部省份，在建筑行业工作的强先生，向美国之音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强先生的曾祖父曾是当地舵爷。舵爷是袍哥会的头牌大哥，袍哥会是活跃于清代、民国的民间秘密社团组织。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家一直受到不平等对待。我的爷爷、父亲和我，对共产党都看不惯，”强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但对于他为什么赚不到钱，家人看法不同：“不管我父亲、母亲，还是表哥，都认为我是个人能力不够，或者是性格不好。我表哥稍微聪明一点，在国内是所谓的中产。但在我这个明眼人或者有认知的人的眼里，赚不到太多钱就是整体的大环境，加上国内政权结构造成的。” 强先生曾憧憬财富自由，他认为官方政策导致了变故。“2017年的时候，我爸买了一辆重汽王牌的蓝牌自卸车，去工地上拉渣土、土石。当时，老板给他加油，车辆有问题的话会维修一下，一个月就可以赚一万二。因为生意好，当时家里计划着年底再给我买一辆。但是因为2017年环保风暴，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就只能出去打工了，我爸也把车卖了。” 他介绍，因为2017年环保风潮，仅他老家所在的城市，就有两万多家中小的民营家具厂倒闭，“环保确实利国利民，但是政策实行得太急，实施过程中有很多不正当利益勾当，在我眼里就是劳民伤财，就是专门坑老百姓的。我邻居有个小伙子开餐馆，也被环保部门要求搞一个类似空气污染回收器的东西，而且要从指定的商家购买，要花二十万，其实普通商家两三万就能搞定”。 认为失掉了在国内的机会后，强先生两次通过劳务中介到国外工作：“小工三四百人民币一天，中工五六百人民币一天，虽然也是辛苦活，但比国内强点。”目前在中国的他，正等着下一次出国工作的机会。 “习近平最能折腾” 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数据显示，强先生更是一个“明眼人”，更有理由在家庭的辩论里获胜。根据来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最新报告，一项于2023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导致生活贫困的因素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个人因素不再重要。 根据这一报告，机会不平等、经济制度的不公平分别位列第1、第3。而在2014年、2009年、2004年所进行的类似调查中，机会不平等分别排在第4位、第5位、第6位，经济制度不公分别排在第9位、第10位和第8位。 报告同时显示，过往20年，在导致生活贫困的因素里，能力不足、努力不够一直位列前3位，但2023年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认知发生了改变，能力不足已位列第6位，而努力不够位列第5位。性格不好由2004年的第4位，跌落至2023年的第7位。 不再苛责自己，看上去能够引起足够的共鸣。活跃在北京、广东等地的一位短片导演告诉美国之音：“共产党管得太多，让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当然也让很多年轻人失去了获得知名度的机会。抖音短视频火的时候，他们要管；短片导演参加海外影展的多了，短片市场火起来了，他们也要管。管起来 – 这是他们的惯性。” 这位导演提到，中国国家电影局7月初发出新要求，短片参加境外电影节，由境内第一出品单位或送展法人向国家电影局备案，“虽是备案，但他们很有可能要审剧本的。”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资深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个人努力难敌政治铁幕。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大家其实也不满意，但现在比较起来，习近平还是最能折腾的，而且不知道他还要折腾多久，“媒体行业完全变质，做一点有价值的深度报道难上加难，我这种想干事业的人心灰意冷。” 认为个人的困窘源于大环境而不是个人，在去年9月得到了规模浩大的验证。中国网红李佳琦在网络直播中销售79元一支的眉笔，有网友嫌贵，李佳琦回应“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他的说法引来了群体愤怒，在如潮的“谁不想涨工资？但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如愿吗”的质疑声中，李佳琦一天掉粉100万。 无声的革命 2013年，也就是所谓习李新政第一年，《无声的革命》一书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所谓“无声革命”，作者本意指中共建政后，穷人的孩子悄无声息地得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此书披露了中共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攀升，干部子女比例超过专业技术人员、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一时被舆论聚焦。 时过境迁，曾是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目前在美国生活的邱家军认为，当下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农村学生进入好大学读书的比例明显降低，像北京的北大、清华，农村学生占本科新生比例不到30%，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了20%的落差，“在复旦、同济这样的高校，来自农村的硕士、博士就更少了”。 邱家军同时告诉美国之音：“上海的情况，父母是公务员的，孩子考上公务员的比例可以说相当高，至少是60%以上。从官员阶层的子女中间产生新的官员，这就是比较典型的阶层固化。另外一方面，上海好的、有油水的企业，公务员的子女、官员的子女也是比较多的。越有权的部门，越有钱的部门，阶层固化越严重。” 他认为上海本地人考公务员至少有三个优势：会讲上海话，对上海的人情世故比较了解；有信息优势，知道哪些岗位的公务员收入高；而且上海人脑子灵光，还没有考取公务员之前，先到你想去的那个单位去实习或者做雇员，象征性地拿一点钱，以后考公务员就简单很多。 外地学生考公难，不只发生在上海。在广州海珠区一家设计公司工作的湖北人文华告诉美国之音，他是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我们公司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做老破小房子的翻新，总体情况稳住了。我的基本工资3200元，做一单业务的奖金在1200元左右。” “我同时备考公务员。但现在名校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扎堆，我这种从湖北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出来的，真是没有信心。” 他认为，公务员考试总体透明，但面试环节的人为因素会多一点，“广州有亲戚，但也不是公务员，所以得不到任何帮助”。 关注当代大学生命运流转的中国作家黄灯女士，今年5月底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大学生整体上越来越原子化，精神上越来越孤寂。 “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网络的隔绝，让学生们孤立无援。读大学、找工作都是自己的事，买不起房也是自己的事，生存面临很多挑战。他们没办法放松，没办法不焦虑。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唯一的确定性就是来自家庭的依托，”她说。 逃离 多位受访者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 在中国的社交群组里，强先生时不时和群友分享走线和移民的消息。“我个人的规划，就是先通过海外务工出去，多挣点辛苦钱。趁年轻身体好，脑袋还能转得快一点。”他告诉美国之音，“存点钱以后还是要找机会到国外定居。因为国内对年轻人来说，我的形容就是，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他认为中国不会有改变：“我爸我妈知道执政党坏，但是他们也没说过反抗。我表哥也没想过反抗。这段时间国内很多跳楼的、自杀的，他怎么反抗啊。我们中国人，我感觉是没啥血性了。” 认为个人努力难敌政治铁幕的资深媒体人也透露，他正联系几个国家的朋友，看看去哪个国家最好，哪个办法最稳妥。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看上去也未能消弭不确定性带给人们的焦虑。邱家军表示：“12年观察下来，习近平不是不想干事，而是他能力不行、能力不足。第一，中国的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你解决了没有？教育，特别是教育公平，你解决了没有？第三，医疗保障你解决了没有？第四点就是住房，加上社会保险，这些你解决了没有？别的不说，你哪怕是能够解决其中的一条，也是非常得民心。” “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致密的网状结构。基层政府是这个结构，高层政府也是这个结构，总体上导致社会比较固化，流动性比较差。实际上，这种固化是当权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有意为之。三中全会促进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基本上非常低。” 逃离也在中国内部发生。黄灯女士在让她声名鹊起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中提到，深圳浪漫主义般飙升的房价，彻底瓦解了学生们在大城市奋斗的念头，除了“丧”，除了选择逃离，他们找不到任何留下的现实理由。她认为“房价的失控和飙升，直接影响了学生对现实的感知和毕业去向”。 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在中共高层始料未及的房地产危机中有所回调。美国之音联系黄灯，询问她对大学生的“丧”有何新看法，她表示不能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正忙工作的调动，而且该讲的我都已经讲过了，”她说。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星期二(6月11日)宣布启动2024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希望在眼下的就业高峰，集中为高校毕业生等群体提供超千万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中国最近几年经济的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失业大军中，年轻人的失业率尤为严重。 面对经济低迷，工作繁重、住房高价、结婚和生养子女、入托入学费用高企等重重压力下，相当一部分中国年轻人不得不无可奈何地“躺平”。对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表示，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 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不过，观察人士对中国当局能如何解决尤其是年轻人高失业率的问题作出不同的解析。 年轻人高失业率居高不下 中国人社部说，在6月7日至16日百日千万专项招聘行动的第一周，互联网、医药卫生、金融、能源制造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6万家用人单位提供25.9万个岗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指示要“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与此同时，中国最近几年经济的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显示，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4.7%，比3月的15.3%回落0.6个百分点，为过去5个月来第二低。与此同时，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继续在较高的7.1%上徘徊，为过去5个月来的第二高。 中国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去年上半年逐月创下新高，6月一度飙升至21.3%。面对超过五分之一的年轻人高失业率引发的国内外舆论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随后宣布暂停发布该数据，直到今年1月官方推出所谓的“优化”的数据，即剔除寻找兼职工作的在校学生，仅以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寻找全职工作的3,400万余青年为统计对象。研究中国经济事务的专家得出的数据则远高出官方的数据。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张丹丹去年7月曾表示，“如果包括依靠父母生活的这些青年人群，青年失业率会升至46.5%。” 就业市场形势雪上加霜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下行，经商环境每况愈下，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之际，今年创纪录的1179万高校毕业生暑期毕业，与现有的失业人口竞争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将势必进一步拉高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正值人生花样年华的年轻人，在寒窗苦读多年后找不到工作，不仅是个现实的家庭问题，更是潜在的社会和政治稳定问题。高失业率的严重性和潜在风险，迫使中共当局不得不将此提到议事日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就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习近平还特别提到规模和数量越来越大的年轻人失业问题。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谢田博士说，中共强调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凸显出高失业率问题的严重性和可能的后果，但是，要实现习近平所说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不可能的事情。 “高质量充分就业”，闭门造车？ 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高质量或者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在就业中只占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工作都属于中低收入，因此“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提法基本上就是闭门造车。 他说：“我们现在看到高质量或高收入，白领或者金领，实际上都在面临裁员的问题，中国的高科技、互联网企业、金融企业都在裁员。随着中国经济下滑，金融业也在萎缩，外国西方资本都在撤出。所以这些真正的所谓的金领、高级白领，全都在减少，就业都在减少。” 谢田教授说，今年暑期中国的年轻人就业情势非常严峻，1179万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大部分找不到高质量工作，而低质量的工作，很多大学生也不愿意去。因此，预计相当数量的大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马上就会加入失业大军。 此外，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厂离开中国，一些原来那些农民工，或者年轻人没有地方就业。他们原来在代工厂打工的“一技之长”，变成“无用武之地”，现在要他们回去务农，他们也不愿意。因此，失业的问题会非常严重。 “被失业”的主因 总部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说，中国整体的就业市场形势，除了因为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企业裁员导致的“僧多粥少”外，工作环境和工作压力非常大，是年轻人主动“被失业”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李强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太艰苦了，年轻人不会去工作，这个才是一个核心问题。” 这位中国劳工问题观察人士说，现在的中国工厂，竞争更加残酷，过去几年，特别是疫情以后，工资更少，加班时间更长，从原来的“996”变成现在“997”，而且管理更恶劣。因此，年轻人宁可依靠父母，当个全职子女也不愿意在这样的用工环境中工作。而应届大学毕业生，很多人毕业后不愿意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收入、消费和就业的恶性循环 旅美的中国人口学专家易富贤研究员从人口学的角度剖析了中国青年人高失业率的问题。他说，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直到2016年才取消的“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新生儿童的数量，导致内需不够，家庭的刚需减少，劳动力过剩，就业问题压力大。 此外，易富贤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仅为44%，居民消费占GDP的38%，而国际社会这两个指标通常都占60%以上。因此，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消费严重不足。 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消费不够的话，那么你没有能消费，没有人买东西的话，那你就没有生产，没有服务，你就没有就业机会呀。” 易富贤还表示，中国大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的是服务性行业，但中国的服务业只提供47%的工作机会。而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60%。他说，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毛入学率达到60%的话，相关的服务业能提供了70%-80%的就业。 “中国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么高，大学生比例这么高，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只提供了47%的就业。那么怎么办呀？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呀。”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2023年3月25日的一篇报道强调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然而，就是这些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民企，特别是那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近年来却在中共当局以所谓的“反垄断”，加强“监管”的名义下，被开出几十亿、上百亿的天价罚款。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独立经济学家赵晓博士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监管部门打压民营企业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让民企老板们人人自危，不寒而栗，到头来势必会殃及企业的发展和创造就业。 中国劳工观察人士李强认为，习近平鼓动什么“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就是一个空话，因为他要想促进就业率，就要减少工人加班时间，若减少工人加班，就面临要雇人，多付出劳务成本，导致企业处于竞争的劣势。 有钱能使就业升？ 谢田教授说，中共说是要扶持民企、私企，但实际上每每做的时候，完全是两码事。他举例说，中共当局放松银根，资金流出来以后，中小企业、私营企业仍然拿不到。中国改革几十年创造的很多财富基本上都被中共权贵给夺走了，把持了，根本没有民企、老百姓的份。他说，没有资金，哪里有什么发展，企业不发展壮大，怎么会怎么能创造、增加就业呢？ 谢田认为，要创造就业，就要把财富重新分配，让老百姓手中有钱去消费，内需消费扩大了，势必会促进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创造就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易富贤表示，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他说，收入增加后的直接效应就是消费增加，继而转化为扩大生产，创造就业。不过，他指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国政府可能不愿意，因为这会削弱中国政府的权力，意味着政府掌握的财富将减少。 “如果政府不愿意这么干的话，那么中国消费上不来。消费上不来的话，青年失业率就下不去。青年失业率下不去的话，那中国的生育率会上不来，就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中国目前这个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美国之音采访的观察人士还警告说，就像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年轻人群中的高失业率往往酝酿着不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因素。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和诱因下，可能会发生大规模并产生涟漪效应的抗议，甚至是骚乱活动，2010年中东国家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前车之鉴。
笔者从前几年就观察到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将取代房地产业的龙头地位。美国彭博社于3月25日发表文章，介绍彭博经济研究的最新结果：中国科技行业或将取代房地产成为新增长动力，并给出了高科技产业在中国GDP中的份额：2023年，与高科技相关的最终需求为2.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14.3%，略低于房地产推动的需求 20.1%。预计到 2026 年，高科技行业将推动 GDP 需求的近 19%，高于2023年的 14.3%，几乎与现在的房地产行业持平。 这个推论基本成立，本文将讨论的是一个问题：高科技业产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几乎可以预判：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会成功，但就业问题却会更加艰困。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适需人才是可解决的问题 我在《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成因：结构性失业》（RFA,，3/24/2024）一文中，谈到中国结构性失业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劳动力过剩的量，引述Wind PDB 产业聚焦曾在2023年1月发表的《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该研究显示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中（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仅2020年就容纳1.15亿多人就业；一个是劳动力的质，即人才是否适需，这里牵涉到一国的大学教育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要是否脱节、职业培训与再就业技能培训是否适应就业市场的问题。以下先谈经济结构转型的适需人才问题，以现阶段“新三样”当中最红火的电动汽车为例。 2022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发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影响研究》，该研究报告对中国电动汽车的人才供给与流入进行过详细测算，在第二章“中国汽车人才培养体系与人才供给现状”中，详细分析了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现状（见第34页：2021-2025年普通高等院校人才供给预测），指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为中国电动汽车供给最多的3个专业；也分析了职业院校相关专业设置与人才供给数量、以及企业继续教育人才供给现状。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信息是：院校毕业生不能马上上岗，需要进行相应的岗位培训；原有燃气汽车设计人员知识老化，45岁以上的人不少必须转岗（退出这个行业）。 该报告并未将人才供给数量当成问题，这点我理解。因为中国文科生占比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以2021年（最新）数据为例，中国文科类本科毕业生占所有毕业生的52.2%，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数据分别为64%和64.7%。中国文、理科生的相对比值约为1.1:1，平均每100个理科生就对应110个文科生；美国的比值为1:1.78，每100个理科生对应178个文科生；日本为1:1.84，100个理科生对应 184个文科生。“新三样”的适需人才中，只能从理工科大学生中培养。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新增产业后备人才不足，而在新产业部门不能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 电动汽车行业：技能人才需求增多 就业总岗位减少 “新三样”当中，以电动汽车行业对人才的需求（从数量到素质）最为详细。 前述中科院报告称，按照产业环节的特点，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于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可分别从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汽车补能三个环节来进行分析，根据数学模型的定量测算和调研分析，可以将电动化转型对汽车产业人才就业带来的问题归结为三个 Gap（差距）。其中“Gap1就业岗位数量与现有就业人员的规模性差距”指出，统计各环节就业人数的变化，电动化对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就业总岗位的减少。预计到 204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数量在 100~200 万之间，到 2060 年，实际减少的就业岗位数量，在 250~300 万之间。另外两个Gap谈的与数量关系不大，本文省略。 中科院报告是国家课题，预测一般持乐观态度。按实际情况估计，现阶段中国汽车行业转型，至少已经减少100万左右的就业者。 光伏产业：人才储备充足，新增就业亦多 对光伏产业的新增就业，从国际能源开发署到中国都持乐观态度，国际能源开发署已经多次发布报告，称直到2030年，光伏产业都是一个成长型行业，将提供许多新增就业岗位，41%新增就业机会在亚洲。 2022年6月22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光伏产业从业人员白皮书（2021-2022年版）》，其中提到，2021年，中国光伏产业在多晶硅料、硅片、电池、组件、逆变器等主产业链制造环节，以及下游电站端开发、集成、运维环节的直接从业人员总数约为41万人。加上综合间接和派生从业人员，该行业总体从业人数约为246万人。2022年-2025年，年均新增需求约为22.1万-38.7万人（取中位数，四年新增就业总额约为120万人）。到2025年，全行业人员需求总量预计达到334.2万-400.8万人。 与电动汽车行业不同的是，中国在光伏产业方面有极丰富的人才优势：一是海外光伏产业的大发展，不少海外华人归国，把光伏领域内各类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光伏制造产能的快速扩大；二是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设立不少科技攻关项目，在半导体设备材料领域积累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在光伏领域开枝散叶，成为中国光伏配套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三是从业人员呈现年轻化特征，30岁以下人员占比超过半数。 电池产业升级迭代加速，人才缺口较大 电池行业是个新兴产业。据世界经济论坛报道：预计2030年，全球电池价值链中的就业岗位将达1000万个，与当今全球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处于同一水平（即每生产5-10辆汽车大约有1个工作岗位），这1000万新增就业岗位中，一半以上将会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电池产业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平均薪酬也高于其他产业，人才短缺是普遍现象。据何向明在《电池产业链人才需求趋势分析》（3/14/2023）中所言，锂电行业中的国有、民营、外资、合资企业招聘完成率均未达100%，其中外资企业的招聘完成率最高（92%），民营企业招聘完成率不到50%。 《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人才缺口为103万人。每年数以千计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不能满足当前锂电产业链的需求，高校正在进行专业调整。 关于中国人口与就业的几点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人口（包括新生人口）的数量从来不是问题。解决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几乎是从清朝乾隆中叶开始、历经民国直到中共统治75年，贯穿350多年历史的中国大问题。有关于此，我写过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与不少文章论述。我历来主张中国政府要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将生育决策还给家庭，按家庭按本身能力决定生育数量与教育投入，完成全社会从计划生育到社会节育的转变。近十几年的文章，如果涉及人口问题，我都提醒：即使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全盛时期（2001-2019年），中国都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城乡综合计算，估计在25-30%之间），近期更不乐观。中国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过一份数据，截止2021年底，中国有2亿灵活就业者，其中有1300万外卖骑手。一篇《七万硕士生在送外卖产》的网文曾风靡国内互联网，无论这篇文章的内容真假，这些外卖骑手当中肯定有不少大学毕业生。这是中国教育专业结构性调整问题。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的现实是：容纳中低端去技能化劳动力的房地产衰败，三大主业中的1.15亿就业人口中将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失去工作，加上其余将近50个上下游产业的从业人员，也将有同比例的人失去工作（估计不低于1亿），这些应该多数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口；作为取代房地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的高科技产业的“新三样”，电动汽车的总体就业机会是减少，其余两个是增加，但数量不过百万余人。据《中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包含光伏、电池产业在内），整体人才需求为120万人，其中还有103万是特定专业。 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那样，中国存在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转型（民主化）来解决，比如言论自由等人权范畴的问题。但人口与就业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民主化包括让中国分裂成无数小政治体得到解决，尤其是分裂成小政治体后，各地会采取就业保护措施，落后的人口大省将面临更艰难的就业难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湖北、河南、江苏等25个中国省份于3月16-17两日分别举办地方公务员的笔试招募。据公务员培训机构的推测，本周末约有450万名考生要抢逾15万个岗位的最后面试资格，因此，周六开考前，“省考”关键词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据当天考完的考生普遍反应考题偏难、也切合时事，连两会热词“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也入申论题，但让部分河南省考生连声质疑农业大省“河南你不种地了吗?” 继中国去年底的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国考)创下300万人报考的“发烧”纪录后，本周末25个省份的公务员考试(省考)也不遑多让。分析人士说，面对经济复苏疲软，民企纷传裁员下，让为数不少的就业者转向公务员考试，图份铁饭碗的“安稳工作”。 经济观察报3月16日报道，据公务员培训机构“华图教育”的统计显示，今年约有560万人报考，比去年增长17.84%，其中预估约有450万名考生有资格参加本周末的省考笔试，而今年总计释出152,233个工作岗位，比去年增加了3206个职缺，年涨幅为2.1%。 省考竞争激烈，也有“千人岗” 虽然省考的平均考录比约34:1，但据经济观察报去年12月份引述“华图教育”的统计显示，少数岗位竞争激烈，如江苏省政府信访局机关处室二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岗位的考录比高达2581:1，是实打实的“千里挑一”，另外，徐州市泉山区-区委统战部一级科员一职，也是逾两千人抢一个岗位。 省考之热让“省考”这个关键词于周六开考前，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榜首，中国网民纷纷透过微博贴文送上“祝高分上岸”、“吃皇粮”的祝福，连官媒人民网也转发105厘米长锦鲤入池的短视频，来为考生打气。 周六的笔试一天分上午场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下午场的“申论”两门公共科目笔试。 据极目新闻3月16日报道，位在湖北大学考点的部分考生在考完下午场、步出试场时，有人向记者反应：“题目较难、计算量大、题型新颖”，也有人说“有很多题目跟当下社会热点相结合”，如国家机构改革、新成立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三农问题及租房多、人少的对策推论等都出现在考题中。 另外，多位考生也于微博贴文，透露一题又一题让他们写到“手快废了”的考题，其中，两会热词也赫然在列。 一位原藉广东的考生写道，她考到申论题分别有，1.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举措。2.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问题 对应建议。3.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她抱怨难考，因为“材料多的要命”。 务农大省河南连数字科技也入题，考生惊乍 另一位在河南应考、微博用户名为“兔子喵oO”的网民也发帖说，她遇到的申论考题“又是数字科技、又是营商环境的”，让她以为她在考江苏省考。这位考生吐槽道：“你不种地了吗?河南，我乡村振兴背的嘎嘎6(溜)，数字科技看都没看。” 另外四位河南考生也在留言区呼应，有人连声抱怨说:“真的，我做着做着，忍不住回头番了第一页，看到底是不是河南省省考卷。” 也有考生说:“真的，河南考了，我觉得最不可能考的数字化，河南，你跟数字沾一点边吗?” 还有一位河南考生也抱怨称：“我背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结果你给我来个社会治理、城市治理。” 周六省考试场内，数百万考生非常辛苦地挥汗应试，但不是考生的网民也乐得在网上围观，并对省考题目好发议论。 名为“学霸课长”的微博博主于下午场申论开考前，分享了省考申论写作的常用词句大全，但却引发不少网民的严词批评，如有人骂：“还在写八股文”、“就不能说人话”、“选拔公务人员就考谁会说套话，是吧！”甚至还有网民口出恶言，痛斥这般考试选拔除的地方公务员“难怪都是这破烂样”。 这场省考联考预计有450万人参加，但落榜率高达97%，亦即，有高达435万人不过是陪考成分居多，但最后胜出的这15万人是否真的是为国举才，从中国网民的反应似乎也不看好。 劳动专家:铁饭碗工作让求职者抢破头 针对国考、省考的竞争激烈，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王长城认为，三年防疫后，中国经济形势虽有回升，但也不是特别景气，让民企在用人、招人上普遍紧缩，尤其频传裁员，都让求职者转向公部门较安稳的职缺，即便是中小学、医院和社区的基层人员，都有研究生愿意降低身价屈就。 他说，疫情前，大学毕业生若找不到相匹配的工作，都宁可考研，不急着投入劳动市场，但疫情后的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加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想尽快找到工作，就算是不符合专业特长的工作也无所谓，而且还出现考生“应考尽考”的“巡考”现象，相对地，就连考研人数也出现下降的趋势。 王长城告诉美国之音:“他的目标导向就是待遇好、工作又稳定，他想的是这些。很多学生不考虑我自己学哪个专业、我的专业特长在哪里，他不怎么这么考虑了，他把它放到很次要的位置。” 据新华社去年12月底引述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报考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总人数创下新高后，今年回落至438万人，较上一年减少36万人，年跌幅约9%，也是三年来首次下降。 王长城分析，考研报考人数下降的有两大原因，一是部分大学生认知到，读研的意义不大，因为现在本科毕业生能找到的工作可能不比研究生毕业后能找到的工作差。其二，中国近年大力扩张职业高等教育，因此，随着普通大学教育的紧缩，现在只有前百大的985、211或“双一流”高校的学生才会致力于考研。 他还说，基于财政吃紧，中央或省市地方公务员的职缺不会扩增太多，因为当局并不希望太多人投入公共服务这类“分享财富”的岗位来，也就是俗称“吃皇粮”的行列。相反地，他说，政府现在鼓励的是创造性劳动、新质生产力和科技教育，亦即，大量民众能去搞创业、创造财富，将有助于国民的财富增长，也是当局今年能否把失业率从去年的5.2%，控制在5.5%的关键因素之一，不过，他也直言，中国政府现行的失业率调查都非普查结果，因此，普遍存在低估的趋势。
中国政府“盖牌”半年后，1月17日恢复公布青年失业率，经排除在校生后，去年12月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已从去年6月的21.3%下降至14.9%，引发多数中国网民质疑为“优化数据”。多位来自不同省份的专业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国整体经济疲软的前提下，年轻人不仅工作难找，就算有工可上，也普遍面临薪资缩水、学历贬值的困境，让不少年轻人干脆在家“躺平”。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观察人士说，除了职缺短少外，还有工作条件太差，对年轻人不具吸引力。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吴姓高阶经理人告诉美国之音，即便在他所在的中国经济重镇长三角地区，青年就业的现况并不理想。 中国年轻人工作性价比攀低 吴先生说：“中国青年失业率高，有一种情形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而是你的工作失去性价比。” 吴先生说，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复苏力道疲软，近几个月已导致薪资缩水，连大学学历也在贬值，传统名校如中国官方排名前段班的“985院校”或“211工程”重点高校学生，找工作或不成问题，但起薪已至少下砍三成，从疫情前的每月上万元人民币缩水到仅约6、7千人民币。 相对于本土名校毕业生“人多、便宜又接地气”的优势，曾经风光一时的“海归”留学生现在尤其乏人问津。吴先生说，这是因为留学归国的年轻人，未经中国式的社会化洗礼，人情世故或圆滑度都差强人意，所以一般企业现在对他们敬而远之。 最辛苦的是排名后段班的高校毕业生，就算在一线城市找得到工作，月薪普遍也只有5、6千元人民币，职业专校毕业生的起薪更低，只有3、4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水平要在长三角地区租房、通勤，每月恐入不敷出。 吴先生说，就算顶尖的专业人才也面临薪资缩水的现实，他说，他收过的履历中，有不少是2023年刚被阿里巴巴等“大厂”裁员的研发人才，他们原先年薪百万人民币，但现在却自愿腰斩年薪50万元人民币，只求有份工作养家活口、缴房贷。吴先生说：“我(征才企业)还有很多人可以挑，因为他们都被绑住了，主要是被房贷绑住”。 盖牌半年后，中国国家统计总局1月17日恢复公布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在“优化”统计方式，剔除6,200万名在校生后，这群年轻人的失业率从2023年上半年的20%区间下降至14.9%，减幅高达6个百分点，引发中国网民质疑当局在“优化数据”，因为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曾估算，去年3月青年的实际失业率恐上看46.5%，而在长三角地区有第一手征人经验的吴先生也说，这失业率数字被低估的可能性很高。 他说，他看到许多已经毕业的年轻人来面试，竟未携带毕业证书，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学校不愿核发，因为校方说“找到工作才算毕业”。换言之，“没找到工作就不算毕业”，当然也就不会被算进失业人口中。 人力需求失衡 毕业学子宁可在家“躺平” 任教于东南省分、沿海城市的大学教师李老师也有类似观察，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全名的李老师说，就读人工智能(AI)等风口行业科系的学生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但相对偏门的行业，如室内设计等建筑行业，找到工作回来报喜的学生就蛮少的。 李老师说，在求职困难、薪资又不理想的情况下，约两成左右家境优渥的毕业生直接选择“躺平”。 李老师告诉美国之音：“就在家里给父母养、三餐在家吃，整天可能打电动，然后比较上进一点的会说，准备考研，就是对于未来没有任何规划。” 在制造业蓬勃的珠三角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全名、从事工业设备的林先生也告诉美国之音，自己往来的许多客户都大幅裁员，因为这些新能源厂商前几年景气大好时曾大规模招工，但随着经济和行业前景恶化，人力需求也跟着缩减。 林先生说：“在疫情结束的这一年，明显的出现一些经济数据上面的变化跟人民感受比较不符合的状态，我觉得，青年人不容易就业肯定还是跟经济实际的情况有比较大的正面关系。” 林先生还说，被迫下岗的工人，在生活开销昂贵的城市中难以维持生计，很多人都选择返乡、另谋出路，但问题是，回老家也找不到工作，因为除了种田糊口外，很多任务业型的技术生产岗位职缺根本不太可能在偏远地区找到。 对此，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问时表示，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是结构性问题，因为人口众多，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职缺减少的情况下，工作机会自然变得僧多粥少。 此外，他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恐也需要调整，因为很多年轻人选择就读较为软性的文科是全球共通的趋势，但在中国高速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现况下，文科生要转行找工作就会比理工科毕业的学生困难得多。 胡逸山指出，中国想要真正改善青年就业，唯一的方法是刺激经济增长，但放眼全球，各国受到疫情重创后，疫后的经济复苏都不乐观，除需求疲软外，新冠疫情恐死灰复燃，也凭添经济复苏的难度。 他说，中国愿意恢复公布青年失业率，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但调整后的失业率仍达14.9%，明显偏高。 胡逸山说，年轻人“万一找不到工作的话，如何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甚至成为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位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央警察大学通识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李国正也指出，各国失业率上升将对当局的执政正当性带来压力，反映在民主国家就是败选、政权更迭的后果。中国虽一党独大，但当局的“维稳”压力上升，恐加大管制以免民众对经济不满的宣泄，引发陈情抗争。 近亿人投入网约车和送外卖 职场“退路”拥堵 值得关注的是，自行创业、开网约车或送外卖等工作被视为是下岗工人可选择的“退路”，但现在就连这条退路也已出现人多拥堵的窘境。 中华全国总工会2023年3月公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当时全国职工总数约4.02亿，其中这类自营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而不少网络最新评论则预估，餐饮、外卖跟网约车司机总数应有一亿人上下，他们的劳动价值持续缩水。 位于长三角的吴经理说，司机师傅曾向他抱怨，以前开车月收入可达15,000元人民币以上，但随着太多年轻人涌入加剧竞争，他前几个月的收入大降至只剩7000元人民币左右。 吴先生说，年轻人创业的失败率很高，他遇过不少年轻人离职创业，但因管理能力跟现金流都不足，几乎未见有人成功，相反地，因欠债违约变成“失信人员”的人反而变多。他说，以自己公司所经营的金融放贷为例，过去平均75%的客户都能通过征信，取得信贷，但现在比例已经降至50%。 经济动能不足 失业问题持续难解 展望2024年，警大学者李国正表示，作为世界级的生产消费大国，中国经济不致因眼前的瓶颈而崩溃，但其经济增速若放缓到5%甚至4%的“新常态”，加上美中贸易战、通货紧缩等内外部不利因素，职缺和薪资增长不容乐观。 李国正说：“消费者物价指数变成负值就是民众不敢花钱，就是通缩(通货紧缩)，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经济)明确复苏的迹象，(因此)它的职缺的成长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期，需要突破。” 不只是中国年轻人，在中国经商工作的台商也感到中国经济疲软的冲击，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两岸事务官员指出，台商曾表示，他们近期在中国制造业的业绩普遍下滑三至五成，今年也恐只能维持基本运转。 此外，在华台商因为生意失败、贫病交迫而滞留当地的人数也激增。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垂正透露，海基会去年共协助102名滞陆台人返国，首次突破百人，也是历年之最。 邱垂正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正在处理中的(滞陆台人)案件还是有非常多，特别是中国大陆近期以来整体的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台湾(人)在中国滞留，需要我们协助的人有增加的趋势。”
乃悟最近在社交平台看很多人说自己已经提前回家过年了，中国年还仨月呢，也太捉急了吧。 就比如广西小伙小张吧，原本在一家新能源企业上班，结果公司裁员7成，他也被优化了。小张觉得也没什么公司会在年底招聘，索性就回了广西老家。 现在他每天睡到11点，晒晒太阳，抽两根烟，看看乡村的景色，十分惬意。他说自己不会去大城市了，反正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在家附近找个工作凑活一下就行。 乃悟今天去了趟北京马驹桥，一下公交就看到，对面的空地上躺着一个哥们儿。北京很冷，被褥很破，但他四肢舒展，努力扩大自己和阳光的接触面积。 在这个北京知名零工市场，早上6点大家就开始排队等工作，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工友杨师傅告诉我，公交站对面的空地上，多的时候同时躺着十几个人。 人，是从10月下旬开始少的，工友们七嘴八舌说，至少少了一半人，大多数都回老家过年了： 年景好的时候腊月29还舍不得走呢。 关于零工市场，经济观察报采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张教授说，根据他在北京、郑州、杭州与深圳四地零工市场的调研，各地都出现了岗位减少，日结工资降低的情况。 杨师傅告诉乃悟，疫情前这里进厂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到6000以上，然而现在只有3，4000，好多还不包吃住。过去他一个月能有6000的收入，现在要2，3天才能接到一单活。活儿少的时候，零工最低甚至能开出7，80一天。 这和张教授的调研结果一致，他发现最低的日结体力活干满9个小时的工资是80。 有工友师傅给乃悟算了一笔账。在马驹桥附近，每天吃饭+房租加上烟钱，最少50块。10天就是500，一个月就是1500，没有工作的话大家都扛不住。 杨师傅也想过跑外卖，但他用不来导航，对不熟悉的地址经常迟到，挣的钱还不够交罚款。 自从活少人多的情况出现后，杨师傅和工友们发现工厂也变了，以前来排队立刻就进厂，现在50岁以上不要，干活没力气的不要。 还好，勇闯马驹桥的大部分是80后和90后，30岁以下的人至少有四分之一。 有的工友虽然进了厂，但没有底薪，如果工厂接不到订单，就只能放假，这样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这种情况下，要么就提前回老家，要么就再苦一苦自己。杨师傅说他过去的房租要600一个月，为了节省开支，他换了一套不带暖气的房子，只要400一个月。 深圳的三和情况也差不多。一位在三和坚守的小哥告诉我，进入十月后，三和市场徘徊的人少了得有大几百。 过去，三和大神们都是上一天班，睡三天网吧，干不干日结，纯粹看心情。现在，火了很多年的三和大神精神，也在这个冬天慢慢消解。日结一发布，大家都是抢着干，找不到的就只能挨饿。他现在就期望着周末的深圳马拉松： 当一天保安，能拿一笔钱。 在经济观察报的访谈里，记者问张教授在与各地零工们的沟通中，他们表达了哪些诉求。张教授说在河南，60岁以上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养老金每个月一百出头，不够花；医保缴费涨太快，压力大。 记者又问他四地调研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张教授说在郑州有个公益人士开了个爱心厨房给零工工友放饭，一年多自己贴了200万进去。放饭时，光排队打饭的就有400多人。一顿饱饭，最长需要排队两个小时。 记者又问他零工市场上的大龄农民工，未来就业出路在哪里。张教授说日结工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就业选择。只是，零工市场正在面临就业岗位萎缩的情况： 他们未来还能去哪工作挣钱？我实在想不出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似乎有越来越多当地年轻人把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在中奖概率高达万亿分之一的彩票上。 中国财政部上星期二（9月26日）公布，1月至8月累计，全国共销售彩票3757.61亿元（人民币，下同，约704亿新元），同比增加1278.52亿元，增长51.6%。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263.25亿元，同比增长26.4%；体育彩票机构销售2494.36亿元，同比增长68.5%。 其中，8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529.57亿元，同比增加184.81亿元，增长53.6%。 中国财政部说，主要受重大赛事增多、即开型彩票新票上市等因素影响，彩票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快。不过，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离不开经济景气度。 经济不景气 今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的负面消息不断：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缓慢、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外商投资低迷、出口和货币疲软，以及房地产行业陷入危机。其中，反映经济状况的青年失业率，在6月达到了创纪录的21.3%。青年失业率指的是年龄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8月中旬，以“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为由，宣布自8月份开始，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这一决定马上引起舆论批评，不仅敲响了中国就业市场的警钟，也突显中国经济成长停滞的困境。 尽管没有彩民年龄层次的细分统计佐证，但有中国媒体报道，好些彩票店老板说，店里的年轻面孔比以往多了。 在微博上，一条“彩票中了1.7亿元后该做什么”的话题次数接近四亿次，讨论上万次。 根据小红书、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的帖文，好些年轻网民也都将彩票视为了“救命稻草”。 一位自称刚从大学毕业的网民说：“大环境如此糟糕，我当然是想买彩票啊……谁不想中奖一夜暴富，从此翻身？”也有网民消极表示：“都想着靠赌一夜暴富，我也想。至于工作所得工资，不过是窝囊费罢了！”“大家都把发财的希望寄托于运气，而不是自己，说明了社会上的钱不好挣。” 对于这一点，凤凰网在6月刊出的文章《年轻人为何迷上了买彩票》中给出如此见解——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时代，“天道酬勤”的工作伦理都被普遍奉为圭臬，那时人们的生活是稳定可预期的：只要投入，就有成正比的回报；到了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就算内卷到卷不动，也未必能实现梦想，那句“选择比努力重要”的流行就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不少人察觉，光埋头苦干是不行的。 简单来说，人们即使努力工作，在今时今日的大环境下，大概率还是无法取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但有了彩票，就至少还有一丝发横财的希望。 彩票行业转型迎合年轻人 从彩票店装潢走向年轻化的现象判断，年轻顾客群增多估计已成趋势。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和人们印象中那种灯光昏黄、大爷大奶扎堆的场景不同，如今许多彩票店开始迎合年轻人的喜好。例如，门面装潢越来越讲究，包括加入醒目和趣味十足的标语、用色大胆又突出的设计等等。有网民因此开玩笑说，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个网红奶茶店。 此外，彩票店近年来也大量出现在年轻人聚集的场所，比如商场、超市、地铁站等。 自媒体“开菠萝财经”引述一名刚就职的大学毕业生晓立说，在她家附近1000米的范围内，有四家福利彩票站、三家体育彩票站，一些便利店里设置了自助彩票机，公司楼下的商场将原本的奶茶、糖果等移动摊位，改成了彩票移动摊位，地铁附近也开着一家福彩店。 摆脱老气的彩票店像奶茶店那样讨得年轻人欢心后，两者之间相互吸引，渐渐形成稳固的回头客与店主的关系。 中国许多彩票店的门面装潢越来越讲究，包括加入醒目和趣味十足的标语、用色大胆又突出的设计等等。 《新京报》的评论就指出，至少从彩票和年轻人的“相处模式”看，二者其实已经彼此接纳，彩票已经很自然地融入了年轻人的生活图景。 不仅如此，第一财经“DT财经”还发现一个现象：买彩票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社交硬通货。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兴起了“送礼就送刮刮乐”的小风潮——把彩票做成“花束”当礼物送给闺蜜、男朋友、女朋友：生日礼物、七夕礼物、儿童节礼物……反正“这是一束花还是五百万你说了算”。把刮刮乐当成“份子钱”，是一些年轻人面对“人情关系”的巧妙选择。 总的来说，彩票价格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买几张的价格未必比一杯网红奶茶来得贵。因此，人们路过彩票店随手买一两张，并不会构成心理负担，中奖固然好，没中也是图一乐。于是，在一些人眼里，彩票更像是一种日常的精神消费。 “在买房和买车中选择买彩票，在上班和上学中选择上香。” 这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却也反映了时下年轻人面对的现实环境。他们不一定是躺平或真的佛系，只是在经济增长放缓、消费普遍降级的当下，选择了买彩票这么一个可负担且不失趣味的娱乐活动罢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楚报集团）
一、外卖的基本情况 说干就干。 最简单的是跑“美团众包”: 不用培训，注册就行，不限时间，不规定最低工作量，收入一天一结。还有“蜂鸟众包(以前是饿了吗)。基本同上。 后来又注册了“闪送”(据说这家最规范最人性化)。去齐鲁园培训了半天，花了50块钱买了工牌、马甲、文件袋。 “顺丰同城”，和“闪送”差不多，就不再体验了，否则还得花一份钱。 这几家相比较，美团最狠，市场占有率最高。蜂鸟次之，闪送和顺丰相对温和但生意不多。 美团把骑手分三个等级。 核心是美团专送，职业骑手。每天九点打卡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埋头跑系统推送的单子，每单3-4元。都是优化过的好单。取餐处集中，比如说上万达四楼，一圈拿5-6个餐。派送处集中，比如说送到某银行前台一次放5-6份餐。派送距离短，不超过3公里。派送时间短，因为取餐省时间、放餐可以直接放前台，不用进小区、上电梯、爬楼、给顾客反复打电话确认。 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不好处是不准请假，每个月允许歇四天，歇哪天得提前一星期报备，越是刮风下雨下雪越要求准时派送。接到差评罚款200-500，一般罚500。 送餐迟到不罚款因为是系统计算出来的，人只管快跑就是。说是早九点干到晚九点，实际上还要长。上午八点半开早会，迟到一次扣20。晚上到九点了，手里的餐送完才能打卡回家 (一般到八点半还会继续派单，多数都是九点半才能打卡回家)。在临沂城，专送每天必须干12-14小时，一个月必须干26-28天，平均能挣6000。特别拼命的能挣8000多，都是市区60码逆行闯红灯拿命换的。 专送很苦，但业余送外卖的众包骑手更苦，处于最低的第三级。送一趟单价低30%，单子都是专送挑剩下的，不是偏就是远，要么就是要去没有电梯的搬迁小区爬六楼送上门。好单很难抢到 (上两层有60-30秒的提前抢单优先权)。众包工作时间更长，更危险，挣的更少，不听话就被“针对性”礼送到没有订单的边缘地区。好处是不想干就回家躺着，没人强迫你挣钱。我了解的最拼命的，每个月能挣7000 (每天干15-16个小时，一个月一天不歇)。 我有本职工作，只能干业余的众包。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夜里给钱多一些，能挣到钱的都是偏远地方。半夜里我跑到过相公镇东边的村里，跑到方城，跑到兰陵村子里，跑到沂南山里面，都是乡间小路。都是骑摩托。太黑，灯书院照不远，有时候就骑到了沟里。一过长春路，夜里都是大货车，擦身而过，心里也打怵。送完货，骑车回来，才觉得手麻觉得冻得不行。有一次我实在太冷了，就把车停在田里，绕着跑了一阵，看看高德地图，在临沂大学正北九公里，回家还很漫长。 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 平均每单3.5元，要取货送货2+3公里，取货平均等5分钟，骑车8分钟，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共20分钟。一小时3单,10.5元。 一次送3单，排列好次序，能节省1/3时间。但会被催。一小时能送4-5单，15.75元。一次送5单，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集中送餐时间。很难排列好次序不被催促。基本上就是极限值。略微提升单位时间的收入，一小时还是送5-6单，19.25元。好处是能最大化高峰期的送餐量。 关于送的货品，我有一些小的建议: 蛋糕不建议送。鲜花，不建议送。冬天不要送烧烤。万达、泰盛，不建议取货。医院，不建议送。代买，不建议送。菜市场代买，坚决不送。啤酒，最好不送。转单，不能接。一超市用品，比送餐好。文具、药品，最佳。轻便而不易损坏的特殊用品，建议送。长途，加急，谨慎判断。 二、痛苦，是一件事实，还是一种体验？ 诗歌只有一种现实: 痛苦 ——帕切科《诗人之恋》 我无心于调查，就是想体验体验。 2022年很特殊。一份报道里讲，在上海骑手送外卖每天能赚1000多。另一份报道又说，北京人社局一位副处长，王林，亲身体验当外卖骑手，送餐12小时赚了41元。究竟哪个说真的?我想，应该亲身试试才知道真伪。 干了一周，我觉得王林处长那篇报道更真实。大家有时间可以搜一下看看他的具体讲述。不过，我觉得12小时赚41元，这根本不能维持生活，何况在北京。王林处长体验得有些短，他要是干上个把月，我估计每个月能赚个三四千块钱。要不，他怎么活？ 我体验了一个月。这张纸上是我每天记录的收入情况 (没有去除每天3元保险费和25元摩托车油费)。跑到第20天的时候，我上升到了众包骑手的最高级别，路也很熟了(临沂市区的小区和周边的乡镇都牢记了,不需要看导航。经常去的小区，我每天回家都默背一阵具体楼号编排次序，提高步行送餐速度)，基本上算是很熟练的骑手了。劳动强度和具体收入情况，大致如此。 但我主要关注的是外卖员这个“身份”究竟是怎样的处境。体验这个工作过程中人是如何感受、应对、反刍这些遭遇的。肉体受罪是一方面，虽然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主要的还是受人辱骂。 没有人拿正眼看送外卖的，商家，顾客，尤其是保安。熟人都不知道我最近在干这个，只有我们小区的保安知道。他们天天见我早出晚归半夜回来，不让我进。我说我是业主;他们骑车跟着我到楼下看我上楼，说你送外卖都能在这儿买起房，是个人物。很多顾客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要饭的。有的顾客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我曾经痛恨过这些人，后来慢慢都忘了。 有几次，差点就被人认出来了。一次是在万达。我取餐的时候，旁边有一对小情侣说那个送外卖的说话好像邢老师啊。我心想肯定是爱听我课的好孩子。还有一次，我半夜送螺狮粉到宝德新领域，开门的男士穿着内衣，他是我的前同事。我认出了他，他肯定没认出我。我戴着头盔。 我更愿意回忆起温暖的瞬间。这一个月，我送了两千多单，有三个人真诚地感谢过我。一个是搬迁小区古城社区的一位女士。她说半夜里孩子想吃馄饨，天这么冷谢谢我专程送来。后来我发现她又打赏了我2块钱。还有一位，也是女士，就是相公镇东北那个村里的。他们夫妻俩怕我半夜里找不着路，打着手电把我送到了路口。还有一对夫妻，老人住在人民医院五号楼，心脑血管疾病中心。我把他们给老人定的餐洒了一些，后来我又买了一份送去。他们俩把第二份餐的钱退给我，又打赏了我10块钱。 真的很感谢他们。祝愿他们事事顺利，吉祥如意。 三、今天，我们体面地存在于社会中,究竟需要每月多少“成本”？ 在我栖息的孤独中有充裕的时间 来思考希望的问题： 能否有一天 我们的生命 不再像霍布斯所说 只是污秽、野蛮与短暂的? ——帕切科《约拿报告》 我们看一下中国这几家外卖公司的隐形控制结构： 外卖公司总部把所有城市都分包给每个城区的运营商，然后运营商再次分包。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很多国家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肯德基、麦当劳它们都有自己的外卖队伍: 无论专职还是业余，都有正式签约.有五险一金，受伤有公司保险，从不设置送餐倒计时催促你飞马赶到否则亏款罚款。 ——我们这几家公司 (在此我不便说它们的名字)，实际情况就是，骑手出车祸了，每天扣的3元保险 (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 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不够了，县区运营商承担。还不够治病，县区运营商直接跑路，你起诉都找不到人。起诉城市的运营商都起诉不了，外卖公司总部根本起诉不着，因为都是“劳动外包”，它把自己早隔离出去了。这种重大伤亡事故，据了解城区每个月都有。 猝死，外卖公司总部所有阶层的管理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条款，这与外卖公司理睬，总部毫无关系，起诉都是白花钱。全国起诉的都没一个赢的。 罚款的问题。——顾客投诉，会被重罚。这个网上讨论很多，我就不赘述了。我说下另个关于罚款的问题。 比如说：案例一。 这一单完成得很好，很完美。然后继续送的过程中，软件提示说上一个订单没有点击送达。你只好停下了点击。第二天就会被罚款：异地点击送达，或者超时点击送达。可以投诉说，没有超时，而且当时已经点击了送达，这是软件又跳出来的问题。投诉无效。还有一次申诉机会。再次申诉也秒回，无效。打人工客服电话，一个小时内能联系上就是幸运的。联系上了，还是同样的回复。 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月遇到两次，程序完全一样，三次申诉机会没一点点用，完全是摆设。我最后对人工客服(是个活人) 说，你们可以直接联系顾客看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没用，依旧扣钱。而且扣的钱也不返还顾客，都进了外卖公司总部腰包。 案例二：跑腿单。 送达过程顺利，顾客非常满意。但是顾客不会在手机上完成“垫付款。顾客找不到如何支付垫付的页面，骑手就得在门外等着，也不好大声催促。(大声催促是态度不好，是要被顶格罚款的，罚500) 。一家人在屋内找垫付款入口。等了好久，系统提示说送达已经超时。超时一秒钟，扣跑腿费用40%。超时五分钟，扣跑腿费60%。昨天我在楼梯上等了快十分钟，顾客才完成支付。今天显示那一单扣款80%白送了，从大学城附近到罗庄，11公里。 有一次，在小海螺，替顾客代付餐费后等餐(四菜一汤)，等了半小时第一份菜还没做，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继续等待等到45分钟还没出菜，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倒计时宽限15分钟；等到倒计时都快走完了，我已经等了75分钟，再打电话给经理报备，回复说和顾客商量，尽量让顾客满意别投诉。 顾客很体谅，说: 既然已经付款了，等一等就再等一等吧，快春节了，人多，理解；我先在家把收货确认了，你安心送来就行。 结果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红色警告: 严重违规，罚款200元！怎么办，开始申诉呗。从第一级开始申诉，填单、录音、截图上报。被打回，申诉无效。第二级申诉….第三级申诉….第四级申诉，到总部了，有人电话录音取证；最后还是申诉无效。最后到第五级，最高级，总部市场部总经理，上海，…..还是申诉无效，答复说系统显示顾客填写好评的时间，我的定位还在饭店。 我说刚才发给你的顾客专门录音的情况说明、大堂经理的录音情况说明、顾客接餐到家的照片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回复说不行。同时反问我，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有这时间，你跑一天外卖，也快赚200块钱了，干嘛这么轴? 我在电话里对这位总经理说，你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秋菊打官司》;这不是钱的问题。 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说发了一个红包给我，请接收。我点开，15元红包，留言说我个人理解你的经历，但罚款不能取消这15块钱算是我个人的一个人道主义补偿。 ——这几家全球知名的外卖公司，盈利能力真有这么紧张吗? 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有严格的季度财报和年度财报。我们打开看一下。它自创办以来，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年是盈利的。18年亏损1155亿，21年亏损235亿，22年亏损67亿。 我看到这个财报，心里和大家一样，非常惊讶。因为每一单外卖，商家需要额外支付货品价格30%的送货费用，顾客需要支付每公里0.5元的送货费用。举个例子，午餐定一个20元的饭，3公里，顾客支付20+2=22元;商家拿到14元，快递员拿到3元，外卖公司拿到5元。大概抽成比例是这样。它究竟为何亏损如此之大呢? 我们还是看财报。21年，它行政开支88亿、研发开支167亿。22年，它行政开支98亿、研发开支208亿。钱都从这里流走了。它的所有分公司都是外包出去的，总部平台需要多少行政人员大家可以统计一下。它的平台，就是一个手机APP，每年需要多少研发费用来支撑，大家也可以统计一下。 有时候，精心修订过的数字会误导世界。还不如我们日常的体验。这些骑手干着全世界强度最大的外卖工作，拿着最低比例的收入;商家一批一批退出，不再接受它这么重的抽成;它的大股东们在全世界豪宅游艇转移资产……和这些财报数据显示的完全不符。 送外卖的一个月里，我见到了3个女性外卖员，见到了几位年龄很大的外卖骑手，最大的一位对我说今年66岁了。他们承担不了每天14小时、全年无休这么大强度的劳动，我估计他们每个月能赚个3、4000块钱。春节过后，我离开了外卖队伍，但在路上我还是首先注意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几个月，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和老人骑手风驰电掣争分夺秒。可能再危险再苦再累，他们也离不开这3、4000块钱的收入。家里的孩子、病床上的老人、银行发来的房贷还款短信……都在提醒着他们: 跑起来，快些跑!有天夜里，我在彷河边上一家烧烤店门口蹲着，等老板出餐。旁边还蹲着好几个美团骑手。 我问他，现如今啥活最苦? 他说，送外卖挣钱最苦，还有快递中心搞分拣也苦，搬家搬货也苦，扛地板砖上楼也苦。 我问他，比老家种地苦不? 他说，当然比种地苦了，种地清闲，又不来钱，种屁的地。我问他，这几样比干建筑活苦不? 他说，当然比干建筑活苦了，千建筑活，大工一天二百，小工一天一百八到二百;但你能拿到钱不? 半年有活，半年没活，干到年底工头跑了，过年，过屁年。我准备把这几样都干一遍。每一样干几个月。给自己油头粉面的内心减减肥。 是否有一种公司，不仅能让我赚钱糊口，还能教我们学点好的东西?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问。 我们这种极度内卷源自哪里，谁能告诉我? 我查证了国外快递业的具体情况。日本送一单起价是32元 (人民币)，北美送一单起价是6美元。所以国外让外卖送到家是很贵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目前日本是国内的2-3倍，北美也是国内的2-3倍。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日本是国内的8-12倍，北美是国内的10-15倍。) 而且，国外的通例是双方都可以差评投诉:骑手被差评五次，要暂停工作重新培训。顾客被骑手差评五次，会被系统封号一年，不能再点外卖，必须自己去取。双方如果投诉，系统提供的都是真人接听电话，2-6小时反馈意见。调解不了，骑手和顾客都可以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也可以起诉公司。像起诉公司“违规罚款”、“歧视”这种官司，打赢了一辈子就财务自由了 (一般都会收到公司钱庭外和解) 。因为那些工会，不是一般的厉害，是非常非常厉害。 而我们这些外卖总部的管理系统，与刚才说的那些人性化的公司比较，内核完全不同。 我们这些公司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大系统”的具体而微，基因完全一样。它的一切设计，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变得更精密、更准确，“恰好”能获取适量的劳动者，“恰好”能让骑手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让他们积累不下休养生息、以钱养钱的些微资本，像驴一样，被牢牢拴在这台磨上。 这不就是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里写的那样吗?“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是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而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比如兴趣和雄心，还有天性中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这是关于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令人揪心。而我们遭遇的，是加强版，更令人揪心。 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 四、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 复仇是世界的主旋律 人犯我，我犯人，人再犯我 我们永续这无尽循环 ——帕切科《牢笼》 我不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它就是个中性词，既不好，也不坏。 我读了很多年书，读了很多书，结识了很多读书人。但我觉得读书越多，盲区越大，反而会生成一种鄙视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负。 底层人生活在底层的信息茧房;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两者经常是不相通的。 我从另一个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我来自于一个天主教家庭。读高中的时候，我顶着巨大压力，离开了教会的钳制。母亲经常叹息说，这些事你做得比教徒还认真，为什么不回到教会里? 为什么呢？我觉得“精华已尽皆堪弃”。 这是围棋世界里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天主教信念的核心。有这个信念是最关键的。我见过很多自称严格遵循戒律的教徒。就算他们言行一致，我也不喜欢: 被动地屈服于某些戒律，内心却充满了私欲，这不是买椟还珠吗?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应该理解人的有限性，理解财富是流动不居的。最起码，得理解世界各阶层必须平衡发展，竭泽而渔必将鸡飞蛋打。说他们之所以慷韦伯谈到清教徒的“慷慨”慨，不仅仅因为道德追求，主要是认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利润给他人，才能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行。 说得远一点，世界的终点是“空”(空不是无)。我所理解的“空”，是生灭灭生，循环往复，不为某人某姓永远独存。获取大量金钱，有点意思，但也没太大意思。 以前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老百姓爱说，人就是懒骨头，能上不能下。 确实是这样的。年近半百，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娇气，越来越矫情，越来越脾气坏，越来越没耐心。这样发展下去，是要下地狱的。 张爱玲说，有年元宵节，胡兰成陪着她到上海郊区闲转悠，钻进一个棚子里听流浪剧团唱野戏。寒冬，那些女演员冻得红彤彤的，嗓子都冻哑了，就在幕布后面土堆上描眉换装。看了一会儿，胡兰成说走吧。张爱玲说，你走吧，我再看会儿。 后来，张爱玲在美国回忆这件事。她说，我感到震撼，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女人，再苦再穷，大世界天崩地裂，也挡不住她们活下去，就像野草一样。 确实如此。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东夷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