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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5 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周南下前往廣東，在潮州汕頭稍作停留後，便於14日在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習近平稱讚深圳用40年時間走過了國外一些國際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歷程，是世界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蹟；重申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並指出中國進入了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格局。而他在發表講話時，多次咳嗽及喝水引發外界擔憂其身體健康，畢竟在潮汕的兩天習近平與民眾「互動」時都沒有帶口罩。 據中國官媒報導，習近平在講話中談到深圳經濟特區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習近平總結了深圳成功的10條經驗，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以人為本、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云云。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習近平前往廣東之前，前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在香港《文匯報》罕見發文，稱中國缺乏足夠的法律保護私營企業。他在文中表示，現在只承認公共財產不可侵犯，「能否以法律確保私人和公共財產，都不可侵犯？」 厲有為1996年擔任深圳市委書記時就支持國企改革，出售國企股權。他在此敏感時刻發文，也讓外界關注中國經濟會否再「國進民退」？多年來民營企業一直希望中國司法可以保護私人財產不受侵犯。 習近平在演講中也談到中國和世界格局。他說，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快這個變局: 「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 為了應對這項局面， 習近平說，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託國內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以高質量供給滿足日益升級的國內市場需求，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習近平在此次講話中沒有談到香港局勢，但卻強調粵港澳大灣區的作用。德國之聲在報導中說，習近平提出多項方針，印證此前專家預測中央有意提高深圳重要性，弱化香港。 對此，法廣援引法國蓬德瓦茲大學教授張倫表示，深圳超過香港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深圳基本上是依託著東南沿海、中國大陸腹地縱深、珠三角，集中著各種各樣的資源、人才、享受著一些特殊的政策、還有人口等。但深圳的司法狀況很難超越香港。現在不可能，在可見的將來也不可能；甚至永遠也不可能，除非中國發生一些比較重要的政治改革，否則，以現在的體制，香港的地位是不可能由深圳替代的。 除了新意不多的大段講話，媒體間更願意捕捉一些花邊新聞。比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距離其他官員坐的遠。林鄭剛出席過一場音樂會，而其中一個樂手染疫，林鄭的座次可能是大會出於防疫角度的刻意安排；再如媒體觀察到習近平講話語速不但較平時慢。還多次咳嗽和喝水，讓人聯想到習近平12日在潮州對著大量不戴口罩的民眾講話，而青島目前正爆發沒有源頭的疫情也讓人擔憂。 據蘋果日報報導，14日的會議原本定在早上10點開幕，但不知原因押後至10點半。習近平在11點02分開始講話，11點52分講話完結。習在講話前半段，讀稿速度已顯緩慢，後半段更頻頻停頓喝水，甚至多次咳嗽。雖然每當習停下的時候，央視直播鏡頭都轉向台下嘉賓，但仍然可清晰聽到習的咳嗽和拿杯的聲音。 報導稱，過去兩天，習先到過潮洲和汕頭視察，在街頭與民眾互動頻繁，不過大部份人都沒有戴口罩。當時習仍顯得意氣風發，精神良好。不過央視13日播出畫面中，習近平視察駐軍潮汕的海軍陸戰隊時，則顯得較沉穩嚴肅。
自從習近平在7月提出「國內大循環」政策以來，吸引許多目光。所謂「國內大循環」者，即希望解決中國過去因採用「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而使當前經濟成長受到箝制的問題。所謂「兩頭在外」是指「技術與資源在外」與「市場在外」（如圖1（A）所示）。過去中國發展模式主要依賴國外的技術、人才、資源，將這些生產資源引進中國後，利用便宜的人力製造成商品後銷往國外。整個商品製造核心技術、研發、專利、市場行銷等附加價值較多的部分都在國外，而中國僅賺取微薄的加工費用。 （A）兩頭在外模式（B）國內大循環模式（資料來源：汪哲仁整理繪製自公開資料） 受到美中貿易戰與COVID-19疫情的影響，中國不僅面臨國外市場萎縮，更受到美國技術與專利的限制，使得中國無法獲得生產所需的零組件，甚至中國企業受美國施壓，致使經濟與國家安全受制於美國。在中國有14億人口龐大市場與過去幾年科技技術大幅進步的經驗下，強調自力更生的國內大循環戰略乃不得不的選擇。在此政策下，強化國內市場規模，降低但不放棄國外市場比重，而關鍵性生產技術則透過其國內市場來扶持以自主研發，如圖1（B）所示，重點市場與技術雙雙往中國國內移動，形成國內循環。 消費刺激難有成效 為了彌補國外市場需求的萎縮而希望以國內市場取代之，原本無可厚非，但是中國經濟向來並非以民間消費驅動為主，而是以投資驅動為主。過去幾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民間消費佔比略少於4成，政府支出亦略少於兩成，投資大約保持在42-45%，剩下的凈出口僅佔個位數。 但是在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中國民間消費很難有所增長。若以李克強的「能消費、願消費、敢消費」之消費三段論來看，農村地區受限於收入有限而不「能消費」，都市城鎮的中產階級則或因疫情、或因出口不振、失業增加導致對經濟前景與未來收入悲觀而不「願消費」或不「敢消費」。因此，透過增加農村收入與強化都市居民消費信心有助於提振消費。 雖然中國國發委在今（2020年）年3月份提出六個方面、十九條政策措施以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且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雖優於預期，但民間消費力道依然薄弱，零售銷售連續7個月收縮，4-6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依然連續下探。 由此可見，短期消費刺激政策難以立竿見影。在消費難以提振的情況下，預估中國還是會回到以投資來拉動經濟的老路。因此，我們可以從「十四五（2021-2025年）規劃」看到中國持續推動新基建與5G布建計畫，以及將耗資10兆人民幣發展第三代半導體計畫。但是可能就如過去中國政府大力扶植的鋼鐵、風電、太陽能產業一樣，這些新推出的計畫可能也會發生產能過剩、爛尾樓的不利情況，例如近期成都格芯與武漢弘芯分別傳出財務問題，讓中國發展半導體技術的前景蒙上陰影。 制度性的改變緩不濟急 不論是要拉抬消費，或是技術生根，都會牽涉到體制的改革。例如要刺激農村經濟，不能只靠類似家電下鄉或是改善網路品質，最主要還是要能活絡農村土地與人力的流動，讓農村生產力能得到釋放。例如今年年初《土地管理法》修正後，雖然放寬了農民集體所有之土地使用權，但是出讓這些使用權的門檻還是相當高，需要「在符合規劃、依法登記，並經本集體經濟組織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村民代表同意的條件下」，方得出讓。 放寬人口流動則又衝擊到當前的戶籍制度，增加都市城鎮政府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險、養老、衛生等諸多方面的負擔。若要發展半導體製造或是設計產業，除了要加大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外，對於自由、開放創造與顛覆性的想法也需要加以包容。 商業秘密（Trade Secrets）與藥品相關智財權因受到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商影響而被列為最重要優先法案，卻反而更進一步延宕了專利法、商標法等法案修訂。雖然當前中國推動這些制度性改革難度甚高，但是打造一個具開放、創造、自由與民主的社會以提升經濟，可能才是中國政權本質上難以接受的改變。 （※作者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決策推演中心助理研究員，本文授權由上報刊出。）
中共7月底召開為下半年經濟布局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前，在與科技和製造業企業家「談談心」，「鼓鼓勁」時，先期傳遞了「雙循環」的經濟發展策略。他說，「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 這個策略重點是發掘內需潛力，逐漸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那之前，當局曾在4月份的政治局會議上傳遞了將發展策略向內轉的信息，並提及外部越來越有敵意的環境。 「內循環「 = 「自力更生」= 「閉關鎖國「？ 習近平對企業家說，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路透社一篇報道援引未具名政府官員的話說，是「確認內循環為主，相當於『自力更生』 」。 「自力更生」是毛時代閉關鎖國時代的用語，以此描述中共疫後經濟政策，會令人產生中國重回閉關鎖國狀態的疑慮。不過習近平對企業家們說，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習近平選擇「談談心」的主要是科技和製造業有代表型的企業，包括微軟和松下電器等外資企業。這一方面是和他其間所說的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大力推動科技創新相關，同時也有意消除有關「閉關鎖國」的憂慮。 習近平：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在那之前不久，新華社在7月中旬的一則消息中說，習近平在給「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的回信中表示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中外企業投資發展提供更完善的投資環境，並表示外國企業「堅守紮根中國發展是正確的選擇。」 新華社消息未透露它所說的這個有39家跨國企業中，有哪18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聯名給習近平寫了信。但是該消息稱，那些首席執行官讚賞「中國在習近平主席堅強領導下，迅速控制住疫情蔓延並率先復工復產，為支持全球抗疫和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並稱習近平關於「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的「重要論斷」「堅定了他們對中國的信心和繼續紮根中國、服務中國的承諾。」 習近平的這些動作或是為了消除外界對「內循環」的疑慮。他所強調推動的技術創新，也需要有西方公司的支持。 中國已經在試圖對其經濟進行再平衡，從依靠出口帶動增長轉向由內需推動。中國進出口在GDP中所佔比例已經從2006年時的64%降到2019年的32%。 轉型：內需瓶頸和民族品牌 但是，中國雖然提前走出疫情，並通過政策支持推動經濟復甦，但消費瓶頸則威脅到復甦的可持續性。 習近平不久前在吉林考察時，提出要把民族汽車品牌搞上去，接著又向世界宣布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正式開通。這些都表現出中國希望擺脫對外國技術的依賴。 技術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關鍵的核心技術。中國的產業計劃「中國製造2025」就是為在一些新技術領域領先全球而制定的。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最近發布的一個題為《中國大戰略 —— 趨勢、軌跡和長期競爭》（China’s Grand Strategy –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的報告中，稱中國正處於其外交和經濟再平衡，以及科技部門重組持續不斷、雄心勃勃努力的陣痛期。 蘭德報告：中國外交和經濟的進展和制約 這份報告認為，過去數十年里，中國已經遠離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中央計劃經濟，以及毛時代的反智主義，在與世界建立外交關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經濟，以及建立規模上適合中國的學術和國家運營的科技園區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進步。 這份針對中國的戰略性分析報告指出，今後中國已經不再是要在那些領域跟世界接軌，而是要學會在外交、經濟和技術方面如何領導。報告認為，在外交方面，中國在努力改善其相對於美國、其他強國、鄰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地緣戰略地位。雖然中國有時候能夠令人驚訝地同時應付多個外交問題，但壓力顯而易見。 蘭德公司的報告提到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動蕩時表現出脆弱性，而其覆蓋範圍廣泛的科技目標會面臨全球範圍的激烈競爭，其政治和組織文化則在為改善知識產權保護和培育真正的知識自由氛圍等創新推動因素設置障礙。 施道安：北京的敏感神經和對美深刻疑慮 報告發布新聞稿中，領銜作者，蘭德公司的亞太專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認為，北京對內部安全的高度關注，以及對美國對華意圖的深深懷疑會挫敗華盛頓改善雙邊關係，鼓勵更加自由的國內政策的努力。他說，北京在應對此次疫情時的不公開做法加劇了它和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間的緊張關係，也對它和主要貿易夥伴間的經濟脫鉤起到推動的作用。 外界批評北京在疫情初期習慣性地對信息控制，失去了有效阻止疫情傳播的幾天關鍵時間。疫情發展到全球大流行，北京對外界關於病毒起源的談論極為敏感，其外交「戰狼化」加深了外界對中國的反感。急於甩鍋和美方打起「口水戰」，激化了美中間的緊張關係。 北京近代史學者章立凡談到中共在外交上從執行了33年的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到近年來外交逐漸「戰狼化」，導致當前中國外部環境惡化的嚴重後果。 章立凡說：「外部環境本來很友好，就是說大家對中國的態度都比較友好，然後這8年時間就變成了現在這樣，在國際上完全孤立。這個不能不說是這種『戰狼外交』的一個嚴重後果。」 章立凡：中共疫後一手好牌打到爛 這位歷史學者說，當局接著又在香港問題上，導致與英國和歐盟國家也失去了相互信任。他說：「現在就是打腫臉充胖子，本來一手好牌打到爛，但是，還應說是取得了勝利。」 中共當局在疫情、香港和新疆問題上的做法，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是虛擲了一個大好歷史機遇。對於曾多番在全球多邊場合流露出領袖意願的中共領導人，未能在這次疫情中發揮一個世界領袖和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起到的作用，反而急於維護和修補領導者的名聲。全球抗疫之時，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等其所謂內部問題上做出明確站在西方自由和人權價值觀念的對立面。 美國繼而在更大範圍對中共發起挑戰，在經歷兩年以關稅戰為形式的貿易爭端隨著兩國年初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而暫時休兵，美國加大了對華技術出口和中國投資的監管力度。北京在香港和新疆問題上的做法激怒了美國政界，相關議案在國會受到兩黨議員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對在美上市卻不願接受會計審核調查的中概股發出摘牌警告，或在貿易戰火未熄時，又另闢金融戰場。 這些對於面對疫後可持續復甦壓力的中共而言，將會有更多的壓力。 施道安：疫情加快中國與貿易夥伴脫鉤 蘭德公司政治學者施道安所代表的意見認為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將加快中國和其主要貿易夥伴國間的脫鉤。但在一些經濟學者看來，美中的脫鉤更為明顯地表現在科技方面。 經濟研究機構IHS Markit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對美國之音說，雖然近幾個月美中經濟和政治關係惡化，雙邊貿易量仍然維持在很高水平，在雙邊貿易方面沒有明顯的脫鉤跡象。但是，比斯瓦斯說：「在技術相關的貿易和投資方面則有更明顯的裂痕，美方已經宣布的限制令對中國幾家主要技術公司影響巨大。」 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貿易專家加里·哈夫鮑爾(Gary Hufbaur)也認為，美中脫鉤步調緩慢，但並不表示特朗普會完全放棄與中國脫鉤。他說：「在技術方面，脫鉤顯然在繼續，這方面是沒有疑問的。」 美國掌握著中方技術命門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對彭博新聞說，中國當局的急迫感越來越強，因為美國不僅抓住了命門，而且表明他們打算施加壓力，就像華為和中興的境況。 白明所說的「命門」就是中國在技術上的薄弱環節。特別是半導體晶元設計和製造方面，中國的公司仍然嚴重依賴美國晶元製造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將會對華為和中興等技術公司形成巨大的壓力。而中國此時加強對技術研發的投入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彭博社的報道援引專家的判斷，認為中國要在晶元製造方面趕上美國，特別是在特朗普政府收緊供應的情況下，需要超過十年的時間。北京計劃在2025年實現晶元70%自給，被廣泛視為不現實的目標。據總部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半導體市場研究公司IC Insights的分析，中國晶元目前自給能力僅有16%。 新發展策略有意忽略一帶一路？ 上周四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的重要「外向」政策「一帶一路」未被提及。野村證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在周五發出的分析郵件中談到會議忽略「一帶一路」，稱是「明顯偏離此前的國家戰略。」他認為，其中原因或與範圍更廣的美中衝突有關。不過，陸挺認為，回撤對於中國而言是有意義的，因為它需要調整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 當局尚未就「雙循環」政策細節做出說明。但預料它將成為今年10月中共開始進行「十四五」規劃的政策基礎。 在路透社的一篇中文報道彙集了部分中國金融機構及外資金融機構在華分支的高級經濟分析師對北京當局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看法。有經濟學家在一個論壇上稱政府「內循環」政策真諦是「開放」，通過釋放國內的經濟和消費市場的潛力，結合保護知識產權、改善營商環境、減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國企業把產業鏈、工廠、店面繼續留在中國，享受他們在地的消費市場潛力。 也有經濟學家認為「雙循環的互動基礎仍是改革開放，通過制度創新推動關鍵領域改革」云云。 習近平近日與中外企業高管的談話，以及官媒報道所說的他給跨國企業首席執行官聯名致信的回復，意在消除新的經濟發展策略帶來的疑慮。例如相當多看法是當局轉向內循環是要回到「自力更生」的閉關鎖國的老路上。 有關脫鉤的說法也在這期間受到渲染，易令外界產生中國意圖回到孤立主義時代的看法。 金融領域未見脫鉤但漸融合 儘管在技術領域，美國掌握著中國技術的最薄弱環節，並表現出施壓的意向。但在另一方面關於金融領域可能另闢戰場的預測看起來與現實有偏差。 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該智庫網站上登載的一篇分析中寫道，雖然特朗普政府近期威脅要對未能符合美國會計規定的中概股從美國股市中摘牌，特朗普也在6月中旬的一條推文中稱「和中國完全脫鉤」是美國的一個政策選項。 但拉迪認為，中國實際上更進一步地融合到全球金融市場，美國的金融機構也積极參与了這一進程。他認為，這一趨勢使得美中在金融界的脫鉤的可能性持續降低。 他這一論斷的一個例證是美國和其他中國境外的金融機構在中國的作用顯著增長，中國監管機構在2019到2020年放鬆了長期以來對外資企業在華經營在所有權方面的限制。此前，外國金融機構大多是通過在合資企業中擁有較少股份進入中國市場。 規模高達47萬億美元的中國金融服務業市場對美國的銀行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政策放鬆後，在華經營的一些主要金融機構都採取行動，通過增持成為合資企業控股方。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增持了在華合資公司的股份，以51%成為控股方。而摩根大通成為首家在華全資經營的外國期貨公司。 此外，拉迪還指出，中國近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場的另一個例證，即流向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資本都在增長。他說，兩國在金融領域脫鉤的跡象則表現在受美國對中國投資加強審查以及中國對資金流出加強控制影響的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在2016年達到465億美元，而在2019年就已經跌到48億美元。 習近平的右轉和中共的改開 但是，拉迪對於今年中共當局再次提及改革並不看好。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推動經濟體制改革，隨後國務院發布了一份涵蓋廣泛的改革意見。拉迪當時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份改革計劃非常全面，其中有很多內容和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發布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的內容相同。他一方面將最近發布的方案視為積極訊號，另一方面則持觀望態度。 拉迪批評當局在混合所有制上變本加厲。他說，自己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它會帶來變革。 在不久前亞洲協會舉辦的一個中國經濟在線論壇上，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談到中共在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今年又提改革，這期間到底有什麼變化。 陸克文認為，習近平在2013到2015年傾向於經濟自由化，也就是中國政治中所說的偏右，但到2015年，由於中國大陸發生了一次金融危機，或導致習近平認為金融改革最終帶來的是像美國金融市場那樣的完全失控。 陸克文說：「從那時起，你開始看到中國在經濟政策制定方面發生了明顯的迴轉。」 2015年底，供給側結構改革的說法出籠。陸克文說，這組詞聽上去很有技術性也很有改革味道，但實際上並不是那樣。 他說：「如果你把供給側結構改革進行結構，那實際上就在中國經濟的細節之中。大體上就像是黨中央的文件所闡述的那樣。基本上是產業政策的集合，而國家和政黨正式通過這樣的政策加強對經濟的干預。」
「內循環」近來在中國成為熱詞。儘管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稱「（中國經濟）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但分析認為，以國內為主的產業循環會造成科技落後、製造成本上升、失業率升高等。面對疫情及中美貿易戰等壓力，習近平7月時重申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的主張，表示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中國要「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就算不是全然封閉運行的「鎖國經濟」，但將長長的生產鏈和消費端主要都放置在國內市場，中國是否具備這樣的條件；以及若「內循環」成真，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近來已有許多財經自媒體及網友議論。 先看條件。作為「內循環」很重要的「擴大內需」，在當今中國並不容易達成。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6月才說，中國有6億人月均收入僅人民幣1000元；中國嚴重的貧富差距、以及高房價對財富的「綁架」，也讓各種產業都要依靠內需消費變得不可能。 自媒體「無相財經」7月31日指出，中國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年增3.2%，其中有2個百分點來自於製造業和建築業，但消費卻比去年同期減少了3.9%。上游的工廠拚命生產，基層消費者卻在疫情中努力存錢，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仍然不足。 至於「內循環」對產業的影響，首當其衝是原本出口導向的企業，難以立刻出口轉內銷，就會有破產倒閉的風險。 上述文章以江蘇省灌雲縣為例，當地生產的情趣內衣，只有不到4成是提供給中國國內市場的。中國有很多這樣的特色產業，一個縣就成為全球最大的產地，國內市場難以消化其產能。 此外，有些評論指出，企業出口轉內銷會加大原本國內市場的競爭，對原本競爭力不強的企業造成衝擊，這些都會導致一部分人的失業或薪資降低。 財經媒體「吳曉波頻道」7月31日指出，「內循環」會讓過去在全球競爭下被忽視的中國中西部受到更細緻的開發，但中國企業被迫轉往中西部這個非最優選擇地區發展，意味著企業成本會提高；甚至因經營門檻提高會導致行業局部壟斷，這些都不利中小企業發展。 更重要的是，中國自改革開放後受惠於外資及外國技術的交流，「吳曉波頻道」的文章認為，「內循環」會導致技術交流變得緩慢甚至停滯，不利中國的產業升級，也迫使中國企業提高研發成本。 不過，也有些人認為，中國依然在對外開放，但現實國際環境如此，中國注重「內循環」也是不得已的求生選擇。只是，在國內無法「降房價，提收入，保民生」的情況下，無法期待經濟「內循環」能有好結果。
最近兩年，中美關係為何急轉直下？ 疫情以來，中美關係從貿易戰快速演變為國家對抗，國家對抗上升到意識形態鬥爭。當兩國所有分歧及個體行為，都被「政治正確」綁架，都預設國家立場，都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理性的聲音式微，正常行為被曲解，兩國之路則越走越窄。 本文繼《脆弱的「中美國」》後，探討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演變。 本文邏輯： 一、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演變 二、政治正確與克里米亞效應 三、經濟內循環與社會內卷化 01 、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演變 中美過去四十年的外交成果來之不易，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 朝鮮戰爭後，中美之間關閉了一切對話窗口。十餘年後，中蘇破裂，蘇壓制美，中美走到了合作的歷史關口上。 1969年2月1日，就職僅12天的尼克松總統便要求國務院官員嘗試與中方接觸。同年7月，美國取消了對華貿易管制，並停止了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邏。 1971年基辛格繞道巴基斯坦訪華，與周恩來會談；次年，尼克松正式訪華。尼克松、基辛格與毛澤東、周恩來，兩國四位領導人擱置民族仇恨，打破堅冰。 1979年，鄧小平親自主持談判，中美正式建交。在新加坡李光耀的斡旋下，鄧小平與卡特總統達成經貿合作共識及政治互信。 80年代，美國里根上台改革，鄧小平改革開放，中美關係在全球化浪潮中進入蜜月期。 1990年前後，國際局勢風雲突變，蘇聯解體，東歐垮台，中美關係驟冷。1992年，鄧小平再次出手，明確對外開放及市場經濟之路。老布希，這位曾經擔任過美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的總統，始終保持中美關係正常化。 90年代，中美進入微妙時期。1995年，柯林頓政府展開了一場對華政策大辯論：是遏制政策還是接觸政策？ 柯林頓政府的做法是一邊試探一邊接觸，爆發了南海、大使館等事件。新一代領導人江澤民繼承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務實外交，處理得當。整個九十年代，中美在磕磕碰碰中越走越近，美對華投資高歌猛進。 於是，美國的建制 派、商業界、政治精英逐漸形成了一種共識：只要給中國時間，中國必然會擁抱我們，走向自由市場經濟。 千禧年後，小布希忙於反恐，與柯林頓聯手說服美國政界，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朱鎔基抓住機會，中國成功入世。之後，中美貿易一日千里。2007年，哈佛教授尼爾·弗格森創造「中美國」（Chimerica）一詞，稱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 然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美關係進入拐點。美國人意識到舊秩序的危害，渴望改變、改革，甚至顛覆舊秩序。但是，中國精英並未意識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巴馬總統維持著中美關係的底線。 2016年大選，美民主黨希拉里敗選，建制 派失勢，特朗普上台，中美關係急轉直下。 從中美建交到中美「共生」，經歷了兩國多代領導人的精細籌謀與理性維繫。但是，中美關係破裂，甚至走向「新冷戰」，只用了兩年的時間。 這到底是特朗普所為，還是中美之間存在根本的不穩定因素？ 如今在美國，對華強硬成為華盛頓和國會的共識。這說明中美之間存在根本性分歧。 有人說，中美之間存在民族文化、意識形態的衝突。這顯然存在，但40年前這一衝突更為嚴重，為何兩國還是破冰、攜手、共發展？今天爭論的出口補貼、技術轉讓等問題，美國為何之前一直能夠容忍？ 這裡面是有蹊蹺的。 中美之間數萬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額，這一壓艙石並不穩定。我在《脆弱的「中美國」》中分析了兩個原因：一是中美貿易規模大，但兩國經貿級別低、合作層次淺；二是中美貿易結構嚴重畸形（全球秩序失衡的重要部分）。 簡單來說，中美兩國的貿易關係是畸形的，這種經貿關係讓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則未必。 自從里根總統開始，美國一直是共和黨、民主黨的建制 派執政，他們代表著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的利益。在這種畸形的貿易關係中，建制 派、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都是最大的獲利者。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享受廉價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同時將產品銷售到美國市場賺錢，兩頭得利。 比如，中國的外匯採購美國農產品，美國農民獲利；採購美國國債，對建制 派、華爾街有利。中國的外匯是集中管理的，中國長期持有天量的美國國債。又如，中美之間維持著汽車關稅保護及准入門檻，通用、福特汽車與中國國企合作，開發中國汽車市場。如此，通用、福特受益，但美國汽車工人失業。 所以，建制派、華爾街、跨國公司、美國商會長期在這種扭曲的貿易規則中獲利。但是，美國農民及產業工人並未從中獲利。 2008年失衡的全球秩序終於爆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但是，奧巴馬錯過了改革這一秩序的絕佳機會。2016年，憤怒的美國農民、產業工人將票投給了特朗普，後者上台便掀桌子。 這是一場全球化的失意者對既得勢力發起的挑戰。 所以，今年11月的大選非常關鍵，特朗普還是拜登，決定了中美關係的走向。 有人說，拜登甚至會比特朗普更狠，中美關係不可能改善。 這其實是不了解美國政體。拜登上台前後，中美表面上的對立都會很嚴重。因為對華強硬成為了美國的政治正確，如果拜登不夠強硬，他很難獲勝；即便當選，如果不夠強硬，他很難給選民交代。這就是競選術語。 但是，拜登不會完全與中國撕破臉，會留給中國政府一定的底線，中美關係不會破裂。 為什麼？ 如今民主黨已經分裂，拜登、希拉里代表傳統建制 派勢力、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的利益；桑德斯代表藍領階層、工會勞工組織、弱勢群體的利益。在中國的問題上，這兩個群體是衝突的，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與全球化失意者之間的對立關係。如果桑德斯執政對中國可能比特朗普更加強硬。 不管是2016年還是2020年的民主黨內選舉，民主黨的傳統勢力都放棄了桑德斯。為什麼？ 現在美國兩黨的選區是非常穩定的，只有幾個搖擺州，這幾個搖擺州一般是「鐵鏽州」，所以爭取搖擺州產業工人及農民的選票非常關鍵。2016年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的選票雖然多於特朗普，但因爭奪搖擺州失敗，而最終敗選。 民主黨陷入了兩難，老政客們擔心支持桑德斯，民主黨可能被傳統的勢力（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拋棄。這次，民主黨如上次選擇希拉里一樣押寶建制 派代表拜登，目的是固守傳統勢力。如果拜登獲勝，他所代表的勢力，是與中國關係最穩定的核心利益者。比如NBA、通用汽車，他們在中國賺得缽滿盆滿，並不希望中美關係惡化。 當然，特朗普不只代表產業工人及農民的利益。共和黨代表的核心勢力是本土工商企業、科技企業、工薪階層、中產階級。共和黨的優勢是，特朗普爭取搖擺州，爭取農民的利益，打破舊秩序，與其核心勢力並不衝突。所以，他可以放手干，但民主黨則投鼠忌器。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對中國的遊戲規會有本質區別。特朗普政府希望另起爐灶，徹底顛覆舊秩序，基本上要求中國兌現入世時承諾的所有條款，否則寧願與中國全面對抗。 如果拜登執政，拜登不會打破舊秩序，他會讓美國與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下協商。拜登會給中國精英階層保留一些底線條款，同時改革WTO規則，如此達成妥協性共識。 02、政治正確與克里米亞效應 自新冠疫情以來，中美從貿易戰迅速上升到經貿、政治、軍事等全方面對抗，意識形態交鋒異常激烈。 原本這是一場全球化的失意者與舊秩序既得利益者之間的鬥爭，如今正在快速上升為中美兩國之間的全面對抗。 這是為什麼？ 「政治正確」綁架輿論及民眾利益，使得這場鬥爭的性質徹底改變，並趨於失控。 在美國，對華強硬成為華盛頓的「政治正確」。在未來幾個月的大選中，特朗普、拜登都會發出強硬的反華言論，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做出比驅逐大使更加激進的行動。誰更能打，誰更有機會獲勝。 我們可以明顯發現，特朗普對中國的行動已經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完全不按傳統政客套路走，得了便宜還發推特。如今，特朗普政府關閉了與中國很多領域的對話與交流。美國不跟中國溝通，關起門來制定針對新疆、香港相關的法令，甚至還可能制定針對台灣、共產黨相關法令。 這是為什麼？ 因為華盛頓基本上否定了柯林頓時代以來的「對華接觸政策」。如果特朗普政府還按以前的方式與中國接觸、協商，會被認為繼續走老路，違背了「政治正確」。 中美兩國皆如此，衝突日趨激烈，任何討論與行動都預設一個國家利益的政治立場，如此兩邊理性的聲音與和平的行動會快速衰退、消失，甚至反轉。預設的國家立場最終很可能變為現實，所有的鬥爭都成為了國家之間的衝突。 從制裁中興、華為，到限制5G，再到限制中國技術，再到疫情、香港、南海等問題，之前所預設的國家利益之衝突最後都如願以償，然後以修昔底德陷阱來定論。 這就好比： 陳村黃頭髮的小青年是壞人； 陳村的小青年是壞人； 陳村人是壞人，他們要打我們村的人； 你看，陳村人真打我們了； 陳村與我們村勢不兩立。 一旦兩國所有事情被架到「政治正確」的高度，那麼全面對抗將不可避免。一旦越過某個臨界點，擦槍走火併不奇怪。 很多人都在思考：二戰時日本為何要主動招惹美國？ 聽到日本偷襲珍珠港時，希特勒大罵日本蠢蛋，將美國拖入到戰爭中來。其實，日本不希望與美國為敵，美國羅斯福、英國丘吉爾也不想與日本開戰，美國還有一群親日派，但是最後他們都成為對日強硬派。 日本發動東南亞戰爭後，演變為一輛高速賓士的戰爭列車，任何人都阻擋不了它奔向珍珠港。 1940年，日本佔領了東南亞諸島，宣布控制了南洋天然氣。這時，美國第一次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但為了避免過度刺激日本，美國並未禁止日本戰鬥機的原油。日本也意識到危機，大量採購、開採和囤積戰爭石油。 1941年7月，日本控制荷屬東印度群島和印度大陸，美英對日實施全面石油禁運。這一舉措引發日本國內恐慌，這時日本只有兩種選擇：要麼主動放棄這場戰爭，可能面臨亡國危險；要麼向美國開戰，賭一把國運。 這時，所有美國人、日本人都沒得選。僅4個月後，一直反對與美國開戰的日本政客也不得不支持日本戰機飛向珍珠港。美國原來的親日派變為最強硬的強硬派。美日兩國的故事演變為你死我活的戰爭。 長期以來，中國精英與美國建制 派、商會、華爾街有著廣泛深入的利益關係，中國未曾考慮到與美國的關係會走到今天這地步。中國有部分群體不斷地釋放強勢言論，盲目試探底線，但又低估對方的決心，沒有真正做好與美國決裂、全面衝突的準備。這其實是十分危險和不負責任的。 從單個事件衝突上升到國家矛盾，再以「政治正確」擴大到國家間全面衝突，最後可能陷入糟糕「克里米亞效應」。 我在《「強人」普京》中介紹了克里米亞效應。普京執掌俄羅斯20年陷入了內政與外交相衝突的悖論。普京對歐美越強勢，發動克里米亞戰爭、喬治亞戰爭，俄羅斯民眾越擁護他，但外交越糟糕，最終被歐美世界封鎖。 換言之，普京在內政上越成功外交上就越被動，外交上越糟糕內政上越成功。美國越是打擊、封鎖俄羅斯，俄羅斯民眾越支持普京對抗美國，如此俄羅斯之路越走越窄。美國政府或許汲取了俄羅斯的教訓，試圖將中國的內部利益拆分，避免中國一致對美。 當所有分歧都被「政治正確」架到國家衝突層面，越衝突，越對抗，民族主義越強，衝突升級，對抗升級，最後走向死局。國家之間的衝突，與打著國家名義的意識形態衝突，其性質完全不同。負責任的政治家需要避免國家之間的衝突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盡量避免民族主義情緒左右國家決策。 中國需要避免這種「克里米亞效應」，更不能接過俄羅斯的「接力棒」。中美對抗最受益的大國便是俄羅斯，俄羅斯被封鎖的壓力會減少，還可以提升國際政治地位。俄羅斯正渴望中國幫他解開內政外交悖論。在中印之間，俄羅斯不但出售武器給印度，還直接派軍隊、軍艦支援印度。 中國需要在大國角逐中保持理性。目前，中國政府在努力維繫美國商會、跨國公司的關係。美國制裁華為、中興、美版抖音，為什麼中國沒有制裁美國企業？中國還制定了外商投資法，給予外資企業開放了更為廣泛的投資領域。這是為什麼？ 美國商會、跨國公司在華利益大，他們是親華派的，他們不希望在華投資政治化。美國議員逼迫NBA站隊，提出在球員球衣的背後寫上政治標語，但是遭到了多數人的拒絕。同時，中國政府也不希望意識形態鬥爭傷及他們。 如果兩國所有人的言論及市場行為，都意識形態化，都以政治正確為前提，都被逼迫站隊，那樣就危險了。 03、經濟內循環與社會內卷化 如今，中美之間已經突破了對方的底線。想要恢復必須先從外交著手，然後再談經貿。 在七月份的中美智庫媒體視頻論壇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希望中美恢復全方位的對話，為中美之間列出三份清單，分別是合作清單、對話清單、管制清單。 簡單來說是，中美兩國的事情可以理性地歸為三類： 一類是雙方的底線，如台灣問題，互不挑釁，擱置爭議； 二類是雙方存有爭議的事項，共同協商，不擴大化； 三類是雙方可以合作的事項，繼續展開合作，不被其它矛盾牽連。 以世貿組織的承諾條款為例。 2001年11月11日，中國在多哈簽署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並做出了四項承諾：即降低關稅、減少和消除非關稅壁壘、農業方面的承諾和服務業的開放。承諾截止時間不少是在2005年。 比如，中國承諾到2005年，全部取消400種進口配額；取消對美國7個州的TCK小麥出口禁令；放開美國6000多家肉類加工廠對我國的出口等；逐步放開銀行、保險、旅遊和電信等服務業市場。 我們可以將這些列個清單： 當年，中國承諾的事項包括外貿經營權、國營外貿與指定經營、進口關稅配額、出口補貼、非關稅措施、技術貿易壁壘、法律服務、旅行社服務、銀行、證券、外匯及支付等45項。其中哪些已經執行了，哪些還沒執行；如今，哪些可以執行，哪些需要談判，都可以列出來。 事實上中國也這麼做，截止到今年6月份，全國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壓減至33條。簡單理解是，外資進入中國只有33項不能投資及經營。這就是目前中國政府的底線。 這33項分別是什麼？ 比如，禁止投資稀土、放射性礦產、鎢勘查、開採和選礦；出版物印刷必須由中方控股；除專用車、新能源汽車、商用車外，汽車整車製造的中方股比不低於50%；核電站的建設、經營須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資郵政公司、信件的國內快遞業務；禁止投資中國法律事務，不得成為國內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又如，禁止投資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網路出版服務、網路視聽節目服務、互聯網文化經營（音樂除外）、互聯網公眾發布信息服務；禁止投資新聞機構；禁止投資圖書、報紙、期刊、音像製品和電子出版物的編輯、出版、製作業務。 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國將負面清單的項目大幅度壓縮，這就大大突破了中國政府的底線。底線問題無法談攏，兩國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對抗。 如果拜登執政，拜登政府會給中國政府保留一定的底線，比如核電站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資及經營網路信息、新聞機構、圖書出版等；會列出一部分與中國政府商談，比如汽車、農業、運輸、機場、科研等領域的合作。畢竟，對於拜登政府、建制派、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來說，維持與中國的正常關係，他們受益最大。 所以，未來四個月很關鍵。如果拜登當選，中國將繼續漸進式改革開放，但這個力度要比前些年大很多。如果特朗普連任，中國面臨大幅度對外開放或內循環內卷化的兩種可能，極端情況還可能出現硬脫鉤、經濟封鎖、全面對抗及「新冷戰」。 改革開放要比內循環內卷化，對這個國家及中國民眾更加有利。 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啟動內循環，依靠國內市場及人才可以製造高科技產品。這種想法其實是違背經濟規律的。 我在《智本社經濟學講義》第二十講《市場與分工》中講到「斯密定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三章《論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意思是，分工受到市場交換規模的限制，如果交易規模太小，就無法實現專業化生產，分工就會受到限制。 假如，一個只有幾百人的小鎮，與其他市場是隔離的，其中只有一個人需要一輛汽車。但是，這個人是註定得不到他想要的汽車的。因為，如此小的市場是沒辦法支撐起一家汽車廠的。 為了生產這一台汽車，人們要建立玻璃廠、橡膠廠、皮革廠、電子廠、油漆廠等等，同時還要培養相應的技術工人。即使這些廠是現成的，也需要調整機器及產品規格，專門為這台汽車而生產配件。沒有足夠的市場規模，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反過來，如果市場規模足夠大，不但這台汽車能夠生產出來，整個汽車產業網路都會興起，專業化分工及先進的技術會出現。 所以，「斯密定理」告訴我們：市場規模越大，專業化分工程度越強，技術水平越高；全球化市場的專業化分工及技術水平，定然大於國內市場。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新加坡、瑞士、荷蘭這些小國都選擇擁抱國際市場。 以光刻機為例。全球7納米光刻機巨頭是荷蘭的阿斯麥爾（ASML），但是阿斯麥爾光刻機90%的零部件都是其它國家生產的，比如德國蔡司為其提供最先進的光刻機鏡頭。 如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製造7納米光刻機。中國要獨立製造7納米光刻機，那就意味著還要建立一批如德國蔡司一樣的全球頂級科技企業。即便我們有光刻機，製造半導體還要有原材料。日本掌握了氟聚醯亞胺、光刻膠及高純度半導體用氟化氫三種關鍵性材料。韓國半導體技術已夠強，但也離不開日本的原材料。 如今，世界上最先進的光刻機及一切技術，都源於國際市場下的全球化精細分工，依賴於一批全球頂級科技企業。越開放越有機會參與到頂級的國際技術分工之中，越內循環技術則越落後。 經濟內循環進而導致整個社會內卷化。經濟內循環與社會內卷化，這不符合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方向。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智本社，文章現已被刪除）
（下列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海關總署及官方行業協會） 我直接擺出觀點：中國經濟從1980年代走入改革開放時代之後，本質特徵就是外向性特徵。所謂的經濟內循環，就是建國前三十年，就是小農經濟型的自給自足，就是全面赤貧和全方位物資短缺。建議中國經濟重走自給自足的老路，這就是將中國經濟往火坑裡推。 各位，你們千萬不要以為我們改革開放了40年，就有資格玩所謂經濟內循環了。今時今日的世界，就是一個相互開放和相互依賴的世界，任何經濟體，都無法做到自給自足，絕對不可能實現所謂的內循環。提出這種觀點的所謂專家，對經濟完全處於白痴狀態。下面我將會使用大量的數據，說明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程度，到底處於什麼程度。 2019年我國工業總產值為90.4萬億人民幣，商品出口17.2萬億人民幣，出口佔比19.0%。看起來我國每生產100塊錢的商品，只有19塊錢的商品會拿去出口，對國外市場的依賴程度不算特別大，我估摸著白痴專家們大概率就是看了這個數據，認為我大中國已經沒必要再依賴國外市場了。老百姓每個人再多消費兩成，就把出口那點額度給吃掉了。 然而，工業總產值這個概念，其實是重複計算的結果。上游的企業生產鋼材鋁材銅材，這裡要算一次產值，中游的企業拿來生產發動機螺絲沙發輪轂，這裡又要算一次產值，末端汽車企業全部組裝起來生產出汽車，這裡還要算一次產值。這裡的每次產值計算，都會把前面那些企業的產值重複計算一次。而對於消費市場來說，其實只有最後一次終端產品，才有計算意義。這麼算下來，我大中國的消費市場總容量，其實遠比工業總產值這個概念要小得多。2019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2萬億，只相當於工業總產值規模的45.6%。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大中國的出口商品，絕大部分恰恰就是服裝鞋襪以及電子產品這類終端消費產品。因此，以出口商品作為分子的話，正確的分母應該就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這個終端數據。也就是說，用於出口的終端消費產品回來佔領國內消費市場的話，會給整個國內市場增加多少比例的供應量。17.2萬億÷41.2萬億=41.7%。意味著整個市場需要增加超過四成的供應！這個比例已經非常大了！ 2020年上半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7.2萬億人民幣，同比2019年上半年的19.5萬億，萎縮了11.8%。國內的終端消費市場其實已經呈現萎縮之勢長達三年之久了，這一點在本公號的各類文章已經多次闡述，其原因在於房地產市場對居民收支結餘的吞噬比例已經超過百分百了，這裡就不再多說了。今年上半年貨物出口額7.7萬億人民幣，同比2019年上半年的8.0萬億人民幣，小幅萎縮了3.2%。我再強調一次，這些貨物基本上都是終端消費品。這麼計算下來的話，由於國內消費萎縮幅度比出口萎縮幅度快得多，這就是導致出口商品佔國內消費總量的比值提升到了44.8%！這個數據已經非常可怕了。在消費市場已經顯著萎縮萎縮的時候，再給市場增加近一半的供應量？這種後果誰能承受得起？ 這麼說還不夠直白，我直接舉例吧。根據電子信息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家電市場報告》，2019年我國家電市場總零售規模8910億人民幣，而根據海關數據，2019年我國出口家電3654億人民幣，這些出口家電統統拿到國內市場消費的話，要增加41%的供應，足以把國內的家電市場衝擊到體無完膚，無論格力還是美的，基本上都只有死路一條，價格戰會把所有企業直接干到破產的境地。再說手機，2019年我國生產了17.01億台手機，畢竟我國是全球最大的手機代工生產基地，而國內市場只消化了其中的3.89億台，如果出口手機全部拿來國內消費，供應要增加足足2.4倍！這意味著如果沒有了國外的市場，手機產業算是整體毀了。此外，服裝鞋襪出口總量高達1.37萬億人民幣，基本與國內市場總量相當，全國人均多買一倍的衣物？可能嗎？這不是瞎扯淡嗎？ 至於進口依賴，在這裡，我甚至都懶得詳細列舉那些我國對國外各種高精尖技術和材料的依賴了，醫療領域的依賴程度高到令人髮指的程度，這裡我就只講晶元好了。雖然我們喊了很多年的晶元自產的口號，2019年我國進口集成電路的規模依然高達2.06萬億人民幣（這裡還沒包括深圳的中小微電子廠從香港人肉帶進來的數以千億計的晶元），比進口原油的1.59萬億人民幣還高出足足29.6%。搞經濟內循環？沒有進口晶元之後，連空調都運轉不起來我跟你們講！家用空調也就算了，國產晶元湊合著也能混一下，寫字樓空調裝國產晶元，主機會當場爆給你看！每塊殘渣都不超過1立方厘米那種慘烈爆法！更不要說電梯這種需要精細維護的產品了，裝國產晶元=不把用戶當人看，這個等式是絕對成立的。 2020年上半年，我國集成電路進口規模9349億人民幣，同比增幅16%。這個增幅應該是由於香港封關，不能再人肉帶貨，於是全部走正式進口通道而來。然而這也恰恰說明晶元國產化根本就沒有成功，人肉帶貨不行了小微電子企業也依然必須依賴國外產品，即便正式進口需要付出更多增值稅成本也只能忍了。就這樣的現狀，經濟內循環？怎麼循環？ 說到這裡，我直接說明吧：如果與國際市場隔離，搞經濟內循環的話，我國經濟將會直接回歸到1980年代之前。不過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40年，知道40年前是怎麼回事的人，大多數都已經老了，越來越喪失話語權。搞不清楚狀況的小毛孩子們，就敢氣勢洶洶的大喊：「回去就回去，有什麼大不了！」對此，我也沒啥可說的，就這樣吧。 （全文轉自微信公號數據吐槽中心，文章目前已被刪除）
自從6月下旬以來，面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司法部長威廉·巴爾、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國務卿蓬佩奧從各個側面對中國的強烈批評，北京從各個方面開始做應對美中新冷戰的準備，甚至放棄了「外交即開罵」的戰狼式外交，換了一個溫和不罵人的外交部發言人，務求在11月3日大選結果出來之前，不再為中美矛盾添火加薪。本人認真仔細地研究了相關信息，認為應付新冷戰，中共掌門人習近平至少從方向與決心兩方面做了充分準備： 大方向：經濟內循環，準備自力更生 7月2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一場企業家座談會。這種會議從來不是清談會，而是向企業界傳遞一種政治信號，比如2018年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那是針對中國輿論場上「民營經濟退場論」，為安撫民營企業家而舉辦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召開之際，正值美國接連施壓，世界都擔心新冷戰即將發生的時段，中共最高領導人認為非常有必要向世界公開明示中國應對中美脫鉤的戰略大方向：經濟內循環，習近平版自力更生。 在這場中國兩岸三地以及海外企業雲集的會議上，先後有7位企業家被挑選發言。從7位企業家身份來看，主要從業於安防、跨國貿易、紅外熱成像等行業，這些行業將是中國未來自力更生的擔綱者。 海康威視連續8年蟬聯視頻監控行業全球第一，為中國政府建立遍布全國的監控網路立下汗馬功勞，也因此在2019年10月被美國商務部以新疆穆斯林人權問題為由，將其與其它7家中國企業列入美國《出口管制條例》實體清單。這次中共在企業家座談會上安排海康威視做首位發言者，既代表高層對海康威視的政治支持，也清晰地表達了中國對美國實體清單的不滿，更是展現了中國將繼續在監控行業保持No.1地位的決心。 中國中化集團被選中，則因其承擔為國分憂的政治與經濟雙重任務：能源安全、稅收、就業。歌爾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國電子信息類企業，現是全球第二大聲學器件供應商，其客戶群遍布三星、蘋果、思科、中國聯通、西門子、偉創力等中外科企，讓歌爾股份出席座談並有份發言表明了中共高層雖然不再提中國製造2025，但仍然想保持科技行業在世界已有的地位。據美方透露，中國偷去的技術夠多了，還可以好好消化一陣，至少管上幾年甚至十年，在這個期限內，保持領先地位不用愁。 上海品海飯店的發言人作為中國個體工商戶的代表被選中做發言人，高層領導鼓勵它們在非關鍵的競爭性行業發展——結合肖建華終局來看，中國政府顯然不希望民營企業今後涉足金融行業，既容易危害國家金融安全，還會導致涉足者財散人不安——民營企業應該好好體察黨中央這番愛護民營企業之心，今後就謹守本份，回到改革開放初期黨對私企的定位：拾遺補闕。所謂個體工商戶與民營企業，就所有制性質來看，其實無甚實質差別，民營企業可不要認為自家的政治地位比個體工商戶高。 國內宣傳機器為這次座談會總結了多條意義，其實核心就是一條：面臨美國的壓力，求借偷的技術自主創新不再可能，國外市場正在變小，從此，中國經濟得「內循環」，咱們要自力更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時此刻，企業要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主動為國擔當、為國分憂。 習近平四平之行宣示決心 中國國內洪水滔天，國外則面臨美國的強大壓力。過去幾十年，中國依賴美國的科技、市場，將自己發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今美國不讓依賴了，面對困境，僅僅與各界企業家開個會遠遠不夠，習總書記不憚勞煩，於7月22日親赴吉林考察，此行任務有二： 一是全黨思想動員。借參觀四平戰役紀念館發表一番講話，重心落在這兩句：「我們一定要守住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世世代代傳承下去」。這是向外界宣示不惜一切代價保住紅色政權的決心。官媒稱：「在這個昔日兵家必爭之地，總書記的戰略考量意味深長」，這句話引發猜想聯翩，比如選「四平」，除了借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四戰四平」在東北立穩根基這一「開國」吉戰之外，還取「四平」一詞之古意。《詩經·大雅》有云：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這就是為什麼國內十幾個省洪水滔天，身為總書記的習近平，既不效法當年朱鎔基親至抗洪前線，也不學習溫家寶親至地震現場，而是到根本沒有洪水的吉林四平考察的原因。 二是向美國宣示不進口美國農產品，咱中國糧食足夠安全。 7月22日習近平赴吉林考察的第一站，就是有著「關東門戶」和「東北糧倉」之稱的梨樹縣，該縣因良好的地理條件，是中國的「黃金玉米帶」——中國對外糧食依存度高達13%，多年來從美國進口三大主糧：大豆、玉米與小麥。中美貿易戰打了28個月，中國雖然多次表示拒買美國農產品，但對大豆等農產品與豬肉的購買從未斷過。如今，美國對中國的打擊接踵而來，中國得做好自力更生的準備，以保障糧食安全——這玉米帶存在了好些年，中國還得進口大量玉米，是否因總書記考察之後糧食產量倍增，那是另一回事。 兩套預案齊備，內循環起始點正在尋找 從美方宣布關閉休斯頓領館以來，中共官方表達憤怒，但沒讓民間「愛國力量」參與。從宣布美國駐成都領館閉館以後，該領館外時有自發愛國者抗議，但都被警察帶離現場。因為北京心中很清楚：離開美國，中國的發展之路將大大受阻。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指出：中國政府目前密切關注著美國的輿論導向並調動本國的研究機構分析民主黨候選人的競選綱領，對美國民調進行專業分析。一名不願披露姓名的中國官員的看法，代表中國官方的看法：不再對兩國恢復過去良好關係抱有幻想，但是一名新的總統至少可為重啟兩國關係提供新的契機。但是，由於有了2016年的經驗，北京也深知，對美國有嚴重政黨傾向的民調與《紐約時報》、CNN的分析不可全信，還得自己研究一番。比如，中共這個剛成立的美國大選輿情研究小組一定會對《華盛頓郵報》7月19日那篇《4件事可能使2020年競選向特朗普邁進》有興趣，也會參考《國會山報》（The Hill）7月27日那篇《民調：特朗普的支持者比拜登的更有熱情》（Trump supporters more enthusiastic than Biden’s: poll），全面了解並上報，以備習辦參酌。 基於以上考慮，北京在11月3日來臨之前，仍然不會放棄中美對奕棋局中，美國換棋手的期盼，甚至也會暗中鼓勵在美華人做些事情，以促進這一結果的出現。但是基於歷史經驗，寶也絕不會全押在拜登當選這上面，兩套預案都準備好，進退自如，中共從來不缺這種政治智慧。 中國由大進大出的全球化中心一變而為內循環經濟，發展方向、決心與實施手段（實現目標的工具）三者缺一不可。如今，方向已經由黨中央最高領導給定，自力更生；被動員的企業也都群情激昂，與黨中央一樣決心很大；只是實現內循環的手段一時還未找到，詳細分析請見拙文《經濟內循環說來易，以何為起點難上難》（自由亞洲電台，2020年7月23日）。不過，按照中共的社會管控能力與宣傳能力，這事不急，離美國大選落幕還有將近一百天。這一百天內，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更何況，信心很重要，關鍵時刻，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帶頭齊唱革命樣板戲《紅燈記》選段：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如今，中國國內洪水滔天，糧食收成將大受影響，但中國政府抱定比爛心態：咱中國固然有各種問題，但你美國更糟糕。相比之下，咱中國面臨大災大患，媒體都還一片頌揚之聲，這豈是美國能夠相比的？因此，只要堅持經濟發展，就能笑到最後。如何發展的招術也有了，6月18日上海舉辦第12屆陸家嘴論壇，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髮表書面致辭，中國經濟要準備向「國內循環為主」轉變——意思是：全球發達國家誰也不好過，咱靠自己國內生產與需求支持發展了。 本文分析，中國經濟內循環的發動點到底在哪裡？ 經濟內循環的起點是投資，錢從哪裡來？ 凡研究經濟的人都知道，不管是經濟全球化還是經濟內循環，總得找個經濟發動點，這個發動點不是投資就是消費，用行話講就是「投資拉動」與「消費拉動」。 以美國為例，經濟發展經過三個階段：要素驅動、效益驅動，最後到創新驅動，知識產權成為經濟貢獻的主要來源。中國一直想進入後兩階段，沒成功，一直就在要素驅動，即通過投資形成各種生產要素。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主要由製造業、基礎設施和房地產三方面投資組成，現都已受到了限制。製造業投資受制於產能過剩，基礎設施投資受制於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加大，房地產已經進入下行通道，投資也受到影響。所以投資的拉動力也遠不如從前。但因為沒找到別的方式，即使投資拉動經濟的邊際收益遞減，越來越接近制度障礙約束的邊界，但中國仍然只能沿著這條舊路走下去。 投資需要有投資主體。中國過去的投資主體有三：政府、外資、私人投資。既然現在中國經濟「以國內循環為主」，當然就不指望外資了。 事實上，外資也正在陸續撤出。儘管中國媒體或借中共能吏黃奇帆之口發出警告：如果外資企業撤出中國，等於丟棄70%市場份額； 或者鼓勵在華外企：「風雨之後必有彩虹，現在撤出中國太愚蠢」，但是美中兩國貿易戰帶來的不穩定，以及關稅增加的壓力，還是讓許多企業決定離開或是減少他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外企撤離中國已成趨勢，包括蘋果、任天堂在內的50多家跨國公司都宣布將生產線撤出中國。另外，質量控制和供應鏈審核機構「啟邁QIMA「7月份的調查報告也說，80%的美國公司和67%的歐盟國家的公司正在離開中國。 那麼來自民營企業的私人投資如何呢？且不談中國那些與權貴有關的金融巨鱷、投資大亨們這些年入獄、衰落的劇本不斷上演，眾多沒破產衰落的民營企業家們也是債務纏身。惠譽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民營企業債務違約數量已大增至歷史紀錄高位。前11個月，民營企業發生人民幣債務支付違約達4.9%，高於遭遇P2P雷暴的2018年。惠譽估計，中國境內企業債務規模達到19萬億人民幣。2020年以來發生的肺炎疫情，不少中小企業因外貿訂單驟減而紛紛破產，如今自然拿不出錢來投資。 於是就只剩下政府投資了，只是政府如今也是債台高築。中國這30多年的發展，就是依靠發行貨幣推動經濟發展。從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以來，全球進入第四次債務浪潮，中國更是其中一個主角。僅2009年，中國一國發行貨幣的增量就是美、日、俄、歐盟幾大經濟體新增貨幣的總和。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2019年統計，中國債務總規模是GDP的300%以上。這些貨幣主要是通過地方政府、企業負債進入投資領域，而投資也主要是基礎設施與房地產。 中西部縣城得依靠生造項目舉債發展經濟，比如近兩年被中國媒體反覆報道的貴州省獨山縣「天下水司第一樓」，就是一個看起來比較奇特的政績工程。所有與獨山縣投資相關的報道都提到一個問題，只有一個街道和8個鄉鎮的獨山縣卻借了400億債務打造景觀，平均每個鄉級行政單位負債44億元。2018年，獨山全縣財政總收入10.08億元， 2018年末戶籍人口35.6065萬，400億債務意味著，獨山縣人均負債達11.2萬元。媒體均認為，這是「失控的權力留下發展的傷疤」。 這種評論顯然是打落水狗，地方政府舉債發展經濟，拉提GDP，這是中國的體制病。可以說，中國1600多個縣中，貧困縣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輸血，其餘的縣都是依靠舉債發展經濟，區別是：除了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上海經濟圈帶動的江浙一帶縣城有自己的產業，其餘多是房地產與政績工程，樓房多半滯銷，政績工程多成爛尾。 指望消費拉動經濟更困難 中國指望消費拉動經濟更不容易。得益於全球化，「中國製造」過去可以依靠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消費者購買。進入經濟內循環之後，只能依靠本國城鄉居民買單，掏腰包消費。但這一點，恰好是中國經濟的短板。 由於購房原因，中國人均負債金額高達人民幣13.34萬元（2020年數據）。現階段，中國失業率大幅度上升，民眾收入明顯收縮，在這種情況下，居民的消費能力在萎縮。據工信部統計，截止到6月10日，規上企業開工率接近99.1%，中小企業的復工率達到90.1%，然而，消費需求的恢復仍明顯滯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是：2020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11.4%，與消費相關的服務業恢復緩慢，1-5月全國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下降7.7%。由於消費需求拉動中國經濟增長近60%，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也高達53%（遠遠高於製造業27%的經濟比重），在消費和服務業的恢復速度滯後影響下，中國經濟上半年據估計是負增長——雖然媒體宣傳可能由正轉負。由此影響到居民收入：中國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3%，今年上半年實際人均消費同比下降9.3%。 如果上述數據還不足以理解中國居民主體的消費能力，就請回憶一下李克強在今年人代會的記者會上公布的數據：「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這個說法可能來自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該院的課題組2019年採用分層線性隨機抽樣，獲取了7萬人的收入樣本數據。該調查顯示，39%的人口（相當於5.47億人）月收入低於1千元，月收入在1千元至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兩部分合計為6億人，佔全國人口的42.85%。指望這樣的居民購買力來拉動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不現實的。 綜上所述，中國政府與小粉紅們不必因為美國如今處境艱難，就認為中國日子過得容易。只不過中共當政以來，形成一個比爛的國際政治傳統，自家不好過時，看見人家有困難就興高彩烈。其實，美國不比中國，如果不是黨爭激烈絆住手腳，整個經濟體的基本面很好，恢復起來又快又容易。中國經濟對外嚴重依賴美國，如今美國正在加速與中國全方位脫鉤，中國的難日子還在後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崛起的餘音未絕，中美就進入了冷戰式對抗狀態，開始面臨嚴重的外貿困境。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最近提出，中國經濟要準備向「國內循環為主」轉變。這個說法的隱含意思是，過去20年里中國源源不斷的外匯供給快要終結了。外貿困境之下，三成經濟活動深受衝擊，全國失業人數大幅度上升，同時必然外匯吃緊。中共可能會進一步卡緊民用外匯開支，以便為擴軍備戰和軍工研發保留外匯儲備；同時減少飼料糧進口數量，因此今後物價的攀升不可避免。 一、中美冷戰開始，經濟退到「內循環」 6月18日上海舉辦了第12屆陸家嘴論壇，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髮表了書面致辭，其中的一個關鍵用語引起了國內不少財經媒體的關注。劉鶴在書面致辭中表示，中國經濟要準備向「國內循環為主」轉變。這是中共對國內經濟前景的一個重大判斷。解析這個經濟形勢判斷和經濟政策信號，相當重要。 所謂的經濟「以國內循環為主」，就是從積极參与經濟全球化、用外貿拉動經濟，轉變為不再依靠外貿，而是以國內消費來帶動經濟。眾所周知，目前國內的失業率大幅度上升，民眾收入明顯收縮，在這種情況下，居民的消費能力本來就在萎縮，再同時減少出口，自然就是整體經濟雪上加霜。李克強在今年人代會的記者會上說，「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千元」。這個說法可能來自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該院的課題組2019年採用分層線性隨機抽樣，獲取了7萬人的收入樣本數據。該調查顯示，39%的人口（相當於5.47億人）月收入低於1千元，月收入在1千元至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兩部分合計為6億人，佔全國人口的42.85%。指望這樣的居民購買力來拉動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不現實的。 中國經濟之所以無法再依靠外貿，全球疫情嚴重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是，中美進入了冷戰式對抗狀態，無法再繼續依靠龐大的美國市場來維持出口順差和外匯收入。毫無疑問，這是從過去20年來中國已經習慣了的依託經濟全球化帶動經濟繁榮的經濟發展模式，退回到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狀況。 最近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前副部長周力在《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登文章，分析了當前中共面臨的國際困境。他在文章中提到，「要做好應對外部需求萎縮、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的準備」；「我外貿出口企業訂單大大減少，上下游企業生產停滯，國際運輸物流堵塞。原料供不上、產品運不出的現象激增，對我穩增長、穩就業形成巨大的壓力」。他的話反映出了中共目前的外貿困境。 二、外貿困境意味著三成經濟活動深受衝擊 中國崛起的餘音未絕，中共就面臨如此嚴重的外貿困境，那麼，經濟以「國內循環為主」之後，究竟中國經濟整體上會轉變成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20年前，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之後，其經濟軌跡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從這些變化之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加入經濟全球化後中共到底獲益多大，也可以發現，一旦與經濟全球化半脫鉤，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會有多大。 這方面有兩個經濟指標可以用來觀察。第一個是外貿依存度，就是進出口總額佔GDP的比例，它反映的是外貿帶動國內相關製造業和服務業之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有多大；第二個指標是凈出口依存度，指的是出口減去進口後的凈出口額佔GDP的比重，它可以反映外貿方面的凈所得對整體經濟的現金流有多大貢獻。 我用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計算後發現，外貿依存度呈先高後低的趨勢。在加入經濟全球化的第一階段，外貿對整個經濟的推動是一種漸進的過程，許多產業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逐步發展，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因此，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貿依存度開始迅速跳升，它在2006年達到了64.2%的峰值。 但是，隨著外貿和外商投資帶來的經濟繁榮逐漸形成，各行各業都產生了比較穩定的為經濟全球化服務的企業和供應鏈，同時中國能夠佔領的全球市場份額也快接近頂點了，國內就不再創辦更多新企業，新的商機也不那麼多了。這樣，外貿擴張帶來的經濟推動力就開始相對地放慢，這時，外貿依存度就開始降低了。中國2015年的外貿依存度下降到35.6%，與日本相當；而2018年是33.2%，2019年是31.8%。 可以說，疫情發生之前，中國經濟的三成依靠外貿。李克強最近表示，中國的外貿企業涉及2億人的就業。2億人的就業與外貿相關，大約也相當與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如果從現在開始，中國局部地脫離經濟全球化，那麼，中國的部分外貿就會萎縮，這對經濟的衝擊會相當大。 三、對美出口受阻，外匯開始緊張 當然，外貿深受衝擊，並不等於所有出口都受阻；即使大部分外貿都沒了，中國經濟還是會勉強維持，只是失業規模會越來越大，當然也談不上經濟繁榮了。劉鶴提經濟內循環，就是想讓國內企業放棄等待中美關係恢復到過去狀態的期望，另謀出路。由於前些年中國經濟繁榮之後，對進口商品的需求越來越大，比如石油、飼料等進口數量越來越多。那麼，出口受到衝擊後，進口是否會受影響，國人出國留學旅遊的開支、航運民航等交通運輸部門在國外必須的開支、以及使用外國技術專利所必須支付的使用費等等，是否還能正常維持呢？換言之，中國是否能保有足夠的外匯現金流呢？這就要看凈出口依存度這個指標了。 中國多年來的外貿進出口記錄顯示，對美國之外的所有其他國家的出口和進口總體上基本打平，並沒有多少凈外匯收入，只有對美貿易才能創造巨額外匯現金流。所以，中國的凈出口，大體上就相當於從美國凈賺的外匯數額；凈出口依存度實際上反映的是，從美國凈賺的外匯對整體經濟的貢獻到底有多大。 中國在外貿依存度達到峰值的2006年，凈出口依存度是6.5%，相當於GDP將近7%的外匯凈收入是從美國市場上賺來的。這樣大數量的外匯凈收入當然讓中共可以迅速積累大量的外匯儲備。而到了2019年，中國的凈出口依存度已經下降到2.9%。雖然將近3%的凈出口依存度看上去比例不高，對經濟的貢獻不那麼大，但隨著中國GDP總量的上升，對美出口的外匯凈收入仍然達到數千億美元。有這樣大的外匯凈收入，使中共可以允許民眾購買外匯出國旅遊或留學，也得以向一帶一路國家和發達國家大量投資。不過，中美冷戰開始後，這股源源不斷的外匯供給快要終結了。 四、對居民因私用匯的管控逐步升級 對中共來說，當寬裕的外匯流入中斷後，冷戰狀態下，它優先考慮的是擴軍備戰和軍工科研的需要，因此很可能會逐步壓縮民眾出國的用匯需要。 為了在整體經濟轉入「國內循環為主」的狀態之後能繼續擴大軍力，與美國保持軍事上的相持態勢，中共會一直有進口相關設備和必要零部件、原材料的需要，甚至要購買大量技術專利。而中美之間處於冷戰狀態的國際形勢表明，今後中共想繼續每年從美國凈賺大量外匯來應付它必須的軍工方面的外匯開支，就越來越難了。這種情況下，冷戰時期中共既然不會放慢擴軍備戰的速度和軍工部門的技術研發，而過去靠美國凈賺外匯的路子斷掉了，中共就只剩下一個選擇，即盡量壓縮民用外匯開支，包括減少出國留學旅遊的外匯支出，也逐步減少進口飼料等消費品。 實際上，中共已經在管控外匯開支方面逐漸收緊。比如，對民眾出國用匯的需要越卡越緊，甚至一些省市連事業單位員工的因私護照也全部上收。今後，對國內的私人購買外匯需要可能會實行越來越嚴格的管控，這將成為一個趨勢。所以，許多中產家庭熱衷的出國旅遊和子女出國留學，前景越來越不樂觀。許多留學生依靠父母提供學費、生活費來繼續國外學業，或者正策劃國內念完中學後直接出國留學，這樣的家庭計劃很可能跟不上高層對外匯管控的政策變化。可以預期的是，今後幾年內國家外匯儲備將日益吃緊，中止子女學費匯出的政策可能會出台，那樣，許多留學生的留學生涯可能被迫中途嘎然而止。 五、物價攀升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外匯吃緊還會造成物價持續攀升，尤其是葷食的價格將不斷上漲。其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中國的食用糧基本上能自給自足，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葷食消費量不斷上升，對豬、雞等食用類動物的飼養，就無法再象上世紀80年代那樣靠農戶家養為主。因為家庭飼養受農戶圈養規模的限制，而且飼料來源主要是採集利用葉類植物、輔以麥麩、稻糠以及廚餘物，飼養量有限。於是，大規模工廠式速成圈養就成了肉食的主要生產方式，而高蛋白飼料特別是豆粕的充分供應，則是大規模速成圈養的前提，這樣才能保證快速出欄。大規模速成圈養需要大量進口飼料，而大規模飼料進口的需求恰恰與外匯充裕同時出現，如此則大量進口大豆就成了中國解決飼料來源的唯一辦法，所以2017年中國的大豆進口量高達1億噸（9,554萬噸）。 然而，今後外匯的來源緊縮，可能逐漸影響到大豆進口數量。如果大豆進口減少，是否可以改為國內大規模種植呢？中國耕地面積有限，如果要保口糧，就沒法大規模種植大豆，因為大豆產量很低。我做過計算，如果要靠國內大豆種植來保飼料糧，需要佔用近一半或更多的耕地，那樣，口糧就會嚴重不足。不但國產大豆無法按養殖需要充分種植，而且其國內種植成本也非常高，目前政府是用大豆種植補貼來維持國產大豆價格不飆漲。 今後，如果進口大豆減少，改用種植國產大豆來替代，政府補不起巨額的種植補貼，那飼料價格就會翻番。無論是減少進口大豆數量，還是國產大豆種植補貼不足，都可能導致飼料短缺；而飼料短缺造成的飼料價格上漲，會讓大規模養殖的數量下降，肉豬和肉雞來源不足，於是肉價就會翻番。肉價上漲，中低收入家庭就吃不起肉了。今後食品價格的上漲趨勢會帶動消費物價不斷上升，伴隨著高失業率和工資薪酬下降，中低收入階層可能重回苦日子。 總結一下，從加入經濟全球化到退回「國內循環為主」的經濟狀態，就業方面受衝擊的是中產和低收入階層，出國方面受衝擊的是中產階層，物價方面受衝擊的是低收入階層。 （文章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