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英賢：將嚴厲打擊「高風險」外國交易
2026 年 6 月 4 日
習近平近日親自撰文說：”任何人都沒有特權超越憲法，一切違憲行為都必須追究”。但是他的說法讓一些觀察人士生疑。 不久前，習近平在江澤民追悼大會上讚揚過江到點下車的高風亮節，法國漢學家白夏懷疑習是不是在黨內遭遇了抵制力量，像毛當年一樣遭遇了七千人大會？ 總之，習近平為什麼要這樣說，令人費解， 習近平12月19日文章強調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憲法，更早些時候讚揚江澤民到點下車，習近平很認真地講這些話的時候，有人覺得，感覺上習並未意識到自己被包括在內。 因為他強調的這些內容對他並不十分有利。他說任何人都沒有特權超越憲法，表面上看是對的。但這裡面的一個問題是，憲法不可以超越，但憲法可以修改。2018年習近平突然發動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為其長期執政鋪平了道路，這個修憲後的憲法是合乎習近平長期執政願望的一部憲法。 習近平之所以二十大開闢第三任，而且可能還會有第四任，第五任，都和那次修憲有重大關係。那次修憲，等於把中共八十年代以降唯一的一項重大的政治改革成就—廢除領袖終身制踩在了腳下。 習現在講這部為他終身制鋪路的憲法，要求人人必須遵守，讓人感覺，拿著手電筒照人不照己，多少有點威脅所有不滿人士的意味。 習近平講所有人應遵守憲法，可是他把憲法當兒戲，想改就改，隨心所欲，憲法對他而言不過是一紙空文。 在一人獨裁體制下，一人的意志就是全黨的意志，習近平為自己量身裁衣，為長期執政而修憲，因此自由亞洲援引學者評論說，習近平表面強調依憲治國，實質是在「綁架憲法」，是為了維護中共統治和他本人的獨裁極權。 習近平在江澤民逝世大會上所做的發言同這篇文章，同修憲、廢除任期制等等都有某種邏輯的聯繫，他特別地讚揚江澤民的高風亮節，讚揚他關鍵時刻為了黨的事業退讓，一些觀察人士聽到這段話很驚訝。他自己為什麼不在貴黨規定的兩屆任期屆滿的時候退讓呢，其實也算不上是退讓，只是執行本黨的一條規則而已？ 在隆重悼念江澤民這麼重要的講話里說出這樣的話，只有習近平說得出口，別的常委或者黨內高官敢說么，不被認為是高級黑，就會有做「兩面人」的嫌疑。 有觀察人士說，習近平就是這樣，他不避嫌，明明對自己不利，甚至具有濃厚的嘲諷意味，他還談得很認真，那段話不是在拿江澤民照自己嗎，江澤民到點下車，他不下車，江澤民到點下車是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那麼，他到點不下也是為了黨的事業嗎？ 一位網友以為找到了謎底，習近平訪問義大利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我將無我，服務人民，這句話當時讓很多人很納悶。 習近平心目中，可能修憲廢除任期制也好，到點下車也好，這都不是針對他的，因為他是無我的，因此他是至高無上的，這個無我，大約就是朕即天下的意思。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曾慶紅曾對江澤民有過救命之恩》中已經介紹了江澤民之所以能夠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後取代趙紫陽，全因當時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的鼎力輔佐和及時點撥。當年曾慶紅在上海的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等於是挽救了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澤民不是在八九年的關鍵時刻被曾慶紅及時提醒,日後不但總書記寶座沒他的份,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能夠繼續坐到退休就算幸運了。所以,他江澤民一旦得勢,對曾慶紅如果不感謝「救命之恩」的話,從良心上也說不過去。更何況他江澤民進了中南海之後，更需要曾慶紅的輔佐。 正因為當年與曾慶紅有過這段特殊的經歷,所以有海外報刊的分析文章認為:江澤民一是覺得用曾慶紅放心;同時更覺得曾慶紅其人的政治嗅覺極為靈敏,正是出任中辦主任一職最難得的素質。 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初,鄧小平特別找他和李鵬等人談話,強調黨內核心領導層的團結問題。談話間,鄧小平還特別舉例子說自己當年從四川奉調中央時,連個秘書都不帶,以此說明黨內不能搞幫派。江澤民嘴上喏喏連聲,仍然沒有改變將曾慶紅帶進中南海的主意,以至政界傳出他「不帶紅木帶紅人」的非議。也正是因為對這種非議的顧慮,加之初進中南海時連李鵬都對他頗不服氣,江澤民先是不敢讓曾慶紅在中辦系統「一步到位」,只能先屈就在副主任的位置上。 筆者曾經在《中國民主黨通訊》上讀到過一篇標題為《曾慶紅整肅楊家將內幕》的文章，說是江澤民、曾慶紅真正的蜜月開始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當江澤民被指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江澤民除了誠惶誠恐，更多的是一種前途莫測的感覺，不僅他的夫人王冶坪為他的北上流淚，他自己也似乎預感到重蹈前兩任總書記覆轍的風險。因此，當江澤民赴任之時，他向楊尚昆、李鵬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帶曾慶紅進北京，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楊尚昆、李鵬答應了他的要求。為什麼江澤民不敢隻身一人進京？為什麼江澤民偏偏要曾慶紅與他共行？為什麼江澤民不帶更獲他信任的黃菊進京？最關鍵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趙紫陽前兩任總書記的下場令江澤民膽怯，他設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況他一點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況。相比胡趙，江在黨內的資歷更淺。稍有出錯，可能導致比胡、趙更為悲慘的結局。 二，從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現，國家大權仍然由這些老人掌握。更何況楊尚昆、薄一波仍然參與著中共中央最高事務的決策，擁有舉足輕重的發言權。江澤民深感要處理好、協調好這些老人的關係非常不容易。 三，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可謂無功受祿。主導六四事件決策的「頭號功臣」李鵬沒有獲得晉陞，內心積怨在所難免。如何處理好與氣勢逼人、內心不服的李鵬的關係，令江澤民的確無所適從。還有，喬石、姚依林這兩位政治局常委資格老，權力根基深，人脈資源廣泛，同樣難以對付。 這就迫使江澤民儘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夠利用的一切資源，來應對難題，處理危機。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兩生疏，沒有人能協商，更沒有人能幫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導致政治上的翻船。因此，當江澤民獲悉自己被欽定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他第一個念頭想到的就是曾慶紅。曾慶紅從來以完全平等的姿態與江交談，並且敢於當面糾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這使江對曾刮目相看。江深知曾慶紅政治手腕高超，同時還想倚重曾慶紅家庭的政治資源和曾慶紅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廣泛的人脈關係。 曾慶紅的政治手腕得益於他父親的熏陶。曾山任內政部長時，曾專門花時間苦讀大量的明朝、清朝檔案，從中體味為官之道。在曾山的熏陶下，並不喜歡讀書的曾慶紅對明清的宮廷秘諱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他閱讀了大量的明清檔案，據說曾慶紅最感興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權力鬥爭中保護自己、打擊異己，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局勢中把握時局，化解矛盾，如何鞏固自己的權力，並在鞏固權力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所有這些，都在曾慶紅後來的政治實踐中應用了。與其說，當年的江澤民選擇曾慶紅是基於一種信任，不如說是為了利用曾慶紅的政治韜略為其所用。同樣的，與其說曾慶紅輔佐江澤民是一種無私的忠誠，不如說曾慶紅只是利用江澤民賦予的一次機會去實踐他的政治夢想。曾慶紅清楚，如果他能夠成就江澤民的大業，日後必有大成。曾慶紅終於找到了那條通向中國最高權力舞台之路。事實證明，曾慶紅與江澤民的合作真可謂天作之合。沒有曾慶紅，江澤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穩定的統治期。 進入中南海之後,江澤民將大部分業餘時間用來閱讀中外歷史書籍和共產黨的歷史文獻。在研讀和分析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開國元勛的治國、治黨的經驗和教訓時，江澤民發現「文革」後期的外交部長喬冠華之所以受江青等人的利誘，背叛了他在共產黨內最大的恩人周恩來，心理原因之一就是抱怨在周恩來手下長期得不到提拔。 汲取周恩來的教訓，江澤民絕不能讓關鍵時刻為他立了大功的曾慶紅產生政治上的失意之感。正是在這種齊心協心共保紅色江山的「黨性」和「知恩圖報」的「人性」在江澤民心中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曾慶紅終於得以平步青雲，熬成中國當代的「鐵帽子王」。 在一九九二年十月閉幕的中共「十四大」上，曾慶紅的名字不但沒有進入中央委員之列，甚至連候補委員都沒有排上。所以,當時一度傳出曾慶紅已經失勢的消息。認為雖說曾慶紅是當年江澤民自上海帶進中南海的「跟班紅人」，但「伴君如伴虎」，侍奉權貴者從來都是仕宦前景與政治風險並存。 誰知當時的江澤民安排自己班底時，完全不按共產黨此前的「慣例」出牌。十四大謝幕兩個月,中共中央突然對外宣布曾慶紅接替溫家寶中辦主任職務,一時間令隨時關注中共高層人事變動的政治評論界如墜煙雲霧裡，搞不明白江澤民葫蘆里到底賣的是什麼葯。而據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透露，事實上曾慶紅接替中辦主任職務的計劃早在十四大之前就已經部署好了。而之所以沒有將他安排進十四屆中委，則是江澤民的「計高一籌」。江澤民考慮到了黨內對他帶曾慶紅進京一事早有微詞，同時又由曾慶紅的高幹家庭背景聯想到了鄧小平長子鄧朴方十三大代表落選，陳雲長子陳元十四大代表落選的原因，擔心如果將曾慶紅安排成中委候選人，一旦在無記名投票中被差額下來，再任命他接替中辦主任豈不是不尊重大部分黨代表的意願。而等到十四大過後，突然把不是中央委員的曾慶紅任命為中辦主任，將原主任溫家寶委以農業「重任」，此舉反而會被理解成「正常人事更替」。 十四大的選舉結果一出來，果然證明江澤民的擔心並不是多餘，中委候選人名單中，內定出任政治局委員的蕭秧、內定出任書記處書記的俞正聲及內定接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全部落選；安排進候補委員候選人序列後，蕭秧、俞正聲免強當選，李克強則名落孫山。後來,中共高層只好下令將李克強安排為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 筆者注意到，日前在江澤民的追悼會上，1989年6月與江澤民一同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時任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也有出席。就是這個李瑞環在私下裡評論當時的那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時，把江澤民和喬石都形容成搞不清他們到底是「大智若愚」還是「大愚若智」。而無論我們今天對江澤民是否具有相當的政治智商仍持懷疑，也必須承認他在自己底氣最不足的關鍵時候，選對了管家。早在上海掌管組織工作大權時，曾慶紅「不拘一格降一才」，籠絡了以王滬寧為代表的一批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力的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得力表現，就已令江澤民刮目相看。而更為江澤民所依重的是，曾慶紅通過自己本身的紅色背景與黨內主要元老及家庭建立的私人聯絡，使他進京後身邊自然聚攏了一批中共元老子女和秘書，特別是軍內的元老子女和秘書。所以,無須江澤民把話挑明，曾慶紅進京幫辦後首先想到的事，就是一步步幫助江澤民營建起自己的組織班底。 眾所周知，因為楊家兄弟的原因，江澤民進京後長期沒有抓到軍權,但卻還是及時通過改組武警部隊,把這支「看家」部隊掌在自己心腹手中。事後，外界只是看到江澤民把自己在上海的親信巴忠炎提升為武警部隊司令，卻沒有注意到同時提升的一個副司令和一個副政委的特殊背景。 當時，葉劍英元帥的公子，當年被稱之為「太子黨」的精神領袖的葉選寧雖然在恢復軍銜制的第一時間即已經獲授少將軍銜，但職務只是解放軍總政聯絡部的副部長。曾慶紅跟江澤民進京之後，其中辦副主任的職務任命還沒有被正式公布，即匆匆先到葉選寧那裡拜了碼頭。此後，葉選寧很快便成了正部長。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鎮壓之前,武警總部的參謀長王文理是從北京衛戍區平調過來的，此人過去長期擔任葉劍英秘書，與葉家關係極深。「六四」後，江澤民把武警部隊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全部撤光。正是因為葉選寧讓曾慶紅給總書記捎話，時任武警參謀長王文理不但沒撤，反而被江澤民一紙命令，提升為第一副司令員。此舉不但成功地籠絡了對楊家將反感的葉家勢力，同時也給眾多元老的秘書、子女們很大的安慰。 同時,在曾慶紅的鼓動下，當時的江澤民又把原武警總部後勤部的第二政委徐桂寶，直接提升成武警副政委。而此人的背景是前李先念辦公室秘書。 純從邏輯上推理，就不難相信，那些長期在中共政治元老身邊擔任秘書工作的人，在維護和鞏固共產黨政權方面表現出的責任心，不會亞於元老們的後代。而深知這一點的曾慶紅為江澤民出了這個重用元老秘書的辦法，確實令江澤民大開其竅。 而當時的曾慶紅助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手另一重要運作，就是拉籠當時的中南海鏢頭楊德中效忠江澤民。 剛進中辦時,曾慶紅還排名在中辦第一副主任楊德中之後。楊氏從華國鋒及汪東興倒台之後，即以「中南海總鏢頭」的身份，除全盤負責中央警衛工作之外，還按照中共慣例，親自負責「一號首長」的警衛任務。雖然從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後改為總書記)開始，中共最高決策權一直是以鄧、陳兩位政治元老「垂簾聽政」的方式，頗似晚清的東、西太后掌控光緒。但表面上還必須稱總書記為黨內一把手。所以,整個上世紀的八十年代里，楊德中先是親自負責胡耀邦，後來又親自負責趙紫陽的警衛工作。而當時直接負責鄧、陳二人警衛工作的，則是楊德中的部下，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孫勇和牟信智。 正像當年毛澤東屍骨未寒,毛的第一寵臣汪東興便親自下手逮捕了毛夫人一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鄧、陳兩元老決定廢黜胡耀邦時，首先是通知了楊德中作好「應變」準備;而決定罷免趙紫陽時，楊德中在趙氏面前的身份立刻由首長的警衛變成了人犯的看守。 正是共產黨內「路線鬥爭」的這段活教材，令江澤民夫人王冶平女士在剛剛聽到丈夫奉命入主中南海的消息之後，不但沒有半點夫貴妻榮的喜悅，反而有大禍即將臨頭之感。 江澤民入主中南海成為「一號首長」後楊德中立刻擔負起了對他的保衛工作。如何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保證此後的楊德中不會由江澤民的警衛變成他的看守，也是曾慶紅首當其衝的任務之一。詳細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再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江澤民之所以能夠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後取代趙紫陽，全因當時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的鼎力輔佐和及時點撥。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的上篇文章《十四大前的江澤民 總書記當得比趙紫陽還窩囊》刊登和播出後，一位署名」馬年生」的文學城網友跟帖說 ：「江當年奉命入京，沒有軍方背景的他確實需要鄧的威信控制軍方。鄧當時需要楊尚昆這個國家主席支持。江則通過自己帶到北京的曾慶紅逐步擺平了軍方和紅二代，才有實力讓鄧小平請楊家兄弟歸隱。江有曾的協助，還是有福氣的。」 其實，當年曾慶紅之於江澤民的重要程度，助他江澤民在中南海站穩腳跟還是後話。再往前追溯的話，可以說如果沒有曾慶紅，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只會終止在上海市委書記那一階上。 話說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出生於1926年的江澤民本是與出生於1938年的曾慶紅同時被安排進上海市委的「第三梯隊」人選。當時的曾慶紅還是深受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器重的。 當時比江澤民先進上海市委的曾慶紅心裡非常明白，象江澤民這樣即有紅色家庭背景,又有個從四十年代末參加中共學生地下黨資歷者,再加上其曾經留學蘇聯的紅色專家頭銜,這一切都決定了曾慶紅這一代人被提拔再快,也還要有一個「排排座,吃果果」的先後次序。所以八十年代中期江澤民從北京調進上海市委出任曾慶紅上司,並不存在一個曾慶紅不服氣的問題。但兩人之間還是經過了一個從客客氣氣到配合默契的階段,而促成兩人徹底結為朋黨,則是那場八九學潮。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不幸逝世。胡氏是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中最開明者之一。中共黨內著名馬列理論家、「六四」後被開除黨籍、流落美國的蘇紹智先生認為:胡的民主思想、平民作風以及支持改革、關心群眾的形象常為人民大眾所稱道。他在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被非法的所謂「黨的生活會」脅迫辭職,一直是以後人們對中共不滿的因素之一。他的不幸逝世自然引發人們的悲痛和懷念。中共領導層對他的不公正評價更引起人們的不滿。於是人們自發地追悼胡耀邦,並發展成為重評胡耀邦、批評（當時的）現領導,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制度的群眾遊行示威。 如果說一九八九年的大學生「鬧事」是以胡耀邦逝世為導火索的話,那麼當時上海市委封殺《世界經濟導報》（以下簡稱「導報」）事件則對那場「動亂」客觀上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正如蘇紹智先生日後的回憶和總結中所說:而在悼念胡耀邦過程中,上海方面的「導報事件」,直接加深了統治者和知識分子的矛盾,推動了更多的知識界人士參加遊行示威。而更多的「六四」參與者在事後的反思中多認為:「導報事件」是八九學潮轉為「全民抗議運動」的導火索。 事情的原委是:當年四月十九日,導報駐京辦事處和新觀察雜誌社在文化部聯合舉行追悼胡耀邦的討論會。體制內的和體制外的民主派都有多人參加。會上的發言,都是懷念和頌揚胡耀邦的,除嚴家其和戴晴的講話外,都比較溫和,沒有批評現政權之處。嚴家其大致講了黨對胡耀邦的不公正待遇,猶如「四人幫」之對待周恩來。戴睛則講了從陳獨秀、瞿秋白到胡耀邦,中共中央總書記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時任導報總編輯欽本立決定導報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全文刊載這一討論會的所有發言,並搶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正式追悼會之前出版。 此消息由該導報的駐北京辦事處首先向境外記者透露，有一份港報於當月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來，恰好被當時的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看到。向時任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彙報後,兩人預感事情嚴重,立刻報告了市委第一把手江澤民。然後，曾慶紅和陳至立連夜約見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要求調閱導報「悼胡座談會」的文章清樣,閱後即命令欽本立將兩萬五千字的座談會紀要刪節刊出。而在此之前,曾慶紅一直對欽本立表示特別的尊重,在公眾場合見面,從來是以「欽老」尊呼。 被要求刪節的內容包括：牽涉到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愛國民主運動等內容，等於是抽去了整個座談會的全部精髓，而欽本立當面同意「服從組織」,同時卻表示該期《導報》已經有一部分散發出去。於是曾慶紅動員江澤民出面親自召見欽本立，嚴厲指責他違反黨紀，宣布撤消他的職務後,隨派遣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為組長、時任《文匯報》總編輯馬達為顧問的整頓工作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陳至立親自到場宣布整頓該報的市委常委會議決定。 消息傳出,群情大嘩。上海首先出現支持導報的遊行示威,北京各報紛紛寫信向上海市委抗議,嚴家其、許良英發起簽名的致上海市委的公開信題為「保衛新聞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有五百多名新聞記者走上街頭,支持上海方面的導報，並呼籲新聞自由。自此,大學生之外的社會各界人士抗議活動全面開始。 據導報當時的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先生回憶:一九八八年，曾慶紅還在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內召集《解放日報》、《文匯報》、《世界經濟導報》的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開會，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況。會上他對《導報》的人說：「你們離中南海最近，離國務院最近，離體改委最近，信息最靈。以後要多和市委通通氣。」 這件事說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導報》在中共上海市委眼中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說明曾慶紅甚至江澤民一度要利用《導報》，後來卻又「卸磨殺驢」。 當時的曾慶紅在事先能發現導報「不與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時查禁，獲得江澤民的讚賞。在市委幹部會上，江澤民特別表揚曾氏和陳至立「政治警覺性高」。如果當時曾、陳兩人漏查了導報，那麼中國共產黨一九八九年以後的歷史興許就不會是今天這幅樣子。所以江澤民在獲知自己將高升總書記之後，驚恐之餘,首先就想到了曾慶紅。 江澤民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接任中共總書記職位後,一度表現得比李鵬還要僵化,張口階級鬥爭、閉口反和平演變。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講話」中駁斥的改革「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其實正是江澤民最先提出的。而事實上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江澤民並不是像他當了總書記以後直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這段時間裡那樣僵化。 當年趙紫陽下決心在城市和企業改革問題上有所突破時,江澤民在上海曾經率先考慮過股份制的問題,這在當時的省級領導中應該說是具有「超前意識」了。據一位思想較為開明的中共經濟理論家吳敬漣回憶,江澤民當年在上海曾幾次向他討教股份制的可行性。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趙紫陽曾經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導報事件」惡果嚴重,當時的江澤民既明顯表現出沉不住氣的樣子。當趙紫陽怒氣沖沖地表示「上海把事情搞糟了,中央不負責」時,江澤民漲紅著臉連句辯解的話都沒有。會下,他找到李瑞環,希望聽聽天津處理學運問題的經驗辦法,而老奸具滑的李瑞環當然不會把自己那套「禍水引向北京」的妙計告訴他。 當時參加完趙紫陽的政治局會議後回到上海,江澤民一度曾經動過給欽本立「賠個不是」的念頭,因為此時他一度對形勢判斷走樣,誤認為趙紫陽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學潮進而提升其總書記的權威。特別是趙紫陽八九年五月初在亞銀會議上的講話發表後,江澤民更感到自己處理導報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就在這政治形勢變化莫測,一旦「站錯隊」就會抱恨終生的關鍵時刻,正是曾慶紅憑他在中共元老中的特殊信息渠道以及他自己自幼開始接受的階級鬥爭意識熏染,及時嗅出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勢必會對學運下毒手的血腥氣。曾慶紅此時已經敏感地意識到,即使北京的大學生們願意給趙紫陽一個大面子,趙紫陽在黨內的政治對立面也絕不會善甘罷休。他們會採取與趙紫陽針鋒相對的策略,繼續激怒廣場上的大學生,讓他們繼續鬧，鬧到政府不採取強硬手段便沒有平息可能的地步。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在黨外「殺一儆百」,在黨內搬倒趙紫陽的目的。 於是,正是在曾慶紅的及時提醒下,當時江澤民才鼓足勇氣、硬著頭皮「站穩了立場」。 「六四」鎮壓之後,江澤民進中南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組織聲討趙紫陽時狠狠報復了一下,特別要求李鵬在總結趙紫陽「罪行」的報告中加進他曾經指責上海「把事情搞糟了」的政治局會議內容。因為這件事情太讓他江澤民現丑,特別是在也已經在「六四」鎮壓和趙紫陽下台之後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李瑞環面前。 由此說來,當年曾慶紅在上海的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等於是挽救了江澤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澤民不是在八九年的關鍵時刻被曾慶紅及時提醒,日後不但總書記寶座沒他的份,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能夠繼續坐到退休就算幸運了。所以,他江澤民一旦得勢,對曾慶紅如果不感謝「救命之恩」的話,從良心上也說不過去。更何況他江澤民進了中南海之後，更需要曾慶紅的輔佐。 正因為當年與曾慶紅有過這段特殊的經歷,所以有海外報刊的分析文章認為:江澤民一是覺得用曾慶紅放心;同時更覺得曾慶紅其人的政治嗅覺極為靈敏,正是出任中辦主任一職最難得的素質。 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趙紫陽給外界留下的最後一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印象，就是他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時許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出現。一句「我們老了，無所謂了」。充滿了無限的傷感和無奈，令現場聆聽的絕食大學生和無數電視觀眾至今記憶猶新，唏噓不已。 當時就在趙紫陽離開廣場之後幾分鐘，他在廣場上全部活動的現場錄相已經送進中南海勤正殿(現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地點)。已經奉命從上海進京，靜候總書記黃袍加身的江澤民畢竟不是等閑之輩,不但從趙紫陽的現場講話中分析出了他「暴露黨內矛盾」的罪證，同時更注意到了隨侍趙紫陽身邊者並不是貼身衛士或一般級別的秘書,而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 當時，溫家寶右手緊緊攙扶著趙紫陽，左手幫他扶正手提式麥克風，一付虔誠護主的神態都被攝相機忠實地記錄下來並彙報給趙紫陽的繼任。也許正是這則電視畫面的提示，令江澤民深感自己進駐中南海後，身邊也必須有一個新的「溫家寶」。 一個月後，江澤民榮升總書記的「決議」被正式昭告天下，接著，由江澤民和李鵬兩人簽字的一份任命書正式下發：曾慶紅同志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於是,江澤民不要「紅木」要「紅人」的傳說在上海灘不脛而走。 所謂「不要『紅木』要『紅人』」說得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進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委員，離開上海時未帶一兵一卒，只是由捧場者為他購置了全套高級紅木傢具。但貨物正準備啟運時，卻被繼任者江澤民通知火車站扣發。所以此次江澤民出任總書記後，自然不會選擇紅木傢具，但卻在自己身邊安排了一個「紅人」。 當然，江澤民提協曾慶紅進京幫辦，一是不忘曾慶紅的關鍵一功；二是考慮到了曾慶紅在陳雲、姚依林等強硬派政治老人那裡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慶紅進京不但不會有結黨營私之嫌，反而會因此獲得陳雲等人進一步的好感。當時一位海外政治評論家認為:江澤民進京後將曾慶紅視為第一心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曾氏可以為江澤民在與「老同志」聯絡感情方面,起到「太子黨」圈外的平民出身的幹部無法替代的作用。同時,江澤民也考慮到了進一步提拔曾慶紅本來就是一種向「老同志」們「表忠心」的模範舉動。 陳雲在世時,長期控制著中共組織系統,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經他過親自目的的所謂「第三梯隊名單」一般都是省、部級正職。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剛剛上台,即向陳雲彙報準備安排曾慶紅「加強」中辦力量。陳雲只接了一句話:「他是曾山的兒子。」 就憑這一句話,江澤民立刻明白陳雲是在稱讚他的選擇。 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陳雲到上海暖冬時,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等人就向陳雲特別介紹了曾慶紅。陳國棟並藉此回顧起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跟隨曾山進中央一同在陳雲領導人主管財經工作時的歷史,捧得陳雲兩眼直放亮光。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隨著趙紫陽的下台,無論是陳雲還是江澤民,都不願意趙紫陽的陰影繼續留在中辦,安排曾慶紅進去自然最為可靠。後面發生的故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嚴格說來，中共政權的所謂「江澤民時代」是從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後才正式開始的。而此前的3年多時間（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他江澤民與「太上皇」鄧小平之間因為還隔著一個「攝政王」楊尚昆，總書記的日子過得比他的前任趙紫陽還要委屈、窩囊。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刊登和播出的上篇文章《中共十四大前江澤民不堪回首的「兒皇帝「經歷》中回顧了1989年6月24日，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掌聲中從自己政治局委員的座位上走到過去趙紫陽坐的地方,張嘴冒出的第一句話便是「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經驗,深感擔子很重,力不從心」。必要的謙虛之外,對自己當時的心理壓力之大,似乎並不想掩飾。與其說是「沒有思想準備」,還不如說是對挽救政權頹勢實在沒有多大信心。而沒有多大信心的原因之一又是「太上皇」鄧小平當時對他並沒有多少信心，故在自己與這個「兒皇帝」之間安插了一個「攝政王」楊尚昆。 說起來，戰爭時期的軍旅經歷幾乎全部是「軍隊政治工作」,建設時期也從來沒有獲授過軍銜的楊尚昆本來只是被鄧小平啟用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正式開始於1982年年9月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當時產生的那屆中央軍委委員會人選為主席鄧小平、副主席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和楊尚昆。雖然楊的名字排在副主席的最後一名,但他卻又是常務副主席兼中央軍委秘書長。 5年之後,1987年11月召開的十三大上產生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仍然是鄧小平任主席,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任第一副主席。表面上排名在趙紫陽之後的楊尚昆仍然是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十三大開過之後,楊尚昆的胞弟楊白冰被任命為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這一來,本來就對楊尚昆主持軍委工作多有不服的軍內老將簡直就是怨氣衝天。據傳張愛萍(前國防部長)當時曾經議論說:楊尚昆既無軍功,更不懂軍隊現代化,讓他當軍委副主席就荒唐。此人主持軍委工作不能服眾。現在又把楊白冰抬出來主持軍隊政治工作,我看楊尚昆是想讓共產黨的軍隊姓楊。 自此,「楊家將」的說法開始向外流傳。鄧小平則在一次黨內高層會議上主動表示是他提出安排楊白冰主持總政工作的。鄧小平還表示:對此,尚昆同志是有顧慮的。是我鼓勵他不要怕嫌話太多,「內舉不避親」嘛。 當時,鄧小平的這番話曾被寫進中央文件並向下傳達。可見,當年中央軍委內「楊家將」的形成,並非楊尚昆本人的過錯。此其一。其二,當時以張愛萍為代表的一大批老軍頭,之所以對楊家兄弟滿肚子的不服氣,除了看不起他們兄弟二人均為「政委」出身,沒有領兵打仗的經驗,更因為這些老軍頭當時個個不服老,對鄧小平的幹部年輕化政策心有不滿。牢騷不敢發到鄧小平處,只能拿楊尚昆出氣。可見在整個鄧小平時代里,楊尚昆一直是在帶鄧小平受過。 至於「六四」鎮壓問題,其實在八九「動亂」之初,楊尚昆不但非常維護趙紫陽,而且也十分贊同趙紫陽對學潮的軟處理主張。但此後楊尚昆與趙紫陽表現的最大不同,就是楊尚昆在號准鄧小平的政治脈膊後,立刻便全力維護鄧小平的「太上皇」形象。雖然「六四」鎮壓的整個決策過程仍然有太多的待解之謎,但僅僅從已經披露出來的權威信息(比如《許家屯回憶錄》中的相關內容),或者將1989年4至6月間中共官方報道中關於楊尚昆及李鵬的言行作一對比,就應該相信當時的楊尚昆在是否採取鎮壓決策的問題上,還是相對背動的。 回顧1987年的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當時新產生出的以趙紫陽為總書記的政治局常委會包括趙紫陽本人在內一共是5人。但是在1989年六月召開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新產生的政治局常委會成了6人制，即保留下來的李鵬、喬石、姚依林加上新「當選」的江澤民、李瑞環和宋平。 之所以不是奇數制，就是因為還有一個代「太上皇」攝政的楊尚昆的存在。截止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開，楊尚昆一直都是江澤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的當然出席者。 從江澤民上台之初的中共對外報道中的領導人排名序列上,即可明顯看出鄧小平的這一用意。趙紫陽實際上已經下台至江澤民正式登基之前的一段時間裡,只要有楊尚昆與李鵬等政治局常委共同露面的機會,楊尚昆的名字從來都是排在最前面,雖然他在黨內的職務僅僅是個政治局委員。而江澤民正式登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央領導人的排名序列都是江澤民第一、楊尚昆第二,接下來才是李鵬等一干政治局常委。 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1989年10月1日,黨內眾元老與黨政軍在位領導人共同登上天安門城樓「舉國歡慶」的那則新華社統一報道,所有出席者的排列順序依次是:江澤民、鄧小平、楊尚昆、李鵬、陳雲……。楊尚昆的大名不但排在李鵬往下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前面,而且還排在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的前面。 曾有一位任職於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人士分析說,雖然他本人並沒有看到,但根據他自己的經驗,鑒於楊尚昆在「六四」鎮壓之後一直到十四大召開一直是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當然出席者,相信江澤民登基的那次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曾經就楊尚昆這一特殊地位有過一紙內部決議,就象十三屆一中全會就鄧小平在黨內的特殊地位有一紙不對外公開的決議一樣。 正因為如此,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閉幕當天,由新華社統一發稿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照片中,除了「調整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個人的單人照片,還特別配發一張集體合影。集體合影由七人組成,楊尚昆居中，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六個「調整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列楊尚昆兩邊,照片說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楊尚昆同志合影」。用在黨報上發表領導人集體合影的形式對外表現照片中每個人在黨內的實際地位,又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大發明創造。自此,便開始了中共黨史上楊尚昆代「太上皇」攝政的一段特殊時期。 江澤民剛剛上台時，接替還的只是趙紫陽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3個月後的1989年9月下旬，鄧小平在家中再次召見政治局常委們時,著重討論了自己退休的時間和方式問題。談到退的方式問題時,鄧小平只淡淡地說了一句:「我同楊尚昆同志談過,越簡單越好」。可見,如此最重要的問題,鄧小平當時都是先找楊尚昆商量好計策之後,才再向江澤民等政治局常委們交待的。 1989年10月,鄧小平又同楊尚昆交待說:我現在的身體情況好像還不至於馬上去向馬克思報道,但我不起帶頭作用不行。所以以後很多事情都要靠你了,你現在比過去的擔子要重多了,希望你能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帶好下面的一班人。 如此交待完畢,鄧府管家王瑞林才傳旨將等候在外院的江澤民召進會客室。當鄧小平向江澤民表示要他接任軍委主席時,江澤民當即誠惶誠恐,再三表示推辭。鄧小平說:要你干你就干,推辭的話不要再說。歉虛的話說兩句也行,但也不要多說。你不要擔心,我們這些老同志里,尚昆同志身體最好,他現在出任軍委第一副主席,是能為你把好這個關的。 由以上回顧內容可見，當時的江澤民雖然已經被鄧小平捧為「第三代領導核心」,但實際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力還不及在他之前的趙紫陽。「六四」事件之前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雖然是用黨內「共識」的方式,討論決定重大原則問題仍由小平同志拍板,甚至把小平同志必要時可以召集政治局常委會這樣的內容寫進了內部決議,並由此決定了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時時處處都要聽命於鄧小平的政治差遣,隨時都要看著「太上皇」的眼色行事,但當時楊尚昆的權力,僅僅限制在他以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身份代鄧小平主持軍隊工作的層面，並沒有在鄧小平和趙紫陽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間扮演他日後在鄧小平和江澤民之間的那種「攝政王」角色。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鄧小平辭去軍委主席的決議後,江澤民在兼任軍委主席的就職演說中,除了把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的，他江澤民在正式出任總書記職務的四中全會上表示過的一番謙虛再次複述一遍,再三強調「沒有思想準備」,「深感責任重大,力不從心」之外,更強調自己因為「沒有作過軍事工作」,所以「一定要努力學習軍事」。除此而外,還特別謙卑地表示：尚昆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劉華清擔任軍委副主席,楊白冰同志擔任軍委秘書長,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條件」。 五中全會開過10天後,江澤民的這番講話被新華社發稿,以頭版通欄形式刊登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各大官方報刊上。當時,無論是對楊尚昆不懷惡感,還是對楊家將反感已久的黨內各派,都對江澤民同意把自己的這番「謙虛」表白公之與眾,感覺十分不可理解。特別是把楊白冰也抬舉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是令人感覺他江澤民完全是在自曝其短。自此,連中共內部人士都把鄧小平向江澤民「交權」的這一戲劇化安排,形容成「太上皇向攝政王『託孤』」。 回想六四鎮壓之前由趙紫陽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雖然同後來的江澤民上台之初一樣,隨時都要受到分別來自鄧小平和陳雲兩方面的左右制衡,但當時他趙紫陽十分明白自己所兼任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完全是空有其名,所以在鄧小平主動提醒他要過問一下軍隊工作時,他從來都是裝傻充楞。 六四鎮壓之前筆者曾到一位時任中央軍委委員的秘書家裡坐客，該秘書透露說，掛名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趙紫陽從來沒在一次軍委會議上露面。 而到了江澤民登基之後,雖說很快就以黨總書記名義兼掛了一個中央軍委主席的虛名,但因為此時的楊家兄弟在軍中的實權甚至超越了趙紫陽時期(趙紫陽時期楊白冰的職務僅僅是總政主任),連軍委副主席劉華清都時時有插不進手的感覺,更何況他一再自謙地表示「沒有作過軍事工作」的江澤民。 更不如趙紫陽的是,楊尚昆在趙紫陽擔任總書記的時期除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和偶然因為其國家主席的頭銜進行一些純儀禮性的外事應酬,對黨、政系統的工作從來不干涉—-從當時的黨內規矩角度,他也無權干涉。而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後,楊尚昆已經是在手握軍權的同時,還要隨時代太上皇干涉黨務、政務。總而言之,江澤民初入中南海的那兩、三年時間裡,「兒皇帝」的日子還不如當年的趙紫陽過得相對簡單、舒心。 當年海外開始所謂「鄧後中國」大討論中,也有人為了敘述上的方便,把江澤民正式登基那一天定義為「江澤民時代的開始」。事實上連江澤民本人或許都不敢如此自詡。而要把華國鋒倒台之後的中共黨史詳細劃分的話,把胡耀邦倒台之前定義為鄧小平實際主政時期;把趙紫陽出任總書記至「六四」事件這一段定義為鄧小平垂簾聽政時期;把「六四」鎮壓之後至中共十四大召開之日,定義為楊尚昆代鄧小平攝政時期……,應該說最符合實際。 綜上所述，從1989年6月下旬被正式宣布接替趙紫陽總書記職務，,他江澤民便開始了這種「太上皇」鄧小平託孤,「攝政王」楊尚昆弄權的苦日子,忍氣吞聲三年多時間,一直熬到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開,局面才徹底改觀。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人事任免事項中爆出的最大「冷門」並不是胡錦濤的入選,而是楊家兄弟的權位一夜之間便從波峰跌落至谷底。而當時的鄧小平之所以下決心犧牲楊家兄弟,當然是江澤民和李鵬告御狀的結果。而江、李御狀內容中最能夠戳到鄧小平痛處的一條,則是楊尚昆暗中對趙紫陽網開一面。 當時,對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缺乏信心的鄧小平,最擔心的就是自己去世之後,黨內會有人在「六四」問題上對他進行政治鞭屍,所以在江、李拿出楊尚昆與趙紫陽之間「政治界線不清」的證據之後,怒不可遏。 把中共政權里當年的「倒楊」事件比喻成「狡兔死,走狗烹」,雖說從字面上對楊家兄弟有不敬之嫌,但性質上絕對是這麼回事。而曾經不被江澤民所包容的喬石、田紀雲、萬里,包括李瑞環在十四大人事換屆後的政治出路,無疑是鄧小平的「高鳥盡,良弓藏」。 自1989年6月江澤民上台之始,如果上述人等全部在反改革惡浪聲中隨波逐流,他鄧小平即使還能作出「九二南巡」舉動,其「北伐」效果也會大大打一筆折扣。「九二南巡」之後,上述人等顯然是高估了鄧小平的政治覺悟,認為大家長這次是要決心恢復「六四」鎮壓之前的黨內、國內政治生態。萬萬沒想到「倒楊」之後江澤民、李鵬二人不但保住了各自的權位,而且還進一步變被動為主動,奪走了喬石手中的政法、黨紀乃至組織大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黨校的主控權;借口兩屆副總理期滿,依「法」令田紀雲離開國務院;借口黨的統戰工作重要,給李瑞環一屆全國政協主席,換走了他手中的輿論宣傳領導權;萬里更是被逼告老還鄉。十四大之後,雖然喬石和李瑞環的政治局常委、田紀雲的政治局委員都被保留,但因為新被分配的實際職務都是「二線」性質,與江澤民、李鵬抗衡的政治本錢皆被大大削弱。 總之,仍由鄧小平親自拍板的十四大高層人事安排的結果,並不是僅僅犧牲了「楊家將」。十四大之後的常委內部分工,政法、黨紀乃至輿論宣傳都歸併到總書記一人手中,決定了江澤民在黨內的政治對立面要想繼續對他行使有效的權力制約,難度大大增加。自此，江澤民才開始成了中共政權黨和軍隊的有名有實的最高領導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不久前在他的發跡之地上海與世長辭了。出乎很多人預料的是，他竟然也效仿周恩來、鄧小平等「將自己的骨灰撒進了大海」。聽上去冠冕堂皇。這難道真的是共產黨所謂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理想歸宿嗎？如果是，那麼接下來前黨魁胡錦濤和現黨魁習近平會不會跟隨效仿？其他的中共黨政要員也應該紛紛跟隨效仿才對，畢竟他們都如周、鄧、江自稱是馬恩列斯毛的傳人，都自稱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那套無神論和無產理論，不是嗎？ 如果中共省部級的要員們拒絕效仿，絕非是他們有自知之明、覺得自己級別不夠高，而是其他不便言明的什麼東西。其實我們從探究中共高層官員們生活歷史的冰山一角就能找到一些端倪。 俗話說「頭頂三尺有神靈」，人所做的一切都無法逃出天數規則，正所謂「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而這樣的古訓或者天道規則，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家們」而言似乎毫無約束價值，他們相信「謊言重複 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他們認為，只要掌握了權力就可以戰天鬥地篡改歷史；他們認為因果循環、陰司報應是封建迷信。正因為如此，共產主義者們作起惡來無所顧忌，毫無底線。 無論是周恩來前面親自簽字命令下屬作惡害人，隨後緊接著踏著節奏來到現場痛哭流涕地說：「同志們，我來晚了！」撒起謊來臉不紅心不跳；鄧小平面對成千上萬要求懲治腐敗的年輕學子和愛國市民，他竟然命令軍隊開著坦克衝上街頭、廣場，用機槍對著人民瘋狂掃射…… 如果說周恩來的戲演得還能掩蓋事實於一時的話，那麼 八九「六四」的屠殺就無論如何也沒有矇混過關的可能性了。 江澤民踩著「六四」的鮮血上位，靠著對 八九學生的追殺得到了鄧小平的信任。江澤民在暴力「計生」上於中國農村和部分城鎮所犯的罪行罄竹難書。他動用舉國之力迫害「法輪功」信仰者，導致無數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中共當權者們的罪惡暴行無法掩蓋，世人怎麼可能忘記？！這一點他們自己也十分清楚。 不僅如此，他們還知道：紅色江山必定會倒台，他們犯下的罪責，一定會遭到人民的清算。為了避免楚王被伍子胥掘墓鞭屍的下場發生在他們身上，與其留著骨灰被後人唾罵，還不如在紅色江山未倒之時，趁早把自己挫骨揚灰以絕後恥。故此，為避免遭後人當眾清算，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遺囑身後毀屍滅跡成為不約而同的選擇。 對此，無論宣傳機器怎樣渲染美化，都無法改變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終在事實上死無葬身之地的事實。我堅信：「死無葬身之地」這句在中國歷史上最嚴酷的詛咒，絕非是共產黨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內心理想的歸宿和他們信仰的最高境界。看看當今紅色皇帝習近平之父習仲勛佔地四萬畝（相當於三分之一個香港島）之大的陵園，究竟哪個是他們心中真正「理想」的去處？人人心知肚明。可是為什麼至今無人能與其攀比？江澤民們除了死無葬身之地，難道還有其它選擇嗎？！ 就算習仲勛，這四萬畝土地能永遠歸他佔有嗎？ 在網路時代，即使「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甘願挫骨揚灰，中共黨魁們的照片無法銷毀，將來人民一定會把他們放在被告席上審判，他們將永遠被世人釘在恥辱柱上。不幸的是，他們最終明白時，已上黃泉路。 中共後繼者千萬要引以為戒。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當局隆重追悼江澤民，規格和規模超過當年的鄧小平。有人或說，當年鄧小平追悼會有萬人出席，江澤民追悼會五千人而已。但，考慮當下北京疫情深重的因素，習派不僅組織了五千人聚集的大型追悼會，而且糾集了五萬人在通往八寶山的路上製造”追悼人潮”。後面這一出，是當年追悼鄧小平所不曾有的景觀。 超規格、超規模追悼江澤民的背景是，習近平的連任，遭到黨內外的雙重否定。黨內否定，以二十大閉幕式的重大穿幫醜聞為標記：代表政治老人的前最高領導人胡錦濤要求查對各派事先達成的中央委員會名單、竟遭習近平下令特工強行架離。黨外否定，以轟動世界的中國白紙革命為標記：抗議民眾、尤其年輕一代，不僅要求解除極端封控、結束極端清零，而且喊出時代最強音：「中國不要皇帝」、「反對終身制」、「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 由此可見，習近平強求連任，不得人心，遭到黨內和民間的普遍反對。黨內反對他連任，他卻霸王硬上弓，用盡各種手段 ，非要連任不可；民間反對他連任，他則暗中抓捕、報復，尤其針對白紙革命的抗爭者。江澤民適時的死亡，彷彿給了習近平一個機會：借悼念江澤民，妝飾自己的權力。 這一點，從習近平所致的悼詞內容及其篇幅比例分配也可以看出：表為推崇江澤民，實為宣傳習近平自己。超規格、超規模追悼江澤民，習近平釋放至少三重信息，或者說，流露出至少三重意圖： 其一，他的權力有來源，所謂黨內「合法性」。那就是，來源於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的授予。江澤民隔代指定他接班，並對他大加栽培，才有了他今天的最高領導人地位。潛台詞：儘管你們團派反對我的路線，團派之主胡錦濤反對我連任，但江澤民及江派支持我。換言之，習近平高調追悼江澤民，是要從江澤民名下尋求權力冊封。從一個死人身上尋求權力冊封，實在是習近平的無奈之舉，甚至於，絕望之舉。 其二，隆重追悼江澤民，試圖遮掩或修補二十大與政治老人的衝突和裂痕，也試圖掩飾或淡化習近平通過王小洪及其特勤局監控、軟禁政治老人的驚悚劇（包括監視監控和變相軟禁江澤民）。潛台詞：誰說我不敬老？我並非不尊重老人！看看我給予江澤民的隆重追悼和隆重禮遇，政治老人在我心中是有地位的。只要你們不反對我，我就會繼續保障你們的優厚待遇和禮遇，保障你們安享晚年。 其三，抬高江澤民，壓低鄧小平，褒江抑鄧。暗示：習近平的極左路線、重新強調「社會主義方向」，沿自江澤民。習近平藉此說穿：江澤民和李鵬原本有意恢復「社會主義正統」（1989至1992年），但卻遭到「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老人鄧小平「橫加阻止」而被迫中斷，這一中斷就是二十年，直到習近平上台（2012年），才重新續上。習近平毫不掩飾且毫無顧忌地走上極左路線，在一定程度上，有公開為江澤民復仇之意，報1992年鄧小平南巡痛批江澤民不改革、幾乎罷黜江澤民之仇。 褒江抑鄧，捧江貶鄧，習近平還有一層心思：江澤民走後，尚有兩任總書記在世，胡錦濤和習近平，前者由鄧小平隔代指定，後者由江澤民隔代指定，故而，胡錦濤繼承的是鄧路線，即改革開放路線；習近平繼承的是江路線，即回歸左傾路線。若按照習派最新定調，江澤民高於鄧小平，邏輯地，習近平就高於胡錦濤。 然而，經由超規格、超規模追悼江澤民，習近平達到他的三重意圖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江澤民指定習近平隔代接班，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江澤民未必同意習近平連任，大概率地，更不可能同意他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習近平為江澤民舉辦空前隆重的葬禮，想給民間或外界製造江澤民同意他連任、同意他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的印象或錯覺。然而，江澤民身死，死無對證，誰信？ 其二，超高規格悼念江澤民，根本無法緩解與眾多政治老人的緊張關係，也無法抹去二十大留下的重大政治陰影；而人為誇大的追悼場面、極不自然的追悼氣氛，足以讓非江派的政治老人不滿、又足以讓江派政治老人哭笑不得；造成更多傷害的是：由習家軍把控的黨媒黨報，對出席追悼會的政治老人隻字不提（僅在頭天的告別遺體場面提到胡錦濤），彷彿他們是可有可無的影子人，開創了習班子集體羞辱政治老人的惡劣先例。 其三，褒江抑鄧，是習近平的主觀願望，卻無法激起任何共鳴。無論黨內還是黨外，無論國內還是國外，人盡皆知，就歷史地位而言，江澤民遠不能比肩、更遠不可能超越鄧小平。習近平捧江貶鄧，徒勞而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習近平所致悼詞中把從江澤民從1989年6月開始的13年「領導核心」經歷大吹特吹，但事實上直到中共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身受鄧小平、陳雲以及楊尚昆兄弟三重製約的江澤民並不比此前胡耀邦當總書記時的「兒皇帝「日子好過。 比較之後，筆者發現習近平為江澤民所致的悼詞中有許多處此前陸續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及《江澤民偉大光輝的一生》兩篇長文中沒有出現過的內容，比如「江澤民同志擔任黨和軍隊主要領導職務之際，我國正面臨外有壓力、內有困難的嚴重時刻，可謂臨危受命。江澤民同志堅定表示：『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我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臨危受命「的形容到也符合當時的情境。2009年4月23日，退休的江澤民到訪中國聯合工程公司時曾信口回顧： （當年）我絕對不知道，我作為一個上海市委書記怎麼把我選到北京去了，所以鄧小平同志跟我講話，說「中央都決定啦，你來當總書記」，我說另請高明吧！ 我實在我也不是謙虛，我一個上海市委書記怎麼到北京來了呢？ 至於習近平悼詞中所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的表態雖然確有其事，但那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標誌著他江澤民總算坐穩了屁股底下的總書記寶座之後的事情。 話說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北京城裡的血腥場面而告結束,對整個共產黨政權來講是「得大於失」還是「失大於得」，當年的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結論肯定是截然相反。但對江澤民個人來講,他毫無疑問是「六四」鎮壓的最大受益者。 在1989年的學潮鎮壓事件決策過程中,李鵬所扮演的角色這裡無需贅述。但隨著趙紫陽、胡啟立等人的下台,和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正式組成，人們才突然發現李鵬雖然在「六四」鎮壓決策的形成過程中押進了自己的全部政治賭注,並成功地藉此機會擊敗了自己的政治對手趙紫陽,但此後鄧小平及其他幕後政治元老卻沒有根據「論功行賞」的常理,讓他李鵬接替趙紫陽的職務。 而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包括一些在「六四」鎮壓和事後政治清查過程中慘遭迫害的政治異己分子,都已開始稱讚鄧小平的「明智」,人們自然而然地把對「六四」鎮壓的仇恨完全集中到李鵬一人身上。害得李鵬不得不通過自己的子女和親信之口,對外解釋他李鵬並無調兵之權。言下之意,讓他李鵬一人承擔「六四」鎮壓責任實在是天大的冤枉。 李鵬當年自認為自己也將會在打翻趙紫陽後便成功地取而代之,沒有想到在他和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日後也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歧山的岳父姚依林在付出了召至千夫所指的沉重政治代價之後,在鄧小平那裡並非得到應有的政治補償。好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鄧小平猶豫再三還是讓他李鵬繼續保持了一屆總理職務,而姚依林乾脆就被鄧小平逼出政壇,回家當了寓公。如此不「公平」的政治現實令姚依林惡氣難咽、悲憤滿腔,終於過早離開了人世(與鄧小平和陳雲等政治元老的存世時間相比,姚依林的死期至少應該推後十五年)。 所以,當時的北京人說李鵬為「六四」鎮壓當了「冤大頭」,並不是說他在這場鎮壓的決策過程中的表現情有可原,而是諷剌他的政治低能,雖有足夠的勇氣為一場血腥鎮壓行動衝鋒陷陣,卻沒有足夠的智謀角逐領導核心的職位;更沒有足夠的膽量向鄧小平等人要求「論功行賞」。 1989年的六四鎮壓之前，當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已經深入人心,帶動起中國大陸一波又一波的全民經商大潮時,不知是誰人率先發明,把國家職工,特別是國家機關幹部毅然辭去「大鍋飯」公職到商海里弄潮稱之為「下海」。如今,對岸的台灣同胞對這種說法聽得時間長了,也已經見怪不怪。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里,許多到中國大陸的台商確實曾經對此目瞪口呆,因為在台灣早已經習慣把良家婦女因為生活所迫墜入風塵稱之為「下海」。曾有一個台商回憶說,當年他初到大陸,常常聽一些黨政官員以非常羨慕或嫉妒的口吻議論某某人已經「下海」,感覺十分奇怪。再聽到關於許多高級幹部子女,甚至鄧小平的家人都已經「下海」,終於忍不住問了一句:「不至於吧?」 這些台胞們當年更不知道的是,當時北京的政治圈子裡,居然把進入中南海決策核心也稱之為「下海」。若形容某人背景通天,就會說此人「下海如履平地」,意思是此人是隨時出入中南海的本事。沿此習慣,無論是中南海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還是一些私下裡以針貶台前領導人為樂的政治元老子女們,當時一提起江澤民剛剛坐上總書記寶座的那段時間,便用「下海之初,毫無信心」形容。 據「六四」事件前在上海市委接近江澤民的人士回憶: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江澤民被中央派專機接去北京後,上海市委一班人都還自作聰明地分析,一定是因為北京方面事態緊急,接江澤民去參加政治局會議而已。 「六四」槍聲剛過,上海市委在接到的一份部署對北京「平暴」必須統一宣傳口徑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上,除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而外,還赫然落有江澤民的簽名。但當時江澤民的名字是排在上述人等之後。據此，當時的上海市委又有人自作聰明地分析:看來胡啟立和芮杏文兩人中至少有一人會因為「反對動亂不利」而「中箭落馬」。既然中央十分肯定上海市委對導報事件處理得果斷、及時,那麼江澤民無疑是因此政績而上調北京主管意識形態。此分析被轉達給江澤民夫人王冶坪女士後,目擊者用「如五雷擊頂」描述當時王冶坪的表情。 既然江夫人對丈夫進京主管意識形態都認為是「大禍臨頭」,那麼在聽到鄧小平在「『六四』屠夫」的一片叫罵聲中居然把自己的夫君拉去作趙紫陽替身的消息,第一反應恐怕不會是「夫貴妻榮」。 事實上從1989年5月底底進京被鄧小平召見,到正式登基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江澤民不但拒絕接家眷進京,自己也要求中央辦公廳暫時不要給他正式安排住房。登基後的開始幾個月里,江澤民除了外出開會、巡視,平時一天24小時都不離開中南海勤政殿的書記處辦公室。勤政殿的書記處辦公地點面積不大,除了秘書、勤雜人員的用房外,每個書記處書記都有單獨的一所套間,裡間辦公,外間會客。唯獨原來給胡耀邦用的一套辦公室面積最大、設備最全,辦公室裡面還有一個供休息用的套間。胡耀邦主政年代,因為工作忙顧不上回家時常常就便住在這裡。從1989年5月底開始,過去的胡耀邦為自己設計的這個小天地被江澤民佔領,白天在此辦公,晚上就睡在這裡。 在家眷沒有進京前,結髮妻子王冶坪最知丈夫此時的苦惱和壓力,特別要求上海市委辦公廳將剛買不久的一台聶耳牌立式鋼琴運到江澤民處,以供他在夜深人靜之時一人獨奏,排遣心頭的不知所措。何以解憂？唯有鋼琴！被當時的中南海工作人員形容成勤政殿里的「夜半琴聲「！ 「六四」鎮壓的槍聲剛剛平息,江澤民還沒有正式登基的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家裡召見了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以及楊尚昆、萬里等人,謙虛地表示:「現在看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和黨不利,有一天就會很危險。世界上好多國家把對華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死去了上面。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領導一建立,要一切負起責任,錯了也好,對了也好,功勞也好,都是你們的事。這樣你們可以放手工作,對於新的集體自我鍛煉也有好處。何況過去的那種辦法並不算很成功。」 鄧小平這裡說的「並不算很成功」的所謂「過去的那種辦法」,自然是指中共黨十三大之後黨內專門作出決議由他垂簾聽政的辦法。十三大之前,鄧小平雖然不是名義上的黨的一把手,但他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主席以及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三重身份,出席黨的最高決策會議合理合法。而且當時所有政治局成員隨時都要看他的臉色行事,只要他在某一問題上表態,無人敢不隨聲唱和,故在表面上絕對符合「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1989年6月24日，,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掌聲中從自己政治局委員的座位上走到過去趙紫陽坐的地方,張嘴冒出的第一句話便是「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經驗,深感擔子很重,力不從心」。必要的謙虛之外,對自己當時的心理壓力之大,似乎並不想掩飾。與其說是「沒有思想準備」,還不如說是對挽救政權頹勢實在沒有多大信心。 上台之後,江澤民自己如何看待「六四」鎮壓的慘烈結局給中共政權執政合法性帶帶來的巨大損害當然不能輕言與外人,但從他的就職演說中,把自己登基的那一時刻形容成「黨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誰會相信這純粹是在舒發「臨危受命」的光榮自豪感和歷史使命感? 「六四」鎮壓過後,整個中國萬馬齊喑,整個世界千夫所指。而在北京城裡,人們的牢騷、憤怨祗能通過黑色幽默的形式發泄。當時流行的一則政治笑話說:江澤民、楊尚昆、李鵬和李瑞環四人在北京夜查民情時誤入一家卡拉OK歌廳,面對歌廳主人的盛情相邀,四位首長在流行歌曲目錄上各點了一首「你最喜愛的歌」。楊尚昆先點一首《我想有個家》,李鵬接點一首《我不是個壞小孩》,李瑞環點了《雖然我丑,但是我很溫柔》,輪到總書記「欽點」時,一首《希望你明天還愛我》最能表達這位「兒皇帝」此時心情的酸楚。 這四首歌是當時中國大陸青年人中誰都能哼出兩句的流行名曲,給楊尚昆安上《我想有個家》,是因為此時楊尚昆已經喪偶;《我不是個壞小孩》安給李鵬,是諷剌他因為「六四」鎮壓而成為千夫所指;李瑞環木匠出身,與其他中共領導人相比才疏學淺,但當時卻顯得相對開明,故讓他說明自己「雖然我丑,但是我很溫柔」。而江澤民的「希望你明天還愛我」,更是形象地諷剌了江澤民日夜擔心自己是否會與胡耀邦和趙紫陽同樣下場。自稱從小喜好古典詩詞的江澤民到此才真正體會出何謂「高處不勝寒」。 這一切都說明江澤民初入中南海時,其心境並不僅僅是象他在1989年6月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所表白的,「沒有思想準備」,而是對挽救政權頹勢根本沒有信心。 當時,北京還有一則政治笑話說的是:某一日江澤民、李鵬、楊尚昆陪同鄧小平視察,路遇一驢擋道。鄧小平要求此三人設法將驢轟走,楊尚昆和李鵬輪番向驢子大吼:「再不走開小平同志要派戒嚴部隊了」。驢子置若罔聞。大家目光集中到江澤民身上,只見江澤民不緊不慢地走到驢子身邊附耳低語幾句,驢子抬腿就跑。 於是,鄧小平好奇地問道:「你同那驢子說什麼竟把它嚇成那個樣子?」江澤民答曰:「我只是告訴它,『如果你再不走,小平同志就要選你當下屆總書記了』。」 這則諷剌笑話雖有點刻薄,但依江澤民當時的心境,那種在鄧小平、陳雲等超級政治元老面前「不敢多說一句話,更不敢多說半句話」,在楊家兄弟面前隨時都要聽命擺布的「一國之君」,當得也實在有些窩囊。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這句話出自《左傳.僖公五年》,說的是春秋時晉國一位大夫一仆三主,面對晉獻公及公子夷吾、重耳三人的「政出多門」,深感無所適從。而從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這兩年半時間內的江澤民,說起來也是「一國之君」,身居黨、軍最高權位,但事實上卻同樣處於「一仆三主」的局面,左宮元老陳雲、右宮元老鄧小平,外加當時實際掌控軍隊的「攝政王」楊尚昆及他的兄弟。 日後世人雖然都將他江澤民作為「鄧小平的接班人」看待,但,事實上在江澤民步入中南海之前的仕途經歷中,陳雲對他的影響甚至大於鄧小平。雖然江澤民在論及自己從政經歷時,特別是在強調自己接班的合法性時,從不忘記自己曾經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已經身處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但八九「六四」以後鄧小平自己親自動手將胡耀邦、趙紫陽幫他苦心經營的黨內改革派陣營幾乎一網打盡,讓江澤民怎幺可能不心有餘悸?所以,在初入中南海的頭幾年裡,江澤民在思想和組織路線上大都依重黨內保守力量,在政治、經濟政策上對趙紫陽大力糾偏,客觀上講,也確實有他不得已的一面。這也是鄧小平在1992年十四大之前只是通過南巡講話的形式在方針政策上逼迫江澤民就範,但卻沒搞組織上換馬的原因。 在那些年裡陳雲雖然確實給了江澤民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勵,以至於江澤民在陳雲去世之後,始終念念不望陳雲的恩德,一再回顧陳雲同志生前如何強調「首先要加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但事後回顧起來,他江澤民在陳雲面前也和在鄧小平那裡一樣， 同樣也懷有「兒皇帝不好當」的沉悶和苦衷。一直到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開，江澤民終於坐穩了中共總書記寶座的最重要標誌有二，一是鄧小平同意把安插在江澤民身邊的「攝政王」楊尚昆和楊白冰逐出中央軍委；二是以陳云為首、薄一波為輔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被宣布解散。詳細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江澤民的死訊傳了很多年，直到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才終於應驗。只不過，江澤民死的及時：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中國白紙運動爆發的四天後死；江澤民死得其所：江澤民發跡於上海，也撒手於上海；江澤民死的解氣：死前終於聽到上海民眾高喊「習近平下台」……江澤民去世，不帶走一個西紅柿，但他造的孽則貽禍深遠。當今中國人遭受的諸多災難，其始作俑者都是江澤民！ 首先，江澤民為一己之私利將習近平推上皇位。習近平能有今天，都是江澤民的恩賜。中共內部比習近平有能力、有魅力的人可謂車載斗量，而江澤民唯獨選中了習近平這個既無能力，又無學歷，更無德行的習近平。習近平除了有一個是開國元勛的老爹之外，可以說一無是處。但這，正是江澤民心中最理想的中共接班人。江澤民長期把持中共國朝政，即便2002年將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職位讓於胡錦濤，但是，仍霸佔軍委主席一職，直到2004年將自己的心腹安插於黨政軍等重要位置後才將軍委主席一職讓於胡錦濤。只可惜，當時的軍中幾乎清一色江派人馬，胡錦濤只是一個有其名而無其實的軍委主席。胡錦濤執政十年無甚大作為，與江澤民幕後弄權、處處掣肘息息相關。江澤民貪戀權力，把胡錦濤當傀儡還嫌不過癮，還想終身把持國家政權。於是，在胡錦濤退位之前指定了看起來憨傻、貪財好色又平庸無能的習近平，無非是想像玩胡錦濤一樣玩習近平。就這樣，千古昏君才得以登上歷史舞台。中國人今天所遭受的劫難，表面上看是習近平倒行逆施的結果，但追根溯源，這一切實際上都是拜江澤民所賜！ 其次，江澤民將中共官員的腐敗推向了高潮。自從鄧小平倡導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中共官員就邁開了腐敗的步伐，然而，在鄧小平的時代，中共官員的腐敗還只局限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主要是高層權貴，程度也相對有限。一九九七年二月江澤民舉政中國後，中共官員腐敗的性質就有根本的轉變，即由小部分官員腐敗轉變為全體官員腐敗，將腐敗制度化、結構化。江澤民帶頭腐敗，用江的話說就是：悶聲大發財！這一下不打緊，全國各級官員貪腐爭先恐後，貪污數額都是天文數字。官場成了一個大糞坑，一旦踏入，想乾淨都不成。於是，民間有諺曰：滿朝文武揣綠卡，半壁江山養紅顏。由於官員的極度貪腐導致天量國有資產流失，大量企業倒閉，大批工人下崗，當時民眾哀怨曰：把生命交給了黨，老來無人養；本想靠兒女，兒女又下崗！ 再次，殘酷鎮壓法輪功學員。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令人髮指，尤其是活摘發輪功學員器官，就達到了喪盡天良的地步，中共國也因此開啟了人體器官買賣商業化的時代，至今已經行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一個極端邪惡的產業鏈，該產業鏈的元兇正是江澤民！法輪功本是一種宗教信仰，練習者以弘揚「真善忍」為己任，與世無爭、遵紀守法，然而，江澤民擔心信仰法輪功的人數過於龐大而動搖老百姓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一旦中國人民拋棄了共產主義，那中共不就喪失了愚弄中國人民的精神武器了嗎？這，恐怕就是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痛下殺手的根源所在！ 踏著六四學生鮮血走向權力巔峰的江澤民所造之孽遠不止上述種種，他死有餘辜。他一走了之，就算完事了嗎？當然不會，他犯下的反人性、反人類的罪行，即便化成灰也難逃受害者與歷史的清算！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江澤民去世，遺體從上海空運北京，全國降半旗，停止娛樂，默哀三分鐘，倍受中共領導人之榮哀，規格超過鄧小平。習近平高調為江澤民辦喪事，到也沒有值得可說之點，江死對他來說可謂是有益無害，搞得隆重顯出他對老一代領導人的尊重。讓人跌眼鏡的是，那個二十大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他架出去的胡錦濤不但出席了追悼會，而且還與新科常委拉開距離與他並肩出席，同起同坐，胡錦濤儼然回到江、胡、習三代領導領導人的地位。 中共所的政治劇本，不要說外國人看得目瞪口呆，就是中國人也看得雲里霧裡。不知習近平這一驚一咋的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習近平忽然禮遇胡錦濤，是不是習近平覺得二十大上把胡錦濤架出會場於心有愧，當然 不是，他這個人天地不敬，神鬼不怕，怎麼可能突然良心發現，其中必是大有乾坤。 二十大胡錦濤被架出去的一幕全球驚愕，見證了習近平之冷酷與兇殘，必然引起黨內高層極度恐懼，如果再不對此發聲，下一個恐怕就輪到自己了，必是冒死反彈，習也知道此舉動了眾怒，弄不好就會翻船。再說清零政策，烏魯木奇火災引發了「白紙革命」，迅速遍及十幾個城市，幾十所高校，那些曾經的老小粉紅也成了「反賊」，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呼聲，習近平已從他精心打造的神壇上跌了下來，承認白紙革命是由清零導致的。面對黨內黨外的怒火與壓力，迫使他不得不放低身段，以江澤民的喪事禮遇胡錦濤來平息眾怒。習近平在追悼會上說，「不能怕鬼，怕壓」，實際上正好說明他怕鬼，怕壓。鬼是江澤民，壓是黨外反對清零與黨內對胡錦濤被架出的憤怒。 目前中共一放面抓捕「白紙運動」的革命者，另一方面也開始放寬了「清零」政策，開始有限度的解封，再加上禮遇胡錦濤。這二件事加起來不得不說習近平已經認錯。當然這個認錯並非真的認錯，而是被逼之下的權宜之計。只是可憐了胡錦濤這個年紀還被習近平當猴耍。先是把胡當雞，殺雞驚猴，以架走胡錦濤來威嚇官員。現在又將他當猴拉出來雜耍，以顯自己的的寬厚仁慈。習雖然沒有象當年大饑荒，毛澤東被迫在「七千人大會」上認錯，但放寬清零，禮遇胡錦濤實際上是承認了錯誤。當然只要躲過這了陣子，時局穩定了，必伺機反攻倒算。 毛的文革是對「七千人大會」的反攻倒算。習近平能否等到反攻倒算的那一天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習近平這樣的獨夫民賊不會有好下場。「白紙革命」已對他作了宣判。今日「白紙革命」不過是討賊先聲，一場更大的反獨裁的民主革命正在孕育之中。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