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遭囚逾2千日 无国界记者：死于狱中风险增
2026 年 6 月 24 日
习近平近日亲自撰文说：”任何人都没有特权超越宪法，一切违宪行为都必须追究”。但是他的说法让一些观察人士生疑。 不久前，习近平在江泽民追悼大会上赞扬过江到点下车的高风亮节，法国汉学家白夏怀疑习是不是在党内遭遇了抵制力量，像毛当年一样遭遇了七千人大会？ 总之，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说，令人费解， 习近平12月19日文章强调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宪法，更早些时候赞扬江泽民到点下车，习近平很认真地讲这些话的时候，有人觉得，感觉上习并未意识到自己被包括在内。 因为他强调的这些内容对他并不十分有利。他说任何人都没有特权超越宪法，表面上看是对的。但这里面的一个问题是，宪法不可以超越，但宪法可以修改。2018年习近平突然发动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为其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这个修宪后的宪法是合乎习近平长期执政愿望的一部宪法。 习近平之所以二十大开辟第三任，而且可能还会有第四任，第五任，都和那次修宪有重大关系。那次修宪，等于把中共八十年代以降唯一的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成就—废除领袖终身制踩在了脚下。 习现在讲这部为他终身制铺路的宪法，要求人人必须遵守，让人感觉，拿着手电筒照人不照己，多少有点威胁所有不满人士的意味。 习近平讲所有人应遵守宪法，可是他把宪法当儿戏，想改就改，随心所欲，宪法对他而言不过是一纸空文。 在一人独裁体制下，一人的意志就是全党的意志，习近平为自己量身裁衣，为长期执政而修宪，因此自由亚洲援引学者评论说，习近平表面强调依宪治国，实质是在“绑架宪法”，是为了维护中共统治和他本人的独裁极权。 习近平在江泽民逝世大会上所做的发言同这篇文章，同修宪、废除任期制等等都有某种逻辑的联系，他特别地赞扬江泽民的高风亮节，赞扬他关键时刻为了党的事业退让，一些观察人士听到这段话很惊讶。他自己为什么不在贵党规定的两届任期届满的时候退让呢，其实也算不上是退让，只是执行本党的一条规则而已？ 在隆重悼念江泽民这么重要的讲话里说出这样的话，只有习近平说得出口，别的常委或者党内高官敢说么，不被认为是高级黑，就会有做“两面人”的嫌疑。 有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就是这样，他不避嫌，明明对自己不利，甚至具有浓厚的嘲讽意味，他还谈得很认真，那段话不是在拿江泽民照自己吗，江泽民到点下车，他不下车，江泽民到点下车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那么，他到点不下也是为了党的事业吗？ 一位网友以为找到了谜底，习近平访问意大利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将无我，服务人民，这句话当时让很多人很纳闷。 习近平心目中，可能修宪废除任期制也好，到点下车也好，这都不是针对他的，因为他是无我的，因此他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无我，大约就是朕即天下的意思。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庆红曾对江泽民有过救命之恩》中已经介绍了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后取代赵紫阳，全因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的鼎力辅佐和及时点拨。当年曾庆红在上海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等于是挽救了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泽民不是在八九年的关键时刻被曾庆红及时提醒,日后不但总书记宝座没他的份,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能够继续坐到退休就算幸运了。所以,他江泽民一旦得势,对曾庆红如果不感谢“救命之恩”的话,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更何况他江泽民进了中南海之后，更需要曾庆红的辅佐。 正因为当年与曾庆红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有海外报刊的分析文章认为:江泽民一是觉得用曾庆红放心;同时更觉得曾庆红其人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正是出任中办主任一职最难得的素质。 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初,邓小平特别找他和李鹏等人谈话,强调党内核心领导层的团结问题。谈话间,邓小平还特别举例子说自己当年从四川奉调中央时,连个秘书都不带,以此说明党内不能搞帮派。江泽民嘴上喏喏连声,仍然没有改变将曾庆红带进中南海的主意,以至政界传出他“不带红木带红人”的非议。也正是因为对这种非议的顾虑,加之初进中南海时连李鹏都对他颇不服气,江泽民先是不敢让曾庆红在中办系统“一步到位”,只能先屈就在副主任的位置上。 笔者曾经在《中国民主党通讯》上读到过一篇标题为《曾庆红整肃杨家将内幕》的文章，说是江泽民、曾庆红真正的蜜月开始于1989年六四事件后。当江泽民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江泽民除了诚惶诚恐，更多的是一种前途莫测的感觉，不仅他的夫人王冶坪为他的北上流泪，他自己也似乎预感到重蹈前两任总书记覆辙的风险。因此，当江泽民赴任之时，他向杨尚昆、李鹏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带曾庆红进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李鹏答应了他的要求。为什么江泽民不敢只身一人进京？为什么江泽民偏偏要曾庆红与他共行？为什么江泽民不带更获他信任的黄菊进京？最关键的因素有三： 一，胡耀邦、赵紫阳前两任总书记的下场令江泽民胆怯，他设想入主中南海前途凶多吉少，更何况他一点都不熟悉中南海的情况。相比胡赵，江在党内的资历更浅。稍有出错，可能导致比胡、赵更为悲惨的结局。 二，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国家大权仍然由这些老人掌握。更何况杨尚昆、薄一波仍然参与着中共中央最高事务的决策，拥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江泽民深感要处理好、协调好这些老人的关系非常不容易。 三，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可谓无功受禄。主导六四事件决策的“头号功臣”李鹏没有获得晋升，内心积怨在所难免。如何处理好与气势逼人、内心不服的李鹏的关系，令江泽民的确无所适从。还有，乔石、姚依林这两位政治局常委资格老，权力根基深，人脉资源广泛，同样难以对付。 这就迫使江泽民尽可能地利用自身能够利用的一切资源，来应对难题，处理危机。一人入主中南海，人地两生疏，没有人能协商，更没有人能帮助出主意，可能很快导致政治上的翻船。因此，当江泽民获悉自己被钦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他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曾庆红。曾庆红从来以完全平等的姿态与江交谈，并且敢于当面纠正甚至否定江的某些想法，这使江对曾刮目相看。江深知曾庆红政治手腕高超，同时还想倚重曾庆红家庭的政治资源和曾庆红本人在北京建立的广泛的人脉关系。 曾庆红的政治手腕得益于他父亲的熏陶。曾山任内政部长时，曾专门花时间苦读大量的明朝、清朝档案，从中体味为官之道。在曾山的熏陶下，并不喜欢读书的曾庆红对明清的宫廷秘讳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阅读了大量的明清档案，据说曾庆红最感兴趣的案例是如何在权力斗争中保护自己、打击异己，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把握时局，化解矛盾，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在巩固权力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所有这些，都在曾庆红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应用了。与其说，当年的江泽民选择曾庆红是基于一种信任，不如说是为了利用曾庆红的政治韬略为其所用。同样的，与其说曾庆红辅佐江泽民是一种无私的忠诚，不如说曾庆红只是利用江泽民赋予的一次机会去实践他的政治梦想。曾庆红清楚，如果他能够成就江泽民的大业，日后必有大成。曾庆红终于找到了那条通向中国最高权力舞台之路。事实证明，曾庆红与江泽民的合作真可谓天作之合。没有曾庆红，江泽民不可能有十三年稳定的统治期。 进入中南海之后,江泽民将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阅读中外历史书籍和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在研读和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开国元勋的治国、治党的经验和教训时，江泽民发现“文革”后期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之所以受江青等人的利诱，背叛了他在共产党内最大的恩人周恩来，心理原因之一就是抱怨在周恩来手下长期得不到提拔。 汲取周恩来的教训，江泽民绝不能让关键时刻为他立了大功的曾庆红产生政治上的失意之感。正是在这种齐心协心共保红色江山的“党性”和“知恩图报”的“人性”在江泽民心中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曾庆红终于得以平步青云，熬成中国当代的“铁帽子王”。 在一九九二年十月闭幕的中共“十四大”上，曾庆红的名字不但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之列，甚至连候补委员都没有排上。所以,当时一度传出曾庆红已经失势的消息。认为虽说曾庆红是当年江泽民自上海带进中南海的“跟班红人”，但“伴君如伴虎”，侍奉权贵者从来都是仕宦前景与政治风险并存。 谁知当时的江泽民安排自己班底时，完全不按共产党此前的“惯例”出牌。十四大谢幕两个月,中共中央突然对外宣布曾庆红接替温家宝中办主任职务,一时间令随时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政治评论界如坠烟云雾里，搞不明白江泽民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而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事实上曾庆红接替中办主任职务的计划早在十四大之前就已经部署好了。而之所以没有将他安排进十四届中委，则是江泽民的“计高一筹”。江泽民考虑到了党内对他带曾庆红进京一事早有微词，同时又由曾庆红的高干家庭背景联想到了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十三大代表落选，陈云长子陈元十四大代表落选的原因，担心如果将曾庆红安排成中委候选人，一旦在无记名投票中被差额下来，再任命他接替中办主任岂不是不尊重大部分党代表的意愿。而等到十四大过后，突然把不是中央委员的曾庆红任命为中办主任，将原主任温家宝委以农业“重任”，此举反而会被理解成“正常人事更替”。 十四大的选举结果一出来，果然证明江泽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内定出任政治局委员的萧秧、内定出任书记处书记的俞正声及内定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全部落选；安排进候补委员候选人序列后，萧秧、俞正声免强当选，李克强则名落孙山。后来,中共高层只好下令将李克强安排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笔者注意到，日前在江泽民的追悼会上，1989年6月与江泽民一同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也有出席。就是这个李瑞环在私下里评论当时的那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时，把江泽民和乔石都形容成搞不清他们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而无论我们今天对江泽民是否具有相当的政治智商仍持怀疑，也必须承认他在自己底气最不足的关键时候，选对了管家。早在上海掌管组织工作大权时，曾庆红“不拘一格降一才”，笼络了以王沪宁为代表的一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得力表现，就已令江泽民刮目相看。而更为江泽民所依重的是，曾庆红通过自己本身的红色背景与党内主要元老及家庭建立的私人联络，使他进京后身边自然聚拢了一批中共元老子女和秘书，特别是军内的元老子女和秘书。所以,无须江泽民把话挑明，曾庆红进京帮办后首先想到的事，就是一步步帮助江泽民营建起自己的组织班底。 众所周知，因为杨家兄弟的原因，江泽民进京后长期没有抓到军权,但却还是及时通过改组武警部队,把这支“看家”部队掌在自己心腹手中。事后，外界只是看到江泽民把自己在上海的亲信巴忠炎提升为武警部队司令，却没有注意到同时提升的一个副司令和一个副政委的特殊背景。 当时，叶剑英元帅的公子，当年被称之为“太子党”的精神领袖的叶选宁虽然在恢复军衔制的第一时间即已经获授少将军衔，但职务只是解放军总政联络部的副部长。曾庆红跟江泽民进京之后，其中办副主任的职务任命还没有被正式公布，即匆匆先到叶选宁那里拜了码头。此后，叶选宁很快便成了正部长。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之前,武警总部的参谋长王文理是从北京卫戍区平调过来的，此人过去长期担任叶剑英秘书，与叶家关系极深。“六四”后，江泽民把武警部队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全部撤光。正是因为叶选宁让曾庆红给总书记捎话，时任武警参谋长王文理不但没撤，反而被江泽民一纸命令，提升为第一副司令员。此举不但成功地笼络了对杨家将反感的叶家势力，同时也给众多元老的秘书、子女们很大的安慰。 同时,在曾庆红的鼓动下，当时的江泽民又把原武警总部后勤部的第二政委徐桂宝，直接提升成武警副政委。而此人的背景是前李先念办公室秘书。 纯从逻辑上推理，就不难相信，那些长期在中共政治元老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的人，在维护和巩固共产党政权方面表现出的责任心，不会亚于元老们的后代。而深知这一点的曾庆红为江泽民出了这个重用元老秘书的办法，确实令江泽民大开其窍。 而当时的曾庆红助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手另一重要运作，就是拉笼当时的中南海镖头杨德中效忠江泽民。 刚进中办时,曾庆红还排名在中办第一副主任杨德中之后。杨氏从华国锋及汪东兴倒台之后，即以“中南海总镖头”的身份，除全盘负责中央警卫工作之外，还按照中共惯例，亲自负责“一号首长”的警卫任务。虽然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改为总书记)开始，中共最高决策权一直是以邓、陈两位政治元老“垂帘听政”的方式，颇似晚清的东、西太后掌控光绪。但表面上还必须称总书记为党内一把手。所以,整个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里，杨德中先是亲自负责胡耀邦，后来又亲自负责赵紫阳的警卫工作。而当时直接负责邓、陈二人警卫工作的，则是杨德中的部下，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和牟信智。 正像当年毛泽东尸骨未寒,毛的第一宠臣汪东兴便亲自下手逮捕了毛夫人一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邓、陈两元老决定废黜胡耀邦时，首先是通知了杨德中作好“应变”准备;而决定罢免赵紫阳时，杨德中在赵氏面前的身份立刻由首长的警卫变成了人犯的看守。 正是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这段活教材，令江泽民夫人王冶平女士在刚刚听到丈夫奉命入主中南海的消息之后，不但没有半点夫贵妻荣的喜悦，反而有大祸即将临头之感。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成为“一号首长”后杨德中立刻担负起了对他的保卫工作。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保证此后的杨德中不会由江泽民的警卫变成他的看守，也是曾庆红首当其冲的任务之一。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再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后取代赵紫阳，全因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的鼎力辅佐和及时点拨。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的上篇文章《十四大前的江泽民 总书记当得比赵紫阳还窝囊》刊登和播出后，一位署名”马年生”的文学城网友跟帖说 ：“江当年奉命入京，没有军方背景的他确实需要邓的威信控制军方。邓当时需要杨尚昆这个国家主席支持。江则通过自己带到北京的曾庆红逐步摆平了军方和红二代，才有实力让邓小平请杨家兄弟归隐。江有曾的协助，还是有福气的。” 其实，当年曾庆红之于江泽民的重要程度，助他江泽民在中南海站稳脚跟还是后话。再往前追溯的话，可以说如果没有曾庆红，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只会终止在上海市委书记那一阶上。 话说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出生于1926年的江泽民本是与出生于1938年的曾庆红同时被安排进上海市委的“第三梯队”人选。当时的曾庆红还是深受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器重的。 当时比江泽民先进上海市委的曾庆红心里非常明白，象江泽民这样即有红色家庭背景,又有个从四十年代末参加中共学生地下党资历者,再加上其曾经留学苏联的红色专家头衔,这一切都决定了曾庆红这一代人被提拔再快,也还要有一个“排排座,吃果果”的先后次序。所以八十年代中期江泽民从北京调进上海市委出任曾庆红上司,并不存在一个曾庆红不服气的问题。但两人之间还是经过了一个从客客气气到配合默契的阶段,而促成两人彻底结为朋党,则是那场八九学潮。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不幸逝世。胡氏是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开明者之一。中共党内著名马列理论家、“六四”后被开除党籍、流落美国的苏绍智先生认为:胡的民主思想、平民作风以及支持改革、关心群众的形象常为人民大众所称道。他在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被非法的所谓“党的生活会”胁迫辞职,一直是以后人们对中共不满的因素之一。他的不幸逝世自然引发人们的悲痛和怀念。中共领导层对他的不公正评价更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人们自发地追悼胡耀邦,并发展成为重评胡耀邦、批评（当时的）现领导,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制度的群众游行示威。 如果说一九八九年的大学生“闹事”是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的话,那么当时上海市委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事件则对那场“动乱”客观上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正如苏绍智先生日后的回忆和总结中所说:而在悼念胡耀邦过程中,上海方面的“导报事件”,直接加深了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推动了更多的知识界人士参加游行示威。而更多的“六四”参与者在事后的反思中多认为:“导报事件”是八九学潮转为“全民抗议运动”的导火索。 事情的原委是:当年四月十九日,导报驻京办事处和新观察杂志社在文化部联合举行追悼胡耀邦的讨论会。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民主派都有多人参加。会上的发言,都是怀念和颂扬胡耀邦的,除严家其和戴晴的讲话外,都比较温和,没有批评现政权之处。严家其大致讲了党对胡耀邦的不公正待遇,犹如“四人帮”之对待周恩来。戴睛则讲了从陈独秀、瞿秋白到胡耀邦,中共中央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时任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导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全文刊载这一讨论会的所有发言,并抢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正式追悼会之前出版。 此消息由该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首先向境外记者透露，有一份港报于当月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来，恰好被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看到。向时任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汇报后,两人预感事情严重,立刻报告了市委第一把手江泽民。然后，曾庆红和陈至立连夜约见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要求调阅导报“悼胡座谈会”的文章清样,阅后即命令钦本立将两万五千字的座谈会纪要删节刊出。而在此之前,曾庆红一直对钦本立表示特别的尊重,在公众场合见面,从来是以“钦老”尊呼。 被要求删节的内容包括：牵涉到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等内容，等于是抽去了整个座谈会的全部精髓，而钦本立当面同意“服从组织”,同时却表示该期《导报》已经有一部分散发出去。于是曾庆红动员江泽民出面亲自召见钦本立，严厉指责他违反党纪，宣布撤消他的职务后,随派遣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时任《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为顾问的整顿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陈至立亲自到场宣布整顿该报的市委常委会议决定。 消息传出,群情大哗。上海首先出现支持导报的游行示威,北京各报纷纷写信向上海市委抗议,严家其、许良英发起签名的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题为“保卫新闻自由”。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有五百多名新闻记者走上街头,支持上海方面的导报，并呼吁新闻自由。自此,大学生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抗议活动全面开始。 据导报当时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先生回忆:一九八八年，曾庆红还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内召集《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开会，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况。会上他对《导报》的人说：“你们离中南海最近，离国务院最近，离体改委最近，信息最灵。以后要多和市委通通气。” 这件事说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导报》在中共上海市委眼中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说明曾庆红甚至江泽民一度要利用《导报》，后来却又“卸磨杀驴”。 当时的曾庆红在事先能发现导报“不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时查禁，获得江泽民的赞赏。在市委干部会上，江泽民特别表扬曾氏和陈至立“政治警觉性高”。如果当时曾、陈两人漏查了导报，那么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历史兴许就不会是今天这幅样子。所以江泽民在获知自己将高升总书记之后，惊恐之余,首先就想到了曾庆红。 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接任中共总书记职位后,一度表现得比李鹏还要僵化,张口阶级斗争、闭口反和平演变。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驳斥的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其实正是江泽民最先提出的。而事实上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江泽民并不是像他当了总书记以后直到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这段时间里那样僵化。 当年赵紫阳下决心在城市和企业改革问题上有所突破时,江泽民在上海曾经率先考虑过股份制的问题,这在当时的省级领导中应该说是具有“超前意识”了。据一位思想较为开明的中共经济理论家吴敬涟回忆,江泽民当年在上海曾几次向他讨教股份制的可行性。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赵紫阳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导报事件”恶果严重,当时的江泽民既明显表现出沉不住气的样子。当赵紫阳怒气冲冲地表示“上海把事情搞糟了,中央不负责”时,江泽民涨红着脸连句辩解的话都没有。会下,他找到李瑞环,希望听听天津处理学运问题的经验办法,而老奸具滑的李瑞环当然不会把自己那套“祸水引向北京”的妙计告诉他。 当时参加完赵紫阳的政治局会议后回到上海,江泽民一度曾经动过给钦本立“赔个不是”的念头,因为此时他一度对形势判断走样,误认为赵紫阳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学潮进而提升其总书记的权威。特别是赵紫阳八九年五月初在亚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后,江泽民更感到自己处理导报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就在这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一旦“站错队”就会抱恨终生的关键时刻,正是曾庆红凭他在中共元老中的特殊信息渠道以及他自己自幼开始接受的阶级斗争意识熏染,及时嗅出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势必会对学运下毒手的血腥气。曾庆红此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使北京的大学生们愿意给赵紫阳一个大面子,赵紫阳在党内的政治对立面也绝不会善甘罢休。他们会采取与赵紫阳针锋相对的策略,继续激怒广场上的大学生,让他们继续闹，闹到政府不采取强硬手段便没有平息可能的地步。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在党外“杀一儆百”,在党内搬倒赵紫阳的目的。 于是,正是在曾庆红的及时提醒下,当时江泽民才鼓足勇气、硬着头皮“站稳了立场”。 “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进中南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组织声讨赵紫阳时狠狠报复了一下,特别要求李鹏在总结赵紫阳“罪行”的报告中加进他曾经指责上海“把事情搞糟了”的政治局会议内容。因为这件事情太让他江泽民现丑,特别是在也已经在“六四”镇压和赵紫阳下台之后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李瑞环面前。 由此说来,当年曾庆红在上海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等于是挽救了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泽民不是在八九年的关键时刻被曾庆红及时提醒,日后不但总书记宝座没他的份,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能够继续坐到退休就算幸运了。所以,他江泽民一旦得势,对曾庆红如果不感谢“救命之恩”的话,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更何况他江泽民进了中南海之后，更需要曾庆红的辅佐。 正因为当年与曾庆红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有海外报刊的分析文章认为:江泽民一是觉得用曾庆红放心;同时更觉得曾庆红其人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正是出任中办主任一职最难得的素质。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给外界留下的最后一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印象，就是他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时许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出现。一句“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充满了无限的伤感和无奈，令现场聆听的绝食大学生和无数电视观众至今记忆犹新，唏嘘不已。 当时就在赵紫阳离开广场之后几分钟，他在广场上全部活动的现场录相已经送进中南海勤正殿(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点)。已经奉命从上海进京，静候总书记黄袍加身的江泽民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不但从赵紫阳的现场讲话中分析出了他“暴露党内矛盾”的罪证，同时更注意到了随侍赵紫阳身边者并不是贴身卫士或一般级别的秘书,而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 当时，温家宝右手紧紧搀扶着赵紫阳，左手帮他扶正手提式麦克风，一付虔诚护主的神态都被摄相机忠实地记录下来并汇报给赵紫阳的继任。也许正是这则电视画面的提示，令江泽民深感自己进驻中南海后，身边也必须有一个新的“温家宝”。 一个月后，江泽民荣升总书记的“决议”被正式昭告天下，接着，由江泽民和李鹏两人签字的一份任命书正式下发：曾庆红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是,江泽民不要“红木”要“红人”的传说在上海滩不胫而走。 所谓“不要‘红木’要‘红人’”说得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进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委员，离开上海时未带一兵一卒，只是由捧场者为他购置了全套高级红木家具。但货物正准备启运时，却被继任者江泽民通知火车站扣发。所以此次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后，自然不会选择红木家具，但却在自己身边安排了一个“红人”。 当然，江泽民提协曾庆红进京帮办，一是不忘曾庆红的关键一功；二是考虑到了曾庆红在陈云、姚依林等强硬派政治老人那里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庆红进京不但不会有结党营私之嫌，反而会因此获得陈云等人进一步的好感。当时一位海外政治评论家认为:江泽民进京后将曾庆红视为第一心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曾氏可以为江泽民在与“老同志”联络感情方面,起到“太子党”圈外的平民出身的干部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江泽民也考虑到了进一步提拔曾庆红本来就是一种向“老同志”们“表忠心”的模范举动。 陈云在世时,长期控制着中共组织系统,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经他过亲自目的的所谓“第三梯队名单”一般都是省、部级正职。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刚刚上台,即向陈云汇报准备安排曾庆红“加强”中办力量。陈云只接了一句话:“他是曾山的儿子。” 就凭这一句话,江泽民立刻明白陈云是在称赞他的选择。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云到上海暖冬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等人就向陈云特别介绍了曾庆红。陈国栋并借此回顾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跟随曾山进中央一同在陈云领导人主管财经工作时的历史,捧得陈云两眼直放亮光。 一九八九年“六四”后,随着赵紫阳的下台,无论是陈云还是江泽民,都不愿意赵紫阳的阴影继续留在中办,安排曾庆红进去自然最为可靠。后面发生的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严格说来，中共政权的所谓“江泽民时代”是从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后才正式开始的。而此前的3年多时间（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他江泽民与“太上皇”邓小平之间因为还隔着一个“摄政王”杨尚昆，总书记的日子过得比他的前任赵紫阳还要委屈、窝囊。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刊登和播出的上篇文章《中共十四大前江泽民不堪回首的“儿皇帝“经历》中回顾了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掌声中从自己政治局委员的座位上走到过去赵紫阳坐的地方,张嘴冒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必要的谦虚之外,对自己当时的心理压力之大,似乎并不想掩饰。与其说是“没有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对挽救政权颓势实在没有多大信心。而没有多大信心的原因之一又是“太上皇”邓小平当时对他并没有多少信心，故在自己与这个“儿皇帝”之间安插了一个“摄政王”杨尚昆。 说起来，战争时期的军旅经历几乎全部是“军队政治工作”,建设时期也从来没有获授过军衔的杨尚昆本来只是被邓小平启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正式开始于1982年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当时产生的那届中央军委委员会人选为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杨尚昆。虽然杨的名字排在副主席的最后一名,但他却又是常务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秘书长。 5年之后,1987年11月召开的十三大上产生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仍然是邓小平任主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任第一副主席。表面上排名在赵紫阳之后的杨尚昆仍然是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十三大开过之后,杨尚昆的胞弟杨白冰被任命为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一来,本来就对杨尚昆主持军委工作多有不服的军内老将简直就是怨气冲天。据传张爱萍(前国防部长)当时曾经议论说:杨尚昆既无军功,更不懂军队现代化,让他当军委副主席就荒唐。此人主持军委工作不能服众。现在又把杨白冰抬出来主持军队政治工作,我看杨尚昆是想让共产党的军队姓杨。 自此,“杨家将”的说法开始向外流传。邓小平则在一次党内高层会议上主动表示是他提出安排杨白冰主持总政工作的。邓小平还表示:对此,尚昆同志是有顾虑的。是我鼓励他不要怕嫌话太多,“内举不避亲”嘛。 当时,邓小平的这番话曾被写进中央文件并向下传达。可见,当年中央军委内“杨家将”的形成,并非杨尚昆本人的过错。此其一。其二,当时以张爱萍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军头,之所以对杨家兄弟满肚子的不服气,除了看不起他们兄弟二人均为“政委”出身,没有领兵打仗的经验,更因为这些老军头当时个个不服老,对邓小平的干部年轻化政策心有不满。牢骚不敢发到邓小平处,只能拿杨尚昆出气。可见在整个邓小平时代里,杨尚昆一直是在带邓小平受过。 至于“六四”镇压问题,其实在八九“动乱”之初,杨尚昆不但非常维护赵紫阳,而且也十分赞同赵紫阳对学潮的软处理主张。但此后杨尚昆与赵紫阳表现的最大不同,就是杨尚昆在号准邓小平的政治脉膊后,立刻便全力维护邓小平的“太上皇”形象。虽然“六四”镇压的整个决策过程仍然有太多的待解之谜,但仅仅从已经披露出来的权威信息(比如《许家屯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或者将1989年4至6月间中共官方报道中关于杨尚昆及李鹏的言行作一对比,就应该相信当时的杨尚昆在是否采取镇压决策的问题上,还是相对背动的。 回顾1987年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当时新产生出的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政治局常委会包括赵紫阳本人在内一共是5人。但是在1989年六月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成了6人制，即保留下来的李鹏、乔石、姚依林加上新“当选”的江泽民、李瑞环和宋平。 之所以不是奇数制，就是因为还有一个代“太上皇”摄政的杨尚昆的存在。截止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杨尚昆一直都是江泽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当然出席者。 从江泽民上台之初的中共对外报道中的领导人排名序列上,即可明显看出邓小平的这一用意。赵紫阳实际上已经下台至江泽民正式登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有杨尚昆与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共同露面的机会,杨尚昆的名字从来都是排在最前面,虽然他在党内的职务仅仅是个政治局委员。而江泽民正式登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序列都是江泽民第一、杨尚昆第二,接下来才是李鹏等一干政治局常委。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989年10月1日,党内众元老与党政军在位领导人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举国欢庆”的那则新华社统一报道,所有出席者的排列顺序依次是: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杨尚昆的大名不但排在李鹏往下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前面,而且还排在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前面。 曾有一位任职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士分析说,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看到,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鉴于杨尚昆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直到十四大召开一直是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当然出席者,相信江泽民登基的那次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曾经就杨尚昆这一特殊地位有过一纸内部决议,就象十三届一中全会就邓小平在党内的特殊地位有一纸不对外公开的决议一样。 正因为如此,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当天,由新华社统一发稿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照片中,除了“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个人的单人照片,还特别配发一张集体合影。集体合影由七人组成,杨尚昆居中，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六个“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列杨尚昆两边,照片说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杨尚昆同志合影”。用在党报上发表领导人集体合影的形式对外表现照片中每个人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又是共产党政权的一大发明创造。自此,便开始了中共党史上杨尚昆代“太上皇”摄政的一段特殊时期。 江泽民刚刚上台时，接替还的只是赵紫阳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3个月后的1989年9月下旬，邓小平在家中再次召见政治局常委们时,着重讨论了自己退休的时间和方式问题。谈到退的方式问题时,邓小平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同杨尚昆同志谈过,越简单越好”。可见,如此最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当时都是先找杨尚昆商量好计策之后,才再向江泽民等政治局常委们交待的。 1989年10月,邓小平又同杨尚昆交待说:我现在的身体情况好像还不至于马上去向马克思报道,但我不起带头作用不行。所以以后很多事情都要靠你了,你现在比过去的担子要重多了,希望你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带好下面的一班人。 如此交待完毕,邓府管家王瑞林才传旨将等候在外院的江泽民召进会客室。当邓小平向江泽民表示要他接任军委主席时,江泽民当即诚惶诚恐,再三表示推辞。邓小平说:要你干你就干,推辞的话不要再说。歉虚的话说两句也行,但也不要多说。你不要担心,我们这些老同志里,尚昆同志身体最好,他现在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是能为你把好这个关的。 由以上回顾内容可见，当时的江泽民虽然已经被邓小平捧为“第三代领导核心”,但实际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还不及在他之前的赵紫阳。“六四”事件之前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虽然是用党内“共识”的方式,讨论决定重大原则问题仍由小平同志拍板,甚至把小平同志必要时可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这样的内容写进了内部决议,并由此决定了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时时处处都要听命于邓小平的政治差遣,随时都要看着“太上皇”的眼色行事,但当时杨尚昆的权力,仅仅限制在他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身份代邓小平主持军队工作的层面，并没有在邓小平和赵紫阳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间扮演他日后在邓小平和江泽民之间的那种“摄政王”角色。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的决议后,江泽民在兼任军委主席的就职演说中,除了把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他江泽民在正式出任总书记职务的四中全会上表示过的一番谦虚再次复述一遍,再三强调“没有思想准备”,“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之外,更强调自己因为“没有作过军事工作”,所以“一定要努力学习军事”。除此而外,还特别谦卑地表示：尚昆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担任军委副主席,杨白冰同志担任军委秘书长,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 五中全会开过10天后,江泽民的这番讲话被新华社发稿,以头版通栏形式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官方报刊上。当时,无论是对杨尚昆不怀恶感,还是对杨家将反感已久的党内各派,都对江泽民同意把自己的这番“谦虚”表白公之与众,感觉十分不可理解。特别是把杨白冰也抬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是令人感觉他江泽民完全是在自曝其短。自此,连中共内部人士都把邓小平向江泽民“交权”的这一戏剧化安排,形容成“太上皇向摄政王‘托孤’”。 回想六四镇压之前由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虽然同后来的江泽民上台之初一样,随时都要受到分别来自邓小平和陈云两方面的左右制衡,但当时他赵紫阳十分明白自己所兼任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完全是空有其名,所以在邓小平主动提醒他要过问一下军队工作时,他从来都是装傻充楞。 六四镇压之前笔者曾到一位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的秘书家里坐客，该秘书透露说，挂名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从来没在一次军委会议上露面。 而到了江泽民登基之后,虽说很快就以党总书记名义兼挂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虚名,但因为此时的杨家兄弟在军中的实权甚至超越了赵紫阳时期(赵紫阳时期杨白冰的职务仅仅是总政主任),连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都时时有插不进手的感觉,更何况他一再自谦地表示“没有作过军事工作”的江泽民。 更不如赵紫阳的是,杨尚昆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时期除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偶然因为其国家主席的头衔进行一些纯仪礼性的外事应酬,对党、政系统的工作从来不干涉—-从当时的党内规矩角度,他也无权干涉。而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后,杨尚昆已经是在手握军权的同时,还要随时代太上皇干涉党务、政务。总而言之,江泽民初入中南海的那两、三年时间里,“儿皇帝”的日子还不如当年的赵紫阳过得相对简单、舒心。 当年海外开始所谓“邓后中国”大讨论中,也有人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把江泽民正式登基那一天定义为“江泽民时代的开始”。事实上连江泽民本人或许都不敢如此自诩。而要把华国锋倒台之后的中共党史详细划分的话,把胡耀邦倒台之前定义为邓小平实际主政时期;把赵紫阳出任总书记至“六四”事件这一段定义为邓小平垂帘听政时期;把“六四”镇压之后至中共十四大召开之日,定义为杨尚昆代邓小平摄政时期……,应该说最符合实际。 综上所述，从1989年6月下旬被正式宣布接替赵紫阳总书记职务，,他江泽民便开始了这种“太上皇”邓小平托孤,“摄政王”杨尚昆弄权的苦日子,忍气吞声三年多时间,一直熬到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开,局面才彻底改观。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人事任免事项中爆出的最大“冷门”并不是胡锦涛的入选,而是杨家兄弟的权位一夜之间便从波峰跌落至谷底。而当时的邓小平之所以下决心牺牲杨家兄弟,当然是江泽民和李鹏告御状的结果。而江、李御状内容中最能够戳到邓小平痛处的一条,则是杨尚昆暗中对赵紫阳网开一面。 当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缺乏信心的邓小平,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去世之后,党内会有人在“六四”问题上对他进行政治鞭尸,所以在江、李拿出杨尚昆与赵紫阳之间“政治界线不清”的证据之后,怒不可遏。 把中共政权里当年的“倒杨”事件比喻成“狡兔死,走狗烹”,虽说从字面上对杨家兄弟有不敬之嫌,但性质上绝对是这么回事。而曾经不被江泽民所包容的乔石、田纪云、万里,包括李瑞环在十四大人事换届后的政治出路,无疑是邓小平的“高鸟尽,良弓藏”。 自1989年6月江泽民上台之始,如果上述人等全部在反改革恶浪声中随波逐流,他邓小平即使还能作出“九二南巡”举动,其“北伐”效果也会大大打一笔折扣。“九二南巡”之后,上述人等显然是高估了邓小平的政治觉悟,认为大家长这次是要决心恢复“六四”镇压之前的党内、国内政治生态。万万没想到“倒杨”之后江泽民、李鹏二人不但保住了各自的权位,而且还进一步变被动为主动,夺走了乔石手中的政法、党纪乃至组织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党校的主控权;借口两届副总理期满,依“法”令田纪云离开国务院;借口党的统战工作重要,给李瑞环一届全国政协主席,换走了他手中的舆论宣传领导权;万里更是被逼告老还乡。十四大之后,虽然乔石和李瑞环的政治局常委、田纪云的政治局委员都被保留,但因为新被分配的实际职务都是“二线”性质,与江泽民、李鹏抗衡的政治本钱皆被大大削弱。 总之,仍由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十四大高层人事安排的结果,并不是仅仅牺牲了“杨家将”。十四大之后的常委内部分工,政法、党纪乃至舆论宣传都归并到总书记一人手中,决定了江泽民在党内的政治对立面要想继续对他行使有效的权力制约,难度大大增加。自此，江泽民才开始成了中共政权党和军队的有名有实的最高领导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不久前在他的发迹之地上海与世长辞了。出乎很多人预料的是，他竟然也效仿周恩来、邓小平等“将自己的骨灰撒进了大海”。听上去冠冕堂皇。这难道真的是共产党所谓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理想归宿吗？如果是，那么接下来前党魁胡锦涛和现党魁习近平会不会跟随效仿？其他的中共党政要员也应该纷纷跟随效仿才对，毕竟他们都如周、邓、江自称是马恩列斯毛的传人，都自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套无神论和无产理论，不是吗？ 如果中共省部级的要员们拒绝效仿，绝非是他们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级别不够高，而是其他不便言明的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从探究中共高层官员们生活历史的冰山一角就能找到一些端倪。 俗话说“头顶三尺有神灵”，人所做的一切都无法逃出天数规则，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这样的古训或者天道规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而言似乎毫无约束价值，他们相信“谎言重复 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他们认为，只要掌握了权力就可以战天斗地篡改历史；他们认为因果循环、阴司报应是封建迷信。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者们作起恶来无所顾忌，毫无底线。 无论是周恩来前面亲自签字命令下属作恶害人，随后紧接着踏着节奏来到现场痛哭流涕地说：“同志们，我来晚了！”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邓小平面对成千上万要求惩治腐败的年轻学子和爱国市民，他竟然命令军队开着坦克冲上街头、广场，用机枪对着人民疯狂扫射…… 如果说周恩来的戏演得还能掩盖事实于一时的话，那么 八九“六四”的屠杀就无论如何也没有蒙混过关的可能性了。 江泽民踩着“六四”的鲜血上位，靠着对 八九学生的追杀得到了邓小平的信任。江泽民在暴力“计生”上于中国农村和部分城镇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他动用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信仰者，导致无数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中共当权者们的罪恶暴行无法掩盖，世人怎么可能忘记？！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十分清楚。 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红色江山必定会倒台，他们犯下的罪责，一定会遭到人民的清算。为了避免楚王被伍子胥掘墓鞭尸的下场发生在他们身上，与其留着骨灰被后人唾骂，还不如在红色江山未倒之时，趁早把自己挫骨扬灰以绝后耻。故此，为避免遭后人当众清算，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遗嘱身后毁尸灭迹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 对此，无论宣传机器怎样渲染美化，都无法改变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终在事实上死无葬身之地的事实。我坚信：“死无葬身之地”这句在中国历史上最严酷的诅咒，绝非是共产党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内心理想的归宿和他们信仰的最高境界。看看当今红色皇帝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占地四万亩（相当于三分之一个香港岛）之大的陵园，究竟哪个是他们心中真正“理想”的去处？人人心知肚明。可是为什么至今无人能与其攀比？江泽民们除了死无葬身之地，难道还有其它选择吗？！ 就算习仲勋，这四万亩土地能永远归他占有吗？ 在网络时代，即使“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甘愿挫骨扬灰，中共党魁们的照片无法销毁，将来人民一定会把他们放在被告席上审判，他们将永远被世人钉在耻辱柱上。不幸的是，他们最终明白时，已上黄泉路。 中共后继者千万要引以为戒。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当局隆重追悼江泽民，规格和规模超过当年的邓小平。有人或说，当年邓小平追悼会有万人出席，江泽民追悼会五千人而已。但，考虑当下北京疫情深重的因素，习派不仅组织了五千人聚集的大型追悼会，而且纠集了五万人在通往八宝山的路上制造”追悼人潮”。后面这一出，是当年追悼邓小平所不曾有的景观。 超规格、超规模追悼江泽民的背景是，习近平的连任，遭到党内外的双重否定。党内否定，以二十大闭幕式的重大穿帮丑闻为标记：代表政治老人的前最高领导人胡锦涛要求查对各派事先达成的中央委员会名单、竟遭习近平下令特工强行架离。党外否定，以轰动世界的中国白纸革命为标记：抗议民众、尤其年轻一代，不仅要求解除极端封控、结束极端清零，而且喊出时代最强音：“中国不要皇帝”、“反对终身制”、“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由此可见，习近平强求连任，不得人心，遭到党内和民间的普遍反对。党内反对他连任，他却霸王硬上弓，用尽各种手段 ，非要连任不可；民间反对他连任，他则暗中抓捕、报复，尤其针对白纸革命的抗争者。江泽民适时的死亡，仿佛给了习近平一个机会：借悼念江泽民，妆饰自己的权力。 这一点，从习近平所致的悼词内容及其篇幅比例分配也可以看出：表为推崇江泽民，实为宣传习近平自己。超规格、超规模追悼江泽民，习近平释放至少三重信息，或者说，流露出至少三重意图： 其一，他的权力有来源，所谓党内“合法性”。那就是，来源于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授予。江泽民隔代指定他接班，并对他大加栽培，才有了他今天的最高领导人地位。潜台词：尽管你们团派反对我的路线，团派之主胡锦涛反对我连任，但江泽民及江派支持我。换言之，习近平高调追悼江泽民，是要从江泽民名下寻求权力册封。从一个死人身上寻求权力册封，实在是习近平的无奈之举，甚至于，绝望之举。 其二，隆重追悼江泽民，试图遮掩或修补二十大与政治老人的冲突和裂痕，也试图掩饰或淡化习近平通过王小洪及其特勤局监控、软禁政治老人的惊悚剧（包括监视监控和变相软禁江泽民）。潜台词：谁说我不敬老？我并非不尊重老人！看看我给予江泽民的隆重追悼和隆重礼遇，政治老人在我心中是有地位的。只要你们不反对我，我就会继续保障你们的优厚待遇和礼遇，保障你们安享晚年。 其三，抬高江泽民，压低邓小平，褒江抑邓。暗示：习近平的极左路线、重新强调“社会主义方向”，沿自江泽民。习近平借此说穿：江泽民和李鹏原本有意恢复“社会主义正统”（1989至1992年），但却遭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老人邓小平“横加阻止”而被迫中断，这一中断就是二十年，直到习近平上台（2012年），才重新续上。习近平毫不掩饰且毫无顾忌地走上极左路线，在一定程度上，有公开为江泽民复仇之意，报1992年邓小平南巡痛批江泽民不改革、几乎罢黜江泽民之仇。 褒江抑邓，捧江贬邓，习近平还有一层心思：江泽民走后，尚有两任总书记在世，胡锦涛和习近平，前者由邓小平隔代指定，后者由江泽民隔代指定，故而，胡锦涛继承的是邓路线，即改革开放路线；习近平继承的是江路线，即回归左倾路线。若按照习派最新定调，江泽民高于邓小平，逻辑地，习近平就高于胡锦涛。 然而，经由超规格、超规模追悼江泽民，习近平达到他的三重意图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江泽民指定习近平隔代接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江泽民未必同意习近平连任，大概率地，更不可能同意他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习近平为江泽民举办空前隆重的葬礼，想给民间或外界制造江泽民同意他连任、同意他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的印象或错觉。然而，江泽民身死，死无对证，谁信？ 其二，超高规格悼念江泽民，根本无法缓解与众多政治老人的紧张关系，也无法抹去二十大留下的重大政治阴影；而人为夸大的追悼场面、极不自然的追悼气氛，足以让非江派的政治老人不满、又足以让江派政治老人哭笑不得；造成更多伤害的是：由习家军把控的党媒党报，对出席追悼会的政治老人只字不提（仅在头天的告别遗体场面提到胡锦涛），仿佛他们是可有可无的影子人，开创了习班子集体羞辱政治老人的恶劣先例。 其三，褒江抑邓，是习近平的主观愿望，却无法激起任何共鸣。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尽皆知，就历史地位而言，江泽民远不能比肩、更远不可能超越邓小平。习近平捧江贬邓，徒劳而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习近平所致悼词中把从江泽民从1989年6月开始的13年“领导核心”经历大吹特吹，但事实上直到中共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身受邓小平、陈云以及杨尚昆兄弟三重制约的江泽民并不比此前胡耀邦当总书记时的“儿皇帝“日子好过。 比较之后，笔者发现习近平为江泽民所致的悼词中有许多处此前陆续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及《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两篇长文中没有出现过的内容，比如“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之际，我国正面临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严重时刻，可谓临危受命。江泽民同志坚定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临危受命“的形容到也符合当时的情境。2009年4月23日，退休的江泽民到访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时曾信口回顾： （当年）我绝对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把我选到北京去了，所以邓小平同志跟我讲话，说“中央都决定啦，你来当总书记”，我说另请高明吧！ 我实在我也不是谦虚，我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怎么到北京来了呢？ 至于习近平悼词中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的表态虽然确有其事，但那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标志着他江泽民总算坐稳了屁股底下的总书记宝座之后的事情。 话说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北京城里的血腥场面而告结束,对整个共产党政权来讲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当年的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结论肯定是截然相反。但对江泽民个人来讲,他毫无疑问是“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在1989年的学潮镇压事件决策过程中,李鹏所扮演的角色这里无需赘述。但随着赵紫阳、胡启立等人的下台,和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式组成，人们才突然发现李鹏虽然在“六四”镇压决策的形成过程中押进了自己的全部政治赌注,并成功地借此机会击败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赵紫阳,但此后邓小平及其他幕后政治元老却没有根据“论功行赏”的常理,让他李鹏接替赵紫阳的职务。 而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包括一些在“六四”镇压和事后政治清查过程中惨遭迫害的政治异己分子,都已开始称赞邓小平的“明智”,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对“六四”镇压的仇恨完全集中到李鹏一人身上。害得李鹏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子女和亲信之口,对外解释他李鹏并无调兵之权。言下之意,让他李鹏一人承担“六四”镇压责任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李鹏当年自认为自己也将会在打翻赵紫阳后便成功地取而代之,没有想到在他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日后也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歧山的岳父姚依林在付出了召至千夫所指的沉重政治代价之后,在邓小平那里并非得到应有的政治补偿。好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邓小平犹豫再三还是让他李鹏继续保持了一届总理职务,而姚依林干脆就被邓小平逼出政坛,回家当了寓公。如此不“公平”的政治现实令姚依林恶气难咽、悲愤满腔,终于过早离开了人世(与邓小平和陈云等政治元老的存世时间相比,姚依林的死期至少应该推后十五年)。 所以,当时的北京人说李鹏为“六四”镇压当了“冤大头”,并不是说他在这场镇压的决策过程中的表现情有可原,而是讽剌他的政治低能,虽有足够的勇气为一场血腥镇压行动冲锋陷阵,却没有足够的智谋角逐领导核心的职位;更没有足够的胆量向邓小平等人要求“论功行赏”。 1989年的六四镇压之前，当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带动起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全民经商大潮时,不知是谁人率先发明,把国家职工,特别是国家机关干部毅然辞去“大锅饭”公职到商海里弄潮称之为“下海”。如今,对岸的台湾同胞对这种说法听得时间长了,也已经见怪不怪。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许多到中国大陆的台商确实曾经对此目瞪口呆,因为在台湾早已经习惯把良家妇女因为生活所迫坠入风尘称之为“下海”。曾有一个台商回忆说,当年他初到大陆,常常听一些党政官员以非常羡慕或嫉妒的口吻议论某某人已经“下海”,感觉十分奇怪。再听到关于许多高级干部子女,甚至邓小平的家人都已经“下海”,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不至于吧?” 这些台胞们当年更不知道的是,当时北京的政治圈子里,居然把进入中南海决策核心也称之为“下海”。若形容某人背景通天,就会说此人“下海如履平地”,意思是此人是随时出入中南海的本事。沿此习惯,无论是中南海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些私下里以针贬台前领导人为乐的政治元老子女们,当时一提起江泽民刚刚坐上总书记宝座的那段时间,便用“下海之初,毫无信心”形容。 据“六四”事件前在上海市委接近江泽民的人士回忆: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江泽民被中央派专机接去北京后,上海市委一班人都还自作聪明地分析,一定是因为北京方面事态紧急,接江泽民去参加政治局会议而已。 “六四”枪声刚过,上海市委在接到的一份部署对北京“平暴”必须统一宣传口径的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上,除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而外,还赫然落有江泽民的签名。但当时江泽民的名字是排在上述人等之后。据此，当时的上海市委又有人自作聪明地分析:看来胡启立和芮杏文两人中至少有一人会因为“反对动乱不利”而“中箭落马”。既然中央十分肯定上海市委对导报事件处理得果断、及时,那么江泽民无疑是因此政绩而上调北京主管意识形态。此分析被转达给江泽民夫人王冶坪女士后,目击者用“如五雷击顶”描述当时王冶坪的表情。 既然江夫人对丈夫进京主管意识形态都认为是“大祸临头”,那么在听到邓小平在“‘六四’屠夫”的一片叫骂声中居然把自己的夫君拉去作赵紫阳替身的消息,第一反应恐怕不会是“夫贵妻荣”。 事实上从1989年5月底底进京被邓小平召见,到正式登基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江泽民不但拒绝接家眷进京,自己也要求中央办公厅暂时不要给他正式安排住房。登基后的开始几个月里,江泽民除了外出开会、巡视,平时一天24小时都不离开中南海勤政殿的书记处办公室。勤政殿的书记处办公地点面积不大,除了秘书、勤杂人员的用房外,每个书记处书记都有单独的一所套间,里间办公,外间会客。唯独原来给胡耀邦用的一套办公室面积最大、设备最全,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供休息用的套间。胡耀邦主政年代,因为工作忙顾不上回家时常常就便住在这里。从1989年5月底开始,过去的胡耀邦为自己设计的这个小天地被江泽民占领,白天在此办公,晚上就睡在这里。 在家眷没有进京前,结发妻子王冶坪最知丈夫此时的苦恼和压力,特别要求上海市委办公厅将刚买不久的一台聂耳牌立式钢琴运到江泽民处,以供他在夜深人静之时一人独奏,排遣心头的不知所措。何以解忧？唯有钢琴！被当时的中南海工作人员形容成勤政殿里的“夜半琴声“！ “六四”镇压的枪声刚刚平息,江泽民还没有正式登基的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家里召见了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以及杨尚昆、万里等人,谦虚地表示:“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世界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的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 邓小平这里说的“并不算很成功”的所谓“过去的那种办法”,自然是指中共党十三大之后党内专门作出决议由他垂帘听政的办法。十三大之前,邓小平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的一把手,但他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三重身份,出席党的最高决策会议合理合法。而且当时所有政治局成员随时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只要他在某一问题上表态,无人敢不随声唱和,故在表面上绝对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掌声中从自己政治局委员的座位上走到过去赵紫阳坐的地方,张嘴冒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必要的谦虚之外,对自己当时的心理压力之大,似乎并不想掩饰。与其说是“没有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对挽救政权颓势实在没有多大信心。 上台之后,江泽民自己如何看待“六四”镇压的惨烈结局给中共政权执政合法性带带来的巨大损害当然不能轻言与外人,但从他的就职演说中,把自己登基的那一时刻形容成“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会相信这纯粹是在舒发“临危受命”的光荣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 “六四”镇压过后,整个中国万马齐喑,整个世界千夫所指。而在北京城里,人们的牢骚、愤怨祗能通过黑色幽默的形式发泄。当时流行的一则政治笑话说: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和李瑞环四人在北京夜查民情时误入一家卡拉OK歌厅,面对歌厅主人的盛情相邀,四位首长在流行歌曲目录上各点了一首“你最喜爱的歌”。杨尚昆先点一首《我想有个家》,李鹏接点一首《我不是个坏小孩》,李瑞环点了《虽然我丑,但是我很温柔》,轮到总书记“钦点”时,一首《希望你明天还爱我》最能表达这位“儿皇帝”此时心情的酸楚。 这四首歌是当时中国大陆青年人中谁都能哼出两句的流行名曲,给杨尚昆安上《我想有个家》,是因为此时杨尚昆已经丧偶;《我不是个坏小孩》安给李鹏,是讽剌他因为“六四”镇压而成为千夫所指;李瑞环木匠出身,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相比才疏学浅,但当时却显得相对开明,故让他说明自己“虽然我丑,但是我很温柔”。而江泽民的“希望你明天还爱我”,更是形象地讽剌了江泽民日夜担心自己是否会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同样下场。自称从小喜好古典诗词的江泽民到此才真正体会出何谓“高处不胜寒”。 这一切都说明江泽民初入中南海时,其心境并不仅仅是象他在1989年6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所表白的,“没有思想准备”,而是对挽救政权颓势根本没有信心。 当时,北京还有一则政治笑话说的是:某一日江泽民、李鹏、杨尚昆陪同邓小平视察,路遇一驴挡道。邓小平要求此三人设法将驴轰走,杨尚昆和李鹏轮番向驴子大吼:“再不走开小平同志要派戒严部队了”。驴子置若罔闻。大家目光集中到江泽民身上,只见江泽民不紧不慢地走到驴子身边附耳低语几句,驴子抬腿就跑。 于是,邓小平好奇地问道:“你同那驴子说什么竟把它吓成那个样子?”江泽民答曰:“我只是告诉它,‘如果你再不走,小平同志就要选你当下届总书记了’。” 这则讽剌笑话虽有点刻薄,但依江泽民当时的心境,那种在邓小平、陈云等超级政治元老面前“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多说半句话”,在杨家兄弟面前随时都要听命摆布的“一国之君”,当得也实在有些窝囊。 “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句话出自《左传.僖公五年》,说的是春秋时晋国一位大夫一仆三主,面对晋献公及公子夷吾、重耳三人的“政出多门”,深感无所适从。而从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这两年半时间内的江泽民,说起来也是“一国之君”,身居党、军最高权位,但事实上却同样处于“一仆三主”的局面,左宫元老陈云、右宫元老邓小平,外加当时实际掌控军队的“摄政王”杨尚昆及他的兄弟。 日后世人虽然都将他江泽民作为“邓小平的接班人”看待,但,事实上在江泽民步入中南海之前的仕途经历中,陈云对他的影响甚至大于邓小平。虽然江泽民在论及自己从政经历时,特别是在强调自己接班的合法性时,从不忘记自己曾经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已经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八九“六四”以后邓小平自己亲自动手将胡耀邦、赵紫阳帮他苦心经营的党内改革派阵营几乎一网打尽,让江泽民怎幺可能不心有余悸?所以,在初入中南海的头几年里,江泽民在思想和组织路线上大都依重党内保守力量,在政治、经济政策上对赵紫阳大力纠偏,客观上讲,也确实有他不得已的一面。这也是邓小平在1992年十四大之前只是通过南巡讲话的形式在方针政策上逼迫江泽民就范,但却没搞组织上换马的原因。 在那些年里陈云虽然确实给了江泽民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以至于江泽民在陈云去世之后,始终念念不望陈云的恩德,一再回顾陈云同志生前如何强调“首先要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但事后回顾起来,他江泽民在陈云面前也和在邓小平那里一样， 同样也怀有“儿皇帝不好当”的沉闷和苦衷。一直到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终于坐稳了中共总书记宝座的最重要标志有二，一是邓小平同意把安插在江泽民身边的“摄政王”杨尚昆和杨白冰逐出中央军委；二是以陈云为首、薄一波为辅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被宣布解散。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江泽民的死讯传了很多年，直到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才终于应验。只不过，江泽民死的及时：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中国白纸运动爆发的四天后死；江泽民死得其所：江泽民发迹于上海，也撒手于上海；江泽民死的解气：死前终于听到上海民众高喊“习近平下台”……江泽民去世，不带走一个西红柿，但他造的孽则贻祸深远。当今中国人遭受的诸多灾难，其始作俑者都是江泽民！ 首先，江泽民为一己之私利将习近平推上皇位。习近平能有今天，都是江泽民的恩赐。中共内部比习近平有能力、有魅力的人可谓车载斗量，而江泽民唯独选中了习近平这个既无能力，又无学历，更无德行的习近平。习近平除了有一个是开国元勋的老爹之外，可以说一无是处。但这，正是江泽民心中最理想的中共接班人。江泽民长期把持中共国朝政，即便2002年将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职位让于胡锦涛，但是，仍霸占军委主席一职，直到2004年将自己的心腹安插于党政军等重要位置后才将军委主席一职让于胡锦涛。只可惜，当时的军中几乎清一色江派人马，胡锦涛只是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军委主席。胡锦涛执政十年无甚大作为，与江泽民幕后弄权、处处掣肘息息相关。江泽民贪恋权力，把胡锦涛当傀儡还嫌不过瘾，还想终身把持国家政权。于是，在胡锦涛退位之前指定了看起来憨傻、贪财好色又平庸无能的习近平，无非是想像玩胡锦涛一样玩习近平。就这样，千古昏君才得以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人今天所遭受的劫难，表面上看是习近平倒行逆施的结果，但追根溯源，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拜江泽民所赐！ 其次，江泽民将中共官员的腐败推向了高潮。自从邓小平倡导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共官员就迈开了腐败的步伐，然而，在邓小平的时代，中共官员的腐败还只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主要是高层权贵，程度也相对有限。一九九七年二月江泽民举政中国后，中共官员腐败的性质就有根本的转变，即由小部分官员腐败转变为全体官员腐败，将腐败制度化、结构化。江泽民带头腐败，用江的话说就是：闷声大发财！这一下不打紧，全国各级官员贪腐争先恐后，贪污数额都是天文数字。官场成了一个大粪坑，一旦踏入，想干净都不成。于是，民间有谚曰：满朝文武揣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由于官员的极度贪腐导致天量国有资产流失，大量企业倒闭，大批工人下岗，当时民众哀怨曰：把生命交给了党，老来无人养；本想靠儿女，儿女又下岗！ 再次，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令人发指，尤其是活摘发轮功学员器官，就达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中共国也因此开启了人体器官买卖商业化的时代，至今已经行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一个极端邪恶的产业链，该产业链的元凶正是江泽民！法轮功本是一种宗教信仰，练习者以弘扬“真善忍”为己任，与世无争、遵纪守法，然而，江泽民担心信仰法轮功的人数过于庞大而动摇老百姓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一旦中国人民抛弃了共产主义，那中共不就丧失了愚弄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了吗？这，恐怕就是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痛下杀手的根源所在！ 踏着六四学生鲜血走向权力巅峰的江泽民所造之孽远不止上述种种，他死有余辜。他一走了之，就算完事了吗？当然不会，他犯下的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即便化成灰也难逃受害者与历史的清算！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江泽民去世，遗体从上海空运北京，全国降半旗，停止娱乐，默哀三分钟，倍受中共领导人之荣哀，规格超过邓小平。习近平高调为江泽民办丧事，到也没有值得可说之点，江死对他来说可谓是有益无害，搞得隆重显出他对老一代领导人的尊重。让人跌眼镜的是，那个二十大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他架出去的胡锦涛不但出席了追悼会，而且还与新科常委拉开距离与他并肩出席，同起同坐，胡锦涛俨然回到江、胡、习三代领导领导人的地位。 中共所的政治剧本，不要说外国人看得目瞪口呆，就是中国人也看得云里雾里。不知习近平这一惊一咋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习近平忽然礼遇胡锦涛，是不是习近平觉得二十大上把胡锦涛架出会场于心有愧，当然 不是，他这个人天地不敬，神鬼不怕，怎么可能突然良心发现，其中必是大有乾坤。 二十大胡锦涛被架出去的一幕全球惊愕，见证了习近平之冷酷与凶残，必然引起党内高层极度恐惧，如果再不对此发声，下一个恐怕就轮到自己了，必是冒死反弹，习也知道此举动了众怒，弄不好就会翻船。再说清零政策，乌鲁木奇火灾引发了“白纸革命”，迅速遍及十几个城市，几十所高校，那些曾经的老小粉红也成了“反贼”，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呼声，习近平已从他精心打造的神坛上跌了下来，承认白纸革命是由清零导致的。面对党内党外的怒火与压力，迫使他不得不放低身段，以江泽民的丧事礼遇胡锦涛来平息众怒。习近平在追悼会上说，“不能怕鬼，怕压”，实际上正好说明他怕鬼，怕压。鬼是江泽民，压是党外反对清零与党内对胡锦涛被架出的愤怒。 目前中共一放面抓捕“白纸运动”的革命者，另一方面也开始放宽了“清零”政策，开始有限度的解封，再加上礼遇胡锦涛。这二件事加起来不得不说习近平已经认错。当然这个认错并非真的认错，而是被逼之下的权宜之计。只是可怜了胡锦涛这个年纪还被习近平当猴耍。先是把胡当鸡，杀鸡惊猴，以架走胡锦涛来威吓官员。现在又将他当猴拉出来杂耍，以显自己的的宽厚仁慈。习虽然没有象当年大饥荒，毛泽东被迫在“七千人大会”上认错，但放宽清零，礼遇胡锦涛实际上是承认了错误。当然只要躲过这了阵子，时局稳定了，必伺机反攻倒算。 毛的文革是对“七千人大会”的反攻倒算。习近平能否等到反攻倒算的那一天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习近平这样的独夫民贼不会有好下场。“白纸革命”已对他作了宣判。今日“白纸革命”不过是讨贼先声，一场更大的反独裁的民主革命正在孕育之中。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