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公投10周年民調：多數民眾認為弊大於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台灣問題好像跟天氣問題一樣，看似很熟悉，但細說又發現什麼都難說清。在台灣選舉即將到來之際，學者胡平接受美國之音記者金哲採訪，談他對台灣問題多年來的研究心得，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當局在台灣問題上一直對中國人進行怎樣的輿論導向，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變化是怎麼回事，中共對台灣的戰爭恐嚇目的何在及效用如何。 在胡平看來，圍繞台灣的這次選舉以及台灣自上個世紀 90年代以來進行的歷次自由選舉，實際上是有多個博弈在同時進行，既有台灣內部政黨彼此之間為爭取選民支持從而獲得執政權的博弈，也有台灣作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跟堅持實行獨裁專制的中共政權的博弈。與此同時，中共不但跟台灣博弈，而且也在跟中國公眾博弈，力圖塑造他們的認知，使他們相信專制獨裁體制就是比自由民主更好。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共當局也與時俱進，逐步提升對中國人的言論管控，並採取轉移話題等手法在民主自由問題上分化中國公眾，從而有利於繼續維持獨裁專制。 以下是胡平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摘要。採訪的完整視頻見：https://youtu.be/D1ecGCLxWXs。胡平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今日台灣最重要的真實是什麼 記者：儘管中國大陸和台灣只有台灣海峽一水之隔，但台灣海峽兩岸卻好像是天各一方。由於中國共產黨當局持之以恆的信息和新聞報道封鎖，很多中國民眾對台灣的許多基本情況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情。在你看來，中共輿論管制當局最不想讓中國民眾知曉的台灣情況/台灣新聞/台灣實況是什麼？ 胡平：現在是信息時代，再加上兩岸有大量的人員來往，今天的中共當局不可能對中國民眾完全掩蓋台灣的真實狀況。但它可以通過種種手段刻意地操控議題，讓一般人注意什麼，不注意什麼。它的操控刻意起這麼一個作用。 那麼，什麼是台灣的最重要的真實呢？那就是今天的台灣已經是一個相當成熟、相當穩定的民主社會。台灣的民主自由指數不但在亞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再過幾天，台灣一千多萬民眾就會來到投票處，在小紙片上輕輕地用筆勾幾筆，那就完成了最高權力的和平轉移。新總統一旦選出來，國軍立刻就宣示效忠。這根本就沒有「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一毛錢的事。 這種事情相當了不起，相當不簡單。想想看，回顧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包括中共建政幾十年的歷史，就是為了爭奪權力，就是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擔心別人篡黨奪權，於是就沒完沒了地殺戮，沒完沒了地迫害，沒完沒了的監禁，等等登頂。我們所經歷的大量的災難，很大一部分就是來自對最高權力的爭奪。 你看，不管台灣有多少別的問題，單單就憑它做到了用數人頭來取代砍人頭，這一點就比中國的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明一百倍。這是台灣最大的真實。而這一點中共當局不可能完全掩蓋，但它不去讓人們給予足夠的關注。這就是它現在正在做的。 對台灣問題的意見分裂是從何來 記者：許多中國民眾到台灣旅遊過，也可以說親眼見過台灣，但他們對台灣的基本情況、基本民情還是缺乏了解。最有意思的是，許多台灣人抱怨說，許多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生活多年，但他們仍是跟在中國國內受到嚴密信息封鎖的民眾一樣缺乏對台灣的了解和理解。如何理解這種現象？ 胡平：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海峽兩岸的人員交流就比較多了。應該說在（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無論是到台灣旅遊的大陸客，還是在海外生活的大陸人對台灣的看法基本上還都是很正面的。 這些年來，情況有些變化。首先是中共對言論的管控比以前更嚴厲。因此，那些唱好台灣的聲音就不大能發得出來。再加上中共把台灣海峽兩岸問題聚焦在統獨的問題上來。本來兩岸的問題主要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 台灣的民主那麼成功的實踐本來就是對大陸專制的有力的衝擊。如果聚焦在民主和專制的問題上，那就可以肯定唱好台灣的、正面讚揚台灣的聲音一定取得壓倒性的優勢。但這些年焦點改變了，變成了統獨問題，就眾說紛紜了。因為民主和專制誰好誰壞，大家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 你看，連共產黨搞專制還硬要說自己是民主，而且是全過程民主。可見它也知道民主的名聲好，專制的名聲壞。可是你要說統一，說獨立，說分離，那就不好說了，大家的看法就不是那麼一致了。不管你是中國大陸的中國人也好，還是在海外的大陸人也好，他們或者是出於民族主義，或者是出於傳統的、習慣的大一統觀念，會對台獨很反感，因此就對民進黨很反感，對台灣的民主也沒有興趣了，也有負面印象了。 今日中國人的輿論場的複雜性 總的來說，現在的大陸人，包括在西方生活了很長時間的大陸人對台灣的看法不像以前那樣一邊倒地叫好，當然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在搞認知戰，操控信息；另外就是這些年大陸經濟好了，經濟發展了，兜里有錢了，對專制的反感就降低了。 因為過去人們對專制反感除了是因為壓迫之外，也是因為專制讓人貧窮，所以他們出於多種原因對專制反感，對民主嚮往。如果在專制之下經濟有了比較明顯的好轉，相當一些人對專制的反感就會降低，對民主的憧憬也可能會降低。 再一個就是我剛才說的，熱門的話題被轉移了，不再是集中於民主與專制，而是談統獨問題了。而尤其是現在在（中國）國內的環境之下，要是談獨立，在這個問題上支持另一方，支持民進黨一方，那就有相當的風險。 我看到很多報道說，在國內你要說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這問題提不大。你要是說支持民進黨的賴清德，那就比較麻煩。光說是支持賴清德還好辦，你要是說同情和支持台獨，那麻煩可就大了。那就有可能給你安個「尋釁滋事」（的罪名）了。這麼一來，另一方面的聲音被消聲。 在海外的中國人，雖然不在中國大陸境內，不會受（中共政權的）直接的控制，但因為輿論場是交叉的，他們是生活在微博微信（這樣的社交媒體）的朋友圈裡，他們感受到的輿論氛圍、氣氛是（跟在國內）相當一樣的。所以他們也會受這種影響。另外他們也知道，你假如在海外發表（支持台灣獨立）這樣的言論，不但對你將來回國會有麻煩，也可能給你在國內的親友招來麻煩。 也就是說，在今天這種情況下，另一種（與中共政權的宣傳唱反調的）聲音受到比原來更大的壓制。再就是統獨問題本來就是一個比較眾說紛紜的問題。而你要替（台灣）獨立辯護，那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到國內的大陸人也好，在海外生活的大陸人也好，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就呈現出比過去更複雜，更混亂的局面。 台灣人緣何大都不再自認為是中國人 記者：華盛頓和北京的正式外交關係是建立在當初雙方1970年代達成的一個共識上，這就是：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美國對此不提出異議。美國堅持至今的所謂「一個中國政策」由此而來。但現在的情況已經和1970年代大不一樣了。當時絕大多數台灣人還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現在絕大多數台灣人不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了。你認為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在過去30年、40年的這種變化應當怎樣解釋？ 胡平：我想這就是過去50年來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自我認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說起來一個人的自我認同取決於兩條。一條是你自己認為你是誰；第二條是別人認為你是誰。而事實上常常是後者更重要。所以一句俏皮話說，你自己是誰？別人說你是誰，你就是誰。 50年來我們看到的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就是，現在大家都把中華民國的國民叫台灣人。現在一說中國就是指中國大陸。所以中國這個名稱就是大陸專有的了。甚至到了後來台灣人自己也要把自己說成是台灣人。因為他要說自己是中國人，別人就會誤以為他是大陸人。為了區別，他自己就不得不說自己是台灣人。 哪怕你有很強的中華民國的情結，主張一個中國，但平常的談話中，你也會把中華民國的人叫做台灣人，而不會把他們叫做中國人。 其實早先的情況不是這樣的。我們記得1970年代80年代，台灣有一首流行歌曲，是侯德健寫的《龍的傳人》。它的歌詞你看是怎麼說的呢？「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叫中國。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叫長江，叫黃河。」這說明在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初期，至少是在台灣的校園裡大部分人還是把自己定義為中國人。 而這裡所說的中國是有長江有黃河的中國，不只是台灣。那歌詞沒說「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他的名字叫淡水河」，而是說長江和黃河，儘管他們很多人見都沒見過。但他們那時候認同那個中國。 但此後變化就非常大了，以至於到了前些年蔡英文總統說：現在的台灣人是天然獨。什麼叫天然獨呢？就是新一代台灣人，他們從出生那一天起就習慣於被叫做台灣人，他們也以台灣人自居，他們就習慣於「中國」這個詞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就專指大陸人。 因為台灣成了國際孤兒，在國際上得不到承認，這就使中華民國這個牌子除了在台灣島內還有用，到了別的地方都吃不開。台灣人參加奧運會得了獎，得了金牌都不能展示自己的國旗，奏自己的國歌。 凡此種種就使得中華民國、中國人的概念越來越淡，台灣人的意識就越來越強，就造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這種狀況。 面臨經濟政治困境的習近平更有可能打台灣嗎 記者：當今中國的經濟困境和社會危機使台灣問題受到更大、更多的關注。有人認為，面臨困境和危機的中共領袖習近平會選擇攘外必先安內，在可見的將來會更關注中國大陸內部的問題，不去打台灣的主意。你是什麼看法？ 胡平：我覺得，在現階段，在短期之內，習近平不會發動對台灣的戰爭。因為第一，台灣本身的軍力就不可低估。另外，一旦北京對台灣開戰，美國可能會很深度地介入，不排除直接出兵相助。而北京對勝算沒有把握，所以就不會輕舉妄動。 事實上，中共很清楚，台灣人不分藍綠都不接受一國兩制。所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它很清楚。要統一就只能來武的。但現在它認為不是武統的時機。現階段就不會動武。 那它是怎麼想的呢？中共的如意算盤就是想：再過一些年，中國的國力會有進一步的提升，中國的軍力也有可能會有進一步的提升，即便在全球範圍內還不是美國的對手，但可能在局部區域，比如在台灣海峽，在離中國近的區域，中國的軍力就可能超過美國。到時候真的動武，美國會不會介入，會不會冒和中國直接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國台辦原來的一個副主任王在熙就說，除了文統和武統之外，還有第三種方式，就是北平模式。北平模式就是只打外島，以戰迫和，以武促統，逼台北就範。就是把台灣包圍了，佔領外島，金門馬祖很近，很容易。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出兵相助，它就可能退縮。 但那個時候出於種種原因美國不出兵，不直接派兵，那台灣就覺得不可指望美國了，美國不敢出來直接幫忙，單憑台灣自己恐怕扛不住。那時候可能就不得不被和平統一了。這就是中共打的算盤。 所以現在它就在等那一天。它在賭未來幾年，中國的軍力會有進一步的增長，因此就改變了台海地區的軍事力量的平衡，就會使以戰迫和，以武促統的方式得到成功。所以我覺得台海眼下其實沒有那麼危險。但在未來幾年，這種危險就不可低估了。
3月14日，李進進律師不幸遇害身亡。噩耗傳來，我感到十分震驚，悲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下午，我和我太太以及老友徐友漁夫婦趕到法拉盛的李進進律師樓，在進進辦公室門前獻上一束白花，謹表哀悼。連日來，進進的音容笑貌不時浮現於腦海。我很難想像，進進就這樣永遠的離開了我們。 我和李進進結識於1993年。那時，他以訪問學者的名義來到美國，參加哥倫比亞大學的「憲政與中國」項目，我也參加了這個項目。由於在此前，我們彼此對對方就有相當的了解，故而一見如故。在那時，《北京之春》的記者亞衣對李進進做了一次深度訪談。在訪談中，李進進講述了他自己的經歷，講到他在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會堂前主持了第一次有組織的靜坐；講到他在5月19日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成立宣言》，幫助建立了自49年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真正獨立的工人組織，並成為其法律顧問。在八九民運諸多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領袖中，李進進是最早把注意力轉向工人和市民，並且身體力行，付諸實踐的。 在訪談中，記者亞衣問：「從研究生期間的活動到天安門運動，你在政治上似乎一向主張和解與妥協，但是你又說過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非常殘暴不講道理的政權。在這個政權面前，你為什麼還要堅持這樣的主張？」 李進進答：我現在仍然堅持這種政治主張。這是因為第一，這是一個策略，非這樣不可；第二，另一個更深刻的意義是在理念上。從理念上來講，和平、理性、和解、妥協是一個社會走向民主過程的必然的方法和手段；將來在民主自由的條件下，也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維護自己的利益和社會公正；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當中，首先就應當學會這種方法和手段。 李進進這段話講得很深刻、很精彩。即便在30年後的今天，李進進這段話仍然沒有失去現實意義。 結束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李進進隨即去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攻讀法律學位。一次，我去麥迪遜參加會議，順道去李進進的住所看望，見到他的妻子和兒子。進進拖家帶口，在40歲攻讀洋學位，課業繁重，自不待言，還要在餐館打工維持生計，壓力之大，可以想見。然而李進進卻處之泰然，不叫苦，不感傷，不消沉。那份恆心與定力，令人讚歎。 進進得到博士學位後又回到紐約，辦起了律師事務所。我們見面的機會就更多了。我們同時在一些民運組織中任職，一起參加過大大小小很多次活動和會議。我介紹過幾個朋友申辦傑出人才移民或政治庇護，進進都認真辦理，那幾個朋友都對進進十分感謝。我有法律問題向進進請教，進進總是有問必答，不厭其煩。 自2011年起，李進進接任「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會長，組織和主持了多次活動和會議。尤其是在2012年秋，胡趙基金會在紐約長島舉辦了「胡趙精神與憲政轉型」研討會，會議的正式發言人和評議人多達40幾位，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9位獨立學人；會後出版了一部厚達400多頁的《僵局、「破局」與中國民主轉型——胡趙精神與憲政轉型學術研討會論文輯要及現場辯論實錄》，可謂碩果累累。 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際，李進進執筆提交了一份《「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白皮書指出，1989年民主運動是人民和平請願活動；1989年春夏期間，北京沒有動亂；6月也沒有發生所謂的暴亂；「六四」事件的屠殺性質不容質疑。這份白皮書從法理上，對共產黨當年的誣陷、不實之辭進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和反駁，是海外民運不可多得的一份文獻。 和不少「六四」流亡者一樣，李進進也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從廣場到秦城》。和其他「六四」流亡者的回憶錄不一樣的是，李進進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一個法律博士生的獄中探法》。在這本書里，李進進不但講述了自己從八九到「六四」的個人經歷，而且還從法學家的角度，從法學理論上認真地探究了中國司法公正的若干重大問題。 在得到法學博士的學位後，李進進沒有選擇教學與學術研究，而是選擇了當律師。在律師的實踐中，李進進獲得了很多在書齋里不容易獲得的經驗與感受。他又把這些來自實踐的經驗、感受放進他的理論學術的思考，由此引出了對美國三權分立、對美國司法體系的深刻領悟，以及對中國制度的深刻批判，並進而引出了對未來民主憲政中國如何實行法治的深入思考。這對於未來中國憲政轉型，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進進熱愛文學，喜歡寫作。進進屬羊，他以「楊非羊」的筆名辦了一個博客網頁，上面收錄了他寫的短論、隨筆、書評和詩歌。 進進遠行不歸，給我們留下深深的哀傷和思念。我想，我們對李進進最好的紀念方式之一，就是整理和接過他的思想遺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親信智囊、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何毅亭召開蔡霞事件通報會，強調「黨校姓黨」，「黨校人姓黨」，禁止任何與黨中央不一致的聲音，並要嚴格執行出國人員審查等等，凸顯蔡霞事件的震撼效應。 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抨擊習近平倒行逆施的言論刺痛中共，其圈內人和紅二代身份更讓北京當局擔心有更多的體制內精英效仿任志強、蔡霞和許章潤，說破皇帝的新衣。 蔡霞如何由一位體制內精英變成中共的叛道者？為什麼越來越多的「趙家人」不滿習近平統治？中共劃紅線止血能否阻止黨心民心的覺醒？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中共大動干戈正說明在體制內，精英圈裡，甚至在一些紅二代圈內，都對習近平有相當的不滿，都想把習近平換下來。他說：「蔡霞講倒習是黨內共識，是大家普遍的想法。蔡霞本人是圈內的人，是體制內的精英，還是紅二代。那麼中共大動干戈就說明在體制內，精英圈兒里，甚至在一些紅二代圈內，都對習近平相當的不滿，都想把習近平給換下來。」 胡平認為，中共黨內的倒習運動原本在今年1月至3月期間達到高潮，但後來出現逆轉，習近平的地位反而得到了鞏固。 他說：「當時習近平的權力也是遇到空前嚴峻的挑戰。只是後來因為中國的疫情得到某種緩和，而西方又陷於苦戰，這樣一來習近平又利用這個機會重新加強他的個人權力。然後就對前階段倒習運動的代表人物反攻倒算。所以這次他對蔡霞，以及此前對許章潤、任志強的處理都表明了這麼一個問題。」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認為，中共當局之所以高度緊張，原因在於蔡霞、許章潤和任志強這樣曾經的中共黨內精英所做出的政治上的選擇會對黨內人心起到震撼作用，甚至組織上的潰散。 他說：「倒習現在就是像蔡霞教授所說的，它是一個黨內多數人的共識。從我接到的情況也是，搞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很多人贊成。其實包括蔡霞教授本身，在發生了法輪功鎮壓、民主黨鎮壓之後，她還在說2000年到2006年，意思在江澤民的領導下中共還可以。但是搞獨裁，鄧小平在他搞了改革他就講過，這個將來肯定是不得人心的。他認為搞不成，結果習現在還搞成了，差不多要大功告成。但是這一點共產黨是不滿，這些人站出來會引起很多人的共鳴。」 王軍濤表示，中共緊張的另一個因素是美國對中共的重拳出擊。他說：「而且現在美國的重拳，我們可以看到，日益逼近，要求中共的黨政官員要站隊。就是你如果不在自由民主世界一邊，你就要受到制裁。那麼你在前些年，在全球化進程中共產黨撈的好處，你分分羹可能都要完蛋。」 有觀察人士把紅二代的分化改組看作是習近平統治危機的一個重要跡象，認為越來越多「趙家人」的覺醒會增加統治集團的壓力，迫使中共上層的分行改組，迫使習近平下台，對此，《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蔡霞已經指出，中共目前就是政治殭屍，因此對中共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已不抱幻想。 他說：「她（蔡霞）就特別談到，就靠中國共產黨，基本沒有力量，因為習近平這個獨裁者已經把黨打散了，人和人之間沒有正常的交換意見的空間和氛圍，因為不能互通聲氣，因此就很發起集體行動。但是她是呼籲，黨內的元老、現任的常委能不能再一次為這個國家做點什麼事，把這個人請下去。這樣子還有希望。她還警告說，如果現在不這麼做呢，那將來肯定會導致災難。」 但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認為，不應該對中國的民主變革徹底絕望，因為一旦變革到來，這是任何人也擋不住的。 他說：「也就是說到這個國家要變、人心思變的時候，實際上體制裡頭的人、體制外的人、體制里和體制外結合部的人，他們都會有一些機會觸發偶然事件，但是一旦這個機會啟動之後，我覺得有兩點：第一點就是牆倒眾人推，有的人是出於利益推，有的人是出於理念推；第二點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很多人的思想在這個過程中發生變化，開始可能沒想把這個體制周掉，但是隨著在這個互動過程中，一步一步得出結論，最後就到了結束這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