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官員落馬
自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進入黨魁第三任期,一大幫號稱習家軍的親信佔據中共高層,外界視之為習權力穩固的標誌。但習的第三任期未過半,這個親信軍團已大面積崩壞,顯示內部不穩。而由於習只信「熟人」,體制上又沒有民主法治保障,這種「熟人政治」註定爛尾(因故停擺)。 「親信軍團」崩塌 中共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有205名中央委員、171名中央候補委員。 據中共官媒報導,他們都是習親自把關的,屬於廣義上的習家軍。包括從原來江派、團派收編,還有一些派系背景不明的技術官僚。狹義的習家軍,就是早年與習有直接交集的一批「熟人」。 二十屆中央成員中,在過去兩年間許多人紛紛落馬或失勢。 官方正式宣布落馬的副國級官員有前國防部部長李尚福、前外交部部長秦剛。秦剛曾是習近平身邊的外交紅人。 落馬的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是公認的習家軍代表,福建幫成員。 正部級高官有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他曾以習近平特使身份出訪。 中央候補委員中,正式被宣布落馬的有上海市委常委朱芝松,火箭軍參謀長孫金明,雲南常委常委李石松,青海省委常委楊發森。 近年中共對高官處理手法隱秘,以所謂「四種形態」區分問題輕重,做不同的處理。表現在外面,就是有些高官突然被免後不知去向,有些人缺席重大會議原因不明,有些提前退居二線,有些非正常死亡等等,事實上都是落馬的另類表現。 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之後,官員頻頻「被失蹤」,這一方面體現了中國無法治,另一方面是權力傲慢,習在權力運用上更加肆無忌憚,不講章法。 比如火箭軍政委徐忠波在2023年7月被免職,沒有講原因,也沒有新的任命。2023年7月31日起,時任戰略支援部隊巨干生缺席多個重要場合,同期傳出他接受調查,他後來又現身,但到2024年4月,戰支部隊被撤銷,巨干生變相被解職。 2024年底有四名上將缺席新任陸軍政委陳輝的晉陞上將儀式,包括陸軍司令員李橋銘、海軍政治委員袁華智、武警司令員王春寧,以及被陳輝替代的前任陸軍政委秦樹桐,他們都是現屆中央委員。 近期連續缺席重大場合的中央正部級高官,還有工信部部長金壯龍、中央軍委融合辦常務副主任雷凡培,兩人是中央委員,屬於習的軍工幫人馬。同是軍工幫的中船集團董事長溫剛最近被免職,去向不明,他是中央候補委員。 火箭軍副政委丁興農是中央候補委員,他在去年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遞補中央委員時被跳過,說明也已出事。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董事長袁潔是中央候補委員,有消息說他2023年9月在北京機場被中紀委人員帶走。2024年4月12日,航天科工集團新董事長陳錫明上任,但官方沒提袁潔去向。 2024年12月11日,中共海關總署在晚上發出十分簡單的訃告,稱署長俞建華因突發疾病搶救無效於10日離世,年63歲。但網傳俞被紀檢約談後於辦公室輕生身亡,而原來《吉林日報》在12月11日頭版左半邊刊出吉林省領導與俞建華舉行工作會談一文亦被撤下。這表明俞之死因或如傳言。俞是現屆中央委員。 還有一些明顯被貶職的中央委員,算是軟著陸。比如今年1月18日,中國社保基金會書記換人,64歲的丁學東被免職,由比他還大四歲的前財政部部長劉昆接任。丁學東是李克強時期的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韓正大秘。 2024年6月,未到退休年齡、63歲的景俊海被免去吉林省委書記職務,之後轉任全國人大副主任委員,提前退居二線。景俊海歷來被指是習近平的政治親信,曾在陝西為習父習仲勛擴墓建陵而被習視為有功。 這樣算一下,本屆中央委員會中至少已有20人屬於問題官員。 此外,2024年5月初被免職的中共衛健委主任馬曉偉,之前曾傳被從北京協和醫院高幹病房帶走。易會滿2024年2月7日突然被免去證監會前主席職務,他未滿60歲,被猜測要為股市「跌跌不休」背鍋。網上曾傳「A股退市公司康得新股東朱永國實名舉報前證監會主席易會滿涉嫌瀆職犯罪」。他們都只是被免去本職,進入人大或政協,屬於軟著陸。 習親自晉陞的上將逾十人出事 中共建政靠槍杆子,習近平穩固權力,威懾反習勢力,也靠軍隊。歷代黨魁掌軍靠的主要是以利益收攏軍心,首先是將心,首先就靠晉陞將領,派出官帽。以上將為例,比較江、胡、習各自掌軍時期:江升79上將;胡升45上將;習至2024年底已升79上將。 習近平在第一任期拿下的將領,都是江、胡晉陞的,用人責任不在他。但最近幾年習不斷拿下自己親自晉陞的上將,落馬已坐實的就有5人,可能受查的還有近十人。這種情況也是史上罕見的。 目前已坐實出事的5名上將,包括前國防部長魏鳳和,前國防部長李尚福,還有空軍前司令員丁來杭、火箭軍前司令員李玉超、火箭軍前司令員周亞寧、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 魏鳳和是習近平上台後晉陞的第一個上將。而丁來杭和苗華都是在福建服役時就和在同地任職的習近平交好。 近期缺席重大場合的上將,除了前邊提到的李橋銘、王春寧、秦樹桐、袁華智。被傳過出事的還有秦生祥、韓衛國、王家勝、徐粉林、魏亮等四名退役上將。 習近平剛上任時就重用秦生祥,將秦提拔為軍委辦公廳主任,掌管中共軍委的中樞系統,之後秦又操盤軍改。 韓衛國缺席了2024年12月31日在北京舉行的新年茶話會,而這一活動通常是退役上將公開露面的重要場合。韓衛國和苗華一樣,也出身前駐福建第31集團軍。 王家勝是火箭軍前政委,早前也被指受前年爆發的火箭軍窩案牽連。 更早在2018年8月,港媒《明報》報導,南部戰區政委魏亮和原廣州軍區司令徐粉林,遭降級退役。兩人均與自殺的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張陽有某種關聯。 「熟人政治」註定短命 在習的第一任期,2015年,親北京港媒《東方日報》曾指出,「習近平愛用熟人。」這其實不是一名褒語,而是有貶意,暗指習心胸狹窄,用人視野不寬,疑心大,容易對身邊人猜忌。 當年習近平在浙江主持召開華東七省市黨委主要負責人座談會議,其隨行的五大貼身親信名單中,除了王滬寧、栗戰書、劉鶴和丁薛祥之外,還有時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何立峰。何立峰是習近平微時朋友,在廈門和習一起工作,參加過習和彭麗媛的婚禮。 現在眾所周知的是,號稱嚴禁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的習近平,其實最懂這一套,但他拉的必然是「熟人」。筆者稱之為習的」熟人政治「,是一種政治策略。 因為習有用人惟熟的特點,後來習家軍佔據中共政權關鍵位置,很多人是其微時的朋友、同學,或者跟隨多年的舊屬,或家族故交。故此,在中共二十大後,習家軍分出浙江幫、福建幫、陝西幫、清華幫、黨校幫等等,代表人物都是習的「熟人」。 福建幫的代表除何立峰之外,還有現任政治局常委蔡奇、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公安部部長王小洪等。浙江幫有總理李強、天津市委書記陳敏爾、剛退休的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陝西省委書記趙一德、國安部部長陳一新、習的前軍中大秘鍾紹軍等等。習的清華大學同學陳希、舊時河北同僚栗戰書,都為習固權立下汗馬功勞。 習為了用「熟人」,還讓本已進入退居二線狀態的親信重返要職。比如宋濤67歲從中聯部部長轉入全國政協之後,又復出任國台辦主任至今。夏寶龍從浙江省委書記退下轉入人大,後來又復出晉陞副國級,並擔任港澳辦主任,今年他已72歲。應勇從湖北省委書記退下後,又復出任最高檢察院檢察長,這幾人都是習的早年「熟人」。 不過,習玩「熟人政治」,圈定的是熟人,暗藏一種危機就是:人情不是永恆的,古今中外多少熟人朋友最後反目? 故此,習的親信現在走紅是一回事,將來能否實現安全著陸又是一回事,將來的下場可能會很悲慘。像何立峰雖貴為習的近臣,但他在廈門和天津,都留下貪腐醜聞,日後在習家軍內鬥中,就會有人用黑料整垮他。秦剛據說也是這樣下台的。 習的「熟人政治」,只相信熟人,還有一個對他而言最大的危機,就是即便他能再任一屆,他的「熟人」已經基本退休,官場上佔主流的都是習的「陌生人」。這些人和習沒有深的交情,只是為了政治利益媚習,更會是陽奉陰違的「兩面人」,這是習向來最顧忌的。但是時間也推到這一步了。 像新任國防部部長董軍,到今天還不是軍委成員和國務委員,就是因為他不獲習的信任。 如今在習家軍中,栗戰書、劉鶴已退,陳希勉強超齡留用,放在中央黨校校長這個位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超齡留用,但盛傳他是元老派拉攏的實權派,關鍵時間會對習有威脅。1959年生的原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去年底已退休。外交老將王毅過兩年也不可能陪跑了。 習當然也會用「熟人」的「熟人」,比如栗戰書、蔡奇、何立峰的自己的人馬,但這些人對習本身的忠誠會大打折扣。 到2027年,假如還有中共二十一大,到時留下的習的「熟人」就寥寥無幾。如果在這個時間點前後要做侵入台灣的「大事」,由於各大關鍵部位都是「生人」把控,中共內部更容易生變,出現針對習的倒戈。 反腐變奇恥大辱 前邊講到,中共官媒在二十大後曾公開宣稱,這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都是習親自把關、審定的,習當然一直擔心自己創建的中央人事大盤崩塌,所以會極力護短、護盤,比如對秦剛和苗華。估計這兩人都是被習家軍內部政敵舉報、爆黑料,習才不得不處理。但從客觀上看,習重用的是自己人,出事的肯定也是自己人,這無形中又使反腐進入了一種類似商場上的「殺熟」的模式。 習因為三年動態清零防疫政策,鬧得天怒人怨,最後又自打臉,放棄自己一直強硬堅持的動態清零,他其實已權威掃地。現在人事大盤又出事,習特別害怕將自己識人不明、用人不智的問題,公開攤在全體國民面前,這甚至是「自殺」作為,只是一時看不到後果。 今年1月6日,習近平在中共中紀委四次全會上大談「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須說到做到」。意思就是,陽奉陰違的「兩面人」太多了,要加大打擊力度。他變相承認了自己憶被「兩面人」包圍。 習近平還沿用過去的套話說,「反腐敗鬥爭形勢仍然嚴峻複雜」,「任何猶豫動搖、鬆懈手軟或半途而廢,都將犯顛覆性錯誤」。 對於號稱「偉光正」的習近平來說,這場因對被顛覆的恐懼而停不下來的反腐大戲,到了最近兩年捉自己人,已演變成他的奇恥大辱。他現在宣布繼續加大反腐,只是將反腐變成一個遮羞布。 由於習靠「熟人」幫助固權的特點,並無長期統治的體制保障,獨裁人治反而強化,習的「熟人」三年之內幾乎消失,他與「新人」無法取得互信,其垮台也進入倒計時。至於習倒台之日,是否就是中共政權崩塌之時,筆者之前就講過,那應該是同步的,因為共產主義已是破產的意識形態,中共靠強權維持穩定,在號稱「強人」的習近平之後,已無人能夠撐持這一爛局,必然會改朝換代。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全文轉自上報
本月24日,隨著中共政權的 「前反恐專員」劉躍進被最高檢察院宣布以「涉嫌受賄罪」逮捕, 牆內牆外媒體都對這位「副部級公安虎」給以了足夠的關注。各媒體之所以都要特彆強調這位劉躍進的「副部級」, 是因為 「專員」不是一個被人熟知的官銜,所以才要突出強調一下這個劉躍進不是一個普通「專員」,而是一個副部長級的「專員」。 眾所周知,只有副省部級以上的貪官才有資格被稱為「虎」,從正廳局往下直至副村長級的各級污吏全都被稱之為「(蒼)蠅)」—-「典」出自習近平的「打虎拍蠅」。 說起來,劉躍進退居二線前的「反恐專員」頭銜的全稱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專員」才對,因為他的這一頭銜是為代表中共國就反恐工作對外聯絡時使用的,他本人在「退居二線」之前的內部職務是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專職)副組長兼國家反恐辦主任。在劉躍進之前,這兩項職務是由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劉偉(武警少將)兼任的。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的各類「領導小組」成員的任命,都不會在任命的同時就對外宣布。所以某人被安排兼任(專任)了某個領導小組的組長(副組長)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被外界所知是常態。而劉躍進的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身份,就是在他已經實際主持了兩年多時間的這一小組的日常工作之後才因為全國反恐會議的召開被公開的。而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一向都是由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兼任,那副組長至少也是要副部長級才是。 牆內的百度有「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詞條,內容是: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的前身是2001年成立的國家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 詞條中介紹:2002年,公安部成立反恐怖局,負責研究、規劃、指導、協調、推動全國反恐怖工作,地方也相應設立機構,國家反恐協調小組辦公室也設立在公安部反恐局,承擔協調小組的日常工作。 2013年國家反恐怖協調小組升級為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組長由國務委員、公安部長擔任,下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反恐辦) 和反恐作戰計劃處等部門。協調小組側重於協調相關的反恐職能部門來進行反恐工作,調整為領導小組之後,小組的「領導統籌」職能增強,職責範圍有所提升。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由固定成員和非固定成員兩個部分組成,固定成員包括外交、公安、安全、武警、總參等專業的反恐職能和統籌部門,而像交通、民政、衛生等部門為不固定成員,起到輔助性作用,滿足國家反恐工作的整體部署和需求。反恐辦是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的(常設)辦事機構。 要說明的是百度的這一詞條大致是2018年左右編成的,日後再未及時修正。所以詞條中列出的當時的該小組的組長還是時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趙克志。副組長還是:孟揚(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陳文清(時任國家安全部部長兼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樂玉成(時任外交部副部長)、陳光軍(時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助理兼情報局局長)、王寧(時任武警部隊司令員兼中央政法委委員)、劉躍進。 當年劉躍進以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身份兼任其常設辦事機構反恐辦主任的那幾年裡,一直都是專職。也就是說,劉躍進退居二線之前是中共國的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日常工作的主持人。 要不怎麼說他是中共國的「國家反恐一哥」呢。 牆內騰訊網的一篇追蹤報道劉躍進的文章介紹了他的簡歷,說生於1959年的劉躍進,「原籍湖南寧遠,出生於廣西桂林,15歲參加工作,很早就在生產隊從事生產勞作,後來還當上了桂林大河公社的生產隊長。不過,在生產隊工作幾年之後,劉躍進搖身一變,居然成了省廣播電台的編輯。」 請注意,原籍湖南,出生於桂林,而且是15歲「參加工作」。這就說明當時的劉躍進並非是桂林當地郊縣的原本就是農村戶口的「返鄉知青」,而是「下鄉插隊」的「城市知青」。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才知道,凡是下鄉插隊之後被招工、招干返城,或者參軍、上了大學的,下鄉插隊的時間是會被計入「工齡」的。所以從下鄉插隊的那一天開始就算是「參加工作」。 對照一下習近平的簡歷,寫明是「1969年1月參加工作」。而1969年1月是他被毛澤東的基層爪牙們當成「反革命狗崽子」趕出北京的時間,被迫前往的地點是陝西延安梁家河。 也就是說,比習近平年輕6歲的劉躍進居然也是「知青」出身,趕上了「城市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後半期。 騰訊追蹤報道劉躍進的記者應該是比較年輕,對「文革」史全然不知,所以寫出「在生產隊工作幾年之後,劉躍進搖身一變,居然成了廣播電台的編輯」這樣的話。事實上當年下鄉插隊的城市知青隨時被「招干」回城當幹部也好,當教師也好,當編輯也好,都是再正常不過的——因為當年的大學畢業生少得可憐。比如當年和習近平同乘一列西去列車到陝西插隊的王歧山,就是在1971年「搖身一變」成為陝西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日後在此崗位上又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 至於劉躍進,人家當年從廣西人民廣播電台編輯崗位上通過正式高考進入西南政法學院,而且還如願進入該校當時最熱門專業,首次招生的刑偵專業,足見他在當時的同齡人里,實際文化程度是屬於姣姣者。 西南政法學院四年學習期滿後,劉躍進參加了全國統一分配。按照如上騰訊文章的介紹:大學畢業後的劉躍進從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的普通幹部開始爬升,歷任天津市公安局團委書記,天津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副局長,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副局長,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副處長,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正處級偵察員,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處長,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兼刑偵局局長。 劉躍進是2001年初從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正廳局級)調升公安部的,歷任公安部辦公廳主任,武警學院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長(正局級)、公安部禁毒局局長。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黨委委員,一個月後其行政職務也升了半格,被國務院任命為公安部部長助理。 2015年01月,劉躍進被宣布以公安部部長助理身份兼任國家禁毒辦常務副主任,3個月後又被宣布兼任國家禁毒辦主任。當時的公安部網站曾刊登一則消息,說是(2015年)5月11日,國務委員、國家禁毒委員會主任、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出席國家禁毒委員會全體會議暨全國禁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並講話。國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國家禁毒委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劉躍進彙報了2014年以來的禁毒工作。 當年12月,劉躍進被國務院宣布免去了公安部部長助理職務,在公安部網站上只標示他以公安部黨委委員身份任反恐專員。次月,他便被授予副總警監警銜,自動宣布了他已經正式晉陞副部長級。 說明一下, 中共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推出警銜制以來,就一直將警銜分為五等十三級,最高一級即總警監只有一個,就是當屆的公安部部長。而所有公安部副部長包括正部長級的副部長以及其他享受副部級待遇的(比如政治部主任)都是副總警監。另外因為所有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公安廳(局)的一把手均為副省部級,所以也都是副總警監銜。簡言之,公安部的副部長是和下面省級公安廳(局)的一把手平級。也就是說,副總警監等於副省部級。 前面引述的騰訊的文章中還特彆強調了劉躍進是公安部首任,也是至今唯一一任的反恐專員。筆者讀到的其他牆內牆外媒體感興趣劉躍進的文章,不少都是照抄這一說法。其實是不對的。 截止目前,被中共政權授以「反恐專員」頭銜的至少還有一個岳修虎,此人從今年六月開始的現職是公安部黨委委員、反恐專員(副部長級),副總警監警銜。這從公安部的官網中是可以查到的。 此人出生於1973年4月,是公安部現有領導人中最年輕的一個。199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的他,居然還在2001年至2002年,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當了近一年時間的「客座研究員」。研究什麼就不清楚了。從他大學畢業後長期的國務院發改委工作的經歷看,應該是研究經濟大類里的什麼東東吧。反正肯定不是研究「反恐」。 此人是2020年10月開始被外放雲南省擔任正廳級職務的, 2023年1月「當選」雲南省副省長,併兼任雲南省公安廳廳長及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副省長的這種工作分工,甚是奇怪。是為了證明此人 「文武雙全」? 不過雲南副省長只當了1年5月,這個岳修虎就被調回北京,擔任現職。其實今年6月初牆內曾有好幾家媒體關注過這個岳修虎的新職。 而在劉躍進與如今的岳修虎之間的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國家反恐辦主任則是劉躍進在西南政法學院刑偵系的學弟杜航偉。此人倒是沒有被同時宣布為「反恐專員」,但至今還是上合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的中方理事。 也是和劉躍進一樣,這個杜航偉在主持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日常工作的同時,也還兼任著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 去年3月,61歲的杜航偉在副部級崗位上到點下車,被安排佔了一個全國人大的社會建設委員會的委員名額。 回過頭來繼續說劉躍進的那點事。 縱觀劉躍進的如上簡歷內容,前期發跡在天津,後期被重用在北京。關於他在天津給臭名昭著的時任天津公安局長武爺武長順當馬仔的那段故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介紹。 我們已經注意到,劉躍進進入公安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部辦公廳的主任。雖然部辦公廳主任也是正司局級,便和其他司局的一把手相比,晉陞部長助理然後再晉陞副部長的機會肯定更大。當然,公安部所屬司局裡,也有和部辦公廳的重要性一樣,甚至可以說比部辦公廳更牛掰的一個,那就是一局(政治保衛局)。如果說公安部的黨委委員里有一個局長的話,那就是一局局長。孟建柱把持公安部時期曾擔任過一局局長的孫力軍就是當時公安部黨委委員里唯一的局長。 我們都知道,已經被判處死緩,到他們公安部自己管轄的秦城監獄裡與前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司法部部長傅正華相依為伴、抱團取暖的孫力軍當年從上海調入公安部後,首個崗位也是部辦公廳,只是因為此前在上海的級別太低,所以當時調他進京的部長孟建柱擔心在部里引發眾怒,只能讓他先委屈在副主任的位置上過度一下。而早於孫力軍調入公安部的劉躍進因為此前就已經是正司局待遇的市公安局副局長,所以進京出任公安部辦公廳主任屬於平調。 孫力軍一經進入公安部,其政治能量立刻就比他的前輩劉躍進高出了好幾個數量級。 關於孫力軍是如何在公安部發跡的故事,筆者在兩年多前已經為本專欄陸續撰寫了《孫力軍在上海時 曾自詡是”韓市長的英文秘書”》、《孫力軍案中 高級警渣知多少?》、《中共公安部官場:真正的高危職業》、《下一個被公開的「孫力軍政治團伙」成員會是誰?》、《犯了死罪的孫力軍是否還會被習近平下令留活口?》等系列文章。 截止2022年底,所謂「孫力軍政治團伙」里的7名成員已被判刑:孫力軍因受賄6.46億元,被判死緩;原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司法部長傅政華,受賄1.17億元,被判死緩;原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立科,受賄4.4億元,被判死緩;原公安部副部長、國家安全部紀委書記劉彥平受賄2.34億元被判死緩;原上海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龔道安,受賄7,343萬元,被判無期;原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鄧恢林,受賄4,267萬元,被判刑15年;原山西省副省長、公安廳長劉新雲,受賄1,333萬元,被判刑14年。 而在此之前,從公安部歷任副部長里陸續抓出的所謂「公安虎」,至少還有李紀周、鄭少東、李東生、孟宏偉及楊煥寧(正部長級)。他們中間,除了楊煥寧,其他也全都在秦城城監獄裡「安度晚年」 呢。 日後,公安部的歷任正部長里,除了高就中央政治局常委卻仍未逃脫被整肅命運的周永康,是否還會再有落馬者不好說,但曾經或正在公安部系統任職的副總警監們,肯定還會有跟在劉躍進後面陸續被整肅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杜航偉。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拭目以待就是了。更多的介紹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原本不想寫袁凌,但昨天在某群里見到一個媒體行業的天問,就莫名想寫幾句。 這個天問是:如果一個地方的市委書記或者市長落馬,跟線記者會怎麼看待自己寫過的新聞與社論? 按照一般地方紙媒的規矩,跟市委書記與市長的文字記者各有一人,基本都是領導眼中最優秀的記者,而且報社內部的認可不夠,還需要上面的全方位認可,才能承擔此「重任」。在百度上隨手一搜,宿遷、通遼和九江等城市都有數任市委書記落馬,貴陽等則有數任市長落馬。這些事情本不罕見,但在地方報社的層面,就頗有可能出現一個跟線記者歷經幾任落馬官員的情況。 對於這個問題,我倒是沒太多貶低的看法。這年頭大家都是打份工,記者也是人,也得養家糊口。領導讓你干這事兒,有多少人能堅持不幹、自甘淡泊呢?終究不是殺人放火作姦犯科,僅僅是本職工作而已。有人會嫌那些稿子不好看,但這也不是記者本人能決定的。落馬官員的那些事兒,小小記者參與進去的可能性很低,除非是那種真正長袖善舞的人。大多數人最多在內部提拔中占點優勢而已,更何況能成為這樣的跟線記者,原本就是領導眼中最強、提拔幾率相對較大的。 但靠文字吃飯的人,往往比別人多一分顧忌,畢竟白紙黑字留下了印記。自古以來,中國文化人就處於一種兩難境地,有時因言獲罪,有時又因為阿諛留下罵名,要在中間取一個平衡,看著路很寬,實則不容易。當年馮友蘭加入「梁效」,被妻子痛斥為「天快亮了尿炕」,固然可笑,但在那個歷史情境下,也難免令人唏噓。 做記者也是這樣,調查記者幾乎絕跡,大多數人其實都是混碗飯吃,但今天吹捧的官員明天落馬,去年大肆渲染的招商舉措或市政工程今年沒了動靜,在各地都不少見。 當年新聞界有句話,說一個好記者的職業生涯,起碼要留下一些幾十年之後再看,仍然能讓自己心潮澎湃、感覺不枉此生的報道。這個要求顯然太高了,沒有多少記者,能有勇氣細細考究自己過往的報道,哪怕是一兩年前的。 所以,靠文字吃飯的人,最應該敬畏的從來不是錢,而是體面與尊嚴。別的行當原本也應該如此,但一個跑銷售的,靠點頭哈腰喝酒應酬換取訂單,往往結果大於過程,不會留下太多痕迹,如果自己覺得值得或者無所謂,那就真的無所謂。寫字的人不同,白紙黑字留下了,一時褒貶要承受,一世褒貶也要承受。我就有不少朋友,因為不願捨棄體面與尊嚴而離開原本旱澇保收的媒體崗位或者機關單位。有人會覺得這樣的體面和尊嚴十分無謂,但人生在世,各有所需,有些人求的無非是個安心。 袁凌就是一個安心的寫作者。數年前,我就讀過袁凌的作品,那是用盡心力的採訪和寫作,容不得取巧。我有不少朋友都認識袁凌,不過我一向隨性隨緣,倒沒有搭橋結識的想法,但他這幾年的書,我斷斷續續都讀過。 前幾天刷屏的那篇《一個貧窮的作家決定重新找工作》,我沒有轉,因為並不太喜歡有煽情成分的流量式標題和文中的一些寫法。 寫作者窮不窮,其實因人而異。一來跟領域有關,暢銷書作家肯定滋潤,不太暢銷但勤快的也能積少成多,二來跟時勢有關,比如當年網路歷史寫作大潮就捧紅了《明朝那些事兒》,穿越和盜墓等網路文學的風潮又讓一批網路寫手幾世無憂,即使是嚴肅寫作,前些年互聯網大廠們有錢的時候,也建立了一系列平台。 但不管什麼時代,袁凌所選的都是一條叫好不叫座的路——非虛構寫作。 網路圖片 真正的非虛構寫作,需要花費巨大的精力。漂泊在路上的採訪,與底層的細緻接觸,大量資料的梳理,還有字斟句酌的寫作,加上漫長的出版審校流程,還要考慮審查因素,一本書能出來實在不容易。至於銷量,讀的人都會叫好,但大多數人一無所知,他的題材天生就與暢銷書絕緣。 昨天還看到有人說,國家會扶持寫作,袁凌為什麼不加入作協、領取各種項目基金呢?這就是典型對寫作完全無知者的想像,如果袁凌是這樣的人,也不可能寫出那些作品。而且,袁凌並非沒有機會賺錢,2003年考取清華博士,32歲成為新浪網新聞中心副總監,都是成為普通中產的機會,但他另有所求。 從朋友們對袁凌的描述來看,他反而是這個社會上難得過得安心的人。 他並非真的貧窮,日子不是過不下去,他的年收入甚至比許多這兩天關心或嘲笑他的人還要高。我的朋友張豐說得對:「袁凌要『重新找工作』,是因為預感到圖書市場滑坡,想找一份編輯的工作補貼生活,可以更從容地寫作。他還有不少想寫的主題,談起那些,他的眼裡就會有光亮。」 他固然沒有房沒有車沒有北京戶口,但他仍然有一面牆都是書的書房。張豐還寫道:「有一位年輕的寫作者,無比羨慕袁凌有一個和他志同道合,同樣喜歡非虛構寫作的妻子。」 對於袁凌來說,最大的困境並不是生活,也不是書是否暢銷,而是有可能無法出版「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就像張豐說的那樣:「這個社會已經有一套體系,確保以『說出真話』為職業的人,不能過比較富裕的生活。」 我對袁凌最大的敬佩,是他作為一個名氣極大的寫作者,居然沒有自己的社交媒體(這也成為許多人眼中袁凌「不懂社會」的證明)。可是,一個人要有多大的堅持、自信與專註,才能拒絕社交媒體啊?起碼,我就不可能做到。要是寫了個十萬加,我還會沾沾自喜一下,跟編輯探討出版時,偶爾也會提到「如何好賣」,我這樣的俗人,恰恰證明了某些人的可貴。 最重要的是,袁凌是安心的。他從不需要擔心,自己的寫作對象會在一夜之間身敗名裂。二三十年後,他仍敢於翻開自己的作品,回顧自己的一生。 我曾經跟一位朋友探討過「為何要寫作」這個問題,我們的答案是一致的:「很多年後,當自己的孩子翻開父親的書時,仍然會對父親有一份尊重而非鄙視。對於孩子來說,這遠比錢更重要(當然,我是個俗人,表示錢仍然很重要)」。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那些原本是廢話的常識
前國防部長李尚福落馬近一年後,當局終於公告了他的所謂罪行和處理意見,給予其開除黨籍軍籍以及取消陸軍上將軍銜的政治處分。這個結果或許並不出乎外界預料。不過,李的前任、已經退休兩年的原防長魏鳳和也出現在和李遭同樣開除待遇的腐敗高官名冊里,多少讓外界有些訝異。 儘管在李出事後,輿論一度傳出魏涉火箭軍的腐敗案,但今年春節當局對老幹部的慰問,魏亦在列,熟悉中國政治事務的人都知道,這大概表明魏已經沒事了。 不像李——其實也不像絕大多數落馬的官員,魏此番被查沒有一個「前奏」,先宣布他落馬,過段時間再公布所犯何罪及處理結果,而是直接進入「高潮」,和李一起同時宣布受處置。當局這樣做是其內部事情,但有一點則再清楚不過,中共有腐敗嫌疑的官員,一抓一大把,就看抓不抓。李和魏是前後兩任防長兼國務委員,位列副國級,魏雖在胡錦濤時代發跡,然而被提為防長兼國務委員,是在習近平時代,李更是一手被習提拔,視為習之親信。兩位軍隊要員先後出事,如果再加上原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以及一大堆將軍,你會覺得軍隊大面積的腐敗現象是個別和偶發的? 落馬高官數量躍升徹底說明當局反腐失敗 可笑的是,當局早早宣稱反腐敗取得了壓倒性勝利,從落馬官員的數量一年比一年多來看,確實是「壓倒性的」,但卻一點都稱不上「勝利」,如果真的是「勝利」,應該在某個峰值之後被查處官員逐年下降才對,而不是逐年上升,而且是快速上升,後者表明腐敗越來越嚴重。當局到2022年20大召開前,反了10年腐,抓了大批腐敗官員,在20大前的幾年,落馬高官的數目似乎在下降,然而,這種情況20大後逆轉,2021年,被查處的中管幹部有25名,2022年增加到32名,2023年又大幅增加到47名,其中包括3名省部級官員,今年上半年這個數字躍升到37名,其中省部級官員7名。被查的官員有退休多年的,也有現任在職的,還有退居二線的,領域也是遍布各行業。 此種情形徹底說明當局的反腐敗是失敗的,失敗的原因不是它沒有認真去反腐,而是在一黨專政乃至一人獨裁之下,是不可能解決腐敗問題的,更不用講去消滅腐敗。道理簡單得很,黨專政本身就是一種制度腐敗,個人獨裁則是腐敗的絕對形式,皇帝不受任何制度——不管是成文的還是約定俗成的——約束,以為通過強力反腐,可以讓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員不效法自己,成為一個個小皇帝,廉潔親民,勤政幹事,實則是辦不到的,當局12年的反腐已經表明了這點。然而,當局吹噓它探索建立了一套有效抑制腐敗的機制和體系。 儘管如此,反腐失敗並不妨礙中南海把它用於排除異己、打擊政敵、個人效忠的政治鬥爭的工具。在李尚福和魏鳳和的案例中,官方新聞稿出現了過去罕見的幾乎相同的表述:(兩人)「身為黨和軍隊高級領導幹部,背棄初心使命、喪失黨性原則(指李)/信仰坍塌、忠誠失節(指魏),其行為辜負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重託,嚴重污染軍隊裝備領域政治生態和行業領域風氣(指李)/嚴重污染部隊政治生態(指魏),給黨的事業、國防和軍隊建設,以及高級領導幹部形象造成極大損害,性質極其嚴重,影響極為惡劣,危害特別巨大」,差別只在上面標註的某些用詞上。這種帶有政治判定的表述,當然服務於某種特定的政治需求。從李、魏二人的處理結果在三中全會前不久,且和政治局會議同一天公布來看,這個政治需求明顯和三中全會有關。 中南海害怕三中全會出現要求檢討政治路線 不只李、魏,今年被查處官員的數量之多,事實上也可從這個角度去觀察,尤其最近兩月,幾乎到了每兩三天就有一個中管幹部落馬的地步,這在以前是不多見的。為何當局三中全會前刻意在反腐上顯示「零容忍」態度?這不排除中南海已偵查到黨的幹部隊伍特別是高級幹部里,對現行政策的某種不滿浮出了水面,會借著三中全會這個場合「非議」中央的大政方針,甚至要求檢討目前的政治路線。如果在全會上出現這種苗頭,即便被當局強力壓制和撲滅,對中南海的權威也是一大警訊。而要避免此種情形,不讓三中全會開成對中南海政治路線的檢討,就當局工具箱中的打擊武器來說,還是要抬出反腐這一招,多懲辦幾個所謂的腐敗官員。 這是中南海對官員上的一根政治絞索。但是只有反腐可能還嚇不到一些官員,且打著反腐旗號要讓黨員幹部不說話,也顯得不那麼合理合法。中南海還有另一政治絞索,即用黨建尤其是政治建設強化對幹部群體的紀律懲戒。外界看到,政治局會議當天,24名權力體系的成員也就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進行第十五次集體學習。習在主持學習的講話中強調,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將長期存在,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全黨必須永葆「趕考」的清醒和堅定,以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為有效途徑,不斷把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向前進。如何推進?中南海的辦法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政治高壓稍鬆懈,政治權威基座將鬆動 黨的建設曾被毛澤東捧成中共打天下贏天下的「四大法寶」之一,而所謂的黨建在毛看來,不過是把中共改造成一個沒有半點個人自由意志、聽命於毛的毛式政黨,這樣黨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戰鬥力。中共共產革命的勝利確實證實了這一點,即毛對中共的改造是成功的。如今,中南海依葫蘆畫瓢,要再次撿起這一手,某種程度上也成功了,黨內派系被清除,異議被壓制,反對是不可以的,在所謂統一思想和集中統一領導之下,形成了一個新的獨裁體制。但是,中南海的新獨裁和毛式獨裁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權威的確在黨內得到了多數自覺的擁護,且那時中共和它的黨員還帶有某種理想主義的成分,當然,毛能做到這點,條件是中國處於一種鎖國蒙昧狀態。 然而,現今中南海的政治權威並不是靠事功和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讓黨員自覺服從而取得的,相反,靠黨的政治紀律,壓制不同意見,打擊不同政治勢力才得以建立起來,但這也就決定了其政治權威內在的不穩定性,只要外部的政治高壓稍稍鬆懈,政治權威的基座就會鬆動,很容易坍塌。因此,要強化政治權威,需不斷地在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強調政治學習、政治建設,強調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 不幸的是,對中南海來說,由於經濟持續不振和社會瀰漫的對未來的悲觀情緒,其政治權威也在快速消退,此次三中全會當局重舉改革牌,目的是提振全黨以及社會對當局的信心,但這也就給了黨內不滿中南海的力量一個合法要求檢討黨的經濟路線甚至政治路線的機會。這會不會讓會議起某種變化,越出中南海事先對會議劃定的基調和掌控?當局不能不對此保持警覺,並用黨的政治紀律來約束全體黨員特別是高級幹部。 因而,外界也就看到了當局的上述動作。打著反腐和治黨的旗號,從正當性來講,讓黨內不滿勢力不好發作,忌憚被扣上反對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進而是反黨的帽子。假如有官員不怕被戴上它,還有腐敗這頂帽子等著扣在頭上。從政治現實出發,在這兩頂帽子或兩根絞索麵前,難以想像有官員還敢在會上公開挑戰現行路線,而中南海要的,就是會議上假裝的政治團結,不能有非議聲音出現。如此,三中全會將被當局宣傳為一次成功的會議,中南海的政治權威再次在全會上得以印證。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近期,中共廣東省委出現人事調動,省委組織部長和省委統戰部長分別被調往北京任職。另外,一周前,廣州、惠州、珠海及汕頭等地十名官員同一天落馬。 最近,廣東省出現大規模人事變動。中共廣東省組織部長程福波卸任的同時,出任中國兵工集團董事長。據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官方網站4月30日發布消息,當天,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召開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大會。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同志宣布了黨中央關於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任職的決定:程福波同志任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相關職務任命,按有關法律和章程的規定辦理。 公開資料顯示,程福波曾在成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高層任職。2020年7月出任陝西省副省長、省委組織部部長。兩年後調任廣東省組織部部長,直至今年最近接掌軍工企業大權。 與此同時,廣東省委統戰部部長王瑞軍最近出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5月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官網「領導之窗」顯示,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出現王瑞軍的名字,他在9名副部長中排名第8。現年53歲的王瑞軍,1993年起在交通部科技司、海事局、公路科學研究所等處任職,2020年先後出任韶關市長、市委書記,2022年5月當選為省委常委,其後出任省委統戰部長。 中組部及統戰部屬中共關鍵部門 據一位不願披露姓名的學者告訴自由亞洲電台,此次廣東官場換班與中組部同軍方的人事調整有關。他說(以下聲音由智能合成):「這次軍方出現人事調整,包括火箭軍將領被撤換,各大戰區也在換將,董軍出任國防部長,這是因應國際新形勢的需要。以哈衝突、俄烏衝突,加上中菲軍事摩擦,南海、台海都不太平,現在的形勢不容樂觀。」 就在程、王兩人升遷之際,廣東10名廳級官員在4月30日一天內落馬。據南方網、第一財經等網站報道,廣州港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李益波;廣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原總經理陳宏偉;惠州市博羅縣委常委王玉添;惠州市惠東縣統戰部部長賴文輝;汕頭市政府辦公室二級巡視員吳先宏;原汕頭市環境保護局局長劉長有;珠海市衛生健康局黨委書記徐超龍等10名中層官員被紀委監委調查。另外,廣東省衛生健康委原黨組段宇飛,省中醫藥局原黨組書記徐慶鋒被雙開。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前官員杜文對自由亞洲電台說:「中共三中全會前有密集的人事調整是正常的,但這種調整都是體現在省部級層面。疫情這幾年衛生健康部門獲得了天量社會資源,嚴重滋生腐敗,反腐抓人不奇怪,奇怪的是早不抓,晚不抓,而是在三中全會前抓,看來這是當局在有意製造肅殺恐怖的官場氛圍,以此嚇阻中共內部的不同聲音。」 三中全會前大量官員落馬 忠誠度屬關鍵 廣東學者宋文揚周四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這些官員落馬有兩種可能,其一是政治不忠誠,二是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這些年,中國的官場可謂幾人歡笑幾人愁,官員有的上有的下,變動非常劇烈,而且有的全無徵兆,但是在這些官場變動中仍然有規律可循。比如說這些被陞官或被拿下的人,其實他們每一個人都貪腐。」 宋文揚說,許多官員被撤職查辦不是完全因為貪腐,也不是清廉就能陞官。 另一位學者陳先生對自由亞洲電台說,在中國大環境下,貪腐已經成為常態:「只有貪污腐敗才能在官場混得下去,清廉的人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很難活出來,其根源還是因為權力沒有有效的制約和監督。
最近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要在今年七月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消息一出,反應頗快的法廣隨即發表《中共三中全會為何千呼萬喚始出來》一文,說是”至少可以預計的是,確定三中全會召開的日期,中共黨內在重大人事問題上形成共識。秦剛和李尚福的處理將提上桌面,他們將以某種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 不過呢,如果七月份的三中全會上篤定會宣布對秦剛和李尚福的黨內處理決定話,那也要看處理的方式是輕還是重。如果是重到開除黨籍的程度,那麼無論是否會在此前提下還要附加一句移交司法,依照以往對在位的副國級領導人進行黨紀重處的慣例,習近平當局也許會趕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先行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處理決定。 先以江澤民時代發生的故事為例。 眾所周知,江澤民時代的第九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委員長是李鵬)成克傑是中共執政史上唯一一個被判處死刑而且還「立即執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此人被處理的流程始自1999年7月某日「中央紀委主要領導聽取成克傑案初查情況彙報並明確指示:要把成克傑的問題一一查清」,中間經過了先暫時不對外公開的「中共中央正式決定,由中央紀委對成克傑涉嫌受賄等問題進行審查」(1999年8月)、「中央紀委向中央建議:給予成克傑開除黨籍處分;建議依法罷免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將成克傑一案移送司法機關」(2000年1月11日),接下來就是處理流程公開化:先以全國人大九屆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透露的形式對外宣布了成克傑不能出席大會的原因:「涉嫌違法違紀」,正在配合組織調查。繼而就是以中央紀委舉行新聞發布會的形式對外宣布成某已經被中紀委決定並經中共中央批准開除黨籍……。 再往後就是成某人被地方和全國兩級人大系統除名及被司法系統偵查、起訴……, 直到2000年9月14日9點53分被執行注射死刑。 寫到這裡,筆者不由得回想起過去文章中曾經引用過的當時的”監斬官”之一、成克傑案公訴人方工的回憶內容:”9點47分,成克傑被帶到行刑室門口。他還是西裝革履,頭髮梳得很妥帖。成克傑的表情似乎很平靜,他望了一眼行刑室,沒有說話,回過身來,向執行死刑的法警、醫生和監督執行死刑的人員一一握手。當他走到方工面前時,停頓了一下,注視著方工的眼睛點點頭……」 如果你讀過《紅岩》小說的話,才更能體會出成克傑才是真正表現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視死如歸」的大無畏革命氣概! 題外話到此為止。這裡請讀者和聽眾注意,江澤民時代對成克傑的整個處理過程都沒有上到中央全會的檯面上。其原因是當時的成克傑雖然是在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其黨內的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已經是「過去時」,所以不同於此後習近平當政期間對當屆中央委員令計劃的處理流程。 2015年10月29日發布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稱:「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令計劃……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令計劃、周本順、楊棟樑、朱明國、王敏、陳川平、仇和、楊衛澤、潘逸陽、余遠輝開除黨籍的處分。」 這其中,只有令計劃一人是副國級。 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前,習近平當局對令計劃的每一步都對外公開宣布的紀律處理流程是:2014年12月22日,中紀委對外發布通告稱,令計劃因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中央的組織調查。幾天後即宣布免去他的中央統戰部長職務。 2015年1月20日,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第二十四次主席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免去令計劃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職務、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的決定……。 2015年7月20日,新華社發文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令計劃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令計劃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以下再舉幾個對當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律處分流程為例。先說陳希同。此人是1995年4月下旬被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在北京市幹部大會上公開宣布「引咎辭去」北京市委書記職務的 。當年7月4日又公開宣布了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委對陳希同的問題進行審查。 當年9月下旬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紀委《關於陳希同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 。 1997年8月29日,新華社發文:中紀委決定並報中央批准,開除陳希同黨籍。鑒於陳希同的有些問題已觸犯刑律,檢察機關對其依法立案偵查。 十幾天之後即發布了的十四屆七中全會公報中有如下一句:「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陳希同問題的審查報告」。 和江澤民時代處分陳希同相似,胡錦濤時代對時任十六屆中央局政治委員陳良宇的黨紀處理流程, 也是從一開始就是對外公開宣布的。 2006年9月24日,胡錦濤政權對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中央紀委《關於陳良宇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免去陳良宇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停止其擔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央紀委對陳良宇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偵察 。 2007年7月24日陳良宇的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被罷免。兩天後,胡錦濤政權又對外公開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中央紀委《關於陳良宇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陳良宇開除黨籍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決定給予陳良宇開除公職處分;對陳良宇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 2007年10月9日至12日舉行的十六屆七中全會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陳良宇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給予陳良宇開除黨籍的處分」 。 也是發生在胡錦濤時代,對時任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黨紀處理的流程如下: 2012年3月15日,新華社奉命發布重大新聞:「重慶市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內容是另外一名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德江到重慶接替了(事實上已經被扣押在北京的)薄熙來。 20多天後,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消息,稱「停止」薄熙來正在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到此為止,當時的胡錦濤政權還是對薄熙來以「同志」相稱的。 同年9月28日,官方媒體統一對外發布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同年11月4日趕在十七屆七中全會公報發布前的幾個小時,新華網搶先發布一則快訊:」十七屆七中全會審議通過中紀委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關於劉志軍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別作出的給予薄熙來、劉志軍開除黨籍的處分。」 追憶到此,需要提醒的就是無論是陳希同、陳良宇,還是薄熙來和此前只是(普通)中央委員的國務院部長,日後被判處死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鐵之父」劉志軍,對他們的開除黨籍處分都是在某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某個時間已經由中央政治局作出並對外宣布了,某屆某中全會只是對此處分進行了「確認」而已。 下面再看習近平對當時的在位政治局委員孫政才的黨內處理流程。2017年7月15日,新華社發布新聞稿《重慶、貴州兩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內容是孫政才同志不再(以十八屆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重慶市委書記,由時任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接替。 9天後,新華社又發布消息稱:「鑒於孫政才同志涉嫌嚴重違紀,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 到此為止,孫政才仍然還是習近平的「同志」。 2017年9月29日,新華社發文宣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央紀委《關於孫政才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孫政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將孫政才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給予其開除黨籍的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半個月後,十八屆七中全會召開,會議閉幕當天發布的公報稱: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孫政才……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王建平、田修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孫政才、黃興國、孫懷山、吳愛英、蘇樹林、王三運、項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雲峰、楊崇勇、莫建成開除黨籍處分,給予李立國、楊煥寧留黨察看二年處分,給予張喜武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裡附帶說一句,當朝「宰相「李強就是在這十八大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也就是十九大召開的前夜,才以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資格被」遞補「為(正式的)中央委員的。然後就在10月25日」當選「為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了。 去年1月17日,中共對外公開發布了《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目的是「按照與黨紀處分批准許可權、幹部人事管理許可權基本對應的原則,完善監察機關給予政務處分的批准許可權和程序,確保執紀執法貫通銜接」。其中的第十八條內容是:「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作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追認須待對前三款所涉人員作出黨紀處分決定後,在下一次相應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委全體會議或者地方黨委、紀委全體會議上進行。」 去年在第一次讀到上文之後,筆者即發現此處的所謂「追認」就是本文前面引述的某中全會公報內容中所說的某中全會對此前政治局會議作出的開除某人黨籍決定的「確認」。 那麼,如今具體分析到對秦剛和李尚福的黨內處理流程,雖然他們的黨內職務只是在任中央委員,而不是政治局委員,但畢竟也和當年的薄熙來、陳良宇、孫政才等同為副國級領導人。另外再類比黨內身份也只是(普通)中央委員的令計劃,那麼如果眼下的習近平當局已經內定了對秦、李二人或者他們中的某一個處以開除黨籍處分的話,是否也會趕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先行對外宣布政治局會議上對他(們)作出的開除黨籍的決定呢?此其一。 其二,比照當年對陳希同和陳良宇的處理流程,如果是對秦剛和李尚福或者他們中的某一人的調查取證確實還沒有完結,導致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仍然不能對他(們)的最終處理作出決定的話,那麼三中全會上或許會只宣布「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紀委《關於秦剛(李尚福)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其中央委員職務」 。或者只宣布「全會審議了中央紀委(中央軍委)《關於秦剛(李尚福)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免去秦剛(李尚福)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央紀委(中央軍委)對秦剛(李尚福)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 在此前提下,之後的一種可能就是再無下文。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在明年的四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某一時刻宣布中紀委(中央軍委)報請中央政治局審議的對他或他們的開除黨籍、移交司法的決定,待四中全會「追認」。 當然,七月份的三中全會上對秦剛和李尚福或者他們中間的某一人直接作出最輕黨紀處分的決定也不是沒有,那就是在會議公報中簡單宣布一句「……給予XX(XXX)同志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或者再附加一句行政和軍內的降職、降級處分。如此而已! 至於秦剛和李尚福兩人未來誰遭受的處分可能會更重,則是我們下篇文章的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相比於2018年2月對時任國務委員楊晶的撤職處分,上月由中共人大常委會出面」做出對秦剛和李尚福國務委員的免職決定並非正式處分,日後隨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將他們逐出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出籠,他們還將分別受到國家監察委和軍紀委的政務處分和軍紀處分。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為什麼說由人大常委會決定國務委員去留是假「合法」真違憲》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上月24日閉會的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第六次會議分別免去了秦剛的國務院委員職務和李尚福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職務。說起來,此二人的國務委員職務都是在今年3月12日被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投票決定」的,自此開始的長達五年時間的任期剛剛完成了7個月零12天就被迫中止了。 這是中共政權自1982年5月4日由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宣布對「國務院組成人員」進行重大調整,增設「國務委員」職務以來,第一次出現將在任的國務委員免職的情形發生。細心的讀者和聽眾或許會提出楊晶的先例。但其實是有區別的。2018年2月的楊晶是被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撤消職務的決定。撤消職務和免去職務可以被理根據所犯錯誤的程度決定的處分層級的輕重不同,但有時免去職務也被當成權宜之計,或者說是應急措施,並不意味著被免去職務者就已經「平安降落」了。 按照中共人大系統的權威解釋, 免職,即免去職務,指的是依法享有任免權的機關按照法律或制度規定免去公職人員所擔任的職務。針對的是由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任命的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和工作人員,一般是因正常工作變動、離職、退休或因輕微違規違紀需要停止職務的。 撤職,即撤銷職務,是指解除由人大或其常委會依法任命和決定任命的國家機關人員的職務,是對有違法違紀或嚴重錯誤行為的國家機關人員的處置方式。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有嚴重錯誤或違法違紀,不能再擔任現任職務時,由主管機關依照法定程序提請本級人大常委會予以撤銷職務。 總之,撤職是一種行政處分,是一種懲處行為。免職可以是因調動、健康等原因免職,也可以是因違法或錯誤行為免職。依法應該罷免或撤職的不能辭職、免職。 那麼按照如上解釋,是否是意味著如今僅僅是被宣布免去國務委員職務的秦剛和李尚福所犯「錯誤」遠沒有在2018年2月被撤消國務委員職務的楊晶嚴重? 如果再對照中共其他法律、法規的相關條文,就會發現,當年對楊晶的處分是所謂一步到位,行政撤職實際上已經是終極處理。而如今對秦剛和李尚福的「免去職務」,則可以用老鼠拉木掀,大頭在後頭形容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第五十條規定:「監察機關對經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縣級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公職人員予以撤職、開除的,應當先依法罷免、撤銷或者免去其職務,再依法做出政務處分決定。」 第五十二條規定:「公職人員涉嫌違法,已經被立案調查,不宜繼續履行職責的,公職人員任免機關、單位可以決定暫停其履行職務。 按照中共紀檢和監察部門的的權威解釋,在實踐中,根據相關規定,對有證據證明違紀問題明顯、但短時期難以完全查清的被調查黨員幹部,不宜繼續擔任領導職務的,一般予以免職。實踐中,一般在對黨政領導幹部嚴重違紀違法和涉嫌職務犯罪問題進行立案審查調查的情況下,往往都會由黨組織或任免機關、單位第一時間作出相應的免職處理,這樣既能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又能促使公職人員全力配合審查調查,使案件查辦工作正常進行。 由此可以,正是基於「及時回應社會關切「,當然更主要、更迫切的是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所以才趕在第一時間,由國務院組成人員的任免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出面先行免去秦剛和李尚福的行政職務。而這個免去職務,並非是對他們處分的終結,而不過是對他們處分過程的剛剛開始。 與此同時,他們分別擔任的各自任職系統內的黨內職務, 即國務院黨組成員毫無疑問也已經被先行免去。只不過僅僅是內部宣布,不特別對外聲張而已。還是以楊晶為例。此人自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即已經被內部宣布接受調查。十九大閉幕後的第二天,中組部即派員到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和國務院機關黨組開會宣布,由時任財政部長肖捷接替楊晶的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和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兩項黨內職務。 筆者為此查找到了澎湃新聞2017年11月1日的一則報道,說的是(當時的)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委網站「紫光閣」所屬「工委領導」欄目近日更新後顯示,此前擔任財政部黨組書記、部長的肖捷已於2017年10月任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副秘書長。 也就是說,楊晶的黨內職務是在他被宣布撤消行政職務的前三個月即已經被免除了。 當初對楊晶的處理過程,顯然是因為案情相對簡單,調查的速度相對較快,所以對他的處理就採取了一步到位,把人大常委會對他的撤職決定和中紀委及國家監委對他的行政撤職、留黨察看及降為正部長級待遇的黨、政處分同時宣布。 而現如今無論是對秦剛還是對李尚福的處理,顯然是採取了兩步走的措施。這反而證明了無論是他們中的哪一個,問題很可能只會比當年的楊晶更嚴重,未來的受處分程度當然也只會更嚴厲。 需要強調的是,上月24日閉會的中共全國人大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同時也還「經表決免去李尚福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職務」。 這裡的所謂中央軍事委員會,具體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委員會」,在中共話語體系里也簡稱「國家軍委」。它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雖然只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但程序上是分別需要在黨的中央全會和全國人大的全體會議上產生。所以,李尚福現在雖然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踢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但截止目前他仍然還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關於對政務高官先免去行政職務,日後再進行「政務撤職」和黨紀處理的例子,國務院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黨組書記、部長肖亞慶較為典型。 關於肖亞慶「出事」的消息是去年7月間先被境外媒體透露出來的,不出幾天即被中紀委和國監委的網站發文證實。去年7月28日我們自由亞洲網站刊登《中國工信部長肖亞慶被查 官員出事真相難覓?》。文中說:中紀委周四通報,中國工信部部長肖亞慶涉嫌違紀違法,正在接受當局調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份通告里,肖亞慶被稱作「同志」,而其他幾位近期被查的中管幹部的通告中並未使用「同志」二字。此外,肖亞慶並不像其他幾位幹部被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只是涉嫌「違紀違法」。 該報道中引述旅美憲政學者王天成的話說,「按照中共意識形態,說他是『同志』意味著這是人民的內部矛盾,還不是專政對象,也可能就不會受審、不會坐牢,但後期會不會把這兩個字去掉,我們目前就不清楚了。」 自由亞洲網站刊出如上文章的次日,工信部官方微信發布消息說:2022年7月29日下午,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同志出席工業和信息化部領導幹部會議,宣布中央決定:金壯龍同志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書記,肖亞慶同志不再擔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書記職務。 肖亞慶的黨內職務被免去的一個多月後,去年9月2日閉會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六次會議決定了兩項人事任免,其中之一是決定免去肖亞慶的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職務,任命金壯龍為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 由人大常委會宣布免去肖亞慶的國務院部長職務之後又過了3個半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於去年12月19日刊登消息《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黨組書記、部長肖亞慶受到開除黨籍、政務撤職處分》。消息中不再稱肖亞慶為「同志」了。因為雖然確如我們自由亞洲此前報道文章中所推測的,無需坐牢,但「同志」是黨內稱呼,開除黨籍了當然就不再是同志了。 這則報道中說:經查,肖亞慶背棄初心使命,喪失政治意識和黨性原則,無視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宴請;紀法底線失守,親清不分,違規收受他人大額錢款。 肖亞慶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和廉潔紀律,並構成職務違法,且在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性質嚴重,應予嚴肅處理。鑒於肖亞慶能在較短時間如實說明本人違紀違法事實,認錯悔錯,全額退繳違紀違法所得。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對其可予從寬處理。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肖亞慶開除黨籍處分,由國家監委給予其政務撤職處分,降為一級主任科員,辦理退休手續。 關於李尚福下場的預測,留待下篇文章進行。本文先類比肖亞慶,看看如今也是先被免職的秦剛,日後是否能夠被習近平政權宣布「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原則,對其可予從寬處理」? 本月4日,中國紀檢監察雜誌官方網站刊發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央外辦紀檢監察組組長張際文的署名文章《以深入調查研究推動防範化解對外工作領域風險》,引起外界強烈關注,特別是針對其中「外交外事幹部是對外工作的主力軍,處在對外交往特別是與西方敵對勢力鬥爭博弈的前線,被滲透策反和拉攏腐蝕的風險相對較高」這一段內容。我們自由亞洲網站隨即發表的分析文章中就說過「網友普遍猜測,此文與深陷緋聞的前中國外長秦剛落馬事件有關。」 《聯合早報》當時發表的分析文章也認為中紀委文章內容有針對性也有所指,應該與秦剛被免職有一些關聯。 該報的分析文章還引述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唐任伍接受採訪的內容,說是中國外長和防長被免職史上罕見,儘管表明中國反腐的決心和力度,但在制度建設上仍任重道遠。外交戰線是中西方目前博弈激烈的重要領域之一,外交官員不僅代表國家形象,還掌握很多國家機密,在與外國人接觸中稍有不慎可能被探聽情報,導致政經軍事相關機密被外泄。中紀委發表最新署名文章可能表明泄密並非個案。 筆者9月1日在本專欄發表的《從中共前駐韓大使李濱曾被”性勒索”聯想到秦剛在美”失足”的可能後果》一文中即有分析說:秦剛在去年被預備成為新任中央委員和新任國務委員的過程中,向「組織上」隱瞞了他有一個懷了他孩子的情婦正在美國待產的「個人情況」。但當時的美國情報機構對此毫不知情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在此前提下,秦剛是否因此受到美國情報部門的敲詐,應該是秦剛二奶在美產仔東窗事發之後被習近平當局審查內容的重中之重。 秦剛當時任大使的中共駐美國大使館,正是張際文文章中所說的「與西方敵對勢力鬥爭博弈的前線」,放眼全球,沒有比這更「前線」的了。那麼當時的秦剛是否「被滲透策反」了,中共當局雖不可能對外公開這方面的審查結果,但我們外界還是可以從未來中共當局對他處理的寬嚴程度上判斷出個大概。 說起來,張際文身為中共中央外辦的紀檢組長,他的文章所羅列的內容應該是總結性的,與秦剛當然有關,但也並非完全針對秦剛一人。而能夠與外界已知的秦剛所犯「錯誤」內容聯想到一起的被張際文文章所羅列的內容更有如下一段:幹部出訪、駐外期間違反外事管理規定的情況仍個別存在,「八小時外」律己不嚴、紀法道德操守缺失的風險較高。 如果秦剛的問題最終只被落實在 「紀法道德操守缺失」一個方面,那麼未來或者還能夠保住黨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屆中央委員職務肯定會在未來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撤消。與此同時,中紀委也應該會宣布一項對他的政務處分決定,諸如降為副部長級待遇之類。
海南省委原常委、三亞市委原書記童道馳涉嫌貪污逮捕。最高檢察院宣布,現年56歲的童道馳已被依法拘捕。 童道馳於去年11月受查,中紀委指他對組織陽奉陰違、自行其是,大肆攫取非法利益,生活糜爛,大搞權色、錢色交易,非法收受巨額財物等罪行。 童道馳早年定居海外,被周小川喊回中國。多家大陸媒體周五(4日)報導,童道馳涉嫌受賄一案,由中共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童道馳去年11月落馬,今年4月30日被「雙開」。 童道馳曾留學加拿大、並在美國取得博士。公開信息顯示,童道馳曾在蘭德公司、世界銀行等美國智庫與國際組織工作,回中國後長期在證監會系統任職,主要經驗都在涉外經濟、對外開放等領域。曾有陸媒披露,當年促使童道馳回國的原因之一就是時任證監會主席周小川。 2018年10月,童道馳南下海南省,躋身省委常委,11月兼任三亞市委書記。 童道馳是近年來第二個被查的三亞市委書記。2019年9月6日,中共十九大後的海南「首虎」海口市委書記張琦被查,他在2014年10月至2016年11月曾任三亞市委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