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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自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进入党魁第三任期，一大帮号称习家军的亲信占据中共高层，外界视之为习权力稳固的标志。但习的第三任期未过半，这个亲信军团已大面积崩坏，显示内部不稳。而由于习只信“熟人”，体制上又没有民主法治保障，这种“熟人政治”注定烂尾（因故停摆）。 “亲信军团”崩塌 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有205名中央委员、171名中央候补委员。 据中共官媒报导，他们都是习亲自把关的，属于广义上的习家军。包括从原来江派、团派收编，还有一些派系背景不明的技术官僚。狭义的习家军，就是早年与习有直接交集的一批“熟人”。 二十届中央成员中，在过去两年间许多人纷纷落马或失势。 官方正式宣布落马的副国级官员有前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前外交部部长秦刚。秦刚曾是习近平身边的外交红人。 落马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是公认的习家军代表，福建帮成员。 正部级高官有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他曾以习近平特使身份出访。 中央候补委员中，正式被宣布落马的有上海市委常委朱芝松，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云南常委常委李石松，青海省委常委杨发森。 近年中共对高官处理手法隐秘，以所谓“四种形态”区分问题轻重，做不同的处理。表现在外面，就是有些高官突然被免后不知去向，有些人缺席重大会议原因不明，有些提前退居二线，有些非正常死亡等等，事实上都是落马的另类表现。 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官员频频“被失踪”，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无法治，另一方面是权力傲慢，习在权力运用上更加肆无忌惮，不讲章法。 比如火箭军政委徐忠波在2023年7月被免职，没有讲原因，也没有新的任命。2023年7月31日起，时任战略支援部队巨干生缺席多个重要场合，同期传出他接受调查，他后来又现身，但到2024年4月，战支部队被撤销，巨干生变相被解职。 2024年底有四名上将缺席新任陆军政委陈辉的晋升上将仪式，包括陆军司令员李桥铭、海军政治委员袁华智、武警司令员王春宁，以及被陈辉替代的前任陆军政委秦树桐，他们都是现届中央委员。 近期连续缺席重大场合的中央正部级高官，还有工信部部长金壮龙、中央军委融合办常务副主任雷凡培，两人是中央委员，属于习的军工帮人马。同是军工帮的中船集团董事长温刚最近被免职，去向不明，他是中央候补委员。 火箭军副政委丁兴农是中央候补委员，他在去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递补中央委员时被跳过，说明也已出事。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是中央候补委员，有消息说他2023年9月在北京机场被中纪委人员带走。2024年4月12日，航天科工集团新董事长陈锡明上任，但官方没提袁洁去向。 2024年12月11日，中共海关总署在晚上发出十分简单的讣告，称署长俞建华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于10日离世，年63岁。但网传俞被纪检约谈后于办公室轻生身亡，而原来《吉林日报》在12月11日头版左半边刊出吉林省领导与俞建华举行工作会谈一文亦被撤下。这表明俞之死因或如传言。俞是现届中央委员。 还有一些明显被贬职的中央委员，算是软著陆。比如今年1月18日，中国社保基金会书记换人，64岁的丁学东被免职，由比他还大四岁的前财政部部长刘昆接任。丁学东是李克强时期的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韩正大秘。 2024年6月，未到退休年龄、63岁的景俊海被免去吉林省委书记职务，之后转任全国人大副主任委员，提前退居二线。景俊海历来被指是习近平的政治亲信，曾在陕西为习父习仲勋扩墓建陵而被习视为有功。 这样算一下，本届中央委员会中至少已有20人属于问题官员。 此外，2024年5月初被免职的中共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之前曾传被从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带走。易会满2024年2月7日突然被免去证监会前主席职务，他未满60岁，被猜测要为股市“跌跌不休”背锅。网上曾传“A股退市公司康得新股东朱永国实名举报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涉嫌渎职犯罪”。他们都只是被免去本职，进入人大或政协，属于软著陆。 习亲自晋升的上将逾十人出事 中共建政靠枪杆子，习近平稳固权力，威慑反习势力，也靠军队。历代党魁掌军靠的主要是以利益收拢军心，首先是将心，首先就靠晋升将领，派出官帽。以上将为例，比较江、胡、习各自掌军时期：江升79上将；胡升45上将；习至2024年底已升79上将。 习近平在第一任期拿下的将领，都是江、胡晋升的，用人责任不在他。但最近几年习不断拿下自己亲自晋升的上将，落马已坐实的就有5人，可能受查的还有近十人。这种情况也是史上罕见的。 目前已坐实出事的5名上将，包括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有空军前司令员丁来杭、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火箭军前司令员周亚宁、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魏凤和是习近平上台后晋升的第一个上将。而丁来杭和苗华都是在福建服役时就和在同地任职的习近平交好。 近期缺席重大场合的上将，除了前边提到的李桥铭、王春宁、秦树桐、袁华智。被传过出事的还有秦生祥、韩卫国、王家胜、徐粉林、魏亮等四名退役上将。 习近平刚上任时就重用秦生祥，将秦提拔为军委办公厅主任，掌管中共军委的中枢系统，之后秦又操盘军改。 韩卫国缺席了2024年12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新年茶话会，而这一活动通常是退役上将公开露面的重要场合。韩卫国和苗华一样，也出身前驻福建第31集团军。 王家胜是火箭军前政委，早前也被指受前年爆发的火箭军窝案牵连。 更早在2018年8月，港媒《明报》报导，南部战区政委魏亮和原广州军区司令徐粉林，遭降级退役。两人均与自杀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阳有某种关联。 “熟人政治”注定短命 在习的第一任期，2015年，亲北京港媒《东方日报》曾指出，“习近平爱用熟人。”这其实不是一名褒语，而是有贬意，暗指习心胸狭窄，用人视野不宽，疑心大，容易对身边人猜忌。 当年习近平在浙江主持召开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议，其随行的五大贴身亲信名单中，除了王沪宁、栗战书、刘鹤和丁薛祥之外，还有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何立峰是习近平微时朋友，在厦门和习一起工作，参加过习和彭丽媛的婚礼。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号称严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习近平，其实最懂这一套，但他拉的必然是“熟人”。笔者称之为习的”熟人政治“，是一种政治策略。 因为习有用人惟熟的特点，后来习家军占据中共政权关键位置，很多人是其微时的朋友、同学，或者跟随多年的旧属，或家族故交。故此，在中共二十大后，习家军分出浙江帮、福建帮、陕西帮、清华帮、党校帮等等，代表人物都是习的“熟人”。 福建帮的代表除何立峰之外，还有现任政治局常委蔡奇、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公安部部长王小洪等。浙江帮有总理李强、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刚退休的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国安部部长陈一新、习的前军中大秘钟绍军等等。习的清华大学同学陈希、旧时河北同僚栗战书，都为习固权立下汗马功劳。 习为了用“熟人”，还让本已进入退居二线状态的亲信重返要职。比如宋涛67岁从中联部部长转入全国政协之后，又复出任国台办主任至今。夏宝龙从浙江省委书记退下转入人大，后来又复出晋升副国级，并担任港澳办主任，今年他已72岁。应勇从湖北省委书记退下后，又复出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这几人都是习的早年“熟人”。 不过，习玩“熟人政治”，圈定的是熟人，暗藏一种危机就是：人情不是永恒的，古今中外多少熟人朋友最后反目？ 故此，习的亲信现在走红是一回事，将来能否实现安全著陆又是一回事，将来的下场可能会很悲惨。像何立峰虽贵为习的近臣，但他在厦门和天津，都留下贪腐丑闻，日后在习家军内斗中，就会有人用黑料整垮他。秦刚据说也是这样下台的。 习的“熟人政治”，只相信熟人，还有一个对他而言最大的危机，就是即便他能再任一届，他的“熟人”已经基本退休，官场上占主流的都是习的“陌生人”。这些人和习没有深的交情，只是为了政治利益媚习，更会是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这是习向来最顾忌的。但是时间也推到这一步了。 像新任国防部部长董军，到今天还不是军委成员和国务委员，就是因为他不获习的信任。 如今在习家军中，栗战书、刘鹤已退，陈希勉强超龄留用，放在中央党校校长这个位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超龄留用，但盛传他是元老派拉拢的实权派，关键时间会对习有威胁。1959年生的原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去年底已退休。外交老将王毅过两年也不可能陪跑了。 习当然也会用“熟人”的“熟人”，比如栗战书、蔡奇、何立峰的自己的人马，但这些人对习本身的忠诚会大打折扣。 到2027年，假如还有中共二十一大，到时留下的习的“熟人”就寥寥无几。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前后要做侵入台湾的“大事”，由于各大关键部位都是“生人”把控，中共内部更容易生变，出现针对习的倒戈。 反腐变奇耻大辱 前边讲到，中共官媒在二十大后曾公开宣称，这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都是习亲自把关、审定的，习当然一直担心自己创建的中央人事大盘崩塌，所以会极力护短、护盘，比如对秦刚和苗华。估计这两人都是被习家军内部政敌举报、爆黑料，习才不得不处理。但从客观上看，习重用的是自己人，出事的肯定也是自己人，这无形中又使反腐进入了一种类似商场上的“杀熟”的模式。 习因为三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闹得天怒人怨，最后又自打脸，放弃自己一直强硬坚持的动态清零，他其实已权威扫地。现在人事大盘又出事，习特别害怕将自己识人不明、用人不智的问题，公开摊在全体国民面前，这甚至是“自杀”作为，只是一时看不到后果。 今年1月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纪委四次全会上大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说到做到”。意思就是，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太多了，要加大打击力度。他变相承认了自己忆被“两面人”包围。 习近平还沿用过去的套话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 对于号称“伟光正”的习近平来说，这场因对被颠覆的恐惧而停不下来的反腐大戏，到了最近两年捉自己人，已演变成他的奇耻大辱。他现在宣布继续加大反腐，只是将反腐变成一个遮羞布。 由于习靠“熟人”帮助固权的特点，并无长期统治的体制保障，独裁人治反而强化，习的“熟人”三年之内几乎消失，他与“新人”无法取得互信，其垮台也进入倒计时。至于习倒台之日，是否就是中共政权崩塌之时，笔者之前就讲过，那应该是同步的，因为共产主义已是破产的意识形态，中共靠强权维持稳定，在号称“强人”的习近平之后，已无人能够撑持这一烂局，必然会改朝换代。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本月24日，随着中共政权的 “前反恐专员”刘跃进被最高检察院宣布以“涉嫌受贿罪”逮捕, 墙内墙外媒体都对这位“副部级公安虎”给以了足够的关注。各媒体之所以都要特别强调这位刘跃进的“副部级”， 是因为 “专员”不是一个被人熟知的官衔，所以才要突出强调一下这个刘跃进不是一个普通“专员”，而是一个副部长级的“专员”。 众所周知，只有副省部级以上的贪官才有资格被称为“虎”，从正厅局往下直至副村长级的各级污吏全都被称之为“(苍)蝇)”—-“典”出自习近平的“打虎拍蝇”。 说起来，刘跃进退居二线前的“反恐专员”头衔的全称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专员”才对，因为他的这一头衔是为代表中共国就反恐工作对外联络时使用的，他本人在“退居二线”之前的内部职务是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兼国家反恐办主任。在刘跃进之前，这两项职务是由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刘伟（武警少将）兼任的。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的各类“领导小组”成员的任命，都不会在任命的同时就对外宣布。所以某人被安排兼任（专任）了某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被外界所知是常态。而刘跃进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就是在他已经实际主持了两年多时间的这一小组的日常工作之后才因为全国反恐会议的召开被公开的。而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一向都是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兼任，那副组长至少也是要副部长级才是。 墙内的百度有“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词条，内容是：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的前身是2001年成立的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 词条中介绍：2002年，公安部成立反恐怖局，负责研究、规划、指导、协调、推动全国反恐怖工作，地方也相应设立机构，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办公室也设立在公安部反恐局，承担协调小组的日常工作。 2013年国家反恐怖协调小组升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委员、公安部长担任，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恐办） 和反恐作战计划处等部门。协调小组侧重于协调相关的反恐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恐工作，调整为领导小组之后，小组的“领导统筹”职能增强，职责范围有所提升。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由固定成员和非固定成员两个部分组成，固定成员包括外交、公安、安全、武警、总参等专业的反恐职能和统筹部门，而像交通、民政、卫生等部门为不固定成员，起到辅助性作用，满足国家反恐工作的整体部署和需求。反恐办是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 要说明的是百度的这一词条大致是2018年左右编成的，日后再未及时修正。所以词条中列出的当时的该小组的组长还是时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副组长还是：孟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文清（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乐玉成（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陈光军（时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兼情报局局长）、王宁（时任武警部队司令员兼中央政法委委员）、刘跃进。 当年刘跃进以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兼任其常设办事机构反恐办主任的那几年里，一直都是专职。也就是说，刘跃进退居二线之前是中共国的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主持人。 要不怎么说他是中共国的“国家反恐一哥”呢。 墙内腾讯网的一篇追踪报道刘跃进的文章介绍了他的简历，说生于1959年的刘跃进，“原籍湖南宁远，出生于广西桂林，15岁参加工作，很早就在生产队从事生产劳作，后来还当上了桂林大河公社的生产队长。不过，在生产队工作几年之后，刘跃进摇身一变，居然成了省广播电台的编辑。” 请注意，原籍湖南，出生于桂林，而且是15岁“参加工作”。这就说明当时的刘跃进并非是桂林当地郊县的原本就是农村户口的“返乡知青”，而是“下乡插队”的“城市知青”。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凡是下乡插队之后被招工、招干返城，或者参军、上了大学的，下乡插队的时间是会被计入“工龄”的。所以从下乡插队的那一天开始就算是“参加工作”。 对照一下习近平的简历，写明是“1969年1月参加工作”。而1969年1月是他被毛泽东的基层爪牙们当成“反革命狗崽子”赶出北京的时间，被迫前往的地点是陕西延安梁家河。 也就是说，比习近平年轻6岁的刘跃进居然也是“知青”出身，赶上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后半期。 腾讯追踪报道刘跃进的记者应该是比较年轻，对“文革”史全然不知，所以写出“在生产队工作几年之后，刘跃进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广播电台的编辑”这样的话。事实上当年下乡插队的城市知青随时被“招干”回城当干部也好，当教师也好，当编辑也好，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少得可怜。比如当年和习近平同乘一列西去列车到陕西插队的王歧山，就是在1971年“摇身一变”成为陕西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日后在此岗位上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 至于刘跃进，人家当年从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岗位上通过正式高考进入西南政法学院，而且还如愿进入该校当时最热门专业，首次招生的刑侦专业，足见他在当时的同龄人里，实际文化程度是属于姣姣者。 西南政法学院四年学习期满后，刘跃进参加了全国统一分配。按照如上腾讯文章的介绍：大学毕业后的刘跃进从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的普通干部开始爬升，历任天津市公安局团委书记，天津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正处级侦察员，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局局长。 刘跃进是2001年初从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正厅局级）调升公安部的，历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一个月后其行政职务也升了半格，被国务院任命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2015年01月，刘跃进被宣布以公安部部长助理身份兼任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3个月后又被宣布兼任国家禁毒办主任。当时的公安部网站曾刊登一则消息，说是（2015年）5月11日，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出席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刘跃进汇报了2014年以来的禁毒工作。 当年12月，刘跃进被国务院宣布免去了公安部部长助理职务，在公安部网站上只标示他以公安部党委委员身份任反恐专员。次月，他便被授予副总警监警衔，自动宣布了他已经正式晋升副部长级。 说明一下， 中共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警衔制以来，就一直将警衔分为五等十三级，最高一级即总警监只有一个，就是当届的公安部部长。而所有公安部副部长包括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其他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比如政治部主任）都是副总警监。另外因为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的一把手均为副省部级，所以也都是副总警监衔。简言之，公安部的副部长是和下面省级公安厅（局）的一把手平级。也就是说，副总警监等于副省部级。 前面引述的腾讯的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刘跃进是公安部首任，也是至今唯一一任的反恐专员。笔者读到的其他墙内墙外媒体感兴趣刘跃进的文章，不少都是照抄这一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截止目前，被中共政权授以“反恐专员”头衔的至少还有一个岳修虎，此人从今年六月开始的现职是公安部党委委员、反恐专员（副部长级），副总警监警衔。这从公安部的官网中是可以查到的。 此人出生于1973年4月，是公安部现有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个。199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他，居然还在2001年至2002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了近一年时间的“客座研究员”。研究什么就不清楚了。从他大学毕业后长期的国务院发改委工作的经历看，应该是研究经济大类里的什么东东吧。反正肯定不是研究“反恐”。 此人是2020年10月开始被外放云南省担任正厅级职务的， 2023年1月“当选”云南省副省长，并兼任云南省公安厅厅长及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的这种工作分工，甚是奇怪。是为了证明此人 “文武双全”？ 不过云南副省长只当了1年5月，这个岳修虎就被调回北京，担任现职。其实今年6月初墙内曾有好几家媒体关注过这个岳修虎的新职。 而在刘跃进与如今的岳修虎之间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家反恐办主任则是刘跃进在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的学弟杜航伟。此人倒是没有被同时宣布为“反恐专员”，但至今还是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的中方理事。 也是和刘跃进一样，这个杜航伟在主持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同时，也还兼任着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 去年3月，61岁的杜航伟在副部级岗位上到点下车，被安排占了一个全国人大的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委员名额。 回过头来继续说刘跃进的那点事。 纵观刘跃进的如上简历内容，前期发迹在天津，后期被重用在北京。关于他在天津给臭名昭著的时任天津公安局长武爷武长顺当马仔的那段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我们已经注意到，刘跃进进入公安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部办公厅的主任。虽然部办公厅主任也是正司局级，便和其他司局的一把手相比，晋升部长助理然后再晋升副部长的机会肯定更大。当然，公安部所属司局里，也有和部办公厅的重要性一样，甚至可以说比部办公厅更牛掰的一个，那就是一局（政治保卫局）。如果说公安部的党委委员里有一个局长的话，那就是一局局长。孟建柱把持公安部时期曾担任过一局局长的孙力军就是当时公安部党委委员里唯一的局长。 我们都知道，已经被判处死缓，到他们公安部自己管辖的秦城监狱里与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傅正华相依为伴、抱团取暖的孙力军当年从上海调入公安部后，首个岗位也是部办公厅，只是因为此前在上海的级别太低，所以当时调他进京的部长孟建柱担心在部里引发众怒，只能让他先委屈在副主任的位置上过度一下。而早于孙力军调入公安部的刘跃进因为此前就已经是正司局待遇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所以进京出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属于平调。 孙力军一经进入公安部，其政治能量立刻就比他的前辈刘跃进高出了好几个数量级。 关于孙力军是如何在公安部发迹的故事，笔者在两年多前已经为本专栏陆续撰写了《孙力军在上海时 曾自诩是”韩市长的英文秘书”》、《孙力军案中 高级警渣知多少？》、《中共公安部官场：真正的高危职业》、《下一个被公开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会是谁？》、《犯了死罪的孙力军是否还会被习近平下令留活口？》等系列文章。 截止2022年底，所谓“孙力军政治团伙”里的7名成员已被判刑：孙力军因受贿6.46亿元，被判死缓；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长傅政华，受贿1.17亿元，被判死缓；原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受贿4.4亿元，被判死缓；原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刘彦平受贿2.34亿元被判死缓；原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龚道安，受贿7,343万元，被判无期；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邓恢林，受贿4,267万元，被判刑15年；原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长刘新云，受贿1,333万元，被判刑14年。 而在此之前，从公安部历任副部长里陆续抓出的所谓“公安虎”，至少还有李纪周、郑少东、李东生、孟宏伟及杨焕宁（正部长级）。他们中间，除了杨焕宁，其他也全都在秦城城监狱里“安度晚年” 呢。 日后，公安部的历任正部长里，除了高就中央政治局常委却仍未逃脱被整肃命运的周永康，是否还会再有落马者不好说，但曾经或正在公安部系统任职的副总警监们，肯定还会有跟在刘跃进后面陆续被整肃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杜航伟。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拭目以待就是了。更多的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原本不想写袁凌，但昨天在某群里见到一个媒体行业的天问，就莫名想写几句。 这个天问是：如果一个地方的市委书记或者市长落马，跟线记者会怎么看待自己写过的新闻与社论？ 按照一般地方纸媒的规矩，跟市委书记与市长的文字记者各有一人，基本都是领导眼中最优秀的记者，而且报社内部的认可不够，还需要上面的全方位认可，才能承担此“重任”。在百度上随手一搜，宿迁、通辽和九江等城市都有数任市委书记落马，贵阳等则有数任市长落马。这些事情本不罕见，但在地方报社的层面，就颇有可能出现一个跟线记者历经几任落马官员的情况。 对于这个问题，我倒是没太多贬低的看法。这年头大家都是打份工，记者也是人，也得养家糊口。领导让你干这事儿，有多少人能坚持不干、自甘淡泊呢？终究不是杀人放火作奸犯科，仅仅是本职工作而已。有人会嫌那些稿子不好看，但这也不是记者本人能决定的。落马官员的那些事儿，小小记者参与进去的可能性很低，除非是那种真正长袖善舞的人。大多数人最多在内部提拔中占点优势而已，更何况能成为这样的跟线记者，原本就是领导眼中最强、提拔几率相对较大的。 但靠文字吃饭的人，往往比别人多一分顾忌，毕竟白纸黑字留下了印记。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人就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有时因言获罪，有时又因为阿谀留下骂名，要在中间取一个平衡，看着路很宽，实则不容易。当年冯友兰加入“梁效”，被妻子痛斥为“天快亮了尿炕”，固然可笑，但在那个历史情境下，也难免令人唏嘘。 做记者也是这样，调查记者几乎绝迹，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混碗饭吃，但今天吹捧的官员明天落马，去年大肆渲染的招商举措或市政工程今年没了动静，在各地都不少见。 当年新闻界有句话，说一个好记者的职业生涯，起码要留下一些几十年之后再看，仍然能让自己心潮澎湃、感觉不枉此生的报道。这个要求显然太高了，没有多少记者，能有勇气细细考究自己过往的报道，哪怕是一两年前的。 所以，靠文字吃饭的人，最应该敬畏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体面与尊严。别的行当原本也应该如此，但一个跑销售的，靠点头哈腰喝酒应酬换取订单，往往结果大于过程，不会留下太多痕迹，如果自己觉得值得或者无所谓，那就真的无所谓。写字的人不同，白纸黑字留下了，一时褒贬要承受，一世褒贬也要承受。我就有不少朋友，因为不愿舍弃体面与尊严而离开原本旱涝保收的媒体岗位或者机关单位。有人会觉得这样的体面和尊严十分无谓，但人生在世，各有所需，有些人求的无非是个安心。 袁凌就是一个安心的写作者。数年前，我就读过袁凌的作品，那是用尽心力的采访和写作，容不得取巧。我有不少朋友都认识袁凌，不过我一向随性随缘，倒没有搭桥结识的想法，但他这几年的书，我断断续续都读过。 前几天刷屏的那篇《一个贫穷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我没有转，因为并不太喜欢有煽情成分的流量式标题和文中的一些写法。 写作者穷不穷，其实因人而异。一来跟领域有关，畅销书作家肯定滋润，不太畅销但勤快的也能积少成多，二来跟时势有关，比如当年网络历史写作大潮就捧红了《明朝那些事儿》，穿越和盗墓等网络文学的风潮又让一批网络写手几世无忧，即使是严肃写作，前些年互联网大厂们有钱的时候，也建立了一系列平台。 但不管什么时代，袁凌所选的都是一条叫好不叫座的路——非虚构写作。 网络图片 真正的非虚构写作，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漂泊在路上的采访，与底层的细致接触，大量资料的梳理，还有字斟句酌的写作，加上漫长的出版审校流程，还要考虑审查因素，一本书能出来实在不容易。至于销量，读的人都会叫好，但大多数人一无所知，他的题材天生就与畅销书绝缘。 昨天还看到有人说，国家会扶持写作，袁凌为什么不加入作协、领取各种项目基金呢？这就是典型对写作完全无知者的想象，如果袁凌是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写出那些作品。而且，袁凌并非没有机会赚钱，2003年考取清华博士，32岁成为新浪网新闻中心副总监，都是成为普通中产的机会，但他另有所求。 从朋友们对袁凌的描述来看，他反而是这个社会上难得过得安心的人。 他并非真的贫穷，日子不是过不下去，他的年收入甚至比许多这两天关心或嘲笑他的人还要高。我的朋友张丰说得对：“袁凌要‘重新找工作’，是因为预感到图书市场滑坡，想找一份编辑的工作补贴生活，可以更从容地写作。他还有不少想写的主题，谈起那些，他的眼里就会有光亮。” 他固然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北京户口，但他仍然有一面墙都是书的书房。张丰还写道：“有一位年轻的写作者，无比羡慕袁凌有一个和他志同道合，同样喜欢非虚构写作的妻子。” 对于袁凌来说，最大的困境并不是生活，也不是书是否畅销，而是有可能无法出版“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就像张丰说的那样：“这个社会已经有一套体系，确保以‘说出真话’为职业的人，不能过比较富裕的生活。” 我对袁凌最大的敬佩，是他作为一个名气极大的写作者，居然没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这也成为许多人眼中袁凌“不懂社会”的证明）。可是，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坚持、自信与专注，才能拒绝社交媒体啊？起码，我就不可能做到。要是写了个十万加，我还会沾沾自喜一下，跟编辑探讨出版时，偶尔也会提到“如何好卖”，我这样的俗人，恰恰证明了某些人的可贵。 最重要的是，袁凌是安心的。他从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写作对象会在一夜之间身败名裂。二三十年后，他仍敢于翻开自己的作品，回顾自己的一生。 我曾经跟一位朋友探讨过“为何要写作”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一致的：“很多年后，当自己的孩子翻开父亲的书时，仍然会对父亲有一份尊重而非鄙视。对于孩子来说，这远比钱更重要（当然，我是个俗人，表示钱仍然很重要）”。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近一年后，当局终于公告了他的所谓罪行和处理意见，给予其开除党籍军籍以及取消陆军上将军衔的政治处分。这个结果或许并不出乎外界预料。不过，李的前任、已经退休两年的原防长魏凤和也出现在和李遭同样开除待遇的腐败高官名册里，多少让外界有些讶异。 尽管在李出事后，舆论一度传出魏涉火箭军的腐败案，但今年春节当局对老干部的慰问，魏亦在列，熟悉中国政治事务的人都知道，这大概表明魏已经没事了。 不像李——其实也不像绝大多数落马的官员，魏此番被查没有一个“前奏”，先宣布他落马，过段时间再公布所犯何罪及处理结果，而是直接进入“高潮”，和李一起同时宣布受处置。当局这样做是其内部事情，但有一点则再清楚不过，中共有腐败嫌疑的官员，一抓一大把，就看抓不抓。李和魏是前后两任防长兼国务委员，位列副国级，魏虽在胡锦涛时代发迹，然而被提为防长兼国务委员，是在习近平时代，李更是一手被习提拔，视为习之亲信。两位军队要员先后出事，如果再加上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以及一大堆将军，你会觉得军队大面积的腐败现象是个别和偶发的？ 落马高官数量跃升彻底说明当局反腐失败 可笑的是，当局早早宣称反腐败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落马官员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来看，确实是“压倒性的”，但却一点都称不上“胜利”，如果真的是“胜利”，应该在某个峰值之后被查处官员逐年下降才对，而不是逐年上升，而且是快速上升，后者表明腐败越来越严重。当局到2022年20大召开前，反了10年腐，抓了大批腐败官员，在20大前的几年，落马高官的数目似乎在下降，然而，这种情况20大后逆转，2021年，被查处的中管干部有25名，2022年增加到32名，2023年又大幅增加到47名，其中包括3名省部级官员，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跃升到37名，其中省部级官员7名。被查的官员有退休多年的，也有现任在职的，还有退居二线的，领域也是遍布各行业。 此种情形彻底说明当局的反腐败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不是它没有认真去反腐，而是在一党专政乃至一人独裁之下，是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的，更不用讲去消灭腐败。道理简单得很，党专政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腐败，个人独裁则是腐败的绝对形式，皇帝不受任何制度——不管是成文的还是约定俗成的——约束，以为通过强力反腐，可以让下面大大小小的官员不效法自己，成为一个个小皇帝，廉洁亲民，勤政干事，实则是办不到的，当局12年的反腐已经表明了这点。然而，当局吹嘘它探索建立了一套有效抑制腐败的机制和体系。 尽管如此，反腐失败并不妨碍中南海把它用于排除异己、打击政敌、个人效忠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李尚福和魏凤和的案例中，官方新闻稿出现了过去罕见的几乎相同的表述：（两人）“身为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干部，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指李）/信仰坍塌、忠诚失节（指魏），其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指李）/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指魏），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差别只在上面标注的某些用词上。这种带有政治判定的表述，当然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政治需求。从李、魏二人的处理结果在三中全会前不久，且和政治局会议同一天公布来看，这个政治需求明显和三中全会有关。 中南海害怕三中全会出现要求检讨政治路线 不只李、魏，今年被查处官员的数量之多，事实上也可从这个角度去观察，尤其最近两月，几乎到了每两三天就有一个中管干部落马的地步，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为何当局三中全会前刻意在反腐上显示“零容忍”态度？这不排除中南海已侦查到党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里，对现行政策的某种不满浮出了水面，会借着三中全会这个场合“非议”中央的大政方针，甚至要求检讨目前的政治路线。如果在全会上出现这种苗头，即便被当局强力压制和扑灭，对中南海的权威也是一大警讯。而要避免此种情形，不让三中全会开成对中南海政治路线的检讨，就当局工具箱中的打击武器来说，还是要抬出反腐这一招，多惩办几个所谓的腐败官员。 这是中南海对官员上的一根政治绞索。但是只有反腐可能还吓不到一些官员，且打着反腐旗号要让党员干部不说话，也显得不那么合理合法。中南海还有另一政治绞索，即用党建尤其是政治建设强化对干部群体的纪律惩戒。外界看到，政治局会议当天，24名权力体系的成员也就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进行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习在主持学习的讲话中强调，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党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如何推进？中南海的办法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政治高压稍松懈，政治权威基座将松动 党的建设曾被毛泽东捧成中共打天下赢天下的“四大法宝”之一，而所谓的党建在毛看来，不过是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没有半点个人自由意志、听命于毛的毛式政党，这样党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中共共产革命的胜利确实证实了这一点，即毛对中共的改造是成功的。如今，中南海依葫芦画瓢，要再次捡起这一手，某种程度上也成功了，党内派系被清除，异议被压制，反对是不可以的，在所谓统一思想和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形成了一个新的独裁体制。但是，中南海的新独裁和毛式独裁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权威的确在党内得到了多数自觉的拥护，且那时中共和它的党员还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当然，毛能做到这点，条件是中国处于一种锁国蒙昧状态。 然而，现今中南海的政治权威并不是靠事功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让党员自觉服从而取得的，相反，靠党的政治纪律，压制不同意见，打击不同政治势力才得以建立起来，但这也就决定了其政治权威内在的不稳定性，只要外部的政治高压稍稍松懈，政治权威的基座就会松动，很容易坍塌。因此，要强化政治权威，需不断地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强调政治学习、政治建设，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 不幸的是，对中南海来说，由于经济持续不振和社会弥漫的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其政治权威也在快速消退，此次三中全会当局重举改革牌，目的是提振全党以及社会对当局的信心，但这也就给了党内不满中南海的力量一个合法要求检讨党的经济路线甚至政治路线的机会。这会不会让会议起某种变化，越出中南海事先对会议划定的基调和掌控？当局不能不对此保持警觉，并用党的政治纪律来约束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 因而，外界也就看到了当局的上述动作。打着反腐和治党的旗号，从正当性来讲，让党内不满势力不好发作，忌惮被扣上反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进而是反党的帽子。假如有官员不怕被戴上它，还有腐败这顶帽子等着扣在头上。从政治现实出发，在这两顶帽子或两根绞索面前，难以想象有官员还敢在会上公开挑战现行路线，而中南海要的，就是会议上假装的政治团结，不能有非议声音出现。如此，三中全会将被当局宣传为一次成功的会议，中南海的政治权威再次在全会上得以印证。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期，中共广东省委出现人事调动，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委统战部长分别被调往北京任职。另外，一周前，广州、惠州、珠海及汕头等地十名官员同一天落马。 最近，广东省出现大规模人事变动。中共广东省组织部长程福波卸任的同时，出任中国兵工集团董事长。据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官方网站4月30日发布消息，当天，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宣布了党中央关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任职的决定：程福波同志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相关职务任命，按有关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办理。 公开资料显示，程福波曾在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高层任职。2020年7月出任陕西省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部长。两年后调任广东省组织部部长，直至今年最近接掌军工企业大权。 与此同时，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王瑞军最近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5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官网“领导之窗”显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出现王瑞军的名字，他在9名副部长中排名第8。现年53岁的王瑞军，1993年起在交通部科技司、海事局、公路科学研究所等处任职，2020年先后出任韶关市长、市委书记，2022年5月当选为省委常委，其后出任省委统战部长。 中组部及统战部属中共关键部门 据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学者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此次广东官场换班与中组部同军方的人事调整有关。他说（以下声音由智能合成）：“这次军方出现人事调整，包括火箭军将领被撤换，各大战区也在换将，董军出任国防部长，这是因应国际新形势的需要。以哈冲突、俄乌冲突，加上中菲军事摩擦，南海、台海都不太平，现在的形势不容乐观。” 就在程、王两人升迁之际，广东10名厅级官员在4月30日一天内落马。据南方网、第一财经等网站报道，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李益波；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陈宏伟；惠州市博罗县委常委王玉添；惠州市惠东县统战部部长赖文辉；汕头市政府办公室二级巡视员吴先宏；原汕头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刘长有；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徐超龙等10名中层官员被纪委监委调查。另外，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原党组段宇飞，省中医药局原党组书记徐庆锋被双开。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前官员杜文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共三中全会前有密集的人事调整是正常的，但这种调整都是体现在省部级层面。疫情这几年卫生健康部门获得了天量社会资源，严重滋生腐败，反腐抓人不奇怪，奇怪的是早不抓，晚不抓，而是在三中全会前抓，看来这是当局在有意制造肃杀恐怖的官场氛围，以此吓阻中共内部的不同声音。” 三中全会前大量官员落马 忠诚度属关键 广东学者宋文扬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这些官员落马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政治不忠诚，二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些年，中国的官场可谓几人欢笑几人愁，官员有的上有的下，变动非常剧烈，而且有的全无征兆，但是在这些官场变动中仍然有规律可循。比如说这些被升官或被拿下的人，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贪腐。” 宋文扬说，许多官员被撤职查办不是完全因为贪腐，也不是清廉就能升官。 另一位学者陈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在中国大环境下，贪腐已经成为常态：“只有贪污腐败才能在官场混得下去，清廉的人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很难活出来，其根源还是因为权力没有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最近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在今年七月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一出，反应颇快的法广随即发表《中共三中全会为何千呼万唤始出来》一文，说是”至少可以预计的是，确定三中全会召开的日期，中共党内在重大人事问题上形成共识。秦刚和李尚福的处理将提上桌面，他们将以某种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不过呢，如果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上笃定会宣布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党内处理决定话，那也要看处理的方式是轻还是重。如果是重到开除党籍的程度，那么无论是否会在此前提下还要附加一句移交司法，依照以往对在位的副国级领导人进行党纪重处的惯例，习近平当局也许会赶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先行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处理决定。 先以江泽民时代发生的故事为例。 众所周知，江泽民时代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委员长是李鹏）成克杰是中共执政史上唯一一个被判处死刑而且还“立即执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此人被处理的流程始自1999年7月某日“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听取成克杰案初查情况汇报并明确指示：要把成克杰的问题一一查清”，中间经过了先暂时不对外公开的“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中央纪委对成克杰涉嫌受贿等问题进行审查”（1999年8月）、“中央纪委向中央建议：给予成克杰开除党籍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将成克杰一案移送司法机关”（2000年1月11日），接下来就是处理流程公开化：先以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透露的形式对外宣布了成克杰不能出席大会的原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配合组织调查。继而就是以中央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外宣布成某已经被中纪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党籍……。 再往后就是成某人被地方和全国两级人大系统除名及被司法系统侦查、起诉……， 直到2000年9月14日9点53分被执行注射死刑。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回想起过去文章中曾经引用过的当时的”监斩官”之一、成克杰案公诉人方工的回忆内容：”9点47分，成克杰被带到行刑室门口。他还是西装革履，头发梳得很妥帖。成克杰的表情似乎很平静，他望了一眼行刑室，没有说话，回过身来，向执行死刑的法警、医生和监督执行死刑的人员一一握手。当他走到方工面前时，停顿了一下，注视着方工的眼睛点点头……” 如果你读过《红岩》小说的话，才更能体会出成克杰才是真正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气概！ 题外话到此为止。这里请读者和听众注意，江泽民时代对成克杰的整个处理过程都没有上到中央全会的台面上。其原因是当时的成克杰虽然是在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其党内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已经是“过去时”，所以不同于此后习近平当政期间对当届中央委员令计划的处理流程。 2015年10月29日发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称：“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开除党籍的处分。” 这其中，只有令计划一人是副国级。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习近平当局对令计划的每一步都对外公开宣布的纪律处理流程是：2014年12月22日，中纪委对外发布通告称，令计划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中央的组织调查。几天后即宣布免去他的中央统战部长职务。 2015年1月20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二十四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免去令计划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2015年7月20日，新华社发文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以下再举几个对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律处分流程为例。先说陈希同。此人是1995年4月下旬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在北京市干部大会上公开宣布“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 。当年7月4日又公开宣布了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审查。 当年9月下旬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 1997年8月29日，新华社发文：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鉴于陈希同的有些问题已触犯刑律，检察机关对其依法立案侦查。 十几天之后即发布了的十四届七中全会公报中有如下一句：“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问题的审查报告”。 和江泽民时代处分陈希同相似，胡锦涛时代对时任十六届中央局政治委员陈良宇的党纪处理流程， 也是从一开始就是对外公开宣布的。 2006年9月24日，胡锦涛政权对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决定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对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侦察 。 2007年7月24日陈良宇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被罢免。两天后，胡锦涛政权又对外公开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公职处分；对陈良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 2007年10月9日至12日举行的十六届七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的处分” 。 也是发生在胡锦涛时代，对时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党纪处理的流程如下： 2012年3月15日，新华社奉命发布重大新闻：“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内容是另外一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到重庆接替了（事实上已经被扣押在北京的）薄熙来。 20多天后，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消息，称“停止”薄熙来正在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到此为止，当时的胡锦涛政权还是对薄熙来以“同志”相称的。 同年9月28日，官方媒体统一对外发布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同年11月4日赶在十七届七中全会公报发布前的几个小时，新华网抢先发布一则快讯：”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关于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别作出的给予薄熙来、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 追忆到此，需要提醒的就是无论是陈希同、陈良宇，还是薄熙来和此前只是（普通）中央委员的国务院部长，日后被判处死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对他们的开除党籍处分都是在某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某个时间已经由中央政治局作出并对外宣布了，某届某中全会只是对此处分进行了“确认”而已。 下面再看习近平对当时的在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党内处理流程。2017年7月15日，新华社发布新闻稿《重庆、贵州两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内容是孙政才同志不再（以十八届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接替。 9天后，新华社又发布消息称：“鉴于孙政才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到此为止，孙政才仍然还是习近平的“同志”。 2017年9月29日，新华社发文宣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半个月后，十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闭幕当天发布的公报称：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王建平、田修思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里附带说一句，当朝“宰相“李强就是在这十八大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就是十九大召开的前夜，才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资格被”递补“为（正式的）中央委员的。然后就在10月25日”当选“为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了。 去年1月17日，中共对外公开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目的是“按照与党纪处分批准权限、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基本对应的原则，完善监察机关给予政务处分的批准权限和程序，确保执纪执法贯通衔接”。其中的第十八条内容是：“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作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追认须待对前三款所涉人员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后，在下一次相应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委全体会议或者地方党委、纪委全体会议上进行。” 去年在第一次读到上文之后，笔者即发现此处的所谓“追认”就是本文前面引述的某中全会公报内容中所说的某中全会对此前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开除某人党籍决定的“确认”。 那么，如今具体分析到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党内处理流程，虽然他们的党内职务只是在任中央委员，而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毕竟也和当年的薄熙来、陈良宇、孙政才等同为副国级领导人。另外再类比党内身份也只是（普通）中央委员的令计划，那么如果眼下的习近平当局已经内定了对秦、李二人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个处以开除党籍处分的话，是否也会赶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先行对外宣布政治局会议上对他（们）作出的开除党籍的决定呢？此其一。 其二，比照当年对陈希同和陈良宇的处理流程，如果是对秦刚和李尚福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人的调查取证确实还没有完结，导致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仍然不能对他（们）的最终处理作出决定的话，那么三中全会上或许会只宣布“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秦刚（李尚福）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其中央委员职务” 。或者只宣布“全会审议了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关于秦刚（李尚福）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决定免去秦刚（李尚福）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对秦刚（李尚福）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在此前提下，之后的一种可能就是再无下文。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明年的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某一时刻宣布中纪委（中央军委）报请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对他或他们的开除党籍、移交司法的决定，待四中全会“追认”。 当然，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上对秦刚和李尚福或者他们中间的某一人直接作出最轻党纪处分的决定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在会议公报中简单宣布一句“……给予XX（XXX）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或者再附加一句行政和军内的降职、降级处分。如此而已！ 至于秦刚和李尚福两人未来谁遭受的处分可能会更重，则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相比于2018年2月对时任国务委员杨晶的撤职处分，上月由中共人大常委会出面”做出对秦刚和李尚福国务委员的免职决定并非正式处分，日后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他们逐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出笼，他们还将分别受到国家监察委和军纪委的政务处分和军纪处分。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为什么说由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务委员去留是假“合法”真违宪》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上月24日闭会的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六次会议分别免去了秦刚的国务院委员职务和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说起来，此二人的国务委员职务都是在今年3月12日被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投票决定”的，自此开始的长达五年时间的任期刚刚完成了7个月零12天就被迫中止了。 这是中共政权自1982年5月4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宣布对“国务院组成人员”进行重大调整，增设“国务委员”职务以来，第一次出现将在任的国务委员免职的情形发生。细心的读者和听众或许会提出杨晶的先例。但其实是有区别的。2018年2月的杨晶是被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撤消职务的决定。撤消职务和免去职务可以被理根据所犯错误的程度决定的处分层级的轻重不同，但有时免去职务也被当成权宜之计，或者说是应急措施，并不意味着被免去职务者就已经“平安降落”了。 按照中共人大系统的权威解释， 免职，即免去职务，指的是依法享有任免权的机关按照法律或制度规定免去公职人员所担任的职务。针对的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般是因正常工作变动、离职、退休或因轻微违规违纪需要停止职务的。 撤职，即撤销职务，是指解除由人大或其常委会依法任命和决定任命的国家机关人员的职务，是对有违法违纪或严重错误行为的国家机关人员的处置方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有严重错误或违法违纪，不能再担任现任职务时，由主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予以撤销职务。 总之，撤职是一种行政处分，是一种惩处行为。免职可以是因调动、健康等原因免职，也可以是因违法或错误行为免职。依法应该罢免或撤职的不能辞职、免职。 那么按照如上解释，是否是意味着如今仅仅是被宣布免去国务委员职务的秦刚和李尚福所犯“错误”远没有在2018年2月被撤消国务委员职务的杨晶严重？ 如果再对照中共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文，就会发现，当年对杨晶的处分是所谓一步到位，行政撤职实际上已经是终极处理。而如今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免去职务”，则可以用老鼠拉木掀，大头在后头形容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五十条规定：“监察机关对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公职人员予以撤职、开除的，应当先依法罢免、撤销或者免去其职务，再依法做出政务处分决定。” 第五十二条规定：“公职人员涉嫌违法，已经被立案调查，不宜继续履行职责的，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可以决定暂停其履行职务。 按照中共纪检和监察部门的的权威解释，在实践中，根据相关规定，对有证据证明违纪问题明显、但短时期难以完全查清的被调查党员干部，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一般予以免职。实践中，一般在对党政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职务犯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的情况下，往往都会由党组织或任免机关、单位第一时间作出相应的免职处理，这样既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又能促使公职人员全力配合审查调查，使案件查办工作正常进行。 由此可以，正是基于“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当然更主要、更迫切的是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所以才赶在第一时间，由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任免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先行免去秦刚和李尚福的行政职务。而这个免去职务，并非是对他们处分的终结，而不过是对他们处分过程的刚刚开始。 与此同时，他们分别担任的各自任职系统内的党内职务， 即国务院党组成员毫无疑问也已经被先行免去。只不过仅仅是内部宣布，不特别对外声张而已。还是以杨晶为例。此人自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即已经被内部宣布接受调查。十九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中组部即派员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国务院机关党组开会宣布，由时任财政部长肖捷接替杨晶的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和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两项党内职务。 笔者为此查找到了澎湃新闻2017年11月1日的一则报道，说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网站“紫光阁”所属“工委领导”栏目近日更新后显示，此前担任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的肖捷已于2017年10月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 也就是说，杨晶的党内职务是在他被宣布撤消行政职务的前三个月即已经被免除了。 当初对杨晶的处理过程，显然是因为案情相对简单，调查的速度相对较快，所以对他的处理就采取了一步到位，把人大常委会对他的撤职决定和中纪委及国家监委对他的行政撤职、留党察看及降为正部长级待遇的党、政处分同时宣布。 而现如今无论是对秦刚还是对李尚福的处理，显然是采取了两步走的措施。这反而证明了无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个，问题很可能只会比当年的杨晶更严重，未来的受处分程度当然也只会更严厉。 需要强调的是，上月24日闭会的中共全国人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同时也还“经表决免去李尚福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这里的所谓中央军事委员会，具体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会”，在中共话语体系里也简称“国家军委”。它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虽然只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但程序上是分别需要在党的中央全会和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上产生。所以，李尚福现在虽然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踢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但截止目前他仍然还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关于对政务高官先免去行政职务，日后再进行“政务撤职”和党纪处理的例子，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较为典型。 关于肖亚庆“出事”的消息是去年7月间先被境外媒体透露出来的，不出几天即被中纪委和国监委的网站发文证实。去年7月28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中国工信部长肖亚庆被查 官员出事真相难觅？》。文中说：中纪委周四通报，中国工信部部长肖亚庆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当局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通告里，肖亚庆被称作“同志”，而其他几位近期被查的中管干部的通告中并未使用“同志”二字。此外，肖亚庆并不像其他几位干部被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只是涉嫌“违纪违法”。 该报道中引述旅美宪政学者王天成的话说，“按照中共意识形态，说他是‘同志’意味着这是人民的内部矛盾，还不是专政对象，也可能就不会受审、不会坐牢，但后期会不会把这两个字去掉，我们目前就不清楚了。” 自由亚洲网站刊出如上文章的次日，工信部官方微信发布消息说：2022年7月29日下午，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金壮龙同志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肖亚庆同志不再担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职务。 肖亚庆的党内职务被免去的一个多月后，去年9月2日闭会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了两项人事任免，其中之一是决定免去肖亚庆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职务，任命金壮龙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由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肖亚庆的国务院部长职务之后又过了3个半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于去年12月19日刊登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消息中不再称肖亚庆为“同志”了。因为虽然确如我们自由亚洲此前报道文章中所推测的，无需坐牢，但“同志”是党内称呼，开除党籍了当然就不再是同志了。 这则报道中说：经查，肖亚庆背弃初心使命，丧失政治意识和党性原则，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纪法底线失守，亲清不分，违规收受他人大额钱款。 肖亚庆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并构成职务违法，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应予严肃处理。鉴于肖亚庆能在较短时间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认错悔错，全额退缴违纪违法所得。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其可予从宽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肖亚庆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关于李尚福下场的预测，留待下篇文章进行。本文先类比肖亚庆，看看如今也是先被免职的秦刚，日后是否能够被习近平政权宣布“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其可予从宽处理”？ 本月4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官方网站刊发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张际文的署名文章《以深入调查研究推动防范化解对外工作领域风险》，引起外界强烈关注，特别是针对其中“外交外事干部是对外工作的主力军，处在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敌对势力斗争博弈的前线，被渗透策反和拉拢腐蚀的风险相对较高”这一段内容。我们自由亚洲网站随即发表的分析文章中就说过“网友普遍猜测，此文与深陷绯闻的前中国外长秦刚落马事件有关。” 《联合早报》当时发表的分析文章也认为中纪委文章内容有针对性也有所指，应该与秦刚被免职有一些关联。 该报的分析文章还引述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接受采访的内容，说是中国外长和防长被免职史上罕见，尽管表明中国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但在制度建设上仍任重道远。外交战线是中西方目前博弈激烈的重要领域之一，外交官员不仅代表国家形象，还掌握很多国家机密，在与外国人接触中稍有不慎可能被探听情报，导致政经军事相关机密被外泄。中纪委发表最新署名文章可能表明泄密并非个案。 笔者9月1日在本专栏发表的《从中共前驻韩大使李滨曾被”性勒索”联想到秦刚在美”失足”的可能后果》一文中即有分析说：秦刚在去年被预备成为新任中央委员和新任国务委员的过程中，向“组织上”隐瞒了他有一个怀了他孩子的情妇正在美国待产的“个人情况”。但当时的美国情报机构对此毫不知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此前提下，秦刚是否因此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敲诈，应该是秦刚二奶在美产仔东窗事发之后被习近平当局审查内容的重中之重。 秦刚当时任大使的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正是张际文文章中所说的“与西方敌对势力斗争博弈的前线”，放眼全球，没有比这更“前线”的了。那么当时的秦刚是否“被渗透策反”了，中共当局虽不可能对外公开这方面的审查结果，但我们外界还是可以从未来中共当局对他处理的宽严程度上判断出个大概。 说起来，张际文身为中共中央外办的纪检组长，他的文章所罗列的内容应该是总结性的，与秦刚当然有关，但也并非完全针对秦刚一人。而能够与外界已知的秦刚所犯“错误”内容联想到一起的被张际文文章所罗列的内容更有如下一段：干部出访、驻外期间违反外事管理规定的情况仍个别存在，“八小时外”律己不严、纪法道德操守缺失的风险较高。 如果秦刚的问题最终只被落实在 “纪法道德操守缺失”一个方面，那么未来或者还能够保住党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届中央委员职务肯定会在未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撤消。与此同时，中纪委也应该会宣布一项对他的政务处分决定，诸如降为副部长级待遇之类。
海南省委原常委、三亚市委原书记童道驰涉嫌贪污逮捕。最高检察院宣布，现年56岁的童道驰已被依法拘捕。 童道驰于去年11月受查，中纪委指他对组织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大肆攫取非法利益，生活糜烂，大搞权色、钱色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罪行。 童道驰早年定居海外，被周小川喊回中国。多家大陆媒体周五（4日）报导，童道驰涉嫌受贿一案，由中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童道驰去年11月落马，今年4月30日被“双开”。 童道驰曾留学加拿大、并在美国取得博士。公开信息显示，童道驰曾在兰德公司、世界银行等美国智库与国际组织工作，回中国后长期在证监会系统任职，主要经验都在涉外经济、对外开放等领域。曾有陆媒披露，当年促使童道驰回国的原因之一就是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 2018年10月，童道驰南下海南省，跻身省委常委，11月兼任三亚市委书记。 童道驰是近年来第二个被查的三亚市委书记。2019年9月6日，中共十九大后的海南“首虎”海口市委书记张琦被查，他在2014年10月至2016年11月曾任三亚市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