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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抄襲台灣碩士論文 發表各大頂級期刊

台灣學者近日聯合聲明稱,復旦大學一名博士後研究員幾乎全文抄襲台灣學者的碩士論文,並刊發在大陸各大頂級期刊上。2月25日上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證實事件,通報稱已對被舉報人作出退站處理。 綜合媒體報導,台灣學者聯合聲明顯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葉霑於2024年12月起,陸續發現其論文及另外三本台灣的碩士論文,遭到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後研究員、武漢輕工業大學副教授王燦的惡意抄襲,即「一字不漏」、「包含註腳」甚至「連同圖表」均相同。而涉嫌抄襲的4篇文章多數發表於中國大陸各大頂級期刊。 聲明顯示,《戲曲研究》、《中國出版史研究》、《文學評論》編輯部已核實抄襲,並應允撤稿,並將刊登聲明。 2月25日,復旦大學發布關於王燦學術不端的處理情況通報稱,舉報情況屬實,被舉報的4篇論文均出現了《復旦大學學術規範實施條例》規定的「學術不端行為」,情節嚴重,構成學術不端。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後流動站已於2025年1月按規定,對被舉報人作出退站處理。  

太尷尬!中共國師張維為海外演講被問「瑞士永居」

有中共「國師」之稱的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近日在馬來西亞演講時,有當地大學生請教他如何辦理「瑞士永居」。消息在中國成為民間輿論的笑談。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5月在馬來西亞舉辦一共四場的系列講座,馬來西亞華文媒體《南洋商報》5月4日報導,首場是8日在馬來亞大學研究管理與服務中心演講「中國模式及其國際意義」。 新浪網報導,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黃日涵在個人社交媒體發布的一段視頻顯示,一位華人學生問張維為:「張維為老師啊,我最近想辦瑞士永居啊,老師作為過來人,能給我一點建議嗎?」語畢即引來學生們的一片訕笑。而面對如此尷尬的問題,台上的張維為未有正面回應。 學生:「張維為老師,我想辦瑞士永居,老師作為過來人,能給我一點建議嘛?」張維為不敢回應。 pic.twitter.com/0bm7xdiZLF — 李明宇 (@limingy17799441) May 9, 2024 張維為擁有「瑞士籍」、「瑞士永居」等傳言由來已久。其履歷顯示,他在歐洲生活20多年,主要生活在瑞士和法國。2010年,中共官媒人民網在報導中以「瑞士學者」稱呼張維為,該報導還被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轉載。後來,張維為闢謠稱,「瑞士學者」是編輯的低級錯誤。 新浪網文章認為,如果張維為沒有瑞士永久權,直接回答「我不是過來人,沒法講給你聽」即可。但如果他確有瑞士擁永權,因其「愛國張天師」的人設形象是藉由積極讚頌中共官方而得,同時不斷地以美國等西方國家沒落、腐朽作為鮮明對比,若其是說一套、做一套的「兩面人」,對其人設形象就是沉重的打擊。 文章還舉了多個類似的例子,比如,同為復旦教授的陳平曾有一句名言稱,「中國2000元的工資,比美國3000美元的工資生活得更好」,但真實的情況是,他本人拿著中國的高額退休工資,與嫁給美國人的女兒一家,其樂融融地在美國別墅生活,接受資本主義腐朽生活的「磨難」。 另一個「流量愛國表演藝術家」司馬南,也在十年前在美國買房。後來,他在直播連線時,被逼問下,不得不承認「我是在美國花25萬多美元買了個小房子」。文章說,一邊大賺愛國流量錢,一邊卻潤到自己用嘴炮攻擊最狠的地方,還美其名曰「反美是工作,去美是生活」。 受到中共官方熱捧的張維為,多次發表備受輿論詬病的爭議性言論,例如,他在一個建築工地看到農民工手裡的盒飯時說,「這個盒飯確實比美國中產階級吃得好」;「我們的農民貧困戶有地有房,三菜一湯,相比他國好多了」;「瑞典加入北約,讓北約變得更弱了」;「越崇尚新聞自由的地方,人越無知,美國是典型」;「基尼係數作為西方標準,不能準確地適用於中國」;「中國清場式遙遙領先」等。 張維為1957年出生,先後為喬石、李鵬、萬里、鄧小平等領導人擔任翻譯。1988年,他被選中到聯合國做譯員,進入日內瓦國際問題高等研究院學習,2004至2010年曾任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等職。2010年,張維為回到中國,現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 2016年,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主持召開的座談會,張維為在會議上發言。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為題舉行集體學習,張維為成為這場學習會的主講人,使他從此被賦予了「國師」的光環。

復旦教師刺死院黨委書記 當事人姜文華被判死緩

復旦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殺人案有了新進展,2月1日,上海法院宣判姜文華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對被告人姜文華限制減刑。

中國復旦留美博士在紐約街頭流浪16年 引各方關注

日前,有博主發布視頻稱,在街上遇到一位在紐約街頭流浪16年的孫姓男子,該男子自稱自己是來自中國復旦大學,在美國取得過博士學位,消息傳出引發熱議。復旦美國校友會(紐約)確認了這名校友的身份,並將他安排到臨時住所。

這個最有天才的電影演員,卻曾是最痛苦的囚徒

趙丹:代號139號囚徒 2000年,我編輯《趙丹自述》,整理一批趙丹「文革」期間在關押期間所寫的各種交代,並寫出這篇長序。現略作修訂,在「六根」上推出,以緬懷這位中國電影史上的巨匠。 一 一天,黃宗英交給我一摞材料,它們都是趙丹「文革」中關押在獄中所寫的各種交代。「這些東西你拿去吧,看看對你有沒有幫助。」令人感動的信任,頓時讓我感到手中這些稿紙的分量。隨後,一次又一次翻閱,一頁又一頁整理,一個人沉重而扭曲的生命,漸次在我面前鋪展。 說來慚愧,在一九七八年初上大學之前,趙丹的電影只看過一部《林則徐》,而且還是在「文革」爆發前的童年時代,很難說有什麼印象。 走進復旦大學,專業是文學,適逢「真理標準」討論、思想解放運動,這才有機會陸續觀看一些「內部電影」。記得那時,上海文藝界幾乎每周都要放一兩部所謂「內部電影」。說是「內部電影」,無非是當時尚不能公映的外國名片或者過去曾經受到過批判的中國電影,並非什麼幾級片之類的「毛片」。 就這樣,我第一次看到了趙丹主演的《武訓傳》,才知道了什麼叫表演上的出神入化、爐火純青。後來,他主演的《烏鴉與麻雀》《馬路天使》等影片相繼重見天日,被封存的歷史一頁頁翻開。久違的趙丹,終於又出現在人們面前。 網路圖片 趙丹扮演的武訓 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趙丹臨終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病床談話——《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當年那一度是中國文藝界發聾振聵的聲音。我沒有想到,將近二十年後,能夠有機會翻閱趙丹的交代,聽黃宗英講述趙丹「文革」遭際和晚年故事。於是,在跨進新千年的熱鬧非凡的聲浪中,我開始以一種特殊心情來翻閱一個人的命運,再次傾聽他的生命絕唱。 二 先從「文革」結束後趙丹最後的故事說起。 印象中,那時除了訪問過一次日本外,趙丹似乎並沒有過多地拋頭露面,更沒有機會重新走上銀幕,扮演他夢寐以求的形象。黃宗英回憶,「文革」剛剛結束時,趙丹特別想演電影,可是,在「文革」中關押過多年的趙丹,此時仍然受到冷落,一直得不到起用。 遲遲不得平反並受到冷落的趙丹,這時家裡來了幾位江西的客人,他們中間便有老朋友、方誌敏的弟弟方誌純。趙丹和方誌純抗戰期間在新疆曾一起工作過,了解趙丹被「新疆王」盛世才關押數年的歷史。 趙丹為此事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而備受折磨,方誌純聽說他還因此事沒有落實政策,不由氣憤地一拍桌子說:「笑話!你們入獄的五個人里若有一個人帶了組織關係,我們當時就能保你們出獄。『文革』整個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你怎麼當的叛徒?他們不理你,我請你到江西去。」 黃宗英回憶,方誌純當即以江西省委的名義,盛情邀請趙丹到南昌指導排演話劇《八一風暴》,並醞釀將該劇改編為電影。這是趙丹「文革」後的第一次重要外出活動。 就在準備到江西去時,趙丹又遇到了一點麻煩。 趙丹出差需要單位開證明,上面寫著: 「趙丹去你處學習,請接待。」趙丹一看,發了火,說:「什麼叫學習?我不去了。」我勸他去走動走動。在江西他非常高興,方誌純把他當貴賓,還請他上了主席台。和在上海的處境相比有天壤之別。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黃宗英與李輝的談話) 網路圖片 晚年趙丹與黃宗英 重新出山拍攝電影,是趙丹「文革」後最大的願望。黃宗英說: 他天生就應該是個演員。他進入境界時最可愛。他是全身心投入,百分之二百地忘我。什麼也顧不上。從大的方面到細節,都一一想到。「文革」剛剛結束時,他太想重上銀幕了。你想,他多少年沒有拍過電影了?記得大概在一九七七年吧,當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廠長汪洋請他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來總理時,他好興奮。趙丹試裝後走在廠區見著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試片也吃驚竟然這麼像。可晴天打雷,突然活生生地把他撤了下來。我真擔心他會發瘋。已經粉碎「四人幫」了啊!可關於趙丹的謠言滿天飛。我陪他去文化部跟部長黃鎮講理說:「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著。」其實撤趙丹也不是黃鎮做得了主的。趙丹被撤後,我趕緊為他寫《聞一多》的本子。他碰上誰,都要人給他寫本子。像蘇叔陽、白樺、李准,他都說過。他還要我給他寫齊白石,還說要不就寫《紅樓夢》。他想要演想得不得了,還想當導演,常在各種紙上畫鏡頭蒙太奇小框框解饞。當時美國曾發函邀請趙丹去訪問,可有關方面卻一再拖延,待復函時配上一份有逐級領導一共八個人的浩浩名單。結果對方不接受,說他們請的是藝術家趙丹。 (根據與李輝的談話和信件整理) 「文革」後的趙丹最終也沒有在銀幕上扮演出新的形象。 三 趙丹病倒了。他與他所鍾愛的藝術永遠無緣了。 可是,一九八零年九月,躺在病床上的他,卻在逝世前幾天,口述了一篇振聾發聵的文章——《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參加當時《人民日報》正在開展的「改善黨對文藝的領導,把文藝事業搞活」的討論。人之將死,其心坦然。多年積鬱,殷殷企盼,一下子傾訴出來。他有切身感受,有一個藝術家的直覺和激情,更有「文革」囹圄之災的磨難。他不能不把心裡話說出來,不能不把生命體驗昭示於眾,讓活著的人能夠走出歷史怪圈,在教訓中清醒,在痛定思痛中變得聰明起來。 文章一開始,趙丹就毫不掩飾自己的顧慮: 我不知道「編者按」中「我們」的範圍有多廣。我只知道,我們有些藝術家——為黨的事業忠心耿耿、不屈不撓的藝術家,一聽到要「加強黨的領導」,就會條件反射地發怵。因為,積歷次政治運動之經驗,每一次加強,就多一次大折騰、橫干涉,直至「全面專政」。記憶猶新,猶有特殊的感受。以後可別那樣「加強」了。 趙丹從藝術規律出發,對外行領導內行,對領導在藝術創作過程中的橫加干涉至為反感。他說:「文藝創作是最有個性的,文藝創作不能搞舉手通過!可以評論,可以批評,可以鼓勵,可以叫好。從一個歷史年代來說,文藝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他舉出自己為扮演魯迅,從一九六零年開始試鏡頭,鬍鬚留了又剃,剃了又留,歷時二十年,卻仍然不能拍攝。其原因無非是意見不能「統一」。沒有這樣沉重的感受,他是不會有如此深刻的反思的。 趙丹躺在病床上,已知來日不多。生命之火在漸漸冷卻,內心激情卻仍在迸發,如同他在銀幕上一次次出色表演過的那樣。在告別人間的最後時刻,他顯然已無所顧忌,要用全部的勇氣和情感說出最想說的話: 習慣,不是真理。陋習,更不能尊為鐵板釘釘的制度。層層把關、審查審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電影問題,每有爭論,我都犯癮要發言。有時也想管住自己不說。對我,已經沒什麼可怕的了。只覺得絮叨得夠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這是文章的最後幾句。一個省略號,到底省略了趙丹哪些思考、哪些聲音,人們永遠無法知道。然而,他已經留下了生命絕唱。無私而坦蕩。 幾天後,趙丹與世長辭。 趙丹的絕唱當年所產生的強烈反響,讓人難忘。他用自己這種方式發出的聲音,匯入了反思「文革」、反思歷史的潮流之中。他用絕對的坦率和真實,呼應著巴金倡導的「說真話」。這就難怪,我們這些正在校園的學子,不由得對銀幕外的趙丹,頓時肅然起敬,同時,更為失去這樣一個天才的藝術家而深感遺憾。 後來,讀過《趙丹傳》,熟悉了黃宗英,便知道了一些趙丹「文革」中的獄中磨難,這樣,對趙丹生命的最後絕唱,也就有了更多的感受。 這是用痛苦和折磨換來的聲音,這是一個藝術家心靈真誠的袒露。今天聽來,仍然強烈地撞擊著我的心。 四 何曾想到,趙丹這位中國電影史上最為出色的天才演員,卻因是大牌明星、三十年代曾與江青有過交往、抗戰期間在新疆被捕過等原因被關押起來。在押的幾年裡,每天被迫做的事情,無非是反反覆復地交代往事,自我批判,自我貶斥。他多麼嚮往銀幕,嚮往在一個個藝術形象中體現自己的價值。他的藝術生命正處在旺盛期,正是收穫時節,可是他卻不得不將生命消耗在一頁頁自我踐踏的交代中。翻閱著這些文字,即便在這麼多年後,仍令我不能不感到痛徹萬分。 網路圖片 趙丹出演的最後一部電影《烈火中永生》,扮演獄中的許雲峰,手戴鐐銬 黃宗英向我講述過趙丹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被捕的情況: 被捕的前幾天,趙丹受到上海青年話劇院的造反派的毒打。他們在皮手套里放上硬物,一邊打他的臉,一邊說:你還想上台!他們就是要破他的相。事後讓他回到家裡休息一個星期。大概就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一天來吉普車把他抓走。當時我正在電影廠的「牛棚」里。白穆告訴我:趙丹被帶走了。接著,造反派要我回家給趙丹收拾東西。從海燕廠走到湖南路,距離不近,我感覺不是走在地上。丈夫被捕了,眼睛還被打壞了,我從沒有想到我會和公安局有關係。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與李輝的談話) 據阿丹後來說,他被蒙上眼睛,夾在兩個公安人員之間,坐在小汽車裡,不準抬頭。但過提籃橋時,他還是從蒙眼布的底縫中明白自己不是被關在提籃橋監獄。接著,車到一個地方停下,他聽聲音明白自己是進了一座監獄,往下走,往下走,當他被推進單間牢房扔到地上時,被解了眼罩,憑著高高牆壁上的一線光,瞥見自己是被扔在水泥地上的一塊染血的草墊子上。他明白這是與盛世才監獄裡一樣的手段——先在精神上嚇唬犯人。他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最初關押他的是什麼地方。他估計是當年日租界里日本人摧殘政治要犯的死牢。 (一九九八年十月寫給李輝) 趙丹在這個至今不清楚為何處的地方關押一段時間後,又被轉到另外一個監獄。這是位於虹橋的一座少教所。黃宗英說,「文革」中,這座正規監獄被騰出來專門關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專政」對象。據她所知,當時裡面關了三百多名高幹和高級知識分子。 歷史此刻在趙丹身上出現巧合。二十年前的一九四八年,趙丹參加電影《麗人行》的拍攝,扮演一位革命者章玉良。劇中的章玉良被捕入獄,那座監獄也就是現在趙丹被關押的地方。劇中人物坐牢、受刑的一些獄中鏡頭,當年正是在這裡實景拍攝的。令人悲切的巧合! 黃宗英記得,當年曾陪著趙丹的父親到現場來看趙丹拍攝《麗人行》。他們看到趙丹扮演的鬍子拉碴的劇中人,被國民黨憲兵隊押下車。二十年後,趙丹又來到了這裡。不過,此時,當年虛構的世界卻成了他真實的生活。趙丹後來告訴黃宗英,他從車上被推下來,一抬頭就看到熟悉的地方,後來還聽說上海市委有的老幹部也關在這裡。他被關進囚室後,聽到有人大叫:「我要去見毛主席!」他聽出來這是賀綠汀的聲音。 網路圖片 趙丹在《烏鴉與麻雀》中 「不許再說自己的名字,你是139號,139號就是你的名字。」 一走進這裡,趙丹就聽到這樣的命令。和所有被監禁過的人一樣,以後的幾年中趙丹也沒有了自己的名字。就像五十年代胡風集團冤案發生後,入獄的綠原代號是0686,路翎的代號是0684,賈植芳的代號是1042。而那時,趙丹曾發表過慷慨激昂的聲討文章《我的憤怒已到極點》。如今,他自己也面臨懲罰。 幾年時間裡,趙丹一直是單人關押,後來出獄時曾一度語言遲鈍。 五 沒完沒了地寫交代,寫檢討,便成了139號趙丹的主要任務。他的交代涉及面很廣,從三十年代從影的經歷,到抗戰期間他在新疆被盛世才當局關押前後的情況、釋放返回重慶的演出活動,以及「文革」前十七年里的文藝活動。關於後者,趙丹不僅被迫交代演出《武訓傳》《李時珍》等業已拍攝完成的影片,即便沒有拍攝過僅僅有念頭的事情,也逼迫他交代。如「為什麼想要演劉賊少奇」。 趙丹被捕是按照「叛徒」來立案的,說是抗戰期間他在新疆被捕入獄後,在盛世才當局的脅迫下做了叛徒。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網路圖片 趙丹獄中認罪書 抗戰初期,「新疆王」盛世才一度採取親近蘇聯的態度,為團結國內一切進步力量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與之結成了統一戰線,在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並先後派遣大批幹部到新疆幫助工作,後來也吸引了不少左翼文藝界人士投奔新疆。先期抵達那裡的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方誌敏的弟弟方誌純,文化界著名人士有茅盾、杜重遠、張仲實等。一九三八年新疆成立了文化協會,茅盾任董事長,張仲實任副董事長。經鄒韜奮的介紹,流亡到重慶的趙丹、王為一、朱今明、徐韜等人,與茅盾取得聯繫後也前往新疆,在那裡成立了實驗劇團。但是,很快,盛世才在一九四零年製造了「杜重遠案」,將杜重遠和與之有關的人士逮捕入獄,趙丹也在其列。 孟馳北是當年趙丹在新疆結識的朋友,他後來在回憶文章《趙丹在新疆》中這樣記敘過趙丹在新疆監獄的生活: 趙丹最初被當作要犯關在特別監獄,受盡嚴刑拷打。後來,移到第二監獄。次年,曾任過哈密縣長的程方伯也被抓了。他一進牢房,同室的人就告訴他,隔壁住著趙丹。牢房是土坯修的,隔壁有縫隙,他們馬上聯繫上了。牆角有一俄羅斯式火爐。他們在爐牆接縫處掏了一個洞,白天用土塊塞上,抹上泥巴,爐火一烤就干。夜晚等別人入睡後,他們把土塊取下,兩人在黑暗中通過小洞,隔牆促膝談心…… 趙丹告訴他,在盛世才的監獄中,是實行刑訊致死勿論的,但是人總不能昧良心。趙向他介紹了各種殘酷的刑訊手段真是集封建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大成…… 趙丹在監獄裡看了大量的蘇聯小說,他和程談果戈理、萊蒙托夫、普希金、托爾斯泰、契可夫……也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情緒煩悶的時候,輕輕哼唱高爾基的《囚徒歌》。在那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牢房裡,趙丹多次說過:「我真想我的小苗苗!」 兩年後,一九四二年,新疆局勢突變,本已轉向投奔蔣介石的盛世才,被蔣介石派兵逼下「新疆王」的寶座。據說,後來盛是靠大量行賄才在重慶謀得一個閑差事。控制了新疆的國民黨當局,派審判團來烏魯木齊處理積案。除一部分中共人士仍然被關押,其他人只要有人擔保,便一一釋放。孟馳北回憶,趙丹、徐韜等人找到當時擔任新疆教育廳副廳長的劉永祥(八十年代曾擔任新疆政協委員)擔保,因為劉的妹妹曾參加過他們組織的話劇演出活動。劉當時還兼新疆漢文化促進會的董事長,直接負責實驗劇團。這樣,他簽字保釋,在盛世才監獄裡被關押將近五年的趙丹,終於獲得自由。 網路圖片 趙丹獄中「請罪書」 然而,在複雜的歷史被絕對化、簡單化的年代裡,有過如此經歷的趙丹,又如何能擺脫無休止的折磨呢?從入獄開始,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僅在黃宗英交給我的這部分交代中,就有好幾次長篇歷史交代,特別是關於新疆生活的。他不得不苦苦搜尋記憶,反反覆復把同一件事、同一細節寫出來。 六 趙丹很聰明,他知道即便交代歷史,與時任「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有關的事情卻是一個字也不能寫出來的。黃宗英記得,在「文革」初期一次不像普通紅衛兵所為的大抄家時,抄走了所有帶字的紙和全部照片,但趙丹發現在桌子上給他留下了一份《入黨自傳》,他馬上醒悟到其中奧妙。他對黃宗英說:「這是給我一個暗示,只交代我自己的事情,不要牽扯到別人。」當然他指的是江青。「文革」後在公審江青時,他們才知道,正是江青派人來抄三十年代幾位熟人如鄭君里、趙丹等五人的家的。 現在在獄中寫交代時,趙丹仍然把握著這一原則。 讀趙丹的「交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他甚至還不得不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自己。在這樣的交代中,字裡行間呈現出來的,不再是一個光彩奪目才華橫溢的藝術家,而只是一個委瑣、屈辱、無奈的囚犯。在高壓之下,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一幅幅畫面,塗抹上醜陋的色彩,惟有如此,才能表現出被改造者的真誠。似乎也惟有如此,才能讓實行專政者感到某種快感和滿足。 在那樣的處境下,在那個年代裡,與趙丹有著同樣命運遭際的人,又有幾人能擺脫這樣的無奈與尷尬? 除了交代一些歷史問題外,有時趙丹還因為隨時發生的「錯誤」而被要求寫出檢討。 網路圖片 趙丹作品集《地獄之門》 一次,看守來查房,搜到了幾張小字條。趙丹一見,十分緊張,便搶過來撕掉。據黃宗英說,其實那些紙條並沒有寫什麼犯忌內容。而是當年趙丹在新疆坐牢時,從關押在一起的囚犯那裡學會了抓鬮卜卦,上面無非寫著「出得去」或「出不去」的字樣,藉此來消磨時間和鼓勵自己。現在,他一個人被關押,極度孤獨寂寞和無聊之中,又重新玩起這無奈的「遊戲」。然而,搶紙條、撕紙條,無疑被視為「不老實」的抵觸行為。趙丹被勒令寫出檢討: 大前天,我又在胡畫小字條,被解放軍戰士發現,來屋內大搜查,不知從哪個角落裡搜到一片小紙片。我當時想,這一定又是前一陣胡思亂想猜測革命群眾對我的態度一類的東西,反正寫的沒有好的思想。可我現在已將從前的壞思想都徹底批判掉了,從根刨掉了,如果現在再把小紙條交上去,豈非又將事情弄複雜化了?一定說我現在寫的思想彙報是假話,是口是心非的「兩面派」。所以,我就不顧解放軍同志的阻攔,把小紙條搶過來撕掉了!(當時我也沒有看清上面寫的什麼內容)解放軍戰士對我進行了幫助教育,對我改正這種壞習慣,確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事後,我越想越覺得感激這位可敬愛的戰士!感激這位年輕的毛主席的好戰士!他對黨的任務負責與對我改造負責的一致性是多麼值得人敬佩和應該向他學習的呀! 還有一次,從趙丹那裡發現了兩枚一分錢的鋼錛兒。有錢同樣是不允許的。為此趙丹只得又寫出關於兩分錢的檢討: 這兩枚一分錢的鎳幣是從哪兒來的呢?我記不確切了。記得我初到此地購買東西時,確是找分幣零錢的。記得當時因為天冷,我曾要求過此地的工作人員代購些水果糖,好增加些熱量,可工作人員不肯。而買東西改做只找糖、不找分幣那是後來的事了。 我這個人在生活小事上,素來是馬馬虎虎,所以不知怎麼就遺留下這兩枚一分錢的鎳幣了。這實在是沒有任何用意和用心在內的。 在此認罪,並懇寬恕是幸! 人格被扭曲,尊嚴被玷污。趙丹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日如年,就是以今天人們難以想像的方式消耗生命。 七 然而,趙丹畢竟是趙丹,他總是有著藝術家的激情,性格中更有火爆的一面。當無休止的折磨、逼迫壓得他喘不過氣的時候,他也會突然如所扮演過的林則徐或者許雲峰一樣,拍案而起,說出一些平時不敢說出的話來。 在一次檢討中他寫道: 我的面前到處是可怕的、黑洞洞的陷阱。我感到絕望了,我還有什麼出路、前途可言呢?這種種莫須有的事,根本就是你們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多疑,神經過敏,其實質是你們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錯誤判斷,都硬朝我的頭上來安,硬要我來「自發地承認」這條「嚴重的罪行」,這能使人相信你們是「為了我的前途和我的兒女們的前途著想」嗎?你們這樣做還能讓人相信「這是對革命負責與對我個人前途負責」的一致性嗎?! 另一次寫道: 一個個都放出去了,惟獨還關著我。為什麼黨對我就如此苛求?為什麼毛主席的思想的恩庇、黨的政策就是照臨不到我的身上呢?難道我和黨真的有著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嗎?難道這一場偉大的文化運動弄到末了,原來就是弄倒我一個人?!查出我「是中國電影事業的罪魁禍首」?是我一個人制定的修正主義的黑線、黑綱領嗎?果真如此,殺一人而能救天下,那就請乞誅之!為革命的利益,這是太合算的事了! 網路圖片 趙丹晚年的周恩來形象造型 另有一次交代中,趙丹索性指責對他實行專政的人,要他事無巨細地反覆交代歷史,完全是一種「不科學的」「不符合生活實際的」做法,天真的他還在和他們講道理: 我又進一步想:一個人幾十年的事,難道就是要一件件一茬茬都記憶得清清楚楚,一絲也不能差錯、遺漏才叫做徹底坦白嗎?這樣,反是不科學的,不符合生活實際的。 所謂「徹底」總是相對的,相比較而言,只要是自己的重大的罪行,已落實的,詳盡地(儘可能的)交代了,這也是徹底坦白了,或基本上徹底坦白了,而也只有這種坦白(關鍵性人物,抓關鍵性的問題),才是實質的徹底坦白,其它的那些支支節節,半大不小的(既不涉及黨的組織路線,又不是黨的機密),即使再多增加些,這又能說明什麼呢?最多也只是個人的當時的反動思想,或貪生怕死,所招致的過錯與罪行罷了!(但我作為個人也是不能等閑視之,要認真對待檢查的!)但終究也不能變易原有的性質。除非是真的還有比我現在已交代的更為嚴重更為重大的政治問題隱瞞著,然而這,我是決不糊塗的,自己乾的,這類大事,當然是不可能忘掉的。可這是絕無僅有的! 當讀到這樣的文字時,我才覺得這是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趙丹。這是一個弱者在與命運抗爭,哪怕是可憐到極點的一種心靈掙扎和反抗。 八 與黃宗英談趙丹,我總感到自己有些殘酷。她年老多病,提起這些往事,無疑對她是一種感情和心理的折磨。我們約了好多次,籌划了好幾年,我還是遲遲下不了這個決心。最終,在她又一次重病之後,她對我說,她擔心再不談,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完全喪失敢於回憶的意志。這樣,我們才就這一個話題進行了長談。 「想到趙丹的事情,心裡就發冷。」第一句她就這麼說。然後,又去拿來一件厚睡袍把自己緊緊裹住。 網路圖片 趙丹書畫展在他去世前在中國美術館舉辦 這次我們主要談趙丹這批交代材料保留下來的情況—— 這批材料是「文革」後發還的。「文革」後給他的結論他從來沒有簽字。運動複查組曾找他來簽字,上面寫著「屬人民內部矛盾,說了些錯話,做了些錯事」等等。他一看就火了,說:「你們說哪句是錯話,哪件是錯事?立案是為定叛徒罪,結論是根本不能立案。留莫名其妙的小尾巴,我不簽。」來人說:「已經是內部矛盾了,你就簽了吧,將來使用起來,還是要查檔案的……」 趙丹猛地一拍桌子:「誰查我檔案才使用我,我會讓他使用?!」 我也對他們說:「你們是為他的叛徒立案,運動結論里應該有這個內容。你們先拿回去,以後再說。」 來人說:「你要不簽,別人怎麼使用?我們要積極落實政策。」 事情弄僵了,趙丹補了一句:「我不是針對你們。複查政策應準確。我不是針對你們。」 他們走後,趙丹又嘀咕開了。他說:「我這樣發脾氣,他們還會整我。」晚上他老嘆氣,做噩夢,說夢見奇形怪狀的孩子跟前跟後地追他,是「犯小人」,擔心不放過他。他問我說:「是不是還是簽了?」我勸他:「忘了它!找你再說。」「忘了它」,從此成為我們家傳的口頭禪。我們不是史學家、政治家,我們怎能弄清楚中國為什麼會發生這等悲劇。我們只是熱愛生活的藝術家,和老百姓一樣,什麼樣的日子我們也總得過下去。他說:「要是關在裡面,有這個結論也就簽了。」他老是這樣,一下子發火,然後又會嘀咕。 趙丹的交代材料拿回來是在他去世之後。 趙丹在北京醫院去世之後我收拾東西回到上海的家中,一看阿姨把所有帶紅色的東西統統取消,在趙丹的照片前點著蠟燭,素潔得可怕。我躺在床上想,家不能這樣。我對阿姨說:「這個樣子怎麼活下去?不可以一家敗下來。趙先生的魂要是回來,會不放心的。」我讓她把好看的東西翻箱子找出來放,我出去買花,趙丹喜歡菊花。要熱鬧一些,要家裡溫暖起來。 過了一些日子,上影廠落實政策辦公室來找我,帶來兩大包東西,說:「我們把趙丹的一些東西送回來。老早就應該送來。」兩摞材料上寫著:趙丹交代材料,應予銷毀。 他們說:「複查組重新討論了,結論也重新寫了。」我一看,大意是:「一切不實之詞予以推翻。」他們要我簽字,我說我不能簽。他們說現在只有你來簽了。我質問他們:「為什麼不在他生前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回答說:「我們不能決定他的事情。還是請你現在簽了吧。」 我不能簽。我說:「你們調查的是他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的事情,那時我還在上初中,有什麼資格簽?我不能簽。」我很有抵觸情緒。 「要是不簽,就會成為歷史空白。」他們說。 「這空白不是我留下的。」後來,我就讓他們把交代材料留下,但沒有在結論上簽字,這就是說,趙丹的問題至今也沒有最後結論。我還對落實辦的人說:「原諒我激動。我是不能簽的。我不是跟你們發脾氣,如果他不死,是不是還要留尾巴?!」趙丹逝世後,我寫了一篇八百字的文章《人民了解他》。我心想,有沒有結論又有什麼了不起呢?他留下了銀幕上的形象,夠了。 網路圖片 趙丹晚年書法 小女兒看到了這些材料,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難道這就是一個人嗎?一個人的一生嗎?」 過後我再也沒有看,把它們包了起來。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才拿出來看了一下,心裡真難受。這麼好的一個演員,就要他每天干這個。我很冷靜地給袁鷹摘了幾段滑稽的,像關於演劉少奇、二分錢的交代等,交《散文世界》發表。另外,還提供給寫《趙丹傳》的作者參考。所有人都說我應該寫寫這些,可是我要寫就一定受不了。 不管怎麼說,趙丹的這批交代材料能夠保留下來,是值得慶幸的,它們有著特殊的文獻價值。它們不僅僅能從不同角度補充人們對趙丹人生的了解,從那些歷史細節回憶中,感受他的複雜心情。同時,它們更為「文革」研究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本。後人可以從中了解到,在那樣的日子裡,居然會有這樣的文字,這樣的自我貶斥的形式。讀它們,我相信人們會透過趙丹為自己塗抹上的醜陋色彩,看到那個光彩奪目的藝術家在歷史風雲中的活躍身影。而這才是其真正的價值所在。 […]

復旦專家稱「中國退休年齡太早」 被抨擊

近年,中國人口老齡化現象嚴重,養老金制度面臨巨大壓力。對此,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彭希哲於日前表示,「與老年人的平均壽命相比,中國民眾的退休年齡太早」。該言論一出,引髮網友不滿,有網友抨擊「嘴巴太爛」!

提中國經濟困境解方 復旦學者吁政府少搞形象工程

對於如何解決中國經濟困境,復旦大學經濟學者張軍認為,北京當局應該壓縮投資預算,避免動輒數千億、上萬億搞形象工程的浪費,然後把騰出的15萬億至20萬億人民幣用於支持家庭的實際收入增長和福利項目。 觀察者網10月11日刊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的專訪,探討當前中國經濟難題。 張軍表示,中國的勞動收入仍太低,需進行政策調整,大體上讓工資增長至與名義GDP增長接近或持平,政府應把相當一部分的收入用於改善家庭收入,比如用於減少家庭支出的負擔,「這就是增加家庭的實際收入」。 張軍說,中國有6億人的人均月收入不到人民幣3000元,月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元,「這跟國力不匹配」。「既然我們的國力可以動輒就花上幾千億甚至上萬億去搞形象工程,為什麼不用這些錢去為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負擔買單呢?」這方面需要有一些政策的大調整。 張軍認為,這些錢可以用在從生育到幼兒園、小學,由國家買單;大幅提高用於老人贍養的抵稅額度,甚至逕發現金給老人或家庭帳戶。「特別是大量農民養老金每月只有100元左右,這說不過去,是不是可以漲到500至1000元,地方每年投資浪費的錢都比這些多得多了。」 他表示,若國家能夠有更多支出用於家庭方面,家庭就可以有更多支出用於消費,形成正向循環。 張軍的這篇文章在微博熱傳。網民認為,張軍的建議契合當下中國社會大量民眾的心愿,「應該給農村老人發錢。農村的小孩本來起點低,贍養老人也是個很大負擔,體制內老人養老金花不完,還可以補貼小孩。給農村老人發錢,可以促進老人消費,同時也減輕農村孩子的壓力,進一步促進消費。」 但也有網民質疑:想法好,但是如何執行?百姓實際能得到多少? 相較於美國等西方國家,都在疫情期間直接發現金給民眾,刺激消費,同時拉動股市上漲,而大陸在疫情衝擊下,中共面對失業率大增,百姓收入銳減,需求急劇萎縮的情況下,從來不發錢給民眾。 此外,對於鼓勵人們減少儲蓄、增加支出的政策變化,例如擴大醫療和失業救濟金,當局也一直持抗拒態度。但需求、特別是內需,是拉動經濟成長的主體手段。 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中國不斷有學者、業內人士呼籲當局給百姓發錢,一方面紓困,更主要的是刺激經濟。2020年,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就撰文呼籲發現金,他認為中國發的消費券實際是折扣券,不達門檻得不到補助,刺激經濟的作用非常有限。 中共去年底無預警地放開疫情封控後,今年前8個月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持續萎靡,有些人建議應該毫不猶豫地採取更有力的政策,不要「擠牙膏式」的調控。 中國低收入至少6600萬人 2020年中共兩會上,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回應中外記者提問時說,當時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人均年收入30,000元。 央視報導,截至今年6月,中國全國低收入人口動態監測訊息平台已歸集到低保對象、特困人員、低保邊緣家庭成員等6,600萬低收入人口等的基本訊息。 報導說,目前有關低收入人口訊息搜集還很不完整。 很多微博網民表示,低收入人口不可能只有6,600萬。

張維為辜負了群眾的期盼

疫情以來,大家的情緒都不好,為上海擔憂,為自己擔心,總怕時代的那粒灰噼里啪啦往下落,一座座山相連,大地變成青藏高原。網民唯一開心的事,就是復旦網紅張維為挨打的傳說。 歐洲有戰爭,上海有疫情,全國各地有奧密克戎流竄的影子,在這愁眉不展的日子裡,遇上一件開心事多難得呀!大家在快樂消費張維為捨身貢獻的樂子時,還假惺惺地做出「戲水不忘挖井人」的姿態,問候他的傷勢輕重及受傷部位是否要害?大家一邊高興一邊糾結——打人確實不對,但打輕了更不對。 大家對壞消息的抗擊打能力很強,對好消息卻很謹慎,快樂來得太容易,總讓人擔心有詐。所以,就都抱著及時行樂的態度——在好消息被闢謠之前要抓緊時間樂呵。於是,網民卯足了勁把「張維為被打」事件刷屏了,張維為是否真挨打了咱先不管,在坐等闢謠期間樂呵一會兒是一會兒。 果然,張維為出來闢謠了,說自己一直在家錄像拍小電影,一個多月沒去學校了。 這讓廣大群眾很失望,一個該挨打的貨居然沒人打,很不符合報應說嘛!也為張維為遺憾,若豁出去挨一頓打,也是說好中國故事的好素材嘛,與好故事失之交臂,可惜素材了。 張維為為了編好故事不惜滿口跑火車,整天嘮嗑美帝被我們甩出幾十條街之類的玄幻嗑,不就是為了讓國人聽著快樂嗎?這次他該知道怎麼才能給大家帶來快樂了——他被打一頓比他說的一切更能帶來歡樂。挨一頓揍就能解決的問題,幹嘛捨近求遠地叨逼叨呢? 張維為編的那些瞎話沒人當真,但群眾不甘心啊:說的假話倒也罷了,挨打也是謠言,還讓不讓人高興一回了?所以說,張維為的闢謠很沒有大局觀,辜負了群眾的殷切期盼。先烈為了群眾的福祉可以拋頭顱灑熱血,你張維為為了群眾的快樂就不能挨頓打嗎?受點皮肉之苦來滿足群眾的願望不難吧?張維為這種滿口正能量的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呀!再說了,你沒挨打就沒吃虧,群眾相信你挨打了感到快樂,這是絕對雙贏的事例,幹嘛非得闢謠破壞群眾的快樂?張教授是個「贏學家」,造詣比金嘿嘿深,被坊間譽為「張贏麻」,卻在現實里毀了雙贏的大好局面。群眾不會放過他的。 特別是在上海疫情嚴峻的形勢下,群眾的怨氣找不到出口,「張維為被打」事件本來可以作為群眾狂歡的出氣口,有利於抗疫大局。就算把張維為當個誘餌彈放出去,也起到了轉移矛盾轉移注意力的作用。平時復旦把張教授當個寶,好吃好喝養得白白胖胖的,「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需要用他挨打時,丫居然不配合,還闢謠砸場子,真辜負了領導的栽培。群眾知道張教授挨揍是假消息後,懷著惱火的心情繼續對物資供應吐槽,增加領導的壓力,組織上可看透張維為這個兩面人嘍。「國難顯忠臣,疫情見孝子。」張維為一個闢謠,暴露了弄臣、逆子的真面目。 我想給張教授指點一條明路,趕緊找個復旦的青年教師把自己補打一頓,連本帶息,這次要往狠了打,被打得頭破血流睾丸腫才算達標。這樣,就證明謠言是遙遙領先的預言,給群眾再帶來一波歡樂。不用發錢發物,揍張維為當福利。多好的群眾啊,多容易滿足呀!若辜負了這麼簡單的期望,還是人嗎! 張教授可以把自己的闢謠改一下,刺激復旦學子忍無可忍自發地揍他,戲份就更足了: 妾在家裡做錄像 忽聞謠傳被踢襠 復旦學子皆袖手 更無一個好兒郎 相信復旦學子受不了這種奚落,肯定有人對張維為下毒手。一段復旦佳話,一個中國好故事就完成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新一丘萬壑)

在女宿舍浴室外裝監控引眾怒 復旦大學稱防疫要求

上海封城仍在繼續,期間發生多起在正常時期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似乎只要以防疫為借口,很多事情就可以順理成章。日前,上海復旦大學在女生宿舍浴室門外附近安裝兩個監視器,引發學生抨擊,但校方強調這麼做是為了防疫。

上海復旦教授求醫未果去世 同事批防疫死循環

上海COVID-19防疫封控期間,接連爆出居民食物短缺、延誤就醫死亡等問題。近日,又爆出復旦大學爆出外文學院教授俞惠中因無法就醫不幸去世的消息;有學者認為嚴格措施引發的一系列次生災害與當局的「死循環」政策有關。 4月16日,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前院長曲衛國在朋友圈表示,這些天網上不時看到因防疫而造成的悲劇,當天一早看到了朋友轉發的這個帖子,悲劇終於發生在了自己認識的人身上。俞惠中教授因「政為」因素、無法得到醫治撒手人寰。 曲衛國透露,「整整四個小時的全城求醫啊!這對俞老師和他的親屬來說是怎麼樣的一種煎熬!前些天有領導說感同身受!這她能感同身受嗎?每次新聞發布,有關部門都對就醫難問題的解決做了承諾,說暢通就醫渠道。這保證有措施嗎?可以追責嗎?不把大多數醫護人員調回到自己的崗位,就醫渠道能暢通嗎?堵塞渠道部不是醫院或醫護人員或保安,而是有關部門的政策!」 曲衛國表示惋惜,「俞老師是一位非常儒雅、低調的老師。就這麼因為政為的因素走了,太讓人傷心了。」 對此,有網友表示:「聽說復旦的俞惠中教授,交大的吳中南教授近日皆因求醫無門而病逝,哀嘆之餘不禁感嘆,這就是沉默的代價!」 另一位網友說,「聽聞復旦外文學院俞惠中教授走了,很不幸,因為沒有及時醫治;另外,交大吳中南老師,也走了,包括之前古典音樂愛好者陳順平……說『感同身受』、說『我能理解』,都是蒼白無力的廢話。」 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趙立行在微信朋友圈批評上海的防疫「死循環」。 趙立行說,「什麼樣的腦子才能設計出這麼多『死循環』:把市場流通堵得嚴嚴實實,然後再盡全力打通堵點:要求所有市民足不出戶,但吃飯問題自己想辦法;給好人發了不少連花清瘟,又告訴你好人不能吃這葯;陽了沒有能力轉運居家賦紅碼,自己轉陰了要轉運才能賦綠碼;就醫前要先測核酸,但進醫院測核酸要有核酸證明;健康的人一遍遍地測核酸,但又告訴你測核酸有感染風險;測了核酸健康雲可以查結果,但疾控中心說結果由它說了算;抗原試劑發了一堆天天測,但又告訴你這個是不準的。很多問題因為這些死循環而出,但所有部門都負責任地讓這個死循環活著。」 上海市衛健委4月18日通報,4月17日全天新增2417例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和19831例本土無癥狀感染者;新增死亡病例3例,均為高齡,同時合併急性冠脈綜合征、糖尿病、高血壓、腦梗後遺症等嚴重的基礎疾病。這也是上海3月底實施封控以來首度通報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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