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媒記者涉情蒐友台政要被起訴 創捷克首例
2026 年 6 月 4 日
八十年代初，有位新聞前輩兼著名作家來人大講座，開場白就說：人大是個了不起的學校，既有張志新又有林希翎。 當時張志新剛剛平反不久，是媒體口中的英雄，而林希翎則是「不予改正」的右派，把她們倆相提並論，是個嚴重政治錯誤。所以，事後，此次講座受到上級教育主管機構的點名批評。 那個時候，很多人還不知道這個名字——林昭。 今天，人們都知道她是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的學生，卻不知道她和人大的淵源，她也是人大新聞系的學生，她在北京的最後歲月是以學生身份在人大新聞系資料室里接受監督改造。 人大老校友都知道「鐵一號」，人大建校儀式在這裡舉行，今天它是人大清史研究所所在地，它的地址門牌號是張自忠路三號，但是，人大老校友不叫它清史所，也不叫它張自忠路三號，習慣稱它「鐵一號」。「鐵一號」是它的舊地址門牌號簡稱——鐵獅子衚衕一號，這個門牌號屬於北洋總理府。1958年6月，這裡成為林昭在北京的工作地點。 鐵一號 林昭本名彭令昭，林昭是筆名。1955年，她以江蘇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1957年，大二學生彭令昭因為支持北大學生張元勛的大鳴大放大字報，而被劃為右派。 她不服，服藥自殺，學校以抗拒審查為名要送她去公安局勞動教養三年。她跑到團中央，申訴說：當年，北洋政府抓學生，蔡元培去要人，而今天北大自己主動把學生交給警方。 系副主任羅列念其體弱多病，向校方求情，將她留在系裡接受監督改造。於是，她就在系裡做資料搜集。 1958年6月，院系調整，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併入人大成為人大新聞系，林昭就到「鐵一號」的人大資料室繼續接受改造。 暑假後，一個叫甘粹的來到資料室，他也是學生右派，和林昭同屆。新聞系學生都去各個報社實習，他被派來資料室接受監督改造。 他們的任務是每天到圖書館翻查國民政府時期報紙，做卡片，為編寫《中共報刊史》收集資料。他們的領導叫王前，是時任國家主席的前妻。 林昭身體不好，不斷咳嗽。王前要甘粹多照顧林昭。甘粹去給林昭打水、燒飯。冬天到了，林昭房裡沒有暖氣，甘粹去學校總務處領爐子，給她生火。天長日久，倆人產生情愫。 1959年9月，他們一起畢業，提出結婚申請，但學校認為他們在改造期間談情說愛是抗拒改造，不準結婚。隨後，甘粹被分配去了新疆建設兵團。林昭病情加重，咳血加劇，她請假要求回上海休養。 人大校長吳玉章批准了林昭休假請求。林昭離開了「鐵一號」的資料室，也從此離開北京，再沒回來。 林昭在上海期間，認識了幾個蘭州大學的研究生，並在他們創辦的《星火》雜誌上發表了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因此被捕。 1962年初，林昭保外就醫期間又在海外發表《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長詩。因此於1962年12月，又被捕入獄。 1965年5月31日，法院判決林昭有期徒刑20年。林昭不服罪，繼續在獄中用經血寫作。 1968年4月29日，病床上的林昭接到改判死刑的判決書，併當即被從床上拖出去，執行槍決，年僅36歲。 1970年10月，人民大學撤銷，新聞系回歸北京大學，又成為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 1977年恢復高考，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招收文革後第一批學生。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整體回歸人大，成為人大新聞系，系主任還是曾經關照過林昭的羅列。 1980年，汕頭人李嘉誠投資創建汕頭大學，羅列被聘為汕頭大學副校長，離開人大，去了汕大。 1979年，甘粹平反回京，他從林昭姐姐的手裡得到了林昭獄中14萬字的遺作，今天成為珍貴資料。 1980年，上海重審林昭案，先後兩次判決，都改判無罪，但第一次留了一個尾巴，說她有精神病。複核後，刪除了精神病的說辭，沒有留尾巴。 我第一次去「鐵一號」還是上學期間，那時，知道林希翎、張志新，不知道林昭，後來也去過，但對這個建築的了解也僅限於北洋總理府。 世紀初以來，我曾經梳理過這些被視為黨的「敵人」的資料，我的結論是，林昭、林希翎和張志新三位前輩學長其實都不是黨的敵人，她們都把自己定位在黨的宗旨捍衛者，對黨忠誠，是黨內異見者，也就是本文開頭所說那位新聞前輩提出的「第二種忠誠」，所以，才勇於表達自己的心聲，才會有林昭向團中央告狀，張志新一次次向黨表白，但是，基層黨組織把她們的申訴表白都看成了「抗拒改造」。 世紀初，當時的中國領導人訪問法國，華人社團組織的歡迎人群里發出一聲驚喜的尖叫：胡總書記，我是林希翎！那是老熟人之間的招呼。那聲喊里，透露出清華學生和人大學生之間的老交情。 我有時也會想到梁漱溟以赤誠之心向領導人提意見並要求「雅量」，這反映出那個時代的人很單純，真反黨絕對不是這樣。今天可能連中學生都懂得，和上級唱反調，又要求「雅量」，是何等幼稚！ 今天如再去「鐵一號」，我會想到，人大不僅有張志新、林希翎，還有林昭。林昭、張志新都是「浩劫」後平反昭雪過的，林希翎的右派至今「未予改正」，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們都不是黨的敵人。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老侯說事7）
① 曾經和克格勃齊名的東德秘密警察機構「斯塔西」(Stasi)，威名赫赫。它的座右銘是「我們無處不在」。在全盛時期，它的正式僱員有9.1萬人，非正式僱員17.4萬名。它的老大哥克格勃也不過4.8萬人。東德1800萬人口中，斯塔西安插了將近30萬名眼線，為600萬人建立了秘密檔案，其觸角甚至達到了東德每棟公寓樓中都確保有一個斯塔西的線人。而納粹時期，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也沒有達到這樣的效率。「斯塔西」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安排夫妻、父子、兄弟之間互相監視。 東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絲塔•沃爾夫(ChristaWolf)曾經在1990年出版半自傳體小說《余留之物》，講述了自己和丈夫被監控長達20年的故事。但是到了1993年，就有前線人爆料稱，沃爾夫本人也曾經在1959至1961年間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僱員，代號「瑪格麗特」。 連環相套的告密體系，構成了東德人無法磨滅的記憶。 ② 蘇聯時期有個著名的小英雄——巴甫列克，整個蘇聯到處都有他的青銅塑像，他的英雄事迹就是「大義滅親」——舉報自己老爸。 他向組織揭發當村長的父親沒有階級立場，經常為了同情階級敵人「富農」，私開證明信，讓這些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回到家鄉。結果他的老爸被立即逮捕，消失在某個勞改營。而他也被憤怒的村民殺死。他的爺爺、奶奶、堂兄、教父還因此被當做嫌犯槍斃，唯有他，由此成為英雄。 著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本來是一名基層軍官。1942年參戰，1944年還因勇敢作戰獲得兩枚勳章並晉陞為上尉。但他在1945年在給好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忍不住發牢騷，批評了斯大林，結果被好朋友舉報。從前線押回後方，以「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被判處8年勞改，正是依據這段不堪的經歷，他寫出了《古格拉群島》。 ③ 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鎮縣16歲的張紅兵和父親一起，對母親方忠謀展開了大批判。 家庭矛盾的起因其實很簡單。方忠謀質疑當時的領導人搞個人崇拜，還替所謂的「工賊」鳴不平。其實方忠謀本人也曾經是忠誠的戰士，甚至為了爭先進，檢舉揭發過自己當地下黨的父親。只是隨著自己和丈夫被揪斗，女兒也喪命文革，這個母親開始懷疑起了人生，最終在那一個夜晚爆發。一向深信「爹親娘親都不如毛主席親」的張紅兵不能忍受母親對偉大領袖提出質疑，和母親激烈爭吵。 張紅兵的父親張月升，本來也是一個受害者。作為固鎮縣衛生系統「頭號走資產階級路線當權派」，經常被戴高帽遊行、批鬥，還連累妻子一起被批。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當妻子對苦難提出反思和質疑的時候，居然第一時間威脅妻子： 你就是階級敵人，我們要和你劃清界限。 父子兩人，唯恐口說無憑，甚至還讓方忠謀把自己說的寫下來，連夜舉報。作為兒子的張紅兵在信中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兩個月後，方忠謀作為「現行反革命犯」被槍決。 ④ 文壇名宿舒蕪上世紀四十年代剛出道時，被當時大名鼎鼎的文壇「七月詩派」領袖胡風發現，不遺餘力的提攜，使得舒蕪很快就在文壇嶄露頭角。1951年文藝整風開始之後，胡風的文藝觀定性為「小資產階級立場」，作為高層指定的標靶，在劫難逃。 舒蕪作為胡風的門徒，在組織的授意下，從1952年開始先後在報紙上發表了多篇重磅的認罪文章，以曾經的交情，現身說法，矛頭直指「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為了配合《人民日報》對胡風的批判，舒蕪甚至從老家翻出四十年代胡風給他的100多封信件，從中斷章取義，編造成《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公開發表。於是，胡風等人被打成了「反黨集團」，5天後隨即被捕入獄。 胡風為此兩度入獄，前後坐牢超過20年。所謂的「胡風案」前後共計2100餘人受株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 ⑤ 「胡風案」被隔離審查的人中，也包括詩人聶紺弩。時勢所迫，他也成為揭發胡風的文藝大軍中的一員。但沒想到自己也最終被揭發。 1957年，因為老婆被劃為右派，聶紺弩遭株連，也劃為右派，遣送到北大荒黑龍江墾區「勞動改造」。回來之後聶紺弩牢騷滿腹，經常找自己的好友，漫畫家黃苗子傾訴。他私底下寫的一些不合時宜的詩作，往往也會第一時間給黃苗子分享。 不曾想到，他的這些話語都寫進了黃苗子的《揭發材料》，這個漫畫家的的舉報材料極為詳細，居然在一些重點欄位上備註聶紺弩當時的語調、動作，以顯示其反動之心，可謂用心良苦。他甚至擔心某些詩作專政機關的人可能看不懂，還特意加以翻譯和注釋。 聶紺弩給黃苗子贈送的詩作，最後大多數都成為自己被定罪的呈堂證供。坐牢11年，最後依託一個當年的國民黨身份才和戰犯們一起被特赦。 ⑥ 馮亦代在1949年前的上海文壇很知名。他1943年組建中國業餘劇社，任副社長（茅盾任社長）。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新政權成立後還官至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秘書長。 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後，馮亦代誠惶誠恐，決心按照要求改造自己，立功贖罪，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隨後多次向組織交心悔罪，遂被招募為眼線。 馮亦代由於民盟背景，和當時諸多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等人皆有交情。而且他本身就有一頂「右派」的帽子，更不易讓人起疑。他利用同病相憐的老友身份，定期往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等人家裡跑，名為探望，視為窺探。事後寫成報告，反映這些大右派的思想動態。他還按照組織要求，主動刺探這些人對於國家大政方針的看法。 章伯鈞等人把他視為摯友，毫不設防、無話不談，皆事無巨細被記錄在案。他甚至在心底看不起這些著名的知識分子，他某次在和章伯鈞聊完後，回來在日記中寫道：「討厭他的資產階級面目，但為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 馮亦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都為自己所從事的這種「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寫道：「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他從1960年開始申請入黨，認為自己 「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但始終未獲得批准。 他晚年有所醒悟，公開了自己的日記，卻沒有說一句道歉的話。 ⑦ 束星北先生號稱「中國雷達之父」，早年畢業於麻省理工，是理論物理界泰山北斗級的人物。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就是他的學生。而且按照他的判斷，李政道還不是門下最好的學生。他最欣賞的學生，叫做王鎮皋。 束星北雖然名震天下，但是對知識分子熱衷政治的行為極為反感，曾稱大學不是黨校，誰要是做政治家，就應該去專門的學校。1957年反右開始因為提意見就被批判。1958年被定為「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開除公職，「管制勞動」三年。 在此期間，為了監視束星北的動向，組織上就想起了他最欣賞，也是最信任的學生，王鎮皋。他在畢業後留校任教，就是擔任恩師的助教。 這個原本在學術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才，為了組織上允諾的職稱、待遇，還有神秘的榮譽感，接受了這一任務，開始了對自己的恩師、包括山東大學的同事、學生長達二十多年的監視任務。在此期間，他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把線人生涯過的嚴肅認真，白天用心留意一言一行，每周撰寫思想動向報告，定時報告。即便因為這種疑神疑鬼的生活導致自己兩次的婚姻失敗，他都無怨無悔。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是「秘密工作者」，「沒有害過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個學生」。 改革開放後，為了提高待遇，王鎮皋公開了自己的潛伏生涯，認為自己「勞苦功高」，向學校「評功擺好」。結果從此聲名狼藉，一敗塗地。直到退休，他依然耿耿於懷： 為什麼不給我評教授？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