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和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將其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則，從而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理論思想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口號，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發展路線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 戰略決策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作出了重新評價，讓整個社會得以放下沉重包袱，堅定信心，輕裝向前。 社會人心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打破計劃經濟的全面包攬，提出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並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開創性地指出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 管理思路層面，堪稱偉大轉折。 由此，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為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帶來長達40年的繁榮增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七月中旬的北京，通常並無政治大事，那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以及順帶的務虛會議日程，但今年夏天，從7月15日開始，中共三百餘位中委和候補委員們在京西賓館參加一場「二十大三中全會」。 如此刻意的安排，儼然消解了拖延九個月的「三中全會」的意涵。在7月15日當天「求是網」發布的最新一篇基調文章，強調的還是「自信自立」，似乎北京之外中國人民的水深火熱、經濟大蕭條、還有最近牽動人心的暴民襲擊外國人和食用油污染問題都變得無關緊要了。連帶兩年前「二十大」上才呼籲面對的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問題，也在會場內自信滿滿、老神在在的氣氛中模糊了。 集體躺平 這就是外界等待良久的「二十大三中全會」召開第一天的氣氛，彷彿中國社會當下並不存在諸多嚴重的問題、危機和衝突，中共領導人在不久前的延安軍隊政工會議上渲染的嚴重國際挑戰和內部腐敗問題等也不屑於公諸世人。所有跡象都表明，北京當局正在採取一切措施防範本屆「三中全會」的任何外溢效應。 或者他們害怕的，是本屆「三中全會」不僅暴露出中共過去12年路線的根本失敗，而且可能暴露出中共領導層內部的真正危機——或許不是改開時代中共集體領導制下常見的派系或者路線分歧，而是有關政治動力喪失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中共內部的集體躺平。 換言之，相對民眾身處的各種災難性的失業、破產和大旱、水澇等等，他們看到的地方官員的兩個極端表現——無所作為和橫徵暴斂的背後，已經常態化地發生在中共體制內部，正是與民眾的躺平類似的集體躺平。這種集體躺平的現象不僅包括基層和中層幹部，甚至瀰漫到中共管理層核心。這才是「三中全會」遲遲不能召開的關鍵。 就在北京宣傳機器開始動員抨擊年輕人的躺平心態和社交媒體上「垃圾時間」的同時，從中共管理層發出了一個最新也是最具指標性的躺平信號，莫過於李強總理在月前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的講話。他在論壇開幕式上引用了領導層2012年以來多次提到的「固本培元」，以此暗示「三中全會」的經濟路線。中國坊間輿論一時驚詫，股市也跌破三千點，民眾普遍認為這是李強總理對中國目前陷入經濟危機如同病入膏肓一般的暗示。 如果對比十幾年前無論李克強總理的「克強經濟學」、還是當時在經濟內閣直接向總書記彙報的副總理劉鶴鼓吹的「供給側改革」，從中共負責經濟事務的總理口中說出與經濟學術語毫不相干的政策名詞，表明兩重意義：其一，李強並無自己的經濟思想，完全唯「老大哥」是瞻；其二，「老大哥」身邊的智囊、智庫、筆杆子們已經黔驢技窮，拿不出一個稍有經濟理論支撐的政策術語，中南海的工具箱和理論庫已經枯竭。 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深厚、依靠筆杆子立身的中共來說，這種「理論的貧困」是前所未有的。這種困境，一方面，固然可歸因為中共目前的「理論的貧困」，即面對過去十數年以來的錯誤和失敗，其經濟官僚們已經汰剩下平庸之輩，無力提出任何實用、有效的經濟對策，在中南海內的形勢與湖南地方當局面對洞庭湖大水的束手無策並無二致。 另一方面，毋寧反映了在新冠疫情結束之後一年半的時間裡，中共經濟官僚整體退化的同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經濟對策問題上也採取了放任的姿態，如美國經濟學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不久前在中國的訪問印象，即所謂「不聽、不知、不願、和不在乎」的「四不」傾向，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集體躺平，對應著中國青年在疫後奉行「不結婚、不買房、不買車、不消費」的躺平態度。 這或許才是中國真正的集體「新冠後遺症」吧。三年的「動態清零」瓦解了中國統治集團和人民之間的所有社會契約，也耗盡了所有與改革開放有關的政治動力。 「深化改革」？ 重要的，只有從這種來自最高層的「躺平」，外界才可能預測和理解本次三中全會的召開時機和走向，即所謂「自信自立」和「深化改革」的實質和指向到底是什麼？ 如果對比中共建政以來的前兩次重大歷史關頭，中共以中委全會然後擴大會議的方式自我糾錯，也就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和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人們都能清晰地看到中共內部的政治動力如何運轉，即在中共自身堅持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框架下通過高層鬥爭實現自我糾錯、從原教旨主義回到實用主義的路線上來，那麼，在已經肅清所有黨內派系和「團團伙伙」以及黨外民主力量和公民社會的今日中國政壇，已經不存在任何引導性或者對抗性的政治動力和政治可能，足以讓中共黨內形成某種實用主義路線的經濟政策共識。 這種對大蕭條的集體恐懼，不亞於12年前營造的「顏色革命」恐懼，或是中國領導人能夠長期擱置中委，僅僅通過各種領導小組和政治局就主義發號施令並且避免任何集體決議的內生原因，以至於「三中全會」的召開實質上變得可有可無，理論上只剩下時間線上的需要，需要在今年秋天的「四中全會」前做一個形式上的召開。 然而，過去半年中國堅持以製造業為中心的復甦計劃在海外和國內遇到雙重挫折：一方面，防範中國輸出「過剩產能」，特別是向俄羅斯的輸出，已經成為歐美和北約組織的頭號議題，也引起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國家對自身經濟的擔心。上周剛結束的北約75周年峰會對中國發出的警告在這個意義上可謂軍事和經濟的最後通牒。而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大規模失業和企業破產以及空前的貧富差距，不僅造成中國勞動和資本的消費和投資意願低迷，而且根本改變了普通民眾對政權的認知和信心。北京大學的一份最新社會調查證實了這一點。 這才是「三中全會」不得不開的原因所在。 只是，中共高層的躺平固然是「三中全會」遲遲難以召開的滯力，卻也是在巨大的內外壓力下此次全會還能召開、還能做些改變的原因。因為，只有領導人心態上的躺平和理論的貧困，圍繞「產能過剩」的焦點議題，無論中共領導人對外如何否認，才可能在其具體化的層面，也就是國有-私營-家庭三個經濟部門之間做一些哪怕象徵性的分配調整，向位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家庭收入最低的中國家庭部門傾斜，並且適當調整國有和私營部門之間的關係，即所謂固本培元的含義——以國有為本，對私營部門休養生息，鼓勵其創新能力和稅收基礎。 這一切，圍繞國有-私營-家庭三部門之間的分配調整，都是以「自信自立」為前提，也就是所謂拒絕改革的深化改革，在自封「改革家」的名義下進行有限的調整，將所有些微的讓步歸功於所謂中國式現代化，一個聽上去像是1975年初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上一次躺平時代試圖擺脫毛主義的動員目標。 這種歷史的重複，固然再次顯示著中共高層的理論貧困，卻不妨礙「中委全會」作為一個統治精英集團的某種協商或者利益平衡發揮作用，譬如在中國式現代化名義下，為了拯救地方財政，通過有關中央-地方的財稅分配改革。對這種分贓式的內部利益調整來說，一個封閉的全會模式倒是非常適合。可以預期本次三中全會實難通過任何大規模的、有力度的、實質性的分配改革方案。 會議失焦 然而，中共高層的集體躺平還意味著另一種危險，即全會議題的完全失焦，完全不理會國際社會有關產能過剩的通牒，繼續以「自信自立」的姿態全盤推進民族主義的經濟目標，猶如1938年日本在華北事變後通過的《國家總動員法》，開始轉入戰時統制經濟模式。 這種危險的陰雲，始終籠罩在北京上空，也是今年全會氣氛中暗含的。相對於前兩次歷史轉折點發生的擴大會議和開放性共識，這周的「三中全會」是在空前嚴厲的鎮壓手段和封閉氣氛下召開的，「中宣部」甚至秘密下達了禁止所有媒體報道的「70條不準」，嚴防會議期間和前後黨內外的議論和批評，擔心全會的僵化保守所折射出來的黨內集體躺平的無能或者激進成為「中國式大蕭條」的導火索。 在這個意義上，無疑的，如同京西賓館內發出的動員令，「二十大三中全會」將是中共的又一次歷史轉折點。我們拭目以待。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共官媒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在微博發起系列話題，為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造勢，並發帖向「偉大的總書記」習近平唱讚歌，其中一則帖子稱，習近平1978年就到安徽調研包產到戶。該帖子引來網民嘲諷「習近平是個穿越者」。 新華社7月15日的帖子稱，習近平1978年到安徽調研包產到戶：#二十屆三中全會#【#領航新征程#】1978年，他到安徽調研包產到戶；34年後，他接過歷史接力棒，領航新時代中國全面深化改革。他將自己的人生融入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引領中國在巨浪中搏擊前行。他，就是習近平。 中共長期以來的歷史宣傳稱，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村民們1978年底簽下分田到戶的「生死狀」。因此，該宣傳帖子發表後，網民立馬質疑習近平如何在1978年就前往安徽調研？ 中國數字時代報導，共產黨員網《百年瞬間｜小崗村實行農業「大包干」》寫道：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村民在一紙分田到戶的「秘密契約」上按下了鮮紅的手印，這是一份把集體土地承包到戶的「大包干」契約，也是一份幹不成就要掉腦袋的生死狀。村民們並沒有意識到，他們這個舉動從此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報導說，新華社昔日報導稱，1979年鳳陽縣大豐收，但直到1980年6月新華社發布報導後，才引起全國幹部前往小崗村調研考察。此外，還有社群媒體X網民提出，1978年習近平正在清華大學化工系學習，質疑他當年如何到安徽進行調研。 面對網民的質疑，新華社迅速對其微博下的評論留言進行審查及刪除。 網民熱議 以下是中國數字時代編輯摘自X的網民留言： @wuyuehua1776：1980年6月28日新華社發布報導之後才知道豐收是因為把地分了，之前都是秘而不宣的，1978年11月年底偷偷簽的生死狀，他去調研啥？ @whyyoutouzhele：你乾脆說大包干是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得了 @lanniaoyouke：當年搞的包產，成果都還沒出來，就去調研了 @Alex728351：小崗村按血手印的時候聖上就在場是吧? @Pledgeme2414475：穿越了 @wehavepaper：他是開倒車去的。 @look8843752699：這是官方歷史篡改的又一經典案例，硬把「偉人」塞進歷史時刻，實在荒唐。獨裁體制下，連歷史都要按劇本演，究竟是為了遮掩什麼？歷史的真相被扭曲，謊言卻成了官方的主旋律，令人不禁想問：獨裁者到底在害怕什麼？ @JokerGoldstein：真的是臭不要臉 @speedupxjp：起初，習近平創造天地。 @lura_marie14657：忽悠，接著忽悠 @rosesauce：說著說著他自己就信了 @ggsm528：習近平同志曾經補過天……
千呼萬喚，中共第二十屆三中全會終於姍姍來遲，醜媳婦躲不過見公婆。 按照中共黨政運作的內規，最高權力機構是五年一會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主要任務是聽取政府工作報告，選舉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任免國務院總理及各部委一把手等人事。更上一級為205名成員的中央委員會，每年舉行一次集會，換屆當年一中二中接連開會，五年合計開七次中全會，再上一級為25名政治局委員，每月月底一會，最高一級由七名常委組成，每周一會。 按成規，二十大後的三中全會應該在去年秋天舉行，卻不知因何緣故延宕超過半年，四月三十日習近平召集政治局會議，決議三中全會將在七月召開。由於鄧小平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重大決議，被視為改革開放的起身炮，此後四十年，三中全會便成為國際媒體觀察中共動向的風向標，特別是在經建及民生議題上更具有定錨的作用。 四月三十日的決議，透過黨媒官宣，在共產黨的傳統里叫做吹風，也就是預告議題帶風向，提前調動黨內共識和積極性，為領導人的意志鋪墊氛圍。那麼習近平這次吹的風向又是什麼呢？ 根據黨喉舌新華社通稿的說法，「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會議將「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特別是要加強推動長三角一體化云云。 那麼中國當前究竟面臨著什麼形勢呢？政治局定調如下所描述「重㸃領域風險隱患較多，國內大循環不夠順暢，外部環境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這和習近平一向高調所吹噓的「東升西降、風景獨好」之主旋律極不搭調，說明了習近平終於被迫承認，經濟失速的問題確實很棘手。 什麼問題呢？中國過去四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兩大法寶，一是土地收歸國有，壟斷一切生產資源，地方政府靠賣地吸干老百姓荷包，投入大而無當基礎建設及供給過剩的房地產；二是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生產低價商品傾銷全世界。如今土地財政枯竭，大量失業的農民工迴流農村，埋下了動亂的火種。 習近平的解決辦法就是大量舉債，大手筆印鈔，中國的廣義貨幣M2發行量已達304兆人民幣（約1370兆台幣），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和其GDP規模極不相稱，一旦房市崩盤、地方債爆雷，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災難。然而，習近平仍沉迷於大國角力，寧可砸大錢造航母，也不願貼補即將破產的醫保，老百姓只能自求多福，自生自滅，哪有餘錢消費刺激內循環？ 最弱勢的總理李強像個小媳婦，拿不出解套方略，205名中央委員也高明不到哪裡去，一旦議而無果，對外擴張與對內鬥爭就是轉移人民內部矛盾的最佳選擇，習近平被迫認慫，以他的性格，必定反覆折騰，預告了他的第三任期，仍將深陷在經濟下行的死循環里空轉。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要在今年七月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消息一出，反應頗快的法廣隨即發表《中共三中全會為何千呼萬喚始出來》一文，說是”至少可以預計的是，確定三中全會召開的日期，中共黨內在重大人事問題上形成共識。秦剛和李尚福的處理將提上桌面，他們將以某種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 不過呢，如果七月份的三中全會上篤定會宣布對秦剛和李尚福的黨內處理決定話，那也要看處理的方式是輕還是重。如果是重到開除黨籍的程度，那麼無論是否會在此前提下還要附加一句移交司法，依照以往對在位的副國級領導人進行黨紀重處的慣例，習近平當局也許會趕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先行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處理決定。 先以江澤民時代發生的故事為例。 眾所周知，江澤民時代的第九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委員長是李鵬）成克傑是中共執政史上唯一一個被判處死刑而且還「立即執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此人被處理的流程始自1999年7月某日「中央紀委主要領導聽取成克傑案初查情況彙報並明確指示：要把成克傑的問題一一查清」，中間經過了先暫時不對外公開的「中共中央正式決定，由中央紀委對成克傑涉嫌受賄等問題進行審查」（1999年8月）、「中央紀委向中央建議：給予成克傑開除黨籍處分；建議依法罷免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將成克傑一案移送司法機關」（2000年1月11日），接下來就是處理流程公開化：先以全國人大九屆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透露的形式對外宣布了成克傑不能出席大會的原因：「涉嫌違法違紀」，正在配合組織調查。繼而就是以中央紀委舉行新聞發布會的形式對外宣布成某已經被中紀委決定並經中共中央批准開除黨籍……。 再往後就是成某人被地方和全國兩級人大系統除名及被司法系統偵查、起訴……， 直到2000年9月14日9點53分被執行注射死刑。 寫到這裡，筆者不由得回想起過去文章中曾經引用過的當時的”監斬官”之一、成克傑案公訴人方工的回憶內容：”9點47分，成克傑被帶到行刑室門口。他還是西裝革履，頭髮梳得很妥帖。成克傑的表情似乎很平靜，他望了一眼行刑室，沒有說話，回過身來，向執行死刑的法警、醫生和監督執行死刑的人員一一握手。當他走到方工面前時，停頓了一下，注視著方工的眼睛點點頭……」 如果你讀過《紅岩》小說的話，才更能體會出成克傑才是真正表現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視死如歸」的大無畏革命氣概！ 題外話到此為止。這裡請讀者和聽眾注意，江澤民時代對成克傑的整個處理過程都沒有上到中央全會的檯面上。其原因是當時的成克傑雖然是在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其黨內的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已經是「過去時」，所以不同於此後習近平當政期間對當屆中央委員令計劃的處理流程。 2015年10月29日發布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稱：「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令計劃……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令計劃、周本順、楊棟樑、朱明國、王敏、陳川平、仇和、楊衛澤、潘逸陽、余遠輝開除黨籍的處分。」 這其中，只有令計劃一人是副國級。 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前，習近平當局對令計劃的每一步都對外公開宣布的紀律處理流程是：2014年12月22日，中紀委對外發布通告稱，令計劃因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中央的組織調查。幾天後即宣布免去他的中央統戰部長職務。 2015年1月20日，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第二十四次主席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免去令計劃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職務、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的決定……。 2015年7月20日，新華社發文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令計劃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令計劃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以下再舉幾個對當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律處分流程為例。先說陳希同。此人是1995年4月下旬被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在北京市幹部大會上公開宣布「引咎辭去」北京市委書記職務的 。當年7月4日又公開宣布了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委對陳希同的問題進行審查。 當年9月下旬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紀委《關於陳希同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 。 1997年8月29日，新華社發文：中紀委決定並報中央批准，開除陳希同黨籍。鑒於陳希同的有些問題已觸犯刑律，檢察機關對其依法立案偵查。 十幾天之後即發布了的十四屆七中全會公報中有如下一句：「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陳希同問題的審查報告」。 和江澤民時代處分陳希同相似，胡錦濤時代對時任十六屆中央局政治委員陳良宇的黨紀處理流程， 也是從一開始就是對外公開宣布的。 2006年9月24日，胡錦濤政權對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中央紀委《關於陳良宇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免去陳良宇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停止其擔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央紀委對陳良宇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偵察 。 2007年7月24日陳良宇的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被罷免。兩天後，胡錦濤政權又對外公開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中央紀委《關於陳良宇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陳良宇開除黨籍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決定給予陳良宇開除公職處分；對陳良宇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 2007年10月9日至12日舉行的十六屆七中全會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陳良宇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給予陳良宇開除黨籍的處分」 。 也是發生在胡錦濤時代，對時任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黨紀處理的流程如下： 2012年3月15日，新華社奉命發布重大新聞：「重慶市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內容是另外一名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德江到重慶接替了（事實上已經被扣押在北京的）薄熙來。 20多天後，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消息，稱「停止」薄熙來正在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到此為止，當時的胡錦濤政權還是對薄熙來以「同志」相稱的。 同年9月28日，官方媒體統一對外發布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同年11月4日趕在十七屆七中全會公報發布前的幾個小時，新華網搶先發布一則快訊：」十七屆七中全會審議通過中紀委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關於劉志軍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別作出的給予薄熙來、劉志軍開除黨籍的處分。」 追憶到此，需要提醒的就是無論是陳希同、陳良宇，還是薄熙來和此前只是（普通）中央委員的國務院部長，日後被判處死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鐵之父」劉志軍，對他們的開除黨籍處分都是在某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某個時間已經由中央政治局作出並對外宣布了，某屆某中全會只是對此處分進行了「確認」而已。 下面再看習近平對當時的在位政治局委員孫政才的黨內處理流程。2017年7月15日，新華社發布新聞稿《重慶、貴州兩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內容是孫政才同志不再（以十八屆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重慶市委書記，由時任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接替。 9天後，新華社又發布消息稱：「鑒於孫政才同志涉嫌嚴重違紀，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 到此為止，孫政才仍然還是習近平的「同志」。 2017年9月29日，新華社發文宣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央紀委《關於孫政才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孫政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將孫政才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給予其開除黨籍的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半個月後，十八屆七中全會召開，會議閉幕當天發布的公報稱：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孫政才……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王建平、田修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孫政才、黃興國、孫懷山、吳愛英、蘇樹林、王三運、項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雲峰、楊崇勇、莫建成開除黨籍處分，給予李立國、楊煥寧留黨察看二年處分，給予張喜武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裡附帶說一句，當朝「宰相「李強就是在這十八大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也就是十九大召開的前夜，才以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資格被」遞補「為（正式的）中央委員的。然後就在10月25日」當選「為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了。 去年1月17日，中共對外公開發布了《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目的是「按照與黨紀處分批准許可權、幹部人事管理許可權基本對應的原則，完善監察機關給予政務處分的批准許可權和程序，確保執紀執法貫通銜接」。其中的第十八條內容是：「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作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追認須待對前三款所涉人員作出黨紀處分決定後，在下一次相應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委全體會議或者地方黨委、紀委全體會議上進行。」 去年在第一次讀到上文之後，筆者即發現此處的所謂「追認」就是本文前面引述的某中全會公報內容中所說的某中全會對此前政治局會議作出的開除某人黨籍決定的「確認」。 那麼，如今具體分析到對秦剛和李尚福的黨內處理流程，雖然他們的黨內職務只是在任中央委員，而不是政治局委員，但畢竟也和當年的薄熙來、陳良宇、孫政才等同為副國級領導人。另外再類比黨內身份也只是（普通）中央委員的令計劃，那麼如果眼下的習近平當局已經內定了對秦、李二人或者他們中的某一個處以開除黨籍處分的話，是否也會趕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先行對外宣布政治局會議上對他（們）作出的開除黨籍的決定呢？此其一。 其二，比照當年對陳希同和陳良宇的處理流程，如果是對秦剛和李尚福或者他們中的某一人的調查取證確實還沒有完結，導致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仍然不能對他（們）的最終處理作出決定的話，那麼三中全會上或許會只宣布「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紀委《關於秦剛（李尚福）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其中央委員職務」 。或者只宣布「全會審議了中央紀委（中央軍委）《關於秦剛（李尚福）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免去秦剛（李尚福）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央紀委（中央軍委）對秦剛（李尚福）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 在此前提下，之後的一種可能就是再無下文。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在明年的四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某一時刻宣布中紀委（中央軍委）報請中央政治局審議的對他或他們的開除黨籍、移交司法的決定，待四中全會「追認」。 當然，七月份的三中全會上對秦剛和李尚福或者他們中間的某一人直接作出最輕黨紀處分的決定也不是沒有，那就是在會議公報中簡單宣布一句「……給予XX（XXX）同志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或者再附加一句行政和軍內的降職、降級處分。如此而已！ 至於秦剛和李尚福兩人未來誰遭受的處分可能會更重，則是我們下篇文章的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對比曾經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就把”當選”中央委員還未滿一年的于幼軍在處以留黨察看處分的同時撤消了其中央委員職務，以及去年趕在二十大召開前幾天才被匆匆宣布終止十九大代表資格和「撤消黨內職務」中央候補委員李佳等人，就應該相信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上是無法迴避對秦剛、李尚福，以及李玉超和徐忠波這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的黨紀處理的。 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二十屆三中全會遲遲不開，是因為經濟還是人事？》已經分析過了政治層面的從今年下半年開始接連發生的外交和軍隊系統的高層人事翻車，或許是導致本應在今年秋季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至今仍沒有動靜的主因。道理就在無論是目前已經沒有了任何行政職務的外交系統的秦剛，還是軍隊系統里目前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李尚福，以及已經被內部宣布分別撤消了火箭軍司令員、政委職務的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當選「的中央委員，三中全會如何能避開他們的問題？ 說起來，在如上四人「當選「（或連任）中央委員才一年時間就又要撤消他們的中央委員職務，對習近平政權來說，實在尷尬。過去多少年來，趕在黨的某屆全國黨的代表大會召開的次年即把才」當選「不滿一年的中央委員給予處分的情況好像只發生過一起，但也只不過是針對一個人。一次就高達至少四人之多的情況是從未出現過的。 回想2008年10月12日閉幕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內容之一是「全會審議並通過中央紀委關於于幼軍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于幼軍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確認中央政治局今年9月5日做出的給予其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這個于幼軍和習近平同齡，是在2012年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被宣布擔任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並在此基礎上被安排為十七屆中央委員，據說是當時的總書記胡錦濤親自提名。當時的外界輿論自然認為這是在為2008年3月國務院換屆鋪路，而且在2008年3月5日開幕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確實也已經坐到了「部長列席區」。 然而，當月17日出台的國務院組成人選名單上，文化部長不是于幼軍而是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蔡武。一時間，有關於幼軍的負面傳聞四起，以致官方新華網3月13日特別在首頁用黑體字標題，推出「新華博友透露：于幼軍未被免職仍是文化部黨組書記」的消息；隨後中組部副部長又到文化部宣布，于幼軍繼續擔任部黨組書記、副部長。 接下來的故事是，正在輿論界普遍相信文化部是實行了「雙首長」制，所以才有了兩個當屆中央委員分別擔任部長和黨組書記的時候，隨即而來的內部消息證實，正是在當屆全國人大剛剛召開的那幾天里，中紀委接到了舉報于幼軍的「揭發信「。於是中組部請示胡錦濤之後，做出了先讓蔡武出任文化部長行政職務，讓于幼軍停留在部黨組書記職務上等待中紀委」情況落實「的結果的決定。 而當時之所以決定先安排蔡武出任文化部長，考慮因素之一是此人當時已經64歲，如果于幼軍的被揭發材料能夠被中紀委判定「查無實據「，那麼一年之後于幼軍即可自然接替「因年齡原因退居二線」的蔡武。 但是，于幼軍終於還是未能逃過一劫。其十七屆中央委員的職務只擔任不足一年時間。 說起來，這位於幼軍是中共「反腐」史上先後落馬的幾十位在任或退位中央委員中最傳奇，最有「故事」的一個。單說他被審查和處分的經過，首先他是開始接受內部審查之後唯一個被官方宣布仍然擔任著黨內職務的方式對外「闢謠」，以維護其聲譽的一個。其次則是唯一一個雖然最終還是被宣布了黨紀處分，但對於他的「問題審查報告」中卻不公布任何所犯錯誤之內容的。不可謂不草率。 事後，當于幼軍被留黨察看處分的兩年察看時間完成，不久即以副部長級待遇的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副主任職務身份得以復出工作之後，才有內部傳出的消息說，2008年9月召開的那次政治局會議上，就是因為不希望即將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因為完不成於幼軍問題的處理決定而延期，所以當時的中紀委被要求在問題根本沒有查清的情況下根本未給於幼軍本人申辯的機會和時間就草草結案。這就是為什麼三中全會之前根本就沒有宣布過對於幼軍立案審查的決定，三中全會上就突兀地宣布了的中紀委「審查報告」中完全不敢有具體內容。 回想當年的于幼軍的被處分細節，再看如今二十屆中央委員里的秦剛和李尚福等軍方三人，二十屆三中全會的遲遲不開，除了因為對他們各自問題的調查、落實要假以時日，從具體時間安排上來看，為了讓習近平到美國舊金山當面向美國總統拜登遞送「中國願意同美國做夥伴、做朋友」和目前並沒有武力進犯 台灣的時間表的橄欖枝，三中全會自然不會是今11月份的當務之急。 按照中共官媒的預報，從舊金山返回北京的習近平將於本月21日晚在北京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巴以問題特別視頻峰會並講話。此後的習近平似乎暫無出訪計劃，所以本月底的政治局例會應該不會因「故」取消。而本月底的政治局例會若能如期舉行的話，會上宣布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仍然還會趕在今年之內，那怕是12月月底，是很有可能的。 筆者在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的結尾假設了如果秦剛的問題最終只被落實在 「紀法道德操守缺失」一個方面，那麼未來或者還能夠保住黨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屆中央委員職務肯定會在未來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撤消（終止？）。 筆者傾向於相信如今已經被分別撤消國務院領導職務和軍內職務的李尚福、李玉超和徐忠波三個無疑都是因為嚴重辜負了習近平曾經對他們寄於的充分政治信任而令習近平憤怒不已，因而會在被軍法制裁之前先被「雙開」，即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同時剝奪上將軍銜。但為了分析問題的方便，我們這裡不妨假設他們都不是犯罪而僅僅是犯下嚴重錯誤，那麼僅僅從他們已經被分別免去了才擔任時間不長的國務院領導職務和軍內重要職務的表面跡象看，應該沒有連個留黨察看的輕處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凡是被處留黨察處分的在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是要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的。甚至更有連個留黨察看的處分都沒有背上，但也因為犯了錯誤而只是被處以「撤消黨內職務」處分而被從當屆中央委員會中剔除的。較為典型的是第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時任山西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李佳。 1961年出生的李佳從2011至2018年初一直擔任著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書記職務，期間有時是以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身份兼任政法委書記，並在此職務上被連續安排為十八和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八大召開時他才51歲，足見當時被中央看好的程度。 到十九大召開時，李佳雖然連任了中央候補委員，但具體職務仍還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政法委書記任上徘徊。於是中組部給了他一個可以享受正省部級待遇的職務，自治區政協主席。而後又平調為山西省政協主席。 202年8月2日，山西省政協宣布「免去李佳同志政協第十二屆山西省委員會主席職務」，當月24日，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決定追認關於撤銷李佳同志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資格」。兩天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表消息說：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對第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山西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李佳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調查。……決定給予李佳同志撤銷黨內職務處分；由國家監委給予其政務撤職處分，降為副省部級；按規定調整其享受的待遇；終止其黨的十九大代表資格；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給予其撤銷黨內職務的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去年年10月12日，也就是離中共二十大召開只有4四天的時間，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宣布「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給予李佳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裡特別提請注意，就是這個李佳在被免政協領導人職務、和撤消政協委員的政務處分的基礎上，黨內處分僅僅是終止十九大代表資格和「撤消黨內職務」，事實上比「留黨察看」的處分還要輕一檔。但就是這樣，也不能讓他的黨的十九大代表的資格和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職務以任屆期滿的方式自然結束。 對比一下本專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過的十九屆中央委員肖亞慶，就會發現雖然肖亞慶的被審查的時間過程和李佳被審查的時間過程相差不多，但對肖亞慶就沒有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也就是十九屆中央委員的五年任期即將屆滿的時候宣布對他的黨內處分，就是因為二十大召開之前的中央政治局已經內定了對他肖亞慶的黨內處分是最重一檔的開除黨籍。故沒有必要趕在二十大召開之前去撤消他的黨內職務了。 如此說來，在中共二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才半年多時間就陸續「出事」的秦剛也好，李尚福、李玉超及徐忠波也好，無論日後的黨內的最終處分有多輕，都逃脫不了被踢出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的命運。 當然，有一種可能是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總不能一拖再拖，而拖到習近平當局終於認為不能再拖的時間，如上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中的全部或者其中的某一、兩個人的問題還沒有完全查證落實，故無法做出對其進行的黨內處理的終極處分的決定情況存在，那麼對其採取薄熙來模式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這裡說的所謂「薄熙來模式」就是黨內處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終止其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職務。第二步才是黨紀和政紀（軍紀）的終極處理。 2012年4月10日，新華社發表了所謂「受權發布」的重大新聞：鑒於薄熙來同志涉嫌嚴重違紀，中央決定，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請注意，這裡雖然點明了是「涉嫌嚴重違紀」，但仍然稱其為同志。 5個多月後，2012年9月2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處分和開除公職處分；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繼而，2012年11月4日召開的七中全會上對此給予確認。 按照中共相關組織規定，被開除黨籍者只要沒有被同時宣布「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那麼不會有被開除公職（軍籍）者的飯碗不保的下場，比如上次節目中介紹了的肖亞慶。 如此說來，秦剛的未來除了我們上篇文章結尾中假設的最好下場，中間下場就是開除黨籍但不被「移交司法」，所以仍能保住公職人員的飯碗。最次下場當然就是秦剛進秦城了。 至於軍方的李尚福等三人，未來的下場沒有道理會比秦剛來得輕。最大的可能都是開除黨籍、軍籍，取消上將軍銜以及移交軍事法庭。 依照以往的規律，李尚福因為是國務院的副國級，以及中央軍委委員級別，所以日後對他的軍法處理結果應該會公之於眾。 前例之一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此人於2015年4月9日被中共中央先在內部宣布進行組織調查，但此事當時對外並沒有公開。直到7月30日，中紀委網站才公開宣布，郭伯雄涉嫌受賄犯罪，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已決定將其開除中共黨籍，移交最高檢察院授權軍事檢察機關依法處理。一年之後，郭氏被中共對外宣布判處無期徒刑。 再比如2017年8月即被免去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的房峰輝，在十九大上自然中止了其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職務，但在2018年1月9日他被公開宣布因涉嫌行賄、受賄犯罪，被移送軍事檢察機關時，仍然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委員。接下來，中共發布了開除房峰輝黨籍，以及「移送審查起訴」的決定。繼而在2019年2月20日，軍事法院公開對外宣布了對房峰輝處以無期徒刑的消息。 至於火箭軍的兩位，很可能會在被宣布開除黨籍和軍籍之後，永不被宣布軍事法庭宣布結果。就如同原武警部隊司法員，在十八屆中央委員和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軍職位置上落馬的王建平一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按照慣例，中共某屆二中全會完成的當年九至十一月會召開三中全會，以完成全體中央委員對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年檢」。而二十屆三中全會至今未尚未公布即將召開的時間，原因為何？ 外界已經有媒體注意到，除了二中全會，其他的某屆某中全會大都是在每年秋季的九至十一月份召開，但是，正常情況下應該已經召開過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卻至今沒有動靜。 筆者查證了一下，自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至今，召開時間最晚的一次中央全會是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具體時間是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不過，這一年召開過兩次中央全會，十三屆六中全會是在這一年的3月9日至12日召開的。 依照中共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在大會上產生出來的中央委員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會議上要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接受監督。」 按照中共十三大之後的慣例，每次黨代會閉幕的當天就會開始舉行一中全會，二中全會都是在次年春召開，主要議程是為隨即召開的「兩會「確定人事議項。而接下來的三中全會，都是在歷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次年，也就是二中全會召開的當年晚些時候召開的。這是因為雖然這一年已經召開了一次中央全會，但這一屆中央政治局在已經運作了一年時間的情況下，是需要以」報告工作」的形式去接受全體中央委員的「監督」的。 不過，習近平已經打破過一次這樣的「慣例「，那就是五年前的十九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是在年初而不是在當年晚些時候。 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開始後，在十九大召開的次年初，也就是趕在當年「兩會」換屆之前，接連召開了兩中次中央全會，其中2018年1月19日召開的十九屆二中全會專門討論為國家主席終身制提供「法律依據」的憲法修改， 2018年2月26至29日召開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是專門討論國家政權的人事議項。 早在2018年2月底，筆者即在本專欄發表了《到底為什麼要「提前召開」三中全會？》，文中介紹：如今趕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和十三屆全國政協召開之前居然「提前召開」三中全會的「不尋常」舉措，自然會召至外部評論界的強烈關注和質疑，「陰謀論」之說甚囂塵上……。 不過，現在看來，筆者當時這篇文章的標題應該改成「到底為什麼要趕在」兩會」換屆之前接連召開兩次中央全會」。 轉眼到了今年春，於2月26至28日召開的二十屆二中全會上，照例是通過了「擬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和擬向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德國之聲早在1個多月前即開始提出的質疑：「時間已到10月，但是關於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外界沒有聽到半點信息，這是頗不尋常的，以致許多人懷疑習近平是否會召開這次全會。」 該質疑文章中說：總遲遲不公布會議日期。中共這樣做，大概出於保密的需要，好像提前多天公布會議時間，會把會議的機密泄露出去。這是一種典型的秘密會社的做法，不是一個現代政黨尤其執政黨所為。但中共越是表現出不讓外界知道的樣子，反越勾起外界的好奇，人們懷疑這裡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很容易導致外界對一些現象的誤解。 比如，前段時間有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話爆料，習不按慣例召開決策會議，他兼任的一些小組幾年時間也不舉行一次會議，就是一個空架子。爆料者以中央深改委和政治局會議為例，稱它們召開次數不定，有時該舉行不舉行。如果平時不是對這些會議特別關注，確實會得出這個印象……。 不過，德國之聲的這篇文章強調說：習是個特別在乎規矩的人。習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我們先不看這個治理現代化裝的是什麼內容，但它必定意味著做事要有一定之規，才可稱之為”現代化”……。習強調”法治建設”和”政治建設”，前者針對整個社會，後者針對黨，它們的共性是建規立距，有章可尋。 因此，該文章作者的結論是：習自己不能帶頭違反他定下的政治規矩。他想三連任，也須先把國家主席任期制廢了，而不能在憲法規定不能三連任的情況下強行連任。就此而言，習也受政治規矩的約束，不能做到真正的隨心所欲，想怎麼方便就怎麼做。黨章是有明文規定的，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由於今年2月舉行了二中全會，如果三中全會在餘下的三個月不召開，也說得過去，沒有違反黨章。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也意味著如有必要，一年可以舉行兩次乃至三次全會。不過，如果真舉行三次全會，則表明黨內一定出了大事需要解決，故一般情況下中央全會不會舉行三次，而兩次是完全可能的。這樣來看，11或者12月舉行三中全會的概率很高。假如不舉行，就得等到明年，最晚明年年中要舉行，否則，也說明黨內出了嚴重問題。 而外部媒體再此關注二十屆三中全會「難產」原因的代表作，則是本月11月9日，《日經亞洲》前中國分社社長、現《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中澤克二專題文章，其立論是放棄「李克強經濟學」限制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選項。隨著領導人尋求其可以吹噓的成就，關鍵的經濟政策會議被推遲。 這裡說的「關鍵的經濟政策會議「即是指三中全會。 這位中澤先生曾在中國擔任7年特派記者，期間升至中國分社社長，並且是2014年范恩-上田紀念國際記者獎獲獎人。按照一位曾經在中共前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手下擔任過秘書的人士介紹，即使在中共政權內部的「謀士「們，也都挺佩服這位中澤先生分析中國問題的」獨（毒）到「。 中澤的文章指出，按照慣例，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代表一年後召開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超過350名高級黨員聚集在北京參加會議，為國家經濟政策制定基本方向。但距離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過去一年多，三中全會的日期還沒有公布，甚至在10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宣布。 中澤的文章中認為：這一推遲是在中國經濟陷入困境之際——或許正是因為如此。這是否意味著習近平政府放棄通過調整政策來改善局勢的努力？不，不完全是。不能召開如此高規格的會議是有原因的。 一位在國內外關注中國經濟政策約40年的專家將目前的延遲歸因於10年前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要決定尚未實現，這是黨內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第二位專家說，上個月因心臟病發作去世的李克強在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發揮主導作用，確定中國的基本經濟政策方向。該專家說：「人們現在可能已經忘記了，但那次會議決定的方向是所謂的『李克強經濟學』。」那次會議是在中共十八大宣布習近平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李克強為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之後一年舉行的。這次的三中全會通過的政策旨在指導未來10年的經濟發展。會議發表公報，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表述：「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據官方媒體報道，與會者「聚焦於經濟體制改革，同時強調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 中澤認為，（此後，）中國的經濟政策與2013年制定的方向背道而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策被拋在後面……。從過去十年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黨內一致通過的經濟決策，最終也可能得不到執行。現在，中國經濟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的陣痛之中。由於中國大型房地產開發商中國恆大集團和其他企業面臨財務困境，確定（如今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日期變得異常困難。（沒有了李克強和他的經濟政策主張的）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將無法開出任何藥物來緩解困擾中國社會的重大經濟問題。如果匆忙召開三中全會，結果卻沒有採取有效措施，這將在國內外被視為令人失望的結果，並有可能使經濟更加悲觀。簡而言之，這樣的會議可能會適得其反。 中澤先生同時也認為：當今中國的動蕩不僅限於經濟政策；這在政治和外交領域也有所體現，比如秦剛和李尚福接連被免去外交部部長和國防部長的職位。秦剛和李尚福還曾擔任副總理級國務委員。作為一項被廣泛視為權宜之計的舉措，中國最高外交官、秦剛的前任王毅兼任外交部長。但是國防部長和兩個國務委員的職位仍然空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習近平政權「空手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只會凸顯中國的不穩定。（習近平政權）別無選擇，只能謹慎從事。 中澤先生的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回顧和介紹了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十年來，特別是後五年來在經濟政策方面是如何的倒行逆施和如何的對李克強實際經濟主張的全盤否定，以證明三中全會不能如期召開，經濟是主因。但筆者恰恰認為首先是李克強的去世，與三中全會遲遲未能召開甚至是還沒有內部決定什麼時候召開完全沒有關係。依習近平的冷血。假如是包括中央全會在內的某個習近平親自主持的中共高層會議正在召開期間突然傳出李克強猝逝的消息，他習近平肯定會是不動聲色地繼續主持會議並令這個會議如期完成。 其次，習近平從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角度的倒行逆施早已經是他的既定方針，無需以一個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進行具體的解釋，無論李克強在世與否，遲早都要召開的三中全會的主要內容從經濟層面講，至多就是一個提交一份幾天才在深改委會議上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並以中央全會決定形式昭告全黨全國。 而政治層面的從今年下半年開始接連發生的外交和軍隊系統的高層人事翻車，應該是導致三中全會遲遲不能召開的主因。道理很簡單，無論是外交系統的秦剛，還是軍隊系統的李尚福、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當選「的中央委員，其中，秦剛是首任，李尚福是連任，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則是從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遞升。而對此四人的黨紀處理，應該成為三中全會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按照中共今年1月才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的相關條文，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可以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做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也就是說，無論是在位的中央委員還是候補委員，即使不是犯罪而是犯「錯「，只要其」錯誤「的嚴重程度達到了可以被處以留黨察看者，對其處分的決定就必須經過中央全會的程序運作，無論是直接決定還是」追認「政治局會議已經提前做出的決定。 如上所列的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到底是犯罪還是犯錯，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有詳細的介紹和分析。而現在只假設他們四人都只是犯錯，那麼從目前的跡象看，應該沒有連個留黨察看的輕處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在他們的行政或者軍內職務已經被免除的前提下，其二十屆中央委員資格不被撤消的可能性應該沒有。三中全會之所以遲遲還沒有召開，有可能就是因為將要提前印發給全會的對這四個二十屆中央委員的處理決定，還在等待對他們所犯罪行或者「錯誤」 的審查報告的完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