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间谍窃取AUKUS机密被ASIO 挫败
2026 年 6 月 25 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将其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理论思想层面，堪称伟大转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发展路线层面，堪称伟大转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战略决策层面，堪称伟大转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重新评价，让整个社会得以放下沉重包袱，坚定信心，轻装向前。 社会人心层面，堪称伟大转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打破计划经济的全面包揽，提出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并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开创性地指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管理思路层面，堪称伟大转折。 由此，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来长达40年的繁荣增长。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七月中旬的北京，通常并无政治大事，那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以及顺带的务虚会议日程，但今年夏天，从7月15日开始，中共三百余位中委和候补委员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一场“二十大三中全会”。 如此刻意的安排，俨然消解了拖延九个月的“三中全会”的意涵。在7月15日当天“求是网”发布的最新一篇基调文章，强调的还是“自信自立”，似乎北京之外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经济大萧条、还有最近牵动人心的暴民袭击外国人和食用油污染问题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连带两年前“二十大”上才呼吁面对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也在会场内自信满满、老神在在的气氛中模糊了。 集体躺平 这就是外界等待良久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第一天的气氛，仿佛中国社会当下并不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危机和冲突，中共领导人在不久前的延安军队政工会议上渲染的严重国际挑战和内部腐败问题等也不屑于公诸世人。所有迹象都表明，北京当局正在采取一切措施防范本届“三中全会”的任何外溢效应。 或者他们害怕的，是本届“三中全会”不仅暴露出中共过去12年路线的根本失败，而且可能暴露出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真正危机——或许不是改开时代中共集体领导制下常见的派系或者路线分歧，而是有关政治动力丧失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中共内部的集体躺平。 换言之，相对民众身处的各种灾难性的失业、破产和大旱、水涝等等，他们看到的地方官员的两个极端表现——无所作为和横征暴敛的背后，已经常态化地发生在中共体制内部，正是与民众的躺平类似的集体躺平。这种集体躺平的现象不仅包括基层和中层干部，甚至弥漫到中共管理层核心。这才是“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关键。 就在北京宣传机器开始动员抨击年轻人的躺平心态和社交媒体上“垃圾时间”的同时，从中共管理层发出了一个最新也是最具指标性的躺平信号，莫过于李强总理在月前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他在论坛开幕式上引用了领导层2012年以来多次提到的“固本培元”，以此暗示“三中全会”的经济路线。中国坊间舆论一时惊诧，股市也跌破三千点，民众普遍认为这是李强总理对中国目前陷入经济危机如同病入膏肓一般的暗示。 如果对比十几年前无论李克强总理的“克强经济学”、还是当时在经济内阁直接向总书记汇报的副总理刘鹤鼓吹的“供给侧改革”，从中共负责经济事务的总理口中说出与经济学术语毫不相干的政策名词，表明两重意义：其一，李强并无自己的经济思想，完全唯“老大哥”是瞻；其二，“老大哥”身边的智囊、智库、笔杆子们已经黔驴技穷，拿不出一个稍有经济理论支撑的政策术语，中南海的工具箱和理论库已经枯竭。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深厚、依靠笔杆子立身的中共来说，这种“理论的贫困”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困境，一方面，固然可归因为中共目前的“理论的贫困”，即面对过去十数年以来的错误和失败，其经济官僚们已经汰剩下平庸之辈，无力提出任何实用、有效的经济对策，在中南海内的形势与湖南地方当局面对洞庭湖大水的束手无策并无二致。 另一方面，毋宁反映了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共经济官僚整体退化的同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经济对策问题上也采取了放任的姿态，如美国经济学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不久前在中国的访问印象，即所谓“不听、不知、不愿、和不在乎”的“四不”倾向，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躺平，对应着中国青年在疫后奉行“不结婚、不买房、不买车、不消费”的躺平态度。 这或许才是中国真正的集体“新冠后遗症”吧。三年的“动态清零”瓦解了中国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的所有社会契约，也耗尽了所有与改革开放有关的政治动力。 “深化改革”？ 重要的，只有从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躺平”，外界才可能预测和理解本次三中全会的召开时机和走向，即所谓“自信自立”和“深化改革”的实质和指向到底是什么？ 如果对比中共建政以来的前两次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以中委全会然后扩大会议的方式自我纠错，也就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和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都能清晰地看到中共内部的政治动力如何运转，即在中共自身坚持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框架下通过高层斗争实现自我纠错、从原教旨主义回到实用主义的路线上来，那么，在已经肃清所有党内派系和“团团伙伙”以及党外民主力量和公民社会的今日中国政坛，已经不存在任何引导性或者对抗性的政治动力和政治可能，足以让中共党内形成某种实用主义路线的经济政策共识。 这种对大萧条的集体恐惧，不亚于12年前营造的“颜色革命”恐惧，或是中国领导人能够长期搁置中委，仅仅通过各种领导小组和政治局就主义发号施令并且避免任何集体决议的内生原因，以至于“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质上变得可有可无，理论上只剩下时间线上的需要，需要在今年秋天的“四中全会”前做一个形式上的召开。 然而，过去半年中国坚持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复苏计划在海外和国内遇到双重挫折：一方面，防范中国输出“过剩产能”，特别是向俄罗斯的输出，已经成为欧美和北约组织的头号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对自身经济的担心。上周刚结束的北约75周年峰会对中国发出的警告在这个意义上可谓军事和经济的最后通牒。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失业和企业破产以及空前的贫富差距，不仅造成中国劳动和资本的消费和投资意愿低迷，而且根本改变了普通民众对政权的认知和信心。北京大学的一份最新社会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这才是“三中全会”不得不开的原因所在。 只是，中共高层的躺平固然是“三中全会”迟迟难以召开的滞力，却也是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此次全会还能召开、还能做些改变的原因。因为，只有领导人心态上的躺平和理论的贫困，围绕“产能过剩”的焦点议题，无论中共领导人对外如何否认，才可能在其具体化的层面，也就是国有-私营-家庭三个经济部门之间做一些哪怕象征性的分配调整，向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家庭收入最低的中国家庭部门倾斜，并且适当调整国有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固本培元的含义——以国有为本，对私营部门休养生息，鼓励其创新能力和税收基础。 这一切，围绕国有-私营-家庭三部门之间的分配调整，都是以“自信自立”为前提，也就是所谓拒绝改革的深化改革，在自封“改革家”的名义下进行有限的调整，将所有些微的让步归功于所谓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听上去像是1975年初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上一次躺平时代试图摆脱毛主义的动员目标。 这种历史的重复，固然再次显示着中共高层的理论贫困，却不妨碍“中委全会”作为一个统治精英集团的某种协商或者利益平衡发挥作用，譬如在中国式现代化名义下，为了拯救地方财政，通过有关中央-地方的财税分配改革。对这种分赃式的内部利益调整来说，一个封闭的全会模式倒是非常适合。可以预期本次三中全会实难通过任何大规模的、有力度的、实质性的分配改革方案。 会议失焦 然而，中共高层的集体躺平还意味着另一种危险，即全会议题的完全失焦，完全不理会国际社会有关产能过剩的通牒，继续以“自信自立”的姿态全盘推进民族主义的经济目标，犹如1938年日本在华北事变后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开始转入战时统制经济模式。 这种危险的阴云，始终笼罩在北京上空，也是今年全会气氛中暗含的。相对于前两次历史转折点发生的扩大会议和开放性共识，这周的“三中全会”是在空前严厉的镇压手段和封闭气氛下召开的，“中宣部”甚至秘密下达了禁止所有媒体报道的“70条不准”，严防会议期间和前后党内外的议论和批评，担心全会的僵化保守所折射出来的党内集体躺平的无能或者激进成为“中国式大萧条”的导火索。 在这个意义上，无疑的，如同京西宾馆内发出的动员令，“二十大三中全会”将是中共的又一次历史转折点。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在微博发起系列话题，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造势，并发帖向“伟大的总书记”习近平唱赞歌，其中一则帖子称，习近平1978年就到安徽调研包产到户。该帖子引来网民嘲讽“习近平是个穿越者”。 新华社7月15日的帖子称，习近平1978年到安徽调研包产到户：#二十届三中全会#【#领航新征程#】1978年，他到安徽调研包产到户；34年后，他接过历史接力棒，领航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他将自己的人生融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引领中国在巨浪中搏击前行。他，就是习近平。 中共长期以来的历史宣传称，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们1978年底签下分田到户的“生死状”。因此，该宣传帖子发表后，网民立马质疑习近平如何在1978年就前往安徽调研？ 中国数字时代报导，共产党员网《百年瞬间｜小岗村实行农业“大包干”》写道：1978年11月24日深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这是一份把集体土地承包到户的“大包干”契约，也是一份干不成就要掉脑袋的生死状。村民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个举动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报导说，新华社昔日报导称，1979年凤阳县大丰收，但直到1980年6月新华社发布报导后，才引起全国干部前往小岗村调研考察。此外，还有社群媒体X网民提出，1978年习近平正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质疑他当年如何到安徽进行调研。 面对网民的质疑，新华社迅速对其微博下的评论留言进行审查及删除。 网民热议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X的网民留言： @wuyuehua1776：1980年6月28日新华社发布报导之后才知道丰收是因为把地分了，之前都是秘而不宣的，1978年11月年底偷偷签的生死状，他去调研啥？ @whyyoutouzhele：你干脆说大包干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得了 @lanniaoyouke：当年搞的包产，成果都还没出来，就去调研了 @Alex728351：小岗村按血手印的时候圣上就在场是吧? @Pledgeme2414475：穿越了 @wehavepaper：他是开倒车去的。 @look8843752699：这是官方历史篡改的又一经典案例，硬把“伟人”塞进历史时刻，实在荒唐。独裁体制下，连历史都要按剧本演，究竟是为了遮掩什么？历史的真相被扭曲，谎言却成了官方的主旋律，令人不禁想问：独裁者到底在害怕什么？ @JokerGoldstein：真的是臭不要脸 @speedupxjp：起初，习近平创造天地。 @lura_marie14657：忽悠，接著忽悠 @rosesauce：说著说著他自己就信了 @ggsm528：习近平同志曾经补过天……
千呼万唤，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姗姗来迟，丑媳妇躲不过见公婆。 按照中共党政运作的内规，最高权力机构是五年一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任免国务院总理及各部委一把手等人事。更上一级为205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集会，换届当年一中二中接连开会，五年合计开七次中全会，再上一级为25名政治局委员，每月月底一会，最高一级由七名常委组成，每周一会。 按成规，二十大后的三中全会应该在去年秋天举行，却不知因何缘故延宕超过半年，四月三十日习近平召集政治局会议，决议三中全会将在七月召开。由于邓小平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重大决议，被视为改革开放的起身炮，此后四十年，三中全会便成为国际媒体观察中共动向的风向标，特别是在经建及民生议题上更具有定锚的作用。 四月三十日的决议，透过党媒官宣，在共产党的传统里叫做吹风，也就是预告议题带风向，提前调动党内共识和积极性，为领导人的意志铺垫氛围。那么习近平这次吹的风向又是什么呢？ 根据党喉舌新华社通稿的说法，“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将“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特别是要加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云云。 那么中国当前究竟面临著什么形势呢？政治局定调如下所描述“重㸃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这和习近平一向高调所吹嘘的“东升西降、风景独好”之主旋律极不搭调，说明了习近平终于被迫承认，经济失速的问题确实很棘手。 什么问题呢？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大法宝，一是土地收归国有，垄断一切生产资源，地方政府靠卖地吸干老百姓荷包，投入大而无当基础建设及供给过剩的房地产；二是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价商品倾销全世界。如今土地财政枯竭，大量失业的农民工回流农村，埋下了动乱的火种。 习近平的解决办法就是大量举债，大手笔印钞，中国的广义货币M2发行量已达304兆人民币（约1370兆台币），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和其GDP规模极不相称，一旦房市崩盘、地方债爆雷，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灾难。然而，习近平仍沉迷于大国角力，宁可砸大钱造航母，也不愿贴补即将破产的医保，老百姓只能自求多福，自生自灭，哪有馀钱消费刺激内循环？ 最弱势的总理李强像个小媳妇，拿不出解套方略，205名中央委员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一旦议而无果，对外扩张与对内斗争就是转移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佳选择，习近平被迫认怂，以他的性格，必定反复折腾，预告了他的第三任期，仍将深陷在经济下行的死循环里空转。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在今年七月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一出，反应颇快的法广随即发表《中共三中全会为何千呼万唤始出来》一文，说是”至少可以预计的是，确定三中全会召开的日期，中共党内在重大人事问题上形成共识。秦刚和李尚福的处理将提上桌面，他们将以某种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不过呢，如果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上笃定会宣布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党内处理决定话，那也要看处理的方式是轻还是重。如果是重到开除党籍的程度，那么无论是否会在此前提下还要附加一句移交司法，依照以往对在位的副国级领导人进行党纪重处的惯例，习近平当局也许会赶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先行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处理决定。 先以江泽民时代发生的故事为例。 众所周知，江泽民时代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委员长是李鹏）成克杰是中共执政史上唯一一个被判处死刑而且还“立即执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此人被处理的流程始自1999年7月某日“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听取成克杰案初查情况汇报并明确指示：要把成克杰的问题一一查清”，中间经过了先暂时不对外公开的“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中央纪委对成克杰涉嫌受贿等问题进行审查”（1999年8月）、“中央纪委向中央建议：给予成克杰开除党籍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将成克杰一案移送司法机关”（2000年1月11日），接下来就是处理流程公开化：先以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透露的形式对外宣布了成克杰不能出席大会的原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配合组织调查。继而就是以中央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外宣布成某已经被中纪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党籍……。 再往后就是成某人被地方和全国两级人大系统除名及被司法系统侦查、起诉……， 直到2000年9月14日9点53分被执行注射死刑。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回想起过去文章中曾经引用过的当时的”监斩官”之一、成克杰案公诉人方工的回忆内容：”9点47分，成克杰被带到行刑室门口。他还是西装革履，头发梳得很妥帖。成克杰的表情似乎很平静，他望了一眼行刑室，没有说话，回过身来，向执行死刑的法警、医生和监督执行死刑的人员一一握手。当他走到方工面前时，停顿了一下，注视着方工的眼睛点点头……” 如果你读过《红岩》小说的话，才更能体会出成克杰才是真正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气概！ 题外话到此为止。这里请读者和听众注意，江泽民时代对成克杰的整个处理过程都没有上到中央全会的台面上。其原因是当时的成克杰虽然是在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其党内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已经是“过去时”，所以不同于此后习近平当政期间对当届中央委员令计划的处理流程。 2015年10月29日发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称：“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开除党籍的处分。” 这其中，只有令计划一人是副国级。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习近平当局对令计划的每一步都对外公开宣布的纪律处理流程是：2014年12月22日，中纪委对外发布通告称，令计划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中央的组织调查。几天后即宣布免去他的中央统战部长职务。 2015年1月20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二十四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免去令计划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2015年7月20日，新华社发文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以下再举几个对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律处分流程为例。先说陈希同。此人是1995年4月下旬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在北京市干部大会上公开宣布“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 。当年7月4日又公开宣布了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审查。 当年9月下旬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 1997年8月29日，新华社发文：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鉴于陈希同的有些问题已触犯刑律，检察机关对其依法立案侦查。 十几天之后即发布了的十四届七中全会公报中有如下一句：“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问题的审查报告”。 和江泽民时代处分陈希同相似，胡锦涛时代对时任十六届中央局政治委员陈良宇的党纪处理流程， 也是从一开始就是对外公开宣布的。 2006年9月24日，胡锦涛政权对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决定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对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侦察 。 2007年7月24日陈良宇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被罢免。两天后，胡锦涛政权又对外公开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公职处分；对陈良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 2007年10月9日至12日举行的十六届七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的处分” 。 也是发生在胡锦涛时代，对时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党纪处理的流程如下： 2012年3月15日，新华社奉命发布重大新闻：“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内容是另外一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到重庆接替了（事实上已经被扣押在北京的）薄熙来。 20多天后，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消息，称“停止”薄熙来正在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到此为止，当时的胡锦涛政权还是对薄熙来以“同志”相称的。 同年9月28日，官方媒体统一对外发布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同年11月4日赶在十七届七中全会公报发布前的几个小时，新华网抢先发布一则快讯：”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关于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别作出的给予薄熙来、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 追忆到此，需要提醒的就是无论是陈希同、陈良宇，还是薄熙来和此前只是（普通）中央委员的国务院部长，日后被判处死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对他们的开除党籍处分都是在某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某个时间已经由中央政治局作出并对外宣布了，某届某中全会只是对此处分进行了“确认”而已。 下面再看习近平对当时的在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党内处理流程。2017年7月15日，新华社发布新闻稿《重庆、贵州两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内容是孙政才同志不再（以十八届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接替。 9天后，新华社又发布消息称：“鉴于孙政才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到此为止，孙政才仍然还是习近平的“同志”。 2017年9月29日，新华社发文宣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半个月后，十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闭幕当天发布的公报称：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王建平、田修思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里附带说一句，当朝“宰相“李强就是在这十八大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就是十九大召开的前夜，才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资格被”递补“为（正式的）中央委员的。然后就在10月25日”当选“为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了。 去年1月17日，中共对外公开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目的是“按照与党纪处分批准权限、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基本对应的原则，完善监察机关给予政务处分的批准权限和程序，确保执纪执法贯通衔接”。其中的第十八条内容是：“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作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追认须待对前三款所涉人员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后，在下一次相应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委全体会议或者地方党委、纪委全体会议上进行。” 去年在第一次读到上文之后，笔者即发现此处的所谓“追认”就是本文前面引述的某中全会公报内容中所说的某中全会对此前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开除某人党籍决定的“确认”。 那么，如今具体分析到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党内处理流程，虽然他们的党内职务只是在任中央委员，而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毕竟也和当年的薄熙来、陈良宇、孙政才等同为副国级领导人。另外再类比党内身份也只是（普通）中央委员的令计划，那么如果眼下的习近平当局已经内定了对秦、李二人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个处以开除党籍处分的话，是否也会赶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先行对外宣布政治局会议上对他（们）作出的开除党籍的决定呢？此其一。 其二，比照当年对陈希同和陈良宇的处理流程，如果是对秦刚和李尚福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人的调查取证确实还没有完结，导致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仍然不能对他（们）的最终处理作出决定的话，那么三中全会上或许会只宣布“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秦刚（李尚福）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其中央委员职务” 。或者只宣布“全会审议了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关于秦刚（李尚福）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决定免去秦刚（李尚福）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对秦刚（李尚福）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在此前提下，之后的一种可能就是再无下文。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明年的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某一时刻宣布中纪委（中央军委）报请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对他或他们的开除党籍、移交司法的决定，待四中全会“追认”。 当然，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上对秦刚和李尚福或者他们中间的某一人直接作出最轻党纪处分的决定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在会议公报中简单宣布一句“……给予XX（XXX）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或者再附加一句行政和军内的降职、降级处分。如此而已！ 至于秦刚和李尚福两人未来谁遭受的处分可能会更重，则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对比曾经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把”当选”中央委员还未满一年的于幼军在处以留党察看处分的同时撤消了其中央委员职务，以及去年赶在二十大召开前几天才被匆匆宣布终止十九大代表资格和“撤消党内职务”中央候补委员李佳等人，就应该相信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上是无法回避对秦刚、李尚福，以及李玉超和徐忠波这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党纪处理的。 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二十届三中全会迟迟不开，是因为经济还是人事？》已经分析过了政治层面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接连发生的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人事翻车，或许是导致本应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至今仍没有动静的主因。道理就在无论是目前已经没有了任何行政职务的外交系统的秦刚，还是军队系统里目前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李尚福，以及已经被内部宣布分别撤消了火箭军司令员、政委职务的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三中全会如何能避开他们的问题？ 说起来，在如上四人“当选“（或连任）中央委员才一年时间就又要撤消他们的中央委员职务，对习近平政权来说，实在尴尬。过去多少年来，赶在党的某届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即把才”当选“不满一年的中央委员给予处分的情况好像只发生过一起，但也只不过是针对一个人。一次就高达至少四人之多的情况是从未出现过的。 回想2008年10月12日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内容之一是“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9月5日做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这个于幼军和习近平同龄，是在2012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被宣布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并在此基础上被安排为十七届中央委员，据说是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亲自提名。当时的外界舆论自然认为这是在为2008年3月国务院换届铺路，而且在2008年3月5日开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确实也已经坐到了“部长列席区”。 然而，当月17日出台的国务院组成人选名单上，文化部长不是于幼军而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一时间，有关于幼军的负面传闻四起，以致官方新华网3月13日特别在首页用黑体字标题，推出“新华博友透露：于幼军未被免职仍是文化部党组书记”的消息；随后中组部副部长又到文化部宣布，于幼军继续担任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接下来的故事是，正在舆论界普遍相信文化部是实行了“双首长”制，所以才有了两个当届中央委员分别担任部长和党组书记的时候，随即而来的内部消息证实，正是在当届全国人大刚刚召开的那几天里，中纪委接到了举报于幼军的“揭发信“。于是中组部请示胡锦涛之后，做出了先让蔡武出任文化部长行政职务，让于幼军停留在部党组书记职务上等待中纪委”情况落实“的结果的决定。 而当时之所以决定先安排蔡武出任文化部长，考虑因素之一是此人当时已经64岁，如果于幼军的被揭发材料能够被中纪委判定“查无实据“，那么一年之后于幼军即可自然接替“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的蔡武。 但是，于幼军终于还是未能逃过一劫。其十七届中央委员的职务只担任不足一年时间。 说起来，这位于幼军是中共“反腐”史上先后落马的几十位在任或退位中央委员中最传奇，最有“故事”的一个。单说他被审查和处分的经过，首先他是开始接受内部审查之后唯一个被官方宣布仍然担任着党内职务的方式对外“辟谣”，以维护其声誉的一个。其次则是唯一一个虽然最终还是被宣布了党纪处分，但对于他的“问题审查报告”中却不公布任何所犯错误之内容的。不可谓不草率。 事后，当于幼军被留党察看处分的两年察看时间完成，不久即以副部长级待遇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职务身份得以复出工作之后，才有内部传出的消息说，2008年9月召开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是因为不希望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因为完不成于幼军问题的处理决定而延期，所以当时的中纪委被要求在问题根本没有查清的情况下根本未给于幼军本人申辩的机会和时间就草草结案。这就是为什么三中全会之前根本就没有宣布过对于幼军立案审查的决定，三中全会上就突兀地宣布了的中纪委“审查报告”中完全不敢有具体内容。 回想当年的于幼军的被处分细节，再看如今二十届中央委员里的秦刚和李尚福等军方三人，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迟迟不开，除了因为对他们各自问题的调查、落实要假以时日，从具体时间安排上来看，为了让习近平到美国旧金山当面向美国总统拜登递送“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和目前并没有武力进犯 台湾的时间表的橄榄枝，三中全会自然不会是今11月份的当务之急。 按照中共官媒的预报，从旧金山返回北京的习近平将于本月21日晚在北京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并讲话。此后的习近平似乎暂无出访计划，所以本月底的政治局例会应该不会因“故”取消。而本月底的政治局例会若能如期举行的话，会上宣布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仍然还会赶在今年之内，那怕是12月月底，是很有可能的。 笔者在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的结尾假设了如果秦刚的问题最终只被落实在 “纪法道德操守缺失”一个方面，那么未来或者还能够保住党籍，但即便如此，他的二十届中央委员职务肯定会在未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撤消（终止？）。 笔者倾向于相信如今已经被分别撤消国务院领导职务和军内职务的李尚福、李玉超和徐忠波三个无疑都是因为严重辜负了习近平曾经对他们寄于的充分政治信任而令习近平愤怒不已，因而会在被军法制裁之前先被“双开”，即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同时剥夺上将军衔。但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这里不妨假设他们都不是犯罪而仅仅是犯下严重错误，那么仅仅从他们已经被分别免去了才担任时间不长的国务院领导职务和军内重要职务的表面迹象看，应该没有连个留党察看的轻处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凡是被处留党察处分的在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要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的。甚至更有连个留党察看的处分都没有背上，但也因为犯了错误而只是被处以“撤消党内职务”处分而被从当届中央委员会中剔除的。较为典型的是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 1961年出生的李佳从2011至2018年初一直担任着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书记职务，期间有时是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身份兼任政法委书记，并在此职务上被连续安排为十八和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大召开时他才51岁，足见当时被中央看好的程度。 到十九大召开时，李佳虽然连任了中央候补委员，但具体职务仍还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政法委书记任上徘徊。于是中组部给了他一个可以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职务，自治区政协主席。而后又平调为山西省政协主席。 202年8月2日，山西省政协宣布“免去李佳同志政协第十二届山西省委员会主席职务”，当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追认关于撤销李佳同志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两天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消息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李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李佳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副省部级；按规定调整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党的十九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去年年10月12日，也就是离中共二十大召开只有4四天的时间，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宣布“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给予李佳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里特别提请注意，就是这个李佳在被免政协领导人职务、和撤消政协委员的政务处分的基础上，党内处分仅仅是终止十九大代表资格和“撤消党内职务”，事实上比“留党察看”的处分还要轻一档。但就是这样，也不能让他的党的十九大代表的资格和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职务以任届期满的方式自然结束。 对比一下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肖亚庆，就会发现虽然肖亚庆的被审查的时间过程和李佳被审查的时间过程相差不多，但对肖亚庆就没有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也就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五年任期即将届满的时候宣布对他的党内处分，就是因为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中央政治局已经内定了对他肖亚庆的党内处分是最重一档的开除党籍。故没有必要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去撤消他的党内职务了。 如此说来，在中共二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才半年多时间就陆续“出事”的秦刚也好，李尚福、李玉超及徐忠波也好，无论日后的党内的最终处分有多轻，都逃脱不了被踢出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总不能一拖再拖，而拖到习近平当局终于认为不能再拖的时间，如上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中的全部或者其中的某一、两个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查证落实，故无法做出对其进行的党内处理的终极处分的决定情况存在，那么对其采取薄熙来模式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这里说的所谓“薄熙来模式”就是党内处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终止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职务。第二步才是党纪和政纪（军纪）的终极处理。 2012年4月10日，新华社发表了所谓“受权发布”的重大新闻：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请注意，这里虽然点明了是“涉嫌严重违纪”，但仍然称其为同志。 5个多月后，2012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和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继而，2012年11月4日召开的七中全会上对此给予确认。 按照中共相关组织规定，被开除党籍者只要没有被同时宣布“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那么不会有被开除公职（军籍）者的饭碗不保的下场，比如上次节目中介绍了的肖亚庆。 如此说来，秦刚的未来除了我们上篇文章结尾中假设的最好下场，中间下场就是开除党籍但不被“移交司法”，所以仍能保住公职人员的饭碗。最次下场当然就是秦刚进秦城了。 至于军方的李尚福等三人，未来的下场没有道理会比秦刚来得轻。最大的可能都是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以及移交军事法庭。 依照以往的规律，李尚福因为是国务院的副国级，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级别，所以日后对他的军法处理结果应该会公之于众。 前例之一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此人于2015年4月9日被中共中央先在内部宣布进行组织调查，但此事当时对外并没有公开。直到7月30日，中纪委网站才公开宣布，郭伯雄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决定将其开除中共党籍，移交最高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一年之后，郭氏被中共对外宣布判处无期徒刑。 再比如2017年8月即被免去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房峰辉，在十九大上自然中止了其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但在2018年1月9日他被公开宣布因涉嫌行贿、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时，仍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接下来，中共发布了开除房峰辉党籍，以及“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继而在2019年2月20日，军事法院公开对外宣布了对房峰辉处以无期徒刑的消息。 至于火箭军的两位，很可能会在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军籍之后，永不被宣布军事法庭宣布结果。就如同原武警部队司法员，在十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军职位置上落马的王建平一样。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按照惯例，中共某届二中全会完成的当年九至十一月会召开三中全会，以完成全体中央委员对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年检”。而二十届三中全会至今未尚未公布即将召开的时间，原因为何？ 外界已经有媒体注意到，除了二中全会，其他的某届某中全会大都是在每年秋季的九至十一月份召开，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已经召开过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却至今没有动静。 笔者查证了一下，自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至今，召开时间最晚的一次中央全会是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具体时间是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不过，这一年召开过两次中央全会，十三届六中全会是在这一年的3月9日至12日召开的。 依照中共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中央委员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上要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 按照中共十三大之后的惯例，每次党代会闭幕的当天就会开始举行一中全会，二中全会都是在次年春召开，主要议程是为随即召开的“两会“确定人事议项。而接下来的三中全会，都是在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也就是二中全会召开的当年晚些时候召开的。这是因为虽然这一年已经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但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在已经运作了一年时间的情况下，是需要以”报告工作”的形式去接受全体中央委员的“监督”的。 不过，习近平已经打破过一次这样的“惯例“，那就是五年前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是在年初而不是在当年晚些时候。 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后，在十九大召开的次年初，也就是赶在当年“两会”换届之前，接连召开了两中次中央全会，其中2018年1月19日召开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为国家主席终身制提供“法律依据”的宪法修改， 2018年2月26至29日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是专门讨论国家政权的人事议项。 早在2018年2月底，笔者即在本专栏发表了《到底为什么要“提前召开”三中全会？》，文中介绍：如今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召开之前居然“提前召开”三中全会的“不寻常”举措，自然会召至外部评论界的强烈关注和质疑，“阴谋论”之说甚嚣尘上……。 不过，现在看来，笔者当时这篇文章的标题应该改成“到底为什么要赶在”两会”换届之前接连召开两次中央全会”。 转眼到了今年春，于2月26至28日召开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上，照例是通过了“拟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德国之声早在1个多月前即开始提出的质疑：“时间已到10月，但是关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外界没有听到半点信息，这是颇不寻常的，以致许多人怀疑习近平是否会召开这次全会。” 该质疑文章中说：总迟迟不公布会议日期。中共这样做，大概出于保密的需要，好像提前多天公布会议时间，会把会议的机密泄露出去。这是一种典型的秘密会社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政党尤其执政党所为。但中共越是表现出不让外界知道的样子，反越勾起外界的好奇，人们怀疑这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很容易导致外界对一些现象的误解。 比如，前段时间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爆料，习不按惯例召开决策会议，他兼任的一些小组几年时间也不举行一次会议，就是一个空架子。爆料者以中央深改委和政治局会议为例，称它们召开次数不定，有时该举行不举行。如果平时不是对这些会议特别关注，确实会得出这个印象……。 不过，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强调说：习是个特别在乎规矩的人。习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先不看这个治理现代化装的是什么内容，但它必定意味着做事要有一定之规，才可称之为”现代化”……。习强调”法治建设”和”政治建设”，前者针对整个社会，后者针对党，它们的共性是建规立距，有章可寻。 因此，该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习自己不能带头违反他定下的政治规矩。他想三连任，也须先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废了，而不能在宪法规定不能三连任的情况下强行连任。就此而言，习也受政治规矩的约束，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想怎么方便就怎么做。党章是有明文规定的，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由于今年2月举行了二中全会，如果三中全会在余下的三个月不召开，也说得过去，没有违反党章。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也意味着如有必要，一年可以举行两次乃至三次全会。不过，如果真举行三次全会，则表明党内一定出了大事需要解决，故一般情况下中央全会不会举行三次，而两次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来看，11或者12月举行三中全会的概率很高。假如不举行，就得等到明年，最晚明年年中要举行，否则，也说明党内出了严重问题。 而外部媒体再此关注二十届三中全会“难产”原因的代表作，则是本月11月9日，《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现《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专题文章，其立论是放弃“李克强经济学”限制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选项。随着领导人寻求其可以吹嘘的成就，关键的经济政策会议被推迟。 这里说的“关键的经济政策会议“即是指三中全会。 这位中泽先生曾在中国担任7年特派记者，期间升至中国分社社长，并且是2014年范恩-上田纪念国际记者奖获奖人。按照一位曾经在中共前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手下担任过秘书的人士介绍，即使在中共政权内部的“谋士“们，也都挺佩服这位中泽先生分析中国问题的”独（毒）到“。 中泽的文章指出，按照惯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代表一年后召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超过350名高级党员聚集在北京参加会议，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基本方向。但距离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过去一年多，三中全会的日期还没有公布，甚至在10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宣布。 中泽的文章中认为：这一推迟是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际——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政府放弃通过调整政策来改善局势的努力？不，不完全是。不能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是有原因的。 一位在国内外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约40年的专家将目前的延迟归因于10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定尚未实现，这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位专家说，上个月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的李克强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发挥主导作用，确定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方向。该专家说：“人们现在可能已经忘记了，但那次会议决定的方向是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那次会议是在中共十八大宣布习近平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李克强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之后一年举行的。这次的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旨在指导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会议发表公报，其中包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表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据官方媒体报道，与会者“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中泽认为，（此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与2013年制定的方向背道而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被抛在后面……。从过去十年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党内一致通过的经济决策，最终也可能得不到执行。现在，中国经济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阵痛之中。由于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和其他企业面临财务困境，确定（如今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日期变得异常困难。（没有了李克强和他的经济政策主张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将无法开出任何药物来缓解困扰中国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如果匆忙召开三中全会，结果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这将在国内外被视为令人失望的结果，并有可能使经济更加悲观。简而言之，这样的会议可能会适得其反。 中泽先生同时也认为：当今中国的动荡不仅限于经济政策；这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也有所体现，比如秦刚和李尚福接连被免去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长的职位。秦刚和李尚福还曾担任副总理级国务委员。作为一项被广泛视为权宜之计的举措，中国最高外交官、秦刚的前任王毅兼任外交部长。但是国防部长和两个国务委员的职位仍然空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习近平政权“空手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只会凸显中国的不稳定。（习近平政权）别无选择，只能谨慎从事。 中泽先生的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回顾和介绍了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十年来，特别是后五年来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何的倒行逆施和如何的对李克强实际经济主张的全盘否定，以证明三中全会不能如期召开，经济是主因。但笔者恰恰认为首先是李克强的去世，与三中全会迟迟未能召开甚至是还没有内部决定什么时候召开完全没有关系。依习近平的冷血。假如是包括中央全会在内的某个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共高层会议正在召开期间突然传出李克强猝逝的消息，他习近平肯定会是不动声色地继续主持会议并令这个会议如期完成。 其次，习近平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角度的倒行逆施早已经是他的既定方针，无需以一个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进行具体的解释，无论李克强在世与否，迟早都要召开的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从经济层面讲，至多就是一个提交一份几天才在深改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并以中央全会决定形式昭告全党全国。 而政治层面的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接连发生的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人事翻车，应该是导致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的主因。道理很简单，无论是外交系统的秦刚，还是军队系统的李尚福、李玉超、徐忠波等人，都是在去年的二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其中，秦刚是首任，李尚福是连任，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则是从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递升。而对此四人的党纪处理，应该成为三中全会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按照中共今年1月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的相关条文，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可以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做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位的中央委员还是候补委员，即使不是犯罪而是犯“错“，只要其”错误“的严重程度达到了可以被处以留党察看者，对其处分的决定就必须经过中央全会的程序运作，无论是直接决定还是”追认“政治局会议已经提前做出的决定。 如上所列的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到底是犯罪还是犯错，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而现在只假设他们四人都只是犯错，那么从目前的迹象看，应该没有连个留党察看的轻处分都不受的可能。而在他们的行政或者军内职务已经被免除的前提下，其二十届中央委员资格不被撤消的可能性应该没有。三中全会之所以迟迟还没有召开，有可能就是因为将要提前印发给全会的对这四个二十届中央委员的处理决定，还在等待对他们所犯罪行或者“错误” 的审查报告的完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