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學考題疑在中國社媒泄露 校方確認10門課受影響
2026 年 6 月 21 日
鄧小平及八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反覆被提及、揣摩、評價、回味以及嘆惜的年代。三十餘年後，或許可以跳出之前的慣性思維與官方敘事，重新審視這段至關重要的歷史。 陳奎德仍然記得多年前的那個下午。 那是1983年6月，廣西桂林。博士學位在讀的陳奎德與五位同學一起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名為「認識論與現代科學的關係」。當時，中國的哲學界和認識論領域仍然堅持根據馬克思主義，把哲學的基本問題劃分為所謂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陳奎德說，「我們覺得這個是過時的，教條的，根本不能涵蓋豐富的、宏大的，整個哲學思想和人類活動。」 由陳奎德執筆，他們結合自己的學習與對現代哲學的理解，整理了十條對中國認識論學術領域的不同想法，後來被叫做「桂林十條」。「簡單說，就是反對對哲學思想的兩分法，反對對真理的獨斷論，就是好像只有馬克思主義這一學派才掌握了人類哲學的唯一真理，提倡真理的多元論。」 本來是上午十點發言，他們猶豫了，怕給學校惹麻煩。後來又一想，寫都寫了，不如借著很多人睡午覺的時間講了。 一上台，他就發覺「糟了」。之前都是上面發言，底下開小會，但他一開始講話，「全場靜默，全場都尖著耳朵在聽，感覺有點嚴重。」 發言過後，當時中國哲學領域的領軍人物蕭前就把稿子要去，「他本來要睡午覺的，現在午覺也不睡了，下午就開始了批判。」 當時正值全國開展「清除精神污染」，反對倡導人道主義、反對接受市場經濟理論、反對提倡藝術美學的自由主義傾向，社會氛圍極度緊張。 回到復旦後，一個父親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訴陳奎德，在父親辦公桌上看到了一份內部文件，上面有「桂林十條」六個起草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前面打了個紅圈，好像是說要流放到青海或者怎麼樣」。 陳奎德和另一位博士生先是收到了停學三個月的通知，要求他暫停博士學業，重新學習馬列主義。但就在他等待更嚴厲的處罰時，事情又奇蹟般地發生了變化——清除精神污染只「運動」了二十八天便宣告結束，他們因禍得福，名聲大燥，「結識了非常多的學界朋友，所謂自由化思想的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他後來成為1949年後西方哲學史專業的中國第一位博士。 畢業後，陳奎德留校任教，後來又接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任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參與了一切可以參與的改革，直至1989年，去國，被迫流亡。 陳奎德的八十年代，可以說是許多中國人八十年代的縮影。有希望，有動蕩，有壓迫，有熱血，直至「結束了在中國的一切」。 如果離開”改革開放”的敘事邏輯 「我覺得不存在什麼八十年代的黃金時代。」中國民主活動家王軍濤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如今大家對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懷念，在他看來並不符合現實，「那時候知識分子對鄧小平也是非常不滿意的，對趙紫陽也不滿意，只是對胡耀邦還是比較滿意。」 細究中國各項制度在八十年代前後的變化，如果遠離「改革開放」這個習慣性敘事，不難發現，光環之外，實則節節敗退。 比如，造成中國今天所面臨的重大人口危機、限制人民生育自由的權利，是在1978年憲法中失去的。 在1980年憲法修正案中，中國人民失去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公開民主表達、自辦刊物在法律上的權利。 1980年的苦戀風波，開啟了中國持續至今的電影審查制度。 中國人民對土地的私有權，是在1982年的憲法中失去的。 一同消失的，還有「通信自由」和「罷工自由」。 1986年年底，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因不滿地方政府在人大代表選舉中為學生參選設置阻力，集會遊行抗議當地政府不遵守「新選舉法」、違法干涉基層民主選舉，學生抗議從合肥迅速蔓延到上海、北京，引發了持續二十八天的全國學潮。 這場學潮最終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宣告結束，未經批准的遊行自此被視作非法遊行，參加者將被法辦，並以此抓捕了八十三名學生。這項規定也可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的前身。 隨後，胡耀邦於1987年1月以非正常方式離開總書記的工作崗位。繼華國鋒以非正常方式離開中央領導職位後，這是十年之中，中國第二次非正常更替中央領導人，並直接引發了兩年後的八九事件。 伴隨著許多權利的悄悄消失，還有一些權利是人民自發爭取來的，並不是政府主動而為。 比如，1978年，在已經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後，中國實質上還在堅持知青的上山下鄉的政策，甚至在1978年秋天的全國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還形成了《知青工作四十條》的決議，肯定了「文革」以來上山下鄉工作取得的「偉大成就」，指出今後仍然要「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 此時，上山下鄉運動已經執行了十年，全國下鄉與支邊知青總數總計兩千餘萬人，實際在農村或邊疆接受「再教育」的還有一千萬。《四十條》使許多青年人心灰意冷。1978年底，雲南一名女知青難產死亡，當地知青上街抗議、要求返城，自此掀起了一場席捲全國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抗議活動，這才終結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 中共中央黨校前教授蔡霞對本台形容，1980年代的形勢是「只有一條門縫，老百姓就能努力擠開一扇門」。 她說：「那時候並不是我們說的蘊藏著什麼極大的社會主義熱情，就是要求個活路，人們窮了十多年了，再不求生就活不下去了。從包產到戶，到知青回城，還有個體戶，賣個小火柴、小香煙之類的，都是老百姓先自發求生，後來得到了政策上的允許。鄧小平自己其實也承認，他說：我們沒做什麼，但是人民有創造，我們就是肯定了人民的創造。」 「所以對我來說，八十年代並沒有什麼好。」王軍濤回憶說，「當時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是一直被打壓的。比如魏京生、王希哲都不只被判了刑，而且是判了重刑。我們這些在高校中的人雖然幸免於難，但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清洗運動一直沒有斷過，而且每次都有一大批人受衝擊。那些覺得八十年代好的人，可能他們那時候也不關心政治，等到後來發覺共產黨整到他們頭上了，才感覺共產黨好像剛剛開始變壞。但對我來說，共產黨沒有一天是好的時候，一直也沒有變。」 他進一步分析說，所有人感覺到的一點點變化，不過都是「鳥籠經濟」。「不管是經濟自由也好，政治自由也好，毛澤東時代連個籠子也沒有，每個人該幹什麼、該說什麼、該想什麼，都是規定死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給了人民一個籠子，感覺好像多了一些自由，實質上並沒有變過。」 對鄧小平的歷史評價是否過高？ 站在今天的中國，回望鄧及其主政的八十年代，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上，對其判斷似乎都在發生著巨大的改變。 1997年鄧小平逝世時，《紐約時報》在訃告中將其稱為「改變中國歷史軌跡的鄧小平」，2008年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時，美國《時代》雜誌總編輯發表文章，稱其為「不曾謀面卻最難忘的當代領導人」，認為中國經濟在30年高速發展後雖然出現了一些問題，「但鄧小平的成就仍然非常輝煌(《時代》肯定持這樣的看法，鄧小平兩次被評為《時代》年度人物，獲得這一榮譽的人士中只有四人是非美國籍人士。)」 十年之後的2018年，英國BBC中文網站在紀念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前省委書記的對鄧在自由民主方面的評價：「鄧小平對民主的看法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如果龍真的出現，他就害怕了。」 文章還說：自1979年西單民主牆事件後，四項基本原則為之後四十年的言論管制劃定「紅線」，乃至今時今日，還在影響中國。 當時習近平剛開始履行其第二個任期，言論管控措施漸漸出現，民間組織生存空間縮減，通過修憲取肖了國家主席任期，許多人感到，習近平似乎正在走向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反面。但《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對BBC中文表示，「他（習近平）的政策與鄧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發展政策的主線保持一致。」 「之前對鄧小平的歷史評價確實過高。」著名異議人士胡平說，粉碎「四人幫」與鄧並沒有什麼關係，平反文革冤假錯案、真理標準大討論等糾正毛時代最大錯誤的動議，鄧也不是第一推動者。 他特別指出，「現在人們都把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視為改革開放的起點，但是三中全會前，中共開了將近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是這個工作會議確定了三中全會的基調。在工作會議的前一段，鄧小平出國訪問去了，沒參加；出國之前他委託胡喬木寫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調子還是比較保守的，等他回國後發現中央工作會議的整個調門比他預想的高得多，這才扔下胡喬木起草的發言稿，讓胡耀邦臨時找了幾個人，連夜趕出了新的講話稿。後來人們都說是鄧小平的發言給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了調，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胡耀邦主持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據已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研究員張顯揚撰文回憶，會議的第一階段，批判了「兩個凡是」，批判了1949年以後的極左路線，批判了歷次政治運動，並從制度上反思了黨和國家一再遭受災難的根源，主張對現行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但是，會議剛開了上半截，就被鄧小平公然腰斬，並以提出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告終。 在蔡霞看來，六四前的80年代，鄧小平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順水推舟，雖然沒有主動發起任何改革，但也沒有阻攔；二是為中共在當時道路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當於給老百姓自發的一些新的經濟現象蓋了一個合法的印章。」 曾在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過的嚴家祺，在書面回應本台採訪時說：「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最好的年代還是 『六四』前的八十年代。」而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還是有些可圈點的政治遺產，如：1979 年主導改善中美關係和中美建交；改革開放，在中國普遍實行市場經濟；1982 年憲法中明文規定「國家主席和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中國各項承諾，包括「香港五十年不變」；放棄武力統一台灣，保持台海和平。 但他特彆強調，「鄧小平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可又遠不及赫魯曉夫，他只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只做了『局部的非毛化』，而沒有『全面非毛化』，使得改革開放遇到重大阻力，就為習近平今天倒行逆施開闢了道路。」 但胡平不想用「高」與「低」來評價鄧。他說，對人的評價涉及一條道德底線，就像一個醫生，一輩子治好了很多病人，但他也借行醫之名蓄意害死了一些病人，那他就是殺人犯。 「那麼對鄧小平來說，不管他在之前、之後還做了什麼事，不管那些事情我們做怎麼樣的評價，哪一件好，哪一件不好，都無所謂。就憑六四屠殺這一件事情，他就是歷史的罪人。」胡平說，「六四之後，中國的改革已經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在這條錯誤的道路上獲得迅速發展的國家，必然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然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普適價值更加蔑視、更加敵視、更加恐懼，從而不但對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對全世界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 當年的學生領袖陳破空則從個人層面來思考。 1986年底，陳破空帶領上海同濟大學聲援合肥中科大學生的抗議活動。他的感覺是：「也沒做什麼，就是街上走一走，有時候在市政府門前坐一坐。我們也沒提出要推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走得快一點，多滿足大家的一些民主、平等的訴求。後來我們是自髮結束的，因為天冷了，而且要放寒假了，很多同學要回家過年，很和平地就結束了。」 但沒過多久，他突然聽說，胡耀邦需要為八六學潮負「領導不力和姑息」責任，被迫辭職，隨後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等人被開除黨籍，大吃一驚。校領導還告訴他，內部文件里提到了「不怕流血」。 「我之前對鄧小平沒什麼印象，他有一些自由民主的想法，但在中共那些老人里，也只能算矮子里拔大個兒。但這次突然有這麼大的舉動，我開始思考為什麼。」陳破空對本台回憶說，「當時我的感覺是，他不了解我們年輕人的想法，我們其實沒想要怎麼樣，就是表達一下自己而已。但那時他已經八十二歲了，和我們之間有兩代人的代溝。如果他再年輕十歲二十歲，他會這樣處理我們嗎？」 陳破空說他想到了一句古話：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時候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有道理。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想什麼？是安度晚年，打打牌，帶帶孫子，就這些事兒。但年輕人只要開始經濟改革，就會想到政治改革；只要打開和西方的交往，就會想到自由、民主。年輕人只要跑起來就不會想要停下來；而這個老人只想悠閑地散散步。他已經落後時代了，他不適合執政了，他應該讓位給更年輕的人。」 歷史的假設 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會怎麼樣？ 自由亞洲電台X上發起針對這個問題的投票，截至9月30日，共有1385位網友參與了投票。其中，17.4%的網友認為中國會「沒有改革開放」；有19.4%的網友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會更加保守」；但投票者中也有29.9%認為，「會有另外的領導人推動類似的改革」，更有33.4%的投票者認為「中國會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平說，改革和開放當然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毛時代犯下滔天罪錯，舊體制已經面臨全面失敗，人民群眾一定會自發地向相反的方向尋找機會，必然會形成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的強大動力，如果沒有六四，中國一定繼續向民主自由邁進，直至完成和平的民主轉型。「我們能看到蘇聯、東歐包括蒙古，都是這樣完成了轉型，而且轉型轉得那麼順利，完全不需要流血。」 王軍濤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說，蘇聯、東歐甚至朝鮮，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曾在巨大社會災難後選擇過改革開放，有的國家還啟動過不只一次，「只是他們都沒有成功」。 為什麼只有中國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成功？ 王軍濤為此請教過他在哈佛大學的教授。教授回答說：因為中國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海外華人。「他說，被蘇聯趕出去白俄，非常痛恨蘇聯，蘇聯怎麼改革，他們仍然是痛恨。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被共產黨趕出去的中國人，尤其是台灣、香港這些已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地方，對中國還有那麼深的感情，回鄉投資，然後非常努力地幫助中國把產品賣出去，這讓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年就吃到紅利，賺到了錢，所以改革開放才能夠繼續下去。」 蔡霞卻不那麼樂觀。「如果沒有鄧小平，靠胡耀邦和趙紫陽的資歷，不一定能把改革開放推進下去，畢竟當時黨內的反對力量還是非常強大的；華國鋒雖然打倒了四人幫，但打倒四人幫只是為了自保，從視野和思想上，他仍然是保守的，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保持中國的狀態。」 蔡霞甚至認為，不能樂觀地相像中國會像東歐那樣完成和平轉變。「因為中共這種極權統治，用暴力做了那麼多血腥的事情，只要是暴力就會結下血仇，一旦把權力放掉，這個黨馬上就要遭到清算，民眾起來是要砍你頭的，共產黨這幫人是經不起的。「 她認為更深層次的原因來自文明程度。」中國從骨子裡還不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幾千年歷史中就是一個農民國家，都是通過暴力完成政權交替，他們只相信暴力。而只有現代文明才是通過談判、通過法律解決矛盾，這些在他們的認識中是不存在的，他們無法想像：我把權力交了，還可以得到和平。」 當我們懷念八十年代 人們習慣用「百廢待興」來形容八十年代。但在八十年代初便自費出國的著名畫家陳丹青看來，這只是與外面世界疏離後的一種自我美化罷了。 與查建英對談八十年代時，他說過：「八十年代的可憐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慘，還說什麼文藝復興！那是癱瘓病人下床給扶著走走，以為蹦迪啊！」他形容八十年代為「暴病初愈」，是整個國家經歷了一場巨大的文化斷層和人才斷層後，剛剛「半醒過來」。 但每個人記憶中的八十年代，又是由不同片斷組成的。 王軍濤如今已年過六旬。再回想四十年前的經歷，有一個細節他至今難忘。八九入獄之後，他的父親到秦城監獄探視時對他說：你應該感謝黨，過去共產黨殺人，哪還花那麼多錢給你開個庭？都是直接拉出去斃了就完了。 「我當時聽了覺得真的是非常荒唐。」他回憶說，「我活到這份上，國家那點事，我覺得都是命運，也沒什麼好說的了。在個人層面，留下的只有一些青春的夢和青春的衝動。」 在胡平的回憶里，八十年代的中國，最可愛的是人民。「當時的中國人，普遍對真理熱烈的追求 ，而且一旦接受了，就能夠立刻化作自己的理念。那種熱情非常的純潔、純真、熱烈。不像現在的人，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但絕不會因為這是對的他就去堅持，整個社會都變得犬儒主義，或者什麼事都不當真，好也好，壞也好，他覺得都無所謂。」 他至今還記得一件事：軍旅詩人葉文福，坐電車時突然有了寫詩的靈感，就從兜里往外掏筆和紙。人很多，周圍的人被擠到了，本來還在抱怨，但一聽他是因為要寫詩，一個小夥子馬上就把後背面向他說：就在我背上寫吧。葉文福就這樣寫下了引發巨大風波的《將軍，不能那樣做》，寫就後大聲朗誦，全車為之鼓掌。「這就是那時的風氣，大家對反抗不公平現象那麼尊重，對反映這種社會情緒的一首詩都那麼熱愛，這是現在的中國是不可能遇見的。」 陳破空的八十年代，是意氣風發、無所畏懼和「極度天真」的。 1985年，他和十名同濟大學同學寫信給胡耀邦，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四個月後，胡耀邦真的派人到學校來，與他們進行了座談。「根本沒想到，四個月，都忘記了，但當時覺得特別溫暖，感覺受到了尊重」。 他後來搞民主啟蒙，帶領上海高校學生上街遊行，「也沒想過要害怕」。他二十三歲生日那天，剛好是上海八六學潮人數最多的一天。一個同學和他開玩笑說：你看，有七萬人幫你過生日。 「我印象里，那時真的是每天都有新東西，新的衣服，新的書、音樂、舞蹈……」他回憶說，「那種感覺就是，不論發生什麼，能感到這個國家還是向前走的，而且未來也一定會向前走的，從沒想過居然還會倒退，沒想過他們完全是反動的，還可以反攻倒算，還可以專制復辟。」 「那時大家對中國的制度還沒有今天這麼深刻的認識。」蔡霞解釋說，「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共產黨是極權統治，當時大家以為是什麼呢？是四人幫壞。但已經把四人幫打倒了，毛澤東也死了，也平反冤假錯案了，也讓大家講話了，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確實得到了改善，窮了那麼久之後開始漲工資，農村經濟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老百姓手裡開始有錢了，這時候幾乎沒有人去往制度層面想，往共產黨的本質想，大家理所當然地覺得一切都在變好。」 她當時在蘇州郊區工作，比許多人又多了另一層個人體會。「中國的政治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八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和中國的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樣。」蔡霞說，「當時我對北京和上海發生了什麼，幾乎一無所知，北京八十年代的那種改革開放的氛圍，思想那麼活躍，包括80年代中國黨內的很多老人的名字，我都是後來到了北京以後才聽說。」 在王軍濤看來，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所懷念的八十年代，但不論是個人生活，還是國家層面，「大家都覺得還有希望」，因為那時還在「摸著石頭過河」，「一切都沒有結論」。 直至1989年6月4日，當局用天安門廣場的槍聲告訴世界：結論在此。 那天晚上，陳破空在廣州，躺在宿舍里，突然有學生敲門，驚呼「天安門開槍了」。陳破空不信，馬上打開收音機聽香港電台，聽著聽著，眼淚奪眶而出。他沒有想到，兩年前聽到的「鄧小平說不怕流血」，竟能成真。 第二天，他拚命去貼大字報，把自己的團員證扔在中山大學校園孫中山銅像前，號召大家退黨退團。大字報上，「民主自由」的字眼兒變成了「打倒反動政府」「打倒鄧小平」。「我當時的感受就是：一個老獨裁者，葬送了一代年輕人的民主夢想。」 早在幾個月前，陳奎德就接受了美國波士頓大學的短期訪學邀請，由於時間衝突，他將機票改簽到了6月5日。6月4日晚上，朋友們正在家中為他送行，一個同事突然拿著一個錄像帶跑了進來：北京開槍了。 錄像帶是香港電視台的新聞內容。看過後，所有人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陳奎德坐著學校的車去機場。一路上，公交停運，路障遍地，有人正騎著自行車往機場趕。 這一幕，就定格成了他對中國最後的印象。
中共日前高調紀念鄧小平冥誕120周年，以及官媒在三中全會首日發表萬字長文，將習捧為「鄧小平第二」，但翌日就從官網消失。對此，有評論認為，習不可能重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這不僅牽涉中共高層內鬥，還因為習近平父親習仲勛與鄧小平早就結怨。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近日在自媒體節目中表示，時任中共黨魁毛澤東主政時，劉少奇是其接班人。1952年，毛澤東為削減地方權力，調遣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勛等地方軍政要員進京。鄧小平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習仲勛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習仲勛比鄧小平年輕近十歲。 1954年，毛澤東為平衡各派系使自己獨大，慫恿高崗反對劉少奇。然而，當高崗想跟鄧小平聯手對付劉少奇時，鄧小平卻向毛澤東告密，毛澤東被迫拋棄高崗。 1955年，習仲勛受高崗事件牽連，被要求劃清界線作檢查，直到第三次才勉強過關，而不讓他過關的人正是鄧小平。 公開資料顯示，1956年中共八大後，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常委，習仲勛只是中央委員。1962年，習仲勛變成「反黨集團」首犯，當時的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是配合康生整肅習仲勛的主力。 文革1976年10月結束後，鄧習兩人的矛盾並未結束。鄧小平起初不同意習仲勛復出，必須讓習仲勛保證與鄧保持一致才可復出。1978年4月，習仲勛復出了，但不能進京，也沒有官復副總理原職，而是離京到廣東省任職。 由於鄧小平跟陳雲不同意為高崗平反，因此中共中央關於「習仲勛反黨集團」的平反通知，到了1980年才正式下發。 10年後（1990年），習仲勛獲「中央批准到南方休養」，實為被貶出京、流放外地。1999年，中共建政50周年，習仲勛才回到北京參加慶典，而此時鄧小平已死。 鄧小平家族逐步被邊緣化 曾有體制內黨史專家透露，習近平一直認為鄧小平是當年整肅其父習仲勛的主要責任人。 習近平2012年上台後，鄧小平家族逐步被邊緣化，鄧小平前外孫女婿、安邦集團創辦人吳小暉被重判入獄，並被沒收財產，對鄧家也有間接影響。 2023年9月20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換屆大會上，鄧朴方時任的殘聯名譽主席一職，由習近平的親信、國家監察委前主任楊曉渡接替，殘聯主席張海迪則被原副主席陳凱代替。這意味著掌控殘聯半輩子的鄧朴方徹底退出政治舞台，鄧小平最強有力的代言人自此被銷聲。 對於習近平近日高調紀念鄧小平，蔡慎坤並不認為這意味著習要回歸鄧的路線，相反的，他認為習近平上台12年來，已經完全背離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18日發布的三中全會《會議公報》，雖宣稱「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但強調堅持中共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以及確保習控制權的政治術語「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等。 今屆三中全會還出現一件引人關注的事。7月15日，黨媒新華社發表長文《改革家習近平》，將習捧為「鄧小平之後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但該文在發表翌日被下架。 日經：頌習文引黨內元老跟「紅二代」反彈 日經亞洲（Nikkei Asia）8月29日刊登署名中澤克二（Katsuji Nakazawa）的文章指，頌習文發表後，立馬引來非習陣營的猛烈抨擊。黨內一些人稱，該文奇怪，且與事實及官方黨史不符，並質疑由誰批准發表的。據了解，這樣的反彈特別來自於退休的黨內元老跟「紅二代」。 中澤克二指，該文稱習仲勛在廣東省主政時，在深圳等地設立了經濟特區，派遣1978年還是清華大學學生的習近平前往安徽省調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期間習近平做了大量筆記，保存至今已有四十多年。 中澤克二認為，新華社的評論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主導中國改革進程的是習父子倆，而非鄧小平。但事實上，是當時的萬里在安徽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萬里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堅定支持者。基於習近平當前的經濟政策似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顯有不同，批評者可能認為，習近平在竊取鄧小平取得的改革「成就」的功勞。 中澤克二說，由於反彈的嚴重性，習近平只能下令相關部門徹底撤回這篇文章。
中共官媒新華社在「三中全會」開幕日當天發表萬字特稿，吹捧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改革家，並將他比肩中共前領導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不過，這篇文章在三中全會閉幕的這天（7月18日），已從新華網「徹底消失」，引發各界揣測。 綜合媒體報導，中共第20屆中央委員會第3次全體會議（簡稱「三中全會」）7月15日開幕當天，新華社發布了近萬字特稿「改革家習近平」，首次稱習為改革家。 該文將習與「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比肩，稱「同鄧小平一樣，習近平的改革動力也來自人民的期待」，「習近平讓鄧小平開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以延續並不斷書寫新篇章，點燃了中國這艘巨輪加速駛向全面現代化的新引擎，使中華民族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不過，這篇首次吹捧習近平為改革家的文章，在新華網與百度搜索，已經「反常地」找不到，在網路上引發各種揣測。 按慣例，三中全會將在閉幕日（18日）發布公報。 吹捧文成了「高級黑」？ 這篇吹捧習的長文為何被撤？中國旅美經濟學者程曉農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可能是吹捧過頭，習近平擔心引致反效果：「現在問題是整個局面一塌糊塗，他又打算去修修補補，解決不了真正問題，那這個時候給他來這麼一個帽子，他覺得就是高級黑啊」。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則從經濟的角度告訴法廣，不排除是習近平下令撤稿，因為現時的經濟不振，不如先撤，日後再上稿也是有可能的。 法廣還引述時事評論員江峰的說法，他認為習近平不會打自己臉，研判可能是三中全會首日，「有人反了」，習的定位在黨內存在爭議。 獨立時評人、專欄作家蔡慎坤17日在社交平台X發文說：「有分析認為該文是標準的低級紅高級黑，我認為更多是貪天之功為己功，把鄧小平以來所有改革開放的功績都攬到自己名下，特別是習近平並不喜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總之這篇特稿黨內看笑話習近平也難堪，下架是最好的辦法。」
淡出政界多年的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唯一嫡孫鄧卓棣，港媒報導稱，他目前擔任中信財務有限公司監事。 香港《星島日報》4月18日報導，根據中國企業查詢公司「愛企查」資料，鄧卓棣目前擔任中信財務有限公司監事。有傳他任職中信法務部，但未能證實。 中信財務成立於2012年，總部設在北京，是央企中信集糰子公司。中信集團創辦於鄧小平掌權時期，一直是中共太子黨的集結地。 鄧卓棣1985年出生於美國，是鄧小平次子鄧質方之子，剛出生就被送回中國，沒有拿美國護照。鄧卓棣7歲時曾隨鄧小平南巡，200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其後取得美國杜克大學法學碩士學位，並曾在美國紐約華爾街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一段時間。 2013年5月起，鄧卓棣任廣西百色市平果縣副縣長，兼新安鎮黨委書記、縣委副書記；2016年卸任，2017年任北京市橋牌協會理事。之後，他淡出政界。 鄧家被邊緣化 隨著習近平越來越集權，多次傳出對習不滿的鄧小平家族，逐漸被邊緣化。 2018年，鄧小平的女兒鄧楠和多名紅二代都沒有進入新一屆中共全國政協委員。 2019年7月，鄧小平的外孫女婿（已離婚）、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吳小暉被判刑。 2023年9月，時年79歲的鄧朴方卸任殘聯名譽主席，改由中共中紀委前副書記楊曉渡接任。在此之前，鄧朴方掌控殘聯30多年。鄧朴方是鄧小平的長子。 鄧朴方2018年9月在殘聯的七大閉幕會上稱，鄧小平倡導的「改革」已經「不可逆轉」，「應該持續走這條路」，「一百年不變」。他還告誡：「我們一定要有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保持清醒的頭腦，知道自己的份量，不妄自尊大······」 對於鄧朴方退出殘聯，時政評論員岳山曾撰文表示，表面上看是因年齡或健康關係，實為習的第三任期不容有危及其權威的因素。 岳山認為，習讓楊曉渡擔任殘聯名譽主席，意在提防鄧家，防止有人再利用鄧朴方舉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招牌，抬鄧壓習。習近平此舉形同在鄧朴方離場後，還加上一把鎖。 此前，自由亞洲電台《夜話中南海》專欄高新的文章指，習近平以年齡為由勸鄧朴方退隱，最直接的目的是封他的口，因為殘聯名譽主席雖是毫無實權的虛職，但卻是整個鄧小平家族過去僅存的一個對外公開發聲的合「法」講台。 旅澳法學家袁紅冰今年1月3日在台灣《自由時報》撰文指，中共體制內人士披露，以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劉源為核心的紅二代群體達成政治共識，指責習上台十年徹底背叛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倒退迴文革時期路線，推動戰時體制，以及準備發動台海戰爭等。 袁紅冰列出的參與反習連署的紅二代，包括鄧朴方。
習近平上台之後即全面復辟毛澤東時代「黨委一元化領導」的所作所為，其實也是在完成江澤民未竟的「事業」。習近平如今無以復加的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對江澤民執政時期全盤否定鄧小平和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理論和實踐的變本加厲。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的「兩個確立」脫胎於江澤民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著重介紹和分析了諸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並「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由此 「法定」了江澤民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雖然當時的鄧小平和陳雲都還在世。 當然，圍繞「核心」二字，當年的江澤民也只是為日後的習近平提供了黨法的保障和實踐的基礎，當年的「江核心」雖然也在兼任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同時也兼任著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甚至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不過在他總書記的13年時間裡，畢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終存在。當時的所謂「黨的領導核心」或者說「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和個人獨裁還不能劃等號，不似如今的習近平，已經把他個人的「核心作用」瘋狂到了地下的毛澤東如果有知都會感慨一句「後生可畏」的極致。最近的一個實例就是本文截稿當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黨組成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述職」。 僅從中共新華社通稿標題的字面看，「黨中央」是誰？就是習近平自己。 前面說了，30年前江澤民在十四屆四中全會上主持通過的那份所謂「劃時代文獻」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沒有一處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中還數次出現的「政治體制改革」字樣。按照江澤民在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夜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解釋：籠統地講「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把它作為一句時常出現有報紙上、理論文章中的口號，很容易誤導輿論。整個八十年代里，黨內自由化分子、社會上和境外敵對勢力，一再利用我們黨自己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口號，以促進「改革」為名，與執政党進行所謂的「合法」鬥爭。一時間，什麼「法大於黨」、「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等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冒出來了。所以在起草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時，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議，沒有在文中繼續沿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辭彙，而是以「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完善黨規黨法，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體內容來說明問題。 江澤民這裡說的「下面的同志」，具體是指的當時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澤民政治秘書，有「鄧力群文膽」之稱的滕文生。 如果筆者不在此專門提醒，應該會有不少人會想當然地認為十四屆四中全會上這份黨的「劃時代」的重要《決定》，應該是出自「三代帝師」王滬寧的手筆。其實不是。 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當年初，王滬寧才剛剛被提拔為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當年夏天確實也以學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參與討論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草稿，但只被徵求意見和建議，他本人並非文件執筆人之一。他王滬寧是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半年之後才奉昭進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務委員兼政治組組長。其當時的頂頭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師」。 話說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後，正式接替了溫家寶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的曾慶紅當有了「大內總管」的雅號，而當時的「大內御筆」還不是王滬寧而是中共理論左王鄧力群在江澤民初入中南海時即為江澤民舉薦的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秘書長滕文生。從江澤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紀初王滬寧因為炮製了「三個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師」地位之前，江澤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趙紫陽麾下的鮑彤的角色更為吃重。 出生於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學歷是一九六零年以「調干生」名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學習。 「文革」結束是他還只是個《紅旗》雜誌的小編輯。 一九八一年一月，當時還被鄧小平十分器重的鄧力群出面組織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名義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開始招兵買馬、結黨營私。而被鄧力群網羅進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論師兄盧之超。 鄧力群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一直兼任該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鄧力群被迫退出權力核心，該研究室被趙紫陽撤消為止。 這個滕文生當年在人大受訓時，不但接受的「理論教育」內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訓練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維方式。這就決定了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師法改革派，將自己的思想觀念「解放」一下，讓自己的理論思維跟上現代化水平，都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當時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內凡對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該人為什麼會像阿Q怕說「疤」字一樣，一聽到「政治體制改革」之類的字眼便會反感到生理上發生問題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論上「出名」，全憑當年追隨鄧力群、胡喬木積極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在這些左將、左棍們的眼裡，當時中共開明派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黨內的具體體現。 當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後，鄧力群企圖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 聲稱不但要批「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還要批「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引起趙紫陽的不安和公開批駁。於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開前夕，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乾脆將鄧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組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任主任。鄧力群不甘心失敗，針鋒相對地成立了一個「反自由化寫作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幹角色。 八九「六四」鎮壓之後，滕文生受命參加對趙紫陽、鮑彤「罪狀」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熱程度和拚命精神已經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於此時的滕文生為什麼被江澤民看好，局內人驚奇之餘，認為無非是兩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澤民上台的前提是對趙紫陽的廢黜，所以必須要啟用趙紫陽的敵手。越是對趙紫陽恨之入骨，與其不共戴天者，對江澤民來說越發可靠。 再者，當初鄧力群的「研究室」被趙紫陽下令撤消之後，滕文生在家待業一段時間後即被鄧力群成功推薦給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來的正局級升任了副部長級的中顧委副秘書長，從江澤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顧委員副秘書長的身份，幫助江澤民與政治老人們進行政治聯絡和私人交易，令江澤民更覺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澤民當年與老人黨之間的許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極少數幾個知情人的可能。 客觀上講，滕氏雖然思維方式極度僵化，但其文筆之流暢，一些改革派理論家也都表示信服。對江澤民習慣的「黨八股」套路，滕文生簡直就是信手拈來。只要江澤民交辦一份文件、講話稿之類的東西，滕文生不但脫稿神速，而且絕對保證只將江澤民的思路「錦上添花」，又絕無畫蛇添足和曲解領導意圖之嫌。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標榜其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哪些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其出籠經過是：自鄧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後，連中宣部內部都出現了很大的爭議，有人還編出順口溜：「說三道四，左右為難」。「三」指「（十一屆）三中全會」，「四」指「四項基本原則」。意思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反左，現在又弄出個四項原則提倡反右，豈不是讓搞理論和宣傳工作的人無所適從?鄧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則牽強附會地將四項原則解釋成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精神的發展，硬是在兩者之間找出了「共性」，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第一政策與毛澤東的閉關鎖國、階級鬥爭為綱之間，分析出「內在繼承性」。這一「理論建樹」非常對上台之初，急於大樹特樹「第三代領導核心」之權威的江澤民的胃口。江澤民曾經親自指示曾慶紅、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領導集體不但要繼承鄧小平抓經濟建設的思想，更要繼承毛主席的政治遺產(大意)。而正是根據江澤民的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為江澤民炮製出「講政治」的意義所在。 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以及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創作內容，便是將十三大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內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曾一再強調堅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線，並聲稱十三大內容一個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漢，便讓前往迎駕的湖北省委領導人向江澤民等人傳昭：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台! 接下來，江澤民的政治地位雖一度岌岌可危，但終於反敗為勝，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線以江澤民、李鵬雙雙保住權位和楊家兄弟的交出軍權而告終。 當時，中共黨內黨外，海內海外均將對大陸政治局勢的關注焦點集中在楊家兄弟倒台的問題上，卻沒有注意到江澤民等人已經將十三大修改過的黨章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的內容悄悄作了變動。主要執筆者便是一提政治體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癢的滕文生。 回顧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首要的一條就是實行黨政職能分開。認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為了保證行政首長負責制的實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和審判、檢查機關中不再設立黨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經轉發一份中央組織部《關於逐步撤消國務院各部門黨組的意見》，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門現有的黨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有利於政府工作的統一和效能。 日後雖然趙紫陽下台後，鄧小平曾經向江澤民、李鵬等人強調，十三大的路線沒有錯。但江澤民上台還沒有兩個月，便在公開發表的講話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江說：「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決不是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江澤民還特別針對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強調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句話批駁說：「黨的領導作用只提政治領導不夠，還應該有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接下來，國務院各部門已經被撤消的黨組陸續恢復，審判和檢察機關的黨組更是江澤民首先要求恢復起來的。已經實行了行政首長負責職的單位，特別是實行了校長負責制的單位，一律被迫「歸位」。雖然沒有重提毛澤東時代的「黨委一元化領導」，但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說白了還是開始退回到「黨天下」的時代。 對江澤民此舉深表擁護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黨章時，不但徹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關內容，而且在1982年通過的十二大黨章基礎上，把設立黨組的範圍規定的更為細緻：「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和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設立黨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後的黨章中規定：「企業和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執行實行保證監督。這些基層黨組織應以主要精力加強黨的建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支持行政負責人按規定充分行使職權，並對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這一段在十四大黨章修改案中被改寫成：「全民所有制企業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企業生產經營開展工作」;「實行行政領導人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這中間的「核心」兩個字，其實就是毛澤東時代「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極左口號的理論翻板，使所謂「行政領導人負責制」只剩下諷刺意義。 而之所以還要保留這句空頭許諾，使江澤民政體與毛澤東政體在文字上還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澤民還不敢讓滕文生等人在「無產階級復辟」問題上，走到令鄧小平再次感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當然，在江澤民的十四大政治報告和十四大黨章中，鄧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被正式寫入。但日後分析起來，江澤民在當時仍還在世的陳雲等人的支持下，就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向鄧小平作了讓步，但交換條件顯然是鄧小平在政治體制「還原」(從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問題上作了讓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專欄上篇文章《習近平讓毛澤東後代經濟上翻身，政治上揚眉吐氣》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當年毛澤東與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及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的悲慘境遇都已經因為習近平對鄧小平的否定和對文革的重新肯定而苦盡甘來。習近平親自指令讓李訥事實上享受到了副國級退休待遇的同時，也把鄧小平生前最疼愛的長外孫女鄧卓芮的夫婿抓進監獄……，一愛一憎，分明無比！ 而鄧小平的憎與習近平的愛之強烈對比，更是表現在對雖然不是毛澤東和江青所生，但卻被江青視如己出的毛遠新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上 。 熟悉中共文革史的讀者和聽眾們應該都知道毛澤東在整個文革十年過程中在政治上最為依重的三個自己的家庭成員分別是江青、李訥和毛遠新。李訥是文革初期的毛澤東「聯絡員」，而毛遠新則是文革後期的毛澤東「聯絡員」一直到毛澤東歸西。 比李訥年輕不到一歲的毛遠新因為小時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為毛澤東家庭中的一員，直接喊江青媽媽，與李訥情同手足，文革中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後一樣被「隔離審查」。只是毛遠新被「隔離審查」的時間長達整整十年。一九八六年前李訥都已經在楊尚昆的一再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遠新卻被鄧小平下令判了十七年。 根據中共官方黨史文章介紹說：1975年春節過後，毛澤東感覺自己的身體狀況越來越惡化，更因為此時的他已經對由他自己下令復出工作，基本上已經取代了周恩來的鄧小平日漸不滿，於是安排了毛遠新擔任他本人與鄧小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員們的聯絡員。 從那以後，毛遠新成了發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這更為顯赫的是，舉凡鄧小平、華國鋒，以及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員在內者需要反映到毛澤東那兒的事情，均由毛遠新代為傳達，他在毛的面前怎樣彙報，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毛澤東的決策。 當時毛遠新口袋裡經常性地裝著一個精製筆記本，這是一個裝著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寶葫蘆」，只要他拿出筆記本傳達什麼，任何人都得遵照執行。鄧小平當然也不能例外。在毛澤東逝世前的八個月當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會議，第一項內容就是由毛遠新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鄧小平等 所有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聽。在討論時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辦理。如此權勢遮天，難怪毛遠新曾對親信驕橫地說：「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幾段話，就夠他們學習一個月的。」 相關史料記載，此時正是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開始進行「全面整頓」時期，當江青等人向毛澤東表示了對鄧小平所作所為之擔憂之後，毛澤東追問毛遠新社會上是否在談論「文化大革命」，毛遠新在毛澤東耳邊吹枕邊風說：「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從那以後毛澤東便開始越來越後悔對鄧小平的重新啟用。接下來，批評鄧小平、要求鄧小平檢討的幾次會議都是毛遠新主持的，毛澤東一次比一次嚴厲的從「批評幫助」到徹底否定鄧小平的「最高指示」也都是毛遠新傳達的。而正是在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進行堅決鬥爭的過程中令毛澤東感覺到了毛遠新的「政治成熟」。 中共官方文章還介紹說：江青及其「四人幫」利用毛遠新特殊的地位，對復出後領導全面整頓的鄧小平進行一再的打擊。毛遠新在毛澤東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實的彙報，使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毛澤東最忌諱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遠新恰恰在這一問題上向鄧小平捅軟刀子。「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毛遠新在向毛澤東遞交的書面報告中寫到：「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反總理，他帶頭散布了大量謠言，去年一直未認真追查和闢謠。近幾年鄧小平名聲不好，就抬起總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壓活人……」 筆者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江青等人被審判之後，毛遠新被審判之前即已經聽熟知內情的人士說過，老鄧不會輕饒了毛遠新，這傢伙當了主席的聯絡員之後，老鄧幾次讓他安排與毛澤東見面都被拒絕。直到二次下台鄧小平都未能再單獨見到毛澤東一次。 日後筆者所知道的更為準確的時間線是，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澤東在他的住所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後，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沒有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 而這次會議是鄧小平一生中倒數第二次面見毛澤東。最後一次是毛澤東於1975年12月2日會見了到訪的美國福特總統，鄧小平被允許陪同。但這兩次都不是鄧小平單獨見到毛澤東。 這就是為什麼從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開始毛遠新被「隔離審查」了整整十年之後鄧小平還是堅決不同意對他「免予刑事處分」。 當時的大背景是，在江青和張春橋被判處死緩，王洪文、姚文遠及手下眾多政治打手也均已經被完成審判的好幾年之後，毛遠新的具體罪行仍然不能被專案組坐實，鄧小平因此等得不再耐煩，親自指示對毛遠新的司法處理不能一拖再拖，一定要從重從快。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接旨之後立刻給隸屬總政領導的解放軍軍事法院下達「政治任務」，要求限期完成對毛遠新案的處理。於是，毛遠新於一九八六年被軍事法庭以數罪併罰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刑期從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抓捕的時間算起。比較搞笑的是，當時的毛遠新雖然是被軍事法院出面判刑的，但軍隊方面卻沒人提醒要同時對毛遠新宣布施以開除軍籍的處理，以至毛遠新刑滿出獄之後仍然還有理有據地給總政治部寫信，要求軍隊方面出面對他按「轉業幹部」的相關政策處理。此乃後話。 日後有內部傳出的消息說，關於如何對毛遠新定罪處理的討論過程中，當時的最高法院內部有意見認為審判「四人幫」的特別法庭已經完成了任務，當時在特別法庭的工作過程中沒有把毛遠新也列入被審判者之一，日後當然不能專門再為毛遠新單獨成立一個「特別法庭」。而如果把毛遠新當成一個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來審判，就不應該由最高院出面。聽取了最高法院方面對此感覺「棘手」的情況彙報之後，鄧小平才指示由軍事法院出面「問題就簡易化了」。 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曾經介紹過：「被宣布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關進秦城監獄後，毛遠新即患了嚴重的疾病，因為拖延治療而一條腿落下殘疾。如此一來，鄧小平才沒有否定毛遠新的生母，時任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朱旦華為自己兒子的求情信，默許了監獄方面為毛遠新安排了保外就醫，至此他已經失去自由整整十三年了。」 而後，有中國內地毛左部分否定了筆者的如上說法，說是毛遠新進入秦城監獄服刑之後，「不願意服從鄧小平命令寫關於毛主席的材料，鄧小平就惡化服刑環境，入獄之後的伙食待遇、醫療待遇等都比江青和王洪文等人相差好幾個檔次, 以至於在獄中因為嚴重關節炎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落下終生腿部殘疾。」 更勁爆的說法還有：「有人還揭發，他（毛遠新）的腿其實是被鄧小平派來的人打斷的。」 毛左的文章還透露說： 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門發生學潮的同時，一向對毛家後代都持較為同情態度的楊尚昆未經請示鄧小平，說服趙紫陽和胡啟立、喬石三人簽字同意，安排給確實病得比較嚴重的毛遠新以「保外就醫」的待遇，從那以後毛遠新就再沒有回過秦城監獄。 無論如上毛左文章中的爆料與事實是否相符，筆者當年也早就透露了毛遠新被鄧小平施以「重手」之後，即使中共內部人士也都相信鄧小平的長子在毛澤東和江青發動的「文革」中落下終身嚴重殘疾，所以鄧小平才把這股子怨氣發在了毛澤東和江青均視如己出的毛遠新身上。 事實上雖然鄧小平也確實在對待江青和毛澤東所生的女兒李訥討要毛澤東稿費的過程中的絕情一度令楊尚昆都私下裡感慨「明擺著是個人報復」，但他鄧小平對毛遠新的憎惡甚至是痛恨，更多、更直接的還是出自政治層面，或者說是「出以公心」。從當年鄧小平與華國鋒的一段對話中，就足以看出鄧小平對毛遠新恨得簡直就是無以復加。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介紹了習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後，與彭麗媛設宴款待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時，特別不忘安排毛澤東生前的「秘書」，當年差一點就和江青一起當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玉鳳作陪。也等於是給毛澤東去世之後與李訥一樣接受了很長時間政治審查的張玉鳳徹底恢復了政治名譽。 而據這個張玉鳳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政治交待中回憶：鄧小平二次下台之後，毛澤東在一次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時，提出自己身後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依序是：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在落實了確有這份名單之後，鄧小平在自己最後一次與華國鋒當面談話對他進行嚴厲指責之後還是未忘感慨一句「你說到底還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及時粉碎了『四人幫』的反黨篡權陰謀，你我現在的位置都會坐在毛遠新的屁股底下」。 十年前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過《鄧小平的階下囚，習近平的座上賓》一文，五年多前在本專欄發表了《「習近平大哥是毛遠新最好的朋友」》一文，兩年多前還在本專欄發表了《習近平自幼就無比敬仰和羨慕毛遠新大哥》。如上三篇文章中，第二篇的文章標題用引號強調了這是中國內地最知名毛左之一，紅二代蘇鐵山在紀念毛澤東誕辰會場上講出的原話。 在中國大陸，上了點歲數的人只要還對當年的「惡攻罪」心有餘悸，就不會不知道曾經被中共政權大力宣傳其英勇事迹的張志新烈士曾經的悲慘遭遇，而曾經親自下令對已經在獄中飽受折磨的張志新立即執行死刑並在押赴刑場之前對其先行施以割喉酷刑的毛澤東侄子，當時最高職務為「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則因此而成為千夫所指、眾矢之的。日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句老話也曾經在毛遠新身上得到應驗，他在秦城監獄裡曾經的日子過得比如今的薄熙來、王立軍以及薄谷開來等要苦得多得多。 但是，仍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等到習近平上台開始把鄧小平否定的東西重新加以肯定，把文革十年浩劫改為十年探索之後，「毛」姓又在中國大陸上重新「尊貴」起來， 毛遠新先是由湖南省委接駕到韶山祭祖，而後是周遊北京等地對毛澤東120周年誕辰的「民間自發紀念活動」的籌備表示「堅決支持」。毛氏後代甚至還故作神秘地對外放風，說是2007年習近平接替上海市委書記後不但指示上海市委老幹部局要切實做好對革命烈士親屬毛遠新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實」工作，提高待遇，而且還秘密接見過毛遠新，當面鼓勵他「忘掉歷史的不愉快記憶」，「繼續與黨同心同德。 兩年多前，筆者還在本專欄發表過《習近平自幼就無比敬仰和羨慕毛遠新大哥》一文，文中主要內容在發表後的一段時間裡曾經多次被中國內地的毛左文章引用。 卻原來，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父親已被政治整肅之後的習近平就更不用說，即使在這之前的幾年時間裡，當時的幼年習近平也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沒有見過江青和李訥等毛澤東親屬，毛澤東身邊的人他唯只見過只有從中共建政之初即被毛澤東和江青收養的毛遠新。 當時被恩准到北京和習仲勛及齊心夫婦一起生活的習仲勛前妻所生兒子習富平有幸於1954年秋和毛遠新雙雙從北京育英學校畢業後被保送進了北京101中學成為同班同學。習富平日後還成了毛遠新的入團介紹人。 從那天以後直到習富平和毛遠新分別進入了中國科技大學和哈軍工，毛遠新是習家的常客，習富平也成了習家近距離面見毛主席次數最多的一個。而當時尚還年幼的習近平，對常來自己家和自己的同父異母長兄一起溫習功課寫作業的遠新大哥簡直就是滿懷敬仰。羨慕極了這個遠新大哥哥「每天都能和毛主席說話」。 這段經歷當然也是習近平位高權重之後善待毛遠新的因素之一，但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和他習近平厚待李訥，甚至「愛屋及烏」至張玉鳳身上一樣，那就是凡是鄧小平否定的，他習近平就要肯定，凡是鄧小平憎惡的，他習近平一樣要厚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年毛夫人江青被判處死緩關進秦城之後，反革命罪犯家屬李訥被安置進中央警衛局「宿舍」長達五年，期間毛澤東的第一個孫輩王效芝的窮困潦倒與同齡的鄧小平的第一個孫輩眠眠的無限幸福堪稱地獄與天堂之別。不過隨著習近平的上台，在安排毛澤東的後代們重新過上幸福生活的同時，也還安排了鄧小平的孫女婿，也就是這個眠眠（鄧卓芮）的丈夫吳小暉到監獄裡去體會江青的牢獄之苦。與此同時，更是剝奪了鄧小平家族第四代中的老大，眠眠和吳小暉唯一的愛情結晶「吳鄧卓」對吳小暉曾經擁有的萬億資產的唯一合法繼承權。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已經回顧到了從一九八零年年末開始的兩、三個月時間裡，當時的鄧小平只關心兩件事情，一件是鄧朴方在加拿大的手術和術後恢復情況，另一件便是對江青等人的審判。在如何處置江青的問題上，他鄧小平不可能不把在這件事情上的決策與自己兒子的「文革」遭遇及殘疾現狀聯繫在一起。 話說1980年12月24日上午，「置個人生死與度外」的江青口若懸河地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演講。其中最震動鄧小平的內容是 ：「現在你們是把一個無罪的人硬要變成所謂的罪犯，這是對你們這個法律的極大諷刺。毛主席早就對我說過，要警惕劉少奇、鄧小平、陸定 一、楊尚昆以及周揚、田漢、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動，他們肯定是要翻案的，這是一條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一條預見，由於華國鋒這個壞傢伙和叛徒的出賣，你們暫時地得逞了。但是，有一點我要告訴你們，你們不要高興得太早了。中國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經過繼續革命的鍛煉的，你們這些修正主義分子，人民將來是不會放過的，我在這裡正告你們！」 日後有中國內地公開媒體報道說：鄧小平看了審判江青的電視錄像後，氣憤地對彭真說：你看這個白骨精多麼的刁滑，到 了這個地步還是如此頑固，可見不殺此人不足以平民憤！」 一九八一年元旦，鄧小平親自召見「特別法庭」的庭長江華和「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等人，提醒他們：「你們先說對待江青怎麼辦？這個人要是死不了，就沒有要死的人了，因為誰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這十名被告裡面最惡劣的一個傢伙，全國人民都說可殺的人……。「 當年參與審判的法官之一王文正日後發表的公開文章中回顧說：「雖然對於罪犯的量刑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大多數人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張將江青和張春橋兩名罪大惡極、頑固不化的首犯殺掉。 王文正還回顧道：（當時的）黨中央、國務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也向法庭轉告了他們的意見，這其中包括當時的領導人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開始也都在一些場合發表過自己的個人看法，對於「四人幫」的量刑都提出了不同意見，最集中的一點就是主張對其中的首惡必須判以死刑，否則不足以平民憤。」 在這次審判之前，鄧小平對採訪他的義大利知名女記者法拉奇這樣評價江青：「你看，我告訴你毛主席有很多錯誤，我也包括了江青這個錯誤。她是個很壞很壞的女人，壞到你說她再壞的事都不過分。如果你讓我給她打分，就像我們喜歡乾的，我會告訴你，我打不了，因為對江青，無法進行評分，她是一千乘一千倍的負數。而毛主席讓她掌握權力，形成一個派系，利用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建立政治資本，拿毛主席的名聲為她謀私利，即使是後來他們已經分居了，是的，分居。你不知道毛主席和他妻子江青不住在一起嗎？雖然他們分居了，毛主席一次也沒有干預，哪怕是阻止江青使用他的名字。」 這就是為什麼在審判江青等人期間，鄧小平率先表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並在政治局會議上宣讀了當時的「著名民主黨派代表」、國民黨降將屈武給他的「主殺信」，說是「江青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如不處以死刑……則將鑄成大錯。……事關重大，故敢直言」。 接下來發生的就是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的，政治局為此事議了兩天，最終決定把江青和張春橋判處死緩，其實是用陳雲和徐向前等人的「刀下留人」，否定了鄧小平和另外幾個「主殺派」的意見。 當年為採訪鄧小平的義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擔任現場翻譯的施燕華回憶說：法拉奇問：「（您被下放江西勞動）當時您是否非常氣憤，希望報仇？」 鄧小平笑說：「我這個人從來不大喜歡氣憤。因為這是政治問題，沒有氣憤的必要，氣憤也不解決問題。」 但事實卻是鄧小平在沒有達到把江青直接砍頭的目的，仍然復仇之心不死。終日看著自己兒子坐在輪椅上的那付樣子，對毛氏夫婦的冤讎肯定還要被時時勾起。沒有機會便罷，只要一有機會，他鄧小平還是按捺不住他與毛氏夫人的這段私仇。於是，報複目標自然轉到了毛澤東與江青的後代身上。 也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前後腳，鄧小平成功搬倒了華國鋒，中國的「第一家庭」從此正式被鄧家取代。緊接著改革開放開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員迅速開始了「帶頭致富」的過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訥和他的獨生子同時也開始了他們這一生最慘淡的時光。其生活境遇竟然比當時大多數的城市普通老百姓還要艱難。 眾所周知，毛澤東的兩個女兒之中只有李訥是江青所生，文革中自然受益最大。 1967年1月中，李訥曾組織「革命造反突擊隊」，貼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內容是 「揭批」時任新華社代理社長，全軍文革小組成員胡痴及其他解放軍報領導人。三天後林彪即簽署了《給解放軍報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肯定李訥的這一行動「在報社內部點起了革命火焰」，毛澤東則立刻批示「同意，這樣答覆好」。 於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被分配至解放軍報才半年的李訥立即直升《解放軍報》總編領導小組組長（代替總編輯，相當於當時的副大軍區級）。 幾天後，毛澤東又把李訥調到自己身邊當聯絡員，專門負責了解北京各大專院校的情況。。江青和陳伯達 隨之也將李訥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負責人。自此，文革第一階段的事實上的總指揮便成了毛澤東、江青夫婦加上他們兩人的女兒。雖然這段歷史持續時間不長，但毛澤東駕崩導致江青下獄後，李訥立刻被要求「將這段醜惡歷史交待清楚 」。 於是，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親自通知李訥，中辦已經給她在中央警衛局安排了新的「宿舍」。 日後看來，中共政權對付黨內政敵或者「腐敗分子」的所謂「雙規」—-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待問題，就是從李訥開始的。 正應了中國人「落了架的鳳凰不如雞」那句老話。從一九七六年十月開始，李訥在中央警衛局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五年，而她和已經離婚的第一任丈夫徐寧所生的兒子，也就是毛澤東的唯一外孫徐小寧(後隨繼父姓王，現名王效芝，後文中統稱王效芝)，從五歲開始即被迫跟著一位「阿姨」度過了五年無父無母的凄慘生活……。 曾已何時，毛澤東和江青夫婦曾使鄧小平一個完好的家庭肢離破碎，令鄧家數名子女在饑寒交迫中哀嚎，令鄧家最寄厚望的長公子永遠喪失了正常人的大部分生理功能。而毛家的公主李訥卻二十六歲便成為副大軍區級的《解放軍報》負責人，繼而被江青當成親生兒子的毛家子侄毛遠新年紀輕輕便躍升大軍區政委，後又擔任「毛澤東同志聯絡員」……，毛夫人江青更是驕狂不可一世。 而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同時，鄧小平成功搬倒了華國鋒，中國的「第一家庭」從此正式被鄧家取代。緊接著，改革開放開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員迅速開始了「帶頭致富」的過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訥和他的兒子「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則一直持續到江澤民上台之後才略有改觀。鹹魚翻身則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 當年鄧小平復出並訪美歸國，在機場上就迫不及待地給外孫女眠眠(鄧楠和夫君張宏的獨生女兒)打開禮品盒時，眠眠的同齡人，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與眠眠都是生於一九七二年)正跟著「阿姨」在北京街頭尋找最便宜的「堆兒菜」(當時北京人稱菜市場里賣不出去便不再過秤，幾分錢一堆處理的大陸菜為「堆兒菜」)。此時的鄧小平外孫女已經對國產糖果和國產玩具不屑一顧，而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則學會了看到菜市場櫃檯下面有被人扔掉的菜葉，趕緊撿進「阿姨」的提籃里。當菜市場售貨員用憐惜的目光注視著這個還未滿入學年齡的鼻涕孩子時，打死她也不敢相信這個孩子竟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和江青的親外孫。 當迎接鄧小平出訪歸來的專車隊在長安街上呼嘯而過，車裡坐著的眠眠把爺爺從美國帶給她的「洋娃娃」貼在車窗上向外炫耀時，居住在西單商場附近一套普通民宅里的被指定代李訥看管孩子的那個「阿姨」，卻不敢讓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走近這所商場的玻璃櫥窗，因為那裡面陳列的巧克里糖果對這孩子極不現實。 當鄧小平的醫護團隊給整個「第一家庭」制定了嚴格的營養食譜，特別告誡不懂事的小孩子們「營養過剩對身體有害」的時候，一日三餐麵條碗里漂浮的青菜葉就是毛澤東外孫必須接受的生活事實。 王效芝自己回憶說: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的年代裡，他剛剛開始記事，所以他學會的人生第一課便是「看人臉色」。「那時，我覺得自己是個老出錯的孩子，因為人家老瞪我。」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隨著鄧、毛兩人的孫輩一同步入少年時期，鄧家外孫、外孫女幾年間已經乘專列游遍了中國最好玩的地方，而且也已經跟隨父母去過了美國的迪斯尼樂園，而毛澤東的外孫卻被母親要求入讀了為飯店培養侍應生的職業高中。 一九九一年，鄧家上下開始討論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庭大事，府上最年長的孫輩眠眠已經高中畢業，眼看陳雲、王震、聶榮臻的孫子輩都已出國留洋，而且有的乾脆就是在美國、加拿大等地讀了洋人的私立中學，鄧家人自然心動。於是便為鄧家外孫女應該在哪裡接受高等教育的事情爭論不休。在這種事情上從來不拿主意的鄧小平雖然親自參加了這個家庭會議，但卻靜看子女們各執己見，臉上堆滿了得意、滿意和快意的微笑。而此時此刻，前「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已經恢復了自由之身的李訥也暫時忘記了經濟上的窮困含淚微笑，因為她的兒子，毛澤東的外孫已經職業高中畢業，如願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五星級合資飯店當侍者。 男孩子分配到飯店工作，第一崗位必須是大廳門外。當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身著服務生制服，在凜洌寒風中為賓士驕車中走出的貴賓開門時，他可能沒有想到這些貴賓不過是鄧朴方殘聯的康華公司的一群僱員，他們來此五星飯店是為了宴請一個正在北京做「慈善」日本汽車商。觥籌交錯之間，向中國殘聯「贈與」N輛日本汽車的簽字同時進行。，而大廳門外的王效芝則正在向一位即將去日本出差的同事央求，別忘了給他撿幾本人家不要的汽車雜誌回來，而後又特別叮囑一句「千萬不要買新的。」 汽車曾是王效芝的人生最愛，當年的他做夢時都在想著何年何月自己能夠買得起一輛汽車。萌生這一念頭的起因再簡單不過，因為他從母親恢復自由之後起便經常看到不得不搭公共汽車去看病的母親被擁擠的人群推來搡去；他從懂事起便看到偶而有機會搭乘某位出於憐憫之情的官員的小卧車時，母親那付誠惶誠恐的樣子……。 需要向聽眾和讀者們強調的是，如上的故事都是發生在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 隨著習近平的上台，無論是李訥還是毛遠新都已經「重新過上了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無論本意是否是要為李訥和他的兒子在鄧小平時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復仇，事實上習近平已經親自把鄧小平的孫女婿，鄧卓芮的丈夫吳小暉投入大牢。 這個鄧卓芮就是前文說過的那個眠眠，是鄧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回想當年鄧小平落難江西時，獲准與一個叫張宏的同學結婚，並於一九七二年從陝西漢中的勞改處到江西探望父母的鄧小平二女兒鄧楠留在當地生下了女兒眠眠，鄧卓芮的名字是鄧小平親自取的。 中國內地的許多描寫鄧小平江西生活的文章都形容這個眠眠「成為當時鄧小平精神支柱」。恨不能形容成如果沒有這個眠眠的及時出生，鄧小平就不可能頑強地苦撐到被毛澤東「諒解」返回北京的那一天。網上現在也能查到「鄧小平在江西懷抱孫女眠眠」的照片。 所以說，這個眠眠也就是鄧卓芮對於鄧家的意義是何等的重要，習近平比我們外面的人一定體會得更為深刻。更何況，鄧卓芮與吳小暉的獨生子吳鄧卓（？），也是鄧家第四代中的老大，本是吳小暉曾經擁有的萬億人民幣資產的唯一合法繼承人。 僅此就足以見出習近平下令把吳小暉投入大牢，並把他的萬億資產全部收歸「國有」的背後政治考量是多麼的陰毒。更詳細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曾經的中共政權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當年利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機會向全世界展現了他政治上的「大度」。但事實上長公子鄧朴方文革中被迫害致癱一事，令他鄧小平內心對這個政權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及其夫人江青的仇恨一直都是刻骨銘心。 上周撰寫《歷史故事：鄧朴方和他曾經的「康華共和國」》和《鄧朴方和他的康華是如何涉足「六·四」事件處理》兩文時，媒體上炒得最為火爆的以許家印為故事主角的中國房市令筆者不由得想起了曾經讀到過的一則四十年前的鄧小平「就想買房」的故事。說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鄧小平看到北京前三門修建很漂亮的馬路和宿舍樓，有感而發，對隨行人員說：「你們說房子將來可不可以作為商品？我看將來會作為商品。如果將來買房子的話，我要給我大兒子買一套，他是因為我而受傷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 相關報道中描述說：鄧小平的這番話，在九十年代的時候，他的大兒子鄧朴方才從別人口中聽到，他才深刻了解到，他父親心中，其實有著極其深重的傷痕。 鄧小平對自己的長子鄧朴方曾經寄予的厚望可以從一九六二年，，也就是鄧朴方十八歲的那年講起。當時的應該屆高中畢業生鄧朴方所在學校北京男十三中接到上級通知，分配給該校一部分「保送」應屆高中畢業生進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名額。所謂「保送」，就是不經過全國統一的升學考試，直接進入大學就讀。 按照慣例，這種特權名額都是要分配給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的高級幹部子女的，而男十三中的六二屆高中畢業生中，數鄧朴方爸爸的官階最高，所以校方明白這種「保送」名額實際上就是沖著鄧朴方來的，立刻心領神會地將鄧朴方安排為「保送」候選人里的第一個。沒想到自恃才高的鄧朴方反而因此感覺傷了自尊心，說自己每門功課的成績平均90分，為什麼還要保送？於是他和同班同學俞敏聲等一起參加全國統一高考。結果鄧朴方如 物理系一班團支部書記。從那以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對自己的長子的滿意度便超過了百分之一百。誰知鄧朴方的黨員預備期未滿，「文革」就開始了。 當時的鄧小平很快成為鬥爭核心，和劉少奇並列中國第一號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家子女也就此被捲入政治風暴的漩渦中心。鄧朴方以及在中央美院的姐姐鄧林和在北大物理系的妹妹鄧楠都在各自的學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江青指使的造反派們試圖從他們身上拿到父親鄧小平的罪證。 一天，鬱悶不已的鄧朴方和一位同窗散步到頤和園的後湖，坐在山腰的樹林里借酒澆愁。酒後吐真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這麼多人，毛主席這麼搞，必定要騎虎難下……。林彪、江青這樣干是不會有好下場的，他們一定要垮台。也許要有很長的時間，國家怎麼能經得起他們這樣鬧！」 很快，鄧朴方的這番酒後真言被傳到已經受到毛澤東和江青力挺的北大造反派總頭目聶元梓那裡。她先是派人對鄧朴方、鄧楠進行跟蹤調查，接著便將兄妹二人分別關押在物理大樓的兩間實驗室里，進行背對背的誘供、逼供。鄧朴方拒不開口交待，造反派們便對鄧朴方施用各種酷刑，讓他無法吃、無法睡、無法坐、無法站，並要求鄧朴方以揭發父親鄧小平、母親卓琳的「罪行」為獲取自由的交換條件，否則就是「死路一條」。 這種非人的磨難一直持續了五個月之久，實在不能繼續忍受下去的鄧朴方選擇了「死路一條」。於1968年5月某日寫下一份絕命書後從8米高的三層樓的里的一個廁所窗戶一躍而下，身體在空中被一根鐵絲於腰部攔了一下背部先落地，導致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斷。 事發後幾經輾轉，鄧朴方才於一九六九年春被送進北京有名的高幹醫院三零一醫院。但很快便有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旨意，發出了意在譴送大批老幹部出京的「一號戰備命令」。於是，鄧朴方不但得不到應有的治療，鄧小平去江西之前甚至沒有到醫院看看自己孩子的權利。而當時的北大「軍宣隊」仍不肯放過鄧朴方，竟然把他從醫院裡趕出去，送往條件極差的北京郊區清河社會救濟院。 日後的鄧朴方向手下康華公司的小兄弟們說到他發起成立中國殘聯的動機時回憶：當我被架進福利院一間小屋時，一股難以忍受的大小便氣味熏得我直流眼淚，髒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經用了好幾個月。一個小屋裡住了十一個殘廢人，冬天沒有暖氣，只有一個小煤球爐子，燒不多久就滅了……。小屋裡彷彿象個冰窟，床上的被褥十分單薄，每天夜裡被凍醒。我下肢癱瘓了，但上肢還靈活有力。每天會咬著牙和別人一起用鐵絲編織字紙簍，每編出一個簍底可以賺一分錢，編出一個簍幫賺四分錢，一個月拚命干也只能掙到四、五塊人民幣。 當時這家救濟院的生活標準還是五十年代規定的，每人每月七元五角人民幣伙食費。每當救濟院里開飯的時候，護理員老大爺拖著兩條長長的鼻涕，遞給鄧朴方半碗白水熬白菜加一個黑糊糊的饅頭。 在清河救濟院半年時間後，鄧朴方在天津的小姑，當時是現役軍人的鄧先群終於找到了他。 鄧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往江西南昌的。出發時經鄧小平再三要求， ，親人中只能有患高血壓的夫人卓琳和繼母夏老太太同行。 到江西兩年後的鄧小平收到鄧先群的信，鄧小平夫婦這才知道失聯已經近四年的長子早已經完全癱瘓了。於是鄧小平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自己此生對黨別無所求，只希望允許將重殘的大兒子接到身邊自己護理。 以下是一個採訪過鄧朴方本人的中國大陸作者曾經的描述：……兩名持槍看守押解著自己手搖輪椅的鄧朴方到了江西，與分離了四年的父親重聚。當天晚上，鄧小平和卓琳圍在兒子床邊，幫他脫下又臭又髒的衣服。鄧朴方比劃著告訴父母:「從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經完全沒有知覺。」 卓琳和夏老太太都忍不住哭了，鄧小平卻凝視著兒子的殘體，不發一語。誰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麼，但可以猜測，如果此時他在分析誰是令他的長公子致殘的罪魁禍首，絕不會想到林彪頭上，而是毛澤東夫婦。 在江西期間的鄧朴方成天躺在床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控。南昌是有名的大火爐，天氣十分炎熱，鄧朴方每天都得擦澡、換衣服。鄧小平的繼母夏倍根當時已經七十多歲了，每天燒飯菜已經夠忙的了:卓琳體質甚差，所以照料鄧朴方的任務，每天都由當時已經六十五歲的鄧小平承擔。每天上午勞動回來，鄧小平都要先去看看兒子。吃完午飯就要幫助鄧朴方擦澡，從木床上搬下，幫他翻身，在熱騰騰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地替兒子擦身，絕不馬虎。天天如此，從不間斷……。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鄧小平與繼母夏氏及妻子卓琳回到北京。鄧朴方也有幸被送進三零一醫院。 此次復出後的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見到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馬天水時，問起上海骨科方面對治療截癱病人有無良方，馬氏當面回絕了他。此後，卓琳雖然在上海找到了願意為鄧朴方治療的名醫，整個過程卻是背著馬天水及當時上海市的主要負責人進行的。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病亡後，隨著江青等人的倒台，馬天水及其他江青在上海的追隨者亦很快入獄。在獄中得知鄧小平再次復出的消息後，知道鄧小平絕不會輕饒他的馬天水隨即便有了神經錯亂的表現，整日狂呼革命口號……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就是鄧朴方被送到加拿大手術，當時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醫療費用。由時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親自批准。這個特魯多就是曾經被習近平當面狠狠羞辱的現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父親。 回顧一九八零年年末的兩、三個月時間裡，當時的鄧小平只關心兩件事情，一件是鄧朴方在加拿大的手術和術後恢復情況，另一件便是對江青等人的審判。審判負責人之一黃王昆曾回憶，鄧小平對當時的審判錄相一次不少地認真觀看，正式宣布判處江青「死緩」的那一天，鄧小平還與其他中共政要特別趕到公安部大院，聚在一處秘密會議室聽里收看現場實況。可見，在如何處置江青的問題上，他鄧小平不可能不把在這件事情上的決策與自己兒子的「文革」遭遇及殘疾現狀聯繫在一起。 當年為採訪鄧小平的義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擔任現場翻譯的施燕華回憶說：法拉奇問：「（您被下放江西勞動）當時您是否非常氣憤，希望報仇？」 鄧小平笑說：「我這個人從來不大喜歡氣憤。因為這是政治問題，沒有氣憤的必要，氣憤也不解決問題。」 施燕華描述說：當時的法拉奇露出欽佩而又迷惑的神氣，當然她是難以理解一位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胸懷的。這是一個在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歷盡磨難的人，又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說的話。他本人和家人都曾遭受很大的冤屈，但他不是從個人恩怨來看這個問題，而是從政治的高度，從國家、民族的前途來考慮問題。我當時聽了鄧小平的話都很感動。 但是事實上，當時的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這種所謂「以德報怨」僅僅是局限在讓天安門城樓上的毛像繼續懸掛和不同意拆除毛澤東紀念堂兩件事上，當年要不是陳雲力阻，毛夫人江青的腦袋早就被鄧小平砍了。除了對江青一度想置於死地，對毛澤東的後代他鄧小平也曾百般刁難，甚至讓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失去自由」長達五年時間。 在中共內部，所謂「陳雲同志曾力排眾議反對判江青死刑」的故事盡人皆知，主要依據之一是著名中共黨史專家陳東林發表的《陳云為何力排眾議反對殺江青？》一文。文中記載：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許多同志主張判江青死刑。陳雲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鬥爭終究是一次黨內鬥爭。」有人說：「黨內鬥爭也可以殺。」陳雲說：「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辦。」 這裡所說的「政治局開會討論」，「主張判江青死刑」的「許多同志」，包括了鄧小平，華國鋒，王震和韋國清等。筆者也聽到過當時的政治局委員鄧穎超和烏蘭夫也都是主殺派。對中共「文革」史多少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兩個人對毛澤東和江青夫婦的仇恨都可以用無以復加來形容。 前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中顧委委員李銳生前曾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兩點半，胡耀邦在他與世長辭的前十天，約李銳到會計司衚衕家中長談7個半小時，在這次最後的長談中，胡耀邦談到處理”四人幫”的問題：”大家一致贊成公審，最初鄧小平主張江青、張春橋應處死刑，立即執行。葉帥和我、趙紫陽等都反對，徐帥堅決反對，陳雲說，如只我一票反對，也要記錄在案。主張殺頭的鄧小平最後也同意大家的意見了。 筆者也就此向幾位內部人士，包括陳雲二公子陳方的朋友討論過，按照陳方朋友的說法，徐帥是第一個提出反對小平死刑意見的，陳雲接著徐帥的話，在政治局會議上向鄧小平等 「主殺派」很不客氣地說：「如果你們堅決要殺，請在會議記錄里寫上『陳雲同志不同意』」。繼而又有胡耀邦等人斗膽拒看鄧小平臉色行事， 一一表態「刀下留人」。 當時一度因為鄧小平堅持所謂「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並以當時的「著名民主黨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給中共中央的「主殺信」為例，導致政治局為此事議了兩天，最終決定把江青和張春橋判處死緩，其實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鄧小平和另外幾個主殺派的意見。 按照陳方朋友的說法，八十年代之後，鄧小平和陳雲第一次擺上檯面的分歧就是這次「殺不殺江青」 的黨內激辯。當時那次政治局會議的討論過程中，陳雲除了強調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的理由，還因為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鄧小平長時間裡鬱悶不已。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李銳先生在美國哈佛訪問期間，筆者也曾向李銳先生詢問過此事，李銳先生說，自己最寄希望的長子文革跳樓自殺落下高度截癱，他鄧小平當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沒把江青立即處死，，鄧小平心中的惡氣自然沒有出盡。終日看著自己兒子坐在輪椅上的那付樣子，對毛氏夫婦的冤讎肯定還要被時時勾起。沒有機會便罷，只要一有機會，他鄧小平還是按捺不住他與毛氏夫婦的這段私仇。於是，報複目標自然轉到了毛澤東與江青的後代李訥身上。具體的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向聽眾和讀者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