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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邓小平及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反复被提及、揣摩、评价、回味以及叹惜的年代。三十余年后，或许可以跳出之前的惯性思维与官方叙事，重新审视这段至关重要的历史。 陈奎德仍然记得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是1983年6月，广西桂林。博士学位在读的陈奎德与五位同学一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名为“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当时，中国的哲学界和认识论领域仍然坚持根据马克思主义，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划分为所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陈奎德说，“我们觉得这个是过时的，教条的，根本不能涵盖丰富的、宏大的，整个哲学思想和人类活动。” 由陈奎德执笔，他们结合自己的学习与对现代哲学的理解，整理了十条对中国认识论学术领域的不同想法，后来被叫做“桂林十条”。“简单说，就是反对对哲学思想的两分法，反对对真理的独断论，就是好像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才掌握了人类哲学的唯一真理，提倡真理的多元论。” 本来是上午十点发言，他们犹豫了，怕给学校惹麻烦。后来又一想，写都写了，不如借着很多人睡午觉的时间讲了。 一上台，他就发觉“糟了”。之前都是上面发言，底下开小会，但他一开始讲话，“全场静默，全场都尖着耳朵在听，感觉有点严重。” 发言过后，当时中国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萧前就把稿子要去，“他本来要睡午觉的，现在午觉也不睡了，下午就开始了批判。” 当时正值全国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反对倡导人道主义、反对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反对提倡艺术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社会氛围极度紧张。 回到复旦后，一个父亲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陈奎德，在父亲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内部文件，上面有“桂林十条”六个起草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前面打了个红圈，好像是说要流放到青海或者怎么样”。 陈奎德和另一位博士生先是收到了停学三个月的通知，要求他暂停博士学业，重新学习马列主义。但就在他等待更严厉的处罚时，事情又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清除精神污染只“运动”了二十八天便宣告结束，他们因祸得福，名声大燥，“结识了非常多的学界朋友，所谓自由化思想的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他后来成为1949年后西方哲学史专业的中国第一位博士。 毕业后，陈奎德留校任教，后来又接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任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参与了一切可以参与的改革，直至1989年，去国，被迫流亡。 陈奎德的八十年代，可以说是许多中国人八十年代的缩影。有希望，有动荡，有压迫，有热血，直至“结束了在中国的一切”。 如果离开”改革开放”的叙事逻辑 “我觉得不存在什么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中国民主活动家王军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如今大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怀念，在他看来并不符合现实，“那时候知识分子对邓小平也是非常不满意的，对赵紫阳也不满意，只是对胡耀邦还是比较满意。” 细究中国各项制度在八十年代前后的变化，如果远离“改革开放”这个习惯性叙事，不难发现，光环之外，实则节节败退。 比如，造成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重大人口危机、限制人民生育自由的权利，是在1978年宪法中失去的。 在1980年宪法修正案中，中国人民失去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公开民主表达、自办刊物在法律上的权利。 1980年的苦恋风波，开启了中国持续至今的电影审查制度。 中国人民对土地的私有权，是在1982年的宪法中失去的。 一同消失的，还有“通信自由”和“罢工自由”。 1986年年底，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因不满地方政府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为学生参选设置阻力，集会游行抗议当地政府不遵守“新选举法”、违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学生抗议从合肥迅速蔓延到上海、北京，引发了持续二十八天的全国学潮。 这场学潮最终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宣告结束，未经批准的游行自此被视作非法游行，参加者将被法办，并以此抓捕了八十三名学生。这项规定也可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前身。 随后，胡耀邦于1987年1月以非正常方式离开总书记的工作岗位。继华国锋以非正常方式离开中央领导职位后，这是十年之中，中国第二次非正常更替中央领导人，并直接引发了两年后的八九事件。 伴随着许多权利的悄悄消失，还有一些权利是人民自发争取来的，并不是政府主动而为。 比如，1978年，在已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后，中国实质上还在坚持知青的上山下乡的政策，甚至在1978年秋天的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还形成了《知青工作四十条》的决议，肯定了“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执行了十年，全国下乡与支边知青总数总计两千余万人，实际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一千万。《四十条》使许多青年人心灰意冷。1978年底，云南一名女知青难产死亡，当地知青上街抗议、要求返城，自此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抗议活动，这才终结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对本台形容，1980年代的形势是“只有一条门缝，老百姓就能努力挤开一扇门”。 她说：“那时候并不是我们说的蕴藏着什么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就是要求个活路，人们穷了十多年了，再不求生就活不下去了。从包产到户，到知青回城，还有个体户，卖个小火柴、小香烟之类的，都是老百姓先自发求生，后来得到了政策上的允许。邓小平自己其实也承认，他说：我们没做什么，但是人民有创造，我们就是肯定了人民的创造。” “所以对我来说，八十年代并没有什么好。”王军涛回忆说，“当时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是一直被打压的。比如魏京生、王希哲都不只被判了刑，而且是判了重刑。我们这些在高校中的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清洗运动一直没有断过，而且每次都有一大批人受冲击。那些觉得八十年代好的人，可能他们那时候也不关心政治，等到后来发觉共产党整到他们头上了，才感觉共产党好像刚刚开始变坏。但对我来说，共产党没有一天是好的时候，一直也没有变。” 他进一步分析说，所有人感觉到的一点点变化，不过都是“鸟笼经济”。“不管是经济自由也好，政治自由也好，毛泽东时代连个笼子也没有，每个人该干什么、该说什么、该想什么，都是规定死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给了人民一个笼子，感觉好像多了一些自由，实质上并没有变过。” 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是否过高？ 站在今天的中国，回望邓及其主政的八十年代，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对其判断似乎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纽约时报》在讣告中将其称为“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邓小平”，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美国《时代》杂志总编辑发表文章，称其为“不曾谋面却最难忘的当代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在30年高速发展后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邓小平的成就仍然非常辉煌(《时代》肯定持这样的看法，邓小平两次被评为《时代》年度人物，获得这一荣誉的人士中只有四人是非美国籍人士。)” 十年之后的2018年，英国BBC中文网站在纪念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前省委书记的对邓在自由民主方面的评价：“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 文章还说：自1979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后，四项基本原则为之后四十年的言论管制划定“红线”，乃至今时今日，还在影响中国。 当时习近平刚开始履行其第二个任期，言论管控措施渐渐出现，民间组织生存空间缩减，通过修宪取肖了国家主席任期，许多人感到，习近平似乎正在走向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反面。但《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对BBC中文表示，“他（习近平）的政策与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发展政策的主线保持一致。” “之前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确实过高。”著名异议人士胡平说，粉碎“四人帮”与邓并没有什么关系，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纠正毛时代最大错误的动议，邓也不是第一推动者。 他特别指出，“现在人们都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是三中全会前，中共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这个工作会议确定了三中全会的基调。在工作会议的前一段，邓小平出国访问去了，没参加；出国之前他委托胡乔木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调子还是比较保守的，等他回国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的整个调门比他预想的高得多，这才扔下胡乔木起草的发言稿，让胡耀邦临时找了几个人，连夜赶出了新的讲话稿。后来人们都说是邓小平的发言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调，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据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撰文回忆，会议的第一阶段，批判了“两个凡是”，批判了1949年以后的极左路线，批判了历次政治运动，并从制度上反思了党和国家一再遭受灾难的根源，主张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会议刚开了上半截，就被邓小平公然腰斩，并以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告终。 在蔡霞看来，六四前的80年代，邓小平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顺水推舟，虽然没有主动发起任何改革，但也没有阻拦；二是为中共在当时道路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于给老百姓自发的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盖了一个合法的印章。” 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过的严家祺，在书面回应本台采访时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最好的年代还是 ‘六四’前的八十年代。”而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还是有些可圈点的政治遗产，如：1979 年主导改善中美关系和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在中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1982 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和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中国各项承诺，包括“香港五十年不变”；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保持台海和平。 但他特别强调，“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可又远不及赫鲁晓夫，他只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只做了‘局部的非毛化’，而没有‘全面非毛化’，使得改革开放遇到重大阻力，就为习近平今天倒行逆施开辟了道路。” 但胡平不想用“高”与“低”来评价邓。他说，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就像一个医生，一辈子治好了很多病人，但他也借行医之名蓄意害死了一些病人，那他就是杀人犯。 “那么对邓小平来说，不管他在之前、之后还做了什么事，不管那些事情我们做怎么样的评价，哪一件好，哪一件不好，都无所谓。就凭六四屠杀这一件事情，他就是历史的罪人。”胡平说，“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获得迅速发展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然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普适价值更加蔑视、更加敌视、更加恐惧，从而不但对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对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当年的学生领袖陈破空则从个人层面来思考。 1986年底，陈破空带领上海同济大学声援合肥中科大学生的抗议活动。他的感觉是：“也没做什么，就是街上走一走，有时候在市政府门前坐一坐。我们也没提出要推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走得快一点，多满足大家的一些民主、平等的诉求。后来我们是自发结束的，因为天冷了，而且要放寒假了，很多同学要回家过年，很和平地就结束了。” 但没过多久，他突然听说，胡耀邦需要为八六学潮负“领导不力和姑息”责任，被迫辞职，随后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被开除党籍，大吃一惊。校领导还告诉他，内部文件里提到了“不怕流血”。 “我之前对邓小平没什么印象，他有一些自由民主的想法，但在中共那些老人里，也只能算矮子里拔大个儿。但这次突然有这么大的举动，我开始思考为什么。”陈破空对本台回忆说，“当时我的感觉是，他不了解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其实没想要怎么样，就是表达一下自己而已。但那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和我们之间有两代人的代沟。如果他再年轻十岁二十岁，他会这样处理我们吗？” 陈破空说他想到了一句古话：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有道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想什么？是安度晚年，打打牌，带带孙子，就这些事儿。但年轻人只要开始经济改革，就会想到政治改革；只要打开和西方的交往，就会想到自由、民主。年轻人只要跑起来就不会想要停下来；而这个老人只想悠闲地散散步。他已经落后时代了，他不适合执政了，他应该让位给更年轻的人。” 历史的假设 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会怎么样？ 自由亚洲电台X上发起针对这个问题的投票，截至9月30日，共有138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其中，17.4%的网友认为中国会“没有改革开放”；有19.4%的网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更加保守”；但投票者中也有29.9%认为，“会有另外的领导人推动类似的改革”，更有33.4%的投票者认为“中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平说，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毛时代犯下滔天罪错，旧体制已经面临全面失败，人民群众一定会自发地向相反的方向寻找机会，必然会形成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六四，中国一定继续向民主自由迈进，直至完成和平的民主转型。“我们能看到苏联、东欧包括蒙古，都是这样完成了转型，而且转型转得那么顺利，完全不需要流血。” 王军涛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苏联、东欧甚至朝鲜，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在巨大社会灾难后选择过改革开放，有的国家还启动过不只一次，“只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只有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 王军涛为此请教过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教授回答说：因为中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海外华人。“他说，被苏联赶出去白俄，非常痛恨苏联，苏联怎么改革，他们仍然是痛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共产党赶出去的中国人，尤其是台湾、香港这些已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方，对中国还有那么深的感情，回乡投资，然后非常努力地帮助中国把产品卖出去，这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就吃到红利，赚到了钱，所以改革开放才能够继续下去。” 蔡霞却不那么乐观。“如果没有邓小平，靠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资历，不一定能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毕竟当时党内的反对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华国锋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打倒四人帮只是为了自保，从视野和思想上，他仍然是保守的，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中国的状态。” 蔡霞甚至认为，不能乐观地相像中国会像东欧那样完成和平转变。“因为中共这种极权统治，用暴力做了那么多血腥的事情，只要是暴力就会结下血仇，一旦把权力放掉，这个党马上就要遭到清算，民众起来是要砍你头的，共产党这帮人是经不起的。“ 她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文明程度。”中国从骨子里还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几千年历史中就是一个农民国家，都是通过暴力完成政权交替，他们只相信暴力。而只有现代文明才是通过谈判、通过法律解决矛盾，这些在他们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他们无法想象：我把权力交了，还可以得到和平。” 当我们怀念八十年代 人们习惯用“百废待兴”来形容八十年代。但在八十年代初便自费出国的著名画家陈丹青看来，这只是与外面世界疏离后的一种自我美化罢了。 与查建英对谈八十年代时，他说过：“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他形容八十年代为“暴病初愈”，是整个国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文化断层和人才断层后，刚刚“半醒过来”。 但每个人记忆中的八十年代，又是由不同片断组成的。 王军涛如今已年过六旬。再回想四十年前的经历，有一个细节他至今难忘。八九入狱之后，他的父亲到秦城监狱探视时对他说：你应该感谢党，过去共产党杀人，哪还花那么多钱给你开个庭？都是直接拉出去毙了就完了。 “我当时听了觉得真的是非常荒唐。”他回忆说，“我活到这份上，国家那点事，我觉得都是命运，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在个人层面，留下的只有一些青春的梦和青春的冲动。” 在胡平的回忆里，八十年代的中国，最可爱的是人民。“当时的中国人，普遍对真理热烈的追求 ，而且一旦接受了，就能够立刻化作自己的理念。那种热情非常的纯洁、纯真、热烈。不像现在的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绝不会因为这是对的他就去坚持，整个社会都变得犬儒主义，或者什么事都不当真，好也好，坏也好，他觉得都无所谓。” 他至今还记得一件事：军旅诗人叶文福，坐电车时突然有了写诗的灵感，就从兜里往外掏笔和纸。人很多，周围的人被挤到了，本来还在抱怨，但一听他是因为要写诗，一个小伙子马上就把后背面向他说：就在我背上写吧。叶文福就这样写下了引发巨大风波的《将军，不能那样做》，写就后大声朗诵，全车为之鼓掌。“这就是那时的风气，大家对反抗不公平现象那么尊重，对反映这种社会情绪的一首诗都那么热爱，这是现在的中国是不可能遇见的。” 陈破空的八十年代，是意气风发、无所畏惧和“极度天真”的。 1985年，他和十名同济大学同学写信给胡耀邦，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四个月后，胡耀邦真的派人到学校来，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根本没想到，四个月，都忘记了，但当时觉得特别温暖，感觉受到了尊重”。 他后来搞民主启蒙，带领上海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也没想过要害怕”。他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刚好是上海八六学潮人数最多的一天。一个同学和他开玩笑说：你看，有七万人帮你过生日。 “我印象里，那时真的是每天都有新东西，新的衣服，新的书、音乐、舞蹈……”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是，不论发生什么，能感到这个国家还是向前走的，而且未来也一定会向前走的，从没想过居然还会倒退，没想过他们完全是反动的，还可以反攻倒算，还可以专制复辟。” “那时大家对中国的制度还没有今天这么深刻的认识。”蔡霞解释说，“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极权统治，当时大家以为是什么呢？是四人帮坏。但已经把四人帮打倒了，毛泽东也死了，也平反冤假错案了，也让大家讲话了，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穷了那么久之后开始涨工资，农村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老百姓手里开始有钱了，这时候几乎没有人去往制度层面想，往共产党的本质想，大家理所当然地觉得一切都在变好。” 她当时在苏州郊区工作，比许多人又多了另一层个人体会。“中国的政治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八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蔡霞说，“当时我对北京和上海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北京八十年代的那种改革开放的氛围，思想那么活跃，包括80年代中国党内的很多老人的名字，我都是后来到了北京以后才听说。” 在王军涛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所怀念的八十年代，但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国家层面，“大家都觉得还有希望”，因为那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没有结论”。 直至1989年6月4日，当局用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告诉世界：结论在此。 那天晚上，陈破空在广州，躺在宿舍里，突然有学生敲门，惊呼“天安门开枪了”。陈破空不信，马上打开收音机听香港电台，听着听着，眼泪夺眶而出。他没有想到，两年前听到的“邓小平说不怕流血”，竟能成真。 第二天，他拼命去贴大字报，把自己的团员证扔在中山大学校园孙中山铜像前，号召大家退党退团。大字报上，“民主自由”的字眼儿变成了“打倒反动政府”“打倒邓小平”。“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一个老独裁者，葬送了一代年轻人的民主梦想。” 早在几个月前，陈奎德就接受了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短期访学邀请，由于时间冲突，他将机票改签到了6月5日。6月4日晚上，朋友们正在家中为他送行，一个同事突然拿着一个录像带跑了进来：北京开枪了。 录像带是香港电视台的新闻内容。看过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陈奎德坐着学校的车去机场。一路上，公交停运，路障遍地，有人正骑着自行车往机场赶。 这一幕，就定格成了他对中国最后的印象。
中共日前高调纪念邓小平冥诞120周年，以及官媒在三中全会首日发表万字长文，将习捧为“邓小平第二”，但翌日就从官网消失。对此，有评论认为，习不可能重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这不仅牵涉中共高层内斗，还因为习近平父亲习仲勋与邓小平早就结怨。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近日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时任中共党魁毛泽东主政时，刘少奇是其接班人。1952年，毛泽东为削减地方权力，调遣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地方军政要员进京。邓小平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习仲勋比邓小平年轻近十岁。 1954年，毛泽东为平衡各派系使自己独大，怂恿高岗反对刘少奇。然而，当高岗想跟邓小平联手对付刘少奇时，邓小平却向毛泽东告密，毛泽东被迫抛弃高岗。 1955年，习仲勋受高岗事件牵连，被要求划清界线作检查，直到第三次才勉强过关，而不让他过关的人正是邓小平。 公开资料显示，1956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习仲勋只是中央委员。1962年，习仲勋变成“反党集团”首犯，当时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配合康生整肃习仲勋的主力。 文革1976年10月结束后，邓习两人的矛盾并未结束。邓小平起初不同意习仲勋复出，必须让习仲勋保证与邓保持一致才可复出。1978年4月，习仲勋复出了，但不能进京，也没有官复副总理原职，而是离京到广东省任职。 由于邓小平跟陈云不同意为高岗平反，因此中共中央关于“习仲勋反党集团”的平反通知，到了1980年才正式下发。 10年后（1990年），习仲勋获“中央批准到南方休养”，实为被贬出京、流放外地。1999年，中共建政50周年，习仲勋才回到北京参加庆典，而此时邓小平已死。 邓小平家族逐步被边缘化 曾有体制内党史专家透露，习近平一直认为邓小平是当年整肃其父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 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邓小平家族逐步被边缘化，邓小平前外孙女婿、安邦集团创办人吴小晖被重判入狱，并被没收财产，对邓家也有间接影响。 2023年9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换届大会上，邓朴方时任的残联名誉主席一职，由习近平的亲信、国家监察委前主任杨晓渡接替，残联主席张海迪则被原副主席陈凯代替。这意味著掌控残联半辈子的邓朴方彻底退出政治舞台，邓小平最强有力的代言人自此被销声。 对于习近平近日高调纪念邓小平，蔡慎坤并不认为这意味著习要回归邓的路线，相反的，他认为习近平上台12年来，已经完全背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18日发布的三中全会《会议公报》，虽宣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但强调坚持中共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及确保习控制权的政治术语“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等。 今届三中全会还出现一件引人关注的事。7月15日，党媒新华社发表长文《改革家习近平》，将习捧为“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但该文在发表翌日被下架。 日经：颂习文引党内元老跟“红二代”反弹 日经亚洲（Nikkei Asia）8月29日刊登署名中泽克二（Katsuji Nakazawa）的文章指，颂习文发表后，立马引来非习阵营的猛烈抨击。党内一些人称，该文奇怪，且与事实及官方党史不符，并质疑由谁批准发表的。据了解，这样的反弹特别来自于退休的党内元老跟“红二代”。 中泽克二指，该文称习仲勋在广东省主政时，在深圳等地设立了经济特区，派遣1978年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习近平前往安徽省调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习近平做了大量笔记，保存至今已有四十多年。 中泽克二认为，新华社的评论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主导中国改革进程的是习父子俩，而非邓小平。但事实上，是当时的万里在安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万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基于习近平当前的经济政策似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显有不同，批评者可能认为，习近平在窃取邓小平取得的改革“成就”的功劳。 中泽克二说，由于反弹的严重性，习近平只能下令相关部门彻底撤回这篇文章。
中共官媒新华社在“三中全会”开幕日当天发表万字特稿，吹捧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改革家，并将他比肩中共前领导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过，这篇文章在三中全会闭幕的这天（7月18日），已从新华网“彻底消失”，引发各界揣测。 综合媒体报导，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简称“三中全会”）7月15日开幕当天，新华社发布了近万字特稿“改革家习近平”，首次称习为改革家。 该文将习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比肩，称“同邓小平一样，习近平的改革动力也来自人民的期待”，“习近平让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延续并不断书写新篇章，点燃了中国这艘巨轮加速驶向全面现代化的新引擎，使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不过，这篇首次吹捧习近平为改革家的文章，在新华网与百度搜索，已经“反常地”找不到，在网路上引发各种揣测。 按惯例，三中全会将在闭幕日（18日）发布公报。 吹捧文成了“高级黑”？ 这篇吹捧习的长文为何被撤？中国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可能是吹捧过头，习近平担心引致反效果：“现在问题是整个局面一塌糊涂，他又打算去修修补补，解决不了真正问题，那这个时候给他来这么一个帽子，他觉得就是高级黑啊”。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从经济的角度告诉法广，不排除是习近平下令撤稿，因为现时的经济不振，不如先撤，日后再上稿也是有可能的。 法广还引述时事评论员江峰的说法，他认为习近平不会打自己脸，研判可能是三中全会首日，“有人反了”，习的定位在党内存在争议。 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17日在社交平台X发文说：“有分析认为该文是标准的低级红高级黑，我认为更多是贪天之功为己功，把邓小平以来所有改革开放的功绩都揽到自己名下，特别是习近平并不喜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总之这篇特稿党内看笑话习近平也难堪，下架是最好的办法。”
淡出政界多年的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唯一嫡孙邓卓棣，港媒报导称，他目前担任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监事。 香港《星岛日报》4月18日报导，根据中国企业查询公司“爱企查”资料，邓卓棣目前担任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监事。有传他任职中信法务部，但未能证实。 中信财务成立于2012年，总部设在北京，是央企中信集团子公司。中信集团创办于邓小平掌权时期，一直是中共太子党的集结地。 邓卓棣1985年出生于美国，是邓小平次子邓质方之子，刚出生就被送回中国，没有拿美国护照。邓卓棣7岁时曾随邓小平南巡，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其后取得美国杜克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曾在美国纽约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一段时间。 2013年5月起，邓卓棣任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兼新安镇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2016年卸任，2017年任北京市桥牌协会理事。之后，他淡出政界。 邓家被边缘化 随著习近平越来越集权，多次传出对习不满的邓小平家族，逐渐被边缘化。 2018年，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和多名红二代都没有进入新一届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2019年7月，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已离婚）、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被判刑。 2023年9月，时年79岁的邓朴方卸任残联名誉主席，改由中共中纪委前副书记杨晓渡接任。在此之前，邓朴方掌控残联30多年。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 邓朴方2018年9月在残联的七大闭幕会上称，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应该持续走这条路”，“一百年不变”。他还告诫：“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不妄自尊大······” 对于邓朴方退出残联，时政评论员岳山曾撰文表示，表面上看是因年龄或健康关系，实为习的第三任期不容有危及其权威的因素。 岳山认为，习让杨晓渡担任残联名誉主席，意在提防邓家，防止有人再利用邓朴方举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招牌，抬邓压习。习近平此举形同在邓朴方离场后，还加上一把锁。 此前，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专栏高新的文章指，习近平以年龄为由劝邓朴方退隐，最直接的目的是封他的口，因为残联名誉主席虽是毫无实权的虚职，但却是整个邓小平家族过去仅存的一个对外公开发声的合“法”讲台。 旅澳法学家袁红冰今年1月3日在台湾《自由时报》撰文指，中共体制内人士披露，以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达成政治共识，指责习上台十年彻底背叛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倒退回文革时期路线，推动战时体制，以及准备发动台海战争等。 袁红冰列出的参与反习连署的红二代，包括邓朴方。
习近平上台之后即全面复辟毛泽东时代“党委一元化领导”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是在完成江泽民未竟的“事业”。习近平如今无以复加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对江泽民执政时期全盘否定邓小平和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变本加厉。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的“两个确立”脱胎于江泽民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着重介绍和分析了诸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并“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由此 “法定”了江泽民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虽然当时的邓小平和陈云都还在世。 当然，围绕“核心”二字，当年的江泽民也只是为日后的习近平提供了党法的保障和实践的基础，当年的“江核心”虽然也在兼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同时也兼任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甚至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不过在他总书记的13年时间里，毕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终存在。当时的所谓“党的领导核心”或者说“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和个人独裁还不能划等号，不似如今的习近平，已经把他个人的“核心作用”疯狂到了地下的毛泽东如果有知都会感慨一句“后生可畏”的极致。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本文截稿当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仅从中共新华社通稿标题的字面看，“党中央”是谁？就是习近平自己。 前面说了，30年前江泽民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的那份所谓“划时代文献”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没有一处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还数次出现的“政治体制改革”字样。按照江泽民在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解释：笼统地讲“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把它作为一句时常出现有报纸上、理论文章中的口号，很容易误导舆论。整个八十年代里，党内自由化分子、社会上和境外敌对势力，一再利用我们党自己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口号，以促进“改革”为名，与执政党进行所谓的“合法”斗争。一时间，什么“法大于党”、“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冒出来了。所以在起草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时，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议，没有在文中继续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汇，而是以“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体内容来说明问题。 江泽民这里说的“下面的同志”，具体是指的当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泽民政治秘书，有“邓力群文胆”之称的滕文生。 如果笔者不在此专门提醒，应该会有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十四届四中全会上这份党的“划时代”的重要《决定》，应该是出自“三代帝师”王沪宁的手笔。其实不是。 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当年初，王沪宁才刚刚被提拔为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当年夏天确实也以学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参与讨论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草稿，但只被征求意见和建议，他本人并非文件执笔人之一。他王沪宁是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半年之后才奉昭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兼政治组组长。其当时的顶头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师”。 话说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正式接替了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曾庆红当有了“大内总管”的雅号，而当时的“大内御笔”还不是王沪宁而是中共理论左王邓力群在江泽民初入中南海时即为江泽民举荐的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滕文生。从江泽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纪初王沪宁因为炮制了“三个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师”地位之前，江泽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赵紫阳麾下的鲍彤的角色更为吃重。 出生于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学历是一九六零年以“调干生”名义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 “文革”结束是他还只是个《红旗》杂志的小编辑。 一九八一年一月，当时还被邓小平十分器重的邓力群出面组织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名义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开始招兵买马、结党营私。而被邓力群网罗进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论师兄卢之超。 邓力群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一直兼任该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邓力群被迫退出权力核心，该研究室被赵紫阳撤消为止。 这个滕文生当年在人大受训时，不但接受的“理论教育”内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训练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师法改革派，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解放”一下，让自己的理论思维跟上现代化水平，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当时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内凡对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该人为什么会像阿Q怕说“疤”字一样，一听到“政治体制改革”之类的字眼便会反感到生理上发生问题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论上“出名”，全凭当年追随邓力群、胡乔木积极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在这些左将、左棍们的眼里，当时中共开明派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的具体体现。 当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后，邓力群企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 声称不但要批“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还要批“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引起赵紫阳的不安和公开批驳。于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开前夕，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干脆将邓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组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由鲍彤任主任。邓力群不甘心失败，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一个“反自由化写作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干角色。 八九“六四”镇压之后，滕文生受命参加对赵紫阳、鲍彤“罪状”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热程度和拼命精神已经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于此时的滕文生为什么被江泽民看好，局内人惊奇之余，认为无非是两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泽民上台的前提是对赵紫阳的废黜，所以必须要启用赵紫阳的敌手。越是对赵紫阳恨之入骨，与其不共戴天者，对江泽民来说越发可靠。 再者，当初邓力群的“研究室”被赵紫阳下令撤消之后，滕文生在家待业一段时间后即被邓力群成功推荐给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来的正局级升任了副部长级的中顾委副秘书长，从江泽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顾委员副秘书长的身份，帮助江泽民与政治老人们进行政治联络和私人交易，令江泽民更觉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泽民当年与老人党之间的许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极少数几个知情人的可能。 客观上讲，滕氏虽然思维方式极度僵化，但其文笔之流畅，一些改革派理论家也都表示信服。对江泽民习惯的“党八股”套路，滕文生简直就是信手拈来。只要江泽民交办一份文件、讲话稿之类的东西，滕文生不但脱稿神速，而且绝对保证只将江泽民的思路“锦上添花”，又绝无画蛇添足和曲解领导意图之嫌。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标榜其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出笼经过是：自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毛思想)后，连中宣部内部都出现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还编出顺口溜：“说三道四，左右为难”。“三”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四”指“四项基本原则”。意思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反左，现在又弄出个四项原则提倡反右，岂不是让搞理论和宣传工作的人无所适从?邓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则牵强附会地将四项原则解释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精神的发展，硬是在两者之间找出了“共性”，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第一政策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阶级斗争为纲之间，分析出“内在继承性”。这一“理论建树”非常对上台之初，急于大树特树“第三代领导核心”之权威的江泽民的胃口。江泽民曾经亲自指示曾庆红、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但要继承邓小平抓经济建设的思想，更要继承毛主席的政治遗产(大意)。而正是根据江泽民的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为江泽民炮制出“讲政治”的意义所在。 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以及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创作内容，便是将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内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邓小平曾一再强调坚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线，并声称十三大内容一个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汉，便让前往迎驾的湖北省委领导人向江泽民等人传昭：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接下来，江泽民的政治地位虽一度岌岌可危，但终于反败为胜，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线以江泽民、李鹏双双保住权位和杨家兄弟的交出军权而告终。 当时，中共党内党外，海内海外均将对大陆政治局势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杨家兄弟倒台的问题上，却没有注意到江泽民等人已经将十三大修改过的党章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内容悄悄作了变动。主要执笔者便是一提政治体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痒的滕文生。 回顾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要的一条就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为了保证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实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审判、检查机关中不再设立党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经转发一份中央组织部《关于逐步撤消国务院各部门党组的意见》，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 日后虽然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曾经向江泽民、李鹏等人强调，十三大的路线没有错。但江泽民上台还没有两个月，便在公开发表的讲话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江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决不是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江泽民还特别针对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句话批驳说：“党的领导作用只提政治领导不够，还应该有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接下来，国务院各部门已经被撤消的党组陆续恢复，审判和检察机关的党组更是江泽民首先要求恢复起来的。已经实行了行政首长负责职的单位，特别是实行了校长负责制的单位，一律被迫“归位”。虽然没有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但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说白了还是开始退回到“党天下”的时代。 对江泽民此举深表拥护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党章时，不但彻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关内容，而且在1982年通过的十二大党章基础上，把设立党组的范围规定的更为细致：“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设立党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后的党章中规定：“企业和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这些基层党组织应以主要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支持行政负责人按规定充分行使职权，并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一段在十四大党章修改案中被改写成：“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中间的“核心”两个字，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极左口号的理论翻板，使所谓“行政领导人负责制”只剩下讽刺意义。 而之所以还要保留这句空头许诺，使江泽民政体与毛泽东政体在文字上还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泽民还不敢让滕文生等人在“无产阶级复辟”问题上，走到令邓小平再次感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当然，在江泽民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和十四大党章中，邓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正式写入。但日后分析起来，江泽民在当时仍还在世的陈云等人的支持下，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向邓小平作了让步，但交换条件显然是邓小平在政治体制“还原”(从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问题上作了让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上篇文章《习近平让毛泽东后代经济上翻身，政治上扬眉吐气》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当年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及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悲惨境遇都已经因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否定和对文革的重新肯定而苦尽甘来。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讷事实上享受到了副国级退休待遇的同时，也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芮的夫婿抓进监狱……，一爱一憎，分明无比！ 而邓小平的憎与习近平的爱之强烈对比，更是表现在对虽然不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但却被江青视如己出的毛远新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上 。 熟悉中共文革史的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知道毛泽东在整个文革十年过程中在政治上最为依重的三个自己的家庭成员分别是江青、李讷和毛远新。李讷是文革初期的毛泽东“联络员”，而毛远新则是文革后期的毛泽东“联络员”一直到毛泽东归西。 比李讷年轻不到一岁的毛远新因为小时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为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直接喊江青妈妈，与李讷情同手足，文革中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后一样被“隔离审查”。只是毛远新被“隔离审查”的时间长达整整十年。一九八六年前李讷都已经在杨尚昆的一再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远新却被邓小平下令判了十七年。 根据中共官方党史文章介绍说：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更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对由他自己下令复出工作，基本上已经取代了周恩来的邓小平日渐不满，于是安排了毛远新担任他本人与邓小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们的联络员。 从那以后，毛远新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举凡邓小平、华国锋，以及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员在内者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 当时毛远新口袋里经常性地装着一个精制笔记本，这是一个装着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只要他拿出笔记本传达什么，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邓小平当然也不能例外。在毛泽东逝世前的八个月当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邓小平等 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听。在讨论时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办理。如此权势遮天，难怪毛远新曾对亲信骄横地说：“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 相关史料记载，此时正是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开始进行“全面整顿”时期，当江青等人向毛泽东表示了对邓小平所作所为之担忧之后，毛泽东追问毛远新社会上是否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毛远新在毛泽东耳边吹枕边风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从那以后毛泽东便开始越来越后悔对邓小平的重新启用。接下来，批评邓小平、要求邓小平检讨的几次会议都是毛远新主持的，毛泽东一次比一次严厉的从“批评帮助”到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最高指示”也都是毛远新传达的。而正是在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令毛泽东感觉到了毛远新的“政治成熟”。 中共官方文章还介绍说：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笔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江青等人被审判之后，毛远新被审判之前即已经听熟知内情的人士说过，老邓不会轻饶了毛远新，这家伙当了主席的联络员之后，老邓几次让他安排与毛泽东见面都被拒绝。直到二次下台邓小平都未能再单独见到毛泽东一次。 日后笔者所知道的更为准确的时间线是，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没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而这次会议是邓小平一生中倒数第二次面见毛泽东。最后一次是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到访的美国福特总统，邓小平被允许陪同。但这两次都不是邓小平单独见到毛泽东。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开始毛远新被“隔离审查”了整整十年之后邓小平还是坚决不同意对他“免予刑事处分”。 当时的大背景是，在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缓，王洪文、姚文远及手下众多政治打手也均已经被完成审判的好几年之后，毛远新的具体罪行仍然不能被专案组坐实，邓小平因此等得不再耐烦，亲自指示对毛远新的司法处理不能一拖再拖，一定要从重从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接旨之后立刻给隶属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军事法院下达“政治任务”，要求限期完成对毛远新案的处理。于是，毛远新于一九八六年被军事法庭以数罪并罚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刑期从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抓捕的时间算起。比较搞笑的是，当时的毛远新虽然是被军事法院出面判刑的，但军队方面却没人提醒要同时对毛远新宣布施以开除军籍的处理，以至毛远新刑满出狱之后仍然还有理有据地给总政治部写信，要求军队方面出面对他按“转业干部”的相关政策处理。此乃后话。 日后有内部传出的消息说，关于如何对毛远新定罪处理的讨论过程中，当时的最高法院内部有意见认为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已经完成了任务，当时在特别法庭的工作过程中没有把毛远新也列入被审判者之一，日后当然不能专门再为毛远新单独成立一个“特别法庭”。而如果把毛远新当成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来审判，就不应该由最高院出面。听取了最高法院方面对此感觉“棘手”的情况汇报之后，邓小平才指示由军事法院出面“问题就简易化了”。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被宣布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关进秦城监狱后，毛远新即患了严重的疾病，因为拖延治疗而一条腿落下残疾。如此一来，邓小平才没有否定毛远新的生母，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朱旦华为自己儿子的求情信，默许了监狱方面为毛远新安排了保外就医，至此他已经失去自由整整十三年了。” 而后，有中国内地毛左部分否定了笔者的如上说法，说是毛远新进入秦城监狱服刑之后，“不愿意服从邓小平命令写关于毛主席的材料，邓小平就恶化服刑环境，入狱之后的伙食待遇、医疗待遇等都比江青和王洪文等人相差好几个档次, 以至于在狱中因为严重关节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落下终生腿部残疾。” 更劲爆的说法还有：“有人还揭发，他（毛远新）的腿其实是被邓小平派来的人打断的。” 毛左的文章还透露说： 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门发生学潮的同时，一向对毛家后代都持较为同情态度的杨尚昆未经请示邓小平，说服赵紫阳和胡启立、乔石三人签字同意，安排给确实病得比较严重的毛远新以“保外就医”的待遇，从那以后毛远新就再没有回过秦城监狱。 无论如上毛左文章中的爆料与事实是否相符，笔者当年也早就透露了毛远新被邓小平施以“重手”之后，即使中共内部人士也都相信邓小平的长子在毛泽东和江青发动的“文革”中落下终身严重残疾，所以邓小平才把这股子怨气发在了毛泽东和江青均视如己出的毛远新身上。 事实上虽然邓小平也确实在对待江青和毛泽东所生的女儿李讷讨要毛泽东稿费的过程中的绝情一度令杨尚昆都私下里感慨“明摆着是个人报复”，但他邓小平对毛远新的憎恶甚至是痛恨，更多、更直接的还是出自政治层面，或者说是“出以公心”。从当年邓小平与华国锋的一段对话中，就足以看出邓小平对毛远新恨得简直就是无以复加。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习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后，与彭丽媛设宴款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时，特别不忘安排毛泽东生前的“秘书”，当年差一点就和江青一起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玉凤作陪。也等于是给毛泽东去世之后与李讷一样接受了很长时间政治审查的张玉凤彻底恢复了政治名誉。 而据这个张玉凤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政治交待中回忆：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毛泽东在一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时，提出自己身后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依序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在落实了确有这份名单之后，邓小平在自己最后一次与华国锋当面谈话对他进行严厉指责之后还是未忘感慨一句“你说到底还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及时粉碎了‘四人帮’的反党篡权阴谋，你我现在的位置都会坐在毛远新的屁股底下”。 十年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邓小平的阶下囚，习近平的座上宾》一文，五年多前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一文，两年多前还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自幼就无比敬仰和羡慕毛远新大哥》。如上三篇文章中，第二篇的文章标题用引号强调了这是中国内地最知名毛左之一，红二代苏铁山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会场上讲出的原话。 在中国大陆，上了点岁数的人只要还对当年的“恶攻罪”心有余悸，就不会不知道曾经被中共政权大力宣传其英勇事迹的张志新烈士曾经的悲惨遭遇，而曾经亲自下令对已经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张志新立即执行死刑并在押赴刑场之前对其先行施以割喉酷刑的毛泽东侄子，当时最高职务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则因此而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日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句老话也曾经在毛远新身上得到应验，他在秦城监狱里曾经的日子过得比如今的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薄谷开来等要苦得多得多。 但是，仍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习近平上台开始把邓小平否定的东西重新加以肯定，把文革十年浩劫改为十年探索之后，“毛”姓又在中国大陆上重新“尊贵”起来， 毛远新先是由湖南省委接驾到韶山祭祖，而后是周游北京等地对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民间自发纪念活动”的筹备表示“坚决支持”。毛氏后代甚至还故作神秘地对外放风，说是2007年习近平接替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但指示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要切实做好对革命烈士亲属毛远新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实”工作，提高待遇，而且还秘密接见过毛远新，当面鼓励他“忘掉历史的不愉快记忆”，“继续与党同心同德。 两年多前，笔者还在本专栏发表过《习近平自幼就无比敬仰和羡慕毛远新大哥》一文，文中主要内容在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多次被中国内地的毛左文章引用。 却原来，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已被政治整肃之后的习近平就更不用说，即使在这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当时的幼年习近平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没有见过江青和李讷等毛泽东亲属，毛泽东身边的人他唯只见过只有从中共建政之初即被毛泽东和江青收养的毛远新。 当时被恩准到北京和习仲勋及齐心夫妇一起生活的习仲勋前妻所生儿子习富平有幸于1954年秋和毛远新双双从北京育英学校毕业后被保送进了北京101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习富平日后还成了毛远新的入团介绍人。 从那天以后直到习富平和毛远新分别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和哈军工，毛远新是习家的常客，习富平也成了习家近距离面见毛主席次数最多的一个。而当时尚还年幼的习近平，对常来自己家和自己的同父异母长兄一起温习功课写作业的远新大哥简直就是满怀敬仰。羡慕极了这个远新大哥哥“每天都能和毛主席说话”。 这段经历当然也是习近平位高权重之后善待毛远新的因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和他习近平厚待李讷，甚至“爱屋及乌”至张玉凤身上一样，那就是凡是邓小平否定的，他习近平就要肯定，凡是邓小平憎恶的，他习近平一样要厚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年毛夫人江青被判处死缓关进秦城之后，反革命罪犯家属李讷被安置进中央警卫局“宿舍”长达五年，期间毛泽东的第一个孙辈王效芝的穷困潦倒与同龄的邓小平的第一个孙辈眠眠的无限幸福堪称地狱与天堂之别。不过随着习近平的上台，在安排毛泽东的后代们重新过上幸福生活的同时，也还安排了邓小平的孙女婿，也就是这个眠眠（邓卓芮）的丈夫吴小晖到监狱里去体会江青的牢狱之苦。与此同时，更是剥夺了邓小平家族第四代中的老大，眠眠和吴小晖唯一的爱情结晶“吴邓卓”对吴小晖曾经拥有的万亿资产的唯一合法继承权。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回顾到了从一九八零年年末开始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 话说1980年12月24日上午，“置个人生死与度外”的江青口若悬河地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其中最震动邓小平的内容是 ：“现在你们是把一个无罪的人硬要变成所谓的罪犯，这是对你们这个法律的极大讽刺。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 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继续革命的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在这里正告你们！” 日后有中国内地公开媒体报道说：邓小平看了审判江青的电视录像后，气愤地对彭真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 了这个地步还是如此顽固，可见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 一九八一年元旦，邓小平亲自召见“特别法庭”的庭长江华和“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等人，提醒他们：“你们先说对待江青怎么办？这个人要是死不了，就没有要死的人了，因为谁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这十名被告里面最恶劣的一个家伙，全国人民都说可杀的人……。“ 当年参与审判的法官之一王文正日后发表的公开文章中回顾说：“虽然对于罪犯的量刑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大多数人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将江青和张春桥两名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首犯杀掉。 王文正还回顾道：（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也向法庭转告了他们的意见，这其中包括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开始也都在一些场合发表过自己的个人看法，对于“四人帮”的量刑都提出了不同意见，最集中的一点就是主张对其中的首恶必须判以死刑，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在这次审判之前，邓小平对采访他的意大利知名女记者法拉奇这样评价江青：“你看，我告诉你毛主席有很多错误，我也包括了江青这个错误。她是个很坏很坏的女人，坏到你说她再坏的事都不过分。如果你让我给她打分，就像我们喜欢干的，我会告诉你，我打不了，因为对江青，无法进行评分，她是一千乘一千倍的负数。而毛主席让她掌握权力，形成一个派系，利用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建立政治资本，拿毛主席的名声为她谋私利，即使是后来他们已经分居了，是的，分居。你不知道毛主席和他妻子江青不住在一起吗？虽然他们分居了，毛主席一次也没有干预，哪怕是阻止江青使用他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在审判江青等人期间，邓小平率先表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国民党降将屈武给他的“主杀信”，说是“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将铸成大错。……事关重大，故敢直言”。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的，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陈云和徐向前等人的“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当年为采访邓小平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担任现场翻译的施燕华回忆说：法拉奇问：“（您被下放江西劳动）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但事实却是邓小平在没有达到把江青直接砍头的目的，仍然复仇之心不死。终日看着自己儿子坐在轮椅上的那付样子，对毛氏夫妇的冤仇肯定还要被时时勾起。没有机会便罢，只要一有机会，他邓小平还是按捺不住他与毛氏夫人的这段私仇。于是，报复目标自然转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后代身上。 也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前后脚，邓小平成功搬倒了华国锋，中国的“第一家庭”从此正式被邓家取代。紧接着改革开放开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员迅速开始了“带头致富”的过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讷和他的独生子同时也开始了他们这一生最惨淡的时光。其生活境遇竟然比当时大多数的城市普通老百姓还要艰难。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之中只有李讷是江青所生，文革中自然受益最大。 1967年1月中，李讷曾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内容是 “揭批”时任新华社代理社长，全军文革小组成员胡痴及其他解放军报领导人。三天后林彪即签署了《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肯定李讷的这一行动“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毛泽东则立刻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于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至解放军报才半年的李讷立即直升《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代替总编辑，相当于当时的副大军区级）。 几天后，毛泽东又把李讷调到自己身边当联络员，专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情况。。江青和陈伯达 随之也将李讷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自此，文革第一阶段的事实上的总指挥便成了毛泽东、江青夫妇加上他们两人的女儿。虽然这段历史持续时间不长，但毛泽东驾崩导致江青下狱后，李讷立刻被要求“将这段丑恶历史交待清楚 ”。 于是，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通知李讷，中办已经给她在中央警卫局安排了新的“宿舍”。 日后看来，中共政权对付党内政敌或者“腐败分子”的所谓“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就是从李讷开始的。 正应了中国人“落了架的凤凰不如鸡”那句老话。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李讷在中央警卫局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五年，而她和已经离婚的第一任丈夫徐宁所生的儿子，也就是毛泽东的唯一外孙徐小宁(后随继父姓王，现名王效芝，后文中统称王效芝)，从五岁开始即被迫跟着一位“阿姨”度过了五年无父无母的凄惨生活……。 曾已何时，毛泽东和江青夫妇曾使邓小平一个完好的家庭肢离破碎，令邓家数名子女在饥寒交迫中哀嚎，令邓家最寄厚望的长公子永远丧失了正常人的大部分生理功能。而毛家的公主李讷却二十六岁便成为副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报》负责人，继而被江青当成亲生儿子的毛家子侄毛远新年纪轻轻便跃升大军区政委，后又担任“毛泽东同志联络员”……，毛夫人江青更是骄狂不可一世。 而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邓小平成功搬倒了华国锋，中国的“第一家庭”从此正式被邓家取代。紧接着，改革开放开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员迅速开始了“带头致富”的过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讷和他的儿子“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则一直持续到江泽民上台之后才略有改观。咸鱼翻身则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 当年邓小平复出并访美归国，在机场上就迫不及待地给外孙女眠眠(邓楠和夫君张宏的独生女儿)打开礼品盒时，眠眠的同龄人，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与眠眠都是生于一九七二年)正跟着“阿姨”在北京街头寻找最便宜的“堆儿菜”(当时北京人称菜市场里卖不出去便不再过秤，几分钱一堆处理的大陆菜为“堆儿菜”)。此时的邓小平外孙女已经对国产糖果和国产玩具不屑一顾，而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则学会了看到菜市场柜台下面有被人扔掉的菜叶，赶紧捡进“阿姨”的提篮里。当菜市场售货员用怜惜的目光注视着这个还未满入学年龄的鼻涕孩子时，打死她也不敢相信这个孩子竟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和江青的亲外孙。 当迎接邓小平出访归来的专车队在长安街上呼啸而过，车里坐着的眠眠把爷爷从美国带给她的“洋娃娃”贴在车窗上向外炫耀时，居住在西单商场附近一套普通民宅里的被指定代李讷看管孩子的那个“阿姨”，却不敢让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走近这所商场的玻璃橱窗，因为那里面陈列的巧克里糖果对这孩子极不现实。 当邓小平的医护团队给整个“第一家庭”制定了严格的营养食谱，特别告诫不懂事的小孩子们“营养过剩对身体有害”的时候，一日三餐面条碗里漂浮的青菜叶就是毛泽东外孙必须接受的生活事实。 王效芝自己回忆说: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年代里，他刚刚开始记事，所以他学会的人生第一课便是“看人脸色”。“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个老出错的孩子，因为人家老瞪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随着邓、毛两人的孙辈一同步入少年时期，邓家外孙、外孙女几年间已经乘专列游遍了中国最好玩的地方，而且也已经跟随父母去过了美国的迪斯尼乐园，而毛泽东的外孙却被母亲要求入读了为饭店培养侍应生的职业高中。 一九九一年，邓家上下开始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庭大事，府上最年长的孙辈眠眠已经高中毕业，眼看陈云、王震、聂荣臻的孙子辈都已出国留洋，而且有的干脆就是在美国、加拿大等地读了洋人的私立中学，邓家人自然心动。于是便为邓家外孙女应该在哪里接受高等教育的事情争论不休。在这种事情上从来不拿主意的邓小平虽然亲自参加了这个家庭会议，但却静看子女们各执己见，脸上堆满了得意、满意和快意的微笑。而此时此刻，前“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已经恢复了自由之身的李讷也暂时忘记了经济上的穷困含泪微笑，因为她的儿子，毛泽东的外孙已经职业高中毕业，如愿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五星级合资饭店当侍者。 男孩子分配到饭店工作，第一岗位必须是大厅门外。当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身着服务生制服，在凛洌寒风中为奔驰骄车中走出的贵宾开门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些贵宾不过是邓朴方残联的康华公司的一群雇员，他们来此五星饭店是为了宴请一个正在北京做“慈善”日本汽车商。觥筹交错之间，向中国残联“赠与”N辆日本汽车的签字同时进行。，而大厅门外的王效芝则正在向一位即将去日本出差的同事央求，别忘了给他捡几本人家不要的汽车杂志回来，而后又特别叮嘱一句“千万不要买新的。” 汽车曾是王效芝的人生最爱，当年的他做梦时都在想着何年何月自己能够买得起一辆汽车。萌生这一念头的起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从母亲恢复自由之后起便经常看到不得不搭公共汽车去看病的母亲被拥挤的人群推来搡去；他从懂事起便看到偶而有机会搭乘某位出于怜悯之情的官员的小卧车时，母亲那付诚惶诚恐的样子……。 需要向听众和读者们强调的是，如上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随着习近平的上台，无论是李讷还是毛远新都已经“重新过上了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无论本意是否是要为李讷和他的儿子在邓小平时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复仇，事实上习近平已经亲自把邓小平的孙女婿，邓卓芮的丈夫吴小晖投入大牢。 这个邓卓芮就是前文说过的那个眠眠，是邓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回想当年邓小平落难江西时，获准与一个叫张宏的同学结婚，并于一九七二年从陕西汉中的劳改处到江西探望父母的邓小平二女儿邓楠留在当地生下了女儿眠眠，邓卓芮的名字是邓小平亲自取的。 中国内地的许多描写邓小平江西生活的文章都形容这个眠眠“成为当时邓小平精神支柱”。恨不能形容成如果没有这个眠眠的及时出生，邓小平就不可能顽强地苦撑到被毛泽东“谅解”返回北京的那一天。网上现在也能查到“邓小平在江西怀抱孙女眠眠”的照片。 所以说，这个眠眠也就是邓卓芮对于邓家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习近平比我们外面的人一定体会得更为深刻。更何况，邓卓芮与吴小晖的独生子吴邓卓（？），也是邓家第四代中的老大，本是吴小晖曾经拥有的万亿人民币资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仅此就足以见出习近平下令把吴小晖投入大牢，并把他的万亿资产全部收归“国有”的背后政治考量是多么的阴毒。更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曾经的中共政权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当年利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机会向全世界展现了他政治上的“大度”。但事实上长公子邓朴方文革中被迫害致瘫一事，令他邓小平内心对这个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及其夫人江青的仇恨一直都是刻骨铭心。 上周撰写《历史故事：邓朴方和他曾经的“康华共和国”》和《邓朴方和他的康华是如何涉足“六·四”事件处理》两文时，媒体上炒得最为火爆的以许家印为故事主角的中国房市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曾经读到过的一则四十年前的邓小平“就想买房”的故事。说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邓小平看到北京前三门修建很漂亮的马路和宿舍楼，有感而发，对随行人员说：“你们说房子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商品？我看将来会作为商品。如果将来买房子的话，我要给我大儿子买一套，他是因为我而受伤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 相关报道中描述说：邓小平的这番话，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的大儿子邓朴方才从别人口中听到，他才深刻了解到，他父亲心中，其实有着极其深重的伤痕。 邓小平对自己的长子邓朴方曾经寄予的厚望可以从一九六二年，，也就是邓朴方十八岁的那年讲起。当时的应该届高中毕业生邓朴方所在学校北京男十三中接到上级通知，分配给该校一部分“保送”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名额。所谓“保送”，就是不经过全国统一的升学考试，直接进入大学就读。 按照惯例，这种特权名额都是要分配给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高级干部子女的，而男十三中的六二届高中毕业生中，数邓朴方爸爸的官阶最高，所以校方明白这种“保送”名额实际上就是冲着邓朴方来的，立刻心领神会地将邓朴方安排为“保送”候选人里的第一个。没想到自恃才高的邓朴方反而因此感觉伤了自尊心，说自己每门功课的成绩平均90分，为什么还要保送？于是他和同班同学俞敏声等一起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结果邓朴方如 物理系一班团支部书记。从那以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自己的长子的满意度便超过了百分之一百。谁知邓朴方的党员预备期未满，“文革”就开始了。 当时的邓小平很快成为斗争核心，和刘少奇并列中国第一号和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家子女也就此被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在中央美院的姐姐邓林和在北大物理系的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江青指使的造反派们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一天，郁闷不已的邓朴方和一位同窗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借酒浇愁。酒后吐真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很快，邓朴方的这番酒后真言被传到已经受到毛泽东和江青力挺的北大造反派总头目聂元梓那里。她先是派人对邓朴方、邓楠进行跟踪调查，接着便将兄妹二人分别关押在物理大楼的两间实验室里，进行背对背的诱供、逼供。邓朴方拒不开口交待，造反派们便对邓朴方施用各种酷刑，让他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站，并要求邓朴方以揭发父亲邓小平、母亲卓琳的“罪行”为获取自由的交换条件，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这种非人的磨难一直持续了五个月之久，实在不能继续忍受下去的邓朴方选择了“死路一条”。于1968年5月某日写下一份绝命书后从8米高的三层楼的里的一个厕所窗户一跃而下，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背部先落地，导致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 事发后几经辗转，邓朴方才于一九六九年春被送进北京有名的高干医院三零一医院。但很快便有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发出了意在谴送大批老干部出京的“一号战备命令”。于是，邓朴方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邓小平去江西之前甚至没有到医院看看自己孩子的权利。而当时的北大“军宣队”仍不肯放过邓朴方，竟然把他从医院里赶出去，送往条件极差的北京郊区清河社会救济院。 日后的邓朴方向手下康华公司的小兄弟们说到他发起成立中国残联的动机时回忆：当我被架进福利院一间小屋时，一股难以忍受的大小便气味熏得我直流眼泪，脏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一个小屋里住了十一个残废人，冬天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小煤球炉子，烧不多久就灭了……。小屋里仿佛象个冰窟，床上的被褥十分单薄，每天夜里被冻醒。我下肢瘫痪了，但上肢还灵活有力。每天会咬着牙和别人一起用铁丝编织字纸篓，每编出一个篓底可以赚一分钱，编出一个篓帮赚四分钱，一个月拼命干也只能挣到四、五块人民币。 当时这家救济院的生活标准还是五十年代规定的，每人每月七元五角人民币伙食费。每当救济院里开饭的时候，护理员老大爷拖着两条长长的鼻涕，递给邓朴方半碗白水熬白菜加一个黑糊糊的馒头。 在清河救济院半年时间后，邓朴方在天津的小姑，当时是现役军人的邓先群终于找到了他。 邓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往江西南昌的。出发时经邓小平再三要求， ，亲人中只能有患高血压的夫人卓琳和继母夏老太太同行。 到江西两年后的邓小平收到邓先群的信，邓小平夫妇这才知道失联已经近四年的长子早已经完全瘫痪了。于是邓小平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此生对党别无所求，只希望允许将重残的大儿子接到身边自己护理。 以下是一个采访过邓朴方本人的中国大陆作者曾经的描述：……两名持枪看守押解着自己手摇轮椅的邓朴方到了江西，与分离了四年的父亲重聚。当天晚上，邓小平和卓琳围在儿子床边，帮他脱下又臭又脏的衣服。邓朴方比划着告诉父母:“从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经完全没有知觉。” 卓琳和夏老太太都忍不住哭了，邓小平却凝视着儿子的残体，不发一语。谁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但可以猜测，如果此时他在分析谁是令他的长公子致残的罪魁祸首，绝不会想到林彪头上，而是毛泽东夫妇。 在江西期间的邓朴方成天躺在床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控。南昌是有名的大火炉，天气十分炎热，邓朴方每天都得擦澡、换衣服。邓小平的继母夏倍根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每天烧饭菜已经够忙的了:卓琳体质甚差，所以照料邓朴方的任务，每天都由当时已经六十五岁的邓小平承担。每天上午劳动回来，邓小平都要先去看看儿子。吃完午饭就要帮助邓朴方擦澡，从木床上搬下，帮他翻身，在热腾腾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地替儿子擦身，绝不马虎。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与继母夏氏及妻子卓琳回到北京。邓朴方也有幸被送进三零一医院。 此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马天水时，问起上海骨科方面对治疗截瘫病人有无良方，马氏当面回绝了他。此后，卓琳虽然在上海找到了愿意为邓朴方治疗的名医，整个过程却是背着马天水及当时上海市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亡后，随着江青等人的倒台，马天水及其他江青在上海的追随者亦很快入狱。在狱中得知邓小平再次复出的消息后，知道邓小平绝不会轻饶他的马天水随即便有了神经错乱的表现，整日狂呼革命口号……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邓朴方被送到加拿大手术，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由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亲自批准。这个特鲁多就是曾经被习近平当面狠狠羞辱的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父亲。 回顾一九八零年年末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审判负责人之一黄王昆曾回忆，邓小平对当时的审判录相一次不少地认真观看，正式宣布判处江青“死缓”的那一天，邓小平还与其他中共政要特别赶到公安部大院，聚在一处秘密会议室听里收看现场实况。可见，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 当年为采访邓小平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担任现场翻译的施燕华回忆说：法拉奇问：“（您被下放江西劳动）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施燕华描述说：当时的法拉奇露出钦佩而又迷惑的神气，当然她是难以理解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的。这是一个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的人，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说的话。他本人和家人都曾遭受很大的冤屈，但他不是从个人恩怨来看这个问题，而是从政治的高度，从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考虑问题。我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话都很感动。 但是事实上，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种所谓“以德报怨”仅仅是局限在让天安门城楼上的毛像继续悬挂和不同意拆除毛泽东纪念堂两件事上，当年要不是陈云力阻，毛夫人江青的脑袋早就被邓小平砍了。除了对江青一度想置于死地，对毛泽东的后代他邓小平也曾百般刁难，甚至让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失去自由”长达五年时间。 在中共内部，所谓“陈云同志曾力排众议反对判江青死刑”的故事尽人皆知，主要依据之一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陈东林发表的《陈云为何力排众议反对杀江青？》一文。文中记载：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这里所说的“政治局开会讨论”，“主张判江青死刑”的“许多同志”，包括了邓小平，华国锋，王震和韦国清等。笔者也听到过当时的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和乌兰夫也都是主杀派。对中共“文革”史多少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对毛泽东和江青夫妇的仇恨都可以用无以复加来形容。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李锐生前曾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两点半，胡耀邦在他与世长辞的前十天，约李锐到会计司胡同家中长谈7个半小时，在这次最后的长谈中，胡耀邦谈到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邓小平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笔者也就此向几位内部人士，包括陈云二公子陈方的朋友讨论过，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徐帅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小平死刑意见的，陈云接着徐帅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向邓小平等 “主杀派”很不客气地说：“如果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继而又有胡耀邦等人斗胆拒看邓小平脸色行事， 一一表态“刀下留人”。 当时一度因为邓小平坚持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以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主杀信”为例，导致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按照陈方朋友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和陈云第一次摆上台面的分歧就是这次“杀不杀江青” 的党内激辩。当时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过程中，陈云除了强调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的理由，还因为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邓小平长时间里郁闷不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锐先生在美国哈佛访问期间，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询问过此事，李锐先生说，自己最寄希望的长子文革跳楼自杀落下高度截瘫，他邓小平当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没把江青立即处死，，邓小平心中的恶气自然没有出尽。终日看着自己儿子坐在轮椅上的那付样子，对毛氏夫妇的冤仇肯定还要被时时勾起。没有机会便罢，只要一有机会，他邓小平还是按捺不住他与毛氏夫妇的这段私仇。于是，报复目标自然转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后代李讷身上。具体的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向听众和读者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