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群體

金牌經紀人 聚焦文娛發展，洞悉爆款方法論~ 撰稿：阿諾 4月18日，在電影《不說話的愛》的研討會上，飾演聾人父親小馬的張藝興跟大家分享了他的表演心得，為角色學習手語的他，認為手語是有溫度的表達，尤其在捂住耳朵的時候，會使其他感官放大。事後，#張藝興談說手語是有溫度的表達#，#張藝興鼓勵粉絲朋友學手語#等話題火上了熱搜。 歸納流量明星的電影新作你會發現，他們在選角過程中正表現出了一個明顯的偏好——熱衷於演繹特殊群體。這個特殊群體主要涵蓋兩類人：一類是殘疾人，聾啞、腦癱、無臂、植物人等，比如趙麗穎之於《第二十條》，易烊千璽之於《小小的我》，周冬雨之於《朝雲暮雨》，佟麗婭之於《假如，我是這世上最愛你的人》；另一類是因職業、背景徘徊於主流視野之外的人，姑且稱其為社會邊緣人，比如朱一龍在《人生大事》中演殯葬師，王俊凱在《野孩子》中演流浪兒，李庚希在《我們一起搖太陽》中演尿毒症患者，趙麗穎在《向陽·花》中化身刑滿釋放的女性。這些角色要麼有著難以忽視的障礙和缺陷，要麼有著常人難以理解的困苦處境。這讓他們在人設上具備了天然的敘事張力，演起來更具挑戰性，也更易沖獎、獲得專業認可。 然而，出現此類角色，同樣也自帶爭議性。特殊群體在銀幕上既是「被展示的他者」，又是「被消音的主體」，不能讓苦難淪為流水線產品，更不能淪為藝人轉型的「表演道具」。那些真正需要被聽見的聲音，需要藉助流量明星擴散開來、引發普通人的重視，而不是因獵奇湮沒在流量的喧囂里。 特殊群體何以成錨點 關照特殊群體的電影作品越來越多，本質上是乘風於現實主義創作熱——創作者更願意去觀察社會，觀察那些不被注意的人群，為小人物發聲。 中國影史上不乏聚焦特殊群體的現實主義佳作。無論是薛曉璐導演的展現孤獨症患者困境的《海洋天堂》，還是婁燁導演的描繪盲人世界的《推拿》，都曾以獨特的藝術視角展現了特殊群體的生存境遇。但它們文藝屬性與沉重題材的雙重特質，卻令它們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局面。 近年來的這股聚焦特殊群體的創作風潮，可以被視作是一次創作上的迴流。不同的是，這次有更多流量明星的入局。 這其實是一種雙向奔赴：流量明星入局符合市場的運行邏輯，能夠給作品帶來更高的流量與聲量，也能讓更多人關注到特殊群體的處境；而流量明星本身則大多出於轉型的考量，出演特殊群體能為他們撕下單一的形象標籤，塑造成功會更快獲得認可。 出演這類群體給不少明星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這裡面，朱一龍算是最早轉型成功的男演員之一。在2022年上映的電影《人生大事》里，他通過演繹殯葬師莫三妹一角，成功打破了他翩翩公子的既有形象，將一個混不吝的邊緣人刻畫得活靈活現，並最終斬獲了金雞獎、百花獎的最佳男主角，獲得了業內認可。 趙麗穎也是如此。她參演的電影《第二十條》是她轉型後進入影壇的首部作品，與大導演張藝謀合作，演一個身處底層的聾啞母親，在片中經歷了一系列的苦難——欠高利貸、被強姦、被逼跳樓。早在電影上映前，趙麗穎在片中的表演高光cut就已在短視頻平台上瘋狂傳播；待電影上映後，人們更是為她在片中的表現深深打動，覺得她演出了有苦難言的弱勢女性、帶出了角色身上的母性的光輝，被張藝謀調教得很好。憑藉這部作品，趙麗穎提名了當年的金雞獎最佳女配角、斬獲百花獎最佳女配角。 而李庚希則屬於年輕一代中的佼佼者。去年，她憑藉在電影《我們一起搖太陽》中的表演拿下了第37屆金雞獎最佳女主角獎，成為首個獲此殊榮的00後女演員。她在片中演一個寄希望於換腎的年輕尿毒症患者，有很多情緒崩潰、肢體掙扎的外放戲，利於她個人演技的發揮。 不難看出，演特殊角色便於收割口碑與獎項，這成為了內娛一個被默認的事實。不僅流量明星如此踐行，就連網紅、短劇演員也深諳此道。比如，在今年開播兩期就停播的綜藝《演員請就位》第三季中，張百喬和宋伊人就憑藉出演特殊人群受到了導師們的青睞。張百喬演一個賣豆腐的腦癱患者，憑藉質樸的表演打動了陳凱歌，獲得了第一階段的第一名。宋伊人演一個賣身葬父的孝女，表演一氣呵成，受到了吳鎮宇的肯定。 平心而論，出演特殊群體因其表演空間更大、更足，確實能更快的讓演員的努力被人「看見」，如果拿捏得當，確實會產生1+1＞2的效果。 不要「消費」 不可否認，這類角色確實能夠喚起觀眾對於弱勢群體的理解與同情。讓此類電影在選題方向上具有不容抹去的積極意義。更有甚至，還會產生長尾效應，將這種積極意義進一步反哺於現實。比如，《不說話的愛》在宣發期間邀請聽障群體參與觀影交流，同時推出了助聽字幕版；《小小的我》上映後發起了「苔花公約」，推動企業為殘疾人提供就業崗位。 可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有些項目打從立項之初便帶著明確的功利性目的：明星需要轉型，製作需要話題，至於電影里的邊緣群體反而淪為噱頭，被明星風頭所遮掩，而片中配角的空間也存在被壓縮，淪為工具人的現象。 這就是所謂的話題先行。話題先行意味著製作方在摘取題材創作時，考量的往往不是故事本身的社會價值或藝術表達，而是如何將流量明星的流量轉化到最大值、籍此製造話題炒熱市場。 在營銷過程中，放大演員的顛覆性演技遠比嚴肅的社會議題更易製造傳播爆點。這意味著，公眾討論此類作品時討論的多為明星而非社會議題本身。比如，《向陽·花》路演時，一位來自普通家庭的聽障兒童母親觀影后，向站在台上的趙麗穎訴說自己與高月香類似經歷，對電影表達了深深的共鳴。而這段小插曲經發酵後，登上熱搜的卻是趙麗穎「趙麗穎哽咽鼓勵聽障兒童母親」「趙麗穎被聽障兒童母親感動哭了」等話題，令特殊群體的聲音在喧鬧的流量狂歡中失語。 另外，在文本創作上，此類作品也更傾向於「唯主角論」，讓配角圍著主角轉，發揮工具作用。 以去年上映的電影《小小的我》為例，易烊千璽飾演的劉春和是一名「腦性癱瘓」患者。影片一大願景是想對腦癱患者去污名化——「他們不是笨，只是慢一點」。但電影上映後，評價卻呈現了脫離劇情的「兩極分化」：有人誇獎，易烊千璽再一次突破了自己的演技上限；也有人覺得他用力過猛，全身上下都透露著「衝刺影帝的決心」。對於展現殘疾人生活的內容，則有共情的人表示感謝科普，也有人指責製造奇觀、消費苦難。 周雨彤在《小小的我》中飾演的雅雅一角，也承擔了很多輿論炮火。她的出現只是為了去呈現腦癱患者的情慾議題，不僅缺乏完整的人物故事線、而且遊離於劉春和的蛻變之外。另外她的某些台詞、舉動也缺乏動機、令人錯愕，比如與劉春和獨處，她會突然問起他會不會「hard」（勃起），甚至為了驗證這一點，主動把劉春和的手放在自己胸上。但當腦癱患者的情慾議題表達完畢後，這個功能性的角色也就隨之退場了。 可以說，流量明星出演特殊群體這件事本身無可指摘。電影作為反映社會現實的鏡子，理應關注各個階層、人生百態；演員作為一門表演行當，也應放下明星光環，以還原各色人等、為不同群體發聲為己任。但問題在於，若一旦作品偏離初衷，變為明星轉型的敲門磚，用以標準化操作，產出一系列的「預製」帝後，這種創作恐怕就已本末倒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