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有「老人干政」傳統的中共北戴河休假式會議，過去會在每年7至8月間進行。在習近平進入掌控黨政軍權力的第三任期，這個會應該不再存在，即便老幹部前往休假，也會被嚴密監控。但北戴河靜悄悄，不代表中共內部權爭消停，也不代表政權危機消退。 北戴河禁飛一個月 誰還能在此干政？ 查看北戴河區政府官網，與北戴河安保有關的幾個信息是： 7月3日，北戴河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馬馨實地檢查海浴場安全防範工作。同一天，北戴河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高銀山主持召開維護國家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調度會，「就當前重點工作進行安排部署」。 6月8日，管轄北戴河區的秦皇島市發布《關於對低空慢速小目標航空器實施臨時管控的通告》：嚴密防範利用低空慢速小目標航空器進行干擾破壞活動，自2023年7月1日0時起至2023年8月31日24時止，全市空域內禁止無人機等低空慢速小目標航空器活動。 禁飛的時間，恰是傳統的北戴河會議時間。這或許說明中共的高官權貴，特別是離退高幹分批前往北戴河度假，早已經開始。 過去中共前後任高層會在北戴河會議發生圍繞人事等方面的決鬥。現在中共元老或已死亡，或因老病而行動不便。特別是胡錦濤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被強架出場之後，沒有人會想像誰還能幹習近平的政，但新的中共內鬥形式會有另外的表現。 兩大軍種成醜聞焦點 習近平欲蓋彌彰 近段時間，中共官場黨政幹部密集落馬，都是公開的，但軍隊中也有不少將領落馬傳聞，卻是黑箱操作。中共兩個軍種接連爆出醜聞，一個是火箭軍，一個是戰略支援部隊。 最先是港媒《明報》今年5月爆料稱，前後兩任火箭軍副司令張振中和劉光斌，4月都被帶走調查。但官方並沒有通報。 接著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校姚誠6月28日在推特上表示：「火箭軍現任司令李玉超前（27日）天上午己從辦公室被帶走！3月份以來，先後3仼司令，2個副司令，軍師級幹部若干落馬。消息在進一步證實中」。 據稱，李玉超兒子在美國留學，恐涉及出賣中共軍方情報。有跡象表明原司令、後任國防部長的魏鳳和也在接受審查中。 香港《明報》7月13日再報導說，中共火箭軍司令李玉超上將缺席了火箭軍上月底的軍銜晉陞儀式。上周已退役3年的火箭軍前副司令吳國華中將突發腦溢血身亡，終年66歲，引起揣測。 最新有傳言說，中共火箭軍多名高級將領涉及的貪腐或泄密案，還牽連到解放軍另一新型戰略兵種—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巨干生，甚至還有傳事件與引發中美關係生變的間諜氣球風波有關。 中共戰略支援部隊是2015年軍隊改革中新組建的軍種，由網路、情報和太空部隊組成，與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並列為解放軍的五大軍種。 2019年被處理的多名將領中，就有戰略支援部隊原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饒開勛中將被拿掉人大代表職務。另外，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兼航天系統部司令員尚宏中將，去年曾出現在軍方選出的二十大代表名單中，後來被從正式公布的名單中拿掉，原因不明。 習第一任期號稱以反腐治軍，拿下了近兩百高級別貪將。大概在中共十九大以來，習近平軍中打虎變得低調，當局對問題將官的處理，可見的都只是免去人大代表、降級，並且都不是正式通報。 習近平將軍隊打虎放進黑箱，其實是欲蓋彌彰。軍中不可能不知道一點消息，但互相不知真相，反而謠言叢生，更容易引發軍心不穩。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傳聞出事的，都被指向美國。包括說李玉超兒子在美國留學，恐涉及出賣中共軍方情報；巨干生傳與引發中美關係生變的間諜氣球風波有關。 這些傳言暫時無法證實，但《明報》現在也被視為屬於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其爆料可能也非空穴來風。接下來我們可以觀察下8月1日建軍節前後是否有晉陞上將，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如有新司令，一般會同時晉陞上將。 與軍中不穩相呼應的是，從4月以來，習近平先後視察了中共南部戰區、內蒙古軍區、東部戰區等機關，多次強調「確保部隊安全穩定」。 6月，軍方發布的《軍隊領導幹部社會交往行為規範》，對現役與退役軍官發出社交禁令，要求軍官「不斷凈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等等。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禁令，顯示目前是非常時期。 7月1日，中共黨刊發表習近平去年對中青年幹部的內部講話。習要求官員不要做「心懷異心、身在曹營心在漢、同床異夢的人」。他的話要反過來解讀，說的是他知道有不少人處於這種狀態。而習的警告，同樣適用于軍隊。 習近平更忌憚老軍頭 劉亞洲劉源均「入戲」 習近平更加忌憚的可能是那些還有影響力的老軍頭，特別是有紅二代背景的人。 中共太子黨、退役上將劉亞洲，早在前年底就傳出被查，香港《明報》3月24日發表署名鍾仕的文章，援引多個「京城消息人士」的話稱，劉亞洲身陷要案，因涉嚴重經濟貪腐問題，或將遭當局重判死緩。 年逾70歲的劉亞洲是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又是有名的軍旅作家，習抓他影響極大，現在流傳更多的內幕是劉亞洲涉反習。一些大陸左派網站早前發表的批劉文章並沒有被刪除，可見劉亞洲出事並非子虛烏有。 在劉亞洲一案之外，本來據說親習的軍中太子黨劉源，在今年3月的兩會上選舉國家監察委主任時，他罕有得到一票。 已72歲的劉源上將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曾任軍事科學院政委、總後勤部政委。他當年曾被公認是幫助習近平扳倒谷俊山、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幫江派軍老虎的功臣，本來被認為有望在中共十九大上位軍委，但結果在2015年不到65歲時，就轉入人大財經委，原因不明。 今年3月的第十四屆全國人大，「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時，有1名全國人大代表，選了肯定不在主席團圈定的人選中的劉源。這在擁有虛偽的「全過程民主」的中共，頗為奇怪。 中共人大被外界和民間戲稱為橡皮圖章，在選舉中能選上者其實均是當權者內定，當局也嚴密防範意外情況。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2013年的兩會，就曾收穫一票反對，這是習不能忍受的，所以隨著他權力鞏固，2018年和今年的兩會選國家主席，習都是「全票當選」。至於其他人，如李強「當選」總理，則可以有幾票反對或棄權，屬於正常。 但基本上我們看不到有投票另選他人的情況，儘管投票規則允許。也就是說，在政治高壓下，劉源在人大會議上被投一票，可能是黨內藉此表達對習的用人唯親不滿，要借投票給有聲望的劉源來釋放。而投票選劉源者，很可能來自軍隊中，他的門生舊部。 今年3月23日，曾拍攝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等所謂主旋律影視作品的金盾影視中心主任李學政，實名舉報中共中宣部文藝局局長劉漢俊以權謀私及打壓金盾影視。劉漢俊是代表習近平政治符號的「學習強國」平台的總編。事後當局對李學政予以封殺，連百科詞條也刪除。 金盾影視中心於2012年3月成立，原隸屬中共軍方總後勤部司令部，2016年軍改後隸屬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辦公廳。2021年底轉隸到中國融通文化教育集團有限公司。李學政是中共軍方總後勤部金盾影視中心任第一任主任，也就是在趙克石上將任總後勤部部長、劉源上將任政委時期獲得重用的。 這件事表面看是利益分配不均，實際上涉及高層矛盾。代表著李學政的軍中靠山，也就是紅二代的劉源、趙克石這些老軍頭，與習近平之間的關係疏離。 暗潮洶湧 積累嘩變能量 習近平第一任期號稱以反腐治軍，拿下了近兩百高級別貪將，但中共軍中現在掌實權的，其實還是當年徐才厚、郭伯雄，特別是房峰輝、張陽提拔的人，有些只是表面上被審查過關。另外還有許多是劉源、劉亞洲這些老軍頭的門生舊部。 還有更多的退休將領，過去這些人即便是支持習近平反腐和改革的，隨著習近平左轉，中國內政外交上頻現亂折騰，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層面都出現重大問題，這些人未必不會對習不滿。所以習當局在中共二十大前就已專門對離退休幹部發出禁止「妄議中央」的新規。 在新冠疫情爆發三年多時間，中共當局先是實施嚴厲的動態清零政策，引發民怨，繼而去年底突然無預警放棄清零政策，中國疫情海嘯般擴散，醫院病人爆滿，火葬場排長隊，死者中有許多中共老幹部。之前就有外界媒體報導說，河北軍隊大院的部隊老幹部們為此私下炮轟習近平「走火入魔」。 中共軍人也是人，有自己的親屬圈，他們也會被社會上的各類強拆、維權事件牽涉。軍人積累了滿腹牢騷，一有機會就想發泄，這不是靠政治洗腦就能解決的，特別是他們有槍。習近平一再公開喊出「準備迎接驚濤駭浪」，可能也包括黨內、軍內的隱憂。 中共最近要對現役與退役軍官發出社交禁令，「不斷凈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這種禁令本身是非人性的，也是行不通的。特別是在網路時代，軍隊中即便封閉，也擋不住人們的思考。未來如果有將領發動兵變，呼應的人一定不少。 6月24日俄羅斯發生瓦格納集團兵變，僅一天內就落幕，輿論之火也引向中國。然而中國人發動兵變的傳統，就和俄羅斯人不一樣了，套用中共反腐的口號，一旦發生，肯定就會是「開弓沒有回頭箭」。 種種軍隊中隱現的危機，在中共嚴控的媒體宣傳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中共在最危機的時刻，都會喊「形勢一片大好」。故此，用暗潮洶湧來形容當下中共危局，非常恰當。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習近平權力班子中的一位重要成員、中國外長秦剛已逾20天沒有公開露面，引發外界猜疑不斷。官方稱他健康有問題，「因健康缺席東盟外長會」，然而最近社交媒體瘋傳他陷入一樁桃色醜聞，在任駐美大使期間，與鳳凰衛視一女主持人有染，兩人生有一子。暫時無法證實該傳言的真實性。但秦剛的身體看起來不錯，即使有病，理應無大礙，鑒於外交事務的繁忙和重要，久不現身平息傳言，有點不合邏輯。這讓外界質疑官方「有病說」只是一種託詞。 秦剛久未露面，引發各界猜疑 假使未來幾天官方還沒有秦剛會見外賓或出訪等報道，多半說明他確實有問題，且問題可能不輕。以中國在當今全球之地位與分量，在公眾視野，須臾離不開外長身影，遲遲不在公開場合露面，是非常奇怪的，只能解釋出了問題。這個問題也許不是男女情愛，而是別的，比如權力鬥爭或涉腐敗等。但後兩者的可能性應該不高。他接任外長剛過半年，還兼任國務委員，表明深得習器重，除非在外交上違背習意旨，犯了方向錯誤，否則無人敢在此時覬覦其外長位子。退一步，即便有人想對他搞事，也必須找一個合適理由，不能冒失。 秦剛亦不大可能此時被人逮著腐敗。他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在擔任駐美大使前，雖做過外交部副部長，但外界並不看好他會成為外長，即使腐敗能腐敗到哪兒，當他知道自己被習看中，將成外長人選後，想必會很小心，不和腐敗沾邊。因為他清楚這個時候有很多雙眼睛——包括紀檢部門、外交部的同僚特別是競爭對手以及大眾——盯著自己，稍有不慎，這個外長就輪不到他。 所以，如果秦剛確有問題，傳言和女主持人的不倫之戀的可信度很高。對於中國高官來說，有一兩個、甚至多個情人是很普遍的，眾多官員在被查處後都會通報有不正當男女關係，百姓的一般認知也是官員有情人乃家常便飯。秦剛若有這方面問題，當然也很正常。這種事情，放在西方國家的內閣成員或國家領導人身上，也不在少數，此乃人性使然。正因此，一種看法認為，倘若只是男女問題，沒什麼大不了，習近平會放他一馬，之前張高麗不是也沒受黨紀處分么？ 秦剛會被處分嗎？前車之鑒張高麗？ 不過，假如傳言調查後屬實，現在就說秦剛會平安落地，可能有些早。原因在於，習近平時代的政治生態不一樣，對官員的政治要求極嚴，必須做到「政治正確」。所謂「政治正確」包含四層含義：一是對習本人、對黨要絕對忠誠；二是不能有腐敗，要廉潔；三是敢於擔當，有鬥爭精神；四是為人正派，個人道德和修養上要潔身自好。前二者當然是最重要的，但後二者也並非可有可無。正人先要正己，要求百姓做一個好百姓，官員就必須做百姓的道德表率，成為一個好官。雖然實際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必須如此要求並如此宣傳，否則就不會在腐敗官員的通報中加上男女作風不正這一條。 秦剛作為中共的高級幹部，習近平親選的外長，如果在生活作風上不正派，在男女關係上不檢點被證實，習當然可以把它看作小事一樁，或者用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以及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為由保其過關，以習如今說一不二的權力，完全能夠做到這點，別人對此無可奈何。然而，習真要這麼做了，就得考慮同他對官員「政治正確」的嚴要求相衝突的政治後果，這跟不處理張高麗還不一樣。後者雖職位比秦剛要高，但已退休，何況和彭帥算是你情我願，只不過彭帥要一個名分張不能給。此外，張在主政深圳時據說頗照顧習母，和習交情不錯。若習要給張一個黨紀處分，怕不會讓他贏得鐵面無私的讚譽，反會被人尤其退休元老詬病小題大做，不近人情。習在政治上恐會得不償失。 習若保秦剛，有何政治得失？ 但如不處理秦剛，情形或剛好相反，會給黨內多數官員和民眾留下不好印象：只要是其親信，無論做什麼最後都會沒事。從而削弱他對官員「政治正確」要求的正當性，使更多人對他的反腐和用人產生質疑。儘管很多人實際知道他的反腐是選擇性反腐，用人只用親信，但習還是要塊遮羞布，不想讓人們認為其反腐和用人純粹是出於個人私利，是從保權出發的，表面上他還是讓人相信，反腐和用人是出於國家利益和做事的公道和公心。保秦剛會讓他靠欺騙宣傳構築起來的話術打破，對他的政治得失是需要權衡的。 另一面，保秦剛還可能讓習的親信出現一種錯覺，以為今後不管出了什麼問題，習為鞏固自身權力都會保他們過關，從而更無所顧忌。習要考慮這種道德風險。 習不太可能保秦剛，除了上面論述的這兩個理由，也在於，他的私生子是在美國出生的，按照美國法律，這個嬰兒自動成為美國公民，秦剛就成為美國人的爹，在中美對抗的背景下，習顯然不希望站在抗美前線的、自己的外長和美國有任何一點個人利益的瓜葛，你做了美國人的爹，怎麼還會全心全意執行我的旨意？這不能不讓習對秦剛的忠誠產生懷疑，即使他向習保證也沒用，或者把這個小孩的國籍改為中國，亦打消不了習因此事對他的懷疑。何況，秦剛外交部的競爭者或者習的反對派一定會抓住這個難得機會向習遞交他的一些黑材料，他們不好直接去攻習，也不敢攻習，可借之慫恿習不能再用秦剛是會去做的。外界此時突然傳出秦剛的桃色醜聞，說明黨內或者外交系統內有人想「蠢蠢欲動」，利用此事做文章。 如果這樣，習也會警覺事情是否沖他而來，目的是要削弱其權威，從而，反讓他下決心保秦剛過關。箇中原因還在於，若不保秦剛，會產生另一種政治後果，讓他的親信們覺得，跟著習也不安全，一個看起來並不嚴重的生活作風問題，卻因習要顧忌輿論影響或平衡黨內關係，導致仕途夭折，習也太不照顧親信利益，致使他們會重新去評估和習的關係，對他產生某種裂痕。當此用人之際，習應該不希望看到他的親信隊伍出現這種情況。 桃色醜聞的輸家不止秦剛，還有習近平 故可說，保不保秦剛，以及如何保秦剛，習也處於兩難狀態。不過，綜合考量，習不保秦剛的可能性更大，假使證實他確有其事。當然，如果秦剛的問題比傳言更重，像一種說法認為的涉及間諜，那問題的性質就變了，幾乎肯定習不會保他。可即使最後證明傳言烏龍一場，秦剛仕途雖不受影響，然名譽已受損，就此而言，他橫豎都是輸家。 輸家還有習近平。秦剛的消失所以廣受矚目，不但是傳言的刺激，也是因為這是20大習建立新的權力結構後出現的首起高官八卦事件，很多人希望從中看到習政權的某種不祥信號，此事從一個側面再次說明一個顛簸不破的常識：極權統治之下，政權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以致涉及任何一個高官不合常理的舉動，都會引起人們對這個政權無限的聯想。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一個人過百歲，很長壽了，儘管現在醫學發達，但離死亡也不遠。一個政黨過百歲，雖非罕見，但百歲後還在執政的，確實不多，除像美國這種兩黨制國家，兩個政黨輪流執政，即使在多黨制國家，政黨百歲後仍然不時上台執政的，並非常見。 中共在剛過去的七一，已經102歲了。由於不是逢五遇十，當局沒有舉行盛大慶祝活動。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它的黨員人數已達9800多萬，無疑是世界最大的政黨，即便把它算做一個國家，也排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前15個國家之列。我這麼說的意思是，管理這樣一個大黨，的確不容易，管理14億人口的大國，更加不容易，某種程度可以理解當局不得不採取某種非常規的手段和方式。 然而，這絕非表明中共目前的統治模式是合理的。如果把長壽看作一種成功，在中共百歲時，我曾撰文解剖它成功的「秘訣」；以專政為工具的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有意識的謊言、欺騙以及長期的意識形態洗腦和思想控制，對高科技和互聯網的嫻熟運用以及數字極權，外加好運。 中共黨內面臨嚴峻挑戰 中共號稱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但它卻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分支中最激進一派也即列寧創建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黨原則成立的，列寧的建黨原則本是一種嚴格的等級制，這樣看來，毛澤東在革命成功後在中國建立的極權統治，其實是事物發展的自然結果，沒什麼奇怪的。改革開放後，一方面接受毛極權惡果的教訓，另一方面為融入全球體系，雖然中共的等級制沒有本質改變，可這種等級制確實在相當程度和範圍內有所鬆動。無論黨內高層的政治生活，還是一般黨員的日常黨內活動，除了某些特殊時期，所體現出的等級制和思想的控制都不嚴格。自由的空氣和組織原則的相對寬鬆一度使這個黨表現出某種生機與活力。 然而，也正是此種自由和相對寬鬆，讓中共陷入了某種岌岌可危的情形。我說的岌岌可危指的是，在胡錦濤後期，黨的理論家對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鼓吹，黨員尤其黨的領導幹部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相當程度的認同，社會自由主義思潮的強大，以及民間力量的覺醒，導致黨內思想非常混亂，讓保守勢力憂心忡忡，恐懼異常，認為黨很可能在西方策動的顏色革命，在黨員的自由化中變質。腐敗是另一個威脅黨的「毒瘤」，腐敗不除，不但黨將不黨，國也不國。習近平就是在此種岌岌可危的情形下執掌黨魁大位的。 嚴峻的還有，由於自由主義的思想侵襲黨內高層，在中央的權力結構里，特別是最上層的權力寡頭中，出現了「九龍治水」格局，即九個常委各管一攤，在各自的分管領域，每個常委都有絕對的權力，並不聽從總書記的指令，後者的權力被大大弱化，不但無法約束其他常委，號令出不了中南海，甚至有實力的地方諸侯也不把中央放在眼裡，從而造成黨內政治生活的群龍無首，一盤散沙，各自為政，為黨內野心家的出現準備了適宜的土壤。胡執政後期，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在路線和政策上公然和中央唱反調，並得到如周永康這樣的中央要員支持。這對強調嚴密組織性和政治紀律的中共，簡直匪夷所思，絕非好事。 習近平大動作改造中共 習近平如像胡錦濤一樣，無所作為，擊鼓傳花，只想平安渡過十年，到點把接力棒交給下一任，不想如何為中共守江山，黨的確有可能在他手上壽終正寢，就像一些人鼓吹的，執政超不過70年大限。但另一面，中國在2010年經濟總量超日，坐上全球第二把交椅，習兩年後上台，胡留給他的是一個國力看似蒸蒸日上的國家。假如因為黨的問題，使他成為最後的總書記，用民間俗語說，只能怪他的命有點背。若不想黨亡在自己手上，就必須對它動大手術。習選擇了後者，外界無從知道這是由於他紅二代的身份天然有這種救黨的使命感，還是因為他自忖有這個義務和能力，可以把黨從思想和物質的雙重腐敗中救出，總之，他這樣做了。 習是從兩方面對中共體制進行改造的。一方面是在組織原則上強化中共原有的等級制，把它推上一個極端；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重回左翼意識形態，打造一個主義，即習思想。列寧的建黨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又服從誰？沒說，全看實際狀況。共產黨的中央組織一般指的是中央委員會，但中央委員會一般一年召開一次全會，所以在它閉會期間，由政治局代替中央委員會行使「發號施令」權力，所以實際的中央指的是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則實行集體領導。有些共產黨政治局再分出一個常委層級，有些沒有，如越共只有政治局，沒有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的原初意義，只是中央會議的召集人，他的權力比起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或者委員來，並不大，即使大一些，也不會太多。在思想相對解放和開明的時期，總書記和其他政治局常委或委員的權力差別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中央實行的是集體領導，決策由全體政治局委員或常委做出。故中央的上面，沒有再服從誰的問題，但後果有可能造成總書記的地位弱勢，如胡錦濤一樣。 習通過集權，將總書記的權力強化乃至神化，把共產黨的等級制推到極致，變成中央服從他一人，全黨服從他一人。這個發展過程是，總書記——黨中央核心——兩個維護——兩個確立，定規立矩，將習的地位載入黨章，讓擁護他的領導成為每個黨員的義務，不服從和妄議就違背了黨章，從而讓他成為一個無冕皇帝。除了沒有三宮六院，沒有磕頭跪拜的儀式以及不可隨意殺害生命——畢竟現在是21世紀，他真實的權力和對權力意志的使用，和古代的皇帝沒有任何差別，甚至還有過之。 習治下的極權政體摧殘國家 習確立起了一個領袖的地位，還要打造一個主義，沒有主義或思想的支撐，領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黨的統治也不穩固，所以習要從思想上對中共進行根本改造，胡當政時期，在不挑戰中共統治的前提下，有著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現在統統被習扼殺，他全面管控輿論和思想，只允許一種聲音和主張的存在，即使有人想對黨和習歌功頌德，若不是按照當局心儀的方式，用當局喜歡的語言，也不允許。思想和言論的控制，從媒體到學校，從藝術到歷史，乃至人們的日常生活，到處瀰漫，不留死角。對於管制留下的思想空白，當局從過時的歷史垃圾場中檢出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並將馬克思主義的陳詞濫調和傳統文化的糟粕同所謂新時代結合，建立起自認為代表歷史正確方向的「新意識形態」即習思想去填補，把它灌輸給大眾，尤其是黨員，成為黨的「聖經」，不可絲毫懷疑。對敢於挑戰當局的思想管制和習思想的人或者行為，則進行嚴厲打擊。 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再加上早就存在的一個政黨，三位一體的極權政體就這樣誕生了。客觀評估，習對中共的兩手改造還是起到了相當大的成效。如今的黨已成為習推行思想專制和極權統治的工具。然而，正如一個人過了百歲身體和意識、思維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僵化一樣，102歲的中共，在習的改造下，各項機能也在加速退化，越來越沒有生氣和活力。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在三年疫情期間，整個黨居然毫無辦法阻止習對國家和社會的摧殘，從而讓人看清這個百年大黨的垂垂老矣。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今日以及未來大國競爭的領域中，工業原物料與戰略性物資已成為地緣政治角力的籌碼。這場戰爭早已默默開打，只是未來的戰況將愈來愈激烈。 美國首先發動這場劍指中國的戰爭，以晶片為「智慧炮彈」，展開對中國從「鎖喉－缺氧－窒息」的絕命戰略；對中國而言，在幾近招架無力之下，也開始採取「資源斷供」與「反鎖喉」的報復戰略，相繼從晶片製造的必要原料（鎵、鍺、稀土以及可能的其他原料）施行出口管制。顯然，一種政治操作下製造上游戰略資源的「稀缺性」，已成為中國對抗西方科技戰爭的最後武器。換言之，資源的武器化，將把21世紀的全球政治推向「資源戰爭」的時代。在這場以「地球的最後家當」為武器的戰場上，最終將鹿死誰手？抑或，21世紀的人類將處於資源爭奪的不安與焦慮之中？ 世界歷史一再證明，誰掌握了對關鍵資源的開採、佔有、利用、管理以及爭奪的能力，誰就掌握全球政治的權力核心。所謂「地緣政治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資源政治學」。正如20世紀70年代以來，誰掌握了石油就掌握了權力，21世紀的今日與未來，晶片（半導體工業體系與數位運算能力），誰就主導未來世界的趨勢。 當今以及未來，世界不是扁平而是立體。舉凡海洋、陸地、航道、極地、石油、天然氣、稀缺礦產、半導體、AI智能、網路科技、腦神經打擊（brain neurostrike）等等地球資源與人工智慧，都將捲入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之中。成功或失敗取決於這場資源戰役的結局，無一國可以倖免！ 自2022年10月以來，美國發動了第一波對中共的科技攻擊，在晶片技術、設備、人才等方面，對中共實施出口禁令，開啟了一場「政府干預」的經濟戰爭。隨後，美國更是一波接一波，對中共的科技鎖喉進行補網、抓漏、強化與聯合作戰的圍堵策略，組成了美、日、韓、荷「四國晶片圍中統一戰線」。終極而言，美國就是要以消滅中國的晶片產業來消滅中共政權。一如過去我曾說過的，美國對中共採取的是「科技慢死」戰略，如今，戰況愈演愈烈，美國已準備從「鎖喉」進展到「勒斃」！ 中國亦不甘示弱，也將採取截根斷源、釜底抽薪的戰略，起身反抗西方。然而，在中國本以屈居下風的情勢，可否後來居上？情況並不樂觀。 美國對中國科技鎖喉的波段性加碼 1，2022年12月，美國將36家中國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中國幾個晶片大廠：中芯國際、長江存儲、長鑫存儲、上海微電子裝備集團，幾乎無一倖免。顯然，美國採取「先封死」中國大廠的策略，然後再從上游至下游讓中國的半導體產業自行滅頂。 2，今年5月23日，日本宣布對23種晶片製造設備的出口限制措施，主要是針對中國。這項措施比美國還嚴格，涵蓋了浸潤式微影（Immersion Lithography）器材用以及較基礎的45奈米製程。顯然，日本是採取「掘土挖苗」的策略，讓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寸草不生。 3，荷蘭政府於6月30日宣布，對部分先進半導體製造設備實施出口限制的規定，預定於9月1日生效。這項新禁令，主要是限制艾司摩爾（ASML，全球最大晶片微影設備廠商）生產的「深紫外光（DUV）光刻機」對中國出口。先前，荷蘭已經宣布對中國禁止出口用來生產7奈米以下晶片的「極紫外光（EUV）光刻機」，現在更擴大和加碼，連生產45奈米以下晶片的DUV也限制出口。顯然，荷蘭採取了呼應美國的齊一步調，以「一網打盡」的策略，進一步勒緊中國科技發展的咽喉。 4，今年7月4日，美國準備限制中國公司獲取美國的雲端服務，將要求包括亞馬遜及微軟公司在內的美國雲端服務提供，在獲得政府出口許可之後才能向中國公司提供使用尖端人工智慧晶片的雲計算服務。換言之，美國採取的是「抓漏」策略，試圖填補所有的圍堵漏洞，在「雲科技」（cloud technology）上加碼封鎖。 中共開始展開報復 針對以上，中共現在開始採取「報復措施」。中國「網信辦」於5月21日宣布，美國「美光科技」的產品存在「較嚴重」的網路安全問題，要求中國國內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運營者，停止採購美光公司產品。顯然，這一停止採取措施，必將徹底激怒美國。 隨後，中國「商務部海關總署」7月3日宣布，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從8月1日起對鎵、鍺相關物項出口進行管制，其中包括「鎵家族」相關物質：金屬鎵、砷化鎵、氮化鎵、氧化鎵…等八類，「鍺家族」相關物質：金屬鍺、磷鍺鋅……等六類。鎵、鍺這兩種金屬原料是製造電腦晶片、太陽能發電板的關鍵原材料。顯然，中共自信擁有鎵的全球市場佔有率達90%以上，鍺的佔有率達80%以上，所以採取「你（西方）要脫鉤、我（中國）就斷供」的反制策略，目的就是以牙還牙！ 中國第一波資源報復：弄巧成拙的稀土戰爭 實際上，這次禁止鎵與鍺的出口，並不是中國報復西方的第一次。2010年10月，中國基於與日本的領土糾紛，為了迫使日本在釣魚台撞船事件做出讓步，並宣示中國對釣魚台主權的主張，曾經一度限制並局部中斷對日本的稀土礦產的輸出。 由於稀土是一種蘊藏稀少、分布稀散的自然資源，廣泛運用於永磁馬達、磁致伸縮、磁光儲存、超導、雷射……以及電子電機、超硬合金、核能、航太科技等領域。中國擁有全球儲量1/3以上，而且是全球出口量最大的國家。禁止對日稀土出口政策一出，引起西方國家的一陣恐慌，中國更是舉國歡騰，高調宣揚中國可以動用稀土礦石為殺手鐧，以中國的「稀土優勢」反向掐死西方經濟的動脈。殊不知，在西方國家開始自行開採並分散風險之後，稀土礦石出現價格大漲之後的大跌，造成中國稀土市場全面崩潰，在弄巧成拙之後，中國對日本的復仇之戰宣告失敗。 禁止鎵鍺出口：傷人八百，自損一千 這一次，中國捲土重來，再度禁止鎵、鍺原料的出口，但其結果可能是報復不成、自食惡果： 1，就在G7廣島峰會提出「反對中國經濟脅迫」的宣言之後，話語剛落，中共就立即對號入座。這就更加強化西方國家對中國「去風險」的認知與急迫性，乃至進一步向「去紅鏈」、「去市場」、「去依賴」等等「去中國化」的方向推進。例如歐洲國家開始建立生產自主、自給自足的生產系統，建立「國家戰略儲備」，法國財政暨經濟部長勒麥爾（Bruno Le Maire）表示，他將要求歐盟把這兩種金屬納入關鍵物資清單，實現自給自足。 2，中國禁止半導體金屬原料的出口，將加速在中國進行採購的外國公司撤出中國，並且加速這一金屬礦石產業鏈的外移。這些產業數量雖然不多，但中國又再度面臨訂單流失的困境，引發外資撤離中國的連鎖效應。 3，鎵與鍺並不是稀缺性原料，中國對這兩種資源既非獨佔，也非不可取代。實際上，鎵的重要來源在世界各地都有，它是生產鋁等其他金屬時的天然副產品，也可以在金屬回收中進行提煉。換言之，中國的資源禁令在外交上聲勢浩大，但實際效果微乎其微。 4，從市場經濟學角度來說，一旦中國限制出口，就會造成兩種礦石原料價格的上漲，企業就會基於市場暴利進行開發和生產。在獲得了差價利潤之後，兩種礦石的市場價格就會走向「平價化」，反過來對中國市場產生競爭優勢。果然，國際鎵價一周以來跳漲27%，鍺價上漲 1.9%。依據Fastmarkets的資料顯示，鎵價於7月7 日當天每公斤已漲至32 美元，顯示買家試圖在管制生效前填補庫存，也預示相關企業將對資源的開發蜂擁而至。 俄羅斯立即背後捅刀！ 果然，就在中國宣布禁止鎵、鍺出口之後才短短兩天，宣稱與中國「合作無上限」的俄羅斯，立刻宣布增產以填補市場缺口。「俄羅斯技術國家集團」（Rostec） 每年可以生產多達20公噸的鍺，約佔中國出口量1/4，除了國內微量的需求之外，幾乎全部出口，短期之內足以彌補中國帶來的市場短缺，乃至如果加緊生產，或許可以取代中國的國際市場地位。換言之，所謂中俄關係「只有加油站，沒有休息站」的說法，根本是自欺欺人之說，不堪一擊。 中國自我矛盾的資源報復 儘管中國稀土戰爭的慘敗殷鑒不遠，但中國並沒有因此退縮，反而加碼推進。中國前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在《中國日報》的專訪中宣稱：「這一舉措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重拳出擊，這只是反制的開始；如果對中共高科技限制繼續升級，反制措施也會進一步升級」。但一方面反擊西方的「去風險」，一方面又要打資源戰爭，這是中國國家利益估算上的自我矛盾。 就在不久前於天津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上，中國總理李強對於西方國家為擺脫過度依賴中國供應鏈而提出的「去風險」（de-risking）政策，提出強烈批評。李強宣稱西方提出「降依賴、去風險」是一個「炒作的偽命題」，因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已經使世界經濟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李強宣稱，中國堅決反對將經貿問題政治化。 但中國禁止鎵、鍺出口，正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相反表現。中國以資源作為外交報復正是一種經貿的政治化、資源的武器化，是李強自掌嘴巴，是中國外交目標與科技報復之間的自相矛盾。 資源戰爭：冤冤相報何時了 這場起源於美中科技對抗的資源戰爭，已進入「報復/反報復/再報復」的型態，陷入冤冤相報和不可自拔的困境之中。這種大國競逐的邏輯與悲劇，本質上是一種國家對市場的強制性干預，其結果將使地球資源更加稀缺和匱乏，使人類陷入資源短缺的生存壓力之中。當今世界急切需要一種「未來學的倫理框架」，以約束因為資源爭奪與對抗所帶來的人類危機。然而，國際政治向來以權力和利益為槓桿，這種「未來倫理」的期望有如空谷足音，似乎只能飄蕩在杳無人煙的曠野之中……。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一九九二年，我剛考上北大時，一位來自大城市的室友將昆德拉的《玩笑》借給我看。此前，我從未聽說過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川西平原的小縣城，無人知道昆德拉。自認為博覽群書的我忽然發現，有沒有讀過昆德拉，是都市讀書人和小縣城讀書人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 讀完這本書，未必有多麼喜歡。或許為了填補鄉下人的自卑，我開始尋找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玩笑》的翻譯出版一波三折：一九八八年，譯者景凱旋開始翻譯《玩笑》，「《玩笑》這本書的出版本身就是一個玩笑」。昆德拉被捷克政府視為異議者，中文版《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駐華大使館強烈反對。次年，捷克發生天鵝絨革命，哈維爾當選總統，新政府不再反對中國出版昆德拉的作品。但中國發生天安門屠殺，出版審查收緊，不允許出版這本書。直到一九九二年，《玩笑》才得以出版。 一九九○年代，於在北大求學的我而言，是「最好的時光」。但對中國而言，卻是屠殺之後的沉默、逃避、玩世不恭。二十多年後，孟衎衎在〈米蘭·昆德拉在中國的意義〉一文中，梳理昆德拉在當代中國的接受史——「昆德拉熱」興起於一九九○年代初，其對英雄概念的反諷和對意義追求的解構如同思想之鏡，投射了當時的社會風尚。當時社會瀰漫著一種政治冷談症和精神疲憊。知識界有意逃離一九八○年代理想主義，倡導「思想淡出，學術凸顯」。昆德拉標籤式的名言「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遂風行一時。 一九九○年代最後一年，在「六四」之後宣稱「絕不在刺刀下當官」的李慎之老先生家中，我聽他目光炯炯、眉飛色舞地談論哈維爾。我寫了〈昆德拉，還是哈維吾爾〉一文，既是向昆德拉告別，也是與哈維爾擁抱——後者，才是「有時，我們要下到井裡看繁星」的中東歐精神的繼承者。 昆德拉在〈被綁架的西方或中歐的悲劇〉中，洋洋得意地用西歐代替中歐——他本人早已於一九七五年移居巴黎，於一九八一年加入法國籍；一九八六年，他第一次用「法國作家」稱呼自己，出版法語評論集《小說的藝術》。加入他國國籍、用新語言寫作，對流亡作家而言，是其自由選擇，無可厚非，但問題在於，作為法國人的昆德拉，不必居高臨下地將流亡當做逍遙，更無權將留下來的哈維爾和克里瑪們的反抗定義為「媚俗」——昆德拉的用語是「奇刻」，後來中國小資以使用該詞為時髦。 昆德拉指責《七七憲章》群體是為了「出風頭」（也有同樣的指責針對劉曉波和「○八憲章」群體）。人不能如此站著說話不腰疼。哈維爾嚴肅地反駁說： 不幸的是，我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只有去冒被認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那篇請願書那種行為——不顧一切地想出風頭——的風險而行動才能得到改善。我不想冤枉昆德拉，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歐洲受亞洲掠奪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歷史總是被遺忘、總是會出現許多殘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認為，七○年代初期以來捷克斯洛伐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就是認為，所有那些請願書都永遠是那麼的無望和荒誕，就是認為，那些請願書更加清楚地說明了那些人的行為是想以毫無意義的方式來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不顧一切。自然，在每一篇請願書中，甚至每一個簽名都有那麼一點昆德拉所譏笑的那種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對昆德拉的譏笑，特別是因為那只是在小說里譏笑。我反對他，是他看不見，或故意拒絕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顯但也更充滿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間接的和長遠的意義。昆德拉也許會成為他自己的懷疑主義的俘虜，因為這種懷疑主義不允許他承認冒著受人譏笑之風險而做出勇敢的行為可能更有意義。我能理解他對譏笑和凄楚的害怕，特別是考慮到他從個人的共產主義經歷中所吸取的教訓，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擔憂使他不能夠看到在集權制度下人的行為的神秘的兩面性。從心理學上來理解，徹底的懷疑主義是把一個人的熱情基於幻想的結果，但這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並因此而隱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說，事物的兩面性。 昆德拉在法國和中國備受歡迎，與他在俄國和東歐的流亡作家及留下來抗爭的作家群體中受到的否定形成鮮明對比。原因很簡單，法國人喜歡的東西，中國人通常都很喜歡，大部分法國知識分子與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都一樣虛無、自戀、油滑。布羅茨基曾撰文反駁說，中東歐不可能成為西歐。克里瑪認為，昆德拉致命弱點是「用來表達他的捷克經驗的方式是過於簡化的和展覽式的」。捷克文學評論家米蘭·簡曼在〈昆德拉的悖論〉中批評說，昆德拉在移民中寫的小說具有奇異的創造性的精神分裂症特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最初顯然是想描繪一個不自由的政權所毀滅的愛情的悲劇性，但結果卻成為一對情人在小小的捷克世界裡安適自在的田園牧歌。」捷克評論家容克文亦指出，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中其實是把布拉格之春的歷史輕輕帶過，給矇混過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共產黨背景。他更認為，在一切都約化為「刻奇」的名義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春發生之前的一切都給遺忘及遮抺掉，而這一切剛好就是使他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文化體制同謀者的一切。而米沃什的批評更為尖銳：「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其中每個人都著迷於上帝和排泄物之間的對抗。因為人排泄，所以上帝不可能存在。」他繼而指出：「昆德拉還有一點別的東西：對惡俗的痴迷、對最可恥現實的痴迷，這些東西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反覆出現於二十世紀文學，這也決定了二十世紀文學潛在的無神論傾向。」對於這個棘手的問題，米沃什的回應方式是：「我一生都在準備向它發起正面進攻，用一篇論文、一首詩或一篇散文。」他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否定昆德拉：「對待存在的正確態度是尊重，因而應避免與那些借諷刺挖苦來貶低存在，同時又讚美虛無的人為伍。」 沉溺於虛無主義的昆德拉不是一個「好的流亡者」（他始終堅持認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小說家，而非一個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他從未嘗試過理解中東歐的精神內核。在其被捷克共產黨政府剝奪公民身份四十年後，捷克政府在二○一九年恢復這位九十歲的老人的捷克公民身份，捷克駐法國大使親自將公民證書送到其巴黎的公寓中。但昆德拉本人對此不置可否。他曾經說，「沒有回返的夢想」，「我攜帶了布拉格，她的味道、格調、語言、風景、文化」。他拒絕返回民主化之後的捷克共和國，跟布羅茨基拒絕返回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是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布羅茨基拒絕重返俄羅斯，是因為他認為俄羅斯並未變好，仍然是一個黑幫統治的國家；昆德拉拒絕重返捷克，是因為他無法面對一個真的變好的捷克（米沃什晚年回到真正變好的波蘭定居），而捷克能變好，正是因為他被嘲諷為「奇刻」的哈維爾等人用坐牢等巨大的犧牲爭取來的。 昆德拉是波蘭流亡作家扎加耶夫斯基筆下的那種「悲觀的大師」——「不僅不信神，而且拋棄一切高尚、崇高的事物。或者更糟，只假裝相信，進而貶低作為我們共同遺產的『人類』這一概念。」與昆德拉相反，扎加耶夫斯基發現很多「好的中東歐人」，「他們身上努力結合了深刻而樸素的信仰，強大的幽默感，以及對善良文藝的愛。在那些古老的教堂里，我並不是獨自一人」。 昆德拉既不是中東歐人，也不是西歐人，而是不東不西的虛無主義者。他喪失了對「善」的信念，沒有固守的道德底線。他有一段幽暗的過往：捷克民間組織「極權政體研究所」的研究員哈狄雷克，通過研究解密的捷克警察檔案發現，當年只有二十一歲的昆德拉向秘密警察告密，讓同仁德沃拉切克坐了十四年牢——受害者大部分時間都在礦坑中面對極為吃重的勞力工作，這是政治犯被捕後常見的下場。昆德拉矢口否認此事，聲稱這是「對一個作家的謀殺」，他拒絕就此接受採訪，卻動員十一位世界級文豪和四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發表聯署聲明來「保衛」他。然而，受害者的一句回應意味深長：「對於昆德拉以告密者的身份出現在捷克媒體上，我們並不感到驚訝。我承認昆德拉是一個好作家，但我毫不懷疑的是，他首先是一個人。」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抓自上報）
2023年7月1日據說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百零二歲生日。以往每年此時都是眾所周知的”敏感日”，而今年除了一如既往地”敏感”，很多活動人士、維權人士和往年一樣被”上崗”監控之外，中共反常地示出在中共淪陷區”中共黨員人數超過了 九千八百萬”的消息。 中共刻意放出這種想讓世人覺得已經加入共產黨的人數很多(言外之意,可想而知踴躍申請加入中共的人民群眾數目更多)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經過幾天的仔細了解後略知了中共此舉緣由的一點點端倪，在這裡和大家分享,只願我們認真思考後能夠從中悟到些許表面現象之下的深層含義。 中國農村現今仍然是中共淪陷區的主體，多半中國人民生活在貧瘠的農村地區。隨著幾十年的中共統治，社會資源配置嚴重錯位，使得農民很難在農村靠耕種土地維持生計。可以說農村近年到了「十室已有七、八空」的程度，因為但凡還能幹點活的農民都設法找機會到城裡打工了。甚至就連 六十多歲的婦女也到城裡當護工，照顧年齡更大的老人……只有老弱病殘還留守在村裡看家。如今走在鄉村的小路上，就連想要遇到一個村民問路都很難…… 儘管鄉村如此蕭索，中國農村的村黨支部卻從來沒有停止過運作。但是今年的「『七一』黨慶」和以往相比，有點難辦與不同。因為今年黨一方面要求必須有一定人數的黨員參加「『七一』黨慶」，還要拍照上傳存檔；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都出外打工，村黨支部書記絕對沒有那個號召力要求他們回來參加像「黨慶」這樣的組織活動。事實上誰都明白：作黨員對於農民而言，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因此即便是地方黨委用「開除他們的黨籍」相威脅，要求他們回村參加組織活動，他們也不會回來。 在此情況下，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多處的很多鄉黨委組織各村支部書記開會，想出了把一些留守村裡的村民召集到一處慶祝黨的生日，然後再帶他們到附近的烈士陵園、「革命聖地」，以及「先烈故居」遊覽一番拍照上傳的方法。就這樣，「全國黨員歡慶中國共產黨 一百零二華誕」的「黨的政治任務」就完成了……真是「村哄鄉，鄉哄縣，一直哄到國務院」。難道中國共產黨所說的「九千八百多萬黨員」的數字就是這麼得到的嗎？共產黨組織部難道就不去核對一下上傳的照片，確認參加者是不是黨員嗎？ 我們都知道春秋時期有個「濫竽充數」的故事，可是面對今天的「『七一』黨慶」，共產黨有組織地「組織」群眾濫充「黨員」之數，我們不能不感嘆：「濫黨充數」可比「濫竽充數」勁爆得多了。 記得清政府即將倒台時，皇后婉容獨自到宮外去，回來時溥儀提醒她，「這是違反宮廷規矩要被處死的」，之後便沒有了下文。當人們都知道一個團體已經沒有了凝聚力，很快就要樹倒猢猻散的時候，所有的香堂幫規便不再具有實質的約束力。 雖然表面上中國共產黨擁有「九千多萬黨員」，可是這些所謂的「黨員」有幾個懷揣著中共黨想要的「一顆紅心」呢？！ 因此，中共在「『七一』黨慶」所炫耀的 「九千多萬黨員」不過是用來濫竽充數、裝點門面、自欺欺人的數字罷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日前從推特上看到CCTV新聞聯播的一個片斷：習近平端坐中央，發表講話；左右兩側分別坐著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每個人都在畢恭畢敬地用筆在一個小本子上記。 這種畫面我已經看過很多次了。不過這也只是習近平上台這幾年才有的畫面。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沒有這種畫面。習近平上台之初也還沒有這種畫面。但這決不是習近平的首創。習近平是跟北韓金正恩學的。我們從北韓發的的新聞中就常常看到這樣的畫面，或者在室內，或者在室外，金正恩或者坐著，或者站著，只要一講話，跟隨左右的文武官員都趕快掏出筆記本，拿起筆來記。 看到這樣的畫面，感到十分荒謬可笑。都什麼時候了，還要拿筆來記？在電子錄音這麼普及這麼方便的今天，為什麼還要求大家回到手工時代用筆記呢？在現場用筆記，很容易出差錯，很容易有遺漏，為什麼不錄音呢？在場的都是大領導，手下沒有秘書嗎？當場錄音，下來叫秘書整理成文不行嗎？特別是黨中央，黨中央一不缺錢二不缺人，黨中央完全可以在現場錄音，然後把講話整理出來和印出來發給大家。幹嘛不呢？在毛時代，在鄧江胡時代，當局就是這麼做的，為什麼到了習近平時代還要人用筆記呢？這裡必定是有原因有講究的。 習近平講話，左右官員低頭用筆記。這幅畫面很搶眼。習近平要的就是這種畫面。這幅畫面顯示的是，習近平天縱英武，金口玉言，句句是真理。文武大臣無不心悅誠服，無限信仰，無限崇拜。既然連政治局常委這麼大的官都對習近平畢恭畢敬，佩服得五體投地，別人還敢不服么？美國總統拜登說了一句習近平是「獨裁者」，中共立刻激烈反駁。其實就看看這幅習近平講話、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們低頭用筆記的畫面，就是對「獨裁者」這三個字最好的圖解。 除了表示對領袖的崇拜與順從外，這種畫面還有別的政治意涵。 1、沒叫你傳達，因此你不能告訴別人。2、領袖發了指示，必須領會領袖意圖，遵循領袖的指示辦事。3、事情辦好了，自然歸功於領袖，是領袖英明。4、事情沒辦好，照領袖指示辦事把事情辦砸了，你可不能歸咎於領袖，因為領袖的那些指示沒留下白紙黑字也沒有錄音，你的筆記只是你自己寫的，不能算數，事情辦砸了只能怪自己，領袖不負責任。一切功勞歸於領袖，一切過錯歸於別人。領袖只攬功不擔責。 不錯，我們知道，領袖發表講話，中央常常要在事後印發有關講話的的文件或紀要，但是這類印發的文件或紀要常常會對一些關鍵的話進行打磨，使它們變得模糊些圓滑些，從而使得領袖更容易推脫責任。在現場，領袖的講話很可能是比較直白的。不直白，下面的人聽不懂，不解其意；但是太直白了事後很難推脫責任，所以中央要做這麼一種安排，一方面要大家當場用筆記，儘可能原汁原味地領會領導意圖，另一方面又把領導的講話整理成文字，以文件或紀要的方式印發下去，因為印發的文件或紀經過了精心的打磨，這就使得領袖更容易推脫責任，而你的現場筆記只是你自己記的，不能算憑據。由於沒有文字記錄和錄音錄像，外人和後人看不到這背後的貓膩。 通過這一幅畫面，我們可以了解到專制獨裁的運作特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財長葉倫的4天訪華行程已經結束。在北京，密集會見了中國多位財經官員，包括總理李強、副總理何立峰、財長劉昆、央行黨委書記潘功勝，以及卸任的副總理劉鶴和尚未卸任但實際已經退居二線的央行行長易綱。對前幾位的會見很正常，算對口，見退休高官，就中國的外事紀律來說，雖然並非絕無僅有，但確實不常見，尤其考慮當下的美中關係。所以，外界對葉倫見劉、易二人，特別是劉鶴，關注度甚至超過她見李強。有美國諮詢機構問我，如何看待此事，是否說明劉鶴退休後仍然對政策發揮很大影響力。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先看看中國官方對這事的報導處理。透露葉倫訪華要見劉鶴和易綱的是美國財政部，然後西方媒體發布會見消息，然而中國官媒不置一詞，未見相關報導。一般來說，已退休官員包括總書記或者總理，見來訪外賓，除非某種極特殊的情況，官媒都不會報導，所以中國媒體沒有劉鶴見葉倫的消息不奇怪。但按理來說，易綱見葉倫，媒體是要報導的，劉昆和潘功勝二人會見葉倫，都上了官方網站，易綱畢竟還沒有正式宣布退休，名義上是央行行長，他若見葉倫，不應該沒有報導。因此，我懷疑他沒見葉倫。我問了幾個相關人士，他們也不能確定易綱是否見了她。 假如易綱見了葉倫而官媒卻沒報導，肯定不是易綱本人有什麼問題，當局不讓見報，一定是當局又出台新規定：對於已決定內退但尚未正式宣布的官員，會見外賓不再宣傳報導。習近平時代對官員的宣傳報導，只有對他自己開綠燈，怎麼宣傳都可以，不怕多隻怕少，對其他官員，包括總理在內，則非常吝嗇，多一字都不行，因此如果做出這種新規，也沒什麼奇怪的。 現在來說說退休後的高官去處和對政策政局還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問題。其實，我之所以在前面花很多筆墨講當局對劉鶴易綱會見葉倫一事的報導處理，同這個問題是有關的。當局不讓官媒報導退休官員會見外賓，目的就是要限制他們的影響力，不讓外界和民眾產生聯想，以為這些退休官員特別是那些在位曾受很大關注的官員在退下來後，還能對當局的政策甚至政局產生某種影響，發揮某種作用。中國官場的規律是，新官不理舊政，官員退下來後，一般是人走茶涼，但是，如果曾經主政一方，或在重要部門擔任過領導職務，並廣受矚目，卸任後，對地方政治或者國家某個方面的政策多少還是有些影響的，甚至在某個特定時期或者某件特定事情上，所能起到的作用還很大。 以劉鶴而言，南華早報前不久報導，他在今年兩會退下來後，現在還參與當局有關經濟政策尤其是對美決策的制定，原因在於，他過去這方面的經歷和經驗，讓當局認為在處理和美國的關係時還要聽取他的意見和建議。劉鶴和習近平的關係密切，做副總理負責處理對美事務，包括貿易談判，被認為是習的首席經濟智囊，他有國際視野，思想相對開明和開放，因為年齡問題退下，但像他這種資歷和學識的官員，在習的財經隊伍里，確實也不多，因此，卸任後還受重視，還能向當局提供政策諮詢和建議，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和習的個人關係，能夠得到當局的信任。 像劉鶴一樣，退下來後可以給當局提奏摺的高官，特別是財經高官並不少見。比如溫家寶內閣的副總理曾炎培、多次連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他們卸任公職後依然很活躍，曝光率很高。此次葉倫訪華，據說周小川設晚宴款待她。中國退休高官完全退下來，不過問政事的不多，一般會到某個曾與自己管轄業務有關的行業協會或者與自己的學術背景有關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庫，去掛個職、做個顧問什麼的，發揮影響力。這種行業協會很多，智庫也很多，像博鰲亞洲論壇、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國家頂級智庫，網羅了一大幫退下來的高官。曾炎培和周小川先後出任博鰲論壇的理事長和副理事長，前者2019年還作為時任總理李克強的陪同人員之一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來華參加中美企業家對話會的美方代表。除此外，如今去大學擔任某個二級學院的領導的退休官員也多起來了。但後者對官員的學術背景要求更高，有些官員原本是學者從政，退下來後再回到大學任職。像北大清華等著名高校，都有高官在卸任後轉向講壇。這些有點像西方的旋轉門。不過，像朱鎔基卸任總理後還掛名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的，屬於特例。 當然，去行業協會、智庫和大學發揮餘熱的退休官員，雖然有機會為當局提供政策諮詢和建議，但如劉鶴、曾炎培和周小川一樣，繼續深度參與當局決策的，則不是很多。這一方面對退休官員還是有顧忌，說多了怕有干政之嫌，另一方面在任者有自己的主政思路，不一定會接受這些人的意見。中國官場複雜的人事問題，讓退下來的官員在提意見，參與政策討論時，也要慎重，不能越位，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盡量讓在位者不要產生某種不好的聯想，免得雙方都尷尬。 我談的退休高官主要指部級和副部級這兩個層級，至於副國級及以上的所謂國家領導人，則另當別論，他們退下來後除少數外，基本是淡出公共視野。尤其是正國級領導人，包括總理和總書記，退下來後表面上在家安享晚年，不再對國事指指點點，否則很犯忌。對他們過問政事，相信當局有這方面的規定或默契，原則是不可讓他們隨意發表意見，干擾現任領導人的工作。而在習近賓士理下，怕是不需要當局提醒，這些退休來的正、副國級，自覺會閉嘴，以免吃力不討好。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6月24日，俄羅斯瓦格納頭子普里戈津突然發動兵變，震驚全世界。雖然事件迅速落幕，但普京痛心疾首稱被「背後捅刀子」一幕，仍令人想像驚心動魄。普里戈津和普京有逾30年的私交，堪稱是普京親信。已有許多人將事件對照到親俄的北京，分析習近平如果在台海開戰，中國版的普里戈津會是誰？ 成為中國版普里戈津需要條件 目前外界對於中國版的普里戈津，分析得不太靠譜（可靠）。諸如說是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前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現任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或者說是軍方中的反習勢力。 習近平上台對軍隊大清洗後，現在兩個軍委副主席都算習近平的親信，張又俠主管軍務、何衛東主管政工，有相互監視和牽製作用。另外軍委辦公廳還有習的大秘鍾紹軍作為監軍，加上軍中極度封閉，要造反更難成事。 江澤民已死，江派退休大佬曾慶紅的勢力已被習近平打得七零八落，無法翻身。近期曾慶紅的侄女曾寶寶創立的地產企業「花樣年」爆雷，麻煩無解，側面說明曾慶紅已靠不住。 陳文清本來是習於後期從外圍收編進來的人馬，中央政法委其實是個協調機構，並不像當年周永康時期那樣有實權。陳文清也難成中國版的普里戈津。 王滬寧雖然很壞，但只是「狗頭軍師」，與發動武裝叛亂離得有點遠。 筆者認為，習近平靠親信來整肅官場，檯面上的政敵已整得差不多了，日後如果說有人有能力、有條件反水（反叛）威脅他，不太可能是退位的反習大佬，而可能是目前仍然表現忠誠的親信。 另外這個人得握有相對獨立的武裝。現在看來，最危險的人物，不是在軍隊、武警中，而是在公安中。不是控制人數有限的中央警衛局的蔡奇，而是習的另一名親信王小洪。 王小洪是公安部長兼書記，大權獨攬，統管全國超過兩百萬的警察。他還兼任公安部特勤局的書記和局長，特勤局的主要職責是反恐、維穩和重要的保衛工作，在各省也有垂直管理的機構。 鐵杆比較：普京與普里戈津、習近平和王小洪 正宗的習家軍都是習近平早年一路結交、並已形成鐵杆關係的「熟人」。其中王小洪更是習近平公認的心腹。這與普里戈津和普京的關係有得一比。 普里戈津和普京是聖彼得堡的同鄉。他是在聖彼得堡開餐廳時和普丁結交的，將近30年的老交情可不是一般的關係。 1997年，普里戈津在聖彼得堡開了一家遊艇改造的水上移動餐廳——新島（New Island）。普京曾多次在這家餐廳接待政要和舉辦派對，而普里戈津也常常隨侍左右。普里戈津敢闖敢幹的作風和善於經營的能力贏得了普京的青睞，很快被普京納入了自己的近臣之列。 普京在2000年成為總統，普里戈津也時來運轉，他成了俄羅斯重大國家場合宴會的首席承辦人。他贏得了「普京的大廚」稱號。 類似地，王小洪是福建福州人，與習近平私交甚篤。早在九十年代習任福州市委書記時，王先後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負責習的安全保衛。 據說王小洪當時住在習近平樓下，由於彭麗媛不在福建，習近平出差期間經常將女兒習明澤寄住在王小洪家。這顯示王對習非常忠心，習對王非常信任。 習近平上台後為了戰勝政敵，需要王小洪。近年清洗公安系統，就是從習將王小洪調入公安部開始的。2018年3月，王小洪任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正部長級），2019年11月再兼特勤局黨委書記、局長；2021年11月，接替趙克志擔任公安部黨委書記；2022年6月，王小洪擔任公安部部長、中央政法委副書記；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王小洪獲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晉陞副國級。2023年3月，王小洪再兼任國務委員。 北京官場流傳：作為福建幫代表人物，公安部長王小洪被稱「超級警霸」，他藉掌管公安部特勤局監控一眾高官，在中南海橫行無忌。 王小洪的「警霸」稱號，令人聯想到普里戈辛公開怒噴俄軍高層的姿態。 王小洪悄然組建「王家軍」 王小洪近三年在清洗原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原司法部長傅政華「政治團伙」勢力期間，已在全國公安系統大量安排親信上位。特別是去年正式取代趙克志之後，全國31個省份省級公安廳廳長全部換了一遍，個別地方如河北，在8個月內已換了三任公安廳廳長。 新上任的公安廳廳長或黨委書記基本上是異地調任，有些原來並不在政法系統任職，一些人明確和王小洪有工作交集。 比如上海公安局長張亞宏，2021年之前曾任公安部情報指揮中心黨委書記、主任，其時王小洪是常務副部長，握有實權。在王小洪接任公安部黨委書記之後，張亞宏馬上空降上海副局長（正局長級），王小洪升任公安部長時，張亞宏隨即坐正。 天津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衡曉帆，和王小洪在北京公安局有多年工作交集，是時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王小洪的副手。 河南省公安廳廳長鄭海洋，曾長期在北京公安系統任職，和時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王小洪有緊密交集。 廣東省副省長、公安廳廳長王志忠上月調任公安部副部長。王志忠曾在公安部警衛局（特勤局）工作33年，深得身兼特勤局局長的王小洪信任。 已有消息說，現任深圳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劉國周有望升任廣東公安「一哥」，並且擔任副省長。劉國周是河北邢台人，長期曾任北京市西城區副區長兼公安局局長，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是時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王小洪的舊部。 2021年年初，王小洪的福建舊部、莆田市副市長及公安局長陳楓已秘密接掌香港中聯辦警務聯絡部。 公安部層面，公安部副部長陳思源是王小洪掌北京公安局時的嫡系。 公安部副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長亓延軍，是王小洪任職河南公安廳長時的河南省消防總隊隊長舊部。 公安部副部長孫茂利，之前長期在公安部法制局，他在去年8月由王小洪一手提拔為副部長。 今年3月才從陝西公安廳長升為公安部副部長的徐大彤，也屬於王小洪自己挑選的人。其它各地每一個新上任的省級公安廳長，也必須是王小洪親自把關選定。 習近平用人有個特點就是只敢用「熟人」，王小洪也學會了這個套路，也藉此培植自己的勢力。而靠任人唯親、人身依附關係建立的這支隊伍，沒有任何約束，只會助長野心家。雖然王小洪口頭要大家忠於習，但時間長了，身邊肯定有人慫恿他。大家心中就只知有王，不知有習。實際上並非「習家軍」，而是「王家軍」。 一旦時局有變，這支隊伍會不會成為華格納一樣的隊伍，被王小洪用來以「清君側」之名針對習？如果真有中國版普里戈津，王小洪堪稱是頭號人選。 其實習近平也在王小洪身邊布局了一些眼線，會有所監視。比如排名第一的副部長兼國家移民管理局局長許甘露，是福建同安人，也是習近平的福建舊部。但許年已61歲，過兩年就差不多要退。 習近平知道公安對自己是個威脅 如果不是為了掀翻中共體制，中共內鬥一般不存在正義。公安系統號稱是中共的「刀把子」，歷來作為政權維穩機器，對內鎮壓人民，但在黨權權力鬥爭加劇的特殊政治氣候下，也會威脅到統治者本身。習近平當然知道這一點。 2021年9月中，大陸媒體曾報導（後刪除），江蘇省公安廳刑警總隊原總隊長羅文進為首的江蘇「司法黑幫」，與原重慶公安局長鄧恢林等人勾連，密謀在「國家領導人」赴南京參加活動時行「不軌」。這位「國家領導人」，外界認為就是習近平。而鄧恢林曾是江派高官孟建柱掌政法委時期的中央政法委辦公室主任，是孟的「大管家」。 被指反習的「孫力軍政治團伙」的七名成員均已被判重刑，其中孫力軍、傅政華、王立科和劉彥平均被判死緩。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長龔道安、重慶市公安局前局長鄧恢林，山西省公安廳前廳長劉新雲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15年徒刑、14年徒刑。 孫力軍曾被通報涉及「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成伙作勢控制要害部門」、「嚴重危害政治安全」。傅政華也被官方通報涉「野心極度膨脹」。並且兩人都涉及藏槍問題。 自孫力軍於2020年4月落馬的三年來，王小洪「挖地三尺」清查孫的公安餘黨。等王小洪在公安清理底定，「王家軍」成勢，如果台海有戰事，恐怕就是習近平危險之期。 當然，王小洪只是屆時亂局中的中國版普里戈津之一。一個參考版本而已。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