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480萬機密文件曝光 海外分行被指替北京辦事
2026 年 9 月 15 日
被稱為「情歌王子」的歌手刀郎，在沉寂10年後攜帶他的《山歌寥哉》專輯重出樂壇，因為一曲《羅剎海市》走紅大江南北。這個專輯的風格與他留給人們很深印象的帶有西北粗狂情調的愛情歌曲明顯不同，糅合了民歌、小調和搖滾。不過，刀郎此次廣受好評，得到輿論極大熱度的關注，不單是他唱法的改變，更多是《羅剎海市》的歌詞讓人刮目相看，被賦予一種特別的含義。有人把它解讀成刀郎是用此歌嘲諷樂壇虛假繁榮，特別是曾經打壓過他的四位歌手；有人認為，刀郎這首歌是用音樂描募當下這個美醜不分、黑白顛倒的世界，是對習近賓士下中國的辛辣諷刺。 要理解《羅剎海市》的寓意，先得了解蒲松齡的同名文言小說。因為刀郎此歌正是取材後者，借用了蒲松齡小說的人物和部分情節。蒲松齡在這部小說中虛構了一個現實中不可能存在的羅剎國，某年某日，一位叫馬驥的中國人在海外經商，因颶風誤入了該國，發現這裡的人長得奇形怪狀，以丑為美，以丑選官，越丑官做得越大。這完全是個與人們對美醜的正常認知顛倒的世界。馬驥是一個美男子，但在羅剎國，人人對他避之不及。後經人指點，他把自己的臉塗得漆黑，向丑看齊，眾口反而讚譽，還被國王封為大夫。這是該部小說前半部分的內容。 借《羅剎海市》譏諷樂壇和時政？ 刀郎在他的《羅剎海市》歌中說，「羅剎國向東兩萬六千里/過七沖越焦海三寸的黃泥地/只為那有一條一丘河/河水流過苟苟營/苟苟營當家的叉桿兒喚作馬戶/十里花場有渾名/她兩耳傍肩三孔鼻/未曾開言先轉腚/每一日蹲窩裡把蛋來卧/老粉嘴多半輩兒以為自己是只雞/那馬戶不知道他是一頭驢/那又鳥不知道他是一隻雞/勾欄從來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打西邊來了一個小伙兒他叫馬驥/美丰姿 少倜儻 華夏的子弟/只為他人海泛舟搏風打浪/龍游險灘流落惡地/他見這羅剎國里常顛倒……豈有畫堂登豬狗/哪來鞋拔作如意……是我們人類根本的問題」。不難發現，他是要用蒲松齡的小說來達成自己的歌詞意涵。後者通過這個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來表達對他當時所處時代的憤懣。在蒲松齡看來，他生活的時代，是個以丑為美，美醜完全顛倒的時代。好人不得志，壞人飛黃騰達。一個人不同流合污，會被排斥，受到打擊，戴上假面具之後，反倒被大家接受，正所謂「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舉世一轍」。 刀郎或許與蒲松齡一樣，對人性的冷暖有同感。他被很多人認為是要報10年前樂壇的四位「大腕」那英、高曉松、汪峰和楊坤對自己打壓的「一箭之仇」。此四人被大眾視作樂壇的既得利益者，當年是他們對刀郎的不公正指責讓他在樂壇消失。現在刀郎攜新歌重返樂壇，對四位進行了極盡嘲諷之能事，大快人心，得到輿論的呼應與支持。刀郎新歌中有沒有這個意思在內？很難講沒有。歌詞中一些明顯的諧音、隱喻容易讓人聯想到他和四人曾經的恩怨。 然而，將刀郎的《羅剎海市》看成樂壇的私人恩怨，要報「一箭之仇」，顯然拉低了這首歌的應有內涵及其深度，甚至它也不只是要抨擊樂壇的以美為丑現象。於是一種說法認為，刀郎的新歌是在譏諷當下中國的現實。因為人們很容易拿歌詞並進一步援引蒲松齡的小說來和當下現實對比，發現何等驚人的相似。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同樣像蒲松齡的小說描寫的羅剎國，或者像刀郎歌中的馬戶一樣，美醜不分，是非顛倒，把假的說成真的，真的反而變成假的，指驢為雞到了一種非常嚴重的程度。 可以在現實中舉出很多此類現象。比如，正常社會發生各種災難事故，不管人為還是非人力造成的，標準的作業程序是及時向社會公布事故真相，安撫受害者，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悲痛有人在傾聽，並且在採取補救措施。然而中國出現了災難，官方第一時間是瞞，實在瞞不住引發群集的輿論效應，派警察對受害者和家屬進行維穩，生怕他們會出什麼亂子。最近發生的齊齊哈爾一學校體育場館倒塌，死了10個學生的事故，就是這種處理手法，它實際假定受害者或他們的家屬會亂來，向政府提過分要求，讓政府下不了台。換言之，官方如此處理事故，是預先假定受害者及其家屬會是刁民。這樣當然不是去解決矛盾，而 是激化矛盾，讓事情變得更難解決。官方其實也並非不知這種解決手法不好，但已形成定勢，很難改正過來。 中國官員調子唱越高，壞事干越多？ 再如，習近平每每對他的黨員和幹部要求重溫建黨的初心和使命，並把初心和使命解釋成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但實際上，有多少黨員和幹部心理真正裝有人民，真誠為這個國家做事，群眾明白得很。現實中調子唱得越高的官員，背後乾的壞事可能越多，通過各種貌似「合法」和不合法手段竊取人民的財產夠其子孫後代享用幾十、上百年甚至更長。所謂初心和使命不過是用來攫取個人和家族利益的一塊遮羞布而已。看看這些年反腐讓多少貪官現原形就夠了。在中共這個腐敗的官僚群體中，最虛偽的就是作為總代表的習近平，他口口聲聲高喊人民利益至上，強迫官員要和人民打成一片，可本人對人民卻害怕得要死，不敢近距離和人民接觸一步；口口聲聲依法治國，憲法至上，可自己的權力不受法律約束，高居憲法之上；口口聲聲中國實行的是全過程民主，這個民主比西方民主好上一萬倍，卻從來不敢開放一場真正的投票選舉，全過程當中沒見到群眾的半點影子；口口聲聲要保護個人的私有財產，可當局隨便找個什麼「罪名」，就可以把企業家的合法的私人財產剝奪。 因此，誠如刀郎在歌詞中唱的「勾欄從來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儘管每一個政體言行不一的現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然而，中共的問題在於，它明知不會去做，卻偏用一個崇高的目標去誘騙人，為自己的統治塗脂抹粉，習近平在這方面更進了一層，他把虛偽當真誠，個人真的相信，他的一整套指驢為雞、有背民心的統治術，是為民眾好，為國家和民族好。 這是許多對現實不滿的人從刀郎的《羅剎海市》歌詞中讀出的含義。至於刀郎本人是否有此意，敢於影射中國現實，只有他知道。然而，問題不在於他要表達的真實含義到底是諷刺樂壇的不良現象，包括曾經遭受的不公壓制；還是譏諷習近賓士下的中國。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輿論作如是想。顯然，有一股力量看到了刀郎歌詞中的辛辣的諷刺性可以用來嘲諷當下現實，嘲諷習對中國的黑白顛倒的統治，推動這首歌讓更多的人了解和傳唱，將刀郎塑造成一個帶有符號意義的當局的諷刺者的角色。 就此而言，他們是要借刀郎的歌這個酒杯，澆自身塊壘，就好像刀郎借蒲松齡的小說澆自身塊壘一樣，以表達對習政權的強烈不滿。他們知道，面對輿論賦予刀郎這首歌此種諷刺意涵，當局將處於尷尬狀態：如果因此把刀郎的歌封了，正好坐實當局做賊心虛，是歌詞諷刺的那種樣子；如果不敢封，這首歌將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喜愛和傳唱，歌聲的力量會讓更多人在心裡培養起對當局不滿和反抗的種子。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秦剛從消失到免職歷經一月，各種猜測車載斗量，其中的關鍵字有三個：一、情婦與私生子（美國出生）；二、內鬥；三、火箭式竄升與殞落。三個都沒錯，但至今為止，很少有人涉及秦剛宦海滅頂的真實緣由。本人從未加入「秦剛猜想」之列，當早就被閑置冷宮的原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在在秦剛被宣布免職之後的第三天，丟了廣播電視局副局長這頂烏紗帽，倒秦的緣由已經隱然若現。 情婦與私生子問題還放不倒秦剛 目前，關於鳳凰衛視前主持人傅曉田與美國出生的私生子問題，有好幾位元與傅認識的前同事或其他人出來指證。在秦剛被免職的第二天（7月26日），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刊物《學習時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稱，指年輕幹部要德才兼備、才配其位，要在重大政治考驗面前有政治定力，經得起形形色色的誘惑。不少人因此認為這是免職的主要原因。 但我不認為這是秦剛免職的主要原因。中共國安系統對幹部一直秘密監視，這些黨員幹部的私生活，在掌控隱私方面堪稱萬能的中共早就有數。2022年12月秦剛任外交部長之前的考察過關，說明黨不真在意這些事情。這也是傅曉田在2023年3月網上分享與剛出生兒子的照片並祝賀秦剛生日，如此高調不擔心授人以柄的原因。 中國外交部的「親美派」與「親俄派」 外交部有內鬥這不奇怪，有人的地方就有鬥爭，中共太祖毛澤東1966年就說過：「有人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它就是有。」讓黨內分成兩派，毛居中平衡是其鞏固權力的重要手段。 中美建交大半個世紀，中共所謂「大國外交」，其實就是中國對美關係，外交部內部早就形成一支知美派勢力；自2009年開始，中國再度注重對俄外交，原來處於低谷的親蘇外交人員自然是枯木逢春，人氣漸旺。所謂內鬥，在政府內部多半圍繞利益紛爭，職務升遷就是最大的利益。據《官員晉陞路線圖》（第一財經日報，2013年07月02日）介紹，中國公務員系統升遷，每晉陞一級，就是一場升遷之戰。 該文計算，以截至2012年底全國公務員總數708.9萬人為基準，按照全國13.4億人計算，平均189人中即有一名公務員。從普通百姓成為公務員，算是完成了官員晉陞的第一步。能夠走上縣處級崗位的，是公務員隊伍一部分人的巨大轉折，也是大多數人的封頂之作。全國縣處級公務員約有60萬人，相對於708.9萬人的公務員而言，其晉陞比例大約在12：1的狀態。從處長到廳局級幹部，就是要從60萬人中選出5萬，比例也是12比1。若與整個公務員隊伍對比，則是142比1。升至省部級官員，以廳局級幹部為基數對比，為16.7比1；以處級幹部為基數比較，為200比1；公務員隊伍中能攀上省部級高峰的比例大約為萬分之四。 這次秦剛被免職之後，原白俄羅斯外交部一等秘書帕維爾·斯倫金（Pavel Slunkin）透露了2015年習近平對白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的一件往事。秦剛時任中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為確保習近平第二天的訪問行程萬無一失，半夜兩點打電話給他，要求再次檢查習近平次日要參觀的博物館，這次準備工作包括數台階、以及詢問走到哪一級台階音樂會響起。在習近平結束訪問飛回北京後，斯倫金問一位中國外交官：「在這漫長的一個月的準備過程中召開數百次會議，討論相同的問題，計算步數，晚上參觀博物館，究竟是為了什麼」外交官的回答是說，你知道，在北京有數百人跟在我身後，排著隊要取代我的位置。因此，如果我不像你所說的那樣去做，那麼就會有另一個人去做。」 可以說，外交部兩派當中，哪派佔上風，哪一派的人升遷機會就多。 秦剛丟官，是被抓住了痛腳 可想而知，對於秦剛最近幾年的火箭式升遷，外交部內肯定會有人不滿。究竟是誰不滿？答案大致有了。秦剛7月25日被免去外交部長職務，7月28日，曾任中共前外交部副部長的樂玉成被免去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副局長一職。樂玉成曾被認為是中共外交部長的熱門人選。現年60歲的樂玉成於1986年進入中共外交部任職，其任職經歷中主要在前蘇聯東歐這一地區， 2017年，樂玉成晉身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2018年擔任外交部副部長，2019年調至俄羅斯任大使，2022年離開外交系統。2022年2月4日，習近平同來華訪問並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會談結束後，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接受媒體採訪，稱「中俄關係上不封頂，不斷攀登新高」。2022年6月14日，俄烏戰爭開始不到4個月，樂玉成調離外交部。據英國《金融時報》引述知情人士說法，樂玉成調職是因其未能準確獲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情報並報告北京。從樂玉成的言行及利益所在來看，他是典型的親俄派。 俄烏戰爭開始後，中國與美國的關係非常吃力。秦剛被任命為中國外交部長次日，美國之音曾引述多家美媒的分析發表《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出任外長， 其低調與柔軟身段惹關注》一文，美國媒體還注意到，秦剛即使在一些火藥味濃厚的議題上，也試圖盡量把話說得委婉。比如說，他曾表示，如果中國事先知道俄羅斯準備入侵烏克蘭，那麼北京就一定會儘力勸阻俄羅斯的這一行動。此外，針對外界擔心台海兩岸兵戎相見，秦剛也刻意降低台海擦槍走火的風險。在談及中俄關係和俄烏局勢時說，「中俄之間合作沒有禁區，但也是有底線的」，與樂玉成說的中俄關係「上不封頂」完全不同。2022年12月30日，免去王毅兼任的外交部部長職務，任命秦剛為外交部部長。美媒大多認為，習近平任命秦剛出任外長之時，他本人正在儘力改善與美國及其盟友的緊張關係，也為了改變中國的「戰狼外交」形象。此後，秦剛最受注目的舉動是，在聯合國4月下旬就A/77/L.65決議草案明確提到「俄羅斯聯邦在侵略喬治亞後侵略（aggression） 了烏克蘭」做「全案表決」時，包括中國在內共有122個國家投下贊成票、5國投反對票、18國投棄權票。這是俄烏戰爭開始後，聯合國多次譴責俄羅斯的投票表決中，中國唯一投了贊成票的一次。 中國投了這一票之後，從美方並未得到明確的好處，取消關稅的事情依舊沒有蹤影，限制晶片出口中國措施反而加強，老拜登在6月21日乾脆直指習近平為「獨裁者」，可見秦 剛對美伸出的橄欖枝沒用。與俄羅斯之間的互動在4月底之後暫時停止，直到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5月24日訪華。習近平會見舒斯京時再次強調了今年3月訪俄所確定的戰略，並稱將不斷豐富兩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內涵。私下裡談什麼，外界自然無從知曉。但此後雙方聯合日本海軍演、俄方宣布普京將於10月訪華。 秦剛擔任外長期間，外交部駐外大使異常活躍，各吹各的嗩吶各唱各的調。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4月21日在訪談中有關「前蘇聯國家不具獨立國家的主權地位」等言論引起歐美國家嚴厲批評。半島電視台6月27日則報導了外交部親美派的表態：在被問及中國是否支持烏克蘭收複目前被俄羅斯佔領地區的目標時，中國駐歐使團團長傅聰表示，支持烏克蘭恢復1991年所劃定的全部領土，包括2014年被俄羅斯吞併的克里米亞——這種互相打架的外交官表態至少表明秦剛這位外交部長領導無方。 以上就是秦剛被抓住的痛腳，情婦私生子只是隨大菜附送的一道餐前開胃菜。 將背景交待完畢之後，可以對秦剛「明星殞落」做一總結： 習近平在處理俄美關係上，一度有過搖擺，當他想與美國緩和關係時，「親美派」秦剛升任外交部長。秦剛在今年4月下旬聯合國會議上的投票，是他仕途終結的導火線。因為這一投票既未換來中美關係的緩和，還引發了俄羅斯的不滿，也給那些對外交部長位置有嚮往之心的人提供了口實。這種「誤判」當然不能讓「定於一尊」的習近平負責，秦剛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 樂玉成雖然已經離開外交部，但他在外交部曾經領導的那支親俄勢力還在。這次他在秦剛免職兩天之後丟掉烏紗，估計就是最近一段時間動作多了一點。聖上撤換秦剛本來就很丟面子，習近平丟車之時，順手將樂玉成從官場下架。 至於外界評論認為這是習近平政權倒台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那純粹是想多了。在處理俄美關係時，習近平或者有過片刻搖擺，但在美國亞太戰略的「步步緊逼」之下，他必然繼續對俄友好。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將來的中國歷史，將有一個特殊的分期，叫做「習近平之亂」。中共歷史上，前有毛澤東文革之亂，後有習近平管治之亂，前後互相輝映。 中共人大常委會開了一個會，習近平簽了一個主席令，免去秦剛的外交部長職位——人大常委會奉旨免，習近平煞有介事簽。從前任免部長，都沒有主席令這回事，以後是否都要走這個程序？如果不是，為何獨厚秦剛？如果都這樣，又有什麼依據——這是體制之亂。 秦剛做了半年駐美大使，沒有寸功就升外交部長，做幾個月，沒有寸功又升國務委員，剛做滿半年外交部長，又莫名其妙被撤職查辦，坐火箭升，坐火箭墜。王毅原是秦剛上司，秦剛被撤，王毅又回來接秦剛之職，偏偏秦剛不做部長卻還做著國務委員，國務委員高於外交部長，客觀上王毅變成秦剛的下級。可是王毅又是外事辦主任，外事辦主任與國務委員誰的官職大，那又沒有人知道了——這是官職之亂。 秦剛被撤了外交部長又保留國務委員，究竟犯事屬於什麼性質？按理，若性質不嚴重，應該撤高階職位，保留低階職位，以觀後效，現在反過來，撤了低階職位保留高階職位，意味他不能做小官，只能做大官？國務委員都兼實職，現在國務院只有秦剛一人擔虛職，傳統上外交部長都由國務委員兼任，王毅又因秦剛霸位而半天吊——這是賞罰之亂。 一國外交是國家的面孔，為秦剛這一檔鳥事，中共國搞得灰頭土臉，駐美大使被人當面奚落，外交部發言人恨不得找個地洞借土遁。日後秦剛若再出來當官，好事者必窮追他這一次霉運的來龍去脈，他還怎麼做外交？若秦剛不出來任事，習近平還得再簽一次主席令，撤去他國務委員之職——這是外交之亂。 國內的經濟之亂、官場之亂、社會之亂、文化之亂，那就不必提了，僅僅外交之亂，已經把中共國逼到牆角，而這一切內外之亂，源頭就是習近平一人之亂。習近平處理內政外交，就是亂搞，搞亂一處不收拾，又到別處去搞，每到之處，都是秋風掃落葉，一定要搞得周身唔聚財才罷休。捅了漏子，也不負責收拾，把爛攤子放著，借口那是「千年大計」。世上沒有人知道千年以後是什麼局面，因此這些爛攤子就不能算在習近平帳上。 為什麼要保留秦剛的國務委員之職，因為若將他的官職全免了，那就證明習近平用人不察，缺乏知人之明，被一個「兩面人」騙得團團轉，還將他當作心腹委以重任，一天到晚盡做「倒自己米」的蠢事，他就會被視為無能之輩，落下千古罵名。 保留秦剛的國務委員，意味秦剛的問題還沒有定論，他可能復出，也可能不復出，是生是死，有待習近平拍板。習近平在想什麼沒有人知道，先過了這一關，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莫測高深是老毛的作風，自中共進城後，老毛就深居簡出，不肯隨便見人，因此被召見者往往身價百倍。早年在延安窯洞，下屬見老毛都不經通報，彭德懷就試過撞破老毛床上好事。到文革中，劉少奇要見老毛，盼星星盼月亮，幾乎像小奴才。老毛又喜歡引經據典，說一些含義模糊的話，讓底下官員去猜，越猜越心驚。 習近平樣樣要學老毛，可惜半桶水，本想莫測高深，可惜到處捅漏子。權力無邊大，隨心所欲亂搞，沒有搞亂敵人，只搞亂了自己，這種亂搞又搞亂的本事，果然無人可及。 秦剛犯的絕不是小事，若是小事，犯不著如此大動干戈，但他在外交領域，表面上也沒什麼差錯，唯一可能的，是在陰謀活動方面。我猜秦剛還不至於做間諜那麼「低庄」，因為他出賣國家情報，不能得到比外交部長更大的好處。至於與情婦的關係，眾所周知，那在中共官場根本是小菜一碟。 秦剛是紅二代，中共黨內最有可能敢動習近平「乳酪」的，只有紅二代這一幫人。他們雖然都靠中共佔了大便宜，但沒有人會將自己的家族利益歸功於習近平，相反的，習近平上台後亂搞，使他們的未來凶多吉少，要改變未來的厄運，唯有搬走習近平。 胡錦濤在人大會場被當眾架走，台上新舊高官都面無人色，而驕橫慣了的紅二代，必不會「骨」一聲吞下去，秦剛若涉事，應該與反習有關。食碗面反碗底，本來勢不可饒，但要揪出幕後一長串，又不得不恩威並施，這是撤了部長又保留國務委員的原因。國務委員沒有實權，又暗示留了一條後路給他，要死要活，只看他交代的是否徹底。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秦剛與傅二奶在美產仔一事即使被當局簡單界定為「道德敗壞」，也已經嚴重觸犯了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政府的外事紀律以及「黨的隱蔽鬥爭戰線」的鐵的組織紀律。王毅與秦剛之間的「老新交替」被宣布後，秦剛被暫時保留國務委員空職的下一個時段，應該是對他所犯錯乃至罪行進行繼續調查並最終研究出處理決定的過程，所謂「軟著陸」之說並不準確。 本專欄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文章標題是《要麼下基層，要麼進秦城，秦剛復出已半點可能》。結果文章發出的次日，中共當局即對外發布了秦剛的外交部長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免去的消息。接替秦剛外交部長一職務的是去年12月底才被秦剛接替了這一職務的王毅。 筆者注意到外界已有評論文章指出：秦剛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大使的身份包機接送鳳凰名記傅曉田到華盛頓受孕，後在洛杉磯產仔的醜聞被傅曉田主動對外曝光後，習近平當局之所以被動等待了一月之久才把秦剛免職，並非所謂「任其發酵」，故意丟秦剛的丑，只不過是在等待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時履行一個法律程序。 話說的沒錯，但至今為止，筆者仍未見到有一篇評論文章指出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是為了因應秦剛案的「特殊需要」，而臨時召開了會議。 本月3日，筆者在本專欄曾發表《二十大落選中委的潘功勝鹹魚翻身》一文，文中有如下一段：外界和中國內部媒體熱炒潘功勝「全面接掌央行」時，均沒有注意到中組部負責人是7月1日下午到央行幹部會上宣「旨」的，而在此之前的6月28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剛剛閉幕，會議中決定的人事任免事項無一和國務院有關。 按照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時行使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一般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時候，可以臨時召集會議。 常委會會議一般在雙月的下旬召開。會期一般為5天左右。」 請聽眾和讀者們特別關注這段中共法規文字中的「特殊需要」和「常委會會議一般在雙月的下旬召開」。 正是根據如上中共法律條文，筆者在7月3日撰寫的這篇文章中斷定，無論是否會在未來結束央行的「雙首長制」，並由潘功勝再接替央行長行政職務，易綱交出他今年3月才被剛剛被宣布連任的央行行長職務的時間，最早也要等到兩個月之後，也就是今年8月下旬。 由此可見，如果單單是為了「決定」讓已經被宣布免除了央行黨委副書記職務的易綱把央行行長的行政職務也交給潘公勝，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斷沒有必要在7月下旬「臨時召集會議」，因為這實在不是什麼「特殊需要」。 筆者在這再強調一下，依照相關法規，本月25日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本應該是在8月下旬召開的。而就是因為要讓秦剛的「失蹤」儘快「合法」， 這才為王毅和秦剛之間的一任一免之「特殊需要」，臨時召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而易綱的央行行長的第二任任期也因此又被減去了一個月。當然這對易綱來說沒有任何損失，反正從潘公勝被宣布為央行黨委書記的第二天，他易綱已經不再理事，央行的官網的內容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截止前天中共全國人大常委宣布了中共外交部行政（業務）首長王毅和秦剛之間的「老新交接」之前，筆者看到的關於秦剛日後下場的「分析」和「爆料」內容，最猛的莫過於彭麗媛建議「放生」，習近平主張「輕饒」。 而秦剛如今雖然被免去了外交部長職務，但仍還保留著國務委員的副國級職務—-雖然再沒有任何具體分管的事項，仍還是被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是「輕饒」的體現。而筆者則認為秦剛被「軟著陸」的說法過於武斷。 昨天在留園網上讀到一篇網貼《為什麼沒有拿掉秦剛的國務委員》，署名「刀鋒」的作者自稱是人正在貴陽旅遊的「翻牆」者。文章說：人大常委會的決議，就關於秦剛的去向使用了免除外交部長字樣，並且依然保留了國務委員的職務，這就又給大家留下了無限的遐想空間。而且此次決議還涉及了其他幾位部級幹部的任免，這就給秦剛留下了很大的面子，弱化了事件的嚴重性。看起來就像是一次正常的人事任免的例行的人大常委會決議，那幾位部長起著陪綁的作用。 人大常委會的決議中沒有使用撤銷等辭彙，並且也沒有撤銷其國務委員的職務，這說明這件事情還沒有完結，這不是最終的處理，因為外交部長不是秦剛的最高職務，他的最高職務是國務委員。沒有對其最高職務進行任何處理，說明這件事情還沒有完，還沒有做最後的評估以及做最終的處理，還沒有做最後的定性。比如他有沒有其他方面的問題，比如他在美國發生的一些問題，有沒有受到對方的掌控，有沒有受到政治敲詐而變節？有沒有泄露中國外交戰略，特別是對美戰略的底牌等等！這些都需要時間來完成！等對他的問題做出最後的評估後，自然就會有一個最終的處理，屆時一定會出現撤銷等字樣。另外，使用免除，可以不給理由。如果使用撤銷辭彙，就必須要在公報中給出理由！ 這位牆內作者的邏輯比境外大多數網評人更清楚，文中所說的「公報」，應該是指黨內處理的中紀委和監察委的通報。 順著這位牆內網友的思路分析，筆者認為外界對秦剛事件的炒作實在是有點「看熱鬧的不嫌事大」了，特別是出自一些專職網評人的「爆料」內容，楞是認為秦剛和傅曉田兩人中至少有一個與「火箭軍案」扯得上關係，筆者對此表示謹慎的懷疑。 同時，筆者也承認，雖然外界關於傅曉田是「雙面間諜」的說法其實沒有什麼具體證據，但傅曉田本人供職於中共「隱蔽戰線」是毫無疑問的。相信這一點並不需要任何證據，因為中共政權的駐外記者沒有不身兼「特殊使命」的，無論他（她）的工資是由國安系統直接支付還是由其表面記者職務所掛靠的在冊媒體支付。 至於秦剛，已經有外界媒體因為他的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的「專業」背景而指證他是中共政權的「職業特務」出身。 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簡稱「國關」的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創建於1949年，當時還叫「外交知識和外交事務培訓班」，歸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1950年，改編為外事幹部學校。1955年，臭名更加昭著的中共中央調查部成立後，這個外事幹部學校劃歸中共中央調查部領導。1961年，該校與現外交學院合併，更名為外交學院分院。不久，外交學院分院（原外事幹部學校部分）又從外交學院分出，以此為基礎擴建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的國際關係學院。 按照維基百科的介紹，北京的這所國際關係學院當前的隸屬關係並不明晰。有官方文件提及該學院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民間亦有此觀點。不過，媒體和該學院稱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管理」，亦有稱「直屬」於教育部。然而，截至2022年4月，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名單中並沒有列出國際關係學院。 民間和其他國家的中國研究學術界一直有觀點認為國際關係學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招募人員的主要來源之一。 其實，無需「引經據典」，在中國內地，連參加高考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也都知道這個國際關係學院的「特殊和神秘」。但準確地說，這個國際關係學院和它的分支，公開掛牌為「國家安全部直屬幹部學校的」江南社會學院還是多少有些區別。最主要的區別就是相對於江南社會學院的生源無論是來自社會還是本來就是各級國安系統的職員，學業完成後的去向百分之百都是國家安全系統，而國際關係學院的畢業生則除了它自己宣傳材料中列為畢業生去向之首的「國家政法系統」，還有外交系統和研究機構，以及一些高校也開設的國關學院等。 如此說來，秦剛就是屬於這個國際關係學院為「國家外交系統」培養的人才了？也對也不對。 說「也對」，無需過多解釋，秦剛畢竟已經坐到了外交部長這一外交系統的最高位階了。說「不對」，是因為秦剛大學二年級入黨之後更進一步「積極要求進步」，1988年畢業分配後就進入了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擔任中文秘書。此時很可能是直接受雇於北京市國安局。 有興趣的聽眾和讀者可以上網查閱一下這個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的內容介紹，它號稱是外交部直屬單位，內部只簡稱它為「服務局」。但如果你進入外交部網站的話，卻找不到它的蹤影。外交部網站上介紹的它的直屬局級機構之一「服務中心」和這個外交人員服務局，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前者是為外交部自己和它的駐外機構後勤服務的，所以名稱更應該是外交部後勤局。而後者則是專門服務同時管控駐北京的各外國使領館的。其中服務的部分，供職人員均是外交部和一些政府非「隱蔽戰線」的機構的僱員，而管控的部分，則隸屬於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其中相當一部分集中在該服務局給外國駐京使館提供的「中方僱員」里。相信本文的讀者和聽眾即使沒有過在外國駐華大使館或者駐華記者站有過任職經歷，也應該從對中共政權的常識了解中體會出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歷史上曾多次變更上級部門，有時是號稱外交部直屬，有時又是對外介紹由外交部和北京市政府共管。這裡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事實上就是北京國安局。 而秦剛1988年國關畢業之初進入這個外交人員服務局，很有可能是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秘密僱員身份進入的，所謂「中文秘書「的職位，沒有可能是為該局的辦公室或者局領導設置的，而是為某外國使館設置的。 也就是說，當年國際關係學院畢業後的秦剛，十有八九應該是以某外國駐華使館被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提供的「中方僱員」的身份開始他對中共政權的效命生涯的。 維基百科對秦剛的介紹內容是：1988年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被分配到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擔任中文秘書。1992年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歷任西歐司隨員、三秘…….。 沒錯，這個秦剛從1988年畢業於國際關係學院開始的前四年是服務局的「中文秘書」，「進入外交部」的時間是1992年。 至於為什麼從「隱蔽戰線」的特工轉為公開身份的職業外交官，並不難理解，中共外交部、中聯部和國家安全部，以及過去的中共中央調查部，甚至軍方的總參二部、三部和總政聯絡部，從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間人員隸屬的調配再正常不過。 中共駐外使領館的職員中事實上分為外交部派出和非外交部派出兩大部分。非外交部直接派出的有來自商務部的，來自教育部、科技部的等等，身份都較為公開。另外也還有來自總參二部和三部的，以及國安部的，真實身份就要保密了。至於秦剛，當然是屬於外交部派出的。雖然包括前中共駐美國大使秦剛在內的所有中國駐外使領館的外交部派員在公開外交活動之外也必須從事見不得人的勾當，但在中共整個外交部的駐外高級外交官里，像他秦剛這樣職業特工出身者，似乎不多見。 再分析下來，雖然秦剛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肯定已經不是職業間諜了，但他對傅曉田的鳳凰名記包裝之下的秘密身份應該比誰都清楚。如此說來，他秦剛和傅曉田在美國產下一個小小美國公民一事，除了令他秦剛背負上了嚴重違反黨紀黨規和國家的外事紀律的「違紀」罪名是毫無疑問的，而同時也嚴重觸犯了中共「隱蔽戰線」的重要行規。 台灣的明居正老師日前在台灣著名主持人陳凝觀女士的「年代向錢看」電視專題節目里分析說：中共間諜系統里有一條「內規」，即不可以」跨界交流」。即這條「線」的間諜不可以和另一條「線」的間諜有來往……。所以，即使傅曉田不是雙面間諜（只是單面），秦剛也犯了一條輕罪，即「跨界交流」。 其實，在中共「隱蔽鬥爭戰線」里早就有「間諜和間諜，不能搞破鞋」的調侃說法。因為無論是過去的中共中央調查部還是如今的國安部，對其內部人員的嚴格紀律限制之一就是絕不容忍內部人員相互發生婚外情。豈止是婚外情，即使是未婚男女之間發生戀情，也都是要組織安排或者組織批准在先。 黨和國家培養了傅曉田，是指望他去勾引「外方」的有價值人士並藉此拿到要挾把柄的，到頭來卻是和己方的駐美大使生下一個小小美國公民，從而給了美方要挾的把柄，算是怎麼回事啊？ 分析至此，筆者的「初步結論」是：僅僅「就事論事」，把秦剛和傅曉田的事情簡單界定為中共政權里司空見慣的「道德敗壞」，他秦剛即已經觸犯了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和政府的外事工作紀律以及「隱蔽鬥爭戰線」的鐵打的組織紀律。 如果調查結果最終止於此，他秦剛的問題較有可能單單被定性為「嚴重違紀」。至於在此前提下為什麼暫時還沒有被免除或者說罷黜國務委員空職，留等下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金雞報曉 早年在紐約，我聽過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的胡鞍鋼，以抑揚頓挫的腔調講述中國的綜合國力，像一隻報曉的金雞。我也看過林毅夫寫的英文論文，談到大躍進運動後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他引述了「三千多萬」的數字，與西方學界的評估相當。但不知為什麼，在他後來卸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回國，主張中國人應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後，他的論述就開始有排外的傾向，字裡行間帶有民族主義情緒。他相信「不過半世紀，中國一定強」。他也相信一直到2034年，中國經濟都能維持8%的平均增速。實際上，從2013年開始，經濟減緩，國務院下調年增率至6%（仍然是令其他國家羨慕的數字），中共並提出那是「新常態」。但林毅夫仍堅信中國經濟總量，按市場匯率計算，可能在2030年超過美國。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美國的一半，GDP總量有望達到美國的兩倍。 「湘西土匪」易富賢則推斷，到2035年中國的GDP總量才達到美國的85-95%，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22-27%。《經濟學人》近日刊出一篇預測中國GDP增長的報導（2023/6/8），顯示一家頂級的獨立經濟研究機構Capital Economics的預測，與易富賢的推斷吻合。聯合國則預測，中國15-64歲的人口在2030年代將下降一億人以上。這對林毅夫的推斷也是不利的。當然，林毅夫可以繼續表示他不認同「人口紅利」的觀點，繼續堅持他的「人口品質紅利」論。如前文所述，從人力資源看，在當前中國，要將從未上過高中的70%勞動力，通過教育培養各種現代科學技能，需四十年的時間才能見成效。而經濟體本身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也非指日可待。 李稻葵今年六月在清華經濟論壇上分析經濟形勢，則是規勸大家不要對人口問題感到焦慮，因為「平均受教育水準不斷上升，到2050年，中國人力資源的總量會高達14.66億，仍是世界第一。」不知他的根據何在。到2050年，中國人口還有14.66億嗎？如果沒有，那麼高達14.66億的「人力資源總量」是怎麼來的呢？要算上機器人和外籍移工？靠空洞論說如何能平息焦慮？ 官方已承認，2022年人口開始負增長。這確實引起普遍焦慮，因為官方許多預估都建立在人口資料上。那可是未來的「韭菜」啊。大陸媒體湧現的建議五花八門，有的要求直接發放現金補貼，來減輕育兒的經濟壓力，一孩家庭可獲得七千五百元補貼，加生一胎又可獲多少補貼。大奶二奶小三情婦，不論有無名分，都鼓勵生育。有些城市開始號召有償捐精。雲南昆明一家醫院宣告捐精大學生可獲四千五百元的補貼，這背後似乎又有優生學的考慮。還有建精子庫，擴大提升受精等促孕方式，以及醫保配套，儼然又是新時期「大幹快上」的大躍進2.0思維。不過這一回與上世紀的1.0不同，「抓革命促生產」，真的是要促進生孩子。 試管嬰兒 捐精促孕並不稀奇，今日世界上至少有一千兩百萬人是經由試管誕生的，每三分鐘就有四個試管嬰兒出生。全世界IVF（vitro fertilization）的比率是175個新生嬰兒中，就有一個試管嬰兒。不過這裡也有風險。美國曾經發生過一名醫生用自己的精子弄出五十多個嬰兒的驚人醜聞。這些嬰兒將來有可能發生近親通婚的倫理問題。鼓勵大學生捐精，大學生會讀書沒錯，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領導幹部不也有特殊才能？他們不免也要發出「徯我後」的不平之鳴？通過試管捐精，老熊維尼可以生出一堆小熊維尼來延續革命香火。 大陸有些地方還宣布生第三孩可領兩萬元的補助款，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近日有外國記者走訪黑龍江宜春市，見到的宣傳看板是兩夫妻身旁一孩，嬰兒車中一孩，妻子還隆起了肚子。新時代的幸福家庭。可是城裡卻看不到年輕人。一個中年大叔嘆氣說：以前想生不讓生，現在讓生也生不起了。 這就回到了問題的源頭。 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是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同美國作對的國家都是越搞越窮，無一例外。不論是自力更生也好，集體自力更生也好，沒有外來直接投資（FDI）經濟難以發展。所以在1979年美中建交後，中共立刻同美國簽訂了科學合作協定與文化交流協定，也邀請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到北京設辦事處，鄧要迅速掌握眼前難得的國際和平機遇。中國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毛澤東後知後覺 ，「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實行「晚」（晚婚──男25、女23)、稀（拉長生育間隔）、少（只生二孩）三個方計的節育政策，已經有效降低了生育率，1980年總和生育率為2.24，已接近世代交替水準。聯合國人口專家認為，無需再進一步收緊政策。然而中國政府對此毫不理睬。中國與人口基金簽訂的合作備忘錄，要求人口基金提供資金，協助中國生產新式安全的避孕產品，並提升收集和使用人口資料的能力。1982年在中國舉辦的現代化人口普查，被視為當時的一大盛事。單是運算資料的電腦設備，人口基金就提供了一千五百多萬美元給中國。可是對於中共嚴酷的一胎化政策，人口基金卻沒有置啄餘地。 一元化領導 一、在中共一元化領導的傳統下，只要是最高領導人拍板定案的政策，就帶有某種神聖性，成為基本國策，必須進行到底，不會輕易轉彎的。 二、「一胎化」政策下，強制避孕結紮的措施 ，以及把婦女當做牲口，強押上手術台墮胎的手段，雷厲風行。為達到上級規定的指標，計生幹部甚至對懷胎晚期婦女仍然實施強制墮胎，逃跑者被抄家毀屋。種種殘忍的做法令人無法理解。 三、在東亞文明圈的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經濟發展初期也曾宣傳過避孕節育，但基本上都是自願而非強制性的。隨著都市化和物質生活的改善，教育健康水準的提高，「少子化」已成為這些地區的共同趨勢。政府都在為生育率下降而煩惱。這樣的先例，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出現，中共當局為何毫不覺醒，及早調整政策，也是令人難以理解。這些例子也說明，中共嚴酷的一胎化政策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四、如今開始嘗到了人口萎縮的苦果。必須問的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按易富賢的說法，早在世紀之交中共就應改弦易轍，停止一胎化。可是他卻背負了「破壞基本國策」的罪名。 易富賢是1969年出生，1980年中共實施一胎化政策時，他只有11歲。他在受訪時表示，當時他了解的實情令他反感，童年就感覺到計劃生育的錯誤。感性的反應是他日後理性分析和批判一胎化政策的動因。他的大嫂因超生二胎，在外躲藏幾個月，房子被拆。親屬中有懷胎數月，「准生證」未批下來而被抓去墮胎的。小學初中老師因超生被學校開除。同學的隔鄰小孩，母親被強制墮胎，墮下的胎兒是活的，被扔進垃圾桶，其母將胎兒從垃圾桶里撿起，由窗戶遞出去，給他父親在窗外接住，才保存了一條小命。 回想毛思迪 易富賢11歲的童年，使我想起我們那個時代在加州的研究生毛思迪（Steve W. Mosher）。1979年，他是美中文化交流計畫下，首位前往珠江三角洲作田野研究的史丹福大學人類學博士生。他在蹲點的農村公社親眼目睹了婦女被迫結紮和晚期孕婦被強迫墮胎的實況，令他氣憤填膺。他用中文在紐約的美洲版時報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他所見的真相。令中共惱羞成怒，指控毛思迪用賄賂手法取得公社的計劃生育資料，違反學術倫理。在中方壓力下，史丹福校方開除了毛思迪的學籍。但他在1983年出版的論著《破碎的大地──農村中國人》，以他的田野調查為依據，描述當地農民的生活實況，以及強迫墮胎等措施帶給婦女的身心創傷。書中流露的悲憫情懷與人道關切，引起讀者很大的共鳴。不但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主流媒體稱讚他的細膩觀察與生動的文筆，美國人類學學會季刊《美國人類學家》，也刊出書評褒揚這本傑出的人類學著作。 十年後，毛思迪根據來自中國大陸的一位護士紫安傾述的一生經歷，以第一人稱寫出《一個母親的劫難》，也引起巨大轟動，歐洲亞洲國家的出版社購買了多種文字的出版權，著名媒體發表評論。護士紫安的自白，透露了貫穿她一生的受害人與加害人的雙重身份。計生政策的嚴密監控，使女性變成一個個毫無隱私、毫無人格尊嚴的生產工具，一旦行為越軌（超生），家中親友和工作單位的同事都會受到連坐處分。一幕接一幕的事實描述，令人看得透不過氣來。尤其是在「不願死去的小男孩」一章中描寫醫師殺嬰的情節，更是驚心動魄，讓人毛骨悚然。 當年在養兒防老的觀念下，農村還出現過溺嬰潮。還有選擇性的自動墮胎，造成如今人口男女比例失衡。「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來控制人口，到頭來究竟所為何來？得到了什麼成效？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 現在中國社會在「躺平」和「潤」的氛圍里，對年輕人來說，就業前景黯淡，平均月薪比往年大幅下降，如何有能力去響應共產黨「生產」報國的號召？不要說住房負擔不起，連嬰孩奶粉錢也不易張羅。日益嚴厲的社會控制，有誰還願意把孩子生在越來越專制的環境？易富賢的調查發現，與亞洲鄰國比起來，中國大陸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是最低的。 也許中共官方會宣布，人口負增長是「新常態」。 鄧老爺子闖了禍。醫學博士易富賢的理性批判，被開除學籍的毛思迪的人道關懷，兩者相得益彰。 哎，厲害了我的國。「一胎化」政策下那些未生新死的冤魂又能向誰傾訴？ 恩格斯說得好：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她不僅在戰爭中，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駕著凱旋車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馳騁。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全文轉自上報）
金融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這誰都知道。中國的金融領域有幾個敏感話題，銀行安危、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它們都涉及專業知識，許多人不甚了了，但這三個話題，大家又不得不關心。當今的時代，民眾誰不在乎自己的存款安全？企業運營會有涉外業務，匯率振蕩就直接影響到企業生存；外匯存底是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經濟地位是否穩固的象徵，可中國的真假外匯儲備讓許多專家頭痛。 最近，與中國相關的這三個話題，在國際媒體上引起了多番關注。中國的銀行系統為地方財政的巨額債務兜底，引發中國幾大銀行的國際評級降到底；銀行的潛在金融危機和企業所欠外債無力償還，讓華爾街對中國上萬億美金的金融投資開始撤離；外資撤離使得人民幣匯率趨貶，同時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水落石出」；對中國的外匯儲備進一步分析就發現，中國的外債非常沉重。這些金融問題集中到一起，將進一步造成外資對中國經濟信心的下降，使中共無法再依靠外商的金融投資來「輸血」。 一、銀行存款送政府 今年6月26日中國審計署長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國務院關於2022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提到，國家審計署「重點審計了18個省本級及36個市縣共54個地區的財政收支管理情況……70個地區通過『自賣自買』國有資產、虛構土地交易等方式，虛增財政收入861.3億元，其中67.5%發生在縣級」。6月28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報道，標題是，「中國地方政府通過『自賣自買』，虛增財政收入」。 據《華爾街日報》6月12日的報道，中國的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負債總規模，去年9月就已經達到GDP的295%。而其他媒體披露的消息是，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已高達80萬億人民幣，債務雪球正越滾越大。 中國政府應付這個債務雪球的辦法是，讓銀行購買地方政府的債券，變相地把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轉移給銀行去承擔。地方政府負債過度、財政收入因賣地困難而有枯竭之虞，所以欠下巨額債務而無力償還。中共當局為了眼下拯救地方政府的財政，不惜把國有的主力銀行拖進壞賬泥坑。 中國今年5月發布的《2023年中國銀行業調查報告》提到，2022年59家上市銀行持有地方政府債券43.7萬億元，占債券總額的七成，主要是六大國有銀行承擔了地方政府的債券。7月4日中國的金融圈傳出一條消息，近幾個月來，中國的頂尖銀行正在給地方政府的融資平台（（local-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LGFV）提供期限25年的大量貸款，幫這些融資平台還舊債，這等於是讓大銀行給地方政府的爛賬買單兜底；而且，為了幫地方政府緩解財政困境，這些貸款前4年免息。 二、民眾取款麻煩多 雖然中共高層讓銀行為各級地方政府送錢救急，但今後這些地方政府幾乎不可能歸還銀行的借款。而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民眾的存款，這些錢借出去打了水漂，民眾就沒辦法提取存款了。 由於政府從銀行大量取走現金，放給地方政府的大筆貸款都是「肉包子打狗」，產生了銀行的巨額壞賬，這當然會危及銀行的生存；更糟糕的是，銀行為財政負債兜底，還造成銀行的銀根特緊，金庫里可以支用的現金很容易見底。這種狀況下，存款多的客戶來提存，銀行就沒錢讓客戶提取現金。 最近半年來，香港民眾紛紛湧入深圳的各大銀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但提款過程越來越「艱辛」。我的錢，你銀行都不讓我取，很多香港人對此敢怒不敢言。深圳的各大銀行限制香港人提取存款的做法，大致有以下幾種：首先是取款上限卡在2萬元；其次，提取大額現金要求提前預約，但銀行的預約客服電話無人接，讓預約無法完成；再次，銀行故意縮減櫃檯服務人員的人數，櫃檯上只留一人處理現金交易；為防止客戶把存款轉出，銀行會無端凍結客戶的銀行賬號。 香港有財經專欄作家認為，擔心銀行有不少壞帳，導致資產質素出現問題，「可能跟大陸樓市或債市有關，市場都知道這方面不太對頭……如果銀行體系都有事，到這個程度都不能不防，（情況）會急轉直下」。 三、人民幣匯率與銀行安全成「蹺蹺板」 華爾街最近一直在關注中國地方政府無法償還的嚴重債務負擔，中共讓銀行兜底的做法，關係到華爾街對中國金融投資的策略選擇和盈虧。今年6月初彭博社報道，「投資者歸零，中國地方債務爆發，視為亞洲最大風險」，這「投資者歸零」的說法，指的是西方對中國的投資者正在「歸零」，外資持續撤資；6月5日彭博社又報道，「中國對地方債務飆升的保證，未能緩解擔憂」。 7月5日華爾街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在一份給客戶的報告中，下調了中國頂級銀行的評級，把中國農業銀行的評級從「中性」下調成「賣出」，把中國工商銀行和興業銀行的評級從「買入」下調至「賣出」。這家投行表示，擔心中資銀行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銀行承接此類債務帶來的盈利風險以及銀行的命運。當天，中國的銀行股在香港就馬上暴跌。這個負面金融消息會加快國際資本從中國外逃，而外資撤離就導致人民幣不斷貶值，從今年1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路滑坡。 中共為了穩住外資，希望他們回頭，從7月開始採取措施，拉抬人民幣匯率。其辦法是，讓中國的頂尖銀行把在國外的外匯頭寸調回央行，買進人民幣，於是人民幣貶值的趨勢暫緩。這是一個長期有效的穩定匯率的辦法嗎？當然不是，因為，這樣做會傷及中國的主力銀行之生存。 其結果是，匯率政策和銀行穩定政策互相對立，形成了一個人民幣匯率與銀行安全度的「蹺蹺板」：要穩匯率，銀行的安全度就下降；要穩定銀行，防止客戶對銀行不放心而大量提存，匯率就會貶值。這樣，匯率穩定和銀行穩定兩者就此消彼長；雖然「蹺蹺板」在短期內可能上下擺動，但從長期看，銀行穩定性關係到中國經濟和政權的安危，其重要性遠遠大於人民幣匯率，所以，人民幣匯率就難以固守。 四、商業銀行風險大 商業銀行在國外的外匯頭寸，是中國頂尖銀行的國外分行日常為中外貿易和服務辦理結算時收到的外匯，也就是銀行在國外的櫃檯業務每日外匯收付結算之結餘累積數。這個累積數有多大？從2015年的金融機構信貸收支平衡表來看，大約在2千到3千億美元左右。 為什麼我只講2015年的數額，因為從2016年起，中國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被央行「清零」了。這當然不是說，中國所有商業銀行櫃檯和金庫里的外匯頭寸，一夜之間全都突然消失了，這些外匯頭寸依然存在。至於央行為什麼要在賬面上「清零」，其中的貓膩，下一節會交代。 中國的商業銀行手裡的外匯頭寸，有一部分不能動，必須應付每日收付外匯的需要；但有一部分是可以機動使用的。當商業銀行總行在國內的資金緊張，或者央行強化商業銀行外匯結餘的及時結算紀律，商業銀行會把外匯頭寸的一部分賣給央行，增加央行掌握的外匯儲備，同時買進人民幣資金在國內使用，這樣做就拉抬了人民幣匯率。 為什麼中國的商業銀行拉抬人民幣匯率，就影響銀行的安全呢？因為，中國的央行為了拉動經濟，維持著低利率，而美國聯儲會為了壓制通脹而不斷升息；到今年7月19日，美中之間的貸款利率已經拉大到5個百分點，美國的貸款利率是8.25%，而中國是3.55%。這個巨大又難得的利率差，對面臨地方政府壞賬沉重壓力的中國的商業銀行來講，誘惑力實在太大了。 中國的商業銀行有一個生死線，即存貸款利率必須大於1.8%，這樣才能有足夠的利潤來維持銀行的生存。而現在中國銀行一年期的定存利率平均是1.65%，一年以上的定存利率更高，存貸利率差已經縮小到1.9%以下，位於銀行生死線上。對銀行來講，如果能盡量用外匯頭寸在美國放款，可以賺到比國內放貸多幾倍的利潤，這些錢可以幫助它們國內的總行大大緩解經營壓力，增加銀行的安全度。因此，眼下中國的主要商業銀行當然不願意把外匯多賣給央行了。但是，央行是商業銀行的監管上級，「老闆」下令拉抬人民幣匯率，商業銀行只能服從，代價是商業銀行的安全面臨危險。 五、外匯儲備：假作真時真亦假 為什麼說，從2016年起中國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被央行「清零」了，而實際上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並沒消失？這其實關係到中共的外匯儲備的真假大戲。所謂真假，有兩層意思，其一，現在中共公布的央行外匯儲備里，有一部分是假的；其二，中共之所以要作假，是希望外國金融機構不要看穿一個關鍵問題，中共並沒有足夠的外匯來持續拉抬匯率。 故事要回到2015年，當年下半年中國發生大規模資本外逃，主要是貪官向境外轉移資產，造成國家外匯儲備明顯下降。為掩蓋真相，2016年初，央行把商業銀行的櫃檯外匯全部划到自己名下，在統計數據上製造出一個外匯儲備未曾下降的假象。所以，從2016年1月起，央行公布的「貨幣當局官方儲備資產」，其實不全是央行真正掌握的外匯了，還「吃進了」全部商業銀行的櫃檯外匯，即用後者冒充前者的一部分。 所謂的「貨幣當局」是指中國的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並非可以操縱貨幣政策的「貨幣當局」。因此，用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來部分冒充央行的外匯儲備，自從2016年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而各家商業銀行手中的外匯頭寸，在公開的金融統計資料中成了「隱型存在」。 從2016年到現在，中共公布的國家外匯儲備數額一直是3萬億美元多一點。中國有一些外行人議論說，有這麼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國豈有外匯之憂，甚至可以拋售美國債券來打擊美國。其實，過去8年來，中國的外匯儲備沒怎麼增長，但外債卻急速增長；不懂中國的外債現狀，就不知道中共的外匯儲備有多緊張。 中國的外匯儲備存在國外，總不能是銀行存款吧，那樣利息上吃虧太大，而且風險更大，因為國外的銀行一破產，外匯儲備就會泡湯。比較安全的方法是，買經濟大國的國債，不怕倒賬。但是，歐洲國家和日本的國債數量有限，容納不下中國保存外匯儲備的需要，所以中國的外匯儲備多半只能投入美國的金融市場。目前，中共的外匯儲備當中，一半多是美國的國債和公司債券。中國國內那種拋售美國國債的論調，純屬無稽之談，乃殺敵一百、自傷一千之舉。 六、增長靠借錢，債多豈不愁？ 從中國外匯儲備總量似乎穩定的局面，其實完全看不出外匯儲備的緊缺程度。就象今天中國很多家庭，雖然銀行里還有一些存款，但房貸債務過於沉重，以致於很多家庭只能節約家庭日常開支來度日。中共的外匯儲備也是同樣的情況，不了解中國所欠外債的數量增長，就不知道那3萬億美金外匯儲備是少了、還是多了。 中國的外債包括政府、銀行、企業向外國所借款項。據去年底中國發布的《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年年報》，2021年底中國的對外負債達到了73,410億美金，比2015年增長了62%；而2021年中國的GDP比2015年只增長61%。可以講，這6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是靠對外借債來支撐的。「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何況借了大筆的錢，哪能債多不愁？ 僅僅看中共2021年底的對外負債總量，就高達7.3萬億美金之數；再看今年6月底的外匯儲備，只有不到3.2萬億美金而已。償還外債是要用外匯的，現在中國的對外負債已經超過外匯儲備的2.3倍了。換句話說，就算所有外債只有一半到期，若還清一半外債，就會花掉現有的外匯儲備；那剩下的一半外債，拿什麼來還呢？明白了這種處境，現在誰還敢說，中國的外匯儲備綽綽有餘？ 如果外匯儲備還債花光了，那意味著什麼？至少就沒錢進口石油，私家車就不必開了；吃飯也只能當素食主義者了，因為飼養生豬家禽的飼料大部分靠進口；海外留學生的學費生活費當然也斷頓了。僅舉這幾例就可以說明，外債暴增，對國內家家戶戶的民生，將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七、債多錢緊，外匯緊缺 當然了，償還外債一事，上面所說的只是個大而化之的講法，事實上不那麼簡單。討論還外債之前，還得具體分析一下，中國這些年欠下的新外債，主要是欠誰的？按照《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年年報》的數據，這2021年73,410億美金的外債，大頭是外企和外國投行。其中，35,238億是外企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外企撤離中國的時候，按道理中國必須讓人家換取外匯拿錢走，儘管現實中地方政府會千方百計刁難撤資的外企；另外還有21,544億美金，是外商在中國的證券投資，從中國的證券市場上撤離，比關廠賣設備撤資容易得多。 7.3萬億美金的外債，是歷年累計數。從2015年到2021年，中國的對外負債一共增加了28,157億美金，其中，外企直接投資為9,275億，外商證券投資是12,971億。這個負債結構說明，過去幾年外國在中國的投資，從直接投資實體經濟轉變成了金融投資。既然金融投資進入中國的證券市場比較容易，撤離也就相對簡單，因此，金融投資的高流動性使得此類外資撤資時，對中國外匯儲備的衝擊會比較大。現在外商在中國的金融投資佔中國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單是這部分高流動性外資撤離，中共的外匯儲備就壓力巨大。所以，中共才要穩住人民幣匯率，其根本目的是穩住外商的金融投資。 外商在中國的金融投資大體上分三類，中國的債券、股票和私募基金。《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年年報》公布的數據顯示，單是中國的企業、商業銀行及其他機構發行的美元債權，總額就高達1.2萬億美金，這些債券多半都是短期的。目前恆大上千億美金的債券已經成為爛賬，看到這個警號後，華爾街肯定希望購買的其他中國債券到期後能收回投資，同時不敢再買中國的企業債券。這1萬多億外商的金融投資如果真撤離中國，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打半折了。 現在華爾街高度關注中國的地方政府財政危機、銀行為地方財政債務兜底等問題，原因就在於，西方各投資銀行對中國的金融投資，會受到地方政府財政危機和銀行潛在的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中共當前仍然在設法維持西方金融圈對中共的信心，防止外資撤資造成外匯儲備崩盤，但中共的財政金融困境日益加深，已經成了一個國際上的關注熱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世界娛樂圈的最大樂子，就是習近平的外交部長失蹤了一個月。外交部的發言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兒了，甚至不敢說不知道。這個大瓜讓全世界熱愛八卦的朋友們樂不可支，編出各種故事來娛樂群眾，顯示自己的博聞多才。 終於驚天一聲人民代表大會決議，免去秦剛兼任的外交部長，由他的上級王毅回鍋，紆尊降貴擔任外長一職。沒有新任的外長，也沒有免去秦剛兼任的國務委員。就好像馬三立相聲里的靴子，掉下來一隻，另外那一隻遲遲沒有著落，讓鄰居們怎麼也不放心，甚至睡不著覺。 一國的外長失蹤，還長達一個月，這可不是一般的事故了，曠古未聞。為什麼呢？裡邊的學問就大了。正如好事的網民們猜測的那樣，事出反常必為妖，就是當年打倒中國國家主席，也不過是幾天的事兒，這回的瓜一定不小，大家就等著瞧樂吧。 可咱小習同志就樂不起來了。這明顯就是反習的陰謀家們給他下的套，叫你左右為難。所以從小就反應慢半拍的習總，猶豫了一個月才掉下來一隻靴子。另一隻還懸在那兒不知道該怎麼辦呢。 往左一點兒辦了秦剛，直接送秦城好像不妥。往右一點兒直接放了他好像也不妥。面對黨內反對派波濤洶湧的攻勢，沒個正當理由無法糊弄過去，必將引來更大的驚濤駭浪。婚外情、私生子等等只是個借口，但卻是中共黨內慣用的合理合法的借口。借口背後隱藏的禍心，可是針對皇帝寶座的。 能動搖皇帝的寶座嗎？很可能。這次反對派利用外交系統的內部矛盾，策反了習近平集團的忠臣，戰狼外交的領袖王毅。冷不丁在習近平的背後插了一刀，黨內的形勢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此消彼長改變了二十大上習近平一手遮天的局面。 親俄羅斯的王毅領銜，擊敗了可能改變親俄政策的牆頭草秦剛。這代表著小習同志利用拜登政府積極改善中美關係的時機，減輕外交壓力的策略的失敗。中共的外交陷入了兩難的處境。俄羅斯的戰爭陷入膠著狀態，反對習近平親俄政策的聲音越來越高。這是王毅敢於反戈一擊的底氣。 但是緩和中美關係，不但是外交的需要，而且是挽救中國經濟的需要。在中國經濟崩潰指日可待的危險形勢之下，只有美國的幫助才是解除危機的不二法門。美國企業界也是看到了這個時機，才促使拜登政府放下架子緩和關係，積極出動外交攻勢。 秦剛根底不深，所以善於投機。這是習近平看上他的原因。船小好掉頭嘛。習近平如果放棄了秦剛，不僅僅是送出了錯誤的信號，暫停了緩和政策；而且王毅多年來帶領的戰狼班子，能不能腦筋急轉彎接受親美政策，是一個不需要思考的問題。那就只好讓經濟加速下滑，直到崩潰。 不過習近平的高參們還是挺聰明的，既讓秦剛保留了國務委員，又讓王毅不合理地佔住了外長的茅坑，便於隨時改變任命 — 還有選擇的機會。在這種形勢下，習近平的另一隻靴子什麼時候掉下來，就不一定了。博弈還在繼續，各種可能性都有。 王毅背後的反對派和當年的劉少奇、周恩來集團一樣 — 悄悄地操作經濟崩潰，讓老毛來當背鍋俠，以圖改變最高領導權。現在小習的親俄反美解放台灣的企圖，和經濟下滑需要緩和中美關係的政策相抵觸。怎麼才能讓小習當背鍋俠，這就需要智慧了。真的像新任駐美國大使說得那樣，等等看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靴子終於落地，中國外長秦剛在消失整一月後其外長職務被免，由外交「老人」、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兼任。 然而謎底沒有完全解開，外界依然不清楚秦剛因何被免外長職務，與此同時其國務委員身份還保留，他的命運依然懸著。只要這些問題一天不公布答案，針對秦剛的猜想和政治傳言就一天不能停止。 秦剛久未露面，先是官方說他健康有問題，繼而流傳他和某女主持人的不正當男女關係，並在此基礎上，演繹出其他版本，如涉間諜案；和王毅的外交思路有衝突，沒有執行習近平的外交路線，被王毅陰謀搞下等。在習時代這種高度不透明的政治體制中，高官的舉動向來被外界作為窺探黨國高層內部動向的一扇窗口。秦剛不但是外長，而且是習一手提拔起來的，還是副國級領導人，即便不考慮外長職位本身的重要和敏感，單單這些元素，就讓外界對秦剛的消失浮想聯翩。 秦剛下台，習識人不明該負責？ 如今，事情半明朗化，最受影響的當然是秦剛本人和他的家庭。本來在這個政權內春風得意，有著再進一級的光明前途，剎那間這一切都煙消雲散，成了一種苦澀的回憶和緬懷。對他而言，最好是平安落地，這是否一種奢望，有待觀察。但這起事件本身見證了這個體制的荒唐。也因此，作為此荒唐體制的總代表，習近平和他的政權在秦剛事件中，是除秦剛外，受影響最大的一方。然而，這不能怪別人，甚至不能怪秦剛，因為是習挑選的秦剛，就要承擔事件的連帶責任，按照當局一向強調的責任倒查原則，習要為秦剛事件負責，是他識人不明，才惹出今日這個事端，是否該向他的黨內同志做出檢討？ 從秦剛被免外長還保留國務委員身份來看，基本可以確認，之前官方透露的秦剛的健康問題可以排除。因為秦剛倘若身體的確有恙無法履職，當局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宣布這一點，也是對眼下沸沸揚揚的各種傳言的一個最好的闢謠和危機止損，從而化解秦剛一月未出現對當局和習的不利影響。可當局並未這樣做，可見秦剛的問題不是健康問題。 然而，現在這種處置方式也表明秦剛涉嫌間諜或者外交路線鬥爭的可能性亦不高。因為這兩項「罪名」在中共針對官員的各種「罪名枷鎖」中，是最嚴厲的，處置起來向來不留情面。外長如果涉間諜案，「涉密」的等級一定不低，當局過去對被控有間諜罪的官員的處理，輕則十多年徒刑，重則死刑。路線鬥爭更是中共當權者的殊死較量，秦剛和習構不上對手，如果秦剛有路線問題，只能解釋為他沒有忠實執行習的抗美外交路線，是對習的不忠。一個自己提拔的人背叛自己，大概任何專制獨裁者都不能容忍此事發生，會嚴厲懲處，而非只把他的職務拿掉。此外，秦剛過往的表現也沒讓人看出他有和習分道揚鑣之意。 故而，早先傳言的婚外情相對可信。雖然高官有情人在中共的高級幹部里再正常不過，可一旦被人公之於眾，當局就要按照政治問題去處理，而非僅把它當作官員的私德問題。尤其在被證實後，要把它上升為官員黨性不強，政治品德有問題的表現，違反了當局對官員個人生活的規範和要求。習近平在官員的私生活方面，比前任要求更嚴，特別對高官來講，個人生活不是一個私德問題，而是和政治相關，屬於政治問題，要納入對官員的管理範疇。當局以前也曾對犯有生活作風的官員有過嚴肅處理的個案，比如前國家統計局長邱曉華，因重婚問題在履職7個月後突然被免，開除黨籍和公職，還被判刑一年。外交部前部長助理沈國放亦是因不正當男女關係而被貶世界知識出版社做總編輯，算是從輕發落。 上述對秦剛被免原因的分析只是基於官方此種處置方式的合理推測，真實原因也許在一個較長時間裡外界都無從知曉。而對習近平來說，秦剛事件於他絕對是壞事一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如前所述，加重外界包括國際社會對中共體制高度不透明的惡劣印象，讓國際社會更不信任這個政權。雖然外界早就知道中共決策體制的黑箱作業，也知道習近平上台後這種不透明的狀況比以前要嚴重得多，然而，當秦剛這個活生生的事例出來後，很難不讓人對中共體制不透明的看法會得到進一步強化。二是作為習的親信的秦剛接任外長半年，就在公眾視野消失，自然也使人普遍認為，習的新一屆權力班子內部又開始生起權力鬥爭，習對政局的掌控很可能不穩。 習家軍沒有完全一條心？ 專制國家高層內部從來不是鐵板一塊。習近平20大雖然將黨內高層的不同勢力清理出局，只剩下所謂習家軍，然而，習家軍內部也不是完全和他一條心，不排除有人出於各種利益考量，暫時依附習，表現一副對習忠誠的樣子，但內心並不認同他的治國路線和主張。當習權力如日中天，黨內尚有權威時，他們不敢也不會在所謂路線或政治的大是大非問題和習拉開一定距離，但在某種非常時刻，判斷習的權威受損後，這些原本就對習不完全忠心的官員，有可能對習的主張和政見會提出不同看法。這麼說並不表示秦剛就是此類官員，可也確實讓外界猜想黨國高層內部會借著形勢的變化對習發起某種挑戰。 眼下正是習處於困局的非常時刻。他對中國的十年經濟管制和政治極權，其後遺症在今年得到集中爆發，疫情放開後，原本期待的經濟復甦落空，百業蕭條、債務高企、失業嚴峻、民生惟艱，整個社會瀰漫著一股衰亡之氣，好像末世降臨，以致習不得不在經濟政策上進行大調整。倘若不是形勢壞到此種情形，他是斷不會有這種政策調整的。從而無疑也會使他的權威受傷嚴重，並衝擊其權力。此種社會氣候擴散到黨內高層，勢必會在內部包括習的親信之間出現一些異動的苗頭。外界則根據這些苗頭，揣測習的權力班子可能又在進行新一輪政治鬥爭。秦剛此時消失，恰好為外界的猜測和傳言提供了養料，而當局對秦剛職務的解除又證實了這些政治傳言。根據以往的經驗，只要秦剛不被判刑，當局大概之後也不會公布秦剛事件的真實緣由。這會導致高層政治鬥爭的傳言流布更久，對習自然不是好事。因為在極權政體內部，不管何因引起的政治鬥爭，都會指向最高統治者，意味著最高統治者的權力不穩，地位出現了鬆動，習最怕的就是有人出於某種政治動機散布這類政治謠言並在黨內外傳播，被他的高級幹部們理解成他權力動搖的佐證。 還會有高官步秦剛後塵？ 秦剛被免是否說明外交部內部有以秦剛為首的一派和以王毅為首的另一派，在關於外交政策和路線的問題上出現了激烈的鬥爭，外界也不得而知，但顯然，王毅是秦剛事件的最大贏家。一身二任，由他而不是傳言的馬朝旭或劉建超做外長（儘管一周前北京也流傳王毅將回鍋兼任外長的消息），這在當局的外交史上是首起，表明習在外交上對他高度倚重。這種倚重不但是外交戰略和政策上的，亦是人事上的。王毅重挑外長重擔不大可能是過渡安排，至少到明年三月，他會繼續兼任，之後的新外長人選他也有很大話語權。從當局的外交戰略和政策而言，王接這回接任外長表明習以抗美為主軸的外交路線不會得到修正，假如秦剛確是因外交主張的不同而被免。 最後要指出，秦剛事件尚未落幕，這可能只是開始。在習開啟第三次連任後，隨著他的極權統治的進一步收緊，黨國高層內部還會有高官步秦剛後塵，以另一種方式撕開極權鐵幕一角，讓外界看到習政權內部的緊張態勢。習政權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或以形成，秦剛的倒下是第一張牌，人們將「有幸」見證這段奇特的歷史。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2023年7月的最後一周，中國領導層終於發出了救經濟、救私企、促消費的全面動員。只是，中國的廣大私營部門和民眾並不看好這些信號。在他們看來，這些救市措施不夠誠懇、不堪信任、不值激勵。一言以蔽之，太過吝嗇而不足與謀。 「不發錢、不發券，就會發文件」 在針對民營經濟的「31條」出台後的幾天里，中國股市冷淡以對，民間嘲諷不絕。例如，有一條傳遍社交媒體的評價，「不發錢、不發券，就會發文件」，頗能代表當下中國社會的普遍反應和共同心聲，形容「31條」以及相關促進消費的文件猶如空頭支票，全無乾貨。言下之意，中共的領導層面臨嚴重的經濟下行危險，卻不肯釋出任何有意義的實質性政策，只會一味喊口號，在以一貫充滿空話的黨內宣傳動員手段來提振私營部門及民眾消費信心。 特別在7月24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黨外人士座談會上，雖然會議文件不再談及過去多年強調的「房住不炒」，意識到私企和消費信心已經跌穿、內循環近乎破產，但仍然強調以「做思想工作」的方式動員企業家，如「31條」其中6條之多在堅持黨對整個私營部門的領導，而對企業家和民眾一如既往的吝嗇：既不願意政治上承認自身錯誤，為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企業家群體平反，也不願意法律上落實對私有財產和權利的保障，更不願意在有關醫療、教育、福利等基本重大民生問題上採取切實保障措施。 人們只看到一個執著於安全焦慮、對外慷慨對內吝嗇的私利集團，對周邊國家肆意挑釁的同時對經濟問題卻一籌莫展、計無可施，而且不想認真付出哪怕些微成本、做一點兒讓步。可是今非昔比，「31條」面對的不是60年前大饑荒後倖存的農民，而是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培養和形成的龐大私營部門和中間收入階層，不是簡單地可以「尾大不掉」來對待然後無奈地放出一些空炮、或者可以所謂「思想工作」的體制話術來哄騙。 10年國進民退的折騰 六十年前，面對「大躍進」造成的全國饑荒、公社破產和農業生產問題，中共中央從1961年三月開始醞釀「農業六十條」，包括解散大食堂、放低核算權到生產隊、給予農民「三自一包」的有限權利等，幾經修改，包括毛的介入，直到翌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正式道歉後正式頒行，才算是暫時挽救了農業，緩解了中共與農民的矛盾，卻也將毛、劉之間的矛盾公開化，為四年後文革爆發埋下了伏筆。 然而，在十年「國進民退」的折騰後，中國民營經濟一片哀鴻，瀕臨經濟大蕭條之際，對中國社會精英來說，他們在三年的「動態清零」中已經看到了未來自循環模式的殘酷圖景，一種戰時經濟和特權經濟的混合。在了無生趣的後疫情時代，他們當中的主體也就是企業家總體上只是慣性苟延，對「前方」所期待的絕對不是可以所謂「定心丸」這樣的童稚之語來表達的終極安慰劑，也不會天真地期冀最高領導人下「罪己詔」或者道歉、承認錯誤然後修正路線。 因為，任何一個中國企業家，或者任何一位只要有企業家精神的社會中堅，在經歷了過去二、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終結和新興資產階級的起落之後，如果對他自身階級處境有所認識的話，都會在黨國所擔心的資產階級革命和過去三十年逐漸形成但被黨國澆滅的憲政改革的當中，選擇一條中間道路，卻是無法放棄的最低訴求，件件與身家性命相關、與階級利益相關、與未來預期相關。 中國企業家的五大需求 其一，他們要求集體平反，得到政治承認。這種政治平反當然不僅包括對任志強、孫大午、李懷慶、耿瀟男等身陷牢獄的企業家的平反，更需要執政黨以新的歷史決議文件方式承認企業家群體的歷史貢獻和階級地位，並且以此重新啟動改革開放。 其二，他們要自由，或許不奢求放開黨禁、報禁，但是切盼放開網禁，改革對企業家任意採取強制措施的經偵體制和檢察制度、限制警權，保障企業家和所有公民基本的人身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和財產權利。 其三，他們需要真正的市場經濟，這當然不意味著取消政府監管，但是需要起碼的司法獨立，一個內在於市場經濟的司法體制，而不是如今天凌駕在市場經濟之上、屬於執政黨工具的審判體制。他們相信，只有如此，才能具備也是從市場經濟中培養出基本的社會公平和正義，既是改善市場環境、培育所謂統一大市場的必要條件，也是保障經濟自由和國民正義的基礎，也就是法治，那是一個屬於所有人的國家的核心，這是需要立即馬上看到的進步，而不是2035年才建成法治政府的遙遠期待。 其四，他們知道自身階級的存在與否依賴一個廣泛、和諧、合作的階級關係，特別是公民社會和國際社會的聯繫與支持，資產階級在中國需要起碼的自由主義空間，無論結構還是言論。同時，在全球化分裂的時代，他們反對對符合人類普世主義價值的無端拒絕，例如反對以極端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排外主義來劃分資產階級的政治忠誠，例如要求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儘早批准政府部門已經簽署二十餘年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作為可信的政治承諾為條件等等。 最後，他們渴望與政府和執政党進行有關改革政府、減稅放權、調整政企關係的圓桌會議，而不是目前虛假的協商會議，後者往往由黨的社工部的企業家協會、司法部的律協等花瓶機構牢牢控制，那裡面只有一言堂，充滿了權力集團高高在上的傲慢和企業家的誠惶誠恐，如馬化騰等人最近的發言。 這五大訴求，相比「31條」只少不多。但對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對中國的新興社會階層、對中國民眾和經濟的預期結構來說，可謂缺一不可。唯此，才可能重建信心和社會，重建執政黨與各階級、與民眾的社會契約，才可能總體上趨向合作、產生社會共贏。那或許是當下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不可能、人民的奢望，卻是一小部分中國社會精英為國家、為發展、為和平所期望的最低要求。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