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紅嬋新代言費全歸她自己？網傳分賬說法引熱議
2026 年 8 月 7 日
2023年8月13日是被譽為「中國的良心」的高智晟律師出獄後在軟禁中被中國共產黨綁架失蹤六整年的日子。 六年來他的家人們無數次要求中共及其爪牙部門給個說法，均遭到無理拒絕。即使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所謂的「發言人」也旁顧而言它，不予回答。中共這些反應給了外界一個印象：共產黨通過一再迴避來拒絕面對高智晟律師失蹤問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共產黨對於認清中共邪惡本性並堅決反共的高智晟們，從來沒有一刻放鬆過迫害、打壓。 最近在高智晟律師被中共綁架失蹤將滿六年之際，世界各國多地陸續展開了尋找高智晟、譴責中共綁架的抗議遊行。我和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商量後，她錄製了一個向中共黨魁習近平要人的視頻，打算配上英文字幕，推動呼籲尋找高智晟。就是這件事情引出了中國共產黨隔空與世界正義力量為敵的幕後故事。 8月9日上午，我接到助手打來電話說：「我們找的翻譯正在把翻譯好的文稿打上字幕時接到中共爪牙打來的電話，要求他立即停止，不要再為美國天主教大學的人權中心做任何事情。否則你在中國的家人就會有麻煩。」 助手說「我們必須馬上另外找人翻譯，並放上字幕」。 另外找人翻譯並不難，我們很快就搞定了。然而這件事再次充分證明美國天主教大學人權中心的人權工作做到點子上了。我們每周結合時事向美國的普通人，尤其是年輕人講解中共的邪惡，讓他們知道中共一邊迫害自己本國的人民，一邊如何通過大外宣和統戰來滲透腐蝕自由世界，不斷破壞我們的自由生活……事實在證明中共對此工作的恐懼，證明我們的工作初見成效。 另外，上周被美國司法部以間諜罪逮捕的美國海軍士官22歲的魏金超和稍早被捕的海軍士官趙文恆都被拒絕保釋申請。上述案件以及我們的翻譯人員被中共威脅的事情說明，中共不僅一直在全神貫注地隔空與正義為敵，還說明在現實生活中，中共也不斷對美國多方面進行深度腐蝕與滲透，而且中共的這些做法早已引起了美國相關部門的高度警惕。 高智晟，這位著名的人權律師，因為他的人權工作，他在被暴政構陷關押酷刑後，又在中共當局軟禁他的家中被中共綁架失蹤長達六年，至今生死不明，他的家人卻控告無門。這正在成為中共打擊異己的一種模式。 對中共這樣公然踐踏人權的罪惡行徑若不能從根本上遏制，就會被其更加廣泛應用。 我們非常期待更多正義之士加入尋找高智晟律師的行動。世人從尋找高智晟的過程中，能更深刻認識到中共政權這個邪惡組織如何隨時隨地與正義為敵，中共政權從未想過放下屠刀改過自新加入文明世界民主行列。 因此，對中共這樣徹底流氓化的魔鬼撒旦罪惡政權，除了用實力馴服它，不要對其抱有任何幻想。自由世界民主國家必須認識到，經過百轉千回，幾度天真期待落空之後，還得回到實力的較量上來。 尋找高智晟律師！中共當局必須明確告知高智晟律師的現狀，還高智晟律師自由！讓我們直面邪惡，用實力抵制之。 沒有共產黨才能真自由，這句話不僅適用於中共淪陷區，也適用於世界各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無論是與”火箭軍窩案”的關聯還是犯了”政治錯誤”的說法，都不過是傳聞而已。秦剛的未來如果是被從重處罰的話，原因只會因為是他給整個中共政權製造的外交被動和導致習近平個人形象嚴重受損而令習近平惱羞成怒，從而下令從”腐敗”角度入手嚴辦。 我們在本專欄上篇文章結尾部分已經斷定習近平當局對秦剛的處分最輕也是與前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楊晶等同，完全沒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說，未來他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面臨的要麼是被撤銷，要麼是罷免，只是被「免去」的可能性應該沒有。所要特彆強調的是，截止本文發稿的今天，中共外交部網站里「歷任外交部長」欄仍然沒有秦剛的名字，倒數第二是楊潔篪，楊的名字下面是王毅。而事實上應該是王毅的後面還有秦剛，秦剛的後面又是「回鍋肉」王毅。 眾所周知，自秦剛「出事」以來，籠罩在他頭頂上的間諜烏雲就越來越濃厚。筆者在過去文章中已經詳細介紹了秦剛的「間諜出身」。即使是他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仍然肩負著「隱蔽戰線」的工作使命也不足為奇。但現在外界硬生生把他扯進「火箭軍窩案」，委實牽強。早在秦剛「失蹤」後的前十幾天里，因為當時的中共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也在同一時段內沒有出現在他本應該出現的時間和地點，外界立刻有媒體將此秦剛與李玉超的「留美兒子」扯在一起，但李玉超的「留美兒子」叫什麼名字，「留」在美國的哪個城市、哪所大學，均未被「披露」。 繼而，隨著火箭軍前副司令吳國華的死亡被證實不是因為「新冠」復陽不治而是「自絕於黨和人民軍隊」的畏罪自殺，秦剛擔任駐美大使期間的「關係人」之一又從李玉超的兒子變成了吳國華的兒子。 這就是為什麼筆者對秦剛「未能阻止」甚至「協助」他人向美方泄露火箭軍機密的說法嚴重懷疑。 除了「間諜」或者「泄密」說，對於秦剛的被「整肅」，也還有「犯了政治錯誤」之說。 本月1日，前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顧問、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先生評價秦剛落馬「本質上是不足為奇的」。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余茂春認為：（秦剛落馬）與中共政權的權力傲慢及腐敗具有直接關係，「今天你是這個領袖的得力幹將，明天你可能就會身敗名裂」。 至於是否是「婚外情」導致秦剛中箭下馬，余茂春認為這不是問題所在，他判斷秦剛很可能犯了某種「政治錯誤」，例如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談話間被政敵抓住把柄並上報，因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得不查辦他。 余先生的這種分析邏輯上是成立的，但沒有任何事實依據證明秦剛是犯了所謂「政治錯誤」。所以依然存疑問。 當然，無論是被「火箭軍窩案」牽連還是犯了所謂「政治錯誤」，此二項只要其中一項屬實，未來他秦剛的下場肯定是被從重而不是從輕。 而筆者更傾向於即使秦剛未來被處理的程度即使嚴重到了「移交司法」的地步，被處理的理由也還是只會局限在「婚外情」加「腐敗」。因為當今中共政權陸續處理過的所有大小黨政官員里，只有經濟問題而沒有「生活作風」問題的雖然為數不多，但確實還有，但只被查出「生活作風」問題而經濟上卻被找不到任何把柄者，一個沒有。而經濟層面的受賄或貪污達到一定數額，就是所謂「從量變到質變」了。 所以，未來的秦剛如果被宣布「數罪併罰」 的話，即使嚴重到 了「移交司法」的程度，但黨紀處分通報中只要既沒有「泄密罪」，也沒有「瀆職」，那麼他與所謂「火箭軍窩案」之關聯的說法便可證明是子虛烏有。 秦剛被免去外交部長的消息被中共官媒對外宣布至今，所有參與討論、預測秦剛最終命運的媒體記者、評論人士少有特別注意到一個重要細節，那就是習近平的「主席令」里說的是免去秦剛「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這個「兼」字很重要，等於是強調了他秦剛在沒有了外交部長的實職之後，至今還是位居「黨和國家領導人」之列。 能夠與秦剛在仍然還是國務委員前提下被免去國務院部長兼職一事類比的最近的例子是去年6月下旬第十三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五次會議通過的「免去趙克志兼任的公安部部長職務，任命王小洪為公安部部長」。 從那以後，趙克志不但繼續掛名國務委員，其黨內另外一項重要兼任也一直被保留到中共二十大召開，那就是中央政法委副書記。而如今的秦剛的國務院黨組成員職務也仍還被繼續保留。 不過，去年趙克志在繼續擔任國務委員的前提下被免去公安部長兼職與如今秦剛在繼續擔任國務委員的前提下被免去外交部長兼職雖然是步驟及程序上沒有區別，但日後下場肯定是迥然不同。去年的趙克志與王小洪之間是所謂的「新老交替」，所以到今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召開時，他趙克志的國務院國務委員職務是一屆任滿，自然卸任。而如今的秦剛在被免去部長兼職之後的國務委員職務，沒有半點可能會被持續到2028年3月，也就是中共十五屆全國人大召開的時候。 至於對秦剛的黨內處理意見何時出台，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已經說過了參照一下對楊晶的處理過程，對秦剛的調查和處理意見的形成的過程一共需要三、五個月，也是十分正常的。當然，如果最終會被「數罪併罰「的話，那麼結案的時間也許會更長。 我們在過去的關於秦剛案的分析文章里，曾經拿中共前國務院統計局局長邱曉華也是因為與情人育出私生子而被判「重婚罪」與之相提並論。 這個在中紀委通報中對受賄為主罪，「涉嫌重婚」只被列為副罪的邱曉華，最終被落實的「受賄」金額只有區區20萬元，而且還全都是「私營業主」們給他的髮妻所患之疑難病症的尋醫找葯錢， 以至最高檢察院接手此案後堅決不同意按受賄罪結案，只好以重婚的單項罪名判了他一年有期徒刑。而從邱曉華最後一次以國家統計局局長身份對外公開活動到被提起公訴的整個過程，只用了不到4個月的時間，是近二、三十年來陸續被「司法處理」的省部級以上黨政幹部中處理程序最簡單，耗時最短的一個。 按照邱曉華出獄後自己的回憶，中紀委對他宣布採取「雙規」措施之後，即提醒他「雙規」的時長第一期可以是6個月，但6個月後辦案人員還可以申請延長6個月。而邱曉華因為「案情簡單」，所以第一個「雙規期限的一半即3個月的時間都未用完，就已經被移交檢察院了。 與當初邱曉華被「雙規「的時限所不同的是，如今中紀委和監察委對秦剛的軟禁措施如果已經被宣布為」留置「的話，」法定「時限也已經改成了3個月加3個月。即3個月期滿時，可因為案情需要而」依法「增加3個月。 以日前剛剛被判處15年有期徒的中共前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長、一級大法官沈德詠為例，他是去年三月下旬被宣布「接受調查」的，到去年9月7日被宣布了黨內處理意見，開除黨籍、移交司法。前後不足6個月的時間。 現如今，秦剛在沒有被對外公開宣布「接受調查」之前，理論上是不能被採取「留置」措施的。 一般情況下，這個官宣接受調查的時間越往後拖，被輕處理的可能性就越大。這裡說的「輕處理」，指的是區別於邱曉華被「移交司法」 的楊晶模式—-只被施以比開除黨籍和開除公職（雙開）要輕一至兩檔的黨紀和政紀處分。 有心的讀者和聽眾不妨拿中共政權對楊晶和對近日剛剛被判刑的沈德詠的處理程序的不同，來預估一下秦剛未來被處理方式的可能性之一。 2022年3月21日，中共對外宣布沈德詠「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審查調查」。 這樣的表述，等於是直接定性，指明沈氏一定會被「移交司法」。所以他當時他任職的全國政協立刻配合出台了對他的「除名」措施。 當年9月初，沈德詠被宣布「雙開」，隨即進入所謂的「司法程序「。 2017年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召開之前，關於楊晶被調查的說法就已經出現。接下來，仍然還出席了十九大的楊晶沒有被安排連任中委，當然也不可能連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似乎證明了楊晶「出事「的傳聞，但十九大閉幕後的當年11月間，楊晶仍然還曾以國務委員兼國家行政學院院長身份出席公開活動。 但是，該來的遲早要來，正如本專欄上篇文章中所介紹過的那樣，2018年2月24日，趕在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的前10天，，中共新華社「受權發布」了「（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撤銷楊晶同志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決定」。 請注意，這裡使用的「撤銷「二字。 也就是在「受權發布「楊晶的行政職務被」撤銷「的前幾個小時，新華社先」轉引「了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網站的消息，說是對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審查後的處理結果是」決定給予楊晶同志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降為正部長級」。 對比之後不難看出，事實上中紀委當初在宣布讓沈德詠「接受調查」之前，即已經將他的問題定性為「敵我矛盾」。而對楊晶的調查一開始便是所謂「同志式」或者說「治病救人」式的，所以在調查期間顯然還是允許他帶「病「工作，然後在宣布對他進行調查的同時就宣布了黨紀和政紀處分的處理結果。 那麼，我們假設習近平當局已經內部決定不對秦剛施以重罰，那麼因為「秦二世」的曝光也沒有可能令秦剛以外交部長身份繼續對外活動，所以無論如何先免去他外交部長的「兼職「都是當務之急。 接下來，中紀委和監察委對秦剛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包養二奶並生下私生子的調查，必然會擴大到貪污受賄層面。這是中共各級紀委對每一個被舉報婚外情之後又無法幫其遮掩的官員進行調查的必不可少的下一步程序。所以說，對秦剛的調查和處理意見的形成還需要一個過程，是十分正常的。未來僅令他秦剛接受楊晶一樣的降為部長待遇的下場，不失為一種可能。 但是，也正像筆者過去的文章里已經分析過的，秦剛的事情大概率是因為「看熱鬧的不嫌事大」而被外界媒體複雜化了。同時筆者也認為秦剛所犯的周恩來所說的「亂搞」的錯誤已經上升到了不以他本人和習近平意志為轉移的「嚴重影響黨和國家外交形象、外交信譽」的高度，所以為此惱羞成怒的習近平對秦剛的感情由愛轉恨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去年的這個時候習近平對秦剛愛得有多深，如今的習近平對他秦剛恨得就有多切。秦剛當初的「一時快活」把個習近平搞得是要多背運有多被動，用不著在這裡過多著墨了。 那麼如果是習近平對秦剛由愛轉恨的分析成立的話，那麼進秦城肯定是秦剛未來的唯一出路了。 筆者在兩個月前的《一級大法官沈德詠是否會被從輕發落？》一文中已經介紹過，幾年前一位「貪官」親屬告訴筆者，他的那位被控受賄罪的親人因受賄單項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如今還在監獄服刑。當初此人被中紀委專案組移交給檢察院的「犯罪金額」是5百萬出頭。但到了檢察院之後，把他歷年來收受過的財物，包括茶葉禮品盒等都按市價算成受賄金額，一下了就過了千百門坎了。更過分的是，比如一個茶葉禮品盒本是10多年前收受的，但卻按發現這個禮品盒的抄家時間的當時市價計算成「受賄金額」。更更過分的是，此人被社會上的商人們陸續安排過的旅遊度假過程中的機票、旅館等的開銷，也都會被計入受賄金額。 依此類批，僅僅是傅曉田在美國生活期間，以及往返華盛頓洛杉磯專機再加醫院產仔等所有開銷，無論是由誰買單，最終都被計算成為秦剛的經濟犯罪金額，由使館支付算貪污，其他渠道支付則算他受賄。僅憑這筆錢，就足以讓他秦剛進秦城吃牢飯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月5日和6日，烏克蘭問題國際會議在沙特舉行，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派烏克蘭問題特使李輝出席了這次會議。之前輿論對中方是否會派人參加普遍持謹慎觀望態度。因為此次會議雖說是在沙特舉行，但幕後操盤者是烏克蘭和美歐等國，而按中方一貫做法，它不會出席一個排斥俄羅斯的國際會議，以免損害俄中關係。此前，中國就沒參加6月底的哥本哈根會議，而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南非這幾個被認為是全球南方的重要國家都派人參加了，故李輝這次出席會議，連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都表示，「是歷史性勝利和超級突破」。 有人將此和幾個中國人駕車去俄羅斯旅遊，遭俄海關官員盤查刁難，中國領事館特意為此發聲，和俄交涉一事並提，認為中國對俄烏戰爭的立場和態度正在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相信這種看法的人似乎正在增多。 自俄烏戰爭開打以來，中國的立場就廣受矚目。北京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明確譴責俄入侵烏，它宣稱持中立立場，既不站在俄羅斯一邊，也不偏袒烏克蘭，如果一定要說站在什麼立場，中國站在和平一邊。但是，北京的這個公開表態也被輿論質疑，認為它中立、謀和談的背後其實是支持莫斯科。不過，隨著這場戰爭打了一年多，俄在國際上的處境越來越孤立，國際上也不時傳出中國有意和俄拉開距離，比如在瓦格納事變後，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就稱，習近平和普京的兄弟情已經見頂，對後者的繼續支持對習已無甚益處。類似說法總能得到某種蛛絲馬跡的證實。李輝出席於沙特召開的烏克蘭和平會議，也給外界此種想像。 但在我看來，作如此解讀有些牽強，李輝赴會並不表示中國對俄烏戰爭的立場在進行調整，從實質性的支持俄羅斯擺正到開始支持烏克蘭。北京派李輝參會，主要出於三個考慮：第一，儘管烏克蘭是幕後的發起者，但主辦地在沙特，而且也是沙特出面邀請的，中國就不能不給沙特這個面子。年初中國調停了沙伊復交，沙特給了中國很大面子，兩國關係近年來有明顯升溫，沙特在王儲主政下，在外交上愈來愈靠近北京，而北京也要用沙特作為抗衡美國的一張牌，所以這個面子不能不給利雅德。一名西方外交官就直白地告訴媒體，選擇沙特作為主辦地，部分原因是希望沙特說服中國與會。 如前所述，中國向來強調勸和促談，今年二月還特意發布關於烏克蘭和平的12點主張，並隨後宣布設立烏克蘭問題特使，負責和談的斡旋事宜。李輝在6月為撮合俄烏會談還專門到烏、法、波、俄以及歐盟跑了一圈，見了澤連斯基，雖然無功而返。這次會議也是關於結束戰爭的和平會議，如果中國不去，和之前宣稱的和平立場就相衝突，會被人懷疑和談誠意與努力只是個做樣子，實際是站隊俄羅斯的。北京當然要避免這種輿論出現。 從此次會議的主旨看，幾個核心的支持烏克蘭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希望利用這個場合，將全球南方國家，至少是其中的重要國家，拉到西方一邊，造成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力挺烏克蘭的印象和聲勢，從而讓俄羅斯處於一個更不利的境地，同時也為西方對烏支持增加道義優勢。俄烏戰爭打到如今，由於它所造成的外溢效應，特別是糧食和能源危機已波及到發展中國家，導致很多發展中國家對俄烏及背後支持的美國都有意見，保持中立，而俄烏雙方也正為贏得這些第三勢力的支持在國際上展開日益激烈的較量。俄羅斯最近在莫斯科召開了和非洲國家領導人的峰會，宣布對非洲的糧食援助計畫。烏克蘭和美歐無疑希望各國能在這次標誌性的和平峰會上爭取到國際社會對有利於烏克蘭的和平條款的支持，屆時就能簽署解決俄烏衝突的共同原則。 另一面，主辦者沙特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純粹是被烏克蘭和美歐「利用」。沙特的目的是通過這次會議，在俄烏戰爭這個當今全球最關注也最棘手的事情上，凸顯中東國家的力量，同時展現沙特在中東及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力。過去中東國家基本是沒有能力和意願參與和界入國際衝突等熱點問題的處理，除非它發生在中東，但現在沙特認為它有這個能力，中東不能老是在國際場域缺席。可沙特也知道，要發揮自己的國際影響力，不能少了中美來捧場。美國不會缺席，因為它正要利用這個場合，排斥俄羅斯，中國能不能來，就要打個問號。除中國外，沙特要做這個場子，全球其他重要的南方國家，亦不能缺席。所以這次會議，實際是全球南方國家和西方陣營借烏克蘭問題爭取國際規則權，表面上是美歐要「討好」前者，實際是雙方各有盤算。 對北京而言，沙特是一個重要朋友，以後在伊斯蘭世界還要仰仗利雅德，因此，這個面子是不能不給的。中國的自我定位也是全球南方國家，且是領頭羊，而在出席此次會議的30多個國家中，包括印度、巴西、印尼、埃及、墨西哥、智利、南非等有影響力的全球南方國家，假如中國不來參會，全球南方國家就缺一隻領頭羊，因而，中國也要藉此場合，和這些國家協調立場，共同確立全球南方國家一致的聲音，不被美歐和烏克蘭「帶偏」節奏。如此來說，中國雖然派團出席會議，但不會接受澤連斯基早前提出的10點和平主張，因為澤氏的主張和北京的主張雖然都打著和平旗號，但本質內容是有差異的。全球南方國家亦不大可能改變它們原先的中立立場，而完全站隊烏克蘭。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古有大禹治水，方法是疏濬，今有大習「滯水」，方法是截堵，妄圖把城市變海綿，思維不同，命運殊異。在中國，人民已經習慣了認命，不管多麼荒唐的怪事，都可以解釋為「存在就是合理」，就如同習近平的治水宏論一樣，該棄誰保誰，就在他一念之間，哪怕是逆天，也沒有人敢於質疑或挑戰。 毛鄧時代，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責任推給老天，說是自然災害，天安門鎮壓屠殺學生，又說是為了換得三十年安定發展，到了習近平時代，更是豪情大爆發，全球大撒幣，整肅民營企業，動態清零扼殺民生活力，凡此都是偉大復興的手段，悉數由他一拍腦袋說了算。 儘管中共竭力掩飾，大量翻牆資訊已經證實，華北東北這波水患嚴重，從京津冀到黑龍江一片澤國，景象慘不忍睹，以保定轄下的涿州為例，六十萬人的城市泡在十米深的水裡，官方只承認死了幾十人，水退後泥濘滿目，牛羊橫屍遍地，而這一切，都是因為要保首都北京與雄安鬼城所付出的代價。 大水漫灌，原因只有兩個，一是雨下得太急，二是因應得太慢，前者是天災，後者是人禍。中共建政之後師法蘇聯模式，全境建了九萬座大小水壩，出發點是攫取資源而非防洪，水可以灌溉，可以發電，是地方政府的一筆財源，大雨來前捨不得放，一旦滿溢就有潰壩之虞，於是集中泄洪造成災難。百姓埋怨泄洪沒有預警通報，以為是官僚無能，殊不知這是刻意為之，因為不通報就可以歸咎於天災，通報了就需要花錢補償，官方豈肯割肉。 頂不住壓力泄洪時，什麼時候泄？在哪裡泄？也是一門大學問，通常都在漆黑熟睡的夜裡，地點當然是從最不值錢的地方下手。涿州海拔比北京雄安高，一個是京城，一個是千大計，當然是不容閃失，於是涿州就成了替死鬼。雄安新區位於白羊淀，顧名思義，是天然的低地蓄洪區，是宋代抵抗金遼騎兵入侵的水長城。習近平相信人定勝天，偏要在這裡砸四千億人民幣搞一個千年大計，目的在疏散首都低端人口，於是就搞出一個千年一見的豪華鬼城。 杜蘇芮釀災，有人視為天啟，是老天給習近平的警告，諷刺的是，早在半個月前＜人民日報＞鄭重出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關於治水的重要論述》，極力吹捧習自十八大以來「親自擘畫、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治水大業」，吹噓他引領中國「治水事業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從此華夏無水患。」油墨未乾，就被老天爺重重打臉。 水患以來習近平行方不明，據信是在北戴河度假開會，解放軍按兵不動，七常委也消聲匿跡，只逼出一個李強說套話空話，啟動官媒擺拍粉飾太平，而災民也只能呼天搶地求救無門。習近平欽定「棄涿州、保雄安」，據悉由蔡奇下達密旨，因為老百姓祁求的或許是長命百年，但習大帝追求的可是千年大業，螻蟻必須對大象讓路，誰教老百姓天生就是韭菜命呢？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多地出現暴雨引發水災，災情嚴重。當中引發了各種各種民怨小細節，對「了解真實現狀」的參考價值，可能比中外經濟數字還要有用。 中國上一次群眾運動是白紙運動，那是由於烏魯木齊一間卡拉OK意外大火燒死人，但群眾認為是僵化的防疫政策引致悲劇，進而引發全國多地示威，要求儘早取消「動態清零」。 這做法當然是打蛇隨棍上，但可能也是「表達訴求」的少數有效方法，即「炒作新聞」作為引起外界關注的手段，讓感覺孤立的人，感覺不再孤立。可以利用的新聞是層出不窮，所有人在中國經濟出問題之後，生活累積的壓力才是源頭。這東西存在，抗議就會以不同形式現身。 2023年的水災，這種民眾乘亂喊話、打游擊的現象已經司空見慣。河北霸州災民到政府舉橫額示威，他們大致的不滿是，當地受洪水破壞，明明是因為泄洪，是當地的蓄滯洪區要承接北京的大清河洪水，而央視新聞卻報道：「 8 月 2 日，受降雨影響，河北霸州市霸州鎮部分村莊出現約 0.4 米到 4 米左右的積水」，等於無視他們的犧牲，把鍋甩給老天。現場是有肢體衝突。最後在網民群起痛罵質疑之後，新聞下架，政府官員好言相勸，承諾加大賠償。 救災問題，在中國總是茲事體大。在重災區河北涿州，媒體人鄭碩發現自攜物資進去捐贈，竟然受阻，重話批評當地官員完全不做實事：「禽獸不如，天災遠不如人禍」。 然後是捐款問題，到了今年，臭名昭著的紅十字會，因為收到大量人民幣 0.01 「惡意捐款」而改動系統，堵塞漏洞。這就是網民在正言若反，用捐款來抗議。這也不是今天才出現。2022 年 5 月至 6 月，上海浦東紅十字會曾經為 COVID 受害者籌錢，也有大量「抗議捐款」，一律為 3.28 元。3 月 28 日是當局「以黃浦江為界分區分批開展新一輪核酸篩查」的日子，重提似乎是表達對於封城和普篩的反感。 中國近日捐贈 1000 萬醫療物資予內戰中的非洲國家蘇丹，也引來各種「陰陽怪氣」，不患寡而患不均，從援助蘇丹到大學的黑人國際生待遇，都引來不滿，充滿了嘲諷。 這樣怨氣衝天的中國，在幾年前完全無法想像。用 2019 年作為基準去對比，可以見到兩個世界。2019 年香港有「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內部大對立，當時中國經濟表面上還未有大問題，所以對很多中國網民，就算並不非常受網路「仇港」文宣影響，對香港的事多少有點隔岸觀火，不覺會影響自身。很多人關心當時到香港會不會行程受阻，會不會被示威者波及之類。 2019 之後，中西關係惡化，COVID 和動態清零先後來到，外資生產線不斷撤走，經濟動力一落千丈，有失業大軍，人口也病死了不少。市面全是壞消息。之前之後，可以感受到整個時代精神已不再一樣。大家的口袋都損失了錢，前景不明朗，心情也自然壞，對未來的打算都有所改變。這些怨氣可能是早就有的，但是歷史走過了某個臨界點，它們就找到空間浮出水面。 從香港的匯市已經能看到，在過去很多年，人民幣價值比港元高，這使中國資金熱衷涌到香港，香港資產和水貨十分受歡迎，但今年人民幣兌港元已經跌回接近 1：1。在本年初，香港各界其實是憧憬重開旅遊業之後，中國遊客可以救香港市面經濟，但最後發現，理想與現實不符。COVID 之後，中國菁英和口袋深的人，已經不來香港，他們轉到了新加坡或更遠的地方。 至於來香港的中國遊客，花的錢已沒19年之前多，不少劣化到希望「窮游香港」，甚至不在香港留多幾天，而是到鄰近地區如澳門珠海過夜，連酒店費也省了它。「小紅書」亦充滿了中國陸紅驚嘆香港寸金尺土、買一支水也很貴的物價，但我仍能記得上一批中國遊客是揮金如土，根本不在乎這些。現在反而是深圳某些區的居民在抱怨，太多香港人來消費，把他們的物價都扯高了。這是十年前香港發生的東西，反了過來。 這不是一個好消息，中國陷入經濟不景和混亂，會成為世界的問題，但一個時代確實是過去了。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世界各大媒體都廣為報導中國火箭軍高層被清洗之事。與每次發生這種事件一樣，各種猜測不脛而走，終極指向自然是習近平政權不穩，這次清洗為其埋下了炸藥包之類。那麼，中國火箭軍內部發生了什麼？ 習近平這次清洗火箭軍高層的真實原因是什麼？ 其實，只要留心有關中國火箭軍的相關報導，很容易明白火箭軍高層那些倒楣蛋栽倒在什麼坎上。 確切的清洗事實 中國突然宣布更換解放軍火箭軍的兩名領導人，引發有關北京對這一掌管中國核武器的精英部隊進行清洗的猜測。 7月31日，中共中央軍委宣布晉陞王厚斌、徐西盛為上將，62歲的王厚斌來自海軍，被任命為火箭軍司令員；59歲的徐西盛來自空軍，被任命為政治委員。這間接證實「失蹤」數月的原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上將和政委徐忠波上將已經離職。這是近十年來中國軍方領導層最大一次意料之外的改組。 李玉超在2022年1月升任火箭軍司令員，任職僅僅一年半，新晉陞的王厚斌和徐西盛都從未在火箭軍服役。 此外，在過去一個月，有關火箭軍前副司令員吳國華去世的消息一直在中國社交媒體流傳。一份7月25日發出、署名「吳國華同志治喪辦公室」的訃告寫道，吳國華7月4日在北京逝世，終年66歲。但是死因卻有兩個版本，官方版本是這名中將「因病醫治無效」而在7月4日去世，另一版本是在家中浴室上吊自殺。直至7月30日，吳國華女兒「小貝」在網上以仿駢四驪六古文體發文，悼念其父，反駁對其父的各種謠言，上吊自殺的傳言才算止息。 與此同時，官方媒體還報導，軍委裝備發展部正在開展裝備採購招標評審專家違規違紀清查整肅治理活動，徵集自2017年10月以來在裝備採購招標評審活動中專家違規違紀問題的線索。但在幾個小時後該報導被刪除。 所以， 中共軍隊內部高層發生什麼，外界只能依靠猜測，無論是對與錯，中方不會回應。最後如果對外公布處理原因，那也只是中共當局認為最合適向外公布的原因。因此，猜測遊戲永遠可以繼續，外界無法驗證這種猜測是否押對題，聽眾、讀者多數也就圖個熱鬧，對真實感興趣的畢竟寥寥。 清洗火箭軍，意在反諜 這件事情，我正好關注過一條舊聞。美國2022年10月24日美國空軍大學(U.S. Air University)轄下的中國航空航太研究所(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公布了一份《解放軍火箭軍報告》，緊接著，10月27日五角大樓公布了《美國國防戰略》公開版本，以及新的《核態勢評估》和《導彈防禦評估》報告。美國國防部認為，雖然俄羅斯發動了在烏克蘭的戰爭，但是中國仍然是美國最大的安全挑戰，來自北京的威脅將決定美國軍隊將如何添置裝備及規劃未來。 這份《解放軍火箭軍組織》報告全文長達255頁，摘要共12頁，至今仍然掛在網上。據該文披露，中國火箭軍目前轄下共有9處基地，其中6處負責各類彈道導彈作戰。各基地座標亦標識清晰。這份報告從中國火箭軍各單位的指揮官是誰、駐地地址到經緯度座標都一一掌握並完全公開，雖然該報告強調，所有資訊都取自公開來源，座標則是依據谷歌地圖標示。雖礙於中國法律規定，谷歌所顯示之座標恐有100公里左右的誤差。最注目的是：該報告對火箭軍的各層人事任命列有姓名職務等詳細內容。 這份報告公布之時，對台灣戰爭擔憂甚深的台灣自然十分關心。2022年11月1日，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訊研究所所長蘇紫雲接受VOA採訪時分析，美軍搜集到中國導彈情資，除採用網路公開信息和傳統的人工情報外，應還參考了如RC-135偵察機所搜集到的電磁信號，而美軍在太空布建多達450枚人造衛星所組成的「星座」，更可具體掌握解放軍的基地位置及發射車的機動路線。 這一點我也相信，因為中國自從2015年設立了火箭軍這個軍種之後，為了表明中國軍力正在迅速提升，有不少報導與文章，僅以知乎為例，隨便一搜，大量有關火箭軍的文章，日期大都早於美國發布《解放軍火箭軍報告》的2022年10月，其中有些內容還比較具體。因為多年以前就發生過美國根據中國某些領域的專家發表專業論文而猜出中國正在研究製作什麼的事情，加上火箭軍從成立之後，中國的軍迷們經常在人民網強國論壇與知乎的相關專題上發表各種文章，加上美國超一流的衛星偵察技術，沒人懷疑美國這篇報告不真實。 中國「反間諜」歷來法網密織 但在中國高層看來，這事沒那麼簡單，且不說保密工作自認做得不錯，更重要的是這種說法解釋不了以下事實：火箭軍各層級軍官姓名職務，再好的衛星掃描也掃描不到軍官們的姓名職務、再大嘴巴的知乎、強國論壇軍迷，也沒人公布過任職軍官的姓名職務，更何況據稱是所有軍官的姓名職務。 中國軍隊高階軍官泄密有先例，原解放軍總後勤部軍械部部長，正軍級，少將劉連昆，1992年成為台灣間諜，多次向台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軍事情報，其中提供了1996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大陸軍事演習的情況，因台灣方面「啞彈論」、「十八套劇本說」，導致劉連昆被捕1999年以注射毒針的方式被處死。 中國向來對間諜問題都很敏感，因為本身也向外大量派遣間諜，深知這是對外情報戰的題中應有之義。美國CIA招聘中國線人，是個半公開活動，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嚴密監控公民行動的國度，掌握這種情報不是太難。更何況，從毛時代開始，中國的反間諜工作養成一個「人民戰爭」模式，城市居委會、農村以村為單位，對陌生人以及鄰里的可疑行為讓群眾參與監測。北京朝陽區的「朝陽大媽」成為中國基層組織居委會監測的標準模本，中國網友戲稱是僅次於世界四大王牌情報機構CIA、KGB、MOSSAD（以色列摩薩德），MI6（英國軍情六處）的第五大情報機構BJCYQZ（北京朝陽群眾的中文拼音首字組合）。 群眾舉報當然有效，但肯定有大批被冤枉成間諜的人。中國採取廣撒網，細篩選的方式，凡發現破壞國家安全的間諜行為，從嚴從重處置。2017年《紐約時報》曾發表《中國處死或監禁多名CIA線人，美國在華諜網被毀》一文，稱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中國政府監禁或殺死了18-20名美國中情局CIA 的線人，系統性地搗毀了中情局在中國大陸的間諜網，讓美國之後多年的情報收集工作處於癱瘓狀態。美國的現任和前任官員把那次在中國的情報員的損失描述為數十年來最糟糕的，中國當然認為是重大反諜勝利。 綜上所述，概括幾點： 1、這次火箭軍換帥，主要是軍隊反諜需要。只因還未鎖定具體物件，需要廣泛篩查。如果說這是中了美國那份《解放軍火箭軍報告》的反間計，對於習近平來說，這種可能性並非沒考慮過。但面對內鬼泄密這類事情，哪怕只有1%的可能，也不惜大動干戈嚴密排查，因為熟悉中共軍史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共治軍的基本原則。 2、中國發生軍人政變，幾乎在組織控制這一環就杜絕了可能性。在黨政軍情等四大部門中，中共歷來將軍隊看作命根子，軍隊實施黨管軍隊、支部建在連上，就是為了加強控制。有人評論說，火箭軍換帥顯示習近平在軍隊中權力根基不穩，這也是過度解讀。習近平反腐，軍中少將以上一百多人被抓、少數自殺，但基本無人反抗，說明這些軍人並無造反的能力。 習近平會背許多毛語錄，我相信在他成為中共掌門人之後，那條「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排在第一。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已持續一年多，雙方傷亡人數以十萬計。這場戰爭顯示，只要極權或威權帝國存在，戰爭就不會終結。三十多年前，蘇聯解體之際，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發出「歷史的終結」的樂觀宣告，如今看來，何其幼稚可笑。在人類歷史上，和平未必是常態，戰爭未必是偶然。 烏克蘭領土上發生的血腥戰爭，離台灣並沒有地理上和空間上那樣遙遠。對台灣而言，必須直面「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可能性——儘管這種情形比「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更加恐怖和慘烈。在俄國入侵烏克蘭半年之後，中國在二○二二年八月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聲稱台灣自古就是中國一部分，強調北京尋求「和平統一」的同時，也表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雖然該主張早已存在，基本是老調重彈，但在俄烏開戰後這段時間內，北京當局明顯將威脅不斷升高，特別是美國眾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展開一系列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期間發射飛彈飛越台灣上空，並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恐嚇意圖相當明顯。 雖然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表示，「沒有其他外國領袖，比習近平更密切注視普京在烏克蘭的經驗、戰事的發展。從許多方面來說，習近平的所見令他不安而趨審慎。我們最基本的判斷是，習近平與他的軍方幹部今日對於中國能否達成侵台任務存有疑慮。」但是，若烏克蘭戰況稍有變數，若西方厭戰情緒進一步發酵（《華爾街日報》指出，在俄烏戰爭打了一年之後，這場衝突在很大程度「已經變成西方自己的戰爭」。如果烏克蘭最後未能挫敗普丁的野心，對於美國的國際聲望與西方聯盟的未來都是一大打擊；西方如今對於烏克蘭的大規模軍事援助，本身也存在風險），習近平必然會覺得可渾水摸魚，而對台灣蠢蠢欲動乃至放手一搏。 烏克蘭戰爭的硝煙，短期之內不會散去。俄軍遭遇重挫，但尚未潰敗，普京政權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若放任俄國在烏克蘭予取予求，恐進一步使中國獲得鼓舞，進而形成「與目前極為不同且我們將無法接受」的國際秩序，「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的行為若不被制止，會使相同情況發生在包括亞洲的任何地區」。遺憾的是，台灣對烏克蘭戰爭的相關性與後遺症的關注與思考，反倒不如日本那麼緊迫。部分統派群體認為，擁抱中國就可以發大財，如同當年在埃及為奴的猶太人，不願承受「出埃及」的陣痛，寧願過有肉湯的為奴生涯；部分獨派群體則飢不擇食、急不擇路地從西方引入若干左派社會議程，自以為進步，卻加劇社會分裂，困擾了抗中的主軸；而更多「兩耳不聞島外事」的小清新、小確幸，以為如同鴕鳥一樣將頭埋藏在沙堆中，就可太平無事、歲月靜好。超市裡面短缺了三五天的雞蛋，就要呼天搶地，若是共軍打來了，豈不就只能舉手投降，乖乖排隊走進集中營——就好像通宵排隊去吃一碗日本拉麵一樣？ 每一次戰爭，總是在被侵略者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時候就打響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凌晨四點二十分，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波蘭中部小城維隆首先遭到納粹德國的空軍的轟炸。美國歷史學家提摩西·史奈德評論說：「德軍挑選了一個沒有任何戰略意義的地點來進行恐怖的實驗。」波蘭的三十九個師、九十萬人的正規軍，只堅持了三十五天就潰不成軍。波蘭官兵中不乏英勇之士，但他們騎著高頭大馬，使用中世紀的戰術，向納粹的裝甲部隊發起的衝鋒，註定了不會有絲毫的勝算。波蘭政府以為得到英法的保證，自己就能免於被德國和蘇聯侵佔。戰爭爆發後，英法遵守條約，對德國宣戰，卻沒有出兵波蘭，此後數月，英法聯軍一直龜縮在西線，維持一種「假戰」狀態。承諾保護波蘭的歐洲大國法國，幾個月後也步波蘭後塵，遭遇滅頂之災。 波蘭和烏克蘭的前車之鑒，台灣不可熟視無睹。此刻，我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要為我所愛的台灣寫一本「警世通言」。此前，我閱讀了大量中國、美國和台灣以及其他國家的專家學者撰寫的關於台海問題的著作，對我有一定的啟發和刺激（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但是，我卻覺得這些著作皆有其局限性：中國學者當然知中，美國學者當然知美，台灣學者當然知台，但他們對於外在於自身的其他兩處的政治經濟和民情秩序大都頗為陌生。而擁有多重身份及三地生活經驗的我，恰好可以彌補這些欠缺，並提供新的視角與思路。我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九年，從四川到北京求學，之後成為異議作家和政治評論家，與劉曉波一起捍衛人權和批判中共極權主義統治，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有較為深切的認識。二○一二年，我逃離如同「動物莊園」一般野蠻殘暴的中國，流亡美國，六年之後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我生活在美國，不是「旅居」，將美國當做生根發芽之地，進而研究美國的歷史、文化與政治，我居住在華府郊區，常常接觸華府的智庫、大學、媒體及獨立學者，搜集到第一手資訊，撰寫了多部關於美國的著作。而我從二○一六年開始就曾訪問台灣，近年來更是每年必定到台灣訪問數月，走遍台灣的每個縣市包括外島，寫下五卷本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及《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等多部著述，在非出生於台灣的華語寫作者中，我是屈指可數的知台派和愛台派，亦將台灣當做第二故鄉。我的以上三重身份及生命經歷，讓我知中、知美且知台，知道三國各自優劣、長短、攻守的幽微之處，故而寫這部中、美、台的「新三國演義」可謂得心應手。 本書第一章從台灣與中國的「准戰爭狀態」寫起：「中華民國台灣」已然民主轉型，兩岸關係仍是國共內戰之延續。中國不放棄吞併台灣的野心以及用武力實現這一野心的企圖，對台灣實施認知戰、經貿戰及軍機擾台，「紅色滲透」在台灣如入無人之境。我認為，中共侵略台灣有三個時間節點：習近平統治末期，權力鞏固，自信膨脹；習近平退休或死亡，中共高層陷入內鬥；中共統治終結，但中國民主轉型失敗。這三個危險的時間節點分別對應三場可以類比的戰爭：伊拉克吞併科威特之戰、阿根廷侵略福克蘭群島之戰及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第二章至四章，是本書的重心所在，分別論述中國對台動武的三種方式：武力封鎖、攻打外島及佔領本島。書中既追溯過去數百年來在台灣發生的若干次戰爭的經驗教訓，如施琅「打台灣，先打澎湖」的戰術、國軍保衛金門的古寧頭之役以及毛澤東虎頭蛇尾的「八二三炮戰」；亦分析二戰後期美軍為何以「跳蛙」戰術繞過台灣；更引用近期英國和美國戰略專家的兵演精粹，由此探討這三種侵台方式的可行性以及台灣的應對策略。 第五章則梳理中共建政後的四場對外戰爭（武裝衝突）的勝負得失——韓戰、中印邊境戰爭、中蘇珍寶島衝突及中越戰爭——並從中總結出六條規律，此六條規律可以用以預測中共未來的行為方式。 第六章分析習近平和解放軍的特質及實力。愛穿軍裝的習近平沒有能力指揮一場戰爭，解放軍的腐敗已無藥可救，習近平此前推動的軍改未能「強軍」反倒「弱軍」。而且，解放軍不是國防軍，而是黨衛軍；不是黨指揮槍，而是黨魁指揮槍。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西方都高估了俄羅斯軍隊的實力，戰力遠不如俄軍的解放軍的實力更是長期被高估——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習近平和解放軍都是「紙老虎」。 第七章，針對台灣島內似是而非、三人成虎的「疑美論」和「反美論」，指出美國必定會為台灣與中國一戰，因為僅從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而言，若坐視中國侵佔台灣，即意味著「美利堅治世」的終結。本章也分析了中國與美國的國力和軍力的巨大差距，以及面對中國的挑戰，美國的弱點及美國如何克服這些弱點。美國出兵台灣，必然是一場攻擊中國本土的、如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全面戰爭。 第八章，對照中國與台灣的國際形勢——中國失道寡助、台灣得道多助。天下之大，中國沒有一個真正的盟友，而且中共將民眾當做最大的敵人，維穩費比軍費多。對比之下，台灣的盟友則是多多益善，此處特別指出打造「自由彩虹」的日本是台灣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盟友，而嘗過共產黨統治恐怖滋味的東歐國家則對台灣最為友善。 第九章，為台灣的的軍事及民事兩方面的抵抗做出誠摯建言：「不戰而降」不是台灣的正確選項，對中國示弱和讓步也換不來和平及中國的友善。所以，在軍事上，台灣應當採取刺蝟戰略或豪豬戰略，持續培養不對稱戰力，讓中國知難而退，即便中國鋌而走險，也可讓其付出無法承受的慘痛代價。在民事上，全民皆兵是台灣唯一的選項，台灣人要為保衛台灣而戰，一個不願捍衛自身自由的國族，是得不到任何外援及同情的。台灣必須洗滌和祛除「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儒家毒素及西方左派偽善的和平主義（其實是綏靖主義、投降主義），承續李登輝那一代「偉大的台灣人」的勇武精神，在推動轉型正義和民主鞏固的同時，完成一場文藝復興。 台灣也是我家園：我的最多的著作在台灣出版，我在台灣擁有最多的讀者和朋友，我在台灣體驗過（並將繼續體驗）無與倫比的美食、美景與良善的人情。因此，台灣的自由、台灣的安全，與我息息相關。我以此書作為給台灣的一份禮物，它雖然不是刀槍與飛彈，但我期盼它能成為台灣自由思想武器庫中的一磚一瓦。 （※本文摘自《中國如何攻打台灣》（大是文化出版）作者自序。全文轉自上報）
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洪災肆虐之際，中共本已陷入多事之秋，外交部、軍方醜聞撲朔迷離。當中的主角為習近平的軍中重器火箭軍，還有已被罷官的外長秦剛。而國安系統近期頗為高調，公開宣傳其「隱蔽戰線」。於此之際，習親信蔡奇赴北戴河，宣告北戴河休假開始。 北戴河休假式會議或牽涉秦剛和火箭軍 中共新華社8月3日消息稱，受習近平委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3日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專家。與蔡奇同行到北戴河的高官，包括中組部部長李干傑，國務委員諶貽琴，全國政協副主席姜信治。 過去歷年，當主管組織人事的中共高層現身北戴河慰問，就被視為傳統的北戴河休假式會議的開始。儘管河北洪水滔天，中共七常委無一人現身災區，黨媒記錄的最新的國內活動，是習近平和李強在8月1日對於洪災的批示。他們大有可能已攜家屬前往北戴河。 過去中共前後任高層會在北戴河發生圍繞人事決鬥。筆者上月已有文章指出，儘管政經陷亂局，天怒人怨，現在不管哪派的政治老人都不敢對習「妄議」，今年的北戴河將是無會、沒戲。加上許多中共元老或已死亡或老病。在胡錦濤二十大閉幕式上被強架出場後，沒有人會想像誰還能幹習近平的政。但中共內鬥形式會有另外的表現。 中共現在內部麻煩不少。在黨內鬥爭方面，比如被免外長的秦剛，其國務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下一步要不要被拿掉；火箭軍被免的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都是中央委員，要不要除名處理。這些問題當然可以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但因為比較棘手，也大有可能利用北戴河休假時抽空討論解決。 7月31日，新任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政委徐西盛晉陞上將軍銜。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的去職，外界認為坐實此前爆出的火箭軍高層向美國泄露機密情報，多人被查的傳聞。 另一樁引發國際轟動的事件，是中共外長秦剛消失一個月後，7月25日被免職，只剩國務委員空銜。秦剛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受習近平賞識的秦剛，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成為最受關注的政壇新星。56歲的他直接晉陞中央委員，同年底打破慣例提前出任外交部長。今年3月，秦剛更兼任副國級的國務委員。 關於秦剛突然失勢的原因，最初傳出是生活作風問題，傳說他在某大外宣媒體任職的情婦本身就是「雙面間諜」。然而也有指與他在駐美大使任內未能阻止李玉超之子泄密有關。據稱秦剛與火箭軍高層過從甚密。 秦剛情婦是否「雙面間諜」雖沒有什麼具體證據，但作為駐外記者，其供職於中共「隱蔽戰線」是有極大可能的。而秦剛如果和軍方有勾連，卻不同尋常。 「特工」秦剛 秦剛是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畢業，早已被認為是中共「職業特工」出身。 簡稱「國關學院」的北京國際關係學院（UIR）創建於1949年，當時叫「外交知識和外交事務培訓班」，歸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1950年改編為外事幹部學校，1955年歸中共中央調查部管。1961年，該校與現外交學院合併，更名為外交學院分院。之後擴建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的國際關係學院。 1964年，基於該校作為特種作戰人員訓練基地的重要地位，國關學院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起被列為「重點高校」。但到1978年，這家學校被悄悄地從「重點高校」名單中剔除。 1983年7月，原中共中央調查部整體、公安部政治保衛局部分、中共中央統戰部部分單位、國防科工委部分單位合併成立國家安全部（下稱國安部）。國關學院自然歸國安部，但是對外稱受教育部管理。 國關學院地處北京市西郊，被外界稱為「特務大學」，但其實也分有特務專業和非特務專業。 今年1月15日，美國退休外交官譚慎格（John J.Tkacik,Jr.）撰文提醒美台當局要注意中共「特務外交」，因為新任外長秦剛是從事「情報」工作出身。 譚慎格表示，美國和澳洲的幾位學者都證實了國關學院與中共國安系統的關係。其中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報告警告，國關學院「因為與中國國內情報機構國安部有從屬關係，而被認定為風險極高」。 秦剛畢業後被分發到國安部管轄的「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DSB）任職，並被派往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 譚慎格說，他曾在美國駐北京聯絡處、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和中國境內各地領事館工作過，與「外交人員服務局」及其省級分支機構指派來的年輕畢業生共事。他發現這些人總是早到晚退，渴望儘可能地了解美方辦公室的動態。而美方駐本地僱員中的政治和經濟「研究員」，都是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提供的。 譚慎格寫道，「他們非常高明而且不動聲色地將我們的注意力導向他們認為我們應當報導的有趣發展。這些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排的僱員，都是在國安部的指導下工作，我個人認為他們都是國安部的現職官員。」 四年嚴格的見習工作後，秦剛以外交官身份進入外交部工作。譚慎格認為，秦剛以「外交掩護」從事情報工作。 譚慎格的文章提及，秦剛兩度被派往英國擔任新聞官員，也在外交部新聞司工作過，他和中共國安部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插在所有外國外交公共事務部門以及所有外國媒體駐北京分社裡的線民，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中共「隱蔽戰線」選人內幕 新上線的中共國安部微信公眾號8月1日發文強調搞反間諜「全社會動員」。不少觀察者認為，這是打著維護國安旗號的政治整肅運動。 此前，7月14日，中共政法委書記陳文清曾在國安系統會議上，則要求各地方支持隱蔽戰線工作。 所謂中共的隱蔽戰線由來已久，早期有地下黨，中共特務打進國軍高層，近年國安機構在中共各個駐外機構的外交官，新聞記者，商務人員和留學生群體中，都安插或發展有特務，他們都算是非專職的。 中共國安特務有布局早、埋藏深的特點，國安系統到相關高校挑選人員已是慣例。當事人如果在參加工作前就被國安選中，一日受訓，終身不能脫離國安。 國關學院只是中共國安部招募人員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共國安部也在其他大學尋找合適人選。 主導迫害法輪功的中共法外機構中央「610」辦公室的副主任彭波，就有國安隱秘身份。 歷史文獻學者吳仁華2021年3月14日在推特上披露，彭波有一個秘密身份——國安部人員。吳仁華說，彭波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77級學生，與自己曾是宿舍室友。彭波在1982年春大學畢業時，被中共國安部（當時國安部未正式成立，或指其前身）選中，並在國安部接受了兩年的「專業培訓」。 資深媒體人郭軍曾撰文談到他當年在中國青年報社的同事彭波，也指彭在大學畢業時曾受過特務訓練。 事實上，這些有其它身份的特務或特工，後來多數都是非專職的，他們有社會上的表現更像相應的社會成員，別人基本看不出來。 筆者在大陸有位老朋友，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先進入北京國安局，隨後外派西藏神秘部門，後又轉到廣東的合資企業作為中方代表，再任市屬企業老總。他本身就是國安人員。 從他口中，我知道了這種非專職國安特工的一點內幕：在社會上各行業，都安插有國安人員。比如國內有個很有名的民營網際網路平台企業大老闆就是。甚至街上開計程車的、擺攤的，也有被國安早年就收羅的人員，只是編製和待遇不同。這類人一日進入狼窩，終生必須隨時服從特殊任務安排，特別是黨國認為的非常時期。 「隱蔽戰線」的特工可以轉為公開身份的職業外交官，如秦剛。中共外交部、中聯部、統戰部和國安部的官員，甚至聯參部情報局、戰略支援部隊網路系統部、政治工作部聯絡局（軍改前稱總參二部、三部和總政聯絡部），以及公安的政保局，經過習近平挂帥的國安委的特別審核，他們之間的人員也可以會相互調配。 國安內鬥掀下秦剛？ 火箭軍一幫高層出事，特別是前軍方情報頭目吳國華自殺，是否與同樣有特工背景的秦剛有關，目前還不得而知。秦剛到底是因為性醜聞被內部人舉報，還是因為捲入間諜案，也不清楚。但是，中共各大情報部門之間的內鬥也一定存在，只是更加撲朔迷離。 中共國安內鬥過去在習近平和主要是江派的敵對派系之間進行。比如習上台後拿下了曾分管國安的周永康，又拿下親曾慶紅的國安副部長馬建。今年3月，中共國安部強調要「全面徹底肅清馬建、孫力軍等流毒影響」。 今年1月，中共國安部原黨委委員、中紀委駐國安部紀檢監察組原組長劉彥平也被判死緩。劉彥平之前落馬當天，中共國安部曾開會，強調國安機關把講忠誠作為第一標準。 自習近平兩屆任期過去，中共二十大上習家軍全面上位，以及其它派系人馬被收編，現在國安系統一邊在清理前朝不忠的人馬，但更多的是效忠於習的人搞窩裡斗。 今年1月28日，赴國安部上任不久的習近平親信陳一新，要求整治國安官員「五不」問題，其中對習的「不忠」排在第一位。陳一新6月在黨媒發文，強調要設專門機構，盯緊隱蔽戰線「加強監督」，實際上就是為了及時發現不忠者。 中共媒體整天講打擊「兩面人」，習近平整天在防範有人反習，那些習家軍為他四處布防。但習近平這些身邊人，自己也隨時會出事，秦剛就是一例。習近平不可能自打臉，自己去揪秦剛的問題，秦剛很可能是被隱蔽戰線的「戰友」收集黑料搞下台的。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2020美國總統大選讓不少民調專家嚇出一身冷汗，甚至有評論認為「民調機構已如一片廢墟，應該被炸毀」。用詞會這麼激動，正因為選前多份民調都沒有掌握川普的支持度居然和拜登拉得這麼近，明顯錯估拜登對川普的領先優勢。前《華郵》專欄作家還特別寫了篇文章，題為：「我們對這次選舉仍知之甚少——除了媒體和民調再次搞砸之外」，主要就是在批評選舉民調失准。 那段時間，美國老字號民調機構皮耶研究中心也做了檢討，對比了選前最後階段的民調和最後結果，落差最高者竟差了約8個百分點（選前民調──拜登勝川普12個百分點，選舉結果──拜登贏川普4個百分點）。這樣的差距，在美國民調圈來說，已到很難接受的地步，當然引來諸多對民調是否已很難反映實情的懷疑。 例如，雖然美國兩黨紅藍板塊仍舊非常明顯，但川普支持群眾多半被低估，原因之一在白人民主黨支持者的表態率一直都高於白人共和黨支持者，這已有可能讓民調形成誤判。另外，在現代選舉愈加複雜化和愈加極化下，一黨實際支持者人數、不同議題發聲權等等，也都會直接影響民調的準確性。 民調準確與否，牽涉到新的社會型態、調查模型、問卷設計和受訪媒介，但終究可以找到更適切表現民意的科學發法，「失准」至多是讓之前「好的民調」因為未能如實反映現實，而變成一個「壞的民調」，只要經過技術性修正調整，還是有可能重新成為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好的民調」。 問題就在當下「好的民調」和「壞的民調」之外，其實還有「醜陋的民調」。這是之前《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迪翁（E.J. Dionne）所做的分類。其實不只迪翁，美國政媒圈早有發現，在過去選舉中，一些「民調」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反映民意，而是為了操縱民意，它們確實會刻意利用誘導式的問題，去獲得特定人想要得到的答案，當別有用心的利益集團委託民調公司，對受訪者發出誘導式問題，從而回收「科學證據」，以證明公眾意見和他們一致時，就是直接在貶損民調的公正信，進而在「好的民調」和「壞的民調」之外，又創造出「醜陋的民調」。 「醜陋的民調」最顯著表現，就是同時操縱調查的提問和結果，並以此呈現出一種並不存在的趨勢，好滿足特定人群的想法和需求。當政治問題一再被充滿誤導性的民調掩蓋真實公眾意見，民調公信力受損還在其次，直接遭到挫敗的就會是建設很困難，但卻很容易被破壞的民主審議。任何有心維護民主制度者，都會認為這種現象茲事體大。 過去，美國不乏倡議民調可信度的組織，不斷提醒民眾如何判斷民調的可信度，例如某機構公布某份民調，除了其結果，也應該要理解這個民調機構「怎麼問問題」（通常這是刻意誤導的第一步）？以及它的「抽樣方法」是什麼？民調「目標群」是誰？最後，就是「誰資助這份民調」，尤其當資助團體和競選活動相關人有利害關係，這樣的民調如何取信大眾？ 台灣正值總統大選，各機構民調發布相當頻繁，近期則有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提出所謂「國民黨內參民調」，指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已經追上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緊追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然後，很快再有媒體人說亦有另一份「內參民調」，其中侯友宜和對手的差距原來非常大。若依照民調可信度判斷準則，則上述僅僅提供「說法」的民調，或已完全無參考價值。 另外就是「兩岸圓桌論壇」理事長張顯耀近日也發布總統大選民調，指柯文哲以34.4%支持率，贏過賴清德的27.2%和侯友宜的12.3%。在誰最有能力維持兩岸和平、避免戰爭提問中，柯文哲則以33.6%持續居冠，之後是賴清德23.2%、侯友宜19.1%。有媒體曾經報導，由「張顯耀創設的圓桌論壇協會，在北京舉辦首屆兩岸民間圓桌論壇（2018年），此平台得到（中國）國台辦大力支持，並與大陸商務部、發改委等多部門對接…」則無論張本人一路以來「顯耀的政治背景」和他所代表的「圓桌論壇協會」，皆具有高度特定政治色彩，這對民調可信度來說，難道不是一種雙重否定？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