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480万机密文件曝光 海外分行被指替北京办事
2026 年 9 月 15 日
8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决定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震惊世界，被认为是掩耳盗铃。中国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从2018年12月的10.1%攀升到2022年12月的16.7%。放弃新冠清零政策后，原本指望青年失业率会应声而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青年失业率屡创历史新高，2023年6月高达21.3%，北京大学学者张丹丹估算青年实际失业率甚至高达46.5%。7月份的失业率之高甚至吓得国家统计局不敢公布了。 同样，2022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月的121暴跌到11月的86；12月放弃清零政策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只略微反弹到2023年2、3月的95，然后回落到4月的87。应该是因为消费者指数太低，中国官方在5月开始也不敢公布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重塑了中国的经济。 计划生育是中国经济问题根源 1980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理由之一是人口增长“为就学、就业增加困难”。其实恰恰是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导致了就业压力。有人口才有需求和消费，才有生产和服务，才能提供就业机会。我在2004年一篇9万多字的报告和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就指出，计划生育将长期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短期因为儿童比例过低导致内需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远期导致劳动力不足和老人“额外”过剩。 居民消费通常占一个国家GDP的60%左右。在2011-2020年期间，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68%，印度占59%，除中国之外的中等收入国家作为整体占61%，但中国仅占37%。在2017-2021年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6.7%，但其居民消费仅占全球的11.5%。 中国的消费低迷，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儿童比例。愿意为孩子花钱是父母的本能。从婴儿产品到玩具、教育，儿童的消费带动庞大产业链。儿童本身就是经济希望，提振消费信心，刺激投资。儿童比例低会导致消费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因此，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而15-64岁劳动力占比则相反。 中国的内需不足是因为15-64岁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3-75%（国际社会为64-66%）；而劳动力“额外”过剩，又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导致0-14岁儿童占比从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所致。 在国际社会，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占GDP的60-70%，中国在1983年也占62%。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家庭的刚性需求，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政府扩大和贫富差别拉大。比如说，如果主流家庭有3个孩子，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以上才能养家糊口，否则老百姓会造反。如果主流家庭只有1个孩子，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0%就能满足一家三口的刚需。 再怎么刺激消费，普通百姓就是买不起 1990年代胡鞍钢等人推出的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导致中央财政挤压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挤压家庭。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家庭收入也在增长，民众也有获得感，但其增速低于GDP的增长，于是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不知不觉之中下降到现在的43%，中位数更是只有37%，财富不成比例地掌握在各级政府和富人手中。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新冠清零政策），富人的强购买力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但普通百姓连养一个孩子都困难，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 居民消费通常占可支配收入的85-90%，这一比例见于美国历年的纵向比较，也见于中国各省的横向比较。中国的家庭规模从1982年的4.4人缩小为2020年的2.6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62%下降到现在的43%，同期居民消费率也从53%降至38%。中国近年提出“双循环”理论，在刺激消费上锣鼓喧天，但消费就是起不来，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奶水不足，再怎么吸也没有用。 独生子女的家长担心养老，于是减少消费、存钱养老。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富人的储蓄率也居高不下。因此，在2005-2020期间，中国的平均储蓄率高达47%，而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4%，美国只有18%。 与国内市场相比，中国有超过1亿的“过剩”劳动力。因此，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主要靠消费驱动，中国的经济更多依靠出口和对房地产及高铁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从2005年至2020年，中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4%，而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3%，美国只有21%。然而，过度投资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政府债务危机。 人人进高校 工作真难找 由于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只有38%，使得服务业只能提供48%的就业。但是独生子女父母望子成龙，又让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60%，相当于美国1987年、日本和德国2011年、法国2014年、英国2017年的水平，而当年这些国家的服务业提供了70-80%的就业。 高校毕业生主要不是从事农业、工业，而是第三产业。中国如此低的居民消费率，如此落后的服务业，如此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数从2000年的101万增加到2010年的614万、2020年的870万、2022年的1053万，今年更是超过1100万。 以前与美国产业链相关联的企业为中国大学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是随着美中贸易战的爆发，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从2017年的22%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13%。欧盟等地由于经济减速和对中国的“去风险”，从中国的进口也减少。2023年1-7月中国的出口同比下降5%，其中7月份更是暴跌14.5%。中国政府对意识形态的管控也削弱了服务业。这些原因共同导致青年失业率飙升。 打个比喻，发达国家的房子，墙壁面积只占20%，房子空间占70%以上，居住舒服。而中国的房子，墙壁面积占52%，房子空间只占48%，住起来很憋屈；以前靠“租房”（出口）缓解了压力，现在人家不让“租房”了，于是大家都挤在狭窄的空间里。 中国当局担心的是青年高失业率会导致社会不稳，其实最大的危害是降低结婚率和生育率，对中国人口危机是雪上加霜。中国的青年人口本身在快速减少，绝大多数又进入大学，必将导致中国制造业衰退。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立秋之后，华北大水终于消退，灾民们开始返家。不过，这不是终点，随着卡努台风的到来，风灾和水灾还在中国东北继续，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满目苍夷，人们在问，谁应为这场灾难负责？季节台风还是气候变化，水利机构还是应急部门，或者是“消失的他”？ 从7月底杜苏芮台风登陆到8月立秋洪水退去，华北水灾持续了整整两周，大半个河北都陷入汪洋。然而，在灾害来临后的一周时间里，《人民日报》对这场灾难也几乎只字不提；在受灾最重的涿州，人民见不到党政负责人出面指挥救灾或者安抚人心；中国的领导高层则躲在北戴河度假，一副哪管身边洪水滔天的超然姿态。 与32年前华东水灾成天壤之别 这和32年前的华东水灾形成天壤之别。1991年的初夏，一场洪水席卷华东18个省，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乘坐简陋的冲锋舟亲自视察灾情，港台人民争相捐款捐物，国际NGO第一次进入封闭的中国社会。这一切都发生在1989后三年的“治理整顿”期间的凋敝气氛中，中国领导人还算明白治水政治关系政权的根基，把一场洪水救灾变成了冷战后中国引入公民社会组织的起点，也让中共看到了港台民心可用，在社会心理意义上对中国全面开放的推动意义甚至超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 然而，与华东水灾令人振奋的救灾动员和不期然的政治巨变截然相反。在华北腹地的这场大水过后，没有民众自发捐款，没有国际社会支援，也没有广大公民社会组织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进入灾区救援，仅存一些地方公益性专业救援队到达灾区后长时间不得而入、被要求出示所谓“救灾邀请”和“救灾批准”文件。少量在京的国际媒体也彻底放弃了灾区采访，他们或许没有得到采访许可，或许不愿意重复去年采访郑州大水时遭受的无端排斥。 当然，在广大灾区，人们更难得看到大规模的政府救援。对灾区内外的中国人民来说，看到更多的是“动态清零”的影子。仿佛在三年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动态清零”的准戒严体制并未放弃，至少在各级党政治理手段和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方面丝毫没有改变。这种不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僵化体制或许正是华北洪灾的真正根源，在未来还将继续制造类似的人为灾难。 救灾过程再现疫情管理的僵化体制 也就是说，从这次华北水灾的灾难发生和救灾过程来看，几乎重复着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模式，中国无论地方政府还是高层，相比三年的新冠疫情，毫无纠错，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思和改进，反而充分地再现体制僵化和治理失灵。似乎，“动态清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治理的核心密码，每遇灾难即自我强化并且放大灾难的危害，再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难发生机制，恍若新旧历史悲剧——“三年饥荒”和“三年疫情”——的叠加。 因为，在华北，有一头大象在那里，就是雄安，那是华北平原的最低点，雄安三县的白洋淀是传统也是法定的蓄洪洼地，但是从它变成雄安新区的所谓“千年大计”的那一刻起，华北水灾就注定要发生，已经城市化的华北平原就将变成分洪区、泄洪区。 这种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人为颠倒，根本改变了华北平原的地貌，也要比1958年“大跃进”人定胜天的狂热更持久，就是人祸吧。而当气候变化，太平洋的台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容易影响中高纬度地区，这头大象便成了所谓大局、所谓“江山”的象征，改变了雄安和河北其他城市的关系、也颠倒了中共意识形态里面人民和江山的关系。三分天灾合并七分人祸，就成为中国自然灾害、甚至所有意外灾害的放大机制，轻易地将灾害转为灾难，而不是相反。 这也是刚刚结束的“动态清零”的灾难机制：为了防范新冠病毒如看不见的洪水一般扩散，所有城市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雄安，画地为牢、与邻为壑，人民被分隔在城市、乡村、方舱、住家、汽车、工厂、办公室、甚至电话亭里，处在饥饿贫困、无医无药的无助境地长达三年。两周的华北水灾不过是重现了三年“动态清零”的“全过程”：从河北领导宣布为雄安筑起“护城河”，不让一滴洪水流入雄安，河北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热的人为灾难。 官员躺平，不顾民生疾苦 例如，从水灾一开始，人们就看到惊人相似的一幕：面对突如其来、也是1963年以来最大的河北大雨，河北地方官员普遍躺平，在大水高涨中似乎都在等待来自最高领袖的指令。而不巧的是，如同新冠病毒爆发与2020年初的高层外访和会议冲突，今年华北大水也遭遇中央的暑期休假，铁桶一般的北戴河自然毫无反应，河北主政官员也只能继续新冠疫情期间的“守土有责”，把河北大地当作北京和雄安的“护城河”，只会严防死守，哪里在乎民生疾苦。 如此“护城河”政策，无视人的尊严、无视人的平等，甚至也无视过去三十年华北地区的城市化，今天的华北虽然不及江南富庶，却也普遍小康，已非几十年前一穷二白的农村，却在一夕之间被任意淹没，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倡导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已经通过“动态清零”发生了，尤其在2022年上半年以三个月“封城”粉碎了上海人民所有的现代化幻觉，其悲剧性后果才刚刚开始显现，也就是人民的“润出”和经济的通缩。 在“动态清零”体制被白纸革命暂时推翻后，年轻人转向革命后的”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的“四不青年”模式，中国人民则以不投资、不消费的集体选择抵抗官僚集团促进私企的“31条”和促进消费的“20条”。那么，在华北水灾过后，“动态清零”体制向何处去？是彻底永久化，迎接未来更多的天灾人祸和“艰辛探索”，还是改弦易辙向人民让步？便成为一个考验中南海，也是所有中国人民的紧迫问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Instagram上你要突破演算法很困难，粉丝数到一定程度就停住了；但小红书的母体是几千万甚至上亿，随便发个笔记就可以有上千的观看量”。 李佳珊（化名）6月刚从大学毕业，是Instagram追踪数在一万人以下的奈米网红(Nano Influencer)，不少小品牌会找上她，用免费商品换取李佳珊的贴文宣传，对她来说小红书是面向更大市场的窗口。 李佳珊在小红书上用分享台湾的网美咖啡厅，获得的点赞远超过Instagram，更有超过百人收藏她的笔记。她说有时自己会用简体字发文，“因为触及率会更高”。 小红书也是李佳珊打造自己的参考书，从发型、美甲到当红鞋款，她都在小红书上找灵感，“Dcard单纯分享的文章比较多，母体不够大，评测也比较少”。 Dcard是台湾大学生的社群平台，拥有逾6百万用户，但与有上亿活跃者的小红书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李佳珊分享，跟风追八卦才会看Dcard，想要赶上流行则必须勤刷小红书，因为华语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同性质的平台。 台湾年轻人都在看小红书？ 小红书是2013年中国创业家毛文超及瞿芳推出的手机社群软体，瞄准年轻女性用户，以“标记我的生活”为号召，使用者可以上传笔记分享美妆、穿搭、家居摆设、旅游或是心灵成长的影片或图文。 中国千瓜数据的《2022年小红书趋势报告》显示，小红书每月有超过2亿的活跃用户，其中有超过7成为“90后”。这股热潮近年也吹向台湾，根据网站分析软体SimilarＷeb统计，今年3月至5月，台湾人造访小红书的流量占比超过1%，仅次中国。 今年5月，台湾女艺人王思佳遭爆假包事件，小红书用户扮起侦探查缉，日日比对王思佳在电视节目上分享过的包款与正品对照图，再度带动台湾小红书下载量，5月小红书在Google搜寻热度一度窜升，更一度登上AppStore下载榜首。即便热度过去，8月前两周，小红书在台湾IOS及Android应用商店社交类程式下载量均居第三。 小红书：生活美妆的百科全书 小红书以细致的分众与强调真实感的评测获得使用者好评。以美甲为例，李佳珊在搜寻列输入“美甲”，小红书便会把笔记按照各种风格分类，高级感、清冷感、甜酷风、裸色系、显白感，十多种风格任君挑选；发一篇笔记询问橘棕色染发体验，就会一呼百应，大批网民晒出自己的染发照供你参考。 李佳珊一边说一边点开小红书最新的热搜字“多巴胺穿搭”，影片中的博主“白昼小熊”是近期的大势博主，凭借者全身亮色系穿搭，用色大胆的妆容，以及跳跃感十足的拍摄手法，短短30天涨了270万粉丝。 多巴胺穿搭（Dopamine outfit）的特色是全身穿着单一鲜艳颜色的服饰，激发快乐指数，如同大脑的快乐激素多巴胺。这一关键字早在2022年9月就出现在西方创意灵感App Pinterest的年度时尚预测，但直到“白昼小熊”在小红书刮起旋风，这股潮流才吹向台湾时尚媒体，“小红书同款”以及“小红书爆款”也成为台湾美妆或服饰产业的广告词，令人难以低估小红书在流行时尚承先启后的影响力。 小红书的“人口红利”也体现在生活经验分享。王品宜（化名）是理工科系的大学生，透过在上海工作的朋友推荐，下载了朋友口中“没那么有政治味”的小红书。 “因为小红书的笔记通常都跟政治没有关系，他们宣导的是生活的方式，或是比较偏个人层面自我实现的一些指引，我会觉得好像跟政治局势比较没有关系”。政治立场踩在台湾独立的王品宜笑称自己使用小红书反而有“深入敌营”的感觉。 最初她也被分类细致以及大量的美妆评测内容所吸引，但除了“打造门面”，她发现小红书上能挖掘的还有更多。 “我朋友收到一所美国学校的offer，是很偏僻的学校，用Google搜寻不一定找得到那么多资料，但在小红书上都会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经验，这是我没有预期到的。” 王品宜直言，“它有点方便到会变成所有其他平台的替代品，然后（使用者）就会花更多时间在上面”。 小红书打造的美好中国？ 小红书紧接着抖音在台湾年轻女性用户间窜红，多位小红书的使用者在受访时告诉我们并没有使用抖音的习惯，因为“小红书比抖音有质感”，且小红书推播的软性内容政治侵略性并不高。 王品宜使用小红书一年多，得出了小红书创造中国假象的感想——“它分享的量跟分享的方式，会让我觉得中国好像真的是一个很好、很适合居住的地方”。 不只是有关中国的负面讯息难以浮出，九成使用者为中国人的小红书也充满以中国为本位的论述方式。 “中国宝宝体质的减脂沙拉其实就是烫青菜，或像是台湾会有的健康便当，他们会觉得这是中国人自己的烹调方式”，王品宜认为不管是饮食、美妆最终都会带回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中国式优越感也在小红书上随处可见，王品宜说，小红书上经常有网友自发性搬运外国博主的影片，“他们不一定会攻击，但会留言称赞中国还是比较好”，王品宜观察到许多各国妆容评比的影片往往都是“中式妆容”胜出，品牌彩妆实测，也经常是“国货彩妆”胜出。 这里所说的“国货彩妆”或是“国产彩妆”，指中国本土彩妆品。 “国货彩妆”如何因小红书在台崛起 中国彩妆有多普及？采访当天，王品宜嘴上擦的是中国品牌的爆款唇釉，李佳珊则是从包包掏出中国品牌唇蜜。这些品牌拜小红书所赐风生水起，早已抢进台湾药妆店陈列架。 我们实际走访台湾知名药妆店铺，虽不像国际品牌有一柜共四至五层的陈列架，国货彩妆被归纳在小众品牌陈列区，各个打着“小红书爆款”、“小红书神级单品”的广告词，一区约五至六种中国彩妆品牌。不只线下，网路平台各家代购业者卖场的单一商品都有破万以上的销量，更有卖家专营中国彩妆卖场。 过去被认为是山寨大国的中国俨然在彩妆市场扭转形象，而小红书扮演关键角色。 李佳珊明确告诉我们，他对于中国彩妆不再有低价低品质的想法，“有些中国彩妆的单价并不便宜，而且在中国的百货公司设柜，也会和向三丽鸥等知名的品牌联名”。不过她也补充，这样的想法仅限于美妆产品，对于中国制的影视作品、零食等他仍是兴趣缺缺。 王品宜的想法是，“人口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他的使用者有这么多的时候，就会更容易觉得那个东西好像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台湾海关进出口统计，2016至2022年南韩跟日本进口唇部彩妆总值持续走跌，但中国唇部彩妆进口总值稳定持平，近几年则有微幅成长。 国内某网购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某中国品牌唇膏在2020年几乎未有搜寻量，2021下半年至2022上半年该产品热度窜升，搜寻量成长幅度超过130％。 我们实际询问中国彩妆代购业者，想了解中国彩妆销量是否受小红书刺激？却遭业者以“ 因为内容较为敏感（Made in China），邻近选举，相关议题较不方便讨论”为理由回绝。 尽管使用者觉得美妆生活“不那么政治”，但在站进出口贸易第一线的业者一语道破了“Made in China”之于两岸关系的敏感特性。 小红书的统战风险？ “我是来自湾湾的少数民族，没错，就是内陆朋友常说的高山族”，来自台湾的泰雅族女大生在小红书上发了一则身穿族服的笔记，引来5百多则留言，中国网民对台湾原住民投以好奇。 但用上央视主播对台湾“亲情呼告”的“湾湾”，以及不为台湾原住民族群接受的“少数民族”，台湾人真的在小红书上被统战了吗？ 《东方文化学刊》总编辑胡又天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综合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及个人观察，他分析小红书是抖音加上微博、推特的综合，更聚焦于兴趣，以兴趣为中心帮助用户结成小圈子，“小红书主打一个文化品味，让你觉得自己是有品味的，不像字节跳动，因为今日头条（字节跳动旗下另一产品）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就是low（低俗），抖音也是low的这种刻板印象”。 但部分人士认为，小红书只是包裹生活风格糖衣的毒药。小红书主要受众是90后青年，2021年民进党立委林楚茵就曾示警，这正巧与台湾的天然独世代重叠，她担忧“天然独”变成“潜在统”，不自觉遭文化统战。
许家印在美国申请破产，中国经济大厦已可以听到呃呃倒塌之声。许家印的恒大是中国房地产巨头，这个巨头实际上早已破产了，如同消耗医疗资源，无可挽救的植物人，拖得时间再长，也有到头的一天。 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血色经济的一部分，是一个从头到脚都渗透血汗的行业，圈地圈田后是强拆强迁，建房造屋奴役民工，炒价卖屋，让购房者终其一生成为房奴。而地产商获百倍暴利，官员分脏盆满钵溢。现在楼市下滑，百姓资产缩水，甚至成了负资产，可怜见的是交了钱，房子成了烂尾楼的买家，人财二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士俱欢颜，变身为惨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士尽落泪。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百分之二十多的份额，被称为建筑狂魔的中国地产商，这些年在中国建了九亿多套房子，平均一个多人就有一套，虽然早已严重过剩，但仍然压着房价不降，居民不是掏尽积蓄，就是望房兴叹。于此同时，造房运动仍然方兴未艾，造房子就是GDP，就是政府的政绩，就是收入。地产商则反正造房是银行的钱，卖得出卖不出一样赚钱。这样一种官商勾结坑蒙拐骗，打家劫舍式的建房卖房，一直持续到资金链断裂。 恒大在美申请的破产是保护性破产，也就是说这个破产一当被批准，中国的债权人无权获得赔偿。恒大在海外的债务有千亿美元之巨，是由中国银行联名担保的，拿不出钱就要拿中国银行的资产抵债。也就是说恒大把中国债务赖掉的同时，海外的债务还要中国偿还。许家印的高借债，高扩张所造成的灾难全由中国民众买单。许家印看似地产巨擘，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骗子。他作为私企党委书记，曾经说过“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说得好，他就是一个人鬼不分的党徒恶棍，他的命运与党的命运也必然绑缚在一起。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庞大的官僚机构，穷兵黩武的军费开支，镇压百姓的维稳费用，穷奢极欲的生活，海外的大撒币大都靠地产经济。现在这个产业崩盘了。其它经济领域也都处在前所未有的萧条之中。中共政权财政的危机是超级的，无解的危机。中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也是世界上最富，可以任意收割税款与挥霍的政府，现在财政枯竭，政权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最近习近平号召大家要过苦日子，要有风险意识，对付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的挑战。但他的政治意志“中国梦”依然我行我素，军费开支不减反升，撒币的钱也不能少，维稳经费更是动不得，没有钱就收刮，收刮不到就抢。普通韭菜被收割得躺平了，收高级韭菜，现在已收割到医生头上，负有巨额债务的地方政府也不得不开始对公务员实行减薪，当实施行政命令的公务员都被减薪，都要躺平，这个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许家印的恒大破产，因着中国的政治被人为的推迟了，中共政权这个罪大恶极早该崩溃的政权，也因着中国特有的政治拖到现在，今天终于看到他处在崩溃的倒计时。当这个作恶已尽的庞然大物崩溃时，只要还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其惨烈的程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王朝覆灭的历史可以参考比拟。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中国近期爆发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金鸡母”中融信托爆雷事件，震惊中外金融市场，甚至被喻为中国版金融海啸雷曼风暴，然而此比喻是否公允？恐怕没如此简单。 中融信托是中国中央企业，据悉由央企经纬纺织机械公司控股，持股比例37.47%。号称民营实际仍由中共掌控的中植企业集团（中植）也持股高达32.99%。中植是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近年宣称管理资产规模逾兆人民币，员工逾万名，对中融信托影响力甚大，中融信托是中植旗下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堪称集团“金鸡母”。 中植集团“金鸡母”中融爆雷 中国所谓中央企业，意即中央直属企业，简称央企，是指由中国国务院或其授权的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等机构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企。2022年12月31日中国国务院国资委所发布资料显示现有央企98家。 中植集团业务包括金融、投资、财富管理、新金融等领域，旗下金融平台有中融信托、恒天财富、新湖财富、大唐财富、高晟财富以及数十家大规模私募股权基金。2021年底创办人暨掌门人解直锟竟在60岁壮年意外死亡，成为近年轰动中国金融江湖的悲剧。 近期中国多家龙头房企爆发债务违约，恒大集团承认资不抵债，中国最大民营房企碧桂园以及富力相继违约，中植连带深陷违约困境，旗下中融信托爆出暂停兑付，部分分析人士指出此事件非同小可，仿佛“中国版的雷曼风暴”，中国各产业将出现挤兑与倒闭等骨牌效应，不会仅限于金融投资领域。 中国媒体报导，8月10日开始关于“中融信托产品暂停兑付”的消息在中国网路平台疯传，声称至少已有3500亿人民币信托商品暂停兑付，涉及规模恐怕高达6000亿人民币，迅速波及多家金融公司。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随著中国多家大型房企、银行与地方政府深陷财务危机，终于严重冲击中植资金链断链，中国国务院为避免连锁效应已经成立危机小组，对传媒下封口令，并对受害人采取维稳与拖延措施。 中国《财联社》8月11日指出，中融信托暂停兑付消息近日已在网路上疯传，至少已有三家上市企业（咸亨国际、金博股份、南都物业）坦承受到波及。此前中植集团“恒天财富”员工也披露该集团于六月首度违约，至少冲击十五万名投资人与五千家企业。 《财联社》引述中植旗下大唐财富前员工指出，中植集团四大财富公司销售的中融信托投资组合商品已暂停兑付，四家公司发行的特定企业相关信托商品也已停兑，前者规模约一千亿人民币、后者高达两千五百亿人民币，还不含中融信托商品，停兑金额已达六千亿人民币。 在中植旗下恒天财富工作七年的理财顾问梁炬亮发文指出，六月发生因为大量应收款未能到位，造成逾期兑付违约，为免风险扩大，7月19日起暂停集团债权类商品募资与兑付，该文强调当时事件涉及二千三百亿人民币，中国“将出现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大型债权违约事件，被迫进入通过债务重组来偿还投资人权益的流程中”。 中国《证券时报》也指出，中融信托兑付危机早有迹象，中国上市公司咸亨国际8月5日曾经公告，由于中融信托部分商品逾期兑付，导致公司收到上交所寄发的监管工作函。 近两个月来尽管传言甚嚣网上，但中植集团讳莫如深，中国官方也迟未表态，犹如“躺平”，直至近日中国上市公司陆续公告因为投资中植集团理财商品“踩雷”，终于纸包不住火，中植恐怕早已深陷财务危机。 引喻失义只是简化危机 中融信托这只爆雷怪兽是如何长大的？中国财经媒体《财新》指出，2008年（当时全球正深陷次贷危机金融风暴）中共所谓“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付诸实施，中国基础建设与房地产投资等计画大量开张，信托行业爆量成长。然而近年经济下行，房地产业急速下行，加上中共当局实施“去杠杆”，整治P2P行业、影子银行、第三方理财市场乱象，市场急遽收缩。 然而当时中植却依然逆势扩张，旗下四大财富管理公司存量资产管理规模合计数兆人民币，理财商品数万种。中植投资策略公然违背官方房市调控政策，例如中国当局曾于2016年开始几度喊出“去杠杆”、“画红线”，开始调控打房，中融信托的房地产资产却从2017年开始大幅飙升直至2020年，例如中融信托房地产业务占比，2017年至2020年分别为6.61%、10.99%、17.65%、18%。 不料2021年创办人解直锟突然离世，富可敌国的中植集团动荡不安，加上疫情冲击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仍旧凋敝，叠加之下致使中植集团“拆东墙补西墙”，陷入类似庞氏骗局之恶性循环，终至爆雷。 中国《澎湃新闻》与《中国房地产报》指出，中植集团是中国众多房企背后“金主”，近年在中共当局“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下，房企从银行贷款受限，中植旗下中融信托等公司竟成新融资管道。近年中国房企不景气、违约事件频传，曾与中融信托合作的“朋友圈”相继爆雷，例如恒大集团、融创、华夏幸福、阳光城、蓝光集团、泰禾集团。如今部分分析认为，中植爆雷恐让中国陷入类似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雷曼风暴危机。 喻为“中国版的雷曼风暴”是否公允？值得商榷。2007年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金融机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深陷其中，股价崩盘到不到一美元，于2008年9月15日在美国财政部、美国银行及英国巴克莱银行相继放弃收购后，申请破产保护，其发行的连动债价值暴跌，投资者损失惨重。雷曼兄弟公司负债高达6130亿美元，其破产被认为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指标案例，而这场约莫15年前的金融风暴所造成全球损失，迄今更是难以估计。 眼前的中植爆雷危机，不论体制、成因、规模、背景、金融市场环境，以及透明度、媒体舆论国会等监督力量，都跟次贷危机乃至雷曼风暴当时不可同日而语，雷曼涉及的股权结构简单得多，更严重的是监管者中国官方对此处理态度几乎“躺平”，论者倘若对此危机引喻失义继而模糊焦点，恐怕简化问题、曲解问题，当然也难断解方。 总之，中植爆雷再次凸显中共执政失能与不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国际与中国市场经济脱钩（decoupling）的重要性，纵使国际政治碍于现实只能警告到所谓“去风险”（de-risking）的程度，但残酷的事实终究会说话，对于中国一再发生的市场风险，投资者最好别再视而不见、执迷不悟。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从7月开始据称为期一年的医疗腐败诊治，被三座大山之一”看不起病”压迫多年的中国公众本应叫好，但结果却出人意外，国内网络因为受控于官方，海外中文网络却出现了为受惩治者抱不平的声音。作为关注中国腐败治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者，无论如何不认为这对中国社会是种福音。 在此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习近平整治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情况，这样便于理解整治医疗腐败的现状。 反腐：官媒叫好，民间与海外奚落 早在1990末，我就说过，中国三大行业的腐败，将导致整个社会无可救赎： 一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这个被赋予维护社会公正使命的法律共同体（民间称为“黑蛇”，因法袍黑色得名）；二是教育行业，这个行业被称为“塑造人类灵魂”（得名“眼镜蛇”）；三是医疗行业，这个行业的使命是治病救人（因医护人员着白大褂得名“白蛇”）。 中国的法律共同体腐败，从法院一系来看，已经有三位原最高法院副院长贪腐受贿案（2009年黄松有案、2017年奚晓明案、2022年沈德咏案）作为本时代法官腐败的铁证。这个共同体腐败难以惩治，原因在于权力太大，而且“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舆论监督太空，纪委监督太晚”。医疗、教育两大行业则早在世纪之交就成为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当中的两座（另一座是住房）。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业受到整肃，应该出现“小民鼓掌，咸与称庆”。但从习近平当政以来，所有的反腐反行业腐败垄断行动，舆论基本上两张皮：国内媒体一律叫好，国外媒体则从权力斗争、打击政敌等方面评价，基本无视腐败本身，最后还莫名其妙地出现同情腐败者声浪。到了习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动，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不过，看起来一样的负面评价，内里原因却很不相同。 整治房地产意在抑房价，百姓痛惜家庭财富缩水 大概从2020年开始，习近平将执政主题调整为解决民生，整治给老百姓带来沉重压力的“新三座大山”，先从房地产入手。 房价收入比证明中国的房价确实太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到2019年，中国平均的城市房价收入比已上升至9.1。据加拿大城市改革研究所(Urban Reform Institute)和公共政策中心(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一份报告，201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四倍，而澳大利亚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六倍。许多城市家庭因购房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基于此，习近平发话：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炒的，想通过打击炒房让房地产市场降温并降价，让人们买得起房子。 但是，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相当高，抑制房价就伤害到房屋拥有者的家庭财富帐面资产。2019年10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住房拥有率达到96%。德邦证券2022年7月报告《迎接存量房时代：中国住房供需十年变动》中称，2020 年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为 73.8%；任泽平团队2018年报告《中国住房存量测算：过剩还是短缺》，中国城镇居民约70%居住在自有住房。这三组数据均高于全球主要大国，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堪称全球第一。 根据全球经济指标网的数据，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大部分在60%左右，截止2017年年底，日本为61.9%，加拿大为66.5%，英国为64.2%，法国为64.9%。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底美国住房自有率为65.1%。 上述数据说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兴盛，其实不是依靠城市居民的居住要求，而是炒房需求。这种自有住房率偏高的情况，再加上住户对政府征收房地产税的预期，压抑炒房，必然压抑需求，导致房价下降。这一来，必将导致大部分城市居民不满，因为据2017-2021的历年《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的70%左右，房价下跌，导致家庭帐面资产缩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买房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居住，其次是为了保值，更何况许多人的房子是掏空了六个钱包（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才买上的，一旦房产贬值，对人的心理影响极大。 以上就是习近平近年针对第一座大山——房地产市场的打击导致中国人严重不满的原因。毕竟，在市场萧条期买房的是少数人，他们也不见得感谢中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更重要的是，地方财政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不会因整治这个市场而消失。 至迟从去年开始，中国各地政府又开始专注发展房地产，为振兴房地产经济鼓与呼的文章时常见于媒体。 整肃教辅系统，最后整出了地下市场 中国教育这30年当中经历了巨大变化，但其中教育供给远远跟不上教育需求的变化。一二三线城市基本都有政府长期倾斜投入养成的少数优质公立学校，大城市与省会城市一般也有优质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实行考试择优录取，以保证生源质量。家长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都会投入大量金钱，让孩子接受课外辅导，这就导致课外教辅事业非常发达。其结果就是有势力有钱家庭的孩子，占用了学校内外几乎全部优质教育资源。习近平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于2021年开始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和“公民同招”（公办与私立学校同招，实际上是禁止私立学校提前招生“掐尖”）。实行两年后，教育界人士表示，受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各地的优质民办中学，因为新政策下，这些学校不得以任何考试为依据招生，原则上也不能跨区招生，实际意味着不能再公然争夺优质生源了。 这个“就近入学、公民同招”确实有利于普通市民，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影响极为深刻的中华文化中，就算社会精英们有意见，但对这条教育改革，还真没法多批评。但清华、北大、复旦等优质高校招生有限，在正规教育之外，家庭竞争还体现在按钱提供质量的教辅上。上海消费者保护组织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有4至17岁孩子的家庭中，78.4%参加过课外辅导，只是按质论价，根据费用多寡提供不同质量的教辅。习近平治下教辅行业遭遇团灭，这就是无视社会需求分层需要，过于一刀切了。即使在美国，也是纳税人供养的公立学校保证教育公平，私立学校保证质量。 中国家长的人生目标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课外辅导遭遇团灭，这无异于彻底消灭教育的阶层差异，在一个事实上的等级社会当中，很难获得掌声。中国的教育是举家体制，没有倾家集中资源供养，仅凭公立教育很难进入Top10的大学，优质公立学校附近的普通市民人数有限，这种受益还需要孩子努力，因为目前的教育竞争，学校教育最多决定一半，另一半在于课外辅导的投入。 基于上述因素，尽管中国政府宣称整顿教辅行业的目的一是为家庭减轻负担，为过度疲劳的学生和面对辅导费用的家长减负。二是为了遏制这个规模曾高达1000亿美元教育行业中被认为的“资本无序扩张”，但在社会上升管道依旧的状态下，无法扼止对教辅的需求。结果适得其反， 不合理的事情终须矫正。教辅行业虽然受到打击，但庞大需求仍然存在，据彭博社今年7月在《中国教辅行业整顿效果存疑 地下辅导班费用水涨船高》（China’s $100 Billion Tutoring Ban Backfires, Spawning Black Market）这篇报道中所言，通过对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几位家长的采访发现，许多家庭在课外辅导方面的支出实际上是增加了，面对面辅导课现在的开销比以前最多高出了50%。尤其是暑假开始以来，今年这个暑假是中国取消防疫措施之后的第一个暑假。急切想让孩子在学习上领先的家长们表示，只要高中和大学的升学制度还在，就绝对没有办法实现减负。 在习近平为中国人搬掉“新三座大山”的战斗中，对前两座大山——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整治，最后整了一个寂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夏，中国洪水滔天。当局人为泄洪，加重华北和东北灾情。哀鸿遍野，哭喊震天。无数民众受难，轻则失去家园和财产，沦为灾民；重则家破人亡，无数生命消失于官方统计数字之外。形成对照的是，整个洪灾期间，习近平和中共高层（七常委）集体隐身，无一人现身勘灾，犹如集体失踪。就连重灾区涿州，其市委书记和市长也双双失踪，以至于，当地民众不得不发出寻人启事，要寻找他们的“父母官”。 此时此刻，中共党媒党报竟呈现完全相反的另一幅图景，对洪水轻描淡写，对根本不存在的领导人活动却浓墨重彩，接连发表令人啼笑皆非的头版头条。比如： 8月5日，党媒头版头条刊登文章，题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副标题：风雨同心，人民至上。民众连领导人的影子都没有见着，何来“坚强有力指挥”？该篇作文5000字，搜肠刮肚，极尽胡吹乱捧。声言：“早在7月上旬，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这场考验。” 然而，所谓北京经受住的考验，就是北京八座水库同时泄洪，外加永定河泄洪，牺牲河北广大地区，包括涿州、霸州、高碑店、保定等地，尽都沦为汪洋泽国。该文标题锁定北京，不提河北、华北，更不提东北，似有言外之意：习中央只要保北京，红色首都（加上副首都雄安），习自己和“党中央”的所在地。 该文配套的相片中，多张被网民揭穿具有摆拍和造假的明显痕迹。尤其所谓“部队抗洪救灾”图片。洪水泛滥之时，没有部队的影子；倒是洪水退后，军警或开着坦克、或手持盾牌警棍，威风八面地开进，前来镇民维稳。 领导人拒不现身、救灾无能无力倒也罢了，竟然用大量荒谬可笑的摆拍和造假来代替。央视的假新闻甚至首次引发民众抗议。河北霸州人民打出横幅，群起抗议：“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却说降雨所致！” 莫非，拥有“四大发明”之称的中国，又诞生了第五大发明？造假。纵观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或世界各国，确无任何一朝一国，能似当今共产中国这般，依靠摆拍和造假，就能维持政权和统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算得上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吗？有趣。 更有趣的是，8月9日，党媒头版头条刊登文章，题为《人民领袖|实干家习近平》，给习近平加封新头衔“实干家”。公然说“海内外舆论高度评价，习近平是位实干家。”文中还举例“河北雄安”，是习近平实干的例子。 众所周知，习近平是首个拒不现身天灾人祸现场的中共领导人，竟然成了实干家？倒是他关于治水理论的单行本，成了这次水灾的最大笑话：治水理论刚出版（7月19日），十天后就在泄洪的实践中呛水、沉没。说到海内外舆论，正是这些舆论，尤其海外舆论，对习近平劣评如潮，他成为1949年中共建政后被评价最低的领导人。而习近平头脑发热、亲自拍板的雄安，所谓副首都，更是这次洪灾的最大诟病：为保住并无多少人烟、地处最低洼的雄安、习的面子工程和金字招牌，竟不惜以人为泄洪的手段牺牲百万人口的涿州市、以及河北省广大地区。党媒的这篇作文，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更为有趣的是，8月10日，党媒头版头条刊登文章，题为《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总书记的用典智慧》。文章从习近平自己讲话中曾引用的古典句子“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开始，列举春秋战国中的齐国、卫国故事，以及宋朝故事，都是大臣进谏君王：君王和朝廷应该做出榜样，正人先正己，为官勤廉，节俭；遇事能身先士卒、奋勇当先，示范天下。 随后，文章反问：“如果自己都做不到躬身力行、率先垂范，又怎能让他人真心信服、甘愿跟随呢？”这对隐身、躲避、绝不现身灾难现场的习近平，简直就是对号入座！ 文章语带奉劝：“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先不做，而且时时刻刻给他人作出表率。”“无论是在上面要求人还是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当下，干事创业攻难关，都需要领导干部有‘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的觉悟，不仅要跟大家干在一起，还要干在最前头。喊一声‘跟我上‘与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党媒的这篇作文，从引用习近平的讲话开始，巧妙转折，分明把习近平本人摆在了被问责、被问罪的主位上。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以毒攻毒。按照中共的斗争术语，这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党媒这些有趣的头版头条，对习近平究竟是赞还是黑？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其客观效果不言自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被吹捧为“临危受命”的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新官上任没不得及点着“三把火”，整个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败绩便接踵而来。虽无人相信习近平政权面临的日益恶性化的金融是潘功胜的责任，但在“一切错在美国”的愚民宣传越来越难以奏效之后祭出“人事变动”牌安抚人心的情况可能就快要发生了。 最近几天，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局势可谓败绩连连，险象环生：中共央行银行上周五（8月11日）发布7月份的金融数据四大数据全线回落，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3459亿元，同比少增3498亿元；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282亿元，同比少2703亿元。 自由亚洲为此新闻刊发的及时报道的标题中将其形容为“断崖式下滑”…… 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5日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为 49 亿美元，同比下降 87%，这是自 1998 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 中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惊传爆雷的消息传出后，被港台媒体形容为“大陆版’雷曼风暴’上演”。 该中植集团有“中国版黑石”之称，是中国最大、也是非常神秘的金融巨头，业务涉及信托公司、私募股权和财富管理……。按照中国内地行家之一单仁行的说法，现在就到了投资人血本无归的时刻了。中国最大的民营资产管理集团“中植系”爆雷，涉及资金不亚于恒大亏损的钱……。这又是一个堪比恒大的雷，恒大起码还有一批没交付的房子，中植系可能是真正的血本无归。 …… 如上上种种，都是在短短几天之内接连发生的。令中共政权才被任命了半个月时间的央行“新当家”潘功胜接应不暇。人家都是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潘大官人却是新官上任，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阴雨。 中国大陆的金融险象很可能如同刚刚过去的中国大陆的华北洪灾：台风过去是暴雨，暴雨过后是洪灾，洪灾过后则是家破人亡、颗粒无收…… 话说在半个月前，英国BBC才为中国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发表专文《潘功胜接棒中国央行行长意味着什么》。文中说：60岁的潘功胜接任这一职位时，中国正在继续应对后疫情时代的许多重大经济挑战……。潘功胜的晋升表明中南海认识到为了应对经济问题，需要一位具有危机管理经验的经济学家来协助引导。 文中引述策纬咨询(Trivium China)分析师陈昕然的话说：中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自己手上缺乏受过良好培训的金融技术官员。“潘功胜被认为是一位能干、优秀且直言不讳的技术官员，他在危机时刻会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决策层提出政策建议。” 该新闻中称赞潘功胜在国有银行工作期间取得了声誉，被认为在2016年的货币危机中有积极作为。在担任中央银行副行长期间，潘功胜加强了管控房地产投机行为的规定，并警告即将出现的房地产泡沫，这个问题现在正在损害中国经济。 该文章中也引述香港恒生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丹的话说：潘功胜以处理金融监管和合规问题闻名：“他非常重视控制金融风险。” 这位王丹表示：“我毫不怀疑，中国货币政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重大转变。保持经济稳定仍然至关重要。我们将看到更多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不会过于激进。” 类似如上溢美之词，也曾出现在其他一些西方媒体上。相比较而言，前一阶段看衰他潘功胜的评论文章不是没有，但至少可以说不是主流评价。 可时间才过了半个多月，即使外界评论都会众口一词地强烈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央行央长的责任，笔者本人当然也百分之百认为如上种种都是整个中共政权必须面对的整体经济形势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而不应该由事实上只负责数钱的央行和它的会计专业出身的新任行长潘功胜负主要责任，但这等形势持续发展下去，暂时还能靠“一切都是美国的错”之理由忽悠中国屁民的习近平和李强，迟早是要拿“人事调整”来安抚民心的。届时，主管金融的副总理何立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习近平问责的。倒霉的不是他潘功胜还能是谁？ 说到“一切都是美国的错”，这里穿插几句题外话。中国大陆目前流传一个讽刺段子：“一辈子没出过村儿，一提美国就恨得咬牙切齿”。 因此令笔者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习近平把个中国经济搞成如今这个样子，也许真的不是因为他的小学毕业加“二百斤担子”的无能，而是从北韩金小弟暴政加穷民的统治术中得启发，从而有样学样！ 习近平虽然从不去灾区但却能从电视上看到为保雄安而面临家破人亡的受灾民众站在齐腰深的洪水里打出感谢共产党，感谢习主席的大字横幅，个个都是热泪盈眶。此情此景，更令他习近平坚信中国的经济形势越糟，就越能让他习近平有甩锅美国及西方列强的理由；中国的老百姓越能感受到经济危机，就越有利于他习近平凝聚中国人民的对美国和西方的同仇敌忾！进而在他习近平一旦下决心对外转移内部危机时，能够让中国老百姓对他加倍拥戴！ 回过头来再说中国的金融危机与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是否有因与果的关系。无论事实上有与无，说起来，这位潘功胜是中共央行的第13任行长，在不久的将来不幸成为中共政权最短命的行长的可能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屎盆子被一股脑扣到他潘功胜一个人头的好戏也许很快就会上演。 笔者有较充足的理由相信，在中国大陆刚刚出了一个最短命的外交部长秦刚之后，下一个“最短命”的，很可能就是新任央行行长了。 本专栏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和分析过，因为此前在中共二十大上未进中委，所以易纲在今年三月被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再度出任新一届央行行长后，外界一度惊讶。但惊讶之余却也没有人会猜到这个易纲的第二任行长职务只担任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时任外交部长秦刚必须去职的“紧急需要”，一般双月的下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例会原定是本月底举行的，也就是说潘功胜在被宣布接替了郭树清的央行党委书记之后，易纲与潘功胜之间的行政职务的正式交接，原应该是要等到本月底才会进行的。 不知道易纲和潘功胜他们本人是否想过，如果不是因为秦刚的“紧急需要”，本文开始所列举出的一连串的金融形势恶化，就都是发生在他易纲的离任之前。也就是说，如果“按部就班”地等到本月底再进行易纲与潘功胜之间的央行行长的行政交接，本文开头并没有列出全部的这几十天里接连涌现的金融败相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在此前提下，岂不更能突显出他潘功胜的“临危受命”？ “临危受命”是中国内地对潘功胜寄以厚望的评论文章中所使用的原话。 一篇来自微博网页版的文章这样描述：潘功胜虽然是安徽安庆人，但因为其毕业于浙江，往往在业内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学霸，“典型的浙江人”。 1980年，17岁的潘功胜考录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后留校的他不甘于平庸，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一路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请注意这位潘行长的初期学历。所谓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14年在浙江省宁波市创办的“宁属县立甲种商业学校”。中共建政之后这所中等专科学校多次改制易名，1978年易名为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并开始提供大学专科层次的教育培训，学制三年。当年的潘功胜不远千里，从安乡安徽安庆考到浙江进入这所刚刚从中专升格为可招收大专生的专门为冶金部门培养会计的学校，只能证明他当年的高考分数实在是有点低了。他在这所学校的会计系当年同窗回忆说：潘功胜在算盘专业课上从来都是成绩第一，算盘都打出花来了。 确实，当年的潘功胜在校学习了三年之后直接被留校任教，还是能证明他与这所会计专科学校的同窗们相比，在校成绩还是不错的。 也就是在担任专科学校财会专业的助教期间，他潘功胜考上了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硕士生。从进入人大硕士班继而再进入博士班，前后6年时间他潘功胜都是全日制脱产生。公正地说，这和同时期的习近平清华“在职博士”是有本质区别的。 如上中国内地吹捧潘功胜的文章中还介绍说：潘学霸于1997年以博士后访问学者身份，前往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学系、商学院学习。2003年，潘学霸再一次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录取，此时的他已凑齐人大、剑桥、哈佛，中英美最顶尖的三份录取通知书。 当他满怀激动的去找时任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审批时，姜董说，你博士也读了，留学也留过了，别去了，留下来跟我搞股改。 这句话，将一个学霸，变成了一个全球顶级的财神爷……。 文章中吹捧说：在姜建清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银行家的带领下，潘学霸出任工行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主持工行的路演工作。 2006年，潘学霸以董秘的身份，推动完成了工行的“世纪招股”，以219亿美元的数字，创下了全球资本规模最大的IPO。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国有大行中最后的农业银行上市受阻，潘学霸临危受命，被提拔为农行副行长，分管股改与IPO工作。 彼时，由于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接连爆发，农行甚至一度准备停止路演，但是在“懂外语”的潘学霸带领下，引入“绿鞋”机制，设计了一套西方听得懂的“县域经济蓝海”故事。 最终，农行仅用了百余天的时间，就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完成了登陆资本市场，成功的路演为农行募集到了221亿美元，再次破了自己的记录，创下了当时全球最大的IPO。 2011年，在完成了两笔“全球最大IPO”之后，潘学霸终于拿着录取通知书，赴他梦想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完成那场2003年的约定。 2012年，学成归来的潘学霸，被任命为当时央行最年轻的副行长，分管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国库局、调统司等部门，2016年，接替易纲担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如今，“双非”的潘学霸再次临危受命！ 如上所述如果被姜建清读到会是什么感想这里不做猜测。如上列举的潘功胜的“丰功伟绩”是否就是习近平看中他的主要原因我们外界也无从判断。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有人讽刺说习近平其实是看中了潘功胜基础学历的“会计大专”，央行行长不过是他习近平政权的总出纳员而已。 这里需要指正的是关于“凑齐人大、剑桥、哈佛，中英美最顶尖的三份录取通知书”的说法有严重误导读者之嫌。 先说人大，特别是人大的劳动人事学院，是否是中国“最顶尖”？应由清华、北大等等也有经济门类各系的中国境内真正顶尖的毕业生们评论。 至于剑桥和哈佛，当然分别属于英国和美国的顶尖，但当时的潘功胜前后从这两所学校拿到的并不是什么“录取通知书”，而是接受他为“访问学者”的“聘书”。 说句不好意思的话，笔者当年也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第一年有“资助“，第二、三年“续约”为自费。 记得当年第一次进入哈佛某研究所与另外一位学者（现为中国国内知名教授）共用的办公室时，这位学者介绍他自己是耶鲁博士毕业，到哈佛当博士后是为了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介绍完自己之后，这位老兄又接了一句：访问学者阿猫阿狗都能当！ 笔者回顾这个故事，绝对不是想把当年的潘功胜类比于和本人一样的“滥竽充数”，只是想强调把在美国或西方某大学当过访问学者说成是在某校学习，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在这些学校里拿了某个学位。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里针对境外有文章在对潘功胜寄以“厚望”时，把他的所谓“国际背景”过分强调了，并把他潘功胜与易纲和刘鹤的国际背景作了比较。 易纲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未毕业即考试通过为官派留学生，到美国读博完成后又拿到了美国某大学的终身教职，所以从“镀金”的角度形容，他易纲可谓被美国大学给加了一层挺有厚度的金壳。 刘鹤除了在美国当过访问学者，还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所以，他刘鹤可以被形容为被美国的大学给镀了一层金皮。 相比如上二人，仅仅当过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的潘功胜，不过是被涂了一层金粉而已。其所谓“国际背景” 确实是非常有限。 事实上，在易纲退出之后的中共央行领导层子里，其真正的“国际背景”完全可以与易风相媲美的是目前在央行副行长中排名靠后的宜昌能。详细的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