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有关中共火箭军出事的传言盛行一个多月后，终于，在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答案揭晓：习近平以任命上将的方式，同时撤换了火箭军司令员和政委。这再次生动地证明，在中国，所谓“谣言”，往往都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习近平并没有从火箭军内部提拔任何人，而是起用来自海军和空军的两人接管火箭军，显示他不再信任火箭军中的任何人。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厚斌取代李玉超出任火箭军司令员、原南部战区空军政委徐西盛取代徐忠波出任火箭军政委。创下外人空降、外行领导内行的又一特例。对照之下，遭撤换的上将司令员李玉超乃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历任装检团团长、核导弹旅旅长、二炮或火箭军各基地司令员、火箭军参谋长。完整的火箭军内行履历。 此前两天，香港一家重要报纸报道了中共火箭军高层集体出事的消息，证实火箭军司令员、上将李玉超，副司令员、中将张振中（后为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和刘光斌遭拘押调查。 这家名为港报、实已为党报的英文报纸，报道这则消息时，具有引人注目的特点：其一，根据知情的两个消息来源；暗示来自北京放风。其二，指相关调查是在今年三月魏凤和卸任国防部长之后开始；暗示曾是火箭军首任司令员的魏凤和也可能遭调查；其三，把对李玉超、张振中、刘光斌三人的调查始终定义为反腐，涉及国防企业（或军备采购）的腐败；这恰恰是习政权的统一口径：不提政治问题，只提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但经济处理。更加佐证，这家港媒乃是奉旨报道。 众所周知，中共将领普遍贪腐，但习时代的潜规则是，并非贪腐就会遭查处；只有涉政治问题才会遭查处。所谓政治问题，无外乎两条，或两条之一：反习；或里通外国。传言普遍指火箭军高层的问题涉及后一条：党内说法是里通外国，党外说法是弃暗投明，民间说法是为自己留后路。 有说吴国华（首任火箭军副司令、盛传于7月初自杀身亡）的儿子在美国留学，由此渠道把火箭军机密转告美方；有说李玉超的儿子在美国留学，由此渠道把火箭军机密转告美方。无论是哪个版本，都指向：共军机密遭严重泄露。除遭在港党媒点名的四人，加上火箭军政委徐忠波和前副司令员吴国华，总计六人出事！说明，整个火箭军高层都背叛习近平。可谓有志一同。 无独有偶，去年即2022年10月24日，美国空军大学的智库“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发表长达255页的报告，披露总计15万官兵的中共火箭军内情，从高层指挥系统到后勤产品基地，内容详尽，应有尽有。包括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火箭军基地、部队主要功能、负责人的中英文姓名和部队番号等。该报告还以树状图展示中共火箭军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相片、姓名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美国空军大学这份报告，或是来自美国本身的情报，或是来自中共火箭军将领的转告，公之于众，原意是为了震慑中共，采兵法“攻心至上”，其潜台词是：不要蠢动，不要对台湾轻举妄动，我们已经掌握你们关键兵种的基地和动态。若敢蠢动，我们可以立即把你们的火箭军连根拔除，就地全歼。 但有舆论认为，美国空军大学公布这份报告，却极可能引起了习近平方面的怀疑，由怀疑而开始暗查共军中的“内应”，并可能由此导致火箭军高层的集体陷落。这不免让人联想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在竞选时说了一句：“空包弹”、“空空的哑巴弹”，指中共发导弹威胁台湾首次民主大选，北京谎称实弹射击，其实是没装弹头的空包弹。李登辉放话引起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方面的怀疑，由怀疑而暗查内部，最后导致刘连昆（共军少将，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的陷落。 果如此？无论美国还是台湾，都应该从中汲取教训，通常情况下，或无须公布共军内情，尤其无须为震慑共军而公布通过情报所掌握的共军详情。古兵法云：兵不厌诈。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其实，中共方面，除了火箭军出事，战略支援部队也盛传出事，该部队副司令员、中将尚宏已经于去年10月二十大开会前夕突然被拿掉二十大党代表资格，从此下落不明。近期又传言该部队司令员、上将巨干生失踪。如果中共武攻台湾，首先排上用场的，并非传统的陆海空三军，而恰恰就是这两支高科技重兵：火箭军（原二炮部队、掌控各型导弹和核弹）和战略支援部队（负责卫星侦察、太空作战、网络骚扰等）。 习近平寄望共军“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反复强调“打赢能力。”然而，且不说在一党独裁体制下，同所有政府机构一样，作为党卫军的解放军，本身腐败透顶。就说这些军头、将领们，他们哪个愿意打仗、哪个情愿“提着脑袋玩”？ 习近平、王沪宁等人吆喝：要讲好中国故事。火箭军的故事就很中国，反映出，畏战、惧战、恐战、避战是中共军头的普遍而真实心理。岂止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共军各部军头，都可能暗自为自己留后路。习近平想过没有：如此军队，还敢打台湾吗？如此局面，这个仗还怎么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 移居挪威的香港作家钟祖康说过一句笑话：“习近平一生有三大噩梦。一当然是被建议改以C919国产机为专机，二是被建议改穿汉服，三是被建议禁止女儿去美国读书和学英语。”作为国产大飞机的C919，其核心部件仍是西方生产的，却连拼装工序都不过关，首架交付航空公司运营刚满月，就出现严重故障，无法完成返航任务。怕死的习近平怎么敢将此种飞机作为其专机使用？而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汉服，若是参照沈从文对中国服饰史的研究，根本就是不伦不类的赝品，穿上之人如同群魔乱舞，除了满足习近平的“汉唐盛世、万国来朝”的虚荣心外，一无是处。最后，习近平下令削减中国教育系统中英语教育的部分，查禁英文书籍，却无法让他曾在哈佛读书的女儿洗掉那段“悲欣交集”的留学经历。 钟祖康说的是一个笑话，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肯定不是以上三者，而是中共重蹈苏共之覆辙——政权被推翻，国家解体，作为独裁者的习近平的下场只能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挥泪对宫娥”。那时，他能跑去依附难兄难弟普京吗？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前一年春季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全文，习向中青年干部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党妈妈的生日，本该是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全国山河一片红，习近平为何如此表现得凄凄惨惨戚戚，要死要活，居然说出如此不祥的话来？既然习近平自命为中兴之主，要超越的对象是毛泽东，就当像毛那样踌躇满志地宣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不是像李煜那样哀叹：“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那么，这篇讲话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错了？ 习近平没有能力完成任何一篇讲稿，他的讲稿都是其文胆负责起草的——比如，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提拔为中宣部长、政治局委员的北大文学博士、当年有神童之誉的李书磊。李书磊既然是北大博士，必定饱读诗书，在文稿中常常引经据典，以此彰显主子学富五车；但又要避免出现“宽商通农”这样冷僻的成语，让主子念了错字，沦为贻笑大方的“宽衣帝”。所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就被御用文人信手拈来了。习近平不仅能挑两百斤担子走数十里山路不换肩，而且能背诵唐宋诗词三百首不住口。 习近平没有这句词的作者南唐后主李煜的浪漫才情，却有李煜身上所有的缺点——“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当年，宋军大将曹彬一路势如破竹，俘虏了束手待毙的李煜，将其带往开封。李煜上船时，战战兢兢不敢走搭板，曹彬派人将其“架”到船上。上船之后，曹彬放任他自由，不加拘管。有人问：“你就不怕他半路上跳水自杀吗？”曹彬冷笑：“一个上船走搭板都怕得发抖的人，怎么会有勇气自杀？”宋太祖看了李煜作的诗词，有很深的感慨：“李煜若以作诗词的功夫来治理国家，怎么会被我俘虏？”后来，李煜因写“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句，宋太宗认为其心有不甘，赐牵机药毒杀之。所谓牵机药，有人说是中药马钱子，服后会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全身抽搐，脚往腹部缩，头亦弯至腹部，状极痛苦。 习近平的救命稻草其实是致命毒药 习近平的下场未必会比李煜更好。李煜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却是一位“千古词帝”，清朝袁枚评论说：“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毛泽东对李煜的评价是：“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习近平倒是天天抓政治，但他抓得越多，中共政权败亡的迹象就越明显。邓小平一度是打左灯往右拐，因为唯有往右拐，文革后一穷二白、天怒人怨的中国才能有一线生机；习近平则是直接开倒车，将前三十年的坏与后三十年的坏捣鼓成一杯比牵机药还要毒的毒药，不仅自己一口喝下去，还要强迫全体中国人一起陪他喝下去。 为了避免苏联和南唐灭国的厄运，感到灭顶之灾就在眼前的习近平必须抓到救命稻草。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这次会议的题目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习近平提出“新境界”、“魂脉”、“根脉”等色彩斑斓的新词语，但新词语能救中共吗？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创造了一种“新语”作为大洋国的国家语言。这种“新语”，不是为了促进沟通和交流，而是蓄意削弱表达能力、压制异见的声音。奥威尔指出：“只要思想是建基于语言，语言的简化和控制就是简化和控制思想。你难道不明白，新语的目地就是要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不可能思想犯罪，因为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必须的词汇，就简化为一个词，并严格控制其含义，删除一切附带的意象。……词汇越来越少，思想的范围就越来越小。没有人可以有理由或借口思想犯罪。”奥威尔还指出，新语亦有统一思想的功能，例如“享乐营”其实是强制劳动改造的集中营——在共产中国，“新语”的发明者们比奥威尔更厉害，他们不用“享乐营”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而用了“再教育营”这个更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盖集中营的本质，中共确实是运用语言骗人的高手。 习近平的讲话显示，他抓住的两根救命稻草，一根是马列主义，一根是民族主义。他却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马列主义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这两根救命稻草，一边是矛，一边是盾，还没有去攻打敌人，自己倒是先“左右互搏”起来。若硬要将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怪胎就是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已尝试过，而且都失败得一塌糊涂。作为红色血脉的继承者，习近平的马列主义和毛主义的一面自不待言；但习近平发现但靠马列主义和毛主义已无法拯救目前的困局，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国际主义部分，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由此与法西斯主义殊途同归——英国政治学家马克·尼古拉斯指出：“法西斯主义恢复了看待民族的这种思考方式——认为民族是充满神圣意义的共同体，它凝结于领导者的身体中，通过注入精神而获得历史的永恒——这样，法西斯主义复活了中世纪思想，将之应用于现代大众政治。” 马克·尼古拉斯将法西斯主义领袖视为“造棺者”，“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成就就是一堆尸体，其历史就是一个毁灭人类的目录”。 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不仅为中国人打造十四亿具棺材，也为自己打造了一具棺材。李煜失去了他的国家，却为后世留下了三十八首脍炙人口的诗词；而习近平的终局，必然是齐奥塞斯库、萨达姆或卡扎菲，他为后世留下的只有早已在网上悄然流传的他与彭丽媛的夫妻跪像。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赖清德副总统下周出访巴拉圭，过境美国将东进（纽约）西出（旧金山），就地点言，代表维持了既有台美默契，也吻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对“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形式常态化”的说明。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曾扬言“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阻止赖清德访问美国”，如今形同“首要任务”失败，那么之后中国“阻赖”的“次要任务”又是什么？ 中国为阻却民进党政府和美方交流，历来皆有所谓“首要任务”、“次要任务”和“后续任务”等反制。以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裴洛西访台为例，中国驻美大使馆也曾强调“中国坚决反对美台之间一切形式的官方接触”，紧接著，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再升高措辞，直接要求“美方不得安排裴洛西访台”，并威胁“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定有力措施”，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坐视不管”。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再称“至于是什么（有力）措施，如果她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连习近平也亲自上阵，发表了“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谈话。 但中国阻止裴洛西访台的“首要任务”并没有成功。很快地中国便进入“次要任务”，也就是首次在环绕台湾的六个海域、空域进行“实弹军事演训行动”。而通常，“次要任务”对“首要任务”已无实质回复作用，因此目的多是为发挥“后续任务”。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于裴洛西离台一个月后，对台湾民众所做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对裴洛西访台造成解放军大规模演习，确实台湾危机感升高，隔年一月，“布鲁金斯学会”继续追踪，大多数受访者仍认为裴洛西的访问让台湾变得不那么安全。 上述调查代表中共“后续任务”，就是借由“次要任务”（军演）的威摄，去强化“美国不可信（靠）”的舆论。以当时看，中共阻止裴洛西访台“首要任务”失败，“次要任务”跟进，“后续任务”则达到一定的效果，并且回头补偿了“首要任务”失败所造成的中方（颜面）损失，尤其让台湾人（主要为蓝营支持者）加深对美国的怀疑（并有助宣传“美国弃子论”），甚而反向让美国人自我检讨美国支持台湾民主的方式，是否在当地原来并不受到欢迎。 直到今年四月，传出蔡英文将利用过境美国机会，和新上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中国同样又一次发动阻止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的“首要任务”，包括由中国大使馆对美国议员寄出“警告信”，要他们取消陪同麦卡锡会见蔡英文，信中再次提及“中方不会坐视”，和将采取“必要行动”等字眼。 只是这一次“首要任务”又失败。蔡英文不只在雷根图书馆和麦卡锡会谈，双方还发表公开声明。不过，中国所谓“不会坐视”和将采取“必要行动”的“次要任务”，实际上已比裴洛西访台后续动作平淡许多。尽管中国亦有14架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有两艘中国航母被发现出现在距离台湾东海岸200海浬处，但已远不及去年的围岛军演。 一来，蔡英文和麦卡锡在美国本土会面，虽仍具象征意义，但毕竟不同于裴洛西直接出现在台湾总统府，中方“次要任务”降级，并不意外，二来，国际时局（乌俄战争、欧中关系、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也间接抑制了中国当时军演的规模。既然降级，其“后续任务”（疑美论）的效果自然也跟著被稀释。 在阻止台美交流上，中国一连串“首要任务”、“次要任务”、“后续任务”几乎从未停歇。这次赖清德过境美国，因为他既是副总统又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因而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才会如此高调把阻止赖清德访美当成“首要任务”。不过，比起裴洛西访台、蔡英文会见麦卡锡，赖清德此行的敏感性并不属于同一等级，谢锋纵然“首要任务”已告失败，次要任务，则最多是尽可能干预美国政界人士和赖清德接触，尤其必然又再一次动员中国侨民到赖清德下榻饭店外喧嚣闹场。 而以过去蔡英文过境美国，中方执行“次要任务”的结果，多是反噬到台湾亲中派身上，值此选举敏感时刻，谢锋明知针对赖清德必然的“次要任务”很可能是反效果（选情面），却也是位居其位不得不为，一定要做的事。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秦刚被中共外交部”永不录用”并不意味着他最多不过是被”下基层”，端看日后的中纪委在结案的通报中如何定性。如果党内通报中出现”严重违反党纪，影响极为恶劣”之类的字样，党内处分的”刑种”必定是开除党籍，继而进秦城的可能性也几乎是百分之百。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秦刚被罢官是因为“间谍和间谍，不能搞破鞋”？》转载之后有网友“gnyd”提问： “好奇傅晓田在被关押期间，谁在照顾秦二？傅的父母吗？估计傅女重获自由的可能不大。秦刚也不会跟林彦离婚的，更不会照顾秦二。这下傅女和秦二惨了。” 此言差矣，拒不抚养子女会构成遗弃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 【遗弃罪】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至于秦林氏，因为在法律上规定的抚养义务仅限于存在事实血缘关系的父母与子女之间或者由法律拟制的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对于丈夫的非婚生子女，妻子没有抚养的义务。但是，即使秦刚未来被习近平“从轻发落”，只下基层不进秦城，那么他秦林氏无论是基于对秦刚的“挽救”之情还是对傅晓田的报复之心反正是仍不会与秦刚离婚的话，那么只要傅晓田或其家人提出告诉，他秦林氏就必须接受秦刚必须抚养“秦二世”（Er-King）至18岁的现实，负责秦刚仅为这一桩案子就会面临司法处理。 至于傅晓田，笔者认为她现在正被中纪委“留置”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所谓“双面间谍”的传闻不成立，无论是“勾引驻外机构负责人”，还是间谍和间谍之间的“搞破鞋”，均仅仅属于“严重违纪”，依据中共现行法律、法规实难入罪，那么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被“双开”—-就是她在自己国内的真正上级机构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条款在内部宣布了取消她“国家公务员”身份的同时，还宣布开除她的党籍。 凤凰卫视对傅晓田的介绍内容当然是回避了她的“政治面貌”，但她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同班同学回忆说她大二时就入党了。 那么截止目前及今后一直到秦刚被调查处理完毕的这一段时间里，她傅晓田肯定是要被继续“失踪”的。原因很简单，在整个“配合调查”阶段里，如果习圣上恼羞成怒后迁怒于秦刚而决心拿他作为整肃整个外交机构—-特别是驻外机构的活教材，杀猴儆鸡的话，那么就需要傅晓田的配合，不惜对自己孩子的爸爸“大义灭亲”，把如实交待改成大胆揭发。而假如圣上习无论是基于对秦刚的怜惜和“恨铁不成钢“还是顾及整个中共政权的外交颜面决定只安排秦刚下基层，无需进秦城的话，那么傅晓田在恢复自由身之前就必须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带着她的秦二世改名换姓，从此“人间蒸发”。 至于笔者为什么对傅晓田是“双面间谍“的说法不愿相信，道理很简单，她”图个啥？“ 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她傅晓田仅凭派她进入凤凰卫视的“上级单位”的“任务费”和凤凰卫视主持人明面上的工资，即已经比她在央视的昔日同行们日子过得富贵许多，更何况身边总是富商环绕，不要说穷得连自己都养活不起的所谓海外“反动组织”，哪个西方国家的间谍机构的“间谍费”的数额能够满足得了她傅晓田的胃口？更何况无论是傅晓田还是任何一个中共驻外间谍，谁都明白他们在外“执行任务“即使暴露，被所在国或地区”移交司法“的可能性并不大，大不了回国接受其他”任务“。但如果他们在驻外期间被”敌方“收买甚至为”敌方“做事，那么一旦败露，直接掉脑袋都不是最坏的下场。最坏的下场是他们的“祖国”会让他们求死不得，生不如死。 所以，虽然坊间关于“双面间谍“的说法，还有火箭军窝案的说法甚嚣尘上，但笔者宁愿相信秦刚和傅晓田案就是单纯的“道德败坏—-不但是婚外而且还是间谍和间谍之间”搞破鞋“以及”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之尊在美国CIA特工的眼皮底下育出私生子并报备了美国“户口”。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中介绍和分析了秦刚与傅二奶在美产仔一事即使被当局简单界定为“道德败坏”，也已经严重触犯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政府的外事纪律以及“党的隐蔽斗争战线”的铁的组织纪律。至于王毅与秦刚之间的“老新交替”被宣布后，秦刚被暂时保留国务委员空职的下一个时段，应该是对他所犯错乃至罪行进行继续调查并最终研究出处理决定的过程，所谓“软着陆”之说并不准确。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也已经介绍了，依照相关法规，本月25日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本应该是在8月下旬召开的。而就是因为要让秦刚的“失踪”尽快“合法”， 这才为王毅和秦刚之间的一任一免之“特殊需要”，临时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这次的常委会例之所以被提前一个月召开。众所周知，自秦刚“失联”之后，他一日不被宣布离开外交部部长位置，不说别的，单说外交部发言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堂妹毛宁就随时面临被 那些穷追不舍、穷追猛打的外国驻华记者们逼疯的危险。 也就是说，先把秦刚的外交部长实职免掉只是习近平政权的应急措施。在此前提下为什么还让他继续保留国务委员的空职，依笔者之见，恰恰不是证明了秦刚已经被“软着陆”，而是意味着对他的最终处理轻则也是党纪处分加行政降级，即所谓“下基层”，重则当然是进秦城。 从党纪处分的角度分析，即使他秦刚最终最被追究和傅二奶在美国生下秦二世这一“单纯事件”，那么在已经没有可能替他们隐瞒，所以只能公开处理的前提下，中共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的如下五个种类肯定有套在他秦刚脑袋上的一种，即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习近平在开始他的中共党魁第二个任期的第二年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至少有如下条款都是他秦刚“公然违背”的。 第六十六条 在涉外活动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本文章作者说明：秦刚是在担任中共驻美大使期间动用私人飞机迎接傅晓田到华盛顿受孕成功后又安排他在洛杉矶成功生下秦二世的，毫无疑问是“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 第七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一）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的；（二）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的；（三）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的；（四）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的。 （本文作者说明：除了每年年底必须向上级组织报告个人事项的规定之外，秦刚还分别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之前和今年三月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之间接受过两次组织上的谈话和“函询”。均是对自己的二奶待产和已经生下秦二世一事“隐瞒不报”。） 第八十三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境）团（组）中的党员擅自脱离组织，或者从事外事、机要、军事等工作的党员违反有关规定同国（境）外机构、人员联系和交往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零一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本文作者说明：傅二奶从洛杉矶到华盛顿受孕的往返，从洛杉矶带秦二世到北京的单程均是使用同一架原机主居然是俄罗斯老大哥瓦格纳集团首领布里戈津的私人包机。这架私人包机应该是秦刚“利用职务上的影响……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 第一百三十四条 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三十五条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从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七条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三十八条 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本文作者说明：虽然有人把傅晓田贴出的和秦刚的多张亲密合影说成“充满了暧昧”，但至今没有看到有傅晓田和秦刚在户外“过于亲密”的合影，如果有，或者是有人揭发说曾经亲眼所见，那么就属于“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至于婚外产仔，当然是“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 认真学习过如上中共党规内容后，就不能不相信，秦刚至少是严重触犯了其中5至6条，被党纪处理时应该会被类比于司法概念中的“数罪并罚”。 如上中共《处分条例》中还规定：：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 但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一）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二）在组织核实、立案审查过程中，能够配合核实审查工作，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的；（三）检举同案人或者其他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或者法律追究的问题，经查证属实的；四）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五）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六）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又但是，“一人有本条例规定的两种以上（含两种）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应当合并处理，按其数种违纪行为中应当受到的最高处分加重一档给予处分；其中一种违纪行为应当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个违纪行为同时触犯本条例两个以上（含两个）条款的，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 由此可见，即使他秦刚“能够配合核实审查工作，如实说明本人违纪违法事实的“，因为要”数罪并罚“，仍然应该会被”合并处理“、”加重一档“。如果加重到”开除党籍“的最高档，那么被”移交司法“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最终只是和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比对过的中共前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一样下场。 事实上，中共政权近二、三十年来，对凡是在位期间被追究的高级干部， 基本上是只要党纪处分是开除党籍，那么就会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同时在通报中注明“涉嫌违法”。 还以邱晓华为例，党内处分的通报中把他的经济问题列为主罪，涉嫌重婚列为副罪，但在检察院方面因为“就这几个钱”表示邱晓华的受贿罪实难成立之后，为了保全中纪委处理意见的权威性，还是以重婚罪判了他一年徒刑。 如果党内处分不至于重到开除党籍，那么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包养情人的、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应“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党员干部与二奶诞下私生子，即使发生在国内，都会被视为“情节严重“，何况是在敌对国家情报机构的眼皮底下。而公务员和党员的处分条例中之所以未被特别列入”私生子“一项，是因为”立法“过程中还有计划生育”法规“的存在，公务员和党员一旦生下私生子，自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计划生育政策明文规定，公务员超生，党员超生，一律开除公职，开除党籍。 综上所述，秦刚能够保住党籍的可能性，很值得怀疑。后续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播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被称为“情歌王子”的歌手刀郎，在沉寂10年后携带他的《山歌寥哉》专辑重出乐坛，因为一曲《罗刹海市》走红大江南北。这个专辑的风格与他留给人们很深印象的带有西北粗狂情调的爱情歌曲明显不同，糅合了民歌、小调和摇滚。不过，刀郎此次广受好评，得到舆论极大热度的关注，不单是他唱法的改变，更多是《罗刹海市》的歌词让人刮目相看，被赋予一种特别的含义。有人把它解读成刀郎是用此歌嘲讽乐坛虚假繁荣，特别是曾经打压过他的四位歌手；有人认为，刀郎这首歌是用音乐描募当下这个美丑不分、黑白颠倒的世界，是对习近平治下中国的辛辣讽刺。 要理解《罗刹海市》的寓意，先得了解蒲松龄的同名文言小说。因为刀郎此歌正是取材后者，借用了蒲松龄小说的人物和部分情节。蒲松龄在这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罗刹国，某年某日，一位叫马骥的中国人在海外经商，因飓风误入了该国，发现这里的人长得奇形怪状，以丑为美，以丑选官，越丑官做得越大。这完全是个与人们对美丑的正常认知颠倒的世界。马骥是一个美男子，但在罗刹国，人人对他避之不及。后经人指点，他把自己的脸涂得漆黑，向丑看齐，众口反而赞誉，还被国王封为大夫。这是该部小说前半部分的内容。 借《罗刹海市》讥讽乐坛和时政？ 刀郎在他的《罗刹海市》歌中说，“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过七冲越焦海三寸的黄泥地/只为那有一条一丘河/河水流过苟苟营/苟苟营当家的叉杆儿唤作马户/十里花场有浑名/她两耳傍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腚/每一日蹲窝里把蛋来卧/老粉嘴多半辈儿以为自己是只鸡/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打西边来了一个小伙儿他叫马骥/美丰姿 少倜傥 华夏的子弟/只为他人海泛舟搏风打浪/龙游险滩流落恶地/他见这罗刹国里常颠倒……岂有画堂登猪狗/哪来鞋拔作如意……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不难发现，他是要用蒲松龄的小说来达成自己的歌词意涵。后者通过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来表达对他当时所处时代的愤懑。在蒲松龄看来，他生活的时代，是个以丑为美，美丑完全颠倒的时代。好人不得志，坏人飞黄腾达。一个人不同流合污，会被排斥，受到打击，戴上假面具之后，反倒被大家接受，正所谓“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 刀郎或许与蒲松龄一样，对人性的冷暖有同感。他被很多人认为是要报10年前乐坛的四位“大腕”那英、高晓松、汪峰和杨坤对自己打压的“一箭之仇”。此四人被大众视作乐坛的既得利益者，当年是他们对刀郎的不公正指责让他在乐坛消失。现在刀郎携新歌重返乐坛，对四位进行了极尽嘲讽之能事，大快人心，得到舆论的呼应与支持。刀郎新歌中有没有这个意思在内？很难讲没有。歌词中一些明显的谐音、隐喻容易让人联想到他和四人曾经的恩怨。 然而，将刀郎的《罗刹海市》看成乐坛的私人恩怨，要报“一箭之仇”，显然拉低了这首歌的应有内涵及其深度，甚至它也不只是要抨击乐坛的以美为丑现象。于是一种说法认为，刀郎的新歌是在讥讽当下中国的现实。因为人们很容易拿歌词并进一步援引蒲松龄的小说来和当下现实对比，发现何等惊人的相似。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同样像蒲松龄的小说描写的罗刹国，或者像刀郎歌中的马户一样，美丑不分，是非颠倒，把假的说成真的，真的反而变成假的，指驴为鸡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 可以在现实中举出很多此类现象。比如，正常社会发生各种灾难事故，不管人为还是非人力造成的，标准的作业程序是及时向社会公布事故真相，安抚受害者，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悲痛有人在倾听，并且在采取补救措施。然而中国出现了灾难，官方第一时间是瞒，实在瞒不住引发群集的舆论效应，派警察对受害者和家属进行维稳，生怕他们会出什么乱子。最近发生的齐齐哈尔一学校体育场馆倒塌，死了10个学生的事故，就是这种处理手法，它实际假定受害者或他们的家属会乱来，向政府提过分要求，让政府下不了台。换言之，官方如此处理事故，是预先假定受害者及其家属会是刁民。这样当然不是去解决矛盾，而 是激化矛盾，让事情变得更难解决。官方其实也并非不知这种解决手法不好，但已形成定势，很难改正过来。 中国官员调子唱越高，坏事干越多？ 再如，习近平每每对他的党员和干部要求重温建党的初心和使命，并把初心和使命解释成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但实际上，有多少党员和干部心理真正装有人民，真诚为这个国家做事，群众明白得很。现实中调子唱得越高的官员，背后干的坏事可能越多，通过各种貌似“合法”和不合法手段窃取人民的财产够其子孙后代享用几十、上百年甚至更长。所谓初心和使命不过是用来攫取个人和家族利益的一块遮羞布而已。看看这些年反腐让多少贪官现原形就够了。在中共这个腐败的官僚群体中，最虚伪的就是作为总代表的习近平，他口口声声高喊人民利益至上，强迫官员要和人民打成一片，可本人对人民却害怕得要死，不敢近距离和人民接触一步；口口声声依法治国，宪法至上，可自己的权力不受法律约束，高居宪法之上；口口声声中国实行的是全过程民主，这个民主比西方民主好上一万倍，却从来不敢开放一场真正的投票选举，全过程当中没见到群众的半点影子；口口声声要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可当局随便找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企业家的合法的私人财产剥夺。 因此，诚如刀郎在歌词中唱的“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尽管每一个政体言行不一的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然而，中共的问题在于，它明知不会去做，却偏用一个崇高的目标去诱骗人，为自己的统治涂脂抹粉，习近平在这方面更进了一层，他把虚伪当真诚，个人真的相信，他的一整套指驴为鸡、有背民心的统治术，是为民众好，为国家和民族好。 这是许多对现实不满的人从刀郎的《罗刹海市》歌词中读出的含义。至于刀郎本人是否有此意，敢于影射中国现实，只有他知道。然而，问题不在于他要表达的真实含义到底是讽刺乐坛的不良现象，包括曾经遭受的不公压制；还是讥讽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舆论作如是想。显然，有一股力量看到了刀郎歌词中的辛辣的讽刺性可以用来嘲讽当下现实，嘲讽习对中国的黑白颠倒的统治，推动这首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传唱，将刀郎塑造成一个带有符号意义的当局的讽刺者的角色。 就此而言，他们是要借刀郎的歌这个酒杯，浇自身块垒，就好像刀郎借蒲松龄的小说浇自身块垒一样，以表达对习政权的强烈不满。他们知道，面对舆论赋予刀郎这首歌此种讽刺意涵，当局将处于尴尬状态：如果因此把刀郎的歌封了，正好坐实当局做贼心虚，是歌词讽刺的那种样子；如果不敢封，这首歌将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传唱，歌声的力量会让更多人在心里培养起对当局不满和反抗的种子。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秦刚从消失到免职历经一月，各种猜测车载斗量，其中的关键字有三个：一、情妇与私生子（美国出生）；二、内斗；三、火箭式窜升与殒落。三个都没错，但至今为止，很少有人涉及秦刚宦海灭顶的真实缘由。本人从未加入“秦刚猜想”之列，当早就被闲置冷宫的原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在秦刚被宣布免职之后的第三天，丢了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这顶乌纱帽，倒秦的缘由已经隐然若现。 情妇与私生子问题还放不倒秦刚 目前，关于凤凰卫视前主持人傅晓田与美国出生的私生子问题，有好几位元与傅认识的前同事或其他人出来指证。在秦刚被免职的第二天（7月26日），中共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学习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指年轻干部要德才兼备、才配其位，要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经得起形形色色的诱惑。不少人因此认为这是免职的主要原因。 但我不认为这是秦刚免职的主要原因。中共国安系统对干部一直秘密监视，这些党员干部的私生活，在掌控隐私方面堪称万能的中共早就有数。2022年12月秦刚任外交部长之前的考察过关，说明党不真在意这些事情。这也是傅晓田在2023年3月网上分享与刚出生儿子的照片并祝贺秦刚生日，如此高调不担心授人以柄的原因。 中国外交部的“亲美派”与“亲俄派” 外交部有内斗这不奇怪，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中共太祖毛泽东1966年就说过：“有人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让党内分成两派，毛居中平衡是其巩固权力的重要手段。 中美建交大半个世纪，中共所谓“大国外交”，其实就是中国对美关系，外交部内部早就形成一支知美派势力；自2009年开始，中国再度注重对俄外交，原来处于低谷的亲苏外交人员自然是枯木逢春，人气渐旺。所谓内斗，在政府内部多半围绕利益纷争，职务升迁就是最大的利益。据《官员晋升路线图》（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07月02日）介绍，中国公务员系统升迁，每晋升一级，就是一场升迁之战。 该文计算，以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708.9万人为基准，按照全国13.4亿人计算，平均189人中即有一名公务员。从普通百姓成为公务员，算是完成了官员晋升的第一步。能够走上县处级岗位的，是公务员队伍一部分人的巨大转折，也是大多数人的封顶之作。全国县处级公务员约有60万人，相对于708.9万人的公务员而言，其晋升比例大约在12：1的状态。从处长到厅局级干部，就是要从60万人中选出5万，比例也是12比1。若与整个公务员队伍对比，则是142比1。升至省部级官员，以厅局级干部为基数对比，为16.7比1；以处级干部为基数比较，为200比1；公务员队伍中能攀上省部级高峰的比例大约为万分之四。 这次秦刚被免职之后，原白俄罗斯外交部一等秘书帕维尔·斯伦金（Pavel Slunkin）透露了2015年习近平对白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一件往事。秦刚时任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为确保习近平第二天的访问行程万无一失，半夜两点打电话给他，要求再次检查习近平次日要参观的博物馆，这次准备工作包括数台阶、以及询问走到哪一级台阶音乐会响起。在习近平结束访问飞回北京后，斯伦金问一位中国外交官：“在这漫长的一个月的准备过程中召开数百次会议，讨论相同的问题，计算步数，晚上参观博物馆，究竟是为了什么”外交官的回答是说，你知道，在北京有数百人跟在我身后，排著队要取代我的位置。因此，如果我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去做，那么就会有另一个人去做。” 可以说，外交部两派当中，哪派占上风，哪一派的人升迁机会就多。 秦刚丢官，是被抓住了痛脚 可想而知，对于秦刚最近几年的火箭式升迁，外交部内肯定会有人不满。究竟是谁不满？答案大致有了。秦刚7月25日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7月28日，曾任中共前外交部副部长的乐玉成被免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一职。乐玉成曾被认为是中共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现年60岁的乐玉成于1986年进入中共外交部任职，其任职经历中主要在前苏联东欧这一地区， 2017年，乐玉成晋身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2018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2019年调至俄罗斯任大使，2022年离开外交系统。2022年2月4日，习近平同来华访问并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媒体采访，称“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不断攀登新高”。2022年6月14日，俄乌战争开始不到4个月，乐玉成调离外交部。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法，乐玉成调职是因其未能准确获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情报并报告北京。从乐玉成的言行及利益所在来看，他是典型的亲俄派。 俄乌战争开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吃力。秦刚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次日，美国之音曾引述多家美媒的分析发表《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出任外长， 其低调与柔软身段惹关注》一文，美国媒体还注意到，秦刚即使在一些火药味浓厚的议题上，也试图尽量把话说得委婉。比如说，他曾表示，如果中国事先知道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那么北京就一定会尽力劝阻俄罗斯的这一行动。此外，针对外界担心台海两岸兵戎相见，秦刚也刻意降低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在谈及中俄关系和俄乌局势时说，“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区，但也是有底线的”，与乐玉成说的中俄关系“上不封顶”完全不同。2022年12月30日，免去王毅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秦刚为外交部部长。美媒大多认为，习近平任命秦刚出任外长之时，他本人正在尽力改善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紧张关系，也为了改变中国的“战狼外交”形象。此后，秦刚最受注目的举动是，在联合国4月下旬就A/77/L.65决议草案明确提到“俄罗斯联邦在侵略格鲁吉亚后侵略（aggression） 了乌克兰”做“全案表决”时，包括中国在内共有122个国家投下赞成票、5国投反对票、18国投弃权票。这是俄乌战争开始后，联合国多次谴责俄罗斯的投票表决中，中国唯一投了赞成票的一次。 中国投了这一票之后，从美方并未得到明确的好处，取消关税的事情依旧没有踪影，限制晶片出口中国措施反而加强，老拜登在6月21日干脆直指习近平为“独裁者”，可见秦 刚对美伸出的橄榄枝没用。与俄罗斯之间的互动在4月底之后暂时停止，直到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5月24日访华。习近平会见舒斯京时再次强调了今年3月访俄所确定的战略，并称将不断丰富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私下里谈什么，外界自然无从知晓。但此后双方联合日本海军演、俄方宣布普京将于10月访华。 秦刚担任外长期间，外交部驻外大使异常活跃，各吹各的唢呐各唱各的调。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4月21日在访谈中有关“前苏联国家不具独立国家的主权地位”等言论引起欧美国家严厉批评。半岛电视台6月27日则报导了外交部亲美派的表态：在被问及中国是否支持乌克兰收复目前被俄罗斯占领地区的目标时，中国驻欧使团团长傅聪表示，支持乌克兰恢复1991年所划定的全部领土，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这种互相打架的外交官表态至少表明秦刚这位外交部长领导无方。 以上就是秦刚被抓住的痛脚，情妇私生子只是随大菜附送的一道餐前开胃菜。 将背景交待完毕之后，可以对秦刚“明星殒落”做一总结： 习近平在处理俄美关系上，一度有过摇摆，当他想与美国缓和关系时，“亲美派”秦刚升任外交部长。秦刚在今年4月下旬联合国会议上的投票，是他仕途终结的导火线。因为这一投票既未换来中美关系的缓和，还引发了俄罗斯的不满，也给那些对外交部长位置有向往之心的人提供了口实。这种“误判”当然不能让“定于一尊”的习近平负责，秦刚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乐玉成虽然已经离开外交部，但他在外交部曾经领导的那支亲俄势力还在。这次他在秦刚免职两天之后丢掉乌纱，估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动作多了一点。圣上撤换秦刚本来就很丢面子，习近平丢车之时，顺手将乐玉成从官场下架。 至于外界评论认为这是习近平政权倒台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那纯粹是想多了。在处理俄美关系时，习近平或者有过片刻摇摆，但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步步紧逼”之下，他必然继续对俄友好。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将来的中国历史，将有一个特殊的分期，叫做“习近平之乱”。中共历史上，前有毛泽东文革之乱，后有习近平管治之乱，前后互相辉映。 中共人大常委会开了一个会，习近平签了一个主席令，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长职位——人大常委会奉旨免，习近平煞有介事签。从前任免部长，都没有主席令这回事，以后是否都要走这个程序？如果不是，为何独厚秦刚？如果都这样，又有什么依据——这是体制之乱。 秦刚做了半年驻美大使，没有寸功就升外交部长，做几个月，没有寸功又升国务委员，刚做满半年外交部长，又莫名其妙被撤职查办，坐火箭升，坐火箭坠。王毅原是秦刚上司，秦刚被撤，王毅又回来接秦刚之职，偏偏秦刚不做部长却还做著国务委员，国务委员高于外交部长，客观上王毅变成秦刚的下级。可是王毅又是外事办主任，外事办主任与国务委员谁的官职大，那又没有人知道了——这是官职之乱。 秦刚被撤了外交部长又保留国务委员，究竟犯事属于什么性质？按理，若性质不严重，应该撤高阶职位，保留低阶职位，以观后效，现在反过来，撤了低阶职位保留高阶职位，意味他不能做小官，只能做大官？国务委员都兼实职，现在国务院只有秦刚一人担虚职，传统上外交部长都由国务委员兼任，王毅又因秦刚霸位而半天吊——这是赏罚之乱。 一国外交是国家的面孔，为秦刚这一档鸟事，中共国搞得灰头土脸，驻美大使被人当面奚落，外交部发言人恨不得找个地洞借土遁。日后秦刚若再出来当官，好事者必穷追他这一次霉运的来龙去脉，他还怎么做外交？若秦刚不出来任事，习近平还得再签一次主席令，撤去他国务委员之职——这是外交之乱。 国内的经济之乱、官场之乱、社会之乱、文化之乱，那就不必提了，仅仅外交之乱，已经把中共国逼到墙角，而这一切内外之乱，源头就是习近平一人之乱。习近平处理内政外交，就是乱搞，搞乱一处不收拾，又到别处去搞，每到之处，都是秋风扫落叶，一定要搞得周身唔聚财才罢休。捅了漏子，也不负责收拾，把烂摊子放著，借口那是“千年大计”。世上没有人知道千年以后是什么局面，因此这些烂摊子就不能算在习近平帐上。 为什么要保留秦刚的国务委员之职，因为若将他的官职全免了，那就证明习近平用人不察，缺乏知人之明，被一个“两面人”骗得团团转，还将他当作心腹委以重任，一天到晚尽做“倒自己米”的蠢事，他就会被视为无能之辈，落下千古骂名。 保留秦刚的国务委员，意味秦刚的问题还没有定论，他可能复出，也可能不复出，是生是死，有待习近平拍板。习近平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先过了这一关，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莫测高深是老毛的作风，自中共进城后，老毛就深居简出，不肯随便见人，因此被召见者往往身价百倍。早年在延安窑洞，下属见老毛都不经通报，彭德怀就试过撞破老毛床上好事。到文革中，刘少奇要见老毛，盼星星盼月亮，几乎像小奴才。老毛又喜欢引经据典，说一些含义模糊的话，让底下官员去猜，越猜越心惊。 习近平样样要学老毛，可惜半桶水，本想莫测高深，可惜到处捅漏子。权力无边大，随心所欲乱搞，没有搞乱敌人，只搞乱了自己，这种乱搞又搞乱的本事，果然无人可及。 秦刚犯的绝不是小事，若是小事，犯不著如此大动干戈，但他在外交领域，表面上也没什么差错，唯一可能的，是在阴谋活动方面。我猜秦刚还不至于做间谍那么“低庄”，因为他出卖国家情报，不能得到比外交部长更大的好处。至于与情妇的关系，众所周知，那在中共官场根本是小菜一碟。 秦刚是红二代，中共党内最有可能敢动习近平“乳酪”的，只有红二代这一帮人。他们虽然都靠中共占了大便宜，但没有人会将自己的家族利益归功于习近平，相反的，习近平上台后乱搞，使他们的未来凶多吉少，要改变未来的厄运，唯有搬走习近平。 胡锦涛在人大会场被当众架走，台上新旧高官都面无人色，而骄横惯了的红二代，必不会“骨”一声吞下去，秦刚若涉事，应该与反习有关。食碗面反碗底，本来势不可饶，但要揪出幕后一长串，又不得不恩威并施，这是撤了部长又保留国务委员的原因。国务委员没有实权，又暗示留了一条后路给他，要死要活，只看他交代的是否彻底。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秦刚与傅二奶在美产仔一事即使被当局简单界定为“道德败坏”，也已经严重触犯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政府的外事纪律以及“党的隐蔽斗争战线”的铁的组织纪律。王毅与秦刚之间的“老新交替”被宣布后，秦刚被暂时保留国务委员空职的下一个时段，应该是对他所犯错乃至罪行进行继续调查并最终研究出处理决定的过程，所谓“软着陆”之说并不准确。 本专栏周一刊登和播出的文章标题是《要么下基层，要么进秦城，秦刚复出已半点可能》。结果文章发出的次日，中共当局即对外发布了秦刚的外交部长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的消息。接替秦刚外交部长一职务的是去年12月底才被秦刚接替了这一职务的王毅。 笔者注意到外界已有评论文章指出：秦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大使的身份包机接送凤凰名记傅晓田到华盛顿受孕，后在洛杉矶产仔的丑闻被傅晓田主动对外曝光后，习近平当局之所以被动等待了一月之久才把秦刚免职，并非所谓“任其发酵”，故意丢秦刚的丑，只不过是在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履行一个法律程序。 话说的没错，但至今为止，笔者仍未见到有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为了因应秦刚案的“特殊需要”，而临时召开了会议。 本月3日，笔者在本专栏曾发表《二十大落选中委的潘功胜咸鱼翻身》一文，文中有如下一段：外界和中国内部媒体热炒潘功胜“全面接掌央行”时，均没有注意到中组部负责人是7月1日下午到央行干部会上宣“旨”的，而在此之前的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刚刚闭幕，会议中决定的人事任免事项无一和国务院有关。 按照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时行使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会期一般为5天左右。” 请听众和读者们特别关注这段中共法规文字中的“特殊需要”和“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 正是根据如上中共法律条文，笔者在7月3日撰写的这篇文章中断定，无论是否会在未来结束央行的“双首长制”，并由潘功胜再接替央行长行政职务，易纲交出他今年3月才被刚刚被宣布连任的央行行长职务的时间，最早也要等到两个月之后，也就是今年8月下旬。 由此可见，如果单单是为了“决定”让已经被宣布免除了央行党委副书记职务的易纲把央行行长的行政职务也交给潘公胜，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断没有必要在7月下旬“临时召集会议”，因为这实在不是什么“特殊需要”。 笔者在这再强调一下，依照相关法规，本月25日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本应该是在8月下旬召开的。而就是因为要让秦刚的“失踪”尽快“合法”， 这才为王毅和秦刚之间的一任一免之“特殊需要”，临时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而易纲的央行行长的第二任任期也因此又被减去了一个月。当然这对易纲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反正从潘公胜被宣布为央行党委书记的第二天，他易纲已经不再理事，央行的官网的内容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截止前天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宣布了中共外交部行政（业务）首长王毅和秦刚之间的“老新交接”之前，笔者看到的关于秦刚日后下场的“分析”和“爆料”内容，最猛的莫过于彭丽媛建议“放生”，习近平主张“轻饶”。 而秦刚如今虽然被免去了外交部长职务，但仍还保留着国务委员的副国级职务—-虽然再没有任何具体分管的事项，仍还是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是“轻饶”的体现。而笔者则认为秦刚被“软着陆”的说法过于武断。 昨天在留园网上读到一篇网贴《为什么没有拿掉秦刚的国务委员》，署名“刀锋”的作者自称是人正在贵阳旅游的“翻墙”者。文章说：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就关于秦刚的去向使用了免除外交部长字样，并且依然保留了国务委员的职务，这就又给大家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而且此次决议还涉及了其他几位部级干部的任免，这就给秦刚留下了很大的面子，弱化了事件的严重性。看起来就像是一次正常的人事任免的例行的人大常委会决议，那几位部长起着陪绑的作用。 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中没有使用撤销等词汇，并且也没有撤销其国务委员的职务，这说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结，这不是最终的处理，因为外交部长不是秦刚的最高职务，他的最高职务是国务委员。没有对其最高职务进行任何处理，说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完，还没有做最后的评估以及做最终的处理，还没有做最后的定性。比如他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他在美国发生的一些问题，有没有受到对方的掌控，有没有受到政治敲诈而变节？有没有泄露中国外交战略，特别是对美战略的底牌等等！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完成！等对他的问题做出最后的评估后，自然就会有一个最终的处理，届时一定会出现撤销等字样。另外，使用免除，可以不给理由。如果使用撤销词汇，就必须要在公报中给出理由！ 这位墙内作者的逻辑比境外大多数网评人更清楚，文中所说的“公报”，应该是指党内处理的中纪委和监察委的通报。 顺着这位墙内网友的思路分析，笔者认为外界对秦刚事件的炒作实在是有点“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了，特别是出自一些专职网评人的“爆料”内容，楞是认为秦刚和傅晓田两人中至少有一个与“火箭军案”扯得上关系，笔者对此表示谨慎的怀疑。 同时，笔者也承认，虽然外界关于傅晓田是“双面间谍”的说法其实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傅晓田本人供职于中共“隐蔽战线”是毫无疑问的。相信这一点并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中共政权的驻外记者没有不身兼“特殊使命”的，无论他（她）的工资是由国安系统直接支付还是由其表面记者职务所挂靠的在册媒体支付。 至于秦刚，已经有外界媒体因为他的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专业”背景而指证他是中共政权的“职业特务”出身。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简称“国关”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创建于1949年，当时还叫“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归臭名昭著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1950年，改编为外事干部学校。1955年，臭名更加昭著的中共中央调查部成立后，这个外事干部学校划归中共中央调查部领导。1961年，该校与现外交学院合并，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不久，外交学院分院（原外事干部学校部分）又从外交学院分出，以此为基础扩建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的国际关系学院。 按照维基百科的介绍，北京的这所国际关系学院当前的隶属关系并不明晰。有官方文件提及该学院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民间亦有此观点。不过，媒体和该学院称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管理”，亦有称“直属”于教育部。然而，截至2022年4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名单中并没有列出国际关系学院。 民间和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学术界一直有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招募人员的主要来源之一。 其实，无需“引经据典”，在中国内地，连参加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都知道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特殊和神秘”。但准确地说，这个国际关系学院和它的分支，公开挂牌为“国家安全部直属干部学校的”江南社会学院还是多少有些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相对于江南社会学院的生源无论是来自社会还是本来就是各级国安系统的职员，学业完成后的去向百分之百都是国家安全系统，而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则除了它自己宣传材料中列为毕业生去向之首的“国家政法系统”，还有外交系统和研究机构，以及一些高校也开设的国关学院等。 如此说来，秦刚就是属于这个国际关系学院为“国家外交系统”培养的人才了？也对也不对。 说“也对”，无需过多解释，秦刚毕竟已经坐到了外交部长这一外交系统的最高位阶了。说“不对”，是因为秦刚大学二年级入党之后更进一步“积极要求进步”，1988年毕业分配后就进入了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中文秘书。此时很可能是直接受雇于北京市国安局。 有兴趣的听众和读者可以上网查阅一下这个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内容介绍，它号称是外交部直属单位，内部只简称它为“服务局”。但如果你进入外交部网站的话，却找不到它的踪影。外交部网站上介绍的它的直属局级机构之一“服务中心”和这个外交人员服务局，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前者是为外交部自己和它的驻外机构后勤服务的，所以名称更应该是外交部后勤局。而后者则是专门服务同时管控驻北京的各外国使领馆的。其中服务的部分，供职人员均是外交部和一些政府非“隐蔽战线”的机构的雇员，而管控的部分，则隶属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该服务局给外国驻京使馆提供的“中方雇员”里。相信本文的读者和听众即使没有过在外国驻华大使馆或者驻华记者站有过任职经历，也应该从对中共政权的常识了解中体会出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历史上曾多次变更上级部门，有时是号称外交部直属，有时又是对外介绍由外交部和北京市政府共管。这里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事实上就是北京国安局。 而秦刚1988年国关毕业之初进入这个外交人员服务局，很有可能是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秘密雇员身份进入的，所谓“中文秘书“的职位，没有可能是为该局的办公室或者局领导设置的，而是为某外国使馆设置的。 也就是说，当年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的秦刚，十有八九应该是以某外国驻华使馆被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提供的“中方雇员”的身份开始他对中共政权的效命生涯的。 维基百科对秦刚的介绍内容是：198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被分配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中文秘书。1992年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历任西欧司随员、三秘…….。 没错，这个秦刚从1988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开始的前四年是服务局的“中文秘书”，“进入外交部”的时间是1992年。 至于为什么从“隐蔽战线”的特工转为公开身份的职业外交官，并不难理解，中共外交部、中联部和国家安全部，以及过去的中共中央调查部，甚至军方的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之间人员隶属的调配再正常不过。 中共驻外使领馆的职员中事实上分为外交部派出和非外交部派出两大部分。非外交部直接派出的有来自商务部的，来自教育部、科技部的等等，身份都较为公开。另外也还有来自总参二部和三部的，以及国安部的，真实身份就要保密了。至于秦刚，当然是属于外交部派出的。虽然包括前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在内的所有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部派员在公开外交活动之外也必须从事见不得人的勾当，但在中共整个外交部的驻外高级外交官里，像他秦刚这样职业特工出身者，似乎不多见。 再分析下来，虽然秦刚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肯定已经不是职业间谍了，但他对傅晓田的凤凰名记包装之下的秘密身份应该比谁都清楚。如此说来，他秦刚和傅晓田在美国产下一个小小美国公民一事，除了令他秦刚背负上了严重违反党纪党规和国家的外事纪律的“违纪”罪名是毫无疑问的，而同时也严重触犯了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行规。 台湾的明居正老师日前在台湾著名主持人陈凝观女士的“年代向钱看”电视专题节目里分析说：中共间谍系统里有一条“内规”，即不可以”跨界交流”。即这条“线”的间谍不可以和另一条“线”的间谍有来往……。所以，即使傅晓田不是双面间谍（只是单面），秦刚也犯了一条轻罪，即“跨界交流”。 其实，在中共“隐蔽斗争战线”里早就有“间谍和间谍，不能搞破鞋”的调侃说法。因为无论是过去的中共中央调查部还是如今的国安部，对其内部人员的严格纪律限制之一就是绝不容忍内部人员相互发生婚外情。岂止是婚外情，即使是未婚男女之间发生恋情，也都是要组织安排或者组织批准在先。 党和国家培养了傅晓田，是指望他去勾引“外方”的有价值人士并借此拿到要挟把柄的，到头来却是和己方的驻美大使生下一个小小美国公民，从而给了美方要挟的把柄，算是怎么回事啊？ 分析至此，笔者的“初步结论”是：仅仅“就事论事”，把秦刚和傅晓田的事情简单界定为中共政权里司空见惯的“道德败坏”，他秦刚即已经触犯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政府的外事工作纪律以及“隐蔽斗争战线”的铁打的组织纪律。 如果调查结果最终止于此，他秦刚的问题较有可能单单被定性为“严重违纪”。至于在此前提下为什么暂时还没有被免除或者说罢黜国务委员空职，留等下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金鸡报晓 早年在纽约，我听过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胡鞍钢，以抑扬顿挫的腔调讲述中国的综合国力，像一只报晓的金鸡。我也看过林毅夫写的英文论文，谈到大跃进运动后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他引述了“三千多万”的数字，与西方学界的评估相当。但不知为什么，在他后来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回国，主张中国人应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后，他的论述就开始有排外的倾向，字里行间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他相信“不过半世纪，中国一定强”。他也相信一直到2034年，中国经济都能维持8%的平均增速。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经济减缓，国务院下调年增率至6%（仍然是令其他国家羡慕的数字），中共并提出那是“新常态”。但林毅夫仍坚信中国经济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在2030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一半，GDP总量有望达到美国的两倍。 “湘西土匪”易富贤则推断，到2035年中国的GDP总量才达到美国的85-95%，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2-27%。《经济学人》近日刊出一篇预测中国GDP增长的报导（2023/6/8），显示一家顶级的独立经济研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预测，与易富贤的推断吻合。联合国则预测，中国15-64岁的人口在2030年代将下降一亿人以上。这对林毅夫的推断也是不利的。当然，林毅夫可以继续表示他不认同“人口红利”的观点，继续坚持他的“人口品质红利”论。如前文所述，从人力资源看，在当前中国，要将从未上过高中的70%劳动力，通过教育培养各种现代科学技能，需四十年的时间才能见成效。而经济体本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非指日可待。 李稻葵今年六月在清华经济论坛上分析经济形势，则是规劝大家不要对人口问题感到焦虑，因为“平均受教育水准不断上升，到2050年，中国人力资源的总量会高达14.66亿，仍是世界第一。”不知他的根据何在。到2050年，中国人口还有14.66亿吗？如果没有，那么高达14.66亿的“人力资源总量”是怎么来的呢？要算上机器人和外籍移工？靠空洞论说如何能平息焦虑？ 官方已承认，2022年人口开始负增长。这确实引起普遍焦虑，因为官方许多预估都建立在人口资料上。那可是未来的“韭菜”啊。大陆媒体涌现的建议五花八门，有的要求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来减轻育儿的经济压力，一孩家庭可获得七千五百元补贴，加生一胎又可获多少补贴。大奶二奶小三情妇，不论有无名分，都鼓励生育。有些城市开始号召有偿捐精。云南昆明一家医院宣告捐精大学生可获四千五百元的补贴，这背后似乎又有优生学的考虑。还有建精子库，扩大提升受精等促孕方式，以及医保配套，俨然又是新时期“大干快上”的大跃进2.0思维。不过这一回与上世纪的1.0不同，“抓革命促生产”，真的是要促进生孩子。 试管婴儿 捐精促孕并不稀奇，今日世界上至少有一千两百万人是经由试管诞生的，每三分钟就有四个试管婴儿出生。全世界IVF（vitro fertilization）的比率是175个新生婴儿中，就有一个试管婴儿。不过这里也有风险。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名医生用自己的精子弄出五十多个婴儿的惊人丑闻。这些婴儿将来有可能发生近亲通婚的伦理问题。鼓励大学生捐精，大学生会读书没错，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领导干部不也有特殊才能？他们不免也要发出“徯我后”的不平之鸣？通过试管捐精，老熊维尼可以生出一堆小熊维尼来延续革命香火。 大陆有些地方还宣布生第三孩可领两万元的补助款，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近日有外国记者走访黑龙江宜春市，见到的宣传看板是两夫妻身旁一孩，婴儿车中一孩，妻子还隆起了肚子。新时代的幸福家庭。可是城里却看不到年轻人。一个中年大叔叹气说：以前想生不让生，现在让生也生不起了。 这就回到了问题的源头。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同美国作对的国家都是越搞越穷，无一例外。不论是自力更生也好，集体自力更生也好，没有外来直接投资（FDI）经济难以发展。所以在1979年美中建交后，中共立刻同美国签订了科学合作协定与文化交流协定，也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到北京设办事处，邓要迅速掌握眼前难得的国际和平机遇。中国七十年代中期，按照毛泽东后知后觉 ，“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实行“晚”（晚婚──男25、女23)、稀（拉长生育间隔）、少（只生二孩）三个方计的节育政策，已经有效降低了生育率，1980年总和生育率为2.24，已接近世代交替水准。联合国人口专家认为，无需再进一步收紧政策。然而中国政府对此毫不理睬。中国与人口基金签订的合作备忘录，要求人口基金提供资金，协助中国生产新式安全的避孕产品，并提升收集和使用人口资料的能力。1982年在中国举办的现代化人口普查，被视为当时的一大盛事。单是运算资料的电脑设备，人口基金就提供了一千五百多万美元给中国。可是对于中共严酷的一胎化政策，人口基金却没有置啄馀地。 一元化领导 一、在中共一元化领导的传统下，只要是最高领导人拍板定案的政策，就带有某种神圣性，成为基本国策，必须进行到底，不会轻易转弯的。 二、“一胎化”政策下，强制避孕结扎的措施 ，以及把妇女当做牲口，强押上手术台堕胎的手段，雷厉风行。为达到上级规定的指标，计生干部甚至对怀胎晚期妇女仍然实施强制堕胎，逃跑者被抄家毁屋。种种残忍的做法令人无法理解。 三、在东亚文明圈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经济发展初期也曾宣传过避孕节育，但基本上都是自愿而非强制性的。随著都市化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教育健康水准的提高，“少子化”已成为这些地区的共同趋势。政府都在为生育率下降而烦恼。这样的先例，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出现，中共当局为何毫不觉醒，及早调整政策，也是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例子也说明，中共严酷的一胎化政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四、如今开始尝到了人口萎缩的苦果。必须问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按易富贤的说法，早在世纪之交中共就应改弦易辙，停止一胎化。可是他却背负了“破坏基本国策”的罪名。 易富贤是1969年出生，1980年中共实施一胎化政策时，他只有11岁。他在受访时表示，当时他了解的实情令他反感，童年就感觉到计划生育的错误。感性的反应是他日后理性分析和批判一胎化政策的动因。他的大嫂因超生二胎，在外躲藏几个月，房子被拆。亲属中有怀胎数月，“准生证”未批下来而被抓去堕胎的。小学初中老师因超生被学校开除。同学的隔邻小孩，母亲被强制堕胎，堕下的胎儿是活的，被扔进垃圾桶，其母将胎儿从垃圾桶里捡起，由窗户递出去，给他父亲在窗外接住，才保存了一条小命。 回想毛思迪 易富贤11岁的童年，使我想起我们那个时代在加州的研究生毛思迪（Steve W. Mosher）。1979年，他是美中文化交流计画下，首位前往珠江三角洲作田野研究的史丹福大学人类学博士生。他在蹲点的农村公社亲眼目睹了妇女被迫结扎和晚期孕妇被强迫堕胎的实况，令他气愤填膺。他用中文在纽约的美洲版时报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他所见的真相。令中共恼羞成怒，指控毛思迪用贿赂手法取得公社的计划生育资料，违反学术伦理。在中方压力下，史丹福校方开除了毛思迪的学籍。但他在1983年出版的论著《破碎的大地──农村中国人》，以他的田野调查为依据，描述当地农民的生活实况，以及强迫堕胎等措施带给妇女的身心创伤。书中流露的悲悯情怀与人道关切，引起读者很大的共鸣。不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称赞他的细腻观察与生动的文笔，美国人类学学会季刊《美国人类学家》，也刊出书评褒扬这本杰出的人类学著作。 十年后，毛思迪根据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护士紫安倾述的一生经历，以第一人称写出《一个母亲的劫难》，也引起巨大轰动，欧洲亚洲国家的出版社购买了多种文字的出版权，著名媒体发表评论。护士紫安的自白，透露了贯穿她一生的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双重身份。计生政策的严密监控，使女性变成一个个毫无隐私、毫无人格尊严的生产工具，一旦行为越轨（超生），家中亲友和工作单位的同事都会受到连坐处分。一幕接一幕的事实描述，令人看得透不过气来。尤其是在“不愿死去的小男孩”一章中描写医师杀婴的情节，更是惊心动魄，让人毛骨悚然。 当年在养儿防老的观念下，农村还出现过溺婴潮。还有选择性的自动堕胎，造成如今人口男女比例失衡。“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控制人口，到头来究竟所为何来？得到了什么成效？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惘。 现在中国社会在“躺平”和“润”的氛围里，对年轻人来说，就业前景黯淡，平均月薪比往年大幅下降，如何有能力去响应共产党“生产”报国的号召？不要说住房负担不起，连婴孩奶粉钱也不易张罗。日益严厉的社会控制，有谁还愿意把孩子生在越来越专制的环境？易富贤的调查发现，与亚洲邻国比起来，中国大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是最低的。 也许中共官方会宣布，人口负增长是“新常态”。 邓老爷子闯了祸。医学博士易富贤的理性批判，被开除学籍的毛思迪的人道关怀，两者相得益彰。 哎，厉害了我的国。“一胎化”政策下那些未生新死的冤魂又能向谁倾诉？ 恩格斯说得好：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著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 （※作者为前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著有《最后一个租界：香港变局纪事》。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