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新代言费全归她自己？网传分账说法引热议
2026 年 8 月 7 日
2023年8月13日是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高智晟律师出狱后在软禁中被中国共产党绑架失踪六整年的日子。 六年来他的家人们无数次要求中共及其爪牙部门给个说法，均遭到无理拒绝。即使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所谓的“发言人”也旁顾而言它，不予回答。中共这些反应给了外界一个印象：共产党通过一再回避来拒绝面对高智晟律师失踪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共产党对于认清中共邪恶本性并坚决反共的高智晟们，从来没有一刻放松过迫害、打压。 最近在高智晟律师被中共绑架失踪将满六年之际，世界各国多地陆续展开了寻找高智晟、谴责中共绑架的抗议游行。我和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商量后，她录制了一个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要人的视频，打算配上英文字幕，推动呼吁寻找高智晟。就是这件事情引出了中国共产党隔空与世界正义力量为敌的幕后故事。 8月9日上午，我接到助手打来电话说：“我们找的翻译正在把翻译好的文稿打上字幕时接到中共爪牙打来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停止，不要再为美国天主教大学的人权中心做任何事情。否则你在中国的家人就会有麻烦。” 助手说“我们必须马上另外找人翻译，并放上字幕”。 另外找人翻译并不难，我们很快就搞定了。然而这件事再次充分证明美国天主教大学人权中心的人权工作做到点子上了。我们每周结合时事向美国的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讲解中共的邪恶，让他们知道中共一边迫害自己本国的人民，一边如何通过大外宣和统战来渗透腐蚀自由世界，不断破坏我们的自由生活……事实在证明中共对此工作的恐惧，证明我们的工作初见成效。 另外，上周被美国司法部以间谍罪逮捕的美国海军士官22岁的魏金超和稍早被捕的海军士官赵文恒都被拒绝保释申请。上述案件以及我们的翻译人员被中共威胁的事情说明，中共不仅一直在全神贯注地隔空与正义为敌，还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中共也不断对美国多方面进行深度腐蚀与渗透，而且中共的这些做法早已引起了美国相关部门的高度警惕。 高智晟，这位著名的人权律师，因为他的人权工作，他在被暴政构陷关押酷刑后，又在中共当局软禁他的家中被中共绑架失踪长达六年，至今生死不明，他的家人却控告无门。这正在成为中共打击异己的一种模式。 对中共这样公然践踏人权的罪恶行径若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就会被其更加广泛应用。 我们非常期待更多正义之士加入寻找高智晟律师的行动。世人从寻找高智晟的过程中，能更深刻认识到中共政权这个邪恶组织如何随时随地与正义为敌，中共政权从未想过放下屠刀改过自新加入文明世界民主行列。 因此，对中共这样彻底流氓化的魔鬼撒旦罪恶政权，除了用实力驯服它，不要对其抱有任何幻想。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必须认识到，经过百转千回，几度天真期待落空之后，还得回到实力的较量上来。 寻找高智晟律师！中共当局必须明确告知高智晟律师的现状，还高智晟律师自由！让我们直面邪恶，用实力抵制之。 没有共产党才能真自由，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中共沦陷区，也适用于世界各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无论是与”火箭军窝案”的关联还是犯了”政治错误”的说法，都不过是传闻而已。秦刚的未来如果是被从重处罚的话，原因只会因为是他给整个中共政权制造的外交被动和导致习近平个人形象严重受损而令习近平恼羞成怒，从而下令从”腐败”角度入手严办。 我们在本专栏上篇文章结尾部分已经断定习近平当局对秦刚的处分最轻也是与前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晶等同，完全没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说，未来他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面临的要么是被撤销，要么是罢免，只是被“免去”的可能性应该没有。所要特别强调的是，截止本文发稿的今天，中共外交部网站里“历任外交部长”栏仍然没有秦刚的名字，倒数第二是杨洁篪，杨的名字下面是王毅。而事实上应该是王毅的后面还有秦刚，秦刚的后面又是“回锅肉”王毅。 众所周知，自秦刚“出事”以来，笼罩在他头顶上的间谍乌云就越来越浓厚。笔者在过去文章中已经详细介绍了秦刚的“间谍出身”。即使是他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仍然肩负着“隐蔽战线”的工作使命也不足为奇。但现在外界硬生生把他扯进“火箭军窝案”，委实牵强。早在秦刚“失踪”后的前十几天里，因为当时的中共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也在同一时段内没有出现在他本应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外界立刻有媒体将此秦刚与李玉超的“留美儿子”扯在一起，但李玉超的“留美儿子”叫什么名字，“留”在美国的哪个城市、哪所大学，均未被“披露”。 继而，随着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的死亡被证实不是因为“新冠”复阳不治而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军队”的畏罪自杀，秦刚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关系人”之一又从李玉超的儿子变成了吴国华的儿子。 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对秦刚“未能阻止”甚至“协助”他人向美方泄露火箭军机密的说法严重怀疑。 除了“间谍”或者“泄密”说，对于秦刚的被“整肃”，也还有“犯了政治错误”之说。 本月1日，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先生评价秦刚落马“本质上是不足为奇的”。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余茂春认为：（秦刚落马）与中共政权的权力傲慢及腐败具有直接关系，“今天你是这个领袖的得力干将，明天你可能就会身败名裂”。 至于是否是“婚外情”导致秦刚中箭下马，余茂春认为这不是问题所在，他判断秦刚很可能犯了某种“政治错误”，例如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谈话间被政敌抓住把柄并上报，因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得不查办他。 余先生的这种分析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证明秦刚是犯了所谓“政治错误”。所以依然存疑问。 当然，无论是被“火箭军窝案”牵连还是犯了所谓“政治错误”，此二项只要其中一项属实，未来他秦刚的下场肯定是被从重而不是从轻。 而笔者更倾向于即使秦刚未来被处理的程度即使严重到了“移交司法”的地步，被处理的理由也还是只会局限在“婚外情”加“腐败”。因为当今中共政权陆续处理过的所有大小党政官员里，只有经济问题而没有“生活作风”问题的虽然为数不多，但确实还有，但只被查出“生活作风”问题而经济上却被找不到任何把柄者，一个没有。而经济层面的受贿或贪污达到一定数额，就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了。 所以，未来的秦刚如果被宣布“数罪并罚” 的话，即使严重到 了“移交司法”的程度，但党纪处分通报中只要既没有“泄密罪”，也没有“渎职”，那么他与所谓“火箭军窝案”之关联的说法便可证明是子虚乌有。 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的消息被中共官媒对外宣布至今，所有参与讨论、预测秦刚最终命运的媒体记者、评论人士少有特别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那就是习近平的“主席令”里说的是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这个“兼”字很重要，等于是强调了他秦刚在没有了外交部长的实职之后，至今还是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 能够与秦刚在仍然还是国务委员前提下被免去国务院部长兼职一事类比的最近的例子是去年6月下旬第十三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免去赵克志兼任的公安部部长职务，任命王小洪为公安部部长”。 从那以后，赵克志不但继续挂名国务委员，其党内另外一项重要兼任也一直被保留到中共二十大召开，那就是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而如今的秦刚的国务院党组成员职务也仍还被继续保留。 不过，去年赵克志在继续担任国务委员的前提下被免去公安部长兼职与如今秦刚在继续担任国务委员的前提下被免去外交部长兼职虽然是步骤及程序上没有区别，但日后下场肯定是迥然不同。去年的赵克志与王小洪之间是所谓的“新老交替”，所以到今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他赵克志的国务院国务委员职务是一届任满，自然卸任。而如今的秦刚在被免去部长兼职之后的国务委员职务，没有半点可能会被持续到2028年3月，也就是中共十五届全国人大召开的时候。 至于对秦刚的党内处理意见何时出台，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说过了参照一下对杨晶的处理过程，对秦刚的调查和处理意见的形成的过程一共需要三、五个月，也是十分正常的。当然，如果最终会被“数罪并罚“的话，那么结案的时间也许会更长。 我们在过去的关于秦刚案的分析文章里，曾经拿中共前国务院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也是因为与情人育出私生子而被判“重婚罪”与之相提并论。 这个在中纪委通报中对受贿为主罪，“涉嫌重婚”只被列为副罪的邱晓华，最终被落实的“受贿”金额只有区区20万元，而且还全都是“私营业主”们给他的发妻所患之疑难病症的寻医找药钱， 以至最高检察院接手此案后坚决不同意按受贿罪结案，只好以重婚的单项罪名判了他一年有期徒刑。而从邱晓华最后一次以国家统计局局长身份对外公开活动到被提起公诉的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是近二、三十年来陆续被“司法处理”的省部级以上党政干部中处理程序最简单，耗时最短的一个。 按照邱晓华出狱后自己的回忆，中纪委对他宣布采取“双规”措施之后，即提醒他“双规”的时长第一期可以是6个月，但6个月后办案人员还可以申请延长6个月。而邱晓华因为“案情简单”，所以第一个“双规期限的一半即3个月的时间都未用完，就已经被移交检察院了。 与当初邱晓华被“双规“的时限所不同的是，如今中纪委和监察委对秦刚的软禁措施如果已经被宣布为”留置“的话，”法定“时限也已经改成了3个月加3个月。即3个月期满时，可因为案情需要而”依法“增加3个月。 以日前刚刚被判处15年有期徒的中共前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为例，他是去年三月下旬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到去年9月7日被宣布了党内处理意见，开除党籍、移交司法。前后不足6个月的时间。 现如今，秦刚在没有被对外公开宣布“接受调查”之前，理论上是不能被采取“留置”措施的。 一般情况下，这个官宣接受调查的时间越往后拖，被轻处理的可能性就越大。这里说的“轻处理”，指的是区别于邱晓华被“移交司法” 的杨晶模式—-只被施以比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双开）要轻一至两档的党纪和政纪处分。 有心的读者和听众不妨拿中共政权对杨晶和对近日刚刚被判刑的沈德咏的处理程序的不同，来预估一下秦刚未来被处理方式的可能性之一。 2022年3月21日，中共对外宣布沈德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这样的表述，等于是直接定性，指明沈氏一定会被“移交司法”。所以他当时他任职的全国政协立刻配合出台了对他的“除名”措施。 当年9月初，沈德咏被宣布“双开”，随即进入所谓的“司法程序“。 2017年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关于杨晶被调查的说法就已经出现。接下来，仍然还出席了十九大的杨晶没有被安排连任中委，当然也不可能连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似乎证明了杨晶“出事“的传闻，但十九大闭幕后的当年11月间，杨晶仍然还曾以国务委员兼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但是，该来的迟早要来，正如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介绍过的那样，2018年2月24日，赶在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的前10天，，中共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杨晶同志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决定”。 请注意，这里使用的“撤销“二字。 也就是在“受权发布“杨晶的行政职务被”撤销“的前几个小时，新华社先”转引“了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网站的消息，说是对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后的处理结果是”决定给予杨晶同志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部长级”。 对比之后不难看出，事实上中纪委当初在宣布让沈德咏“接受调查”之前，即已经将他的问题定性为“敌我矛盾”。而对杨晶的调查一开始便是所谓“同志式”或者说“治病救人”式的，所以在调查期间显然还是允许他带“病“工作，然后在宣布对他进行调查的同时就宣布了党纪和政纪处分的处理结果。 那么，我们假设习近平当局已经内部决定不对秦刚施以重罚，那么因为“秦二世”的曝光也没有可能令秦刚以外交部长身份继续对外活动，所以无论如何先免去他外交部长的“兼职“都是当务之急。 接下来，中纪委和监察委对秦刚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包养二奶并生下私生子的调查，必然会扩大到贪污受贿层面。这是中共各级纪委对每一个被举报婚外情之后又无法帮其遮掩的官员进行调查的必不可少的下一步程序。所以说，对秦刚的调查和处理意见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是十分正常的。未来仅令他秦刚接受杨晶一样的降为部长待遇的下场，不失为一种可能。 但是，也正像笔者过去的文章里已经分析过的，秦刚的事情大概率是因为“看热闹的不嫌事大”而被外界媒体复杂化了。同时笔者也认为秦刚所犯的周恩来所说的“乱搞”的错误已经上升到了不以他本人和习近平意志为转移的“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外交形象、外交信誉”的高度，所以为此恼羞成怒的习近平对秦刚的感情由爱转恨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去年的这个时候习近平对秦刚爱得有多深，如今的习近平对他秦刚恨得就有多切。秦刚当初的“一时快活”把个习近平搞得是要多背运有多被动，用不着在这里过多着墨了。 那么如果是习近平对秦刚由爱转恨的分析成立的话，那么进秦城肯定是秦刚未来的唯一出路了。 笔者在两个月前的《一级大法官沈德咏是否会被从轻发落？》一文中已经介绍过，几年前一位“贪官”亲属告诉笔者，他的那位被控受贿罪的亲人因受贿单项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如今还在监狱服刑。当初此人被中纪委专案组移交给检察院的“犯罪金额”是5百万出头。但到了检察院之后，把他历年来收受过的财物，包括茶叶礼品盒等都按市价算成受贿金额，一下了就过了千百门坎了。更过分的是，比如一个茶叶礼品盒本是10多年前收受的，但却按发现这个礼品盒的抄家时间的当时市价计算成“受贿金额”。更更过分的是，此人被社会上的商人们陆续安排过的旅游度假过程中的机票、旅馆等的开销，也都会被计入受贿金额。 依此类批，仅仅是傅晓田在美国生活期间，以及往返华盛顿洛杉矶专机再加医院产仔等所有开销，无论是由谁买单，最终都被计算成为秦刚的经济犯罪金额，由使馆支付算贪污，其他渠道支付则算他受贿。仅凭这笔钱，就足以让他秦刚进秦城吃牢饭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月5日和6日，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在沙特举行，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派乌克兰问题特使李辉出席了这次会议。之前舆论对中方是否会派人参加普遍持谨慎观望态度。因为此次会议虽说是在沙特举行，但幕后操盘者是乌克兰和美欧等国，而按中方一贯做法，它不会出席一个排斥俄罗斯的国际会议，以免损害俄中关系。此前，中国就没参加6月底的哥本哈根会议，而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南非这几个被认为是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都派人参加了，故李辉这次出席会议，连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都表示，“是历史性胜利和超级突破”。 有人将此和几个中国人驾车去俄罗斯旅游，遭俄海关官员盘查刁难，中国领事馆特意为此发声，和俄交涉一事并提，认为中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和态度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相信这种看法的人似乎正在增多。 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中国的立场就广受瞩目。北京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明确谴责俄入侵乌，它宣称持中立立场，既不站在俄罗斯一边，也不偏袒乌克兰，如果一定要说站在什么立场，中国站在和平一边。但是，北京的这个公开表态也被舆论质疑，认为它中立、谋和谈的背后其实是支持莫斯科。不过，随著这场战争打了一年多，俄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国际上也不时传出中国有意和俄拉开距离，比如在瓦格纳事变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就称，习近平和普京的兄弟情已经见顶，对后者的继续支持对习已无甚益处。类似说法总能得到某种蛛丝马迹的证实。李辉出席于沙特召开的乌克兰和平会议，也给外界此种想像。 但在我看来，作如此解读有些牵强，李辉赴会并不表示中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在进行调整，从实质性的支持俄罗斯摆正到开始支持乌克兰。北京派李辉参会，主要出于三个考虑：第一，尽管乌克兰是幕后的发起者，但主办地在沙特，而且也是沙特出面邀请的，中国就不能不给沙特这个面子。年初中国调停了沙伊复交，沙特给了中国很大面子，两国关系近年来有明显升温，沙特在王储主政下，在外交上愈来愈靠近北京，而北京也要用沙特作为抗衡美国的一张牌，所以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利雅德。一名西方外交官就直白地告诉媒体，选择沙特作为主办地，部分原因是希望沙特说服中国与会。 如前所述，中国向来强调劝和促谈，今年二月还特意发布关于乌克兰和平的12点主张，并随后宣布设立乌克兰问题特使，负责和谈的斡旋事宜。李辉在6月为撮合俄乌会谈还专门到乌、法、波、俄以及欧盟跑了一圈，见了泽连斯基，虽然无功而返。这次会议也是关于结束战争的和平会议，如果中国不去，和之前宣称的和平立场就相冲突，会被人怀疑和谈诚意与努力只是个做样子，实际是站队俄罗斯的。北京当然要避免这种舆论出现。 从此次会议的主旨看，几个核心的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希望利用这个场合，将全球南方国家，至少是其中的重要国家，拉到西方一边，造成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力挺乌克兰的印象和声势，从而让俄罗斯处于一个更不利的境地，同时也为西方对乌支持增加道义优势。俄乌战争打到如今，由于它所造成的外溢效应，特别是粮食和能源危机已波及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俄乌及背后支持的美国都有意见，保持中立，而俄乌双方也正为赢得这些第三势力的支持在国际上展开日益激烈的较量。俄罗斯最近在莫斯科召开了和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峰会，宣布对非洲的粮食援助计画。乌克兰和美欧无疑希望各国能在这次标志性的和平峰会上争取到国际社会对有利于乌克兰的和平条款的支持，届时就能签署解决俄乌冲突的共同原则。 另一面，主办者沙特也有自己的打算，不纯粹是被乌克兰和美欧“利用”。沙特的目的是通过这次会议，在俄乌战争这个当今全球最关注也最棘手的事情上，凸显中东国家的力量，同时展现沙特在中东及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力。过去中东国家基本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参与和界入国际冲突等热点问题的处理，除非它发生在中东，但现在沙特认为它有这个能力，中东不能老是在国际场域缺席。可沙特也知道，要发挥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不能少了中美来捧场。美国不会缺席，因为它正要利用这个场合，排斥俄罗斯，中国能不能来，就要打个问号。除中国外，沙特要做这个场子，全球其他重要的南方国家，亦不能缺席。所以这次会议，实际是全球南方国家和西方阵营借乌克兰问题争取国际规则权，表面上是美欧要“讨好”前者，实际是双方各有盘算。 对北京而言，沙特是一个重要朋友，以后在伊斯兰世界还要仰仗利雅德，因此，这个面子是不能不给的。中国的自我定位也是全球南方国家，且是领头羊，而在出席此次会议的30多个国家中，包括印度、巴西、印尼、埃及、墨西哥、智利、南非等有影响力的全球南方国家，假如中国不来参会，全球南方国家就缺一只领头羊，因而，中国也要借此场合，和这些国家协调立场，共同确立全球南方国家一致的声音，不被美欧和乌克兰“带偏”节奏。如此来说，中国虽然派团出席会议，但不会接受泽连斯基早前提出的10点和平主张，因为泽氏的主张和北京的主张虽然都打著和平旗号，但本质内容是有差异的。全球南方国家亦不大可能改变它们原先的中立立场，而完全站队乌克兰。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古有大禹治水，方法是疏濬，今有大习“滞水”，方法是截堵，妄图把城市变海绵，思维不同，命运殊异。在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认命，不管多么荒唐的怪事，都可以解释为“存在就是合理”，就如同习近平的治水宏论一样，该弃谁保谁，就在他一念之间，哪怕是逆天，也没有人敢于质疑或挑战。 毛邓时代，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责任推给老天，说是自然灾害，天安门镇压屠杀学生，又说是为了换得三十年安定发展，到了习近平时代，更是豪情大爆发，全球大撒币，整肃民营企业，动态清零扼杀民生活力，凡此都是伟大复兴的手段，悉数由他一拍脑袋说了算。 尽管中共竭力掩饰，大量翻墙资讯已经证实，华北东北这波水患严重，从京津冀到黑龙江一片泽国，景象惨不忍睹，以保定辖下的涿州为例，六十万人的城市泡在十米深的水里，官方只承认死了几十人，水退后泥泞满目，牛羊横尸遍地，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要保首都北京与雄安鬼城所付出的代价。 大水漫灌，原因只有两个，一是雨下得太急，二是因应得太慢，前者是天灾，后者是人祸。中共建政之后师法苏联模式，全境建了九万座大小水坝，出发点是攫取资源而非防洪，水可以灌溉，可以发电，是地方政府的一笔财源，大雨来前舍不得放，一旦满溢就有溃坝之虞，于是集中泄洪造成灾难。百姓埋怨泄洪没有预警通报，以为是官僚无能，殊不知这是刻意为之，因为不通报就可以归咎于天灾，通报了就需要花钱补偿，官方岂肯割肉。 顶不住压力泄洪时，什么时候泄？在哪里泄？也是一门大学问，通常都在漆黑熟睡的夜里，地点当然是从最不值钱的地方下手。涿州海拔比北京雄安高，一个是京城，一个是千大计，当然是不容闪失，于是涿州就成了替死鬼。雄安新区位于白羊淀，顾名思义，是天然的低地蓄洪区，是宋代抵抗金辽骑兵入侵的水长城。习近平相信人定胜天，偏要在这里砸四千亿人民币搞一个千年大计，目的在疏散首都低端人口，于是就搞出一个千年一见的豪华鬼城。 杜苏芮酿灾，有人视为天启，是老天给习近平的警告，讽刺的是，早在半个月前＜人民日报＞郑重出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极力吹捧习自十八大以来“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治水大业”，吹嘘他引领中国“治水事业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此华夏无水患。”油墨未干，就被老天爷重重打脸。 水患以来习近平行方不明，据信是在北戴河度假开会，解放军按兵不动，七常委也消声匿迹，只逼出一个李强说套话空话，启动官媒摆拍粉饰太平，而灾民也只能呼天抢地求救无门。习近平钦定“弃涿州、保雄安”，据悉由蔡奇下达密旨，因为老百姓祁求的或许是长命百年，但习大帝追求的可是千年大业，蝼蚁必须对大象让路，谁教老百姓天生就是韭菜命呢？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多地出现暴雨引发水灾，灾情严重。当中引发了各种各种民怨小细节，对“了解真实现状”的参考价值，可能比中外经济数字还要有用。 中国上一次群众运动是白纸运动，那是由于乌鲁木齐一间卡拉OK意外大火烧死人，但群众认为是僵化的防疫政策引致悲剧，进而引发全国多地示威，要求尽早取消“动态清零”。 这做法当然是打蛇随棍上，但可能也是“表达诉求”的少数有效方法，即“炒作新闻”作为引起外界关注的手段，让感觉孤立的人，感觉不再孤立。可以利用的新闻是层出不穷，所有人在中国经济出问题之后，生活累积的压力才是源头。这东西存在，抗议就会以不同形式现身。 2023年的水灾，这种民众乘乱喊话、打游击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河北霸州灾民到政府举横额示威，他们大致的不满是，当地受洪水破坏，明明是因为泄洪，是当地的蓄滞洪区要承接北京的大清河洪水，而央视新闻却报道：“ 8 月 2 日，受降雨影响，河北霸州市霸州镇部分村庄出现约 0.4 米到 4 米左右的积水”，等于无视他们的牺牲，把锅甩给老天。现场是有肢体冲突。最后在网民群起痛骂质疑之后，新闻下架，政府官员好言相劝，承诺加大赔偿。 救灾问题，在中国总是兹事体大。在重灾区河北涿州，媒体人郑硕发现自携物资进去捐赠，竟然受阻，重话批评当地官员完全不做实事：“禽兽不如，天灾远不如人祸”。 然后是捐款问题，到了今年，臭名昭著的红十字会，因为收到大量人民币 0.01 “恶意捐款”而改动系统，堵塞漏洞。这就是网民在正言若反，用捐款来抗议。这也不是今天才出现。2022 年 5 月至 6 月，上海浦东红十字会曾经为 COVID 受害者筹钱，也有大量“抗议捐款”，一律为 3.28 元。3 月 28 日是当局“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开展新一轮核酸筛查”的日子，重提似乎是表达对于封城和普筛的反感。 中国近日捐赠 1000 万医疗物资予内战中的非洲国家苏丹，也引来各种“阴阳怪气”，不患寡而患不均，从援助苏丹到大学的黑人国际生待遇，都引来不满，充满了嘲讽。 这样怨气冲天的中国，在几年前完全无法想像。用 2019 年作为基准去对比，可以见到两个世界。2019 年香港有“逃犯条例修订”引起的内部大对立，当时中国经济表面上还未有大问题，所以对很多中国网民，就算并不非常受网络“仇港”文宣影响，对香港的事多少有点隔岸观火，不觉会影响自身。很多人关心当时到香港会不会行程受阻，会不会被示威者波及之类。 2019 之后，中西关系恶化，COVID 和动态清零先后来到，外资生产线不断撤走，经济动力一落千丈，有失业大军，人口也病死了不少。市面全是坏消息。之前之后，可以感受到整个时代精神已不再一样。大家的口袋都损失了钱，前景不明朗，心情也自然坏，对未来的打算都有所改变。这些怨气可能是早就有的，但是历史走过了某个临界点，它们就找到空间浮出水面。 从香港的汇市已经能看到，在过去很多年，人民币价值比港元高，这使中国资金热衷涌到香港，香港资产和水货十分受欢迎，但今年人民币兑港元已经跌回接近 1：1。在本年初，香港各界其实是憧憬重开旅游业之后，中国游客可以救香港市面经济，但最后发现，理想与现实不符。COVID 之后，中国菁英和口袋深的人，已经不来香港，他们转到了新加坡或更远的地方。 至于来香港的中国游客，花的钱已没19年之前多，不少劣化到希望“穷游香港”，甚至不在香港留多几天，而是到邻近地区如澳门珠海过夜，连酒店费也省了它。“小红书”亦充满了中国陆红惊叹香港寸金尺土、买一支水也很贵的物价，但我仍能记得上一批中国游客是挥金如土，根本不在乎这些。现在反而是深圳某些区的居民在抱怨，太多香港人来消费，把他们的物价都扯高了。这是十年前香港发生的东西，反了过来。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中国陷入经济不景和混乱，会成为世界的问题，但一个时代确实是过去了。 （※作者为香港评论者／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世界各大媒体都广为报导中国火箭军高层被清洗之事。与每次发生这种事件一样，各种猜测不胫而走，终极指向自然是习近平政权不稳，这次清洗为其埋下了炸药包之类。那么，中国火箭军内部发生了什么？ 习近平这次清洗火箭军高层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其实，只要留心有关中国火箭军的相关报导，很容易明白火箭军高层那些倒楣蛋栽倒在什么坎上。 确切的清洗事实 中国突然宣布更换解放军火箭军的两名领导人，引发有关北京对这一掌管中国核武器的精英部队进行清洗的猜测。 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晋升王厚斌、徐西盛为上将，62岁的王厚斌来自海军，被任命为火箭军司令员；59岁的徐西盛来自空军，被任命为政治委员。这间接证实“失踪”数月的原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和政委徐忠波上将已经离职。这是近十年来中国军方领导层最大一次意料之外的改组。 李玉超在2022年1月升任火箭军司令员，任职仅仅一年半，新晋升的王厚斌和徐西盛都从未在火箭军服役。 此外，在过去一个月，有关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去世的消息一直在中国社交媒体流传。一份7月25日发出、署名“吴国华同志治丧办公室”的讣告写道，吴国华7月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6岁。但是死因却有两个版本，官方版本是这名中将“因病医治无效”而在7月4日去世，另一版本是在家中浴室上吊自杀。直至7月30日，吴国华女儿“小贝”在网上以仿骈四骊六古文体发文，悼念其父，反驳对其父的各种谣言，上吊自杀的传言才算止息。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还报导，军委装备发展部正在开展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清查整肃治理活动，征集自2017年10月以来在装备采购招标评审活动中专家违规违纪问题的线索。但在几个小时后该报导被删除。 所以， 中共军队内部高层发生什么，外界只能依靠猜测，无论是对与错，中方不会回应。最后如果对外公布处理原因，那也只是中共当局认为最合适向外公布的原因。因此，猜测游戏永远可以继续，外界无法验证这种猜测是否押对题，听众、读者多数也就图个热闹，对真实感兴趣的毕竟寥寥。 清洗火箭军，意在反谍 这件事情，我正好关注过一条旧闻。美国2022年10月24日美国空军大学(U.S. Air University)辖下的中国航空航太研究所(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公布了一份《解放军火箭军报告》，紧接著，10月27日五角大楼公布了《美国国防战略》公开版本，以及新的《核态势评估》和《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美国国防部认为，虽然俄罗斯发动了在乌克兰的战争，但是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来自北京的威胁将决定美国军队将如何添置装备及规划未来。 这份《解放军火箭军组织》报告全文长达255页，摘要共12页，至今仍然挂在网上。据该文披露，中国火箭军目前辖下共有9处基地，其中6处负责各类弹道导弹作战。各基地座标亦标识清晰。这份报告从中国火箭军各单位的指挥官是谁、驻地地址到经纬度座标都一一掌握并完全公开，虽然该报告强调，所有资讯都取自公开来源，座标则是依据谷歌地图标示。虽碍于中国法律规定，谷歌所显示之座标恐有100公里左右的误差。最注目的是：该报告对火箭军的各层人事任命列有姓名职务等详细内容。 这份报告公布之时，对台湾战争担忧甚深的台湾自然十分关心。2022年11月1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讯研究所所长苏紫云接受VOA采访时分析，美军搜集到中国导弹情资，除采用网路公开信息和传统的人工情报外，应还参考了如RC-135侦察机所搜集到的电磁信号，而美军在太空布建多达450枚人造卫星所组成的“星座”，更可具体掌握解放军的基地位置及发射车的机动路线。 这一点我也相信，因为中国自从2015年设立了火箭军这个军种之后，为了表明中国军力正在迅速提升，有不少报导与文章，仅以知乎为例，随便一搜，大量有关火箭军的文章，日期大都早于美国发布《解放军火箭军报告》的2022年10月，其中有些内容还比较具体。因为多年以前就发生过美国根据中国某些领域的专家发表专业论文而猜出中国正在研究制作什么的事情，加上火箭军从成立之后，中国的军迷们经常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知乎的相关专题上发表各种文章，加上美国超一流的卫星侦察技术，没人怀疑美国这篇报告不真实。 中国“反间谍”历来法网密织 但在中国高层看来，这事没那么简单，且不说保密工作自认做得不错，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解释不了以下事实：火箭军各层级军官姓名职务，再好的卫星扫描也扫描不到军官们的姓名职务、再大嘴巴的知乎、强国论坛军迷，也没人公布过任职军官的姓名职务，更何况据称是所有军官的姓名职务。 中国军队高阶军官泄密有先例，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正军级，少将刘连昆，1992年成为台湾间谍，多次向台提供了大量的重要军事情报，其中提供了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大陆军事演习的情况，因台湾方面“哑弹论”、“十八套剧本说”，导致刘连昆被捕1999年以注射毒针的方式被处死。 中国向来对间谍问题都很敏感，因为本身也向外大量派遣间谍，深知这是对外情报战的题中应有之义。美国CIA招聘中国线人，是个半公开活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严密监控公民行动的国度，掌握这种情报不是太难。更何况，从毛时代开始，中国的反间谍工作养成一个“人民战争”模式，城市居委会、农村以村为单位，对陌生人以及邻里的可疑行为让群众参与监测。北京朝阳区的“朝阳大妈”成为中国基层组织居委会监测的标准模本，中国网友戏称是仅次于世界四大王牌情报机构CIA、KGB、MOSSAD（以色列摩萨德），MI6（英国军情六处）的第五大情报机构BJCYQZ（北京朝阳群众的中文拼音首字组合）。 群众举报当然有效，但肯定有大批被冤枉成间谍的人。中国采取广撒网，细筛选的方式，凡发现破坏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从严从重处置。2017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中国处死或监禁多名CIA线人，美国在华谍网被毁》一文，称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政府监禁或杀死了18-20名美国中情局CIA 的线人，系统性地捣毁了中情局在中国大陆的间谍网，让美国之后多年的情报收集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美国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把那次在中国的情报员的损失描述为数十年来最糟糕的，中国当然认为是重大反谍胜利。 综上所述，概括几点： 1、这次火箭军换帅，主要是军队反谍需要。只因还未锁定具体物件，需要广泛筛查。如果说这是中了美国那份《解放军火箭军报告》的反间计，对于习近平来说，这种可能性并非没考虑过。但面对内鬼泄密这类事情，哪怕只有1%的可能，也不惜大动干戈严密排查，因为熟悉中共军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共治军的基本原则。 2、中国发生军人政变，几乎在组织控制这一环就杜绝了可能性。在党政军情等四大部门中，中共历来将军队看作命根子，军队实施党管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就是为了加强控制。有人评论说，火箭军换帅显示习近平在军队中权力根基不稳，这也是过度解读。习近平反腐，军中少将以上一百多人被抓、少数自杀，但基本无人反抗，说明这些军人并无造反的能力。 习近平会背许多毛语录，我相信在他成为中共掌门人之后，那条“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排在第一。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持续一年多，双方伤亡人数以十万计。这场战争显示，只要极权或威权帝国存在，战争就不会终结。三十多年前，苏联解体之际，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发出“历史的终结”的乐观宣告，如今看来，何其幼稚可笑。在人类历史上，和平未必是常态，战争未必是偶然。 乌克兰领土上发生的血腥战争，离台湾并没有地理上和空间上那样遥远。对台湾而言，必须直面“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情形比“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更加恐怖和惨烈。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半年之后，中国在二○二二年八月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声称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强调北京寻求“和平统一”的同时，也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虽然该主张早已存在，基本是老调重弹，但在俄乌开战后这段时间内，北京当局明显将威胁不断升高，特别是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展开一系列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期间发射飞弹飞越台湾上空，并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恐吓意图相当明显。 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没有其他外国领袖，比习近平更密切注视普京在乌克兰的经验、战事的发展。从许多方面来说，习近平的所见令他不安而趋审慎。我们最基本的判断是，习近平与他的军方干部今日对于中国能否达成侵台任务存有疑虑。”但是，若乌克兰战况稍有变数，若西方厌战情绪进一步发酵（《华尔街日报》指出，在俄乌战争打了一年之后，这场冲突在很大程度“已经变成西方自己的战争”。如果乌克兰最后未能挫败普丁的野心，对于美国的国际声望与西方联盟的未来都是一大打击；西方如今对于乌克兰的大规模军事援助，本身也存在风险），习近平必然会觉得可浑水摸鱼，而对台湾蠢蠢欲动乃至放手一搏。 乌克兰战争的硝烟，短期之内不会散去。俄军遭遇重挫，但尚未溃败，普京政权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若放任俄国在乌克兰予取予求，恐进一步使中国获得鼓舞，进而形成“与目前极为不同且我们将无法接受”的国际秩序，“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若不被制止，会使相同情况发生在包括亚洲的任何地区”。遗憾的是，台湾对乌克兰战争的相关性与后遗症的关注与思考，反倒不如日本那么紧迫。部分统派群体认为，拥抱中国就可以发大财，如同当年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不愿承受“出埃及”的阵痛，宁愿过有肉汤的为奴生涯；部分独派群体则饥不择食、急不择路地从西方引入若干左派社会议程，自以为进步，却加剧社会分裂，困扰了抗中的主轴；而更多“两耳不闻岛外事”的小清新、小确幸，以为如同鸵鸟一样将头埋藏在沙堆中，就可太平无事、岁月静好。超市里面短缺了三五天的鸡蛋，就要呼天抢地，若是共军打来了，岂不就只能举手投降，乖乖排队走进集中营——就好像通宵排队去吃一碗日本拉面一样？ 每一次战争，总是在被侵略者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就打响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凌晨四点二十分，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波兰中部小城维隆首先遭到纳粹德国的空军的轰炸。美国历史学家提摩西·史奈德评论说：“德军挑选了一个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地点来进行恐怖的实验。”波兰的三十九个师、九十万人的正规军，只坚持了三十五天就溃不成军。波兰官兵中不乏英勇之士，但他们骑著高头大马，使用中世纪的战术，向纳粹的装甲部队发起的冲锋，注定了不会有丝毫的胜算。波兰政府以为得到英法的保证，自己就能免于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战争爆发后，英法遵守条约，对德国宣战，却没有出兵波兰，此后数月，英法联军一直龟缩在西线，维持一种“假战”状态。承诺保护波兰的欧洲大国法国，几个月后也步波兰后尘，遭遇灭顶之灾。 波兰和乌克兰的前车之鉴，台湾不可熟视无睹。此刻，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为我所爱的台湾写一本“警世通言”。此前，我阅读了大量中国、美国和台湾以及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关于台海问题的著作，对我有一定的启发和刺激（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但是，我却觉得这些著作皆有其局限性：中国学者当然知中，美国学者当然知美，台湾学者当然知台，但他们对于外在于自身的其他两处的政治经济和民情秩序大都颇为陌生。而拥有多重身份及三地生活经验的我，恰好可以弥补这些欠缺，并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九年，从四川到北京求学，之后成为异议作家和政治评论家，与刘晓波一起捍卫人权和批判中共极权主义统治，对中共政权的本质有较为深切的认识。二○一二年，我逃离如同“动物庄园”一般野蛮残暴的中国，流亡美国，六年之后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我生活在美国，不是“旅居”，将美国当做生根发芽之地，进而研究美国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我居住在华府郊区，常常接触华府的智库、大学、媒体及独立学者，搜集到第一手资讯，撰写了多部关于美国的著作。而我从二○一六年开始就曾访问台湾，近年来更是每年必定到台湾访问数月，走遍台湾的每个县市包括外岛，写下五卷本的《台湾民主地图》系列及《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等多部著述，在非出生于台湾的华语写作者中，我是屈指可数的知台派和爱台派，亦将台湾当做第二故乡。我的以上三重身份及生命经历，让我知中、知美且知台，知道三国各自优劣、长短、攻守的幽微之处，故而写这部中、美、台的“新三国演义”可谓得心应手。 本书第一章从台湾与中国的“准战争状态”写起：“中华民国台湾”已然民主转型，两岸关系仍是国共内战之延续。中国不放弃吞并台湾的野心以及用武力实现这一野心的企图，对台湾实施认知战、经贸战及军机扰台，“红色渗透”在台湾如入无人之境。我认为，中共侵略台湾有三个时间节点：习近平统治末期，权力巩固，自信膨胀；习近平退休或死亡，中共高层陷入内斗；中共统治终结，但中国民主转型失败。这三个危险的时间节点分别对应三场可以类比的战争：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之战、阿根廷侵略福克兰群岛之战及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第二章至四章，是本书的重心所在，分别论述中国对台动武的三种方式：武力封锁、攻打外岛及占领本岛。书中既追溯过去数百年来在台湾发生的若干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如施琅“打台湾，先打澎湖”的战术、国军保卫金门的古宁头之役以及毛泽东虎头蛇尾的“八二三炮战”；亦分析二战后期美军为何以“跳蛙”战术绕过台湾；更引用近期英国和美国战略专家的兵演精粹，由此探讨这三种侵台方式的可行性以及台湾的应对策略。 第五章则梳理中共建政后的四场对外战争（武装冲突）的胜负得失——韩战、中印边境战争、中苏珍宝岛冲突及中越战争——并从中总结出六条规律，此六条规律可以用以预测中共未来的行为方式。 第六章分析习近平和解放军的特质及实力。爱穿军装的习近平没有能力指挥一场战争，解放军的腐败已无药可救，习近平此前推动的军改未能“强军”反倒“弱军”。而且，解放军不是国防军，而是党卫军；不是党指挥枪，而是党魁指挥枪。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西方都高估了俄罗斯军队的实力，战力远不如俄军的解放军的实力更是长期被高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习近平和解放军都是“纸老虎”。 第七章，针对台湾岛内似是而非、三人成虎的“疑美论”和“反美论”，指出美国必定会为台湾与中国一战，因为仅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言，若坐视中国侵占台湾，即意味著“美利坚治世”的终结。本章也分析了中国与美国的国力和军力的巨大差距，以及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弱点及美国如何克服这些弱点。美国出兵台湾，必然是一场攻击中国本土的、如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面战争。 第八章，对照中国与台湾的国际形势——中国失道寡助、台湾得道多助。天下之大，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盟友，而且中共将民众当做最大的敌人，维稳费比军费多。对比之下，台湾的盟友则是多多益善，此处特别指出打造“自由彩虹”的日本是台湾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盟友，而尝过共产党统治恐怖滋味的东欧国家则对台湾最为友善。 第九章，为台湾的的军事及民事两方面的抵抗做出诚挚建言：“不战而降”不是台湾的正确选项，对中国示弱和让步也换不来和平及中国的友善。所以，在军事上，台湾应当采取刺猬战略或豪猪战略，持续培养不对称战力，让中国知难而退，即便中国铤而走险，也可让其付出无法承受的惨痛代价。在民事上，全民皆兵是台湾唯一的选项，台湾人要为保卫台湾而战，一个不愿捍卫自身自由的国族，是得不到任何外援及同情的。台湾必须洗涤和祛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家毒素及西方左派伪善的和平主义（其实是绥靖主义、投降主义），承续李登辉那一代“伟大的台湾人”的勇武精神，在推动转型正义和民主巩固的同时，完成一场文艺复兴。 台湾也是我家园：我的最多的著作在台湾出版，我在台湾拥有最多的读者和朋友，我在台湾体验过（并将继续体验）无与伦比的美食、美景与良善的人情。因此，台湾的自由、台湾的安全，与我息息相关。我以此书作为给台湾的一份礼物，它虽然不是刀枪与飞弹，但我期盼它能成为台湾自由思想武器库中的一砖一瓦。 （※本文摘自《中国如何攻打台湾》（大是文化出版）作者自序。全文转自上报）
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洪灾肆虐之际，中共本已陷入多事之秋，外交部、军方丑闻扑朔迷离。当中的主角为习近平的军中重器火箭军，还有已被罢官的外长秦刚。而国安系统近期颇为高调，公开宣传其“隐蔽战线”。于此之际，习亲信蔡奇赴北戴河，宣告北戴河休假开始。 北戴河休假式会议或牵涉秦刚和火箭军 中共新华社8月3日消息称，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日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与蔡奇同行到北戴河的高官，包括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国务委员谌贻琴，全国政协副主席姜信治。 过去历年，当主管组织人事的中共高层现身北戴河慰问，就被视为传统的北戴河休假式会议的开始。尽管河北洪水滔天，中共七常委无一人现身灾区，党媒记录的最新的国内活动，是习近平和李强在8月1日对于洪灾的批示。他们大有可能已携家属前往北戴河。 过去中共前后任高层会在北戴河发生围绕人事决斗。笔者上月已有文章指出，尽管政经陷乱局，天怒人怨，现在不管哪派的政治老人都不敢对习“妄议”，今年的北戴河将是无会、没戏。加上许多中共元老或已死亡或老病。在胡锦涛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架出场后，没有人会想像谁还能干习近平的政。但中共内斗形式会有另外的表现。 中共现在内部麻烦不少。在党内斗争方面，比如被免外长的秦刚，其国务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下一步要不要被拿掉；火箭军被免的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都是中央委员，要不要除名处理。这些问题当然可以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但因为比较棘手，也大有可能利用北戴河休假时抽空讨论解决。 7月31日，新任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政委徐西盛晋升上将军衔。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的去职，外界认为坐实此前爆出的火箭军高层向美国泄露机密情报，多人被查的传闻。 另一桩引发国际轰动的事件，是中共外长秦刚消失一个月后，7月25日被免职，只剩国务委员空衔。秦刚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受习近平赏识的秦刚，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成为最受关注的政坛新星。56岁的他直接晋升中央委员，同年底打破惯例提前出任外交部长。今年3月，秦刚更兼任副国级的国务委员。 关于秦刚突然失势的原因，最初传出是生活作风问题，传说他在某大外宣媒体任职的情妇本身就是“双面间谍”。然而也有指与他在驻美大使任内未能阻止李玉超之子泄密有关。据称秦刚与火箭军高层过从甚密。 秦刚情妇是否“双面间谍”虽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作为驻外记者，其供职于中共“隐蔽战线”是有极大可能的。而秦刚如果和军方有勾连，却不同寻常。 “特工”秦刚 秦刚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早已被认为是中共“职业特工”出身。 简称“国关学院”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UIR）创建于1949年，当时叫“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归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1950年改编为外事干部学校，1955年归中共中央调查部管。1961年，该校与现外交学院合并，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之后扩建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的国际关系学院。 1964年，基于该校作为特种作战人员训练基地的重要地位，国关学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起被列为“重点高校”。但到1978年，这家学校被悄悄地从“重点高校”名单中剔除。 1983年7月，原中共中央调查部整体、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部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分单位、国防科工委部分单位合并成立国家安全部（下称国安部）。国关学院自然归国安部，但是对外称受教育部管理。 国关学院地处北京市西郊，被外界称为“特务大学”，但其实也分有特务专业和非特务专业。 今年1月15日，美国退休外交官谭慎格（John J.Tkacik,Jr.）撰文提醒美台当局要注意中共“特务外交”，因为新任外长秦刚是从事“情报”工作出身。 谭慎格表示，美国和澳洲的几位学者都证实了国关学院与中共国安系统的关系。其中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报告警告，国关学院“因为与中国国内情报机构国安部有从属关系，而被认定为风险极高”。 秦刚毕业后被分发到国安部管辖的“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DSB）任职，并被派往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 谭慎格说，他曾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境内各地领事馆工作过，与“外交人员服务局”及其省级分支机构指派来的年轻毕业生共事。他发现这些人总是早到晚退，渴望尽可能地了解美方办公室的动态。而美方驻本地雇员中的政治和经济“研究员”，都是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提供的。 谭慎格写道，“他们非常高明而且不动声色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报导的有趣发展。这些外交人员服务局安排的雇员，都是在国安部的指导下工作，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国安部的现职官员。” 四年严格的见习工作后，秦刚以外交官身份进入外交部工作。谭慎格认为，秦刚以“外交掩护”从事情报工作。 谭慎格的文章提及，秦刚两度被派往英国担任新闻官员，也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过，他和中共国安部外交人员服务局安插在所有外国外交公共事务部门以及所有外国媒体驻北京分社里的线民，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中共“隐蔽战线”选人内幕 新上线的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8月1日发文强调搞反间谍“全社会动员”。不少观察者认为，这是打著维护国安旗号的政治整肃运动。 此前，7月14日，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曾在国安系统会议上，则要求各地方支持隐蔽战线工作。 所谓中共的隐蔽战线由来已久，早期有地下党，中共特务打进国军高层，近年国安机构在中共各个驻外机构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商务人员和留学生群体中，都安插或发展有特务，他们都算是非专职的。 中共国安特务有布局早、埋藏深的特点，国安系统到相关高校挑选人员已是惯例。当事人如果在参加工作前就被国安选中，一日受训，终身不能脱离国安。 国关学院只是中共国安部招募人员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共国安部也在其他大学寻找合适人选。 主导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法外机构中央“610”办公室的副主任彭波，就有国安隐秘身份。 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2021年3月14日在推特上披露，彭波有一个秘密身份——国安部人员。吴仁华说，彭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77级学生，与自己曾是宿舍室友。彭波在1982年春大学毕业时，被中共国安部（当时国安部未正式成立，或指其前身）选中，并在国安部接受了两年的“专业培训”。 资深媒体人郭军曾撰文谈到他当年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同事彭波，也指彭在大学毕业时曾受过特务训练。 事实上，这些有其它身份的特务或特工，后来多数都是非专职的，他们有社会上的表现更像相应的社会成员，别人基本看不出来。 笔者在大陆有位老朋友，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先进入北京国安局，随后外派西藏神秘部门，后又转到广东的合资企业作为中方代表，再任市属企业老总。他本身就是国安人员。 从他口中，我知道了这种非专职国安特工的一点内幕：在社会上各行业，都安插有国安人员。比如国内有个很有名的民营网际网路平台企业大老板就是。甚至街上开出租车的、摆摊的，也有被国安早年就收罗的人员，只是编制和待遇不同。这类人一日进入狼窝，终生必须随时服从特殊任务安排，特别是党国认为的非常时期。 “隐蔽战线”的特工可以转为公开身份的职业外交官，如秦刚。中共外交部、中联部、统战部和国安部的官员，甚至联参部情报局、战略支援部队网路系统部、政治工作部联络局（军改前称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以及公安的政保局，经过习近平挂帅的国安委的特别审核，他们之间的人员也可以会相互调配。 国安内斗掀下秦刚？ 火箭军一帮高层出事，特别是前军方情报头目吴国华自杀，是否与同样有特工背景的秦刚有关，目前还不得而知。秦刚到底是因为性丑闻被内部人举报，还是因为卷入间谍案，也不清楚。但是，中共各大情报部门之间的内斗也一定存在，只是更加扑朔迷离。 中共国安内斗过去在习近平和主要是江派的敌对派系之间进行。比如习上台后拿下了曾分管国安的周永康，又拿下亲曾庆红的国安副部长马建。今年3月，中共国安部强调要“全面彻底肃清马建、孙力军等流毒影响”。 今年1月，中共国安部原党委委员、中纪委驻国安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也被判死缓。刘彦平之前落马当天，中共国安部曾开会，强调国安机关把讲忠诚作为第一标准。 自习近平两届任期过去，中共二十大上习家军全面上位，以及其它派系人马被收编，现在国安系统一边在清理前朝不忠的人马，但更多的是效忠于习的人搞窝里斗。 今年1月28日，赴国安部上任不久的习近平亲信陈一新，要求整治国安官员“五不”问题，其中对习的“不忠”排在第一位。陈一新6月在党媒发文，强调要设专门机构，盯紧隐蔽战线“加强监督”，实际上就是为了及时发现不忠者。 中共媒体整天讲打击“两面人”，习近平整天在防范有人反习，那些习家军为他四处布防。但习近平这些身边人，自己也随时会出事，秦刚就是一例。习近平不可能自打脸，自己去揪秦刚的问题，秦刚很可能是被隐蔽战线的“战友”收集黑料搞下台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2020美国总统大选让不少民调专家吓出一身冷汗，甚至有评论认为“民调机构已如一片废墟，应该被炸毁”。用词会这么激动，正因为选前多份民调都没有掌握川普的支持度居然和拜登拉得这么近，明显错估拜登对川普的领先优势。前《华邮》专栏作家还特别写了篇文章，题为：“我们对这次选举仍知之甚少——除了媒体和民调再次搞砸之外”，主要就是在批评选举民调失准。 那段时间，美国老字号民调机构皮耶研究中心也做了检讨，对比了选前最后阶段的民调和最后结果，落差最高者竟差了约8个百分点（选前民调──拜登胜川普12个百分点，选举结果──拜登赢川普4个百分点）。这样的差距，在美国民调圈来说，已到很难接受的地步，当然引来诸多对民调是否已很难反映实情的怀疑。 例如，虽然美国两党红蓝板块仍旧非常明显，但川普支持群众多半被低估，原因之一在白人民主党支持者的表态率一直都高于白人共和党支持者，这已有可能让民调形成误判。另外，在现代选举愈加复杂化和愈加极化下，一党实际支持者人数、不同议题发声权等等，也都会直接影响民调的准确性。 民调准确与否，牵涉到新的社会型态、调查模型、问卷设计和受访媒介，但终究可以找到更适切表现民意的科学发法，“失准”至多是让之前“好的民调”因为未能如实反映现实，而变成一个“坏的民调”，只要经过技术性修正调整，还是有可能重新成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好的民调”。 问题就在当下“好的民调”和“坏的民调”之外，其实还有“丑陋的民调”。这是之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迪翁（E.J. Dionne）所做的分类。其实不只迪翁，美国政媒圈早有发现，在过去选举中，一些“民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反映民意，而是为了操纵民意，它们确实会刻意利用诱导式的问题，去获得特定人想要得到的答案，当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委托民调公司，对受访者发出诱导式问题，从而回收“科学证据”，以证明公众意见和他们一致时，就是直接在贬损民调的公正信，进而在“好的民调”和“坏的民调”之外，又创造出“丑陋的民调”。 “丑陋的民调”最显著表现，就是同时操纵调查的提问和结果，并以此呈现出一种并不存在的趋势，好满足特定人群的想法和需求。当政治问题一再被充满误导性的民调掩盖真实公众意见，民调公信力受损还在其次，直接遭到挫败的就会是建设很困难，但却很容易被破坏的民主审议。任何有心维护民主制度者，都会认为这种现象兹事体大。 过去，美国不乏倡议民调可信度的组织，不断提醒民众如何判断民调的可信度，例如某机构公布某份民调，除了其结果，也应该要理解这个民调机构“怎么问问题”（通常这是刻意误导的第一步）？以及它的“抽样方法”是什么？民调“目标群”是谁？最后，就是“谁资助这份民调”，尤其当资助团体和竞选活动相关人有利害关系，这样的民调如何取信大众？ 台湾正值总统大选，各机构民调发布相当频繁，近期则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出所谓“国民党内参民调”，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已经追上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紧追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然后，很快再有媒体人说亦有另一份“内参民调”，其中侯友宜和对手的差距原来非常大。若依照民调可信度判断准则，则上述仅仅提供“说法”的民调，或已完全无参考价值。 另外就是“两岸圆桌论坛”理事长张显耀近日也发布总统大选民调，指柯文哲以34.4%支持率，赢过赖清德的27.2%和侯友宜的12.3%。在谁最有能力维持两岸和平、避免战争提问中，柯文哲则以33.6%持续居冠，之后是赖清德23.2%、侯友宜19.1%。有媒体曾经报导，由“张显耀创设的圆桌论坛协会，在北京举办首届两岸民间圆桌论坛（2018年），此平台得到（中国）国台办大力支持，并与大陆商务部、发改委等多部门对接…”则无论张本人一路以来“显耀的政治背景”和他所代表的“圆桌论坛协会”，皆具有高度特定政治色彩，这对民调可信度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双重否定？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