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紅嬋新代言費全歸她自己？網傳分賬說法引熱議
2026 年 8 月 7 日
貴州省先後落馬的省委書記不是靠”脫貧”發財，就是對脫貧造假。而包括三位落馬貪官在內的前後十二任貴州省委書記里，居然產生了總共七位黨和國家領導人。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前腐後繼的貴州省委書記們》中介紹了前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如今正在秦城監獄裡等著他貴州省委書記崗位上的晚輩孫志剛同志的到來。 與孫志剛親屬有交往的人士介紹說，雖然因為經濟犯罪進了監獄的中共大小貪官中的大部分都不會服滿所判刑期，未等服滿一半刑期即恢復自由之身者也大有人在，但不幸被關進秦城監獄的大貪官們反而很難享受到減刑，特別是大幅度減刑的待遇。一是因為公安部監獄，確實管得太嚴，二是因為這些大貪官們入獄之後也很難有所謂「重大立功表現」。 以無期徒刑的孫志剛的為例。眾所周知，中共政權的「無期徒刑」和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有的「終身監禁」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按照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相關條目：無期徒刑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服刑二年以後，可以減刑。減刑幅度為：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一般可以減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無期徒刑罪犯經過一次或幾次減刑後，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能少於十三年，起始時間應當自無期徒刑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如此說來，2004年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劉方仁，理論上最早可以在2017年恢復自由之身。但事實上因為他沒有所謂的「重大立功表現」，同時也因為沒有「積極退贓」，所以2007年下半年才被從無期徒刑「依法」減為22年有期徒刑。從改判22年有期徒刑至今，雖說也已經服刑了16年，但期間只被減刑1年。所以他劉方仁的秦城生活應該還會再持續數年之久。 如上與劉方仁親屬有接觸的人士曾告訴筆者，雖然秦城監獄裡的大貪官們獲得減刑的機會反而比普通監獄裡的中小貪官們難了許多，但具體到劉方仁，至今只被減刑1年，更有一層家屬不願配合繼續退贓的因素。 在中共司法處理大小貪官的具體操作上，無論是所判刑種和刑期，都和退贓是否積極，以及是否能夠全部退贓有直接關係。未能全部退贓者，日後在服刑期間甚至不能享受使用私人款項在獄中購買生活必須品的待遇。因為理論上講，其所有私人款項首先是應該用於繼續退贓。而在服刑期間繼續退贓者，則是「確有悔改表現」的最有力證明。 但是，劉方仁當年在位期間的所有受賄款項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沒有令自己家人受益，而是花在了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的那個髮廊小姐鄭四妹身上。所以，落馬之後的劉方仁居然因為「囊中羞澀」而無力完成退贓指標。入獄後，倍感受辱的原配夫人當然不會替他湊錢繼續退贓，而他的兒子更因為父親與髮廊妹的「愛情故事」感覺「丟不起那個人」，從此拒絕往來。可憐劉方仁受刑前「以權謀私」的作為之一就是為他的易姓兒媳大搞利益輸送，受刑之後兒子卻不願為老爸早日恢復自由之身而出資半毛錢。 當然，凡事皆有例外，我們本專欄曾經詳細介紹過的中共前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一級大法官沈德詠在接受中紀委調查階段即已經在夫人和女兒的全力配合下「退還全部違法所得」，但卻沒有獲得從寬處理。 回過頭來繼續劉方仁的話題。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當年劉方仁在被宣布雙開之後，未被判刑之前，中共新華就迫不急待地播發《貪財好色 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落馬」始末》，其中的小標題之一是《就這樣拜倒在髮廊妹的裙下》，說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省委書記，竟會勾搭上髮廊妹，上演了一出髮廊里的『愛情故事』」。 更諷刺的是，這位時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兼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還是中共政權「法德兼治」口號的首創者。通常都是晚上和髮廊妹睡在這個髮廊妹的另外一個姘夫陳某親自安排的高級酒店，白天則在人大常委會或者市委常委會議上高談闊論共產黨人的法制觀念和道德情操如何高度統一的「理論探討」。他當時的著名論斷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要依靠法律的權威性、強制性——依法治國，也需要依靠人的道德自律。『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德治國』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與德治缺一不可。」 好一個「有恥且格「？難怪當時的劉方仁的如此一番理論很快受到了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的注意，並囑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和副主任王滬寧在」法德兼治「問題上做好理論功課。 繼而，正是在劉方仁的「『以德治國』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啟發下，江澤民於2000年6月召開的那次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德治」概念，繼而又在次年1月的全國宣傳部長工作會議上提出所謂「以德治國」 方略，聲稱」『法治、與』德治『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 。」 習近平上台之後，對劉方仁首創的所謂「法德兼治」十分重視，把如上江澤民的講話內容稍作修改，稱之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從此成了習近平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所以在中共內部早有人揶揄說，雖然說劉方仁確實是因為太過缺德才進了秦城，但仍然還得承認他是中共政權「法德兼治」理論的「創始人」。如今他劉方仁被關在秦城監獄裡不予減刑，就是擔心他一經恢復自由便會就「法德兼治」理論向江澤民和習近平討要「專利權」。 說劉方仁是因為太過缺德才進了秦城，主要還不是因為他在位期間與髮廊妹之間演繹出過「愛情故事」。在這個問題上，用中紀委辦案人員的話說，只不過是女方的「社會地位」過低，中央領導人都驚訝他劉方仁身為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居然如此「不挑不揀」。 而與其他貪官相比，劉方仁當年最缺德的行為是大發「扶貧」財。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提及了2004年05月18日及日後幾天，一票中國內地網站競相轉載了《貪官「軍團司令」：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書記》一文，文章開篇就介紹了有著貴州「貪官軍團」司令之稱的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帶領」著一大批貪官，在「貪」途努力地開墾著。在這個貧瘠的西南省份出現這麼多貪官，且經濟數額巨大，令人觸目驚心……。 眾所周知，貴州省的人均收入長期處於全國倒數第一。劉方仁主政貴州期間，曾經在多種場合誓言讓貴州脫貧，2002年的夏天，劉方仁在接受中央媒體採訪時曾吹牛說他本人1993年剛剛上任時，面對的是1000萬貧困人口，在當地政府的努力以及世界銀行的幫助下，到1999年底，已經有了713萬人越過了溫飽線，貧困人口占農業人口的比例也由35%下降到10%……。並在此基礎上拍胸脯說「我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干好一天，到2010年，全省農村實現小康！」 但事實上當時的劉方仁經濟犯罪的主要進項就是大大小小的「扶貧項目「的承包人的賄賂款，誰給他進貢進得多，誰給他的兒媳送錢送得多，誰就能夠」中標「國家甚至世界銀行專款資助的」扶貧「工程或者獲得巨額扶貧貸款。 在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了劉方仁之前的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和閆明復日後都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而劉方仁在2002年落馬後，貴州省委書記先後經歷了錢運錄、石宗源、栗戰書、趙克志、陳敏爾、孫志剛、諶貽琴和目前在任的徐麟等7人。7個人里竟然有5個都先後晉陞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但貴州的脫貧，不但沒有在劉方仁吹噓過的2010年完成，又過了整整十年，到孫志剛在位時的2020年底，才對外聲稱「即將全面甩掉了貧困省份的帽子「，但立刻受到了國內外，特別是貴州省境內官民們的強烈質疑。 日前孫志剛被宣布「接受調查」之後，海外時評人岳山撰文總結了孫志剛落馬的可能原因。並認為「孫志剛是幫習近平完成脫貧造假的『功臣『「。 岳山認為：要說孫志剛在貴州的最大「政績」，應該說是幫助習近平完成了全國脫貧攻堅的關鍵一步，但事涉造假。按中共官方自己的說法，貴州是所謂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貧困人口最多、貧困程度最深、脫貧難度最大」。孫志剛在貴州主政五年的主要任務是「脫貧攻堅」，2020年11月20日他在卸任省委書記的全省幹部會議上聲稱，貴州「即將徹底撕掉絕對貧困標籤」。 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宣布最後9個貧困縣退出貧困縣序列，全部實現脫貧。隨即中共官媒宣布，全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 當然，脫貧造假雖然可能不是習近平親自指使，但為了完成習近平2020年底實現全國脫貧的「硬指標」，孫志剛當時的造假作為即使被舉報到習近平那裡，肯定也不會成為孫志剛如今被追查的主要原因。 本月初筆者在本專欄發表的《貴州省委前書記孫志剛突然被查的前因後果》一文中已經揭示了孫志剛此次被查的起始原因只能從兩個角度追索，一是陳敏爾前大秘顏偉在中紀委專案組「坦白從寬，立功受獎」的威逼利誘下所交待的孫志剛妻子的巨額索賄；二是孫志剛本人在貴州擔任政、黨一把手期間，是如何「嚴重破壞了貴州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關於這個顏偉，筆者今年6月19日在本專欄發表的《蔡奇意外上位，五年後的陳敏爾還有戲嗎？》一文說曾介紹過「另外一個曾被認為直接影響陳敏爾『入常『的因素就是他對自己秘書顏偉的錯誤重用。」 顏偉是1973年9月生人，比陳敏爾年輕13歲。浙江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就被分配到當時陳敏爾主持的浙江省委宣傳部任職。陳敏爾調貴州後，顏偉追隨前住，先是任貴州省人民政府應急管理辦公室副主任(正處長級)，繼而升任貴州省政府副秘書長，官至副廳級。 陳敏爾升任貴州省委書記後，又於2017年4月將顏偉提升為貴州省委常務副秘書長，官至正廳局級。是當時貴州省最年輕的正廳局級幹部。 2017年7月陳敏爾調任重慶市委書記，3個月後進入中央政治局，隨又將顏偉調到身邊，委以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持常務工作的副廳長。兩年後又將他安排為重慶市南岸區委書記兼重慶經開區黨工委書記。自此，重慶市委內盛傳即將在二十大上「入常」的陳敏爾已經在著手培養自己重慶市委書記的接班人了。 2021年初，海外傳出了時任重慶市長唐良智揭發顏偉替陳敏爾收受巨額賄賂，顏偉被中紀委抓走的消息。雖然此消息至今仍沒有得到證實，但此消息出來之前，顏偉已經被從重慶市南岸區委書記兼重慶經開區黨工委書記的位置上降為「國企領導人」，被宣布擔任重慶保稅港區開發管理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充其量是個副廳局級。所以當時的重慶市在宣布這一消息時，還此地無銀三百兩式地強調了一句「正常人事變動」。更證明這個顏偉已經在仕途上栽了跟頭。 孫志剛被宣布「接受調查」之後，本來已經於去年底被中紀委官員當面告之「結束調查」，可以回去上班的顏偉今年4月間還在重慶市政府會見過外商，但最近有傳聞說已經被再次要求「配合調查」，而且是被孫志剛專案組請到了江西省會接受問訊。因為孫志剛本人也是被押解到這裡名曰「異地留置」。 暫時無法得到證實的說法是，我們在本月初的《貴州省委前書記孫志剛突然被查的前因後果》一文中所開列的那一長串近期內先後落馬的貴州省副廳局級以上級別貪官中，有好幾個都是涉嫌向孫志剛本人或者孫志剛妻子花錢買官，而居間的牽線人就是當時已經在重慶任職的顏偉。孫志剛和妻子夥同顏偉在貴州省大肆賣官鬻爵的犯罪行為不但已經牽連到了陳敏爾，甚至連孫志剛貴州省委書記的接棒人，如今已經是國務院國務委員的諶貽琴都難脫干係。更多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了鞏固軍權，上台以來一邊整肅軍隊，一邊以軍改之名從地方奪去武裝力量的控制權。習近平繳了地方諸侯的槍，也許防了政變，卻給救災這類地方事務留下問題。 「戎裝常委」變遷與習近平「繳槍」 9月6日，中共官方宣布，張弓少將接替周河任廣東省委常委。今年7月，張弓已接替周河任廣東省軍區司令員。張弓是最新獲任命的所謂「戎裝常委」，這是中共官場很特別的職位。 所謂的「戎裝常委」是中共各省級黨委領導班子內的軍方代表，一般由各省軍區政委或司令員擔任。按照官方的說法，其主要作用是「加強地方與軍隊的溝通」。反過來，省委書記也是名義上的省軍區第一書記。這兩個職務的設置，目前形式仍然沿續，但實際上有所變化。 「戎裝常委」設立始於2007年，當時是胡錦濤掌軍，但是眾所周知的是，他被前任軍委主席江澤民的兩名親信——徐才厚和郭伯雄架空。當時「戎裝常委」的出現，其實是地方諸侯從中央瓜分軍權的表現，體現出胡的弱勢。 2016年年底大陸14個省級地方政府開完黨代會時，各省常委名單中無一「戎裝常委」。直至2017年底和2018年初再度集體回歸，到2019年初全部到位。 這期間，習近平透過軍改，將地方首長對軍隊的權力收回，「戎裝常委」所主管的省級軍區的實際權力也被掏空。 首先，在軍改前，中共七大軍區各轄若干集團軍和省軍區；軍改之後，大軍區撤銷，集團軍劃歸陸軍總部領導，省軍區則歸屬新組建的軍委國防動員部管理。 其次，省軍區職能和機構縮編。除北京衛戍區、新疆軍區、西藏軍區保留在陸軍野戰部隊序列外，其他省級軍區已經裁撤了參謀部、政治工作部、裝備部和後勤保障部，實務掏空，成為一種協調機關。省級軍區原有的海防部隊也全部轉隸陸軍。 習近平要重整省級軍區和「戎裝常委」，明面上的理由可能是反腐需要。因為郭伯雄、徐才厚掌軍時，各省級軍區的戎裝常委是他們兩人賣官的重災區。省級軍區人浮於事，很多戎裝常委天天盤算如何「盤活」省軍區所屬土地，與開發商進行對接發財。許多軍用土地被以「置換」的方式用來開發軍產房，再低價銷售。地方軍區還打著擁軍旗號，不時向地方政府要錢要項目要土地。 過去的「戎裝常委」由於同時受省級一把手領導，且省軍區有成套人馬，容易被有野心的地方主政者所拉攏，共謀大事。傳聞涉政變的薄熙來，就曾在重慶召集成都、四川、西藏、雲南、貴州、重慶警備區參與進行士兵演習。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楊金山、原四川省「戎裝常委」、軍區原政委葉萬勇均因深度捲入了薄氏政變而落馬。 在省級軍區中，習近平還直接控制了北京衛戍區。軍改前，北京衛戍區屬北京軍區建制，同時是中共北京市委的軍事工作部門和北京市政府的兵役工作機構，受北京軍區和北京市黨委、政府的雙重領導。軍改後，北京衛戍區收歸習近平直接控制，直屬中央軍委。 習近平的另一收權動作是將武警收到軍委，過去武警由地方政府使用，領導體製為由軍事系統和公安機關雙重領導。自2018年1月1日零時起，地方無權調動武警部隊。 省級軍區的預備役部隊管理許可權也被陸軍統一收回。2020年6月，原本由「軍地雙重領導」的預備役部隊也改為由中央軍委，習近平進一步侵蝕地方政府的涉軍權力。 重整軍權影響「救災」 習近平透過軍改重整軍隊，並進一步強調落實軍委主席負責制，保證軍權不旁落。這當然是吸取了胡錦濤的教訓。胡溫時期，郭伯雄、徐才厚實控軍隊，但他們只聽前黨魁江澤民的，沒把時任軍委主席胡錦濤放在眼內。 胡錦濤和溫家寶經常在災情最嚴重時到災區，這是和習近平時代最大的不同。但還有一個與習近平的不同，是胡溫竟然出現無法調動軍隊救援的情況。 2008年汶川地震，溫家寶在災區打電話調動軍隊受阻，氣得摔電話。後來有中共軍委總參謀長陳炳德在題為《憶汶川大地震救災的日子》一文披露，在汶川地震發生後的的三天時間裡，軍方的一切行動都要經過「軍委首長」（江澤民）的批准。 習近平全面收攏軍權之後，解決了地方軍政勾連問題，掌控了調兵權，軍隊只聽他指揮。但卻留下了另一隱患，就是在搶險救災部分。 過去的省級軍區有成套架構，獨立性較強，且有實權，同時往往因為與地方有利益勾連互動，地方需要救災時也能馬上行動，除非軍政關係鬧掰。 習近平進一步卸掉了地方政府的權力，所有的武裝，哪怕就是作為準武裝力量的預備役部隊，都收到中央軍委。預備役部隊是以退役軍人、民兵為基礎、少數現役軍人為骨幹，戰時能夠迅速轉化為現役部隊。在改編前，預備役雖然受軍隊和地方政府的雙重領導，但實際上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財政供養，向來也承擔搶險救災等地方工作。習近平收權的同時，也削弱了這支武裝力量參與社會救災搶險的功能。 現在省軍區歸屬新組建的軍委國防動員部管理，且手頭沒有什麼人馬，而掌軍大隊人馬的各戰區則要聽習近平的指令行動，即便災情危急，也要層層請示，習近平不一定能第一時間處理。加上習可能認為軍隊要用來打仗，根本不想軍隊參與救災搶險，故此往往軍隊行動會遲緩。由軍委領導的武警部隊也一樣。 今年7月底8月初，華北、東北先後爆發洪災，中共七常委躲到北戴河休假，直到8月17日開常委會時，卻聲稱「解放軍、武警部隊緊急馳援」。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事實上，7月底8月初河北洪災最嚴重時，民眾被洪水圍困命懸一線，從流出海外的影片和海外媒體採訪可知，軍人介入較少。即便從官方報導看，看到最多的是民間救援隊。 《河北日報》8月4日報導也顯示，第一時間趕往河北災區支援的主要是民間救援力量。據報，保定涿州發生汛情後，藍天救援隊、公羊救援隊等近百支民間救援力量已經抵達保定涿州等地。初步統計，共有270餘支隊伍6811人參與涿州現場救援，其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1487人，綜合性消防隊伍1317人，森林草原消防隊伍200人，社會力量3636人，中國安能171人。 前述報導顯示，軍隊和武警參與的只有較少的一部分。 過去中共軍隊，被作為抗洪的主要力量。胡錦濤時期，官媒的報導是「全軍和武警部隊全力抗洪救災」，是全軍、全力抗洪；另一報導是「解放軍指戰員、公安武警消防官兵、民兵預備役人員……現場抗洪搶險」，軍方排在前位。 習近平時代，官媒報導是，「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衝鋒在前，解放軍、武警部隊緊急馳援，中央企業和社會力量勇挑重擔。」意思很明白，軍方只是「馳援」，要靠社會力量「勇挑重擔」。 習在洪災期間都不去災區視察，可能是怕暗殺。但習從機制上使軍隊保守支援以及延緩支援，是有意之失還是見死不救呢？ 「親自指揮」與「救災」擺拍 8月初的河北洪災中，從官媒披露的信息看，地方與軍隊在「合作」上關係微妙。 據《天津新聞聯播》消息，8月8日，天津市委書記陳敏爾、市長張工分別與中部戰區司令員黃銘、政治委員徐德清，武警部隊副司令員朱文祥一行到靜海區大清河右堤檢查會商天津市防汛抗洪救災工作。 報導提到，陳敏爾、張工代表天津市委、市政府和中部戰區部隊和武警官兵「表示衷心感謝」。陳敏爾還吹捧軍方能夠落實習近平「重要指示」，「聽黨指揮」。黃銘、徐德清則表示，將落實習主席重要指示，朱文祥也有類似表態。 8月5日，黑龍江省委書記許勤、省長梁惠玲，在哈爾濱與北部戰區中將副司令員付國強一行就共同做好防汛救災工作進行會商。許勤、梁惠玲吹捧北部戰區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第一時間投入搶險救災，云云。 這些間接捧習的官話，背後的潛台詞，就是軍方參與救援，全靠習的所謂「親自指揮」和「重要指示」，而陳敏爾作為地方大員，即便是政治局委員，也只有感激的份。 中共軍隊救災不力，卻佔據官方救災的新聞畫面。當洪水逐漸消退後，大批軍警湧入災區，進行各種擺拍、偽造救災現場，被網民一一拆穿。 8月7日，中共軍網宣傳軍人在抗洪一線救災的圖片，齊胸的「洪水」幾乎靜止狀態，一群士兵卻裝模作樣的站到水中充當「人牆」。 網傳的一段影片中，一群軍警在郊外的一片平地上，偽造扛沙袋固河堤的場景。拍攝現場的民眾說：「哎……啥都能造假啊。」 8月5日，洪水退下，河北武警部隊全面接管當地災區維穩，民間救援隊被要求撤離。有涿州市民披露，官方害怕災區真相曝光，怕民眾抗議。之後，河北確實發生了多起災民抗議官媒造假宣傳，以及補償不公的事件。 中共黨衛軍本質大曝光 今年的河北洪災，當局人為泄洪保政績工程雄安新區，水淹涿州製造人禍，已飽受詬病。其實中共治下的歷次天災，都有人禍的因素。而儘管軍方在救災方面不力，但在參與維穩方面，卻很賣力，是習近平口中的「備戰打仗」之外的另一要務。 習近平在2022年兩會曾要求，除了全軍抓緊「備戰打仗工作」，軍隊要協助地方維穩，並及時「處置各種突發情況」。比如2022年上半年上海的新冠疫情大爆發，當局封城時，就有來自陸軍、海軍、聯勤保障部隊所屬7個醫療單位進城，變相武裝接管上海。軍隊介入，可能還有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掩蓋大量死亡的實情，因為軍隊是有火速處理屍體的機制和設施的。 中共軍隊、武警，還有預備役，全部收歸習近平控制，全面轉入備戰，兼介入維穩，參與對人民的鎮壓；同時在過往全力參與的救災搶險方面卻退縮，在機制上反應緩慢。這是中共武裝力量的黨衛軍本質的大曝光。 但這並非說習之前的領導人如何愛民，只是他們更善於表演，做秀，以掩飾黨的陰暗本質，就像鄧小平為保黨搞「改革開放」，一度為中共遮蓋人權劣跡一樣。而中共到了習近平時代，陰暗處全部都掩蓋不住，乾脆也懶得演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英國勛爵阿克頓的這句名言，證之中共，亦絕對適用。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已兩周多未出現在官方媒體，雖然在他今年3月當選防長後，也有過兩周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然而，根據報道，他上周本應造訪越南出席中越年度防務會議，和越南國防部高官會面，但中國政府突然以「健康」為由，告知越方李不出席會議。由於前段時間被免職的外交部長秦剛在十多天沒露面後官方亦對外宣稱其「健康」有問題，此報道一出，讓人聯想李是否和秦剛一樣，是「被生病」，實則被軍事當局調查，可能涉腐。 李尚福、魏鳳和遭火箭軍腐敗案牽連？ 我從北京消息靈通人士也得知，李尚福問題嚴重，正在配合調查，同時正處於隔離審查的還有李的前任，三月離任的前防長魏鳳和。兩人均涉火箭軍高層的貪腐案。今年7月，當局解除了火箭軍司令和政委兩位高級將領的職務，但沒有公開說明原因。有關火箭軍高層腐敗的傳聞此前就不脛而走，據悉習近平正在大力整頓軍方高層，多個從火箭軍系統出來的軍方高官被帶走接受調查。 如果李尚福與魏鳳和這前後兩任防長受火箭軍高層腐敗案牽連，也不奇怪。李長期在解放軍裝備部門工作，也曾任職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兼參謀長。裝備部門掌管中國軍隊的武器採購，是解放軍最肥缺的部門之一，也是腐敗最嚴重的部門。戰略支援部隊和火箭軍有業務交叉。魏在做防長前，亦做過火箭軍司令，一個說法是，火箭軍高層的腐敗案就是由魏的離任審計引出的。 解放軍高層的腐敗已不新鮮。十九大期間，兩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軍委總部和多個戰區的高層先後被查，不過，假使李涉貪腐，還是有相當的震撼性。因為郭、徐二人雖職務比李高，但他們是在卸去軍職後才落馬的，魏也是在離任後因審計出問題的，而李正在任上，且接任防長只有半年。更重要的，是李乃習在二十大後提拔重用的。二十大習一手遮天，在黨政軍各關鍵部門和權力中樞——政治局任用自己的親信，本來是想用得放心，不料前有外長秦剛過不了男女關，傳出婚外情；後有防長李尚福過不了金錢關，傳出腐敗。二人還都是國務委員，屬於副國級領導人，這和一般的部長出事性質有些不同，說明習的用人大有問題，起碼對高級幹部的審查工作沒做好。 腐敗是中共之癌，無法根治。毛時代由於物質相對貧困，腐敗更多是一種制度性的特權腐敗，即腐敗以特權的形式表現出來。毛之後的改革時代，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一部分特權腐敗還保留，尤其在高層，但腐敗的主要形式表現為權錢交易，官員用手中權力換取各種非法利益。中共此時段腐敗之嚴重，從習近平上台後落馬官員的數量可見一斑。根據當局的披露，在去年二十大前，立案審查調查的中管幹部553人，處分廳局級幹部2.5萬多人、縣處級幹部18.2萬多人，當中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前成員郭、徐以及孫政才。二十大後到現在，又不到一年，有42名中管幹部被查，其中兩名正部級。這些官員遍及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群團、國企、高校、宣傳、政法、金融、體育和醫院、軍隊和武警等各領域和系統，每個省市都有主要領導幹部落馬，很多地方和部門還是塌方式腐敗，一鍋端，前仆後繼。 習反腐為何越反越腐？ 如果說江、胡時期因高層反腐不力，導致腐敗猖獗，還有可解釋的原因，習上台後即展開大規模、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也查處了相當多的高級領導幹部，但從二十大後的落馬高官來看，數量並未減少，此中根子，就在於不受約束和制衡的絕對權力。每一級官員，尤其是主要領導幹部，除了受上級的弱監督，在同級內部和管轄的領域，幾乎擁有絕對權力，制度形同虛設。一個理想、道德和主義都虛無的時代，唯有權力、利益和金錢才是實在的，滿足感官慾望的。因此，作為一種理性動物的中共官員，不把權力用到極致、想方設法貪腐才怪。 這並非是要對習發動的反腐一棍子打死。雖然習的反腐頗多讓人詬病之處，但公允而言，反腐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某種程度上甚至也可說相當大的效應——無論對習個人抑或這個黨。假使習也像江、胡那樣溫吞吞地去打貪，可以想見，今天的中國，必定是一個在腐敗上烏煙瘴氣的國家。習至少抓了一、二百萬大小貪官——這其中幾乎沒有幾個是冤枉的，若嚴格按照當局文件上定義的腐敗來說。這使得眾多想貪腐的官員，在此種嚴厲的反腐運動面前，不敢像以前那樣明目張胆大搞腐敗，在起了貪腐念頭前，會先想想有無可能被抓，也許很多「膽小」的官員就此真的收手不敢去貪了。 既如此，二十大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官員被查？這就要說到中共腐敗的「存量」。如果以十八大為時間線劃為前後兩個階段，十八大前的腐敗可稱為「存量腐敗」，十八大後的腐敗則為「增量腐敗」。「存量腐敗」的意思，是指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國由於高速發展和黨紀鬆弛而積累的腐敗，這個數字無法精確計算，但以中國官員之多，每個官員多多少少都有腐敗嫌疑，上到廟堂之上的權力寡頭，包括習自己，下到不入品的芝麻村官，估算起來幾千萬是有。「增量腐敗」是指十八大後還在大搞腐敗的官員，用當局的話說，仍「不收斂、不收手」的。過去十年所抓的一、兩百萬大小官員，他們的腐敗行為多發生在之前的30年，在這十年里，確有很多官員因「不收斂、不收手」而被查，但絕對量要比前30年少很多。特別是最近幾年被抓的官員，在現職務上還在大搞腐敗的不多，問題多半發生在過去幾年，甚至十幾年前，有些退休二十多年還被倒查的。 反腐是習維繫權力威嚇和官員忠誠的手段，所以當局強調，反腐永遠在路上，習也不會改變反腐的模式，減輕反腐力度，這樣，一個官員很可能要為他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腐敗行為買單，從而對當局來說，要抓的官員仍然會有很多，總數量或不會比十八大前少。 反腐浪潮席捲親信，習脫不了干係 然而，習透過反腐讓官員提心弔膽、對他臣服的同時，也意味著對他自己會產生一種政治和道德的風險。原因在於，既然官員人人都免不了腐敗嫌疑，這種對過去歷史的倒查，每個官員都有可能會被牽連到，理論上除習外的所有官員都是不安全的，包括中南海習的政治盟友。而當某個官員在被查後，為了減輕刑責，會供出其他官員，習的親信就可能被牽連進去。李尚福大概率是當局在查火箭軍高層案子的時候被某個官員供出的。 這對習意味著什麼？假如二十大後被查處的高官與他沒有直接的派系色彩，即便再多，當局還可自吹，習是從嚴治黨，從嚴治官，不放過每個腐敗分子。可是，眼看著一手提拔的兩個國務委員，在半年時間內先後出事，當局再怎麼辯解，習都脫不了干係，黨內會質疑他重用的都是些什麼人。 秦剛的下台已衝擊到習二十大組建親信班子的合法性，倘若再來一個李尚福，人們特別是黨內怎麼相信習和他的權力班子有能力帶領中共去挑戰「驚濤駭浪」，像習宣稱的引領中國走向復興？因為你的權力班子成員本身就在製造政治的「驚濤駭浪」，從而對習所剩不多的政治權威構成又一次打擊。 問題還沒完，「存量腐敗」的窟窿之多，讓習防不勝防，今天是國務委員觸生活作風和腐敗的雷區，明天可能輪到某個政治局委員觸別的什麼雷區。在所謂反腐敗越來越深入的情況下，這並非不可能出現，它是由權力不受控制和習的反腐模式共同決定的。人們就等著看戲好了，它有可能毫無預警地突然上演，也有可能要耐心等待一段時間。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這幾年有關中國經濟的關鍵詞就是”債務風險”，近三年兩度掀起討論熱浪，主角均是中國房地產超霸恆大公司，華爾街關注的重心就是恆大破產後的債務風險是否會外溢。今年從8月中旬恆大在美申請破產之後之後的熱議持續了約20天，《華爾街日報》9月8日那篇《人人看空中國，但債券投資者除外》按了暫停鍵，該文稱恆大債務風險不會外溢，因為許多中國公司發行的美元債券與美國國債之間的收益率差保持相對穩定，這表明投資者認為，雖然中國經濟放緩，但不會嚴重到令這些公司無力償還債務的地步。恰在此時，《中國新聞周刊》於9月6日刊發一篇《70萬個村莊，欠了9000億？》，海外一些自媒體以為這是重大新”新聞”，立刻又延伸至”中共即將垮台”這個老話題。 村級債務是積年沉痾 其實，村級債務問題算是積年沉痾，多年來也不斷有文章談到。 按時間先後排序，以下幾篇很有代表性： 賀雪峰：《解決村級債務刻不容緩》（2015年10月28日） 梁曉飛、劉良恆：《越是「明星村」，負債越嚴重？》（《半月談》，2019年5月13日） 邵海鵬，《村級債務已達9000億！「小村大債」怎麼來的？如何拆彈？》（第一財經，2023年3月8 日）。 梳理這幾篇文章，村級債務的形成一目了然： 1、債務分新舊，成因不同。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國村級債務規模為4000億元。 中國農業農村部的抽樣調查顯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國70萬個行政村中，村級債務總額已達到9000億元，村級組織平均負債達130萬元。 根據上述文章採訪三農專家們，村級債務分成兩類，其中一類是19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之間村集體形成的債務，被學界稱為「傳統村級債務」或「舊村級債務」，為4000億。這部分稅費改革前形成的舊村級債務，部分是因收繳稅費導致的債務，部分是村集體為完成上級的經濟考核任務而舉債興辦集體企業形成的。除了銀行、農村信用社以及民間金融機構的借貸之外，還有向村幹部與村民借貸的高息借款。另一類是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之後形成的新村級債務。村莊建設導致的建設性債務是新村級債務的主要來源，項目制則是新村級債務產生的制度背景，籠統計算，2019年的9000億減去2006年以前的4000億，新村級債務約為5000億。 2003-2023「建設新農村」花費巨大 說起來，中國農村在中國改革中的地位曲折多變，當年中國改革始自農村，帶頭吃螃蟹的是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私下發起的包產到戶。簡言之，1989年以前的中國農村改革曾經中國社會帶來了生機，但從1990年代中國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之後，農村在一段時期是放任自流狀態，迅速走向破敗，不少地方鄉村黑勢力泛濫，出現了所謂「三農問題」，當時政策研究者與學界將鄉村治理分解為農業（生產）、農民（人）、農村（社區），似乎認為可以分開治理取得成效。胡溫時期，「三農」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因此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開始鄉村治理。從2023年開始，口號隨著治理重心不斷變化，胡溫時期叫「千村示範、萬村整治，造就萬千美麗鄉村」。習近平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浙江的鄉村治理口號是「千村向未來、萬村奔共富、城鄉促融合、全域創和美」。如今早已棄用 「三農問題」，稱之為「鄉村治理」。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當然需要花大量銀子。取消農業稅後，國家公共財政資源是以項目製為主要形式向農村輸送的。具體說，中央政府為了保障專項轉移支付體現政策目標，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資金，村莊在承接項目時也需要一定資金投入，其目的之一在於對基層政府或地方社會產生激勵作用。但是，很多村子沒有能力籌集相應的配套資金，只能採取借債、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村級債務。研究者總結說，如果說舊村級負債是一種資源擠壓型負債，新村級負債則是一種資源輸入型負債，形成於21世紀以來國家大規模自上而下向農村輸入資源的過程中，是資源下鄉的一種異化結果，這一總結堪稱到位：「產生巨額新村級債務的原因當然不在於資源本身，而是在於資源落地的操作方式」——說白了，在中國腐敗的吏治環境中，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項目資金成了村幹部這個小的權力共同體的吸金管道。 在建設性債務之外，新村級債務中還有一種因集體經營項目產生的經營性債務。村級債務中經營性債務佔比高的村子大多位於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浙江省麗水市的村莊就有這樣的例子。《中國新聞周刊》採訪中提到，截至2022年6月底，麗水市有986個村子有村級債務，負債金額共計5.93億元，其中集體經營性負債約為3.73億元，佔比接近63%。經營性債務的償債能力，由舉債村的經營能力決定。麗水市村級債務中，3.73億元的集體經營性負債推動形成資產6.09億元，年度收益4722.45萬元，平均收益率達12.64%。當村莊自身條件一般或是村集體經營能力有限，經營性債務可能會成為難以填滿的窟窿。廣東省一些城市周邊的村莊為了發展經濟，向銀行借貸在村裡建了工業園，期望工業園建成後租給企業，形成穩定收益，但是一部分工業園的設計不科學、招商不順利，項目經營失敗，因此形成村級負債。經營性債務則主要是向當地農商行、信用社的貸款，還有一些是向「先富起來的村級精英」的借款，往往是有息債務。 據研究者調查後分析，經營性債務可能會比建設性債務更棘手。呂德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建設性債務形成後其實就鎖定了，不會增長，但經營性債務可能會造成一系列連鎖反應，當地為了盤活經營性項目有可能持續投入，使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賀雪峰的文章認為，村級債務直接影響了鄉村治理。村級債務總量並不龐大，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數量遠大於此。村級債務數量並不大。甚至相當部分村莊，國家每年轉移下來的財政資金，要遠遠大於村級債務。因此，村級債務問題本質上不是資金問題而是對村級債務的認識問題，對村級債務負面後果的認識問題。國家每年向農村轉移支付超過萬億的資金，目的是為了緩解三農問題，建設搞好鄉村治理。但村級債務不解決，農村正當的權利義務關係不確立，無論多麼巨大的轉移支付資金在落地時都會事倍功半，達不到應有效果。 村級債務的風險不會外溢 中國債務問題確實是個問題，恆大等房地產公司的涉外債務只是其中一部分。除了時不時熱議的地方政府債務之外，本文述及的村級債務是另一積年沉痾，但它不算政府債務。這裡我得特別說明一下，中國政府機構的末端是鄉鎮，村委會只算「村民自治組織」，村長村支書均不納入國家幹部等級序列。 基於以前我對中國地方債、中央政府債務、企業債的分析，我認為在中國各種類型的債務中，村級債務可能是風險最不會外溢的類別，影響的主要是欠債的鄉村本身，不會在中國引起全局性的金融風險，更不會對中共政權形成衝擊。這就是村級債務形成時間長達20年，年年都在累積，但並未聽說引起金融爆雷事件，比當年P2P的影響小多了。美國幾大金融評級公司分析中國債務，基本上未涉及這塊的原因也在於此。 現在回答一個曾被問及的問題：如果中國實行政府或者准政府組織破產制度，學習現時的英國伯明翰（剛宣布破產）、昔日的美國底特律，中國農村是不是將遍布破產村鎮？好象也不至於，因為畢竟平均每個村子只攤到130萬元債務，至於村裡的秩序如何維持，錢多錢少，其實差別不是特別大，因為這些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給村級的項目資金，多是被相關利益集團層層瓜分，落實到村民頭上的可能不到一半。如果村委會不能再繼續舉債運轉所謂「項目」，最多就是讓村幹部這個權力共同體少了一個吸金管道。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去年才從貴州省委書記職務上「到點下車」的孫志剛落馬，令人回憶起當年中共政權中最為開明的朱厚澤和前總書記胡錦濤擔任過貴州省委書記之後，連續兩個繼任可謂是前腐後繼。前者劉正威本人雖然最終只落得一個輕處分，但卻是以自己的夫人被槍斃為代價。後者劉方仁則是獲判無期徒刑之後至今仍在秦城監獄服刑，期待著新獄友孫起剛的到來。 本專欄上篇文章《貴州省委前書記孫志剛突然被查的前因後果》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預言了因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而被中紀委和國家監委宣布「正在接受調查」的前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未來的下場不但肯定是進秦城，而且大概率是1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把牢底坐穿。 截止目前，已經先他孫志剛一步被陸續送進秦城的省委書記們首先一個就是 1993年6月至2001年1月間擔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而後於2004年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劉方仁。然後就是2016年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附加終身監禁，被稱之為被判終身監禁第一官的原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白某人之後，又有前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前遼寧省委書記王珉、前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原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前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等先後進入秦城監獄報數。而在副國級崗位上被習近平下令判監入獄的蘇榮、孫正才也都是省委書記出身。另外，在直轄市委書記崗位上入獄的時任政治局委員還有陳希同、陳良宇和薄熙來。 據筆者所知，如上人等，除了陳希同已經去世，其他人等都還在秦城監獄裡等著歡迎他們的新獄友孫志剛同志。其中心情最為迫切者，應該就是也是貴州省委書記出身的劉方仁了。 時光回到2004年05月18日及日後幾天，一票中國內地網站競相轉載了《貪官「軍團司令」：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書記》一文，文章開篇就介紹了有著貴州「貪官軍團」司令之稱的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帶領」著一大批貪官，在「貪」途努力地開墾著。在這個貧瘠的西南省份出現這麼多貪官，且經濟數額巨大，令人觸目驚心……。 眾所周知，中共前總書記，日前已經被外媒披露隨時可能離世的胡錦濤就是貴州省委書記出身。 文章到此，不能不先提一筆胡錦濤貴州省委書記崗位的前任朱厚澤，他是中共黨內難能可貴的，極少數真正思想開明者之一，已於2010年5月不幸離世。斯人已逝，幽思長存。 而就在今年7月9日，中國內地網站搜狐突兀地刊載一篇紀念朱厚澤的文章《朱厚澤：原中宣部部長，52歲擔任貴州省委書記，臨終遺願令人感動 》，上個月6日，該網站又以同樣的標題刊登出內容更為詳細，更為強調朱厚澤主政貴州時的突出事迹的文章。 不過文章中雖然突出了朱厚澤臨終前再三交待的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但卻迴避了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朱厚澤臨終前一再交待，死後一定不要葬在八寶山，。堅決不願在身後還與那些所謂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伍。後人遵照朱老遺願，骨灰送回老家，葬於青山腳下。 當年胡錦濤「臨危受命」，被從貴州調往西藏指揮「平暴」後，接替他貴州省委書記職務的是劉正威。劉正威的繼任者則是劉方仁。 這個劉正威是1949年趕在中共建政的當月「參加工作「的，因為有當時在中共革命隊伍中非常難得的高中畢業文憑，所以日後長期從事秘書工作，曾經先後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地質部黨組書記和二機部部長擔任過秘書。日後也是從河南省委副秘書長位置上先晉陞到省委副書記，然後於胡錦濤奉調貴州的同時，由河南省委副書記轉任貴州省委書記。1988年12月接替胡錦濤任貴州省委書記。在此之前，這個劉正威已經於1982年入選十二屆中央委員，1987年又在十三大上連任中央委員。但從十二大到十三大的五年時間裡，他卻一直都沒有被安排進正省部級的領導崗位。 接下來，在貴州省委書記崗位上，劉正威又於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連任第三屆中央委員。 1993年1月，中組部安排了劉正威同時出任貴州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並由此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試點讓地方黨委一把手兼任人大一把手，一改此前的人大主任都是一線幹部因為年齡原因「退居二線」後擔任的作法。 但是，一個月後，中紀委即接連接到了數封對劉正威夫人閆健宏的舉報信……。 接下來的故事是，因為事關省委一把手的夫人在當地犯案，所以中紀委為此成立的專案組由時任中紀委書記尉健行挂帥，並向時任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直接負責。 也可能是因為劉正威此前是胡錦濤直接下屬的原因，所以胡錦濤對此案的態度十分強調硬，要求「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為了防止劉正威干擾辦案，胡錦濤接受了尉健行的建議，向江澤民和一票政治局常委提出應該把劉正威調離貴州省委。於是， 劉正威於當年7月被安排調任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副書記，享受正部長級待遇。 日後有報道說胡錦濤對劉正威老婆在貴州省的任職至少負有「失查之責「。但事實是劉正威初到貴州任職時在胡錦濤手下表現得中規中矩，他的老婆是在劉正威被安排接替了胡錦濤省委一把手職務的次月才從河南前往貴州的。 按照日後中共官媒的報道，說是1988年12月，閻健宏的丈夫劉正威被任命為貴州省委書記。不到一個月，閻健宏就從河南調到貴州。省委組織部本考慮安排她到省檔案館、省圖書館一類部門任職，閻健宏一聽去向就翻了臉：「你們想把我安排到那樣的地方去，是什麼用心?告訴你們，我閻健宏16歲參加革命，不是好惹的。」 當時閻健宏提出，或者到省委組織部，或者到省計委。後來，其夫安排她到省計劃委員會任副主任、黨組副書記。閻健宏自恃「貴州第一夫人」，所以，雖然是副主任，但實際上「比主任還主任」——閻健宏去外地時，主任在家主持工作;閻健宏一回來，主任便下基層、去外地，或者乾脆「休病假」。 閻健宏初至貴州，即有人直言相勸：還是安排到不掌管錢財實權的部門為好。但劉正威不聽，反而出馬遊說，最後如願以償。貴信公司成立時，他又安排閻健宏當董事長，知情者無不搖頭嘆息……。 1991年9月7日，中紀委常委會聽取了調查組的彙報，認為閻健宏違紀問題嚴重，決定對其免職，立案偵查。在此之前，閆健宏已經成功將自己的兒子兒媳送到了美國。 中共官媒也曾有報道說：閻健宏落馬後向中紀委交待說：將兩個兒子和兒媳都送到了美國後，自己將來也要去美國生活，黨籍、公職、國籍都可以不要。所以趕在自己即將離休時，抓住一切機會斂財。 中共官媒當年的報道中特彆強調了閆健宏斂財是如何藉助自己省委一把手丈夫的權力的。比如1992年7月，閻健宏同丈夫一道參加了昆明召開的「五省七方」協調會。在丈夫的鼎力相助下，她找到雲南省領導批煙。拿到批條後，她讓同夥到玉溪捲煙廠搞到1000條紅塔山香煙供應指標，並就地將指標倒手轉賣，閻健宏分得40萬元。她把貴信公司當作自己的金庫，貪污、挪用…… 關於閆健宏的主要作案細節這裡從略，只是強調當時的貴陽市中級法院對閻健宏一案進行公開審理查明：閻健宏貪污公款65萬元人民幣和1.43萬美元，夥同他人共同貪污150萬元人民幣，個人挪用公款200.64萬元人民幣和5萬美元……此外，以權謀私為其子劉博非法獲利120萬元。 1995年1月3日，貴州高院對閻健宏案作出終審判決，決定執行死刑…… 中共《黨的生活》、《黨史博覽》等刊物日後都發表專文介紹此案，稱身為正廳級幹部的閻健宏成為共和國反腐敗歷史上繼劉青山、張子善之後被處決的最高級別的幹部，也是中共執政史上唯一一個被槍斃的省委第一書記夫人。 筆者核對了一下，至今為止，中共正廳局級以上女性貪官受刑者不計其數，但被處以極刑的仍只有她閆健宏一人。 在1994年在閆健宏被批捕的同月，調中央國家機關工委任職才13個月的劉正威被宣布解職。繼而即有他在北京跳樓畏罪自殺的消息傳出。但事實上他只是被黨內通報批評，提前退休後仍還被保留正省部級退休待遇。 此前劉正威離開貴州後，對他妻子閆健宏的案情處理，當然都是接替了貴州省委書記職務劉方仁親自審定。不過，處以極刑的命令肯定是來自中央。 而親自通過閉路電視監斬了自己前任的夫人之後，劉方仁不但沒有從中汲取教訓，反而比劉正威夫婦，特別是劉正威的老婆走得更遠。 說起來，劉正威的老婆閆健宏是貴州省第一個被處以極刑的正司局級幹部，第二個就是當時的貴州省交通廳廳長盧萬里。 中國內地的《盧萬里外逃被抓 牽出貴州「貪官軍團」司令》的報道文章介紹說：2002年1月7日，貴州省九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過，免去了貴州省交通廳廳長盧萬里的職務。但此時的盧萬里已出逃。他的腐敗案件主要表現為非法「操作」貴州省用於修建公路等交通基礎建設項目的國債資金，其時間跨度長達3年，涉及金額40多億元人民幣，盧萬里和其他涉案人員從中獲取的非法利潤達數億元。 2003年，外逃的盧萬里終被緝拿歸案，以涉嫌受賄罪被貴州省檢察院決定逮捕。深知死罪難逃的盧萬里，為減輕罪責，向辦案機關檢舉了時任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 其實，當年盧萬里給劉方仁所行之賄賂，不過一塊價值10.6萬元的勞力士手錶。而當時的中紀委由此深入調查，發現了劉方仁借令貴州省「徹底脫貧」之名，行收受賄賂之實的大量經濟犯罪事實。 2003年4月25日，也就是劉方仁已經被免去省委書記職務的近兩年之後，中紀委發文稱劉方仁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利，收受賄賂和貴重物品，道德敗壞，決定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並將其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此時，盧萬里已經被槍決！ 3個月後，中共新華播發《貪財好色 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落馬」始末》，其中的小標題之一是《就這樣拜倒在髮廊妹的裙下》，說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省委書記，竟會勾搭上髮廊妹，上演了一出髮廊里的『愛情故事』」。 卻原來，1993年劉方仁上任貴州省委書記不久就遇到一個鄭姓髮廊女「長得相當標緻，而且別有一番風情，便忍不住讚美了她幾句」。不想這位小姐也是「見過世面」的人，在省委書記面前頓時「媚態服務，嬌嗔萬分」…… 接下來的故事就是這個劉書記和這個髮廊女之前的一個生意場上的姘夫陳某不但和平共享，而且劉書記為了答謝這個不但不吃醋而且還主動為書記幽會場所的陳某，為他的生意提供了許多好處。 新華社的報道文章說：「就這樣，一個省委書記頹然倒在了一個髮廊妹的石榴裙下，並且還『長相廝守』，電話一個，大筆一揮，先後幫陳某承攬了貴陽某某大酒店和某某電信樞紐大樓等價值近億元的裝修工程……」 「陳某也的確非常『懂事，除了』薦讓枕席『給劉方仁外，還』孝敬『了劉方仁5萬元人民幣和1.99萬美元。此外，為了』穩態地、持久地發展感情『，他還利用逢年過節的機會，時常到劉書記家走動，又是送錢，又是送物，先後送給劉方仁共7萬元人民幣……」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共貪官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從被調查開始就認罪悔罪，被押上法庭後就服從判決，但總還是有例外。除了薄熙來，筆者還知道的例外之一就是劉方仁。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之後，劉方仁就堅持上訴，堅決不承認自己的行為構成受賄罪，後在律師的點撥下才改為部分認罪，以量刑過重為理由上訴要求二審。當然，最終他還是被維持原判。後續的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上周，在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訪華當口，華為出人意料地推出了最新的 Mate 60 Pro 智慧手機，美國彭博社購買了這台手機，委託總部位於渥太華的半導體行業觀察機構TechInsights 進行拆解，拆解的結果公布之後引發軒然大波，美國輿論沸騰，認為華為拆解顯示晶片突破美國制裁，中國官方媒體則宣稱華為手機是美國科技戰的勝利。最終導致白宮國家安全助理沙利文發話，要審查針對華為的監管漏洞。 一塊小小的晶片承載了中美科技競爭的核心，引起如此重視是題中應有之義。 彭博：制裁的成功是灰色的，真正的影響尚未到來 儘管美國主導的SWIFT制裁效力極其有限，還催生了BRICKS-Pay系統的產生。雖然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中的下降有限，但輿論（包括IMF）卻認為美元的霸權地位受到挑戰。美國對中國的晶片大戰，秉持「小庭院，高圍欄」（small yard, high fence），希望在不脫鉤的情況下，仍然保持美國在晶片製造上的優勢地位。華為Mate 60 Pro晶片無異於是向這個「小庭院」投入一塊大石頭，彭博9月份連續發表的系列文章展示了美國對華為晶片衝擊的全方位影響。 《彭博拆解華為Mate 60 Pro 顯示晶片突破美國制裁》（09/04/2023）稱：據總部在加拿大渥太華的TechInsights 接受彭博委託進行手機拆解，華為 Mate 60 Pro 搭載了由中芯國際在中國製造的新型麒麟 9000s 晶片。 該研究公司表示，該處理器是首款採用中芯國際最先進的7 納米技術的處理器，測試表明 Mate 60 Pro 的蜂窩速度與蘋果公司最新 iPhone 等 5G 設備相當。這篇文章提到，Mate 60 晶片引發了人們對美國主導的制裁行動有效性的質疑，美國規定，任何打算使用美國技術向華為供貨的公司必須獲得華盛頓的批准，而中芯國際的運營中都存在美國技術。 在《華為晶片表明美國的限制措施雖然有用，只是漏洞百出》（09/04/2023）一文中，提到中國規避美國主導、主要設備出口國日本與荷蘭積極回應的限制措施的能力的爭論。 提到監管措施的具體漏洞，比如只限制數量，荷蘭的相關設備仍然還在運往中國的途中。結論是：事實上，上周 Mate 60 Pro 的發布表明，「制裁的成功是灰色的，真正的影響尚未到來」。 美國政府部門、企業擔心的重點不一樣 這事情發生在地緣衝突緊張之際，引發美國晶片禁令有效性質疑。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打破了華盛頓的沉默，9月5日表示，政府想知道華為 Mate 60 Pro 處理器的精確組成。據彭博邀請各路半導體專家分析，大概是這意見：7NM的晶片，中國已經繞過限制成功了，但5NM的晶片，還有多年的距離（3-7年，各持一詞）。 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企業界對制裁中國的態度不一樣。華為Mate 60 Pro手機挑戰的是蘋果公司的iPhone，行內分析認為，Mate 60 Pro 可能會對蘋果公司下一代 iPhone 的銷量產生高達38% 的影響。加之有報導稱中國要求中央政府機構工作人員在工作期間不使用iPhone，日前蘋果公司股價創一個月來最大跌幅。 但美國半導體行業其他公司不這樣看。早在今年5月，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約翰·紐菲爾（John Neuffer）在接受彭博社華盛頓分社的採訪時表示，「中國是美國半導體最大的市場，儘管美國政府存在所謂國家安全方面的顧慮，但美國半導體公司不能缺席中國市場。」 7月份，美國三大晶片巨頭英特爾、高通和英偉達的首席執行官（CEO）與國務卿布林肯等高官會面，遊說拜登政府放棄對華半導體新限制政策。美國政府應當研究收緊對華出口限制的影響，並在實施新限制之前暫停實施有關舉措。英特爾CEO基辛格在會面期間稱，若沒有中國訂單，全球最大晶片製造基地也沒必要建了。如果沒有來自中國的訂單，英特爾在俄亥俄州建設「全球最大晶片製造基地」的計畫就沒必要了。英偉達創始人兼CEO黃仁勛也說，限制英偉達在華晶片銷售，只會給其他品牌提供機會。中國佔據了美國科技產業約1/3的市場，其作為半導體零部件來源地和產品終端市場的地位讓其無法取代，美官員在對華實施進一步限制時須「深思熟慮」，退出中國市場不是一種可行選項。 對西方的跨國公司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沒有用，企業前冠上「跨國」二字，本來就表明該企業追求利潤無國界。在美國這種國家，不僅企業會因利益所在對華府的中國政策有不同看法，政府與企業的考慮也很不相同，美國政府的考量是要保護本國企業在技術上有優勢與競爭力，但跨國企業在意的是市場。即使在政府各部門之間，因為職司所在責任不同，所考慮的重點也不一樣，就在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表示要追究華為晶片的來源之時，商務部長雷蒙多訪華後送出第一張禮單。據路透社報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於9月6日宣布，把原定於今年9月30日到期的對352種中國進口商品及77種新冠相關類別產品「301」關稅豁免期限進一步延長至12月31日。 豁免加征關稅的產品包括泵、電動機等工業部件，部分汽車零部件和化學品，腳踏車，吸塵器……。 全球化時代的技術禁令有如篩子 目前，關於華為Mate 60 Pro究竟是由哪個環節獲得的技術，美方正在調查，據稱還會有更多的專業拆機報告發表。在全球化的今天，許多美國的盟友也在與中國做生意，任何環節出現技術泄密都有可能，有指這款手機使用了韓國半導體廠商SK海力士的晶片，但SK海力士已經出面澄清，目前公司已沒有與華為進行業務往來，並表示已對此將展開調查。 美國傳媒並不認為沙利文「小庭院，高柵欄」的晶片禁令會真正有效。在《晶片、絲綢與造紙，你不可能永遠保持技術秘密》（Chips, Silk and Paper: You Can』t Keep Secrets Forever， 2023 年 9 月 5 日）一文中，作者闡述了如此看法：華為Mate 60 Pro反映出一種漏洞，使得技術知識可以通過美國嚴格的制裁，但這並非今天才出現的事情。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中國四大發明當中對世界影響巨大的絲綢與造紙技術、火藥製作技術，儘管政府作出相當嚴格的限制，還是通過商業來往的各種管道經由中亞傳播到世界。引發西方健康與衛生革命的中國瓷器，也是經由這種管道傳播到西方。作者的結論是：「美國始終可以收緊制裁製度並加強保障措施以減緩擴散。但商業幾乎總是會泄露技術秘密，如果中國和美國繼續在世界統治的零和遊戲中利用貿易和技術，我們很可能最終都會陷入等式的零端。」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熬過至暗時刻，終將迎來滿天星光 十九世紀的俄國思想家赫爾岑在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中寫道：「後世的人能夠了解、能夠估價我們生存的一切恐怖，一切悲慘方面嗎？……呵，讓後世的人徘徊在我們長眠其下的墓石之前，去默想，去憑弔吧；我們是值得他們去憑弔的呵！」 一八二五年冬，新登基不久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鎮壓了十二月黨人起義，在克里姆林宮外豎起高高的絞刑架。身為貴族的赫爾岑誓言推翻沙皇暴政，這名十五歲的少年與友人奧加遼夫一起登上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我們當著整個莫斯科發誓，要為我們所選定的理想獻出我們的生命」。赫爾岑常常在夢中與殺人如麻的沙皇對峙：「我設想了一百種不同的方式，我怎樣對尼古拉講話，他以後怎樣把我送到礦山或者處死。奇怪的是，所有這些幻想的收場都是西伯利亞或者死刑，幾乎沒有勝利的結局。難道這是俄國人的想像方式？不然就是彼得堡用它的五座絞架和苦役勞動在年輕一代身上產生的效果。」二十六年以後，在流亡路上風塵僕僕的赫爾岑，深情回憶當年在麻雀山上發誓的那一幕：「想起它，還感動得流淚；它是極其真誠的，我們的整個一生就可以為它作證。」 投身失敗的命運，卻在反抗中永生，這是俄羅斯精神中最寶貴的部分——「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所反對的敵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們進行了戰鬥。那個力量使我們受到很大的損害，可是它並沒有完全打敗我們，不管它怎樣打擊我們，我們並沒有投降。……我們無畏地、自豪地前進，我們慷慨地響應每一個號召，我們真誠地為了每一次的熱情獻出自己的一切。我們挑選的並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可是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它；我們負了傷，受到損害，我們仍然前進，也沒有人追過我們。」反抗者前赴後繼，從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索忍尼辛到伊恩-拉欽斯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主席，「紀念」已被普京政權查封）……他們都以失敗者的名義，收穫抗爭者的榮耀。 魯迅在<華蓋集·這個與那個>中寫道：「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魯迅去世後，好友郁達夫感嘆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隸之邦，一個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則是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那麼，這片號稱神州的土地，真是一個「可悲的奴隸之邦」嗎？這群號稱「龍的傳人」的族群，真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嗎？ 我們不必絕望。協助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成功逃離天羅地網的江蘇女教師何培蓉後來披露說，她接到陳光誠的電話後，從北京驅車六個小時到山東臨沂，將其接到北京，然後送到美國大使館。陳光誠一路逃亡過程中，得到很多好心人幫忙，很多人之前沒有見過他，幫助他時還有些提心弔膽，但沒有一個人將他「供出去」。可見，儘管中國的民氣屢遭摧殘，但民間社會對於基本的是非善惡，還是有一定的分辨力。 在當代中國，即便在至暗時刻，仍有一群有名或無名的反抗者挺身而出。並非所有人都自願為奴，並非所有人都心甘情願或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韭菜」或「人礦」的終局。反抗者如普羅米修斯，盜火照亮夜路；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以吶喊驅散魑魅魍魎，在霜刀雪劍中矢志不渝。他們如此熱愛自由，卻寧願以失去自己的自由而為他人爭取自由。他們在監獄中，或走出小監獄又進大監獄。他們在流亡路上，乃至妻離子散，如斷腸人在天涯。官方媒體和官修史書上不會出現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名字是被層層過濾的「敏感詞」。他們被定罪為「國家的敵人」，被醜化為「境外勢力」，被誤解、冷漠、辱罵所包圍，以至於千夫所指、謗滿天下。但他們仍然在黑暗中發光，他們深知：與其詛咒黑暗，不如讓自己發光。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天上那顆亮晶晶的星辰。 思想史和抗爭史上，有多少「被失蹤者」？ 邱吉爾在二戰勝利後的大選中意外敗落，卻舉重若輕地表示「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特點）。在公平競爭的民主制度下，他僅僅是暫時落選，幾年後就東山再起。在他的國家，民意如流水，英雄卻不會被永遠妖魔化。 反觀華語文化圈，英雄的厄運絕不止於此——明末，袁崇煥被崇禎皇帝凌遲處死，「百姓怨恨，爭啖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猶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剮者也……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啖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有什麼樣的百姓，就有什麼樣的皇帝（黨魁或政府），反之亦然。殺害英雄的，絕非暴君一人，誰的手上沒有沾上英雄的鮮血？誰又沒有向英雄扔出那塊石頭？在這個幽暗國度，英雄的命運常常是「世人皆欲殺」，而「吾人獨憐才」之「吾人」又在哪裡呢？不過，即便在這個至為悲慘的故事中，仍存有一抹正義的微光：曾為袁崇煥部下的佘姓義士，冒死盜取袁崇煥的首級並埋在自家後院，更讓後世幫袁將軍守墓，一守就是十八代人、延續三百八十年。這也是一種與權力和不公不義對抗的、自我書寫歷史的方式。 歷史學者印紅標寫過一本名為《失蹤者的足跡》的專著，記述從紅衛兵運動到「上山下鄉」、再到「四五」運動的青年思想者和青年思潮。一批優秀的青年思想者因思想問題遭迫害、關押，甚至被剝奪生命——因批判「血統論」被害的北京青年遇羅克，因思想探討和批評林彪被害的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三青年魯志立、吳述達和吳述樟，因替劉少奇鳴不平而被害的長春青年史雲峰，因批判左傾的方針政策被害的上海青年王申酉……還有更多無名英雄湮滅在歷史塵埃中。印紅標指出：「這些令人痛心的悲劇說明了思想專制的殘酷猙獰，也使人們堅定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和言論權利的決心。」 思想史學者朱學勤寫過一本《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他感嘆說，一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習慣性流產史」。「與歷史學的其它部類一樣，思想史從來是也只能是文字記載的歷史。它歷來勢利，只認變成鉛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聾又啞，聽不見也看不見曠野里的呼喚。所謂思想史的長河，只不過是一條狹長的小溪。在這條小溪的兩邊，是望不見盡頭的無字黑暗。」他無比同情和敬重那些思想史的上失蹤者，他們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者那一邊的黑暗裡，不會引起思想史長河的一聲嘆息。「思想史上大規模、小規模、集體性、個人性的失蹤事件，幾乎每一代都發生過，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以致我時常懷疑我所操持的這一行當，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還是思想的暗殺者？被它暗殺的思想，也許比被它保存的思想還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數，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殺過多少除不盡的『餘數』？」 一九九零年代，中國思想界對顧准和林昭的重新發現，猶如欲說還休的「知識考古學」——就在發現他們的同時，發現者卻又遭遇「被失蹤」的命運：拍攝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的胡傑被供職的新華社除名，在課堂上播放這部紀錄片的大學教師盧雪松遭學生告密後被校方開除，更多前往林昭墓地致意的異議人士被捕併入獄。這一可怕的歷史循環尚未被打破，暴政還在，加害者還在逍遙自在、張牙舞爪。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仍是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人生選擇。 毛澤東時代，被譽為「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四九年到文革結束中國惟一一個思想家」的顧准，被打成右派，發配勞改，妻子服毒自殺，五個子女與之斷絕關係。在患癌症去世前夕，他想見子女一面，卻遭到一致拒絕，「恩斷義絕，一至於此」。女兒顧秀林在最後一封信中雪上加霜地寫道：「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女）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決不能跟著顧准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採取了斷絕關係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 因此，拯救與發掘思想史和抗爭史上的「被失蹤者」，乃是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 讓英雄像種子，有生根發芽的土壤 面對謊言與暴政，面對屠戮與白骨，面對朱門與酒肉，面對鐮刀與斧頭，你如何回應、如何選擇，決定了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在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其實真相是「兩千年不文明史」）的華語文化圈，津津有味地吃人血饅頭的庸眾與看客絡繹不絕、如蟻附膻。反之，願意為真理付出生命的勇士和英雄寥若晨星、屈指可數，而人們對他們卻知之甚少。 經濟學家楊小凱（楊曦光）在《牛鬼蛇神錄》中記載了文革時代坐牢的經歷，獄友中很多是「民主黨」、「勞動黨」、「反共救國軍」成員，由此他發現了不為書齋中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所知的「多如牛毛的地下政黨在文革中曾經非常活躍」的事實。因組建「民主黨」被槍決的粟異邦在臨刑前公開宣稱：「我反共產黨，卻不反人民，反共產黨是為了人民，人們反對你們！」並在公開處決他的廣場上對著十幾萬人高呼「打倒共產黨！」、「打倒毛澤東！」士兵用槍刺插入其嘴中，然後將其虐殺。革命青年劉鳳翔在二十歲就當上瀏陽縣縣長，後被打成右派，由此認識到毛獨裁者的本質，得出「毛澤東把我們帶向死亡」的結論，惹來殺身之禍。楊小凱寫道：「一九七○年殺他的理由完全是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共產黨政權的幾大威脅。」身為「勞動黨」成員的侯湘風，在林彪事件剛一發生就敏銳地指出：「當然是毛先想殺林，林只是不願坐以待斃，而企圖反守為攻。」中國勞動黨一案，由於四個核心人物都被殺，「這個知識分子密謀團體的很多細節也許對世人永遠是個秘密，沒有人可能全部搞清這個團體的整個故事」。 魯迅說過：「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卡繆說過：「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在二零二二年冬天的「白紙抗議」期間，一首名為《孤勇者》歌曲在線下和線上廣為流傳，聽者無不淚流滿面：「你的斑駁與眾不同/你的沉默震耳欲聾/愛你孤身走暗巷/愛你不跪的模樣/愛你對峙過絕望/愛你來自於蠻荒/一生不借誰的光/你將造你的城邦/在廢墟之上……致那黑夜中的嗚咽與怒吼/誰說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英雄可能會殉道，但英雄的事迹、思想和精神必須被記載、被傳唱、被承續。在資訊被封鎖得「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中國，小丑和奴才們你方唱罷我登場，不願為奴的抗爭者卻不為人所知——他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刻，都在孤獨和絕望中抗爭、前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若有與志同道合者相逢、相知的時刻，必定是其生命中最幸福、最快樂的時刻。因此，在此一看似積訛成蠹、比屋可誅的黑暗時代，尤其需要一部「英雄列傳」來啟發、激勵和引領人心。 不能讓英雄只能相遇在獄中。英雄值得擁有其支持者、社團、政黨乃至更宏大的生命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英雄與英雄之間必然惺惺相惜，但一名英雄未必知曉其他英雄的存在，而芸芸眾生甚至茫然不知其貌不揚的英雄就生活在他們身邊。如果說英雄像種子一樣，那麼種子必然離不開讓其生根發芽的土壤。你若成不了英雄，就成為英雄的土壤吧——「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為大眾謀福利者，不可使其孤軍奮戰；為自由開路者，不可使其困頓於荊棘。」不再對英雄冷嘲熱諷，不再對英雄冷若冰霜，釋放出一點點的善意，閱讀並轉發一兩句英雄的話語，這既是對英雄的支持，也是人們的自我拯救。 告別「資治通鑒」，迎來這個時代的「英雄史」和「英雄譜」 這片土地，正被一個什麼都沒有穿的小丑皇帝和一個比納粹更迦納粹的獨裁政黨領向「為奴之地」。若是沿用梁漱溟當年的追問——「這個世界會好嗎？」今天的答案又是什麼呢？ 聖經中記載，索多瑪和蛾摩拉這兩個城市罪惡深重，聲聞於耶和華，耶和華要毀滅這城。亞伯拉罕求問上帝，城中如果有五十個義人，也要毀滅城市嗎？上帝說：「我若在索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亞伯拉罕繼續請求，把數字降到四十五個、四十個、三十個、二十個，上帝都答應不毀城，最後上帝允諾：「如果索多瑪城中有十個義人，為這十人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今天，沒有人是亞伯拉罕，沒有人有資格哀求上帝不要毀滅這國。然而，只要我們記錄的義人（英雄）足夠多，這個罪孽深重、苦難亦同樣深重的國族，必然有重生和自由的那一天。關於義人（英雄）的人數，當年的亞伯拉罕不斷做減法；今天的我們卻不斷做加法——當我們尋找時，就尋見了。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說過：「毫無疑問，一小群有思想、有責任感的公民能夠改變整個世界。」是的，在十多億人中，這類公民雖是少數（極少數），卻如同酵母之於麵粉、星辰之於天幕，必不可少。即便他們尚未從整體上扭轉中國沉淪之趨勢，但其努力、付出和犧牲，絕非徒然。 今天，最迫切的一項工作，是打造一座通往雲端的彩虹，讓英雄彼此握手、互相激勵，更讓英雄得到民眾的肯定與支持。故而，我們借用俄國詩人萊蒙托夫的名作《當代英雄》，來命名黑暗時代的「反共英雄譜」，形成一張群星璀璨的星象圖，以證明「吾道不孤」。 「當代英雄」，就時間而言，是從「六四」到當下；就空間而言，包括中國本土、圖博、東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台灣和海外華語圈。凡是此一特定時空中的反共的抗爭者們，都是本書記錄和表彰的對象。以世代劃分，從一九二零年代生人一直到二零零零年代生人，最年長者與最年輕者幾乎相差八十歲。其中，有大學教授、作家、記者、律師、藝術家、醫生、前官員及各類專業人士，亦有學生、農夫、工人、保安、殘障人士；有一諾千金的好男兒，也有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雄；有漢族，也有其他少數族裔；有基督徒、伊斯蘭教徒、佛教徒等不同宗教信仰者。他們不是見到秦始皇出巡而激發出「吾可取而代之」野心的劉邦和項羽，不是大言不慚、鐵石心腸的列寧式的職業革命家，也不是以惡抗惡、以共產黨的方式反抗共產黨的「黑武士」。他們關注的是權利而非權力，他們有赤子之心並愛人如己。他們以思想、言論和行動等各種不同的方式展開反抗，並承受極權政府的雷霆打壓，他們無怨無悔。他們的言行和經驗值得被記錄、傳承和學習。 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寫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是他對史家的最高期許。這兩句詩分別來自兩個典故——《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宣公二年》：「魯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於桃源。趙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太史董狐直書『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以身殉史的史官，讓歷史真相被記載並代代相傳。 華人向來自詡以歷史為信仰，然而，中國的歷史卻大都為帝王將相之家史，以及充滿孫子兵法與厚黑學的「資治通鑒」。這樣的歷史不必也不能重複。要誕生自由中國、民主中國、憲政中國乃至許志永所說的「美好中國」，首先就要有一部自由的歷史、英雄的歷史、勇敢者的歷史、抗爭者的歷史。多卷本的《當代英雄：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的寫作與出版，就是這樣的一種嘗試。盼望更多的朋友們加入其中，正如作家冉雲飛所說：「我們有很多災難，不少災難可謂慘絕人寰，本該有最為發達的見證文學，卻至今沒有誕生過像經歷過猶太大屠殺後而不懈見證過去苦難的作家威塞爾，自然無法創作出像《夜》這樣不朽的見證文學。歷經苦難不能緘默，否則會變成一種繼續奴役，而要變成一種爭取自由不可缺少的精神資源，在更高層面上看，苦難就變成了自由的助產士，變成了民主之嚆矢。你不敢當司馬遷，怕去掉大勢，因為那很痛，那樣便不能享受性福生活，但你可以給司馬遷留下史料啊，讓那些焚書坑儒的人在歷史的真實里無處藏身。」 這將是一部多卷本的「抗爭者列傳」，也是一部自由人的心靈史。當然，它所記錄的抗爭者，只是滄海一粟、掛一漏萬——若要記錄全部的反共英雄，必將形成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龐大、最為浩瀚的文獻寶庫。我們竭盡所能地以公正與謙卑的心態，記錄下當代英雄的故事，有他們的存在，「中國」這個詞語就不再是地獄的同義詞，「中國」這個詞語就首先是一種責任而非一種命運。它的未來，是全盤崩潰，還是鳳凰涅槃，不僅關乎此一國族，亦關乎「世界會變好嗎」的大哉問。 所有的反抗和犧牲都有其價值，都應當被銘記。我們記載抗爭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祈願孤勇者不再孤勇，抗爭者健康、平安、幸福、將痛苦和犧牲減輕到最小、不再受苦受難、不再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價。如聖經所說，在自由的樂土上，「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日 美利堅合眾國維吉尼亞共和國費郡綠園群櫻堂 （※本文為《當代英雄：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一卷）》（主流出版社，作者：余傑）作者自序。全文轉自上報）
華為Mate 60 Pro搭載的麒麟9000S處理器將公眾視線聚焦到了國產晶元製造之上。 跑分軟體讀取的數據、第三方拆解報告等諸多線索交叉顯示，麒麟9000S是一顆7nm工藝晶元，它的產地清楚的標註這中國大陸，然而專用於生產7nm晶元的EUV早就於2019年對中國出口管制，中國的晶元代工企業只能獲取到193nm光源的DUV光刻機，且這個出口管制的口子仍在不斷收緊。日前，荷蘭光刻機製造商ASML確認，到2024年將無法向中國客戶交付DUV光刻機。 問題來了，這顆7nm晶元是如何生產出來的？ 7nm工藝麒麟9000S的出現，大致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國產EUV光刻機實現突破，另一種是晶元製造商在DUV上，採用了特殊「魔法」，變相生產出了7nm工藝晶元。 從客觀情況來看，後一種推測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前一種，這一點在《中國晶元，只缺光刻機？》這篇文章中我也提到過，我們不單純是缺光刻機，也包括它的配套，基礎研究等突破，且即便EUV光刻機完成研發，到用於商用晶元的大規模量產，這個過程也不是一兩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本篇文章，我們將著重聚焦講解用來生產28nm晶元DUV光刻機，為什麼能夠生產7nm晶元？以及順便聊一聊為什麼又說7nm，28nm這些工藝節點的命名是一個文字遊戲。為了幫助大家理解，我們先從鋪墊一下晶元製造相關的知識點，包括光刻原理、光刻流程。 01 重識光刻 用193nm的DUV（深紫外）光刻機，覆蓋的是28nm及以上工藝節點，用DUV製造7nm工藝的晶元，這聽起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商用的DUV光刻機光源的最短波長為193nm，與7nm有28倍的差距，看似無法突破，但業界確實用DUV製造出了7nm晶元，這是怎麼實現的呢？ 光刻的基本原理，紅色為光刻膠，黃色為金屬層，灰色為晶圓（襯底），圖3上方為掩膜版（網路圖片）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光刻機的原理和晶元生產的光刻流程。光刻的原理跟傳統膠片電影放映有點相似，放映電影是把圖案從電影膠片透射到銀幕上，而光刻則是將圖案從掩膜版透射到晶圓表面，從而在晶圓表面上加工出特定的圖案和線條（如上圖）。 具體來說，首先是製作光刻所需的掩膜版，這相當於膠片。這需要將晶元版圖用金屬鉻刻蝕到一種特殊的玻璃上，做出掩膜版。然後用紫外光透過掩膜版照射到下方的晶圓上。 掩膜版上的圖案（也就是鍍鉻的部分）遮擋了一部分光線，而沒有被遮擋的圖案可以將光線透過去，這樣電路圖案就轉移到了晶圓表面。而晶圓表面預先塗覆了光刻膠，被照射到的光刻膠發生化學反應，被化學溶液腐蝕清洗掉，露出了下方的晶圓，能被後續的工序刻蝕掉，從而在晶圓上加工出對應的圖案和線條。 這樣就可以一層一層加工出晶體管、金屬互連線等晶元結構。 為了加工更小尺寸的晶體管，需要縮短紫外光的波長，這樣照射在光刻膠上加工出來的線條才會更精細。 早期的紫外光的波長為436nm的g線，能加工工藝尺寸500nm以上的晶體管。隨著晶體管尺寸繼續縮小，光刻機上的紫外光源的波長縮短到了405nm的g線和365nm的i線。當晶體管工藝尺寸縮小到了250nm以下，對應需要紫外光源的波長縮短到248nm和193nm，也就是深紫外光（DUV）的範圍。 02 「7nm」的文字遊戲 其次要和大家強調一下，晶元製造商工藝節點的概念，也就是7nm、14nm、28nm等等，是晶圓製造廠為了標識晶元加工技術所起的一個名字或者規格。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工藝節點是晶元廠能實現的晶體管柵極最小長度(線寬)，簡稱柵長。但是現在的7nm工藝節點不真正等於數學上的7nm，在7nm工藝晶元上的每個晶體管尺寸都遠大於7nm，「7nm」只是一個「標籤」。 7nm之所淪為一個標籤，離不開20世紀90年代以來半導體製造商制定的命名規範。 按照摩爾定律和登納德縮小規則，每過一代柵長就縮小為上一代的70%，如果上一代晶體管的柵長是1微米，那麼下一代是0.7微米，這樣每個晶體管的面積剛好減半，或者讓元件數量翻倍。 到了2005年，半導體製造廠發現，柵長無法按照每代減小為70%的節奏繼續縮短，因為柵長越短，漏電流就越大，晶元過熱問題就越嚴重。可是業界已經習慣了每次升級就乘以0.7的做法，於是半導體製造商不管下一代的柵長是否能縮小為70%，就直接將上一代工藝節點乘以0.7作為新的工藝節點，所以我們有了32nm、22nm、14nm、10nm、7nm等工藝節點名稱。 台積電的7納米工藝：CPP=57nm，MMP=40nm（網路圖片） 既然工藝節點無法真實地反映晶體管尺寸，那麼業界用什麼尺寸來表示晶體管大小呢？實際上，業界會用工藝柵間距（CPP）和金屬間距（MMP）用兩個尺寸來共同表示（如上圖），它們相當於一個長方形的長和寬，二者的乘積決定了晶體管的面積。例如，台積電的7nm工藝柵間距（CPP）等於57nm，金屬間距（MMP）是40nm。三星也差不多，這兩個數據分別是54nm和36nm，都遠遠大於半導體製造廠所標稱的7nm。 主要晶元製造商在不同節點上，對應的晶體管密度，英特爾、台積電和三星10nm節點，對應每平方毫米上的晶體管數量分別為106萬、53萬和52萬。 過去英特爾比較實在，習慣用溝道長度（比柵長小）來定義節點，有說法是為了緊扣摩爾定律，不論原因如何，命名上總比競爭對手們吃虧。 網路圖片 比如，英特爾的10nm，晶體管密度比台積電和三星的7nm還要多（如上圖），但從營銷的邏輯來說，別人都說7nm，英特爾說自己是10nm，吃了個「沒文化」的虧，所以後來英特爾也跟著對手們，改用intel 4、intel 3這樣的節點命名方式。 上面闡釋的這些，只是想告訴你，節點的命名，就是一個文字遊戲，7nm工藝對應的最小金屬間距在36nm-40nm左右。 有了這個認知，我們就可以來講講前面提到的193nm DUV光刻機，和要製造的7nm晶元之間的關係。或者這樣說，DUV生產7nm晶元，實際上是利用193nm光源的光刻機，生產金屬間距36nm-40nm的晶元。 193nm光源，和36nm的金屬間距中間，差5倍左右，如何跨越這個差距？這裡就不得不提DUV乾式光刻機到DUV浸沒式光刻機的迭代了。 DUV光刻機的光源波長雖然為193nm，但是光在水中會發生折射，波長則會縮短。193nm的紫外光在水中的折射率為1.44，波長為134nm。根據這一原理，林本堅在1987年提出了浸沒式光刻，即在晶圓表面和透鏡之間增加一層超純水，讓紫外光折射，從而將波長降低為134nm，2003年荷蘭的ASML基於這項研究，第一個實現了浸沒式光刻機。 從DUV乾式光刻機到DUV浸沒式光刻機，從193nm光源波長到134nm波長的紫外光，這與36nm的金屬間距的差距再度縮小至4倍。 03 多重曝光搞定「最後一公里」 浸沒式光刻機的出現，再次縮小了和「7nm」工藝的差距，但行業仍無法直接用這種光刻機加工出大家口中的「7nm」晶元，如果晶元製造商真要製造傳聞的7nm麒麟9000S，雙重曝光和多重曝光必不可少。 為了解釋雙重曝光技術，讓我們舉一個照相的例子。假設你是一個攝影師，要拍攝一幅運動會隊列的照片，這個隊列只有20個人，按照2米的間距站開，顯得非常稀疏，怎麼拍出40個人的感覺？你有一種解決方案，先拍完第一張，然後再讓每個人平移1米，拍出另一張，隨後通過軟體，將兩張照片合成在一起。 雙重曝光技術也可以如法炮製。使用一組掩膜版，加工出間隔134nm的線條，再使用另外一組掩膜版，平移一段距離加工出另外一組間隔134nm的線條，二者組合起來，就有了間隔67nm的線條，這距離36nm又前進了一步。從22/20nm開始，業界開始導入雙重曝光技術。 為了實現雙重曝光技術，業界開發出了LELE法（光刻-刻蝕-光刻-刻蝕），它需要塗兩次光刻膠，曝光兩次，第一次曝光在硬掩膜上複製圖形，第二次曝光在光刻膠上複製出最小線寬圖案。但是由於使用兩次曝光設備，大大推高了製造成本，花費的時間也更久。要知道光刻占整個製造時間的50%左右，增加一倍的曝光會大大延長整個製造時間。 為此，業界又開發出了效率更高的自對準雙重圖形化法（SAPD），這種方法將兩次塗光刻膠減少到了一次，它利用化學氣相沉積（CVD）技術將氧化硅沉積在第一次塗的光刻膠周圍，自然地形成了對準後的加工位置，從而能實現第二次圖形加工。 有了這些技術，雙重曝光就能加工出67nm的金屬間距，不過這距離36nm還差了兩倍，怎麼去突破最後的這2倍的差距？ 有一個簡單粗暴的方法，就是再做一次雙重曝光，總共做四重曝光，就能再一次將67nm減半，加工出最小34nm的線條，剛好符合加工7nm所需的36nm的金屬間距。 不過這個方法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曝光時間是單重曝光的4倍，需要製備更多的掩膜版，每次曝光都需要更多的配套工序（光刻膠塗覆、軟烘烤、對準、顯影、甩干、硬烘烤、圖形檢測等），所需的全部製造工序從幾百道增加到上千道，大大增大了製造的時間成本和物力成本。此外，曝光時間的增加會使鏡頭髮熱增大，溫度升高又會導致鏡頭光路變形，套刻精度更難以控制，與之匹配的薄膜和刻蝕工藝難度也大大增加。還有，以上的計算沒有考慮數值孔徑（NA）對光刻精度的影響（這部分不涉及多重曝光的理解，故本文不對套刻精度、數值孔徑詳細展開）。為了提高數值孔徑，還需要把鏡頭做得更大。 基於多重曝光技術，台積電於2016年6月開始用DUV生產7nm晶元（N7），三星則於2018年開始用DUV量產7nm晶元（7LPP）。至此，用DUV實現7nm工藝才成為現實。 一句話總結，雖然可以通過多重曝光的手段，利用193nm光源的DUV，生產7nm晶元，但時間、材料、人力成本都會大大增加，且由於工序極大的增加，良率也會受到影響。 作為對比，EUV的波長只有13.5nm，一次曝光就能做出7nm晶元，只不過EUV吊足了晶圓廠的胃口，直到2020年才正式在5nm工藝上使用。在此之前GlobalFoundry失去了耐心，宣布由於高昂的成本停止7nm技術的開發。 04 DUV能突破5nm工藝嗎？ 不過，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 除了多重曝光技術，用DUV加工7nm工藝還需要很多技術的配合才能實現，包括相位移模板（PSM）、離軸光照、光學臨近校正（OPC）、優化光圈和光刻圖形（SMO）等，這幾項技術催生了一門新的子學科：計算光刻。它所需的龐大數據使得英偉達的GPU晶元也成為了計算所需的工具,其推出cuLitho軟體加速庫，宣稱可以將計算光刻的用時提速40倍。 之所以需要計算光刻，是因為當掩膜版上的線條變得很小時，紫外光通過掩膜版時會產生偏差，讓光刻圖形畸變。為此研究人員想到了一個方法，預先計算出掩膜版上可能的畸變，從而逆向地設計光刻所需的掩膜版的最佳形狀，提前抵消這些畸變，這叫做逆向光刻計算，而這需要非常龐大的計算量，普通的計算機根本無力承擔，研究人員不得不使用超級計算機和雲計算。 與此同時，研究人員又將人工智慧的機器學習演算法應用到計算光刻上來。新一代的卷積人工神經網路被應用於光刻工藝模型、掩模優化、SEM數據處理等方面，而訓練數據又需要龐大的GPU晶元組。除了器件層面的優化，研究人員甚至還將電路設計中要考慮的因素也融入到器件製造中來，在電路設計階段就考慮對製造和光刻的影響，這叫做DTCO（設計與工藝技術協同優化），而這又需要EDA廠商升級演算法和軟體。 可以說，為了讓DUV能製造出7nm工藝晶元，業界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下一步如果繼續採用DUV製造5nm工藝晶元，四重曝光也不夠了，需要6-8重曝光，以及更多的掩膜版，更長的光刻時間，更高的物力成本，這已成為不堪忍受之重。所以5nm晶元出來時，剛好EUV光刻機也準備好了，才將業界從繁瑣的多重曝光下解脫出來，而7nm工藝也成為目前業界使用DUV製造出來的最後一代工藝。 關於作者： 《晶元簡史》 作者：汪波 2023出版 ，*作者汪波博士是晶元研究專家，科普作家，在華為公司、法國里昂納米國家實驗室和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有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學經驗，著有《晶元簡史》、《時間之問》和《時間之問·少年版》，其中《晶元簡史》入選2023年「南國書香節」十大好書榜，探照燈好書、第三期「新發現·科普書單」、百道網2023上半年影響力圖書、中國傳媒出版商報2023二季度影響力書單。 （全文轉自36氪，原文已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