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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7 日
贵州省先后落马的省委书记不是靠”脱贫”发财，就是对脱贫造假。而包括三位落马贪官在内的前后十二任贵州省委书记里，居然产生了总共七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前腐后继的贵州省委书记们》中介绍了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如今正在秦城监狱里等着他贵州省委书记岗位上的晚辈孙志刚同志的到来。 与孙志刚亲属有交往的人士介绍说，虽然因为经济犯罪进了监狱的中共大小贪官中的大部分都不会服满所判刑期，未等服满一半刑期即恢复自由之身者也大有人在，但不幸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大贪官们反而很难享受到减刑，特别是大幅度减刑的待遇。一是因为公安部监狱，确实管得太严，二是因为这些大贪官们入狱之后也很难有所谓“重大立功表现”。 以无期徒刑的孙志刚的为例。众所周知，中共政权的“无期徒刑”和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的“终身监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照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条目：无期徒刑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刑。减刑幅度为：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罪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三年，起始时间应当自无期徒刑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此说来，200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刘方仁，理论上最早可以在2017年恢复自由之身。但事实上因为他没有所谓的“重大立功表现”，同时也因为没有“积极退赃”，所以2007年下半年才被从无期徒刑“依法”减为22年有期徒刑。从改判22年有期徒刑至今，虽说也已经服刑了16年，但期间只被减刑1年。所以他刘方仁的秦城生活应该还会再持续数年之久。 如上与刘方仁亲属有接触的人士曾告诉笔者，虽然秦城监狱里的大贪官们获得减刑的机会反而比普通监狱里的中小贪官们难了许多，但具体到刘方仁，至今只被减刑1年，更有一层家属不愿配合继续退赃的因素。 在中共司法处理大小贪官的具体操作上，无论是所判刑种和刑期，都和退赃是否积极，以及是否能够全部退赃有直接关系。未能全部退赃者，日后在服刑期间甚至不能享受使用私人款项在狱中购买生活必须品的待遇。因为理论上讲，其所有私人款项首先是应该用于继续退赃。而在服刑期间继续退赃者，则是“确有悔改表现”的最有力证明。 但是，刘方仁当年在位期间的所有受贿款项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没有令自己家人受益，而是花在了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那个发廊小姐郑四妹身上。所以，落马之后的刘方仁居然因为“囊中羞涩”而无力完成退赃指标。入狱后，倍感受辱的原配夫人当然不会替他凑钱继续退赃，而他的儿子更因为父亲与发廊妹的“爱情故事”感觉“丢不起那个人”，从此拒绝往来。可怜刘方仁受刑前“以权谋私”的作为之一就是为他的易姓儿媳大搞利益输送，受刑之后儿子却不愿为老爸早日恢复自由之身而出资半毛钱。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我们本专栏曾经详细介绍过的中共前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在接受中纪委调查阶段即已经在夫人和女儿的全力配合下“退还全部违法所得”，但却没有获得从宽处理。 回过头来继续刘方仁的话题。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当年刘方仁在被宣布双开之后，未被判刑之前，中共新华就迫不急待地播发《贪财好色 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落马”始末》，其中的小标题之一是《就这样拜倒在发廊妹的裙下》，说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省委书记，竟会勾搭上发廊妹，上演了一出发廊里的‘爱情故事’”。 更讽刺的是，这位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还是中共政权“法德兼治”口号的首创者。通常都是晚上和发廊妹睡在这个发廊妹的另外一个姘夫陈某亲自安排的高级酒店，白天则在人大常委会或者市委常委会议上高谈阔论共产党人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情操如何高度统一的“理论探讨”。他当时的著名论断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依法治国，也需要依靠人的道德自律。‘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德治国’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与德治缺一不可。” 好一个“有耻且格“？难怪当时的刘方仁的如此一番理论很快受到了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的注意，并嘱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和副主任王沪宁在”法德兼治“问题上做好理论功课。 继而，正是在刘方仁的“‘以德治国’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启发下，江泽民于2000年6月召开的那次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德治”概念，继而又在次年1月的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提出所谓“以德治国” 方略，声称”‘法治、与’德治‘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 。” 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刘方仁首创的所谓“法德兼治”十分重视，把如上江泽民的讲话内容稍作修改，称之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从此成了习近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所以在中共内部早有人揶揄说，虽然说刘方仁确实是因为太过缺德才进了秦城，但仍然还得承认他是中共政权“法德兼治”理论的“创始人”。如今他刘方仁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不予减刑，就是担心他一经恢复自由便会就“法德兼治”理论向江泽民和习近平讨要“专利权”。 说刘方仁是因为太过缺德才进了秦城，主要还不是因为他在位期间与发廊妹之间演绎出过“爱情故事”。在这个问题上，用中纪委办案人员的话说，只不过是女方的“社会地位”过低，中央领导人都惊讶他刘方仁身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如此“不挑不拣”。 而与其他贪官相比，刘方仁当年最缺德的行为是大发“扶贫”财。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提及了2004年05月18日及日后几天，一票中国内地网站竞相转载了《贪官“军团司令”：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书记》一文，文章开篇就介绍了有着贵州“贪官军团”司令之称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带领”着一大批贪官，在“贪”途努力地开垦着。在这个贫瘠的西南省份出现这么多贪官，且经济数额巨大，令人触目惊心……。 众所周知，贵州省的人均收入长期处于全国倒数第一。刘方仁主政贵州期间，曾经在多种场合誓言让贵州脱贫，2002年的夏天，刘方仁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曾吹牛说他本人1993年刚刚上任时，面对的是1000万贫困人口，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以及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到1999年底，已经有了713万人越过了温饱线，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例也由35%下降到10%……。并在此基础上拍胸脯说“我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干好一天，到2010年，全省农村实现小康！” 但事实上当时的刘方仁经济犯罪的主要进项就是大大小小的“扶贫项目“的承包人的贿赂款，谁给他进贡进得多，谁给他的儿媳送钱送得多，谁就能够”中标“国家甚至世界银行专款资助的”扶贫“工程或者获得巨额扶贫贷款。 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了刘方仁之前的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和闫明复日后都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而刘方仁在2002年落马后，贵州省委书记先后经历了钱运录、石宗源、栗战书、赵克志、陈敏尔、孙志刚、谌贻琴和目前在任的徐麟等7人。7个人里竟然有5个都先后晋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贵州的脱贫，不但没有在刘方仁吹嘘过的2010年完成，又过了整整十年，到孙志刚在位时的2020年底，才对外声称“即将全面甩掉了贫困省份的帽子“，但立刻受到了国内外，特别是贵州省境内官民们的强烈质疑。 日前孙志刚被宣布“接受调查”之后，海外时评人岳山撰文总结了孙志刚落马的可能原因。并认为“孙志刚是帮习近平完成脱贫造假的‘功臣‘“。 岳山认为：要说孙志刚在贵州的最大“政绩”，应该说是帮助习近平完成了全国脱贫攻坚的关键一步，但事涉造假。按中共官方自己的说法，贵州是所谓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孙志刚在贵州主政五年的主要任务是“脱贫攻坚”，2020年11月20日他在卸任省委书记的全省干部会议上声称，贵州“即将彻底撕掉绝对贫困标签”。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全部实现脱贫。随即中共官媒宣布，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当然，脱贫造假虽然可能不是习近平亲自指使，但为了完成习近平2020年底实现全国脱贫的“硬指标”，孙志刚当时的造假作为即使被举报到习近平那里，肯定也不会成为孙志刚如今被追查的主要原因。 本月初笔者在本专栏发表的《贵州省委前书记孙志刚突然被查的前因后果》一文中已经揭示了孙志刚此次被查的起始原因只能从两个角度追索，一是陈敏尔前大秘颜伟在中纪委专案组“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威逼利诱下所交待的孙志刚妻子的巨额索贿；二是孙志刚本人在贵州担任政、党一把手期间，是如何“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关于这个颜伟，笔者今年6月19日在本专栏发表的《蔡奇意外上位，五年后的陈敏尔还有戏吗？》一文说曾介绍过“另外一个曾被认为直接影响陈敏尔‘入常‘的因素就是他对自己秘书颜伟的错误重用。” 颜伟是1973年9月生人，比陈敏尔年轻13岁。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当时陈敏尔主持的浙江省委宣传部任职。陈敏尔调贵州后，颜伟追随前住，先是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正处长级)，继而升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官至副厅级。 陈敏尔升任贵州省委书记后，又于2017年4月将颜伟提升为贵州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官至正厅局级。是当时贵州省最年轻的正厅局级干部。 2017年7月陈敏尔调任重庆市委书记，3个月后进入中央政治局，随又将颜伟调到身边，委以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持常务工作的副厅长。两年后又将他安排为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自此，重庆市委内盛传即将在二十大上“入常”的陈敏尔已经在着手培养自己重庆市委书记的接班人了。 2021年初，海外传出了时任重庆市长唐良智揭发颜伟替陈敏尔收受巨额贿赂，颜伟被中纪委抓走的消息。虽然此消息至今仍没有得到证实，但此消息出来之前，颜伟已经被从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兼重庆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的位置上降为“国企领导人”，被宣布担任重庆保税港区开发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充其量是个副厅局级。所以当时的重庆市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地强调了一句“正常人事变动”。更证明这个颜伟已经在仕途上栽了跟头。 孙志刚被宣布“接受调查”之后，本来已经于去年底被中纪委官员当面告之“结束调查”，可以回去上班的颜伟今年4月间还在重庆市政府会见过外商，但最近有传闻说已经被再次要求“配合调查”，而且是被孙志刚专案组请到了江西省会接受问讯。因为孙志刚本人也是被押解到这里名曰“异地留置”。 暂时无法得到证实的说法是，我们在本月初的《贵州省委前书记孙志刚突然被查的前因后果》一文中所开列的那一长串近期内先后落马的贵州省副厅局级以上级别贪官中，有好几个都是涉嫌向孙志刚本人或者孙志刚妻子花钱买官，而居间的牵线人就是当时已经在重庆任职的颜伟。孙志刚和妻子伙同颜伟在贵州省大肆卖官鬻爵的犯罪行为不但已经牵连到了陈敏尔，甚至连孙志刚贵州省委书记的接棒人，如今已经是国务院国务委员的谌贻琴都难脱干系。更多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了巩固军权，上台以来一边整肃军队，一边以军改之名从地方夺去武装力量的控制权。习近平缴了地方诸侯的枪，也许防了政变，却给救灾这类地方事务留下问题。 “戎装常委”变迁与习近平“缴枪” 9月6日，中共官方宣布，张弓少将接替周河任广东省委常委。今年7月，张弓已接替周河任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张弓是最新获任命的所谓“戎装常委”，这是中共官场很特别的职位。 所谓的“戎装常委”是中共各省级党委领导班子内的军方代表，一般由各省军区政委或司令员担任。按照官方的说法，其主要作用是“加强地方与军队的沟通”。反过来，省委书记也是名义上的省军区第一书记。这两个职务的设置，目前形式仍然沿续，但实际上有所变化。 “戎装常委”设立始于2007年，当时是胡锦涛掌军，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他被前任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两名亲信——徐才厚和郭伯雄架空。当时“戎装常委”的出现，其实是地方诸侯从中央瓜分军权的表现，体现出胡的弱势。 2016年年底大陆14个省级地方政府开完党代会时，各省常委名单中无一“戎装常委”。直至2017年底和2018年初再度集体回归，到2019年初全部到位。 这期间，习近平透过军改，将地方首长对军队的权力收回，“戎装常委”所主管的省级军区的实际权力也被掏空。 首先，在军改前，中共七大军区各辖若干集团军和省军区；军改之后，大军区撤销，集团军划归陆军总部领导，省军区则归属新组建的军委国防动员部管理。 其次，省军区职能和机构缩编。除北京卫戍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保留在陆军野战部队序列外，其他省级军区已经裁撤了参谋部、政治工作部、装备部和后勤保障部，实务掏空，成为一种协调机关。省级军区原有的海防部队也全部转隶陆军。 习近平要重整省级军区和“戎装常委”，明面上的理由可能是反腐需要。因为郭伯雄、徐才厚掌军时，各省级军区的戎装常委是他们两人卖官的重灾区。省级军区人浮于事，很多戎装常委天天盘算如何“盘活”省军区所属土地，与开发商进行对接发财。许多军用土地被以“置换”的方式用来开发军产房，再低价销售。地方军区还打著拥军旗号，不时向地方政府要钱要项目要土地。 过去的“戎装常委”由于同时受省级一把手领导，且省军区有成套人马，容易被有野心的地方主政者所拉拢，共谋大事。传闻涉政变的薄熙来，就曾在重庆召集成都、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重庆警备区参与进行士兵演习。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原四川省“戎装常委”、军区原政委叶万勇均因深度卷入了薄氏政变而落马。 在省级军区中，习近平还直接控制了北京卫戍区。军改前，北京卫戍区属北京军区建制，同时是中共北京市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兵役工作机构，受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军改后，北京卫戍区收归习近平直接控制，直属中央军委。 习近平的另一收权动作是将武警收到军委，过去武警由地方政府使用，领导体制为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地方无权调动武警部队。 省级军区的预备役部队管理许可权也被陆军统一收回。2020年6月，原本由“军地双重领导”的预备役部队也改为由中央军委，习近平进一步侵蚀地方政府的涉军权力。 重整军权影响“救灾” 习近平透过军改重整军队，并进一步强调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保证军权不旁落。这当然是吸取了胡锦涛的教训。胡温时期，郭伯雄、徐才厚实控军队，但他们只听前党魁江泽民的，没把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放在眼内。 胡锦涛和温家宝经常在灾情最严重时到灾区，这是和习近平时代最大的不同。但还有一个与习近平的不同，是胡温竟然出现无法调动军队救援的情况。 2008年汶川地震，温家宝在灾区打电话调动军队受阻，气得摔电话。后来有中共军委总参谋长陈炳德在题为《忆汶川大地震救灾的日子》一文披露，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的三天时间里，军方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军委首长”（江泽民）的批准。 习近平全面收拢军权之后，解决了地方军政勾连问题，掌控了调兵权，军队只听他指挥。但却留下了另一隐患，就是在抢险救灾部分。 过去的省级军区有成套架构，独立性较强，且有实权，同时往往因为与地方有利益勾连互动，地方需要救灾时也能马上行动，除非军政关系闹掰。 习近平进一步卸掉了地方政府的权力，所有的武装，哪怕就是作为准武装力量的预备役部队，都收到中央军委。预备役部队是以退役军人、民兵为基础、少数现役军人为骨干，战时能够迅速转化为现役部队。在改编前，预备役虽然受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但实际上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养，向来也承担抢险救灾等地方工作。习近平收权的同时，也削弱了这支武装力量参与社会救灾抢险的功能。 现在省军区归属新组建的军委国防动员部管理，且手头没有什么人马，而掌军大队人马的各战区则要听习近平的指令行动，即便灾情危急，也要层层请示，习近平不一定能第一时间处理。加上习可能认为军队要用来打仗，根本不想军队参与救灾抢险，故此往往军队行动会迟缓。由军委领导的武警部队也一样。 今年7月底8月初，华北、东北先后爆发洪灾，中共七常委躲到北戴河休假，直到8月17日开常委会时，却声称“解放军、武警部队紧急驰援”。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事实上，7月底8月初河北洪灾最严重时，民众被洪水围困命悬一线，从流出海外的影片和海外媒体采访可知，军人介入较少。即便从官方报导看，看到最多的是民间救援队。 《河北日报》8月4日报导也显示，第一时间赶往河北灾区支援的主要是民间救援力量。据报，保定涿州发生汛情后，蓝天救援队、公羊救援队等近百支民间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保定涿州等地。初步统计，共有270馀支队伍6811人参与涿州现场救援，其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1487人，综合性消防队伍1317人，森林草原消防队伍200人，社会力量3636人，中国安能171人。 前述报导显示，军队和武警参与的只有较少的一部分。 过去中共军队，被作为抗洪的主要力量。胡锦涛时期，官媒的报导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全力抗洪救灾”，是全军、全力抗洪；另一报导是“解放军指战员、公安武警消防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现场抗洪抢险”，军方排在前位。 习近平时代，官媒报导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冲锋在前，解放军、武警部队紧急驰援，中央企业和社会力量勇挑重担。”意思很明白，军方只是“驰援”，要靠社会力量“勇挑重担”。 习在洪灾期间都不去灾区视察，可能是怕暗杀。但习从机制上使军队保守支援以及延缓支援，是有意之失还是见死不救呢？ “亲自指挥”与“救灾”摆拍 8月初的河北洪灾中，从官媒披露的信息看，地方与军队在“合作”上关系微妙。 据《天津新闻联播》消息，8月8日，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长张工分别与中部战区司令员黄铭、政治委员徐德清，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朱文祥一行到静海区大清河右堤检查会商天津市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报导提到，陈敏尔、张工代表天津市委、市政府和中部战区部队和武警官兵“表示衷心感谢”。陈敏尔还吹捧军方能够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听党指挥”。黄铭、徐德清则表示，将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朱文祥也有类似表态。 8月5日，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与北部战区中将副司令员付国强一行就共同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进行会商。许勤、梁惠玲吹捧北部战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云云。 这些间接捧习的官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军方参与救援，全靠习的所谓“亲自指挥”和“重要指示”，而陈敏尔作为地方大员，即便是政治局委员，也只有感激的份。 中共军队救灾不力，却占据官方救灾的新闻画面。当洪水逐渐消退后，大批军警涌入灾区，进行各种摆拍、伪造救灾现场，被网民一一拆穿。 8月7日，中共军网宣传军人在抗洪一线救灾的图片，齐胸的“洪水”几乎静止状态，一群士兵却装模作样的站到水中充当“人墙”。 网传的一段影片中，一群军警在郊外的一片平地上，伪造扛沙袋固河堤的场景。拍摄现场的民众说：“哎……啥都能造假啊。” 8月5日，洪水退下，河北武警部队全面接管当地灾区维稳，民间救援队被要求撤离。有涿州市民披露，官方害怕灾区真相曝光，怕民众抗议。之后，河北确实发生了多起灾民抗议官媒造假宣传，以及补偿不公的事件。 中共党卫军本质大曝光 今年的河北洪灾，当局人为泄洪保政绩工程雄安新区，水淹涿州制造人祸，已饱受诟病。其实中共治下的历次天灾，都有人祸的因素。而尽管军方在救灾方面不力，但在参与维稳方面，却很卖力，是习近平口中的“备战打仗”之外的另一要务。 习近平在2022年两会曾要求，除了全军抓紧“备战打仗工作”，军队要协助地方维稳，并及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比如2022年上半年上海的新冠疫情大爆发，当局封城时，就有来自陆军、海军、联勤保障部队所属7个医疗单位进城，变相武装接管上海。军队介入，可能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掩盖大量死亡的实情，因为军队是有火速处理尸体的机制和设施的。 中共军队、武警，还有预备役，全部收归习近平控制，全面转入备战，兼介入维稳，参与对人民的镇压；同时在过往全力参与的救灾抢险方面却退缩，在机制上反应缓慢。这是中共武装力量的党卫军本质的大曝光。 但这并非说习之前的领导人如何爱民，只是他们更善于表演，做秀，以掩饰党的阴暗本质，就像邓小平为保党搞“改革开放”，一度为中共遮盖人权劣迹一样。而中共到了习近平时代，阴暗处全部都掩盖不住，干脆也懒得演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英国勋爵阿克顿的这句名言，证之中共，亦绝对适用。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两周多未出现在官方媒体，虽然在他今年3月当选防长后，也有过两周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然而，根据报道，他上周本应造访越南出席中越年度防务会议，和越南国防部高官会面，但中国政府突然以“健康”为由，告知越方李不出席会议。由于前段时间被免职的外交部长秦刚在十多天没露面后官方亦对外宣称其“健康”有问题，此报道一出，让人联想李是否和秦刚一样，是“被生病”，实则被军事当局调查，可能涉腐。 李尚福、魏凤和遭火箭军腐败案牵连？ 我从北京消息灵通人士也得知，李尚福问题严重，正在配合调查，同时正处于隔离审查的还有李的前任，三月离任的前防长魏凤和。两人均涉火箭军高层的贪腐案。今年7月，当局解除了火箭军司令和政委两位高级将领的职务，但没有公开说明原因。有关火箭军高层腐败的传闻此前就不胫而走，据悉习近平正在大力整顿军方高层，多个从火箭军系统出来的军方高官被带走接受调查。 如果李尚福与魏凤和这前后两任防长受火箭军高层腐败案牵连，也不奇怪。李长期在解放军装备部门工作，也曾任职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装备部门掌管中国军队的武器采购，是解放军最肥缺的部门之一，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部门。战略支援部队和火箭军有业务交叉。魏在做防长前，亦做过火箭军司令，一个说法是，火箭军高层的腐败案就是由魏的离任审计引出的。 解放军高层的腐败已不新鲜。十九大期间，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军委总部和多个战区的高层先后被查，不过，假使李涉贪腐，还是有相当的震撼性。因为郭、徐二人虽职务比李高，但他们是在卸去军职后才落马的，魏也是在离任后因审计出问题的，而李正在任上，且接任防长只有半年。更重要的，是李乃习在二十大后提拔重用的。二十大习一手遮天，在党政军各关键部门和权力中枢——政治局任用自己的亲信，本来是想用得放心，不料前有外长秦刚过不了男女关，传出婚外情；后有防长李尚福过不了金钱关，传出腐败。二人还都是国务委员，属于副国级领导人，这和一般的部长出事性质有些不同，说明习的用人大有问题，起码对高级干部的审查工作没做好。 腐败是中共之癌，无法根治。毛时代由于物质相对贫困，腐败更多是一种制度性的特权腐败，即腐败以特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毛之后的改革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一部分特权腐败还保留，尤其在高层，但腐败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权钱交易，官员用手中权力换取各种非法利益。中共此时段腐败之严重，从习近平上台后落马官员的数量可见一斑。根据当局的披露，在去年二十大前，立案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当中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前成员郭、徐以及孙政才。二十大后到现在，又不到一年，有42名中管干部被查，其中两名正部级。这些官员遍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群团、国企、高校、宣传、政法、金融、体育和医院、军队和武警等各领域和系统，每个省市都有主要领导干部落马，很多地方和部门还是塌方式腐败，一锅端，前仆后继。 习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如果说江、胡时期因高层反腐不力，导致腐败猖獗，还有可解释的原因，习上台后即展开大规模、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也查处了相当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从二十大后的落马高官来看，数量并未减少，此中根子，就在于不受约束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每一级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除了受上级的弱监督，在同级内部和管辖的领域，几乎拥有绝对权力，制度形同虚设。一个理想、道德和主义都虚无的时代，唯有权力、利益和金钱才是实在的，满足感官欲望的。因此，作为一种理性动物的中共官员，不把权力用到极致、想方设法贪腐才怪。 这并非是要对习发动的反腐一棍子打死。虽然习的反腐颇多让人诟病之处，但公允而言，反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说相当大的效应——无论对习个人抑或这个党。假使习也像江、胡那样温吞吞地去打贪，可以想见，今天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在腐败上乌烟瘴气的国家。习至少抓了一、二百万大小贪官——这其中几乎没有几个是冤枉的，若严格按照当局文件上定义的腐败来说。这使得众多想贪腐的官员，在此种严厉的反腐运动面前，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大搞腐败，在起了贪腐念头前，会先想想有无可能被抓，也许很多“胆小”的官员就此真的收手不敢去贪了。 既如此，二十大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官员被查？这就要说到中共腐败的“存量”。如果以十八大为时间线划为前后两个阶段，十八大前的腐败可称为“存量腐败”，十八大后的腐败则为“增量腐败”。“存量腐败”的意思，是指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国由于高速发展和党纪松弛而积累的腐败，这个数字无法精确计算，但以中国官员之多，每个官员多多少少都有腐败嫌疑，上到庙堂之上的权力寡头，包括习自己，下到不入品的芝麻村官，估算起来几千万是有。“增量腐败”是指十八大后还在大搞腐败的官员，用当局的话说，仍“不收敛、不收手”的。过去十年所抓的一、两百万大小官员，他们的腐败行为多发生在之前的30年，在这十年里，确有很多官员因“不收敛、不收手”而被查，但绝对量要比前30年少很多。特别是最近几年被抓的官员，在现职务上还在大搞腐败的不多，问题多半发生在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前，有些退休二十多年还被倒查的。 反腐是习维系权力威吓和官员忠诚的手段，所以当局强调，反腐永远在路上，习也不会改变反腐的模式，减轻反腐力度，这样，一个官员很可能要为他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腐败行为买单，从而对当局来说，要抓的官员仍然会有很多，总数量或不会比十八大前少。 反腐浪潮席卷亲信，习脱不了干系 然而，习透过反腐让官员提心吊胆、对他臣服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他自己会产生一种政治和道德的风险。原因在于，既然官员人人都免不了腐败嫌疑，这种对过去历史的倒查，每个官员都有可能会被牵连到，理论上除习外的所有官员都是不安全的，包括中南海习的政治盟友。而当某个官员在被查后，为了减轻刑责，会供出其他官员，习的亲信就可能被牵连进去。李尚福大概率是当局在查火箭军高层案子的时候被某个官员供出的。 这对习意味着什么？假如二十大后被查处的高官与他没有直接的派系色彩，即便再多，当局还可自吹，习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官，不放过每个腐败分子。可是，眼看着一手提拔的两个国务委员，在半年时间内先后出事，当局再怎么辩解，习都脱不了干系，党内会质疑他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 秦刚的下台已冲击到习二十大组建亲信班子的合法性，倘若再来一个李尚福，人们特别是党内怎么相信习和他的权力班子有能力带领中共去挑战“惊涛骇浪”，像习宣称的引领中国走向复兴？因为你的权力班子成员本身就在制造政治的“惊涛骇浪”，从而对习所剩不多的政治权威构成又一次打击。 问题还没完，“存量腐败”的窟窿之多，让习防不胜防，今天是国务委员触生活作风和腐败的雷区，明天可能轮到某个政治局委员触别的什么雷区。在所谓反腐败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这并非不可能出现，它是由权力不受控制和习的反腐模式共同决定的。人们就等着看戏好了，它有可能毫无预警地突然上演，也有可能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这几年有关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就是”债务风险”，近三年两度掀起讨论热浪，主角均是中国房地产超霸恒大公司，华尔街关注的重心就是恒大破产后的债务风险是否会外溢。今年从8月中旬恒大在美申请破产之后之后的热议持续了约20天，《华尔街日报》9月8日那篇《人人看空中国，但债券投资者除外》按了暂停键，该文称恒大债务风险不会外溢，因为许多中国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与美国国债之间的收益率差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投资者认为，虽然中国经济放缓，但不会严重到令这些公司无力偿还债务的地步。恰在此时，《中国新闻周刊》于9月6日刊发一篇《70万个村庄，欠了9000亿？》，海外一些自媒体以为这是重大新”新闻”，立刻又延伸至”中共即将垮台”这个老话题。 村级债务是积年沉疴 其实，村级债务问题算是积年沉疴，多年来也不断有文章谈到。 按时间先后排序，以下几篇很有代表性： 贺雪峰：《解决村级债务刻不容缓》（2015年10月28日） 梁晓飞、刘良恒：《越是“明星村”，负债越严重？》（《半月谈》，2019年5月13日） 邵海鹏，《村级债务已达9000亿！“小村大债”怎么来的？如何拆弹？》（第一财经，2023年3月8 日）。 梳理这几篇文章，村级债务的形成一目了然： 1、债务分新旧，成因不同。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国村级债务规模为4000亿元。 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达130万元。 根据上述文章采访三农专家们，村级债务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1990年代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间村集体形成的债务，被学界称为“传统村级债务”或“旧村级债务”，为4000亿。这部分税费改革前形成的旧村级债务，部分是因收缴税费导致的债务，部分是村集体为完成上级的经济考核任务而举债兴办集体企业形成的。除了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借贷之外，还有向村干部与村民借贷的高息借款。另一类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形成的新村级债务。村庄建设导致的建设性债务是新村级债务的主要来源，项目制则是新村级债务产生的制度背景，笼统计算，2019年的9000亿减去2006年以前的4000亿，新村级债务约为5000亿。 2003-2023“建设新农村”花费巨大 说起来，中国农村在中国改革中的地位曲折多变，当年中国改革始自农村，带头吃螃蟹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私下发起的包产到户。简言之，1989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改革曾经中国社会带来了生机，但从199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农村在一段时期是放任自流状态，迅速走向破败，不少地方乡村黑势力泛滥，出现了所谓“三农问题”，当时政策研究者与学界将乡村治理分解为农业（生产）、农民（人）、农村（社区），似乎认为可以分开治理取得成效。胡温时期，“三农”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因此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始乡村治理。从2023年开始，口号随着治理重心不断变化，胡温时期叫“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造就万千美丽乡村”。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浙江的乡村治理口号是“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如今早已弃用 “三农问题”，称之为“乡村治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需要花大量银子。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公共财政资源是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的。具体说，中央政府为了保障专项转移支付体现政策目标，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资金，村庄在承接项目时也需要一定资金投入，其目的之一在于对基层政府或地方社会产生激励作用。但是，很多村子没有能力筹集相应的配套资金，只能采取借债、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村级债务。研究者总结说，如果说旧村级负债是一种资源挤压型负债，新村级负债则是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形成于21世纪以来国家大规模自上而下向农村输入资源的过程中，是资源下乡的一种异化结果，这一总结堪称到位：“产生巨额新村级债务的原因当然不在于资源本身，而是在于资源落地的操作方式”——说白了，在中国腐败的吏治环境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项目资金成了村干部这个小的权力共同体的吸金管道。 在建设性债务之外，新村级债务中还有一种因集体经营项目产生的经营性债务。村级债务中经营性债务占比高的村子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浙江省丽水市的村庄就有这样的例子。《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提到，截至2022年6月底，丽水市有986个村子有村级债务，负债金额共计5.93亿元，其中集体经营性负债约为3.73亿元，占比接近63%。经营性债务的偿债能力，由举债村的经营能力决定。丽水市村级债务中，3.73亿元的集体经营性负债推动形成资产6.09亿元，年度收益4722.45万元，平均收益率达12.64%。当村庄自身条件一般或是村集体经营能力有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成为难以填满的窟窿。广东省一些城市周边的村庄为了发展经济，向银行借贷在村里建了工业园，期望工业园建成后租给企业，形成稳定收益，但是一部分工业园的设计不科学、招商不顺利，项目经营失败，因此形成村级负债。经营性债务则主要是向当地农商行、信用社的贷款，还有一些是向“先富起来的村级精英”的借款，往往是有息债务。 据研究者调查后分析，经营性债务可能会比建设性债务更棘手。吕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建设性债务形成后其实就锁定了，不会增长，但经营性债务可能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为了盘活经营性项目有可能持续投入，使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贺雪峰的文章认为，村级债务直接影响了乡村治理。村级债务总量并不庞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数量远大于此。村级债务数量并不大。甚至相当部分村庄，国家每年转移下来的财政资金，要远远大于村级债务。因此，村级债务问题本质上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对村级债务的认识问题，对村级债务负面后果的认识问题。国家每年向农村转移支付超过万亿的资金，目的是为了缓解三农问题，建设搞好乡村治理。但村级债务不解决，农村正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确立，无论多么巨大的转移支付资金在落地时都会事倍功半，达不到应有效果。 村级债务的风险不会外溢 中国债务问题确实是个问题，恒大等房地产公司的涉外债务只是其中一部分。除了时不时热议的地方政府债务之外，本文述及的村级债务是另一积年沉疴，但它不算政府债务。这里我得特别说明一下，中国政府机构的末端是乡镇，村委会只算“村民自治组织”，村长村支书均不纳入国家干部等级序列。 基于以前我对中国地方债、中央政府债务、企业债的分析，我认为在中国各种类型的债务中，村级债务可能是风险最不会外溢的类别，影响的主要是欠债的乡村本身，不会在中国引起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不会对中共政权形成冲击。这就是村级债务形成时间长达20年，年年都在累积，但并未听说引起金融爆雷事件，比当年P2P的影响小多了。美国几大金融评级公司分析中国债务，基本上未涉及这块的原因也在于此。 现在回答一个曾被问及的问题：如果中国实行政府或者准政府组织破产制度，学习现时的英国伯明翰（刚宣布破产）、昔日的美国底特律，中国农村是不是将遍布破产村镇？好象也不至于，因为毕竟平均每个村子只摊到130万元债务，至于村里的秩序如何维持，钱多钱少，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些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村级的项目资金，多是被相关利益集团层层瓜分，落实到村民头上的可能不到一半。如果村委会不能再继续举债运转所谓“项目”，最多就是让村干部这个权力共同体少了一个吸金管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去年才从贵州省委书记职务上“到点下车”的孙志刚落马，令人回忆起当年中共政权中最为开明的朱厚泽和前总书记胡锦涛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之后，连续两个继任可谓是前腐后继。前者刘正威本人虽然最终只落得一个轻处分，但却是以自己的夫人被枪毙为代价。后者刘方仁则是获判无期徒刑之后至今仍在秦城监狱服刑，期待着新狱友孙起刚的到来。 本专栏上篇文章《贵州省委前书记孙志刚突然被查的前因后果》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预言了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宣布“正在接受调查”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未来的下场不但肯定是进秦城，而且大概率是1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把牢底坐穿。 截止目前，已经先他孙志刚一步被陆续送进秦城的省委书记们首先一个就是 1993年6月至2001年1月间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而后于200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刘方仁。然后就是2016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附加终身监禁，被称之为被判终身监禁第一官的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白某人之后，又有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前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前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等先后进入秦城监狱报数。而在副国级岗位上被习近平下令判监入狱的苏荣、孙正才也都是省委书记出身。另外，在直辖市委书记岗位上入狱的时任政治局委员还有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 据笔者所知，如上人等，除了陈希同已经去世，其他人等都还在秦城监狱里等着欢迎他们的新狱友孙志刚同志。其中心情最为迫切者，应该就是也是贵州省委书记出身的刘方仁了。 时光回到2004年05月18日及日后几天，一票中国内地网站竞相转载了《贪官“军团司令”：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书记》一文，文章开篇就介绍了有着贵州“贪官军团”司令之称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带领”着一大批贪官，在“贪”途努力地开垦着。在这个贫瘠的西南省份出现这么多贪官，且经济数额巨大，令人触目惊心……。 众所周知，中共前总书记，日前已经被外媒披露随时可能离世的胡锦涛就是贵州省委书记出身。 文章到此，不能不先提一笔胡锦涛贵州省委书记岗位的前任朱厚泽，他是中共党内难能可贵的，极少数真正思想开明者之一，已于2010年5月不幸离世。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而就在今年7月9日，中国内地网站搜狐突兀地刊载一篇纪念朱厚泽的文章《朱厚泽：原中宣部部长，52岁担任贵州省委书记，临终遗愿令人感动 》，上个月6日，该网站又以同样的标题刊登出内容更为详细，更为强调朱厚泽主政贵州时的突出事迹的文章。 不过文章中虽然突出了朱厚泽临终前再三交待的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但却回避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朱厚泽临终前一再交待，死后一定不要葬在八宝山，。坚决不愿在身后还与那些所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伍。后人遵照朱老遗愿，骨灰送回老家，葬于青山脚下。 当年胡锦涛“临危受命”，被从贵州调往西藏指挥“平暴”后，接替他贵州省委书记职务的是刘正威。刘正威的继任者则是刘方仁。 这个刘正威是1949年赶在中共建政的当月“参加工作“的，因为有当时在中共革命队伍中非常难得的高中毕业文凭，所以日后长期从事秘书工作，曾经先后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地质部党组书记和二机部部长担任过秘书。日后也是从河南省委副秘书长位置上先晋升到省委副书记，然后于胡锦涛奉调贵州的同时，由河南省委副书记转任贵州省委书记。1988年12月接替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在此之前，这个刘正威已经于1982年入选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又在十三大上连任中央委员。但从十二大到十三大的五年时间里，他却一直都没有被安排进正省部级的领导岗位。 接下来，在贵州省委书记岗位上，刘正威又于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连任第三届中央委员。 1993年1月，中组部安排了刘正威同时出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并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点让地方党委一把手兼任人大一把手，一改此前的人大主任都是一线干部因为年龄原因“退居二线”后担任的作法。 但是，一个月后，中纪委即接连接到了数封对刘正威夫人闫健宏的举报信……。 接下来的故事是，因为事关省委一把手的夫人在当地犯案，所以中纪委为此成立的专案组由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挂帅，并向时任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直接负责。 也可能是因为刘正威此前是胡锦涛直接下属的原因，所以胡锦涛对此案的态度十分强调硬，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为了防止刘正威干扰办案，胡锦涛接受了尉健行的建议，向江泽民和一票政治局常委提出应该把刘正威调离贵州省委。于是， 刘正威于当年7月被安排调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享受正部长级待遇。 日后有报道说胡锦涛对刘正威老婆在贵州省的任职至少负有“失查之责“。但事实是刘正威初到贵州任职时在胡锦涛手下表现得中规中矩，他的老婆是在刘正威被安排接替了胡锦涛省委一把手职务的次月才从河南前往贵州的。 按照日后中共官媒的报道，说是1988年12月，阎健宏的丈夫刘正威被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不到一个月，阎健宏就从河南调到贵州。省委组织部本考虑安排她到省档案馆、省图书馆一类部门任职，阎健宏一听去向就翻了脸：“你们想把我安排到那样的地方去，是什么用心?告诉你们，我阎健宏16岁参加革命，不是好惹的。” 当时阎健宏提出，或者到省委组织部，或者到省计委。后来，其夫安排她到省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阎健宏自恃“贵州第一夫人”，所以，虽然是副主任，但实际上“比主任还主任”——阎健宏去外地时，主任在家主持工作;阎健宏一回来，主任便下基层、去外地，或者干脆“休病假”。 阎健宏初至贵州，即有人直言相劝：还是安排到不掌管钱财实权的部门为好。但刘正威不听，反而出马游说，最后如愿以偿。贵信公司成立时，他又安排阎健宏当董事长，知情者无不摇头叹息……。 1991年9月7日，中纪委常委会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认为阎健宏违纪问题严重，决定对其免职，立案侦查。在此之前，闫健宏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儿子儿媳送到了美国。 中共官媒也曾有报道说：阎健宏落马后向中纪委交待说：将两个儿子和儿媳都送到了美国后，自己将来也要去美国生活，党籍、公职、国籍都可以不要。所以赶在自己即将离休时，抓住一切机会敛财。 中共官媒当年的报道中特别强调了闫健宏敛财是如何借助自己省委一把手丈夫的权力的。比如1992年7月，阎健宏同丈夫一道参加了昆明召开的“五省七方”协调会。在丈夫的鼎力相助下，她找到云南省领导批烟。拿到批条后，她让同伙到玉溪卷烟厂搞到1000条红塔山香烟供应指标，并就地将指标倒手转卖，阎健宏分得40万元。她把贵信公司当作自己的金库，贪污、挪用…… 关于闫健宏的主要作案细节这里从略，只是强调当时的贵阳市中级法院对阎健宏一案进行公开审理查明：阎健宏贪污公款65万元人民币和1.43万美元，伙同他人共同贪污150万元人民币，个人挪用公款200.64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此外，以权谋私为其子刘博非法获利120万元。 1995年1月3日，贵州高院对阎健宏案作出终审判决，决定执行死刑…… 中共《党的生活》、《党史博览》等刊物日后都发表专文介绍此案，称身为正厅级干部的阎健宏成为共和国反腐败历史上继刘青山、张子善之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别的干部，也是中共执政史上唯一一个被枪毙的省委第一书记夫人。 笔者核对了一下，至今为止，中共正厅局级以上女性贪官受刑者不计其数，但被处以极刑的仍只有她闫健宏一人。 在1994年在闫健宏被批捕的同月，调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任职才13个月的刘正威被宣布解职。继而即有他在北京跳楼畏罪自杀的消息传出。但事实上他只是被党内通报批评，提前退休后仍还被保留正省部级退休待遇。 此前刘正威离开贵州后，对他妻子闫健宏的案情处理，当然都是接替了贵州省委书记职务刘方仁亲自审定。不过，处以极刑的命令肯定是来自中央。 而亲自通过闭路电视监斩了自己前任的夫人之后，刘方仁不但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而比刘正威夫妇，特别是刘正威的老婆走得更远。 说起来，刘正威的老婆闫健宏是贵州省第一个被处以极刑的正司局级干部，第二个就是当时的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 中国内地的《卢万里外逃被抓 牵出贵州“贪官军团”司令》的报道文章介绍说：2002年1月7日，贵州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免去了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职务。但此时的卢万里已出逃。他的腐败案件主要表现为非法“操作”贵州省用于修建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项目的国债资金，其时间跨度长达3年，涉及金额40多亿元人民币，卢万里和其他涉案人员从中获取的非法利润达数亿元。 2003年，外逃的卢万里终被缉拿归案，以涉嫌受贿罪被贵州省检察院决定逮捕。深知死罪难逃的卢万里，为减轻罪责，向办案机关检举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 其实，当年卢万里给刘方仁所行之贿赂，不过一块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而当时的中纪委由此深入调查，发现了刘方仁借令贵州省“彻底脱贫”之名，行收受贿赂之实的大量经济犯罪事实。 2003年4月25日，也就是刘方仁已经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的近两年之后，中纪委发文称刘方仁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和贵重物品，道德败坏，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此时，卢万里已经被枪决！ 3个月后，中共新华播发《贪财好色 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落马”始末》，其中的小标题之一是《就这样拜倒在发廊妹的裙下》，说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省委书记，竟会勾搭上发廊妹，上演了一出发廊里的‘爱情故事’”。 却原来，1993年刘方仁上任贵州省委书记不久就遇到一个郑姓发廊女“长得相当标致，而且别有一番风情，便忍不住赞美了她几句”。不想这位小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在省委书记面前顿时“媚态服务，娇嗔万分”……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个刘书记和这个发廊女之前的一个生意场上的姘夫陈某不但和平共享，而且刘书记为了答谢这个不但不吃醋而且还主动为书记幽会场所的陈某，为他的生意提供了许多好处。 新华社的报道文章说：“就这样，一个省委书记颓然倒在了一个发廊妹的石榴裙下，并且还‘长相厮守’，电话一个，大笔一挥，先后帮陈某承揽了贵阳某某大酒店和某某电信枢纽大楼等价值近亿元的装修工程……” “陈某也的确非常‘懂事，除了’荐让枕席‘给刘方仁外，还’孝敬‘了刘方仁5万元人民币和1.99万美元。此外，为了’稳态地、持久地发展感情‘，他还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时常到刘书记家走动，又是送钱，又是送物，先后送给刘方仁共7万元人民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共贪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被调查开始就认罪悔罪，被押上法庭后就服从判决，但总还是有例外。除了薄熙来，笔者还知道的例外之一就是刘方仁。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刘方仁就坚持上诉，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后在律师的点拨下才改为部分认罪，以量刑过重为理由上诉要求二审。当然，最终他还是被维持原判。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周，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访华当口，华为出人意料地推出了最新的 Mate 60 Pro 智慧手机，美国彭博社购买了这台手机，委托总部位于渥太华的半导体行业观察机构TechInsights 进行拆解，拆解的结果公布之后引发轩然大波，美国舆论沸腾，认为华为拆解显示晶片突破美国制裁，中国官方媒体则宣称华为手机是美国科技战的胜利。最终导致白宫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发话，要审查针对华为的监管漏洞。 一块小小的晶片承载了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引起如此重视是题中应有之义。 彭博：制裁的成功是灰色的，真正的影响尚未到来 尽管美国主导的SWIFT制裁效力极其有限，还催生了BRICKS-Pay系统的产生。虽然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下降有限，但舆论（包括IMF）却认为美元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美国对中国的晶片大战，秉持“小庭院，高围栏”（small yard, high fence），希望在不脱钩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美国在晶片制造上的优势地位。华为Mate 60 Pro晶片无异于是向这个“小庭院”投入一块大石头，彭博9月份连续发表的系列文章展示了美国对华为晶片冲击的全方位影响。 《彭博拆解华为Mate 60 Pro 显示晶片突破美国制裁》（09/04/2023）称：据总部在加拿大渥太华的TechInsights 接受彭博委托进行手机拆解，华为 Mate 60 Pro 搭载了由中芯国际在中国制造的新型麒麟 9000s 晶片。 该研究公司表示，该处理器是首款采用中芯国际最先进的7 纳米技术的处理器，测试表明 Mate 60 Pro 的蜂窝速度与苹果公司最新 iPhone 等 5G 设备相当。这篇文章提到，Mate 60 晶片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主导的制裁行动有效性的质疑，美国规定，任何打算使用美国技术向华为供货的公司必须获得华盛顿的批准，而中芯国际的运营中都存在美国技术。 在《华为晶片表明美国的限制措施虽然有用，只是漏洞百出》（09/04/2023）一文中，提到中国规避美国主导、主要设备出口国日本与荷兰积极回应的限制措施的能力的争论。 提到监管措施的具体漏洞，比如只限制数量，荷兰的相关设备仍然还在运往中国的途中。结论是：事实上，上周 Mate 60 Pro 的发布表明，“制裁的成功是灰色的，真正的影响尚未到来”。 美国政府部门、企业担心的重点不一样 这事情发生在地缘冲突紧张之际，引发美国晶片禁令有效性质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打破了华盛顿的沉默，9月5日表示，政府想知道华为 Mate 60 Pro 处理器的精确组成。据彭博邀请各路半导体专家分析，大概是这意见：7NM的晶片，中国已经绕过限制成功了，但5NM的晶片，还有多年的距离（3-7年，各持一词）。 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企业界对制裁中国的态度不一样。华为Mate 60 Pro手机挑战的是苹果公司的iPhone，行内分析认为，Mate 60 Pro 可能会对苹果公司下一代 iPhone 的销量产生高达38% 的影响。加之有报导称中国要求中央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不使用iPhone，日前苹果公司股价创一个月来最大跌幅。 但美国半导体行业其他公司不这样看。早在今年5月，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纽菲尔（John Neuffer）在接受彭博社华盛顿分社的采访时表示，“中国是美国半导体最大的市场，尽管美国政府存在所谓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但美国半导体公司不能缺席中国市场。” 7月份，美国三大晶片巨头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CEO）与国务卿布林肯等高官会面，游说拜登政府放弃对华半导体新限制政策。美国政府应当研究收紧对华出口限制的影响，并在实施新限制之前暂停实施有关举措。英特尔CEO基辛格在会面期间称，若没有中国订单，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基地也没必要建了。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订单，英特尔在俄亥俄州建设“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基地”的计画就没必要了。英伟达创始人兼CEO黄仁勋也说，限制英伟达在华晶片销售，只会给其他品牌提供机会。中国占据了美国科技产业约1/3的市场，其作为半导体零部件来源地和产品终端市场的地位让其无法取代，美官员在对华实施进一步限制时须“深思熟虑”，退出中国市场不是一种可行选项。 对西方的跨国公司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没有用，企业前冠上“跨国”二字，本来就表明该企业追求利润无国界。在美国这种国家，不仅企业会因利益所在对华府的中国政策有不同看法，政府与企业的考虑也很不相同，美国政府的考量是要保护本国企业在技术上有优势与竞争力，但跨国企业在意的是市场。即使在政府各部门之间，因为职司所在责任不同，所考虑的重点也不一样，就在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要追究华为晶片的来源之时，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后送出第一张礼单。据路透社报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9月6日宣布，把原定于今年9月30日到期的对352种中国进口商品及77种新冠相关类别产品“301”关税豁免期限进一步延长至12月31日。 豁免加征关税的产品包括泵、电动机等工业部件，部分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品，脚踏车，吸尘器……。 全球化时代的技术禁令有如筛子 目前，关于华为Mate 60 Pro究竟是由哪个环节获得的技术，美方正在调查，据称还会有更多的专业拆机报告发表。在全球化的今天，许多美国的盟友也在与中国做生意，任何环节出现技术泄密都有可能，有指这款手机使用了韩国半导体厂商SK海力士的晶片，但SK海力士已经出面澄清，目前公司已没有与华为进行业务往来，并表示已对此将展开调查。 美国传媒并不认为沙利文“小庭院，高栅栏”的晶片禁令会真正有效。在《晶片、丝绸与造纸，你不可能永远保持技术秘密》（Chips, Silk and Paper: You Can’t Keep Secrets Forever， 2023 年 9 月 5 日）一文中，作者阐述了如此看法：华为Mate 60 Pro反映出一种漏洞，使得技术知识可以通过美国严格的制裁，但这并非今天才出现的事情。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中国四大发明当中对世界影响巨大的丝绸与造纸技术、火药制作技术，尽管政府作出相当严格的限制，还是通过商业来往的各种管道经由中亚传播到世界。引发西方健康与卫生革命的中国瓷器，也是经由这种管道传播到西方。作者的结论是：“美国始终可以收紧制裁制度并加强保障措施以减缓扩散。但商业几乎总是会泄露技术秘密，如果中国和美国继续在世界统治的零和游戏中利用贸易和技术，我们很可能最终都会陷入等式的零端。”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熬过至暗时刻，终将迎来满天星光 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写道：“后世的人能够了解、能够估价我们生存的一切恐怖，一切悲惨方面吗？……呵，让后世的人徘徊在我们长眠其下的墓石之前，去默想，去凭吊吧；我们是值得他们去凭吊的呵！” 一八二五年冬，新登基不久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在克里姆林宫外竖起高高的绞刑架。身为贵族的赫尔岑誓言推翻沙皇暴政，这名十五岁的少年与友人奥加辽夫一起登上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我们当著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我们所选定的理想献出我们的生命”。赫尔岑常常在梦中与杀人如麻的沙皇对峙：“我设想了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我怎样对尼古拉讲话，他以后怎样把我送到矿山或者处死。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幻想的收场都是西伯利亚或者死刑，几乎没有胜利的结局。难道这是俄国人的想像方式？不然就是彼得堡用它的五座绞架和苦役劳动在年轻一代身上产生的效果。”二十六年以后，在流亡路上风尘仆仆的赫尔岑，深情回忆当年在麻雀山上发誓的那一幕：“想起它，还感动得流泪；它是极其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就可以为它作证。” 投身失败的命运，却在反抗中永生，这是俄罗斯精神中最宝贵的部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敌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们进行了战斗。那个力量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害，可是它并没有完全打败我们，不管它怎样打击我们，我们并没有投降。……我们无畏地、自豪地前进，我们慷慨地响应每一个号召，我们真诚地为了每一次的热情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们挑选的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我们负了伤，受到损害，我们仍然前进，也没有人追过我们。”反抗者前赴后继，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索忍尼辛到伊恩-拉钦斯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主席，“纪念”已被普京政权查封）……他们都以失败者的名义，收获抗争者的荣耀。 鲁迅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去世后，好友郁达夫感叹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那么，这片号称神州的土地，真是一个“可悲的奴隶之邦”吗？这群号称“龙的传人”的族群，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吗？ 我们不必绝望。协助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成功逃离天罗地网的江苏女教师何培蓉后来披露说，她接到陈光诚的电话后，从北京驱车六个小时到山东临沂，将其接到北京，然后送到美国大使馆。陈光诚一路逃亡过程中，得到很多好心人帮忙，很多人之前没有见过他，帮助他时还有些提心吊胆，但没有一个人将他“供出去”。可见，尽管中国的民气屡遭摧残，但民间社会对于基本的是非善恶，还是有一定的分辨力。 在当代中国，即便在至暗时刻，仍有一群有名或无名的反抗者挺身而出。并非所有人都自愿为奴，并非所有人都心甘情愿或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韭菜”或“人矿”的终局。反抗者如普罗米修斯，盗火照亮夜路；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以呐喊驱散魑魅魍魉，在霜刀雪剑中矢志不渝。他们如此热爱自由，却宁愿以失去自己的自由而为他人争取自由。他们在监狱中，或走出小监狱又进大监狱。他们在流亡路上，乃至妻离子散，如断肠人在天涯。官方媒体和官修史书上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被层层过滤的“敏感词”。他们被定罪为“国家的敌人”，被丑化为“境外势力”，被误解、冷漠、辱骂所包围，以至于千夫所指、谤满天下。但他们仍然在黑暗中发光，他们深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天上那颗亮晶晶的星辰。 思想史和抗争史上，有多少“被失踪者”？ 邱吉尔在二战胜利后的大选中意外败落，却举重若轻地表示“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特点）。在公平竞争的民主制度下，他仅仅是暂时落选，几年后就东山再起。在他的国家，民意如流水，英雄却不会被永远妖魔化。 反观华语文化圈，英雄的厄运绝不止于此——明末，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犹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皇帝（党魁或政府），反之亦然。杀害英雄的，绝非暴君一人，谁的手上没有沾上英雄的鲜血？谁又没有向英雄扔出那块石头？在这个幽暗国度，英雄的命运常常是“世人皆欲杀”，而“吾人独怜才”之“吾人”又在哪里呢？不过，即便在这个至为悲惨的故事中，仍存有一抹正义的微光：曾为袁崇焕部下的佘姓义士，冒死盗取袁崇焕的首级并埋在自家后院，更让后世帮袁将军守墓，一守就是十八代人、延续三百八十年。这也是一种与权力和不公不义对抗的、自我书写历史的方式。 历史学者印红标写过一本名为《失踪者的足迹》的专著，记述从红卫兵运动到“上山下乡”、再到“四五”运动的青年思想者和青年思潮。一批优秀的青年思想者因思想问题遭迫害、关押，甚至被剥夺生命——因批判“血统论”被害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因思想探讨和批评林彪被害的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三青年鲁志立、吴述达和吴述樟，因替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害的长春青年史云峰，因批判左倾的方针政策被害的上海青年王申酉……还有更多无名英雄湮灭在历史尘埃中。印红标指出：“这些令人痛心的悲剧说明了思想专制的残酷狰狞，也使人们坚定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和言论权利的决心。” 思想史学者朱学勤写过一本《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感叹说，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与历史学的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他无比同情和敬重那些思想史的上失踪者，他们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馀数’？” 一九九零年代，中国思想界对顾准和林昭的重新发现，犹如欲说还休的“知识考古学”——就在发现他们的同时，发现者却又遭遇“被失踪”的命运：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胡杰被供职的新华社除名，在课堂上播放这部纪录片的大学教师卢雪松遭学生告密后被校方开除，更多前往林昭墓地致意的异议人士被捕并入狱。这一可怕的历史循环尚未被打破，暴政还在，加害者还在逍遥自在、张牙舞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仍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人生选择。 毛泽东时代，被誉为“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四九年到文革结束中国惟一一个思想家”的顾准，被打成右派，发配劳改，妻子服毒自杀，五个子女与之断绝关系。在患癌症去世前夕，他想见子女一面，却遭到一致拒绝，“恩断义绝，一至于此”。女儿顾秀林在最后一封信中雪上加霜地写道：“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女）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著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因此，拯救与发掘思想史和抗争史上的“被失踪者”，乃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让英雄像种子，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面对谎言与暴政，面对屠戮与白骨，面对朱门与酒肉，面对镰刀与斧头，你如何回应、如何选择，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其实真相是“两千年不文明史”）的华语文化圈，津津有味地吃人血馒头的庸众与看客络绎不绝、如蚁附膻。反之，愿意为真理付出生命的勇士和英雄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而人们对他们却知之甚少。 经济学家杨小凯（杨曦光）在《牛鬼蛇神录》中记载了文革时代坐牢的经历，狱友中很多是“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成员，由此他发现了不为书斋中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知的“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在文革中曾经非常活跃”的事实。因组建“民主党”被枪决的粟异邦在临刑前公开宣称：“我反共产党，却不反人民，反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人们反对你们！”并在公开处决他的广场上对著十几万人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士兵用枪刺插入其嘴中，然后将其虐杀。革命青年刘凤翔在二十岁就当上浏阳县县长，后被打成右派，由此认识到毛独裁者的本质，得出“毛泽东把我们带向死亡”的结论，惹来杀身之祸。杨小凯写道：“一九七○年杀他的理由完全是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几大威胁。”身为“劳动党”成员的侯湘风，在林彪事件刚一发生就敏锐地指出：“当然是毛先想杀林，林只是不愿坐以待毙，而企图反守为攻。”中国劳动党一案，由于四个核心人物都被杀，“这个知识分子密谋团体的很多细节也许对世人永远是个秘密，没有人可能全部搞清这个团体的整个故事”。 鲁迅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卡缪说过：“反抗，让人摆脱孤独状态，奠定人类首要价值的共通点。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在二零二二年冬天的“白纸抗议”期间，一首名为《孤勇者》歌曲在线下和线上广为流传，听者无不泪流满面：“你的斑驳与众不同/你的沉默震耳欲聋/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爱你来自于蛮荒/一生不借谁的光/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英雄可能会殉道，但英雄的事迹、思想和精神必须被记载、被传唱、被承续。在资讯被封锁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中国，小丑和奴才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愿为奴的抗争者却不为人所知——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刻，都在孤独和绝望中抗争、前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若有与志同道合者相逢、相知的时刻，必定是其生命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因此，在此一看似积讹成蠹、比屋可诛的黑暗时代，尤其需要一部“英雄列传”来启发、激励和引领人心。 不能让英雄只能相遇在狱中。英雄值得拥有其支持者、社团、政党乃至更宏大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英雄与英雄之间必然惺惺相惜，但一名英雄未必知晓其他英雄的存在，而芸芸众生甚至茫然不知其貌不扬的英雄就生活在他们身边。如果说英雄像种子一样，那么种子必然离不开让其生根发芽的土壤。你若成不了英雄，就成为英雄的土壤吧——“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大众谋福利者，不可使其孤军奋战；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不再对英雄冷嘲热讽，不再对英雄冷若冰霜，释放出一点点的善意，阅读并转发一两句英雄的话语，这既是对英雄的支持，也是人们的自我拯救。 告别“资治通鉴”，迎来这个时代的“英雄史”和“英雄谱” 这片土地，正被一个什么都没有穿的小丑皇帝和一个比纳粹更加纳粹的独裁政党领向“为奴之地”。若是沿用梁漱溟当年的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今天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圣经中记载，索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城市罪恶深重，声闻于耶和华，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亚伯拉罕求问上帝，城中如果有五十个义人，也要毁灭城市吗？上帝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继续请求，把数字降到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上帝都答应不毁城，最后上帝允诺：“如果索多玛城中有十个义人，为这十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今天，没有人是亚伯拉罕，没有人有资格哀求上帝不要毁灭这国。然而，只要我们记录的义人（英雄）足够多，这个罪孽深重、苦难亦同样深重的国族，必然有重生和自由的那一天。关于义人（英雄）的人数，当年的亚伯拉罕不断做减法；今天的我们却不断做加法——当我们寻找时，就寻见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过：“毫无疑问，一小群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公民能够改变整个世界。”是的，在十多亿人中，这类公民虽是少数（极少数），却如同酵母之于面粉、星辰之于天幕，必不可少。即便他们尚未从整体上扭转中国沉沦之趋势，但其努力、付出和牺牲，绝非徒然。 今天，最迫切的一项工作，是打造一座通往云端的彩虹，让英雄彼此握手、互相激励，更让英雄得到民众的肯定与支持。故而，我们借用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名作《当代英雄》，来命名黑暗时代的“反共英雄谱”，形成一张群星璀璨的星象图，以证明“吾道不孤”。 “当代英雄”，就时间而言，是从“六四”到当下；就空间而言，包括中国本土、图博、东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台湾和海外华语圈。凡是此一特定时空中的反共的抗争者们，都是本书记录和表彰的对象。以世代划分，从一九二零年代生人一直到二零零零年代生人，最年长者与最年轻者几乎相差八十岁。其中，有大学教授、作家、记者、律师、艺术家、医生、前官员及各类专业人士，亦有学生、农夫、工人、保安、残障人士；有一诺千金的好男儿，也有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族裔；有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等不同宗教信仰者。他们不是见到秦始皇出巡而激发出“吾可取而代之”野心的刘邦和项羽，不是大言不惭、铁石心肠的列宁式的职业革命家，也不是以恶抗恶、以共产党的方式反抗共产党的“黑武士”。他们关注的是权利而非权力，他们有赤子之心并爱人如己。他们以思想、言论和行动等各种不同的方式展开反抗，并承受极权政府的雷霆打压，他们无怨无悔。他们的言行和经验值得被记录、传承和学习。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他对史家的最高期许。这两句诗分别来自两个典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宣公二年》：“鲁宣公二年，晋赵穿弑灵公于桃源。赵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太史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以身殉史的史官，让历史真相被记载并代代相传。 华人向来自诩以历史为信仰，然而，中国的历史却大都为帝王将相之家史，以及充满孙子兵法与厚黑学的“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不必也不能重复。要诞生自由中国、民主中国、宪政中国乃至许志永所说的“美好中国”，首先就要有一部自由的历史、英雄的历史、勇敢者的历史、抗争者的历史。多卷本的《当代英雄：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的写作与出版，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盼望更多的朋友们加入其中，正如作家冉云飞所说：“我们有很多灾难，不少灾难可谓惨绝人寰，本该有最为发达的见证文学，却至今没有诞生过像经历过犹太大屠杀后而不懈见证过去苦难的作家威塞尔，自然无法创作出像《夜》这样不朽的见证文学。历经苦难不能缄默，否则会变成一种继续奴役，而要变成一种争取自由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在更高层面上看，苦难就变成了自由的助产士，变成了民主之嚆矢。你不敢当司马迁，怕去掉大势，因为那很痛，那样便不能享受性福生活，但你可以给司马迁留下史料啊，让那些焚书坑儒的人在历史的真实里无处藏身。” 这将是一部多卷本的“抗争者列传”，也是一部自由人的心灵史。当然，它所记录的抗争者，只是沧海一粟、挂一漏万——若要记录全部的反共英雄，必将形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最为浩瀚的文献宝库。我们竭尽所能地以公正与谦卑的心态，记录下当代英雄的故事，有他们的存在，“中国”这个词语就不再是地狱的同义词，“中国”这个词语就首先是一种责任而非一种命运。它的未来，是全盘崩溃，还是凤凰涅槃，不仅关乎此一国族，亦关乎“世界会变好吗”的大哉问。 所有的反抗和牺牲都有其价值，都应当被铭记。我们记载抗争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祈愿孤勇者不再孤勇，抗争者健康、平安、幸福、将痛苦和牺牲减轻到最小、不再受苦受难、不再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价。如圣经所说，在自由的乐土上，“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日 美利坚合众国维吉尼亚共和国费郡绿园群樱堂 （※本文为《当代英雄：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第一卷）》（主流出版社，作者：余杰）作者自序。全文转自上报）
华为Mate 60 Pro搭载的麒麟9000S处理器将公众视线聚焦到了国产芯片制造之上。 跑分软件读取的数据、第三方拆解报告等诸多线索交叉显示，麒麟9000S是一颗7nm工艺芯片，它的产地清楚的标注这中国大陆，然而专用于生产7nm芯片的EUV早就于2019年对中国出口管制，中国的芯片代工企业只能获取到193nm光源的DUV光刻机，且这个出口管制的口子仍在不断收紧。日前，荷兰光刻机制造商ASML确认，到2024年将无法向中国客户交付DUV光刻机。 问题来了，这颗7nm芯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7nm工艺麒麟9000S的出现，大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国产EUV光刻机实现突破，另一种是芯片制造商在DUV上，采用了特殊“魔法”，变相生产出了7nm工艺芯片。 从客观情况来看，后一种推测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前一种，这一点在《中国芯片，只缺光刻机？》这篇文章中我也提到过，我们不单纯是缺光刻机，也包括它的配套，基础研究等突破，且即便EUV光刻机完成研发，到用于商用芯片的大规模量产，这个过程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本篇文章，我们将着重聚焦讲解用来生产28nm芯片DUV光刻机，为什么能够生产7nm芯片？以及顺便聊一聊为什么又说7nm，28nm这些工艺节点的命名是一个文字游戏。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先从铺垫一下芯片制造相关的知识点，包括光刻原理、光刻流程。 01 重识光刻 用193nm的DUV（深紫外）光刻机，覆盖的是28nm及以上工艺节点，用DUV制造7nm工艺的芯片，这听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商用的DUV光刻机光源的最短波长为193nm，与7nm有28倍的差距，看似无法突破，但业界确实用DUV制造出了7nm芯片，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光刻的基本原理，红色为光刻胶，黄色为金属层，灰色为晶圆（衬底），图3上方为掩膜版（网络图片）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光刻机的原理和芯片生产的光刻流程。光刻的原理跟传统胶片电影放映有点相似，放映电影是把图案从电影胶片透射到银幕上，而光刻则是将图案从掩膜版透射到晶圆表面，从而在晶圆表面上加工出特定的图案和线条（如上图）。 具体来说，首先是制作光刻所需的掩膜版，这相当于胶片。这需要将芯片版图用金属铬刻蚀到一种特殊的玻璃上，做出掩膜版。然后用紫外光透过掩膜版照射到下方的晶圆上。 掩膜版上的图案（也就是镀铬的部分）遮挡了一部分光线，而没有被遮挡的图案可以将光线透过去，这样电路图案就转移到了晶圆表面。而晶圆表面预先涂覆了光刻胶，被照射到的光刻胶发生化学反应，被化学溶液腐蚀清洗掉，露出了下方的晶圆，能被后续的工序刻蚀掉，从而在晶圆上加工出对应的图案和线条。 这样就可以一层一层加工出晶体管、金属互连线等芯片结构。 为了加工更小尺寸的晶体管，需要缩短紫外光的波长，这样照射在光刻胶上加工出来的线条才会更精细。 早期的紫外光的波长为436nm的g线，能加工工艺尺寸500nm以上的晶体管。随着晶体管尺寸继续缩小，光刻机上的紫外光源的波长缩短到了405nm的g线和365nm的i线。当晶体管工艺尺寸缩小到了250nm以下，对应需要紫外光源的波长缩短到248nm和193nm，也就是深紫外光（DUV）的范围。 02 “7nm”的文字游戏 其次要和大家强调一下，芯片制造商工艺节点的概念，也就是7nm、14nm、28nm等等，是晶圆制造厂为了标识芯片加工技术所起的一个名字或者规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艺节点是芯片厂能实现的晶体管栅极最小长度(线宽)，简称栅长。但是现在的7nm工艺节点不真正等于数学上的7nm，在7nm工艺芯片上的每个晶体管尺寸都远大于7nm，“7nm”只是一个“标签”。 7nm之所沦为一个标签，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半导体制造商制定的命名规范。 按照摩尔定律和登纳德缩小规则，每过一代栅长就缩小为上一代的70%，如果上一代晶体管的栅长是1微米，那么下一代是0.7微米，这样每个晶体管的面积刚好减半，或者让元件数量翻倍。 到了2005年，半导体制造厂发现，栅长无法按照每代减小为70%的节奏继续缩短，因为栅长越短，漏电流就越大，芯片过热问题就越严重。可是业界已经习惯了每次升级就乘以0.7的做法，于是半导体制造商不管下一代的栅长是否能缩小为70%，就直接将上一代工艺节点乘以0.7作为新的工艺节点，所以我们有了32nm、22nm、14nm、10nm、7nm等工艺节点名称。 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CPP=57nm，MMP=40nm（网络图片） 既然工艺节点无法真实地反映晶体管尺寸，那么业界用什么尺寸来表示晶体管大小呢？实际上，业界会用工艺栅间距（CPP）和金属间距（MMP）用两个尺寸来共同表示（如上图），它们相当于一个长方形的长和宽，二者的乘积决定了晶体管的面积。例如，台积电的7nm工艺栅间距（CPP）等于57nm，金属间距（MMP）是40nm。三星也差不多，这两个数据分别是54nm和36nm，都远远大于半导体制造厂所标称的7nm。 主要芯片制造商在不同节点上，对应的晶体管密度，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10nm节点，对应每平方毫米上的晶体管数量分别为106万、53万和52万。 过去英特尔比较实在，习惯用沟道长度（比栅长小）来定义节点，有说法是为了紧扣摩尔定律，不论原因如何，命名上总比竞争对手们吃亏。 网络图片 比如，英特尔的10nm，晶体管密度比台积电和三星的7nm还要多（如上图），但从营销的逻辑来说，别人都说7nm，英特尔说自己是10nm，吃了个“没文化”的亏，所以后来英特尔也跟着对手们，改用intel 4、intel 3这样的节点命名方式。 上面阐释的这些，只是想告诉你，节点的命名，就是一个文字游戏，7nm工艺对应的最小金属间距在36nm-40nm左右。 有了这个认知，我们就可以来讲讲前面提到的193nm DUV光刻机，和要制造的7nm芯片之间的关系。或者这样说，DUV生产7nm芯片，实际上是利用193nm光源的光刻机，生产金属间距36nm-40nm的芯片。 193nm光源，和36nm的金属间距中间，差5倍左右，如何跨越这个差距？这里就不得不提DUV干式光刻机到DUV浸没式光刻机的迭代了。 DUV光刻机的光源波长虽然为193nm，但是光在水中会发生折射，波长则会缩短。193nm的紫外光在水中的折射率为1.44，波长为134nm。根据这一原理，林本坚在1987年提出了浸没式光刻，即在晶圆表面和透镜之间增加一层超纯水，让紫外光折射，从而将波长降低为134nm，2003年荷兰的ASML基于这项研究，第一个实现了浸没式光刻机。 从DUV干式光刻机到DUV浸没式光刻机，从193nm光源波长到134nm波长的紫外光，这与36nm的金属间距的差距再度缩小至4倍。 03 多重曝光搞定“最后一公里” 浸没式光刻机的出现，再次缩小了和“7nm”工艺的差距，但行业仍无法直接用这种光刻机加工出大家口中的“7nm”芯片，如果芯片制造商真要制造传闻的7nm麒麟9000S，双重曝光和多重曝光必不可少。 为了解释双重曝光技术，让我们举一个照相的例子。假设你是一个摄影师，要拍摄一幅运动会队列的照片，这个队列只有20个人，按照2米的间距站开，显得非常稀疏，怎么拍出40个人的感觉？你有一种解决方案，先拍完第一张，然后再让每个人平移1米，拍出另一张，随后通过软件，将两张照片合成在一起。 双重曝光技术也可以如法炮制。使用一组掩膜版，加工出间隔134nm的线条，再使用另外一组掩膜版，平移一段距离加工出另外一组间隔134nm的线条，二者组合起来，就有了间隔67nm的线条，这距离36nm又前进了一步。从22/20nm开始，业界开始导入双重曝光技术。 为了实现双重曝光技术，业界开发出了LELE法（光刻-刻蚀-光刻-刻蚀），它需要涂两次光刻胶，曝光两次，第一次曝光在硬掩膜上复制图形，第二次曝光在光刻胶上复制出最小线宽图案。但是由于使用两次曝光设备，大大推高了制造成本，花费的时间也更久。要知道光刻占整个制造时间的50%左右，增加一倍的曝光会大大延长整个制造时间。 为此，业界又开发出了效率更高的自对准双重图形化法（SAPD），这种方法将两次涂光刻胶减少到了一次，它利用化学气相沉积（CVD）技术将氧化硅沉积在第一次涂的光刻胶周围，自然地形成了对准后的加工位置，从而能实现第二次图形加工。 有了这些技术，双重曝光就能加工出67nm的金属间距，不过这距离36nm还差了两倍，怎么去突破最后的这2倍的差距？ 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再做一次双重曝光，总共做四重曝光，就能再一次将67nm减半，加工出最小34nm的线条，刚好符合加工7nm所需的36nm的金属间距。 不过这个方法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曝光时间是单重曝光的4倍，需要制备更多的掩膜版，每次曝光都需要更多的配套工序（光刻胶涂覆、软烘烤、对准、显影、甩干、硬烘烤、图形检测等），所需的全部制造工序从几百道增加到上千道，大大增大了制造的时间成本和物力成本。此外，曝光时间的增加会使镜头发热增大，温度升高又会导致镜头光路变形，套刻精度更难以控制，与之匹配的薄膜和刻蚀工艺难度也大大增加。还有，以上的计算没有考虑数值孔径（NA）对光刻精度的影响（这部分不涉及多重曝光的理解，故本文不对套刻精度、数值孔径详细展开）。为了提高数值孔径，还需要把镜头做得更大。 基于多重曝光技术，台积电于2016年6月开始用DUV生产7nm芯片（N7），三星则于2018年开始用DUV量产7nm芯片（7LPP）。至此，用DUV实现7nm工艺才成为现实。 一句话总结，虽然可以通过多重曝光的手段，利用193nm光源的DUV，生产7nm芯片，但时间、材料、人力成本都会大大增加，且由于工序极大的增加，良率也会受到影响。 作为对比，EUV的波长只有13.5nm，一次曝光就能做出7nm芯片，只不过EUV吊足了晶圆厂的胃口，直到2020年才正式在5nm工艺上使用。在此之前GlobalFoundry失去了耐心，宣布由于高昂的成本停止7nm技术的开发。 04 DUV能突破5nm工艺吗？ 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除了多重曝光技术，用DUV加工7nm工艺还需要很多技术的配合才能实现，包括相位移模板（PSM）、离轴光照、光学临近校正（OPC）、优化光圈和光刻图形（SMO）等，这几项技术催生了一门新的子学科：计算光刻。它所需的庞大数据使得英伟达的GPU芯片也成为了计算所需的工具,其推出cuLitho软件加速库，宣称可以将计算光刻的用时提速40倍。 之所以需要计算光刻，是因为当掩膜版上的线条变得很小时，紫外光通过掩膜版时会产生偏差，让光刻图形畸变。为此研究人员想到了一个方法，预先计算出掩膜版上可能的畸变，从而逆向地设计光刻所需的掩膜版的最佳形状，提前抵消这些畸变，这叫做逆向光刻计算，而这需要非常庞大的计算量，普通的计算机根本无力承担，研究人员不得不使用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又将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算法应用到计算光刻上来。新一代的卷积人工神经网络被应用于光刻工艺模型、掩模优化、SEM数据处理等方面，而训练数据又需要庞大的GPU芯片组。除了器件层面的优化，研究人员甚至还将电路设计中要考虑的因素也融入到器件制造中来，在电路设计阶段就考虑对制造和光刻的影响，这叫做DTCO（设计与工艺技术协同优化），而这又需要EDA厂商升级算法和软件。 可以说，为了让DUV能制造出7nm工艺芯片，业界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下一步如果继续采用DUV制造5nm工艺芯片，四重曝光也不够了，需要6-8重曝光，以及更多的掩膜版，更长的光刻时间，更高的物力成本，这已成为不堪忍受之重。所以5nm芯片出来时，刚好EUV光刻机也准备好了，才将业界从繁琐的多重曝光下解脱出来，而7nm工艺也成为目前业界使用DUV制造出来的最后一代工艺。 关于作者： 《芯片简史》 作者：汪波 2023出版 ，*作者汪波博士是芯片研究专家，科普作家，在华为公司、法国里昂纳米国家实验室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有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经验，著有《芯片简史》、《时间之问》和《时间之问·少年版》，其中《芯片简史》入选2023年“南国书香节”十大好书榜，探照灯好书、第三期“新发现·科普书单”、百道网2023上半年影响力图书、中国传媒出版商报2023二季度影响力书单。 （全文转自36氪，原文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