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工作22年被裁 老员工遭遇引发中年职场焦虑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两个多月来，一个话题在国际媒体上吵来吵去，此起彼伏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这就是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传说中的政变。正当反俄的媒体欢呼政变的时候，瓦格纳的头头在朋友的劝说下，投降了，撤退了。把大家闹了个不知所措。 作为普京的亲信，又在俄乌战争中所向披靡，有点儿发飘也很正常。作为体制外的雇佣军，和正规军有矛盾也很正常。但是争宠争到用哗变来威胁上级，就不正常了。这时候有个朋友出面点醒他，他马上就明白撒娇撒得过分了，于是在一天之内就改变了主意。这说明他并没有想真的政变，是一场闹着玩的假政变。 但是普京可不能容忍这种过分，否则权威丧失，比打了一场败仗还严重。普里戈津可以闹着玩，别人如果有样学样可不一定就是闹着玩了。独裁者靠的是奴才们无条件地服从来维持权威，连亲信都被允许随便搞政变，这个榜样是对独裁结构的最大破坏。所以大家都估计普京不会放过普里戈津，无论如何表忠心都已经晚了。 现在普里戈津已经死了。普京正在展开他老练的手段，把可能发生的余波消弭在无声之中。虽然普里戈津的最高层班子被团灭了，但中下层人员不一定就服气，别的野心家也可能以此为借口煽动造反。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反政府起义，就是假借死亡多年的沙皇的名义发动的。当人们想造反的时候，不会仔细辨别借口是否合理。鱼肚子里藏个纸条就足够了。普京应该熟悉东方人的这套历史把戏。 这场热闹蔓延到中国就更有意思了。一些用中文的人士们立刻开始炒作林彪事件，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吓得习近平神经兮兮的，出访南非还带上了一个警卫营，给约翰内斯堡带来一笔不小的旅游收入。会议期间他显得疲惫不堪，给媒体竞猜家们创造了新鲜的话题。 其实林彪事件和这次俄罗斯的虚惊一场完全不同。那是一场反对独裁专制的真实的未遂政变。第一目标是阻力最小的设计，杀死毛泽东之后顺理成章地改变政策方向。不成功后前往广州另立中央，那儿都是林彪的嫡系部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另立中央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以当时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四人帮，甚至反对毛泽东本人的民意来看，广州的中央与北京的中央分庭抗礼，是大概率的事情。华国锋的成功就是后车之鉴。 遗憾的是纯粹的军人玩不过特务政治。周恩来利用特务手段的操作，使得改革开放延迟了十年左右。没有历史上最高水平伪君子的操作，中国人民要少受很多的苦难。没有七六年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海洋，也不足以看清中国人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可怜样。毛泽东的判断还是蛮准确的，人群中混有大量真想造反的大小反革命分子。这是提醒华国锋集团可以政变的明确信号。 虽然俄罗斯没有政变的民意基础，但是中国还确实处在政变最适合的环境之中。就像华国锋当年所依靠的各种条件一样，上下各阶层，包括统治阶级内部对最高当局的不满，已经充分成熟。经济足够的糟糕，外交也足够的孤立，就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样，等待着瓜熟蒂落的那个偶然的机会了。 需要注意接受两个历史教训。首先是普里戈任的教训，政变不是开玩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其次是林彪的教训和华国锋的经验，谨防特务机关从中作梗，谋事要密，下手要狠。真政变可不是开玩笑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早几年就被中国网民封为“总加速师”，现在看来，这一封号乃实至名归。当习近平强行跨入第三个任期之后，中国经济加速滑坡，地方财政加速恶化，房地产加速爆雷，外资外企加速撤离，对外关系加速恶化，民众财富加速缩水，社会戾气加速累积…… 但习近平还在加速撒钱（中国网民所说的大撒币），这回在南非，为了“给金砖峰会指明方向”，他又大手笔撒下140亿美元：其中，40亿用作“全球合作和南南发展基金”；100亿用作落实习近平自己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他还为此撂下大话：“不让任何一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俨然要包办各国的发展。 转头，针对中国人民，却在中共内部会议上放话：“不学西方福利主义养懒人。”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给陷入疫情困境的中国人民发钱补贴。同一时期，包括美国、日本、台湾、欧洲各国在内的民主国家都给国民发放现金赈济。非但如此，习近平顽固推行极端清零、极端封城，让中国人民经受三年浩劫的同时，直接制造了中国经济灾难，造成如今难以挽回的败局，烂摊子。 中国出了个习近平，这对中国、中共和中国人民而言，是福还是祸？大多数人或以为，答案很简单：是祸！少数遭洗脑者可能回答：是福！甚至以为“习近平在反腐”云云。其实，答案或没那么简单。古人早就有智慧的辩证总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对中共而言，改革开放是一个中间状态，介于极端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的中间状态，其中，不仅有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还有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具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双重设计。高层默认派系共治，达到一定程度的权力平衡。 但习近平复辟，废除领导人任期制、复辟领导人终身制；废弃集体领导制、复辟个人独裁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名存实亡，市场经济遭到拆毁，重回计划经济和党管经济。让中共重置于极端专制状态、个人专断之下。 如果说，上述那个中间状态，即改革开放，曾经让中国共产党相对稳定下来，如当今的越南共产党那般；那么，可以说，习近平的极端专制复辟，必使中共再次处于高危状态，随时可能发生崩塌式、毁灭状的事变，即，习近平每每口称的“灰犀牛”、“黑天鹅”、“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等等。即便习政权竭尽全力维持局面，做到表面上不出大事，但它所付出的成本势必极度高昂，非十倍、百倍的剧增所能估量。 习时代，财富产出大规模减少的同时，维稳成本却大规模增加，这已经是眼见的现实。这一减一增，足以耗光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国家和社会财富，根本动摇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必然地，也将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说到这里，道理渐明：习近平当政，对中共而言，并非福音，而是祸大于福。那么，习近平当政，对中国人民而言，是否不利？表面上看来如此。从短期看，中国人民正遭受大苦大难，工厂倒闭，失业加剧，不要说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就连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一毕业就失业。年轻人中，啃老族比比皆是。以至于，在公布了今年六月年轻人失业率攀升至21.3%之后，习当局就拒不再公布年轻人失业率，到此为止。即便对中产阶级而言，房地产贬值，家庭财富缩水，荷包吃紧，也不敢再放手消费。而对端铁饭碗的公务员阶层，也面临一波接一波的减薪潮、解聘潮…… 然而，往长远看，往深层看，变数正埋于此。习近平不仅把他的个人私利和权欲置于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上，也把他的个人私利和权欲置于共产党之上，正严重危害他们念兹在兹的“党的利益”。如果中共、尤其中共高层，无法阻挡习近平的折腾，那么，他的折腾、加速折腾，反而可能是搞垮这个党的动力。尽管，习近平复辟和折腾的主观意图，并非要搞垮共产党，但他复辟和折腾的客观效果，却很可能如此。 如果他真能搞垮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专制大党，即便中国陷入暂时的动荡，但这个国家和民族却极可能获得浴火重生的机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幸事 ？当下局势，对习家军而言，福兮祸所伏；但对中国人民而言，未尝不是祸兮福所倚。辩证法正在于此。国内外中国人或怨声载道，或忍气吞声，似乎也不必绝望，到应该看看习近平复辟和折腾的最后结局究竟是什么？正如西彦所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He who laughs last laughs best.）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人人学习习近平著作的时刻已然来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的中国畅销书排行榜前二十名显示，排名第一的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二名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三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第五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在社会科学类图书销售排行榜中，前十名销量均为习近平著作和习近平思想专题摘编。 原来，习近平才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和最畅销的作家，那些大文豪、大思想家都在他面前甘拜下风。胸无半点墨的独裁者，终于可以雪耻了——当年负责考察、选拔习近平的中共开明派元老、中组部副部长李锐，临终前评价说，“他就是小学生水平”。如今，习近平可以理直气壮地摘掉这顶帽子。他的著作的销量已然超过太祖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贫弱，官员贪腐方式和程度有限，即便是家天下的毛泽东，也没有办法像今天的太子党红色家族那样，通过倒卖土地和批文点石成金。毛的最大财富是稿费，尽管他的文章大都是秘书班子集体创作，稿费却归他一人所有。他拿钱给江青花，或资助章士钊等当年于他有恩的前辈，都是从这笔天文数字般的稿费中支取。如今，据彭博社记者调查，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早已富可敌国，习近平不是贪图这点稿费，只是为了满足独裁者的虚荣心——习近平思想能像当年的毛泽东思想，让十四亿人入心入脑入魂、如醉如痴，才是其最大成就。就连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都要靠抄写习近平语录来换取吃香喝辣的地位，不是斯文扫地又是什么呢？ 习近平的著作在中国畅销不奇怪，政府部门用公款消费，没有人心疼。但习近平的著作居然卖到台湾，就是台湾安全的重大漏洞。早在二零一四年，习近平所著的《摆脱贫困》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就进入台湾图书市场。在第五届台北书展开幕式上，福建新华发行集团与台湾天龙文创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将由该公司和五南出版机构全面代理这两本书的岛内发行。该公司总经理沈荣裕说：“我们很看好这两本书在台湾的市场，绝对会热卖！”中共喉舌环球网报道，福建参展团团长吴志明告诉记者，习近平的书籍是本届书展的最大亮点，现场销售情况很好。“预计在台湾一年销售两万本没有问题。 如果台湾民众需要，我们还可以考虑推出繁体版本。”记者采访市民林一明，他说，他从台北回台南老家过新年，随身带着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准备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当医生的哥哥。记者登陆博客来网站，发现畅销榜上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旁边，标注着“已抢购一空，目前无法购买”。博客来文化事业部部长张静如告诉记者，“我们很希望赶紧有书补充进来。 我们的排行榜天天更新。这本书断货好几天了，还能在排行榜上，可见它之前销量很可观”。 经过几代仁人志士的奋斗牺牲，台湾才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化，成为民主国家阵营的成员，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民主自由的灯塔。然而，台湾对中国的红色渗透如此放任自流，任习近平的独裁专制思想潮水般涌入，岂不是羊入虎口的自杀行为？ 勃列日涅夫和齐奥塞斯库为习近平做出了好榜样 习近平不是第一个兼职当作家的独裁者。他的老师有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独裁者大都没有原创性，独裁者与独裁者之间如此相似：愚蠢、专横、僵化、狂妄。 苏联经济学家阿尔巴托夫曾经帮助几代苏共最高领导人撰写经济报告，对他们有贴身观察和分析。他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有如下描述：勃列日涅夫是当时上层政治菁英的典型，他形式上具有高校毕业文凭，实际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问。其人能力平平，文化不高。如果说他有喜爱阅读的什么东西，通常就是那本《马戏》杂志。他最大的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识；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这些描述用在习近平身上，如同量身定做，毫无违和感。 阿尔巴托夫指出，勃列日涅夫从未写过文章，但他身边的阿谀奉承之徒和宣传官员为了讨好他，召集了一群颇具文学才华的笔杆子，为其操刀创作自传体小说《小地》、《垦荒地》、《复兴》。这些作品发表后，获得精心组织的、震耳欲聋的捧场和叫好，成为党的教育系统的必读书。作家协会立马将其提名候选列宁奖金，这笔奖金匆匆被授予了。不少有名气的作家发表书评，颂扬这几本由别人代劳的赝品。阿尔巴托夫评论说：“在我们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内，无一例外地都深信，这几部‘文艺杰作’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这就是一个现实版的《皇帝的新装》。 为了满足勃列日涅夫个人的虚荣心，苏联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全民演出了一处荒诞可耻的戏，不论演员还是观众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是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为我们为之付出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 在罗马尼亚，长期掌权的“小号版的勃列日涅夫”是齐奥塞斯库——他拥有罗共总书记兼罗马尼亚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兼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甚至还包括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和名誉院长等头衔（其头衔之多还是比不上习近平）。作家袁凌写道，有一天他在地摊上发现一本中文版的《齐奥塞斯库选集》，这是从煌煌三十一卷的齐奥塞斯库著作集中精选出来的文章——齐奥塞斯库著作的规模，超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习近平要赶上他，必须让秘书班子废寝忘食、奋笔疾书。这本书具有特殊的体例，在齐氏历次会议讲话正文中，附有与会者的鼓掌和欢呼。全书第一页以鼓掌始，末页以鼓掌终，共记录鼓掌八百次。看到这些记载，可想见当时会场情形，齐氏每讲一段的话音还未落下，就淹没在会场狂热的鼓掌声里。只是，后来人们在齐奥塞斯库被处决时的掌声，更加热烈和持久，如袁凌所说：“正是齐奥赛斯库当初亲自制造出来的掌声，最终制造了他的死亡。 这个爱好掌声的独裁者一生，终究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齐奥塞斯库全盛时期，多么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今天的习近平也是有样学样。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不无鄙夷地描述说：“我们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么？在这张变形的面具下，没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们的反面。……这个暴君：无数次的背信弃义、讲究而可笑的服装、一阵阵野兽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伤而幼稚的低语、发情野猪的顿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我们身边这个可怜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夸张头衔，他用嘶哑、做作的声音没完没了地演讲，那些演讲充满陈词滥调，从头到尾都是单调的抨击和愚蠢的语法错误。恐惧让他变得更疯狂，尔后是拼命地掩饰疯狂。他说话结结巴巴，举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几乎病态。 面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或是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马内阿很早就预见到小丑式的暴君覆亡的命运。我在二零一三年写作并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也提前对习近平做出了盖棺论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梁朝伟获颁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其实不是新闻，因为消息早在三月尾已经宣布（当时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已第一时间扑出来发公告祝贺），只是前日才于威尼斯举行颁奖礼。在各地影迷一片祝贺声中，也有网友重提梁朝伟2002年所讲的“支持镇压六四”言论，并问有多少人记得。 我自己是记得的，不但记得，更在《苹果日报》熄灯前两星期于名采版专栏写过，该文题为“梁朝伟谈六四”——不是刻意挖他疮疤，只因当时适逢“六四”周年，我想从另一角度谈谈港人六四记忆而已。后来《苹果》消失，此文亦随风而逝。 今年四月初，我得悉梁朝伟获奖后，就在Patreon写了篇文，记录某位老人家与梁的小故事，呈现梁比较鲜为人知的一面，文末附上〈梁朝伟谈六四〉全文。关于梁朝伟的过去，我已写过了，今天只想谈谈他的致谢词。 梁朝伟这次领金狮奖，堪称人生另一高峰，但致谢词却很短：一半是感谢颁奖的李安、威尼斯电影节、太太刘嘉玲、亲朋戚友和各地影迷，另一半则感谢香港及过去41年合作过的电影伙伴，“我得以在香港成长，其后受香港电影界栽培，由此展开我的演艺事业，实在非常感恩（I am so grateful to have been raised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being nurtured later by the Hong Kong movie industry in general, where my acting career began）。” 梁朝伟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确实跟香港有莫大关系。金狮奖的耀眼光辉似乎令人忘记了，梁朝伟在香港电影黄金时期（即八九十年代），就算不是“票房毒药”，也从未有过像周星驰、周润发那种令片商趋之若鹜的叫座力。九十年代由梁朝伟担正男主角的电影，大多不过千万票房。只是到了2000年后，“双周一成”日渐减产，梁朝伟叫座力才渐渐提升，代表作自然是《无间道》和《色戒》了（后者狂收的原因也不言而喻吧）。 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正因为梁朝伟从来不是最当红的明星，这反而免却他的票房包袱，让他有机会参演不同类型、不同国家的电影，包括侯孝贤、王家卫等导演的“冷门文艺片”。相比之下，扛着庞大票房压力的周星驰，戏路就有很大限制（他当年破格拍两套《西游记》就惨遭票房滑铁卢了，遑论拍“离地”的艺术电影），极其量只能在《国产凌凌漆》梳梳头，恶搞一下《阿飞正传》的梁朝伟。 威尼斯影展总监Alberto Barbera是这样评价梁朝伟的：“梁朝伟所演的角色，不仅横跨多种类型，且在不同纬度上架起了电视、流行文化和艺术电影的桥梁。正因为他长期与有名望的得奖导演合作，令他名声鹊起（His reputation is strictly tied to his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王家卫《花样年华》中令人难忘的演出，让他在坎城影展封帝。” 可见梁朝伟得金狮奖，关键是他长期参演艺术片，而当中也涉及很多偶然。因为当年全港追看“双周一成”，一线尾的梁朝伟才有空间胡乱闯荡，跑去跟着“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拍票房惨淡的艺术片，由是阴差阳错造就今天的成就。至于Alberto Barbera提及的另一点，即梁朝伟“架起了电视、流行文化和艺术电影的桥梁”，我觉得除了从前的香港，确实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 梁朝伟令洋人惊叹的“多才多艺”——拍电视剧，演不同类型电影，还当过流行歌手——在当年香港其实非常普遍（连周润发也是“歌影视三栖”），因为大家的心态是什么都试、什么都敢，思想（甚或道德）没有界线，很多“奇迹”就是在各种随机尝试中碰撞出来，王家卫如是，周星驰也如是。梁朝伟只是比其他同行多做一步：连艺术片都“捞埋”（混在一起）。 想起一句老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梁朝伟的故事也许给我们一个启发：做些跟别人不同的事，就算没有即时成果，只要默默坚持下去，最后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除了当年香港，哪里还有培育梁朝伟的土壤呢？拍大陆片《捉妖记2》、《无名》之类，尽管也很多元化，却不大可能让他得到外国影展青睐。看到梁朝伟获奖，我觉得最唏嘘的是，若非命运弄人，站在那台上的人，会不会也可能是张国荣？（本文授权转载自作者脸书）
中国房地产总市值超过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甚至超过了整个美国债券市场。2021年中国恒大地产爆雷，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开始。截至2022年底恒大负债总额达2.4万亿元，2023年8月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另一家房地产巨头碧桂园也面临流动性压力。中国的房地产“堰塞湖”随时有溃决的风险。 被错误耕地数据吓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和耕地红线 那么，中国房地产“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其实其根源与独生子女政策是一样的。1980年官方宣传，“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全球22%的人口”，因此既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也要保护耕地。当时认为中国的耕地只有14亿亩，人均只是印度的40%。但是1996年经过卫星遥测，发现中国的实际耕地有19.5亿亩。 其实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比如2022年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是印度的82%，但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2.1倍。2022年中国的粮食有17.6%是来自进口（主要是大豆），并不是因为耕地不足，而是因为农业政策和国际市场体系。其实中国的粮食增产潜力巨大： 第一，现有耕地还有增产的潜力。中国的谷物平均亩产已经从1980年的197公斤增加到2022年的425公斤，如果今后亩产能够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那么粮食还将增产30%。 第二，中国科学院完成的调研成果显示，中国还有8亿亩后备耕地资源，其中40%具有较好开发条件。 第三，中国有20亿亩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灌和改造土壤，耕地还将大为增加，比如昔日的不毛之地毛乌素沙漠正变成沃野良田。中国60亿亩草原（超过了印度国土面积）目前对食品（肉、奶制品）的贡献度还很低，潜力巨大。并且室内农场、白色农业（微生物将秸秆转变为饲料）的推广也将大幅增加粮食产量。 其实人均粮食并非越多越好，过多会导致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和高医疗成本。比如在发达国家中，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的热卡、脂肪、蛋白最低的是日本，最高的是美国；但寿命最长的却是日本，最低的是美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年鉴-2022》，中国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热卡、蛋白已经远高于日本，而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相当。 被篡改的人口数据和房地产泡沫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意味着下一代人口减半。耕地被低估，粮食增产潜力大，而人口又将减少，那么理应停止计划生育并放宽城市用地。但是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却将生育率篡改为1.8，预测总人口将 在2033年达15亿峰值，建议继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保护耕地。于是 “十一五”规划以“1.2亩/人”为标准，设定“18亿亩耕地红线”，严控城建用地。中国城市建成区全部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进行规划的，比如，国务院批准2020年主城区人口/城建用地（万人/平方公里）：重庆700/561，郑州450/400，襄阳170/153，衡阳130/120，新乡155/140。 2000年以来中国在快速城镇化。尤其是由于所有的资源都向大城市倾斜，导致年轻人口快速涌入大城市。以深圳为例，2010年国务院批准的2020年城市规划是，常住人口/建设用地控制在1100万人/890平方公里以内。但是2020年普查显示实际人口达1756万，而城市建成区只956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1.8万人，其中福田区高达2.7万人。上海虹口区、黄浦区和广州越秀区每平方公里甚至高达3.1-3.5万人。而美国芝加哥、费城、迈阿密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只有4千多人，建成区则只有1千多人。 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5%，其中25%生活在县、镇，40%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区总面积只有6.24万平方公里（0.94亿亩），只占0.65%的国土面积，当然导致高房价。而中国在实行二孩、三孩政策后，即便依照官方夸张的数据，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峰值只有14.1亿。笔者论证实际人口只12.8亿，到2050年将降至10亿。那么以“1.2亩/人”的标准，14.1亿、12.8亿、10亿人口只需要16.92亿、15.36亿、12亿亩耕地，可以增加数亿亩土地用于城建。笔者在《大国空巢》中指出，即便中国的城市全部以芝加哥的人口密度进行规划，也是有足够的土地的，那么房价将大幅下降。 “18亿亩耕地红线”导致城市“人满为患”，造成“中国人口太多”的假象，为继续计划生育提供了依据，人为造成的土地稀缺也为“土地财政”铺平了道路。中国政府在经济学者胡鞍钢等人忽悠下，实行分税制改革，财税向中央政府集中，减少了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于是卖地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而独生子女政策降低家庭刚需，抬高储蓄率，中国又缺乏其他投资渠道，于是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 无视学者的预警 笔者在2013年版《大国空巢》一书里，从人口角度预警了房地产泡沫。2015年1月笔者和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为方正证券做了一个行业报告，预警房地产危机，几十家媒体做了报道，其中人民网的标题《业内报告：人口红利终结，中国房价到顶》。2015年《环球时报》发表笔者的《中国城市“人满为患”归因于人口理念错误》，建议增加城建土地供应。如果当时在房地产上踩刹车，是可以避免房地产泡沫的。 但是中国当局无视笔者的预警，在房地产上继续踩油门。原因之一是，林毅夫、李稻葵等官方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内有年增8%的潜力，今后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2、3倍。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12年开始减速，为了实现所谓的“潜在增长率”，就拼命投资，尤其是投资房地产。于是，2015年开始房价一路狂飙。比如2022年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分别是2014年底的1.73倍、1.81倍、1.80倍、1.97倍。 其实，笔者在2004年到2010年反复指出，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拐点。2012年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因为劳动力负增长和人口老化，潜在经济增长并没有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么高，过度投资其实是透支今后的增长，也会造成巨大的泡沫。 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值是GDP 的4倍，而美国只是 GDP 的1.6 倍，日本也只是 2.1 倍。房地产行业占中国经济活动约四分之一和家庭财富的三分之二。中国政府面临两难，如果房地产“堰塞湖”垮塌，除了将导致经济减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外，还可能将冲毁中国的债务市场和银行系统，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如果继续加固“堰塞湖”的堤坝，年轻人将买不起房子、生不起孩子，民不聊“生”，将导致人口崩溃。日本的生育率在东亚地区最高，原因之一是其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破裂了，因此房价相对较低。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已经在负增长，尤其是28-37岁购房年龄人口在快速减少，房地产的“堰塞湖”溃决看来难以避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刚刚开过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五次常委会会议所涉及的人事异动，既没有涉及外界关注的前火箭军高级将领，也没有涉及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不过，除了火箭军的那几个高级将领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只是时间问题，秦刚被从重处理的可能性也只能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增大。联想起中共前驻韩国大使李滨就是因为中了“美男计”而被迫出卖情报，如今秦刚正在被习近平当局所追查的内容，应该也包括他是否也因为在美国的“失足”而被CIA所“敲诈”？ 从上月28日开始的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于今天结束，该会议之前对外公布的众多议项中最令外界感兴趣的两项，“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审议有关任免案”虽然均被如期进行了，但其中所包括具体内容无一符合外界期待。 刚刚公布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内容包括：由上海市选出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董云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今年7月31日被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决定罢免其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由贵州省选出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州省黔南州委原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原州长钟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于今年7月28日被贵州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罢免其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董云虎、钟阳的代表资格终止……。 至于外界事先关切的其军内职务已经被取代的几名军队高级将领，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火箭军前政委徐忠波、军委联参部前副参谋长张振中等，均未在列。 从上述的来自上海的董云虎和来自贵州的钟阳的被处理经过看，前者是7月初，后者是4月初即被宣布“落马”，然后都是在7月底被所在地方人大率先处理。 相比较而言，火箭军“窝案”的“谣传”刚刚出现时已经是7月中旬的事情，而习近平下令火箭军换将更是7月底才发生的事情。自此以后的短短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无论是军纪委的运作还是军方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运作，都来不及赶在这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召开之前完成是可以想见的。但也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此三人日前都已经失去了军内职务，应该都正处在被军纪委“留置”调查阶段。 未来对他们的最终处理会是什么程度，我们无法预测，但即使是被给以党内和军内的“轻量级处分”，不至于被“双开”再加移交军事法庭，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是迟早的事。 当然，如今的这一轮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没有对如上三个高级将领的代表资格进行审查， 那就证明至少在未来两个月内此三人仍将处于“接受调查”阶段。不会很快被宣布逮捕并进入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因为中共宪法和相关法律都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凡是需要接受司法处理的在任全国人大代表，都会先被进行一波由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的程序操作。 另外，如上三人中的两个上将都是二十届中央委员。那么如今没有抢在今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先宣布终止他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并不意味着在三中全会上来不及宣布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并逐出中央委员会。 按照所谓先党内再党外的一般流程，在今年十月的三中全会上先宣布对他们两人的党内处分，不失为一种可能。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分析过说：到本文截稿为止，秦刚也不过才“失踪”了两个月零3天。对他秦刚的最终处理决定的出台，势必是要待到中纪委的调查组先完成调查报告，中纪委常委会才会“先拿出意见”，然后才是习皇发话。而这个过程能够在短短两个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笔者持谨慎怀疑态度。 现如今，刚刚结束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的“有关任免案”中确实没有秦刚。但是，这不但不意味着秦刚会长久停留在副国级的虚位上，反而证明这时间的拖延客观上加大了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未来不会是被某次人大常委会宣布撤消或者免去，而是在全国人大的某体会议上被宣布罢免的可能性。 而且，未来由全国人大出面对他秦刚的党外职务处理，不但是其国务委员的行政职务，更有其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可能性较大的处理时间和次序，依笔者的推测是在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撤消中央委员职务，或者是仅仅给以留党查看处分并撤消中央委员职务。 在此基础上，随即便可出台行政处理，即罢免国务委员职务，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有意思的是，本来以为先行免去秦刚外长职务，同时让王毅回锅，就可以令因为秦刚的“失踪”导致的尴尬被动局面告一段落的习近平当局，近日居然又因此事被外国人纠缠不休。一篇标题为《欧盟敦促中国外交透明：对秦刚失踪需敞开心扉》的文章报道说：《政治》（《POLITICO》）杂志报道称：欧盟高级官员称中国应坦白部长失踪一事。报道并称，北京正面临欧盟最高亚洲政策官员的呼吁，要求北京对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失踪做出解释。 即将离任的欧盟亚洲事务主席古纳尔·维根德表示，北京方面应该阐明秦刚两个月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原因；秦刚上任仅仅七个月后就在七月份被解除了职务。欧盟亚洲事务负责人维根德还表示：“我不想对前部长秦刚的突然失踪发表评论，我是在他担任副部长时认识他的。” 维根德称，“我确实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提供更多有关所发生事件的信息。”他问道，“这是一个健康问题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导致中国外长突然从公众视野和国际形象中消失？” 对于欧盟官员的发难，相信中共外交部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只会置若罔闻、装聋作哑。 众所周知，当初彭帅失踪后迫于国际网联的压力，中共当局赶紧安排彭帅在公众场合露一小脸，而且还假装接受了“国际媒体”采访。如今的中共政权是绝没有可能以“彭帅模式”让外界再睹秦刚尊容的。 说到秦刚曾经担任过的外交副部长职务，这里顺带提醒一下关注秦刚去向的读者听众们，过去大家都已经知道在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被王毅重新接回去以后，中共外交部网站上就把秦刚的名字从历任外长栏目里删除了。近日笔者才发现，该网站上不但是历任外长栏目里没了秦刚，而至今未被恢复，而且历任外交部副部长和部长助理栏目里，秦刚的名字也被拿掉了。不过，笔者也注意到了中共驻美使馆的网站里还保留着前大使秦刚的名字和简历，其中也清楚记载，秦刚是2017 – 2018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礼宾司司长； 2018 – 2021任外交部副部长，2021开始任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当然，中共驻美使馆如今尚还保留的秦刚的截止担任中共驻美大使的完全简历中也有错误的地方，简历中说他已婚，育有一子。但事实上应该是（至少）育有两子。 外交部网站上为什么对秦刚如此绝情？唯一能给出的理由就是外交部现任负责人，主要是王毅和党委书记齐玉对秦刚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及在习近平当局那里引发的震怒程度最为清楚，他们最为明白秦刚的未来已经不是能否在外交系统复出的问题，而是给以何种程度的重度惩罚才可能令习近平感觉到已解心头之恨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文章中已经对比和分析过了前国务委员杨晶的被处理过程。而现在看来，未来的秦刚如杨晶一样被“轻处理”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至于“轻处理”之上，首先是“中处理”。可以以前文化部党组书记，17届中央委员于幼军为例。 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于幼军此前曾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时，于幼军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两年零两个月之后，于幼军被任命为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复出”政坛。 比较反常的是，至今为止，当年的于幼军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从来未被官方正式对外公布过，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不可能像如今秦刚所犯“错误”的影响之恶劣，传遍全球，也不是像秦刚一样，不但婚外乱性，而且还婚外产崽。 所以，笔者较为坚决地相信习近平当局未来对秦刚的最终处理，不会轻到于幼军的程度。 中共党内对于党员干部的处分，有一部分是开除党籍但未被开除公职，当然也没有被移交司法，只是行政降级使用。但这类人都没有一个达到中央委员级别的，不适于和秦刚对比。 而能够与秦刚对比的被“重处理”的中央委员的例子就不胜枚举，比如十九届中央委员，前司法部长傅正华。 上月7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过《秦刚如果进秦城只会是因为习近平对他的爱之深变成了恨之切》一文，文中分析了秦刚的事情大概率是因为“看热闹的不嫌事大”而被外界媒体复杂化了。同时笔者也认为秦刚所犯的周恩来所说的“乱搞”的错误已经上升到了不以他本人和习近平意志为转移的“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外交形象、外交信誉”的高度，秦刚当初的“一时快活”把个习近平搞得是要多被动有多被动，用不着在这里过多着墨了。所以为此恼羞成怒的习近平对秦刚的感情由爱转恨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去年的这个时候习近平对秦刚爱得有多深，如今的习近平对他秦刚恨得就有多切。如果是习近平对秦刚由爱转恨的分析成立的话，那么进秦城肯定是秦刚未来的唯一出路了。 不过，笔者当时所说的外界把秦刚事件“复杂化”，所针对的主要是一些外界媒体及时评人不约而同地把秦刚“失踪”与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发生的火箭军“窝案”串联在一起，而笔者本人更倾向于相信这两起案件只是时间上的并行而互无交织的。 但是，有读过笔者如上文章内容的朋友提醒笔者换个角度把秦刚事件，或者说秦刚“所犯错误”的性质和内容向“复杂化”的角度开开脑洞。 笔者在7月上旬发表的《傅二奶事小，”秦二世”事大》一文中，也曾经分析过无论是秦刚本人还是中共当局都可能曾设计过补救甚至是瞒天过海的措施，但最终于事无补！因为秦刚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傅晓田女士通奸并导致其怀孕，从此留在美国从孕初到生子再到生子数月之后才返回中国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发生在美国，美国政府和美国情报部门怎么可能都一无所知？ 那么据此再深入分析下去，虽然中共政权历史上确实有驻外大使被人家色诱成功而沦为间谍的李滨案的“深刻教训”，但傅晓田小姐当初贴上身为驻美大使的秦刚是美国CIA所施之“仙人跳”的可能性，似乎已经被傅小姐产后拼死也要让孩子认爹的执着所排除。在此基础上，我们只能从秦刚在离任驻美大使之前，具体时间是从秦刚用专机从美国洛杉矶迎接当时的香港凤凰名记傅晓田到华盛顿，并在“采访”过程中与之含情脉脉开始到傅晓田在洛杉矶待产的那个时段，是否就已经被美国CIA据此敲诈过了来分析。 关于中共前驻韩国大使李滨沦落到甘愿替韩国提供情报的地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韩国情报部门先掌握了他的性取向，然后就施以“美男计”。色诱成功之后，照片、录音甚至好几个X级别的“男欢男爱”录相迫使李滨别无选择。 而秦刚与傅晓田两人被美国CIA所掌握的“证据”更不止于如上。傅晓田在洛杉矶的第一次产检后就已经被美国CIA秘密拿了到胎儿的DNA是很可能的。而这一“证据”比当年韩国情报机构出示给李滨的欢爱场景录相带之类文雅得多，但也更有杀伤力得多。 毫无疑问，秦刚在去年被预备成为新任中央委员和新任国务委员的过程中，向“组织上”隐瞒了他有一个怀了他孩子的情妇正在美国待产的“个人情况”。在此前提下，只要美国CIA以此敲诈他，他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做，要么向“组织上”坦白“。事后看来，秦刚选择了前者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否则，习近平当局在去年二十大召开之前就已经把他放弃—-正所谓“不能带病提拔”。 分析到此，我们的结论是，除非美国CIA当初对秦刚的婚外情乃至在美国婚外产崽一事毫不知情，或者虽然知情但却只是替秦刚保密，并没有据此，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敲诈他。否则，秦刚的问题有可能是和李滨同样性质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面临崩溃危局，今年以来竟然成了国际共识，类似评论越来越多。美国华裔学者许成纲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提出中共国可能的三种前景，一是宫廷政变习近平下台，二是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三是中共靠专制暴力，把社会危机往后拖。 习近平大权在握，中共内部的反对力量已被打散，虽然不怕死的人还会有，但已掀不起大浪，因此我以为，宫廷政变是小概率事件，即使发生了，也不能解决中共的危机，因为换一个人上台，又回头搞改革开放，根本没有人相信。中共存在一日，中共的本性就不会改变，国进民退变成国退民进，再过十年八年，又回到国进民退，中国人永远都不死心？ 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问题是中共有没有能力控制社会动乱。习近平连年大搞高科技严控，又加强专政暴力准备，最近深圳万名武警演习街头镇暴，正准备应对未来的社会动乱。动乱规模小，中共手上的武装可以应付，一旦规模大起来，十个杯子五个盖，那时就难以自救了。 至于把社会危机往后拖，这是中共目前在做的事。地产爆雷，中共不准地产商清盘，就是怕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这么多地产巨魔，岂是国家资本可以打救的？一味往后拖，地产商如何续命？养著那么多人，借了那么多债，要还那么多利息，前景又那么悲观，这都是躲不过去的。可怕的是倒骨牌，更可怕是越往后拖，爆雷的规模越大，越难收拾。 华尔街巨头一向唱好中共国，最近纷纷改口，外国媒体也越来越把唱衰中国视为时髦，近日连拜登都出声了，说中共国是一颗“定时炸弹”。定时炸弹的意思是一定会爆，但什么时候爆，现在还说不准。 今年以来，经济数字直线下滑，天灾人祸接二连三，中国人一看到天有异相，就联想到亡国亡天下，即使习近平自己，也一再说丧气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就是亡国之音。西方媒体和政客正视中共的崩溃，中国人也众口一词说崩溃，连习近平都预感到崩溃，那中共就必然会崩溃了，问题只是崩溃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会以什么形式发生。 中共的家底还能撑几年，崩溃就会在几年后发生。今年以来，国企民企裁员减薪的新闻此起彼伏，地方政府财困的消息不绝于耳，前不久，东北沈阳连公安都发不出工资了，公安如此，武警又如何？等到公安武警都没有钱拿，还有谁会替中共卖命？须知公安武警的家人都是底层百姓，他们每日在街头打压市民，他们的家人在另一个城市被公安武警打压——这些暴力工具都是靠不住的，随时都会瓦解。 中共最近大力清剿医疗卫生系统，从这个最赚钱的行业，去敲打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干革命时代“打土豪分浮财”的套路，没钱就打家劫舍，抢了钱来再干革命，但民间的财富有时而尽，竭泽而渔也是自寻死路。 习近平不停地断自己的财路，又不停将事情做绝，把人得罪光，他每天都在遥望自己的末日，又每天都向末日挺进，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不济的一个人？中共又怎么会选出一个这么窝囊的接班人？ 回答崩溃的时间与形式，我的看法还是，崩溃的时间快则五年，慢则十年，因为中共的家底大概还能维持这么一点时间。局外人揣测政治都是半推半猜，不过，中共对地方债的态度叫做“谁家的孩子谁抱”，这句话泄露了底细。地方官都是习近平的家奴，地方劣政都体现中央精神，现在地方出事中央甩手，那不是中央不负责任，是中央负不起责任了。 中共中央的家底已经见底，从这一点上便可以看穿它，预多一点时间给它，就是五年至十年的范围之内。 至于崩溃的形式，我以为会从社会底层的乡镇那一级开始，山高皇帝远，村官们会在上级和村民之间做“两面人”，动嘴不动手，出力不伤身，政令遂不及于底层，而百姓最终会明白只有众志成城，才能与政府拗手瓜。政府有钱养得起鹰犬，没钱就树倒猢狲散，什么时候武警不够用了，中央也只能望洋兴叹。政权的瓦解会先从基层开始，然后一级级蔓延上去，到最后，只剩习近平和七常委在中南海望天打卦。 中国人逃不过这一场灾劫，大家都要积縠防饥，做充份的思想准备，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最近连续出了好几件诡异的事情，一是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突然缺席大会发言，二是河北保定突然出现大量坦克移动，三是刘梦熊突然在星州《联合早报》发表文章，剑指习近平。 刘梦熊文章没有什么新意，他只是开了建制派攻击习近平的第一枪。海外中文媒体多数将他视为建制派，其实刘梦熊与梁振英反目后坐过牢，事后已与中共分道扬镳，他的言论甚至貌似民主派。但刘梦熊与大陆官场应仍有自己的的私人交往，他这篇文章值得重视的是有没有大陆官场新动向的背景，这才是主要的。 星洲报章大都臣服中共，对中国国情报喜不报忧，这次公然反习相当不寻常，其中会不会有他们取得的某些机密情报作支持，外人无从得知，不过相信他们也不是一时头恼发热。 许成钢教授预测中共政局，第一个可能性是宫廷政变习近平下台。在大陆官场，平民出身的高官，不可能形成一股倒习势力，因为彼此心防很重，无法成气候，唯一能动摇习近平的，还是他们自己人红二代。 红二代有三种人，一种是像习近平那样占据党国高层权位的。当年陈云交代，说政权还是要交到自己后代手里保险，当时约定每个高官家庭出一人，作为接班人培养。数十年过去，官场自我淘汰，唯有习近平上到最高位，现在大多数竞争不成功的红二代都已退休（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是开国上将张宗逊的儿子），但红三代又上来了，这些人又占据哪一些权位，外界根本无从得知。 第二种红二代是趁改革之便下海经商，或占据国企最高职位，这些人捞得盆满钵满，各自经营家族庞大事业群，只要中共依旧掌权，他们就继续敛财。习近平打贪十几年，有几个红二代被查？一个任志强，一个刘亚洲，都是政治问题引火烧身。 第三种红二代是相对正派，开放后到西方接受教育，回国后做专业工作，不参与政治，也不下海经商，这些人心里很清楚，只是对中国政治已心灰意冷。笔者曾接触过几位这样的红二代，有的父辈职位相当高，他们都很有思想，只是冷眼旁观。 红二代与习近平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取决于中共的兴衰存亡。现在的问题是，中共给习近平搞到摇摇欲坠，看起来在习手上起死回生的机会渺茫，那究竟要不要扳倒习近平另起炉灶，有没有机会换个人来做情况会好转，更重要的是，一旦换人不得当，中共会不会死得更快？ 习近平不是对中共不够忠诚，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大部份都是中共党内的共识，也就是说，邓小平定下韬光养晦的国策，本来就是装孙子养肥自己后向西方反攻倒算，以共产主义中国统治全世界。只不过，邓小平没有像习近平那么轻浮，他说改革开放要管一百年，也即是说，反攻倒算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百年卧薪尝胆的耐心。可惜习近平太草包又太急躁，上台后独断专行，以大局误判为能事，应做的不做，不应做的乱做，以至短短十年时势全面倒转。 要是习近平稳住局面，红二代们会放心让他干下去，可惜习又太无能，如今民心全失，外部压力空前，习近平更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笨拙，面对政权崩溃的前景，对红二代来说，换人便会是不得已的选择。 但问题是，习近平倒腾党政十年，已经消除异己，自立山头，如今朝内都是吹须拍马之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一人是红二代，官场中有足够影响力和政治能量者，也没有红二代红三代能形成气候。对一个以领袖独裁为政治传统的党来说，没有得力领袖是致命伤。 具体操作上，首先红二代要取得共识不容易，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被习近平置于死地，抄家灭族，代价极大；其次是，即使推翻了习近平，由谁主持大局，也会吵翻天，因为没有人建立起足够权威；再次是，即使都有共识，要用什么手段才能安全过渡，那也是大问题，搞得不好，爆发全面内战，那也是死路一条；最后，真的扶持新天子上台，他又凭什么得到人民的信任和西方的支持，中共已彻底暴露自己的邪恶本质，没有人相信他可以脱胎换骨了。 最终局面便是，明知习近平会毁了党，但又找不到足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治乱世之枭雄，所有的红二代红三代，各自忧心忡忡，指天望地，日日骂娘，而又无所作为。 一个政权是如何崩溃的？便是油尽灯枯，树倒猢狲散。中共崩溃是必然的，问题只是崩溃后的中国人，要遭受多大的磨难才能等来新生。（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日本于8月24日启动向太平洋排放经过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水，在中国引发较大反响。废水开始排放的当天，中国便宣布：出于保护消费者健康的考量，“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并指责日本排放废水的行为”不负责任“。相关事件在中国民间也引发轩然大波。为了表达愤怒情绪，一些地区的民众在多个日本驻华机构作出过激表现，还有游客取消赴日旅游行程。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就核废水引发的风波以及此一事件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问：日本把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经过处理后排放海中，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陈破空：中国政府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的理由是：日本的福岛第一核电厂排的水含氚量对海洋有污染，进一步对中国的近海海洋有污染，会对人体构成危害，说日本“自私自利”，不负责任。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本身在沿海有很多核电站，它向海洋排核废水是经常发生的，甚至不通过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测，而它的含废量很大，不仅日本提出了这一点，对比之下，日本排出的这次核废水，它的含氚量是很低的标准，而中国的含氚量是日本的八倍到十倍之多。另外一点，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中国政府便悄悄地把中国跟核能有关的资料下架了，像有一个叫“2019到2022年鉴”，将中国沿海的那些核电厂如：秦山核电站、南阳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它们这些含氚量排废水的情况，有关的书籍都下架了。有些国内的专家、学者也指出了这个差别，但他们下架之后，有的专家在网上找到了残存的一些资料就证明：中国一直在向海洋排核废水，比日本的情况严重多了。 另外一点，中国政府没有向中国人民交代的就是：日本这次排核废水，不仅自己（日本方面）经过了反复的处理多年的稀释处理、降低其中的含氚量，而且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完全的同意，据鉴定说标准可以排放了，日本才开始排放的。也就是说，在联合国下属机构的合作下、得到国际公认的标准，日本才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所以日本这样的措施完全是负责任的、谨慎的，而且是经过了很大的程序。再加上当年日本发生的这一场是悲剧，2011年“311”巨大的地震、巨大的海啸，夺走了将近两万生命，还有很多人失踪，国际社会都深表同情。所以日本的核废水积压之后，到一定时候经过处理是要排放的，它不可能像其他方向排放，一般就是向海洋排放。中国政府这个时候来抗议，不仅没有对日本所遭受的灾难表示同情和理解，反而向日本的伤口上撒盐，这样的做法令国际社会都觉得很难理解，说的轻一点就是，让国际社会深为困惑。 问：中国政府不仅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还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似乎也殃及到中国国内的水产品，这样的做法是否得不偿失？ 陈破空：没错，这个海水是流动的，海水、海洋是联系的。如果说日本排放处理过的核废水对海洋有污染的话，首先受害的是日本人民。但是，我们看到日本人民上下-除了少数的抗议和反对之外，因为日本毕竟是个民主国家-，绝大多数人都安之若素，而且是继续正常的生活，甚至是歌舞升平、一片的安静，他们自己没有任何的惊慌。 但在中国这边，由于政府开动了强大的宣传机器，结果导致中国人民抢盐，发生了恐慌的现象。反过头来，这种恐慌就蔓延到中国的水产品，因为中国政府（要求）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那海洋的相通、海洋的流动，日本如果近海的水产品有问题，那中国近海的水产品也有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那边，就有很多的渔民哭诉，说他们的多年经营怎么办？他们怎么活下去？他们的水产品卖不掉（现在的确出现了沿海地区一些商家不愿意见水产品的情况，不愿意进海鲜），结果导致海鲜和水产品过时。看到沿海的渔民就非常痛心地把它们装进垃圾桶扔掉。又反过来，对中国的水产品、对中国的海鲜是沉重的打击。 而且比较之下，很多人以为日本是个岛国、是水产品的出口大国。其实刚好相反。日本是水产品的进口大国，大于出口。只不过日本确实有很多优质的水产品出口到中国。中国事实上是水产品的出口大国，在亚洲排第一，远高于日本。所以如果说，日本的水产品有问题，中国的水产品有问题，打击下来，中国的水产品遭受的打击比日本更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其实这个时候是“杀敌三千，自损一万”。中国的损失更大，不仅是得不偿失，按通常中国老百姓的说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现在连中国的、不仅是渔民受到冲击，商家、店家都受到冲击。很多在上海、北京开的日本料理店不得不出来声明说自己的产品来源地。但是尽管如此，生意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问：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国民间又掀起一波反日风潮，据报道中国很多民众给日本国内的店家商家打去很多骚扰电话，还给日本驻华机构投石头，扔鸡蛋，甚至取消赴日旅行团，这些做法是否让中日两国更加敌对和仇视？ 陈破空：对，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三件事情，各有各的一些做法。我们先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民间向日本国内的商家、店家大规模地打骚扰电话。这在日本成了一个重大新闻，也是国际上的重大新闻。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严重的损害。这些打电话的人，既有可能是中国民间的一些自发行为，因为他们受了煽动、宣传之后仇视日本。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中共的五毛党。因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记者）中假装说自己不知情，然后还说要日本“反思”。就说明中国政府在这些电话的背后可能起到作用，叫五毛党去骚扰。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当局也非常害怕中日关系彻底的摊牌，所以这回有扔石头、打鸡蛋的现象，但比较少。比如在青岛，就（有）向日本人学校投石头（的做法）；在苏州，有人去扔鸡蛋。但是据说中国那边还在抓人，就还不敢大规模地让中国民众去冲击日本驻华机构，因为担心在外资、外企大量撤离的情况下，导致日本的机构或者企业大量撤离，对中国来说，那就造成经济上的更大重创。 另外还有一点，关于你提到的第三点，就是中国这些游客取消赴日旅行团。根据了解，他们并不是自己不愿意到日本去旅游，也不是说他们要参与反日风潮。其实大多数人取消（赴日旅游），是因为怕在国内被骂成“汉奸”、“亲日”，怕有危险。能够去日本旅游的，一般都是有点家底的、在中国算中产阶级或者精英阶层。但是上街闹事的，反过来是中下层的。他们有可能不仅因为被说成是“亲日分子”、“汉奸”、“卖国贼”被骂，而且有可能引起妒忌。所以他们由于害怕而取消。实际上，他们已经预定了日本10月叫“风月游”， 10月、11月，是日本景色最好的季节，实际上都已经订满、爆满了。而且中国有“十一”长假，（许多人）也准备去日本旅游。日本这方面的相关的旅行定位已经爆满。这个时候取消，对日本固然是一个损失；但对中国这些旅行团、旅行公司、还有这些游客本身，也带来不小的损失。 过去这些年，中日关系已经可以说一再地急转直下，由于政治上的冲突、地缘政治的冲突、东海的纷争、钓鱼岛的问题、还加上国际社会的演变、日本加入美国阵营对中国的围堵等等；这个已经形成了中日关系的-可以说是敌视、或者是仇视。我们都知道在国际社会的了解，各国对中国的负面观感高达70%以上，而日本是最高的、高达86%。日本对现在的中国、就是共产中国、或者习时代的中国，已经是非常的负面观感，再加上中间还有不少的冲突：比如反间谍案、随便把日本人抓起来当人质等等这些事件。这一回中国政府炒作这个核废水的事情，在中国激起了反日风潮，加上中国民间发生这么多不理性的行为，不仅败坏了中国的形象，也进一步地败坏了中日关系。本来中日关系最近面临一个转期：大瘟疫过去了，日本开放了中国的团体，中国那边也在开放，所以团体要出境。刚好在这个时候，很多的中国人首选就是去日本旅游，很多团体是安排，说这个首选超过了新、马、泰，也超过了去其他国家的旅游。 就在这个时候，偏偏中国政府又操作了这一波核废水事件，在中国民间掀起了反日风潮，使刚刚有所回暖的中日民间的交流，又一下子跌入悬崖。中日关系至今只能说经过这一步操作之后，本来已经很敌视、很仇视，那么这个关系会变得更敌对、更仇视，对中日两国都没有好处。而对日渐孤立的中国国际处境，可以说更是雪上加霜。但中国民众完全不知情，甚至在中国的党媒、党报的宣传下，还以为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他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习时代的中国处于-可以说-空前孤立的国际处境，而且处于空前的-国际社会叫做-厌倦、嫌弃或者是仇视的这么一种处境。 问：面对日本排放处理后的核废水，对照之下，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是什么？ 陈破空：对。这回中国方面显得非常地孤立。因为日本排放核废水，是经过了严格的程序：不仅日本方面再三处理，而且跟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来监督，监督它排出的这个核废水中的含氚量不仅符合国际标准，而且远低于国际的下限标准，比日本制定的标准都还要低。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放行，而国际原子能机构不仅有总干事长同意，而副干事长-有个中国人叫刘华-也签字同意了。而且就在中国反日风潮最高峰的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就声明说，日本排出的核废水经过检测是合格的，对海洋无害。而周边的国家也是这样反应，像韩国。韩国本来有很深的反日情结，尽管最近韩日关系有缓和。但是，韩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有执政党、有反对党，所以反对党质问执政党：对日本排放核废水是否立场软弱？但是韩国出来抗议的人也是很少数，而韩国本身采取了海洋监测，也发现低于国际说的危害标准，认为是根本无害。另外，台湾距日本也很近，台湾也进行了自己的监测或者研究。台湾所发布的消息说，日本排放的核废水对邻近的台湾水域的危害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次中国政府闹得非常的孤立、孤单，因为以前还有个韩国跟他们一起闹一下反日情绪。但是这回都没有。甚至连北朝鲜都是静悄悄的，而北朝鲜的水域也在这里-朝鲜半岛。还有就是俄罗斯也是静悄悄。因为俄罗斯的水域也会受到影响，结果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应。而稍微远一点的东南亚国家都没有反应。甚至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纷纷）声明：日本的做法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对海洋无害。所以中国这次单方面的跳脚或者是闹的话，反而突出了在国际上的一种负面的形象。我想这样一波操作，现在可以说在北京执政的习当局是非常拙劣的一招，最终损害的是已经国际形象受损，国际孤立加大。这一波操作之后，可能更进一步的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和孤立。 问：根据您的观察，这一波反日风潮会持续多久？相关事件的背后是否也反映出中日两国的政治较量？ 陈破空： 对。这次中国政府表面上是抗议日本的核废水，其实是对像日本跟美国、韩国加强联盟；日本跟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组成的联盟，针对中共围堵；还有日本跟台湾之间加强的协防关系非常不满，它也无法突破，所以就找日本的茬，达到几重目的，它除了在政治上去发泄对日本的不满、用政治问题进行一个经济操作；另一方面，也想转移国内的矛盾、转移视线。国内的河北大水、东北大水激起了民怨沸腾。还有就是中国经济每况愈下所引起的这种民怨沸腾。基于这种综合性的考虑和操作，想制造这次反日风潮。 但是，我认为这波反日风潮不会持续太久。一方面，是中国单方面的在那边闹；另一方面来说，已经倒过来影响了中国的水产业、商家、电家的运作，对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虽然日本现在有些反制措施，但是这一波反日风潮，我想中共会自动收敛，不会持续太久，它达到一定目的之后，估计会悄悄地降温，降温之后找个台阶给自己下来，也就是让中国人民把矛盾对外，情绪对外，减少他们对国内种种问题的注意力，等达到这个阶段性的目的之后，我想中共就会偃旗息鼓。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文贯中博士， 三一学院荣休教授 一、北京御用学者惊呼“四十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 最近，中国内内外外，经济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在谈论中国目前经济的大幅下滑以及外交遭遇围困的处境，中国内部的学者及各方人士纷纷上书献策，有故作镇定掩盖真相者，也有惊恐失态，声言中共面临40多年未有的恶劣形势者，诸相纷呈，构成皇城危局下的人间百态。 有一篇发表于《香港01》上的文章，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相当典型，其献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北京高层的焦虑心态和应对策略，据说是属于最近中国内部涌现的一批上书当局的“策论”之一，值得略瞥一眼。 该文指出：2022年以来，受新冠病毒、俄乌冲突、美西方围堵等多方影响，国内外局势出现了多个层面“数十年未有”的复杂状况与艰难困境。一些西方媒体与智库近年来频繁揣测甚至妄言，中国崛起进程可能被停止、中国崛起已到顶峰等。外部舆情的干扰与国内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部分经济数据下行形成共振，使得不少人士的预期受到冲击。 它历数了中共40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我们择其要者简列于下： 他说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包括经济增速、西方围剿、供应链外迁和社会预期 等四个方面的变化，是三、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需要保持高度战略警觉。 1）经济增速问题 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中国年度、季度经济增量低于美国的现象已经出现。近年来中美差距在GDP全球占比上不断拉大。数据显示，2021年，中美GDP差距为5.2万亿美元，中国GDP占比美国GDP约77%，达到历史高点；2022年，中美GDP差距将扩大至7.47万亿美元，中国GDP占比美国GDP约70%。2023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美差距继续拉大，仅占美国GDP约63%。这是自1976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年度增速高于中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美国总统拜登自2022年底首访亚洲后就不断大谈这个预期。近月来，笔者见过几批疫情放开后访华的美国学者，对方对美国经济的自信明显在上扬。 2）供应链外迁 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生产链和供应链向海外转移的苗头已出现。以往总体趋势是外国向中国转移、中国东部向西部转移。近年来，总体趋势却变成中国向印度、越南甚至美国转移。2015-202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保持了上涨的势头，但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FDI）总额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14.5%降至2021年的10.5%，中国新增外国投资的增速相比世界总额有相当大的减缓。2022年中国吸引外资一度回升，但2023年上半年随之骤降，甚至低于巴西。不断有西方媒体、智库、商会发声，威胁外国投资撤出，制造中国经济恐慌；中国产业链外迁的事例越来越多，例如耐克产线迁至越南，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厂并称随时随地转移生产基地，戴尔不再使用中国造芯片并扬言外迁。汽车行业中，有菲亚特、Jeep、讴歌相继退出中国，斯柯达正在考虑退出等等。尽管中国仍是全球产业链最完备的国家，但大量产业链外迁的新闻出现是40多年来未见的。 3） 西方围剿 四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美国统合西方对“中国威胁”的政治共识并全面行动的架势已出现。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北约从“脑死亡”中复活，并呈现出“亚洲化”的趋势，且多次在政治声明中提及中国。俄乌冲突仅36小时内，美国动员西方30多国统一发表声明、制裁俄罗斯，并责怪中国不配合对俄制裁。近年来，五眼联盟、四国机制、AUKUS、第一岛链军事联盟、IPEF等。近期美国首次撮合日本、韩国在戴维营会晤，甚至多次公开声明“协防台湾”等，全面布局围堵、遏制中国的完整架势已呈现。澳洲、日本等不少国家不再“两边下注”，摆着一副不惜牺牲经济利益、全面站在美国一边的姿态。这些都是自改革开放尤其是1989年中国受西方集体制裁以来首次出现的。 4） 社会预期 必须承认，在地缘冲突、贸易摩擦、疫情反复的大背景下，“东升西降”的趋势在减缓，一些欧美智库与媒体为“西方重新崛起”造势，渲染“中国崛起终结”等氛围，而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些侧面又被其捕捉并形成“舆情共振”，值得高度警惕与应对。 简评 应当说，王文所列的上述40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大体上没有讳疾忌医，算是务实的。然而没有涉及问题产生的根源。除了他所罗列的四方面问题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例如习近平执意要武统台湾而造成的天地翻覆的崩塌式后果？例如巨型房地产泡沫爆雷后可能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例如超高的青年失业率将可能引爆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例如人口老龄化和总人口减少的历史后果…..等等？ 显然，这些问题业已超出了他的奏折献计言事的底线边界了。 二、北京应对危机的药方 文中称“多年未有的危机需要祭出真招实策“，他开出的药方如下： 1）新的战略自省：崛起的长期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一些舆论仍然对大国崛起的艰难程度和超长用时考虑不够充分。前些年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过于夸大“西方已完全衰弱、中国已完全崛起”的事实。面对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中国社会需要有一轮新的战略自省。直面并客观剖析中国当前逆风逆水的内外艰难形势，全面扫描当前中西国力消长的真实结构，高度自省大国崛起的长期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以西方崛起为例，美国逐渐成为全球大国的崛起时间超过百年。从1823年发布门罗主义到1894年GDP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再到1922年一战后《五国海军条约》跃升军费全球第一，直到1944年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可以说，美国经历至少121年才真正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类似地，英国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历经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对外殖民美亚非洲等，直到19世纪真正崛起成为所谓“日不落帝国”，前后用时200多年。可见，大国崛起绝非一帆风顺，更非一蹴而就。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共产党国家的兴亡与西方国家的崛起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冷战，它是人类历史上史诗式的重大事件。它几乎是通过和平的非流血的历史进程，就使一个庞大的高度压迫性的大帝国轰然倒台了，是世界史上的奇迹。历史判决是简单清晰的，共产国家是一次性的，衰落了就死亡了。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怪胎，是一段插曲，如前苏联与东欧共产国家，不可能再生崛起。所以共产国家不可能同历史上的那些大国兴替一样，它只能是过眼烟云。 2）客观直面：美国将衰未衰、必颓未颓 中国社会需要客观直面美国将衰未衰、必颓未颓的基本事实。西方崛起须耗时百年以上，西方衰落也绝非数年之功。尽管中国高速崛起使得中美差距大幅缩小，许多经济分指标（如制造业总量、货物贸易总量等)已超过美国，且美国相对地位的确在下降，但不得不承认，在增量方面，中国仍然占据优势，而在存量方面，西方的优势仍然明显。经过数百年的殖民掠夺、上百年的科技革命、数十年的国际不平等经贸体系的铺垫，美国金融、科技、军事、教育仍保持着绝对领先的位置，且在未来一二十年仍保持相对领先的位置，如美国科研投入2022年科研总费用（6794亿美元）是中国（5511亿美元）的1.2倍；人均科研费用更是约5倍。2021年美国军费支出（7500亿美元）约中国（2370亿美元）3倍。美元国际化指数是人民币的约20倍。从种族、社会等诸多方面看，美国衰落是必然趋势，但仍需要许多年。借用老一辈革命家的说法，我们现在要战略上“平视”美国，但战术上依然要“重视”美国。——这是拉长了时限的“东升西降“，已经被中美差距之日益扩大所嘲笑。究竟是美国衰落，还是中共政权消失，让我们等待历史判决。 3）冷静面对：中国将超未超、必成未成 中国社会需要冷静面对中国将超未超、必成未成的基本现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盛况有目共睹，世所公认，然而更进一步的关键“瓶颈”并未得到真正突破。高新科技发展被“卡脖子”、思想观念冲突被“卡脑子”、国际话语权被“卡嗓子”的现象，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解决。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仅为美国人均GDP7.64万美元的16.6%，仍处于美国1980年前后水平（1.25万美元）。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拥有14亿人的中国GDP总量肯定能超过美国，但那需要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而人均要达到美国的水平，可能需要更漫长、更艰难的征程。——无需等待“更漫长“，因为不会有那一天。 4）底线防范：最坏、最恶劣场景可能发生 中国社会需要有底线地防范最坏、最恶劣场景发生的心理准备。过去30多年来，中国人基本没有经历金融风暴、没有遭遇战争洗礼、没有蒙受巨灾冲击，对未来充满着乐观情绪，对西方文明充满着“友善的想像”。只是中国崛起遏制了其“野蛮在中国暴露”的可能性。西方对2022年俄罗斯的全面绞杀，？充分说明了大国争斗的残酷与无情。近年来，为捍卫西方优势与美国霸权，不少西方右翼学者与媒体的声明更是非常极端，如对华实现“焦土战略”“中国人不配享受优质生活”等。可以想像，一旦中国与美西方最后摊牌，一定会比制裁俄罗斯更狠的招数，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想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最良好的心愿，但一旦和平前景无望，中国社会要防范与加紧准备预案。——歪曲俄乌战争等各类冲突的真相，露出狼牙。 5）全力做大“蛋糕” 建议各项大政方针仍然要聚焦在如何全力做大经济“蛋糕”上来。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左右，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6，说明中国经济体量仍然远远不够，底层民众仍然较多、中产阶级不够强，“富起来”的人还远远不足。没有更大的经济“蛋糕”，不仅不足以阻挡西方的外部遏制，也不足以支撑更大的民族复兴伟业。——委婉批评“共同富裕”。 6）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建议检阅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项事业的激励与优惠措施的落实情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前仆后继的代代新人。老一辈革命者充满理想，值得敬佩，新中国成立后，授衔授勋。改革开放需要先行先试，鼓励一部分人先致富带后富。可见，解决“挨打”“挨饿”既需要精神激励，也需要物质激励，解决“挨骂”、实现民族复兴，同样也需要精神与物质相结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近年来中央召开人才、科技、教育、外事等多轮工作会议，但如何让各项政策落实到位，激励普及更多贡献者，直接关切到党的声誉与政府权威。建议就此可从退税、优惠贷款、个人升迁、奖励、荣誉、子女待遇等各个方面推出各项奖励措施，尽可能地激励真正为民族复兴做出真正贡献的人。——重赏？不如平反？释放孙大午，退还其财产；释放任志强，释放良心犯, 敢吗？ 7）政策向中产倾斜 建议切实推出各类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扶持和推动中国中产阶层。近年来中国对低收入人群的帮扶有目共睹。如果说低收入人群是民族复兴大厦的底座的话，那么，中产阶层是大厦的腰身。没有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扶持，复兴大厦的高度必然受限。当前中国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恶化，社会治理乏力，关键在于大中城市的生活与运行成本过高，税费偏高、房租房价高企、育儿教育成本畸高，这些成本多数由中产阶层来承担，导致结婚率和生子率偏低，民族复兴的预期下行。一个成熟的全球大国，一定是中产阶层居多的国家，推出更多对中产阶层的友好政策，是当前的迫切之需。——政策者，必多变也，关键是制度，关键是法治。制度上必须（通过选举）使中产有其政治代表。 8）大国博弈需妥协 建议对美西方的斗争须保持求稳求准、灵巧务实的态势。保持相对稳定的对美、对西方关系，仍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基础外部环境。对此，要敢于对外斗争的同时，也不能因斗争而颠覆当前与西方的基本态势。毕竟大国博弈本身就是妥协的艺术。直面美西方将衰未衰、中国将超未超的现实，寻找既要合理斗争、又要斗中求稳的长期策略，既不逞强也不示弱。如同两位高手下棋，不能一“棋”不合就直接拳打脚踢，也不必一“棋”失误就自暴自弃。相信中国智慧，智斗、缠斗远胜蛮斗、乱斗。目前中国与西方的相处方式，最应该使用的姿态是，政治上保持战略定力、经济上保持正常贸易、外交上保持斗而不破、社会上保持正常交往、文化上保持开放自信、生活上保持宽松平和。 ——总之，作者最后认为中共需要关注如何做好自己、发展自己、和解自己，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他这里所谓“和解自己“，大概指毛邓两共路线的和解。这正是中南海内部企图力撑中共这一危厦不倒的少数”补天派“的幻想。但幻想就是幻想，他们已无力回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