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届艾美奖揭晓 珍·斯玛特五连冠，马修·瑞斯双料视帝创纪录
2026 年 9 月 15 日
当下时刻，应该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尴尬的时刻。他亲自提拔、亲自任命的亲信和心腹高官，竟被一一证实为反贼。二十大之后、尤其今年以来，中共政坛持续震荡，高层人物接连翻车，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出事，从火箭军高层到战略支援部队高层；清洗，从国防部到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失踪，从外交部长秦刚到国防部长李尚福。政局之极度混乱和惊人动荡，惊呆世人，惊悚世界，至今没有停息的迹象。 此时此刻，对习近平来说，不只是尴尬，也陷入两难：清洗还是不清洗？如果不清洗，他毫无安全感。他早就认定，如果他不干掉别人，别人就会干掉他。如果清洗，大清洗，却有碍观瞻，丑闻不断，政权形象不堪，尤其国际形象败坏到极点。让党内外看惊悚剧，让国际社会看笑话。习王朝或习政权，几乎天天都有高层人物玩失踪，岂非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稍具政治常识者都可以看出，中共乱了，习政权乱了。即便那些曾经竭力为习近平辩护的海内外人士，也都已经词穷到不知如何再为他辩护了。其中有的人甚至开始倒戈相击。比如近年从中共体制内流出到海外的若干亲习学者，他们一度以为，去年中共二十大召开，既然已经实现一人独裁、一派独大（尽管笼罩在舞弊和政变的阴影下），中共政局可能走向稳定，即便是那种僵化的稳定，如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所谓停滞的十八年。然而，二十大政治后果之严重，连这种僵化的稳定都未能显现，反而呈现剧烈震荡。颇令这些亲习学者们意外。 习政权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持续震荡犹如地震不断？用中共改革开放初期的话语，习近平违反了规律。他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客观规律，因而遭到了规律的惩罚。 规律之一，个人独裁早已过时。王沪宁和习近平等人居然认为此法可以复制、复辟，视之为红朝“复兴”的要素。殊不知，历经数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个人独裁早已遭人唾弃、臭不可闻。所有围绕个人崇拜的宣传、围绕一人天下的设计，都只能起到反作用，遭到客观规律的反噬。在民间遭反感，在党内遭怨言。尤其在党内，要么百官不服，要么百官口服心不服，几乎人人心存怀疑和反叛意识。中共二十大，习派联手江派残余，把团派全部排挤出局，所谓团派团灭，在党内开创了打破派系平衡的最恶劣先例。失去最起码的党内派系制衡，政局必然失稳。 规律之二，战争或战争威胁不合时宜。一战、二战之后，尤其冷战结束之后，和平理想深入人心。偏偏有一些活在旧时代的人物，如普京或习近平等人，居然还梦想当什么“大帝”，竟然沉迷领土扩张、侵略战争，梦想当什么“统一之父”。普京发动的侵乌战争，已经让俄罗斯和他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深重泥潭。习近平正在煽动的攻台战争，逻辑不合时宜，后果不堪设想。这正是中共军方震荡的由来，从西部战区到火箭军、再到战略支援部队，众将领因普遍恐战、惧战、畏战、避战的心理规律而发展出一系列背叛和反叛行为：里通外国，提供情报；弃暗投明，为自己或家人留后路。 规律之三，反美反西方不得人心。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原本已走上改革开放之路，重新获得发展机会。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改革开放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之路；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数十年间，中国之崛起，在于美国和西方的帮助和引领。习近平独揽大权之后，竟然以反美反西方为核心意识形态，以矮化和瓦解改革开放为能事，其必然演绎，就是毁弃改革开放的成果，招致中国经济的垮塌。从中国崛起到中国衰落，这就是习近平的道路，或曰，习近平的中国之路。 而习政权反美反西方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不仅重创、重伤了中美关系 – 历届中共领导层认为的最重要关系、称之为“重中之重”，而且激起体制内外普遍的反感、反抗和反叛。即便那些曾自命为“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钱”的“岁月静好”派们，也尽都失望、绝望、乃至愤怒。试想，连补课都不让补了，连英文都不让学了，连留学和移民的大门都堵上了，爱子如命、“只有儿孙忘不了”的中国“岁月静好”派们，即便能忍气吞声牺牲自己的前途和幸福，又怎甘心牺牲自己儿孙的前途和幸福？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四十年前的邓朴方曾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他一手成立的残疾人基金会，大批中共太子党成员聚拢于此令人相信他邓朴方是在开办”黄埔”。可惜除了俞正声等少数几个，当年的邓朴方的追随者中的大部分都因为康华公司的声名狼藉而再无政治前途可言。 本专栏上周五播出《让邓朴方销声匿迹，习近平报了五年前的一箭之仇》一文之后，此话题在海外中文网媒上又持续发酵了好几天，除了“去邓抬习”说，还有“剑指太子党”说和“财产清算”说等等，不一而足。比如有政评人士认为“因为习当局现在缺钱，动邓朴方，目的是要动康华公司的钱。一些主要的几个太子党的大公司恐怕都要动。” 习近平废邓朴方的动机肯定不单纯，但肯定不是出于“动康华公司的钱”的目的，因为这个曾经有过多少资产连邓朴方本人也从来没有搞清楚过的“康华公司”，已经关门歇业三十多年了。 不过，正所谓“成也康华，败也康华”，邓朴方和他的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是如何因康华公司而辉煌并很快又因康华公司而声名狼藉的故事，确实也值得重温。 邓朴方小学就读于北京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八一小学(后改名“八一学校”)。比他年轻九岁的习近平进入这所学校时，邓朴方早已离开了这里，已经在北京十三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了。 邓朴方的小学同班同学是百分之百的高干和军干子女，,包括江青的前夫黄敬之子俞敏生、王宏坤(前中共海军副司令员、第二政委,上将)之子王新中、郑位三(曾任中共中原局代理书记等职)之子郑非迟、王延春(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子王晓光、林接标(曾任中共空军政治部主任)之子林延、刘友光(曾任中共国防科工委政委)之子刘基辅、严俊(曾任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之子严安、李中权(曾任中共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之子李新石、滕代远(曾任中共铁道部长)之子滕小林等。这些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聚集在邓朴方门下,大都在邓朴方的康华公司里担任过重要角色。 一九八三年三月,邓朴方和王树声大将的儿子，因车祸高位截瘫的王鲁光两人一起去拜会了时任中共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和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提出在北京市筹建中国大陆第一个康复中心,两部长当即表示支持。但考虑到经费来源和全国更多的残疾人,他们建议创建一个基金会。 考虑到从事这项事业需要更多的人手,邓朴方自然想到了他中、小学的那帮高干子弟哥们儿。于是,前文提到那批邓朴方八一小学“发小”，以及前国家计委主任贾拓夫之子贾宏生等，都纷纷表示要为邓朴方的事业尽自己所能。另外一些与邓朴方没有同过学，但也曾先后效命邓朴方的基金会和康华公司者，后面还会继续介绍。 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当时设在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一百一十六号大院的解放军总政治部招待所。由于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本人也是个残疾人—-中共著名的几位独臂将军之一,自然对邓朴方的事业大力相助,为他的基金会免费提供了办公场所。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了成立大会。当时的中共最高层人物，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以及彭真、王震、余秋里、王平、段君毅、胡子昂、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荣毅仁、李鹏、杨静仁、赵朴初等人均有到会。会上宣布由王震担任基金会名誉董事长,邓朴方、王鲁光任副董事长。 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一年，当时的邓朴方从加拿大动手术回国后，他的大学同宿舍同学何维凌曾力劝他以“太子”身份办一所改革人才的“黄埔军校”。邓朴方当时表示对这条思路很赞成,但对能否实现有顾虑。他说,党内高层决策方式一贯是封闭的,党的纪律也不允许搞公开的智囊团。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对能否说服父亲没有信心。不过邓朴方以后的一系列动作,表明他实际上当时确实是有意要把他基金会办成小型“黄埔军校”的。 但是，因为该基金会办了康华公司之后，手下的大多数都财迷心窍，把邓朴方动员他们干一番“事业”的初衷完全抛在脑后，以至当年被陆续网罗到邓朴方麾下的太子党们在政治上最终成“器”的，只有小猫三两只。主要有日后官至正国级的俞正声、日后担任过内蒙古政府副主席和劳动部副部长的林用三(林伯渠之子)、日后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和中共中央601办公室主任的刘京等。 这个刘京在被邓朴方栽培之后的政治经历可是非常特殊，值得特别介绍一下。 此人的生父名韩钧， 战争年代是薄一波的老部下，1949年初国民党降将傅作义把北平城拱手让给中共后，这个韩钧出任了中共北平市委秘书长兼解放军北平市军管会秘书长，但任职没几天便“因过度劳累而病‘逝“。死前将儿子托付给了山西同乡刘岱峰的妻子，所以刘京就随养父姓了刘。 刘京的养父刘岱山峰战争年代也是薄一波下属，中共建政之后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后进入国务院担任经委、建委副主任，仍受薄一波领导。 因为生父和养父都是“老革命”，所以以“根红苗正”为傲的刘京在文革之初居然和另外一个太子党成员谭力夫一同发表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口号…… 日后在邓朴方的手下，与其他太子党成员相比，刘京的地位并不算高，但离开邓朴方的残疾人基本会后，也是邓朴方“小黄埔”里较早升任副省部级者之一，接替了他养父曾经的职务，云南省副省长。 初到云南时，刘京只是省外贸厅厅长。不过到任不久即在回北京探亲期间赶上了一个能让自己升迁的好机会，那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找到他和俞正声两人，希望他们两人帮助江总书记游说邓朴方到“老爷子”那里离间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 一九九二年十月邓小平同意让杨家兄弟在十四大上解除军权之后，刘京在云南的职务很快得到升迁，担任副省长几年后即奉调回京，出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副书记。在此职务上过度两年后即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自此开始享受正部长级待遇。 自二零零一年九月开始，刘京又被升任610办公室主任和党组书记，然后就连任了两届中央委员，直到六十八岁才退休。 除了如上几位，当年邓朴方的“小黄埔”里还培养出过一个叫唐若昕的重要干部。他是中共文化名人唐弢之子，当年和俞正声一同离开邓朴方的基金会，出任中共秦皇岛市委副书记，后又担任过邯郸市市长、河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副部长级）等职。 这期间，邓朴方圈子里的小兄弟们都相信唐若昕已经是是国务院外经贸部长的接班人选了，没成想他却因受贿罪被判了十四年有期徒刑。虽然在法庭上宣布被落实受贿金额只有区区三百五十五万，但因为使“国家”遭受了三亿多元的重大损失，所以被打成了从重处理贪官典型。 其实，无论是俞正声还是刘京、林用三，当年都是因为只是效力过邓朴方的残疾人基金会，而基本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涉足恶名昭彰的康华公司，这才在日后的中共政坛上混得一席之地。而邓朴方麾下的大部分太子党成员们，都是因为在康华公司鼎盛——甚至已经被形容为“康华共和国”期间胆大包天，为所欲为，被老邓认为是坏了小邓的名声而被过早淘汰了。 查俞正声的官方简历，其中一段是：1984－1985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负责人、副理事长、党组成员（其间：1984.12明确正司局级，1985.01－1985.03康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1985－1987年 山东省烟台市委副书记。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俞正声当时只代理了两个月时间总经理职务的那个“康华实业公司”，是谓“小康华”，而当年在中国官场和中国商场上搅起惊涛骇浪的是所谓的“大康华“，虽然至今也没有人说得清”大康华“成立后，”小康华“是他的分公司还是独立公司，反正是”大康华”的规模曾经是“小康华”的千倍不止。而俞正声正是因为“大康华”这个怪胎还在被邓朴方孕育阶段即已经及时逃离了邓朴方麾下，所以日后才被江泽民夸了一句“出污泥而不染”。 所谓“大康华”的全称是“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据知情者称,自一九八六年下半年起,邓朴方、王鲁光、贾虹生(基金会秘书长,后任大康华副总经理)和黄大树(小康华总经理)等人分头游说从中顾委到国务院各部委的老头们,希望将“小康华”扩大为“大康华”,即扩张权力和业务范围,组建一家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同级的国营的部级公司。 一九八七年,“大康华”正式注册成立,其宗旨是这样写的:在国务院领导下以民间形式对外,通过经济活动,为残疾人福利事业筹集资金,交由残疾人基金会用于残疾人保障事业。 大康华公司的正副董事长均用政府机关的行政极别,由原石油工作部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原煤炭工作部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总经理韩伯平是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正省部级)。全公司有部长级干部四人,还有司局级干部六十多人,高官之多至今在中共政权所有部级官办公司中仍是独一无二。而如此级别的“大康华”仅仅是邓朴方的残疾人基金会的下属企业,所以当时有人讥讽说“邓朴方这下成了副总理了!” 二零一八年十月，中国内地的民族复兴网曾刊登《康华”：中国官倒与腐败的始作俑者》一文，说是1988年3月正式拿到营业执照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康华”便取得了令人惊叹，也令人愤懑的成就……。 邓朴方曾“欣慰的回顾”“康华”曾经著名于海内外。当时，“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集团”、“中国工商开发总公司”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并称中国的五大公司。 当时的“康华”短短几个月内就疯狂扩张：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深圳，处处有“康华”;上海7家、武汉4家、广州7家、南京5家、一个江苏省就有35家“康华”。 当时国务院的多数工业部委都把自己的企业和厂子拉出单子和计划，想在“康华”里搞一块自己的天地。高扬文更是雄心勃勃，与空军谈判，想把“联航”划入“康华”。 一时间，美国来了高级经济代表团，同“康华”谈判，想把C130飞机的全套生产设备迁来中国…… 日本也来了高级代表团，找“康华”谈判，想在中国投资,再建一座规模相当于“宝钢”的大钢厂…… 香港的甘维珍咨询公司也来找“康华”，介绍美国最大的IAB保险公司，想同“康华”合作，打开该保险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一统天下的局面。 日本伊滕忠商社主动来找“康华”，主动表示愿提供10亿美元贷款，年利率4.5%，大大低于当时英国8%左右的莱波尔利率。 美国的最早与苏联做生意的哈默公司也来找“康华”谈生意。据说哈默见过列宁，这次提出想见邓小平。在“康华”公关部副经理杨壮生陪同下，他如愿以偿地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康华”的魄力是如此吸引人。仅打开半扇门，二级公司便从7个一下子猛增到60多个。“康华”的副业是如此兴旺发达：这60多个“鸡娃子”，有“自生”，没“自灭”，反而都在令人惊愕的极短时间里“长大了”，又“下了鸡蛋”，“还能孵出鸡娃子”。以至于“康华”总公司自己也闹不清有多少孙子辈的“康华”?以至于全国上惊呼：“你们这不成了康华共和国了么!” 接下来发生的康华公司遭到清算的经历十分复杂，仅是把所有被清算的康华子公司和孙公司的名字念一遍就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这里只能总结一句，那就是康华的总公司已经不得存在 ，其子公司们则分门别类地被归并于各个国有公司。 而在被关门清算之前，邓朴方和他的康华总公司在“六四”期间的政治表演，将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股市是经济橱窗，已经得到学理与实务验证，因为人们也许会为了政治正确而作出违心之论，但他们绝不会拿自己的钞票开玩笑。 习近平的第三任期，才刚满半年，不仅政治动荡斗争不休，国防外交两大重臣同时折肱，经济数据更是大滑坡，逼得统计局把青年失业率也盖牌。中共对政府掌控的资讯也许可以弄虚作假，但是对于公开交易市场释出的讯号，则无能为力。 观察中国现状犯不著打口水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数字来说话。由于房地产与内需消费己成为两大软肋，中共只好以举债扩大公共投资，债务危机急骤升高，又埋下了金融地雷，拜登也认为，焦头头烂额的习近平根本无犯台，但他大撒币折腾的本性不改，杭州亚运打肿脸充胖子就是显例，豪砸了三千亿人民币，却只换来叙利亚独夫阿塞得站台。江、胡两代累积的家底，已被他挥霍得差不多了，从以下两个证券交易市场的惨状，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 到今年的六月三十日，〈港版国安法〉实施届满三周年，黎智英还关在拘留所里候审，香港的金融命脉却已经奄奄息。港股的天价32887点是在2018年元月创下的，2019年反送中运动风起云涌，恒生指数从29699点一路盘跌，2020年七月一日国安法上路，港股已经跌到24595点，高点至此跌了8292点，跌幅为25%。这还不是最惨的，到2022年十月一日，港股最低跌到14687点，跌掉了18200点，跌幅高达55%，全球最惨，没有之一。 之后中国进场救市，恒生一度反弹到21842点，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到今年的九月一日，恒生再下挫至17655点，仍在腰斩边缘。而同一期间，美股道琼涨到三万五，台股也表现不俗，历经疫情考验仍然撑在17000点上下。 光看大盘只见舆薪，还要看秋毫之末，港股最惨的是成为一潭死水。僵尸股密布，据统计，至9月15至21曰的一周之内，在2960支挂牌港股中，有926支个股连续出现零成交，占比约31%，成交额在一万港元以下的有1207支，占比约40%，换句话说，七成港股都成了僵尸股。而成交额超过一亿港元的只有113支，占比仅4%。 你以为港股只是特例就错了，习近平亲自部署的两大烂尾工程之一的“北京证交所”（另一为耗资六千亿人民币的雄安新区），开张两年以来门可罗雀，中共党媒只字不提假装没看见。“北交所”是习近平一拍脑袋下令成立的，目的是将创业板拉到天子脚下好加强监管，一来摆脱江、曾家族掌控的沪深股市，另一个目的则是再割散户一把韭菜，问题是这些人早已被刨断了根，一分油水都挤不出来了。 从2021年11月开市至今，两年不到，日成交量已从95亿元人民币萎缩日均量2.95亿元，“北交所”收到的手续费，恐怕连缴水电都不够，而台股上柜市场的日均量约为700亿元。 习近平爱折腾不是浪得虚名，港版国安法把香港整得奄奄一息，连北京上海深圳也一起拖下水，他若敢孤注一掷发动战争，韭菜小粉红会愿意舍命相陪吗？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拿掉邓朴方的全国残联名誉主席职务，不但是报了五年前邓朴方利用这一职务之便在公开讲话中对他习近平大加批判的一箭之仇，而且从此令他们邓家再无合“法”对外发声渠道。 我们本专栏正在陆续播发刊登的关于俞正声及其家族的系列文章的新一篇本应是《俞正声家族与共产党政权的血海深仇》，但因为正好赶上了习近平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换届之机成功将邓朴方“劝退”的大新闻，所以有必要先就为什么说习近平终于完成了对邓朴方的政治复仇进行一番讨论。 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管理着8千5百万中国残疾人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残联”）每次换届都会引来当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倾巢出动，全体出席其代表大会开幕式。本月18日开幕的第八次全代会照例如此，习近平及下手文武百官占居主席台第一排的全部，第二排中间位置上并排坐在轮椅上的名誉主席邓朴方和主席张海迪被双双宣布解职。分别接替他们两人职务的前者是去年中共二十大上才卸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第一副书记，随又在今年三月召开的“两会”期间卸任国家监察委主任职务的杨晓渡，后者是“自力自强的优秀残疾人代表”程凯。 其实，由这个叫程凯的顶替张海迪是早在今年三月的中共“两会”召开之前即已经被习近平当局预定的安排。今年“两会”上出台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名单里，张海迪没有被安排连任，而已经长期在张海迪手下担任残联主席团，于2018年10月被国务院宣布任命为中国残联第七届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的程凯则成为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里的新面孔，而且随即又被宣布为十四届全国政协的法制委员会委员。 比较对照半年前才出台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名单中的所有成员，无论连任还是新任，都有与张海迪同龄者。另外，像残联这样的“群团”组织的领导人，也不像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级领导人一样有只能连任两届的相关规定，更没有刚性的年龄规定，比如目前还在担任宋庆龄基金会理事长的李斌，还比张海迪年长一岁，那么过去多年已经被中共当局“神化”的张海迪为什么会早早卸任呢？原因应该就如外界媒体报道的标题中所揭示的那样，“去邓抬习”。在能够成功“劝退“邓朴方的前提下，自然也不能让长期以来都被视为”邓朴方代言人”的张海迪继续留在残联主持人的岗位上。 一篇标题为《去邓抬习？邓朴方张海迪卸任残联主席 习旧部接替》的综合报道文章中举例证明：”近年来，中共‘去邓抬习’越演越烈。比如2018年北京的一个画展中，将在深圳“画圈”的老人描绘成习仲勋；而深圳蛇口的“改革开放博物馆”中撤去了邓小平的浮雕，将“开国领袖”中邓小平的雕像换成了习近平雕像……。 此文所说的故事发生在2018年8月，当时法广刊登了一篇报道文章《北京展出一幅画作篡改历史习仲勋变成深圳特区之父》，说的是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国家美术馆正在举办《大潮起珠江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展出的作品总共有256件，但其中一件作品《早春》，却引起中国网民近日来的热议。因为，《早春》里面描绘的人物，明显地少了一个重心人物－－时任党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站在画中央的，却是容貌几乎与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模样的习仲勋，即习近平的父亲……。 文章评论说：《早春》透露的信息，显然与中共过去一贯的说法，即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想法，大相径庭。正等于《春天的故事》对邓小平歌颂的歌词指出：“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但《早春》这幅作品却告诉我们，画了一个圈的老人是习仲勋，党的其他领导人如众星般的围绕着他，向他靠拢……。 此事件发生的一个月之后，也就是五年前的9月16日，邓朴方借残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之机发表的大胆讲话内容被外界认为是忍无可忍的邓氏家族向习近平发起的反击，同时也被中共党内的习近平班底敏锐地感觉到是“借总结和指导残疾人事业妄图指导全党全国”。 五年前的2018年10月26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邓朴方的代父发言明显是在提醒和警告习近平当局》一文，文中强调了邓朴方此前在残联第七次全代会闭幕式的讲话内容中所强调的“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虽然是十九大上出台的习氏党章中继续保留的，但事实上却是习近平在具体的内政和外交，特别是外交政策上并没有遵循，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邓朴方讲话的这段原文是：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要讲几十代？就是要强调这个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 其实，如果单就习近平这些年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的具体作为，无论是对非洲穷国的“大撒币”还是对美国和所有发达国家的四处出击、八方得罪，用“妄自尊大”四个字概括确实非常贴切，所以，五年前的邓朴方趁自己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发表公开讲话的合“法”机会代父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很显然是在提醒或者说警告已经没能“保持清醒头脑”的习近平当局，切莫“妄自尊大”，在内政和外交上，特别是在对外和对美政策上，一定要“坚持立足国情”。 邓朴方五年前这篇讲话的另外一处原文是：“事实证明，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将会更加复杂，困难矛盾将会更加突显。在国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针，争取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这个时候，要害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把邓朴方如上这段引文和前面引述的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这句话加在一起分析，是谁都会将此与当今圣上习近平饱受党内外诟病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 言下之意,你习近平只不过是第五代而已,有什么资格”妄自尊大”?话里话外，无疑是在暗批习近平在“谋划一切工作”的时候，没有“坚持立足国情”，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更具体地讲，就是在旁敲侧击地指责习近平的对外政策“不切实际”。 邓朴方在五年前的这次公开讲话中还说：“经历了40年风雨兼程， 我们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现在，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大时代，它将不仅推动一个古老东方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平等交融，从而对世界有所贡献。后人的责任，就是要延续这个大时代，推进这个大时代，让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很明显，邓朴方这里所说的“大时代”，就是针对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而言。邓朴方所要向世人昭示的观点显然是：中共政权的统治时代从建政直至文革结束是“毛泽东时代”，从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至今再到今后，都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所谓“延续这个大时代”，显然是在暗示他们邓小平的后代只会承认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未来中共政权新的领导人，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时代”的继往开来，而不会承认他习近平为了区别于邓小平，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否定邓小平，至少是为了部分否定邓小平而“创立”的所谓的“新时代”说。 邓朴方在他的这篇讲话中还说道：“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化。这是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维方式等深层次的变化。这是根本性、历史性、不可逆的变化……。 请读者和听众用心体会这“不可逆“三个字，邓朴方的意思就是说，邓小平倡导实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全方位变化，无论从哪个方面，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文化……，都是不应该再改回去的，都是不能够再复辟回原型的。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邓小平路线和政策的倒行逆施几乎也是“全方位”的，在政治角度尤其如此。其在党内大搞个人独裁的行为和方式，也正是当年被邓小平强烈否定的。 中共人民网上的文献内容清楚记载：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为此，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党政分开”思想。早在1980年刚刚掀起改革开放大幕之时，邓小平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有心人可以核对一下，习近平从上台至今，不但只字未提过邓小平当年在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而且已经明目张胆地直接在在十九大党章中删除十二大至十八党章中“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句当年邓小平的重要指示， 替换上了”文革“年代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王歧山甚至发表公开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倡导的“党政分开”的恶果是“弱化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党的建设”。 需要强调的是，五年前的邓朴方发表那篇讲话时的身份不但已经不是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且连残联的具体职务也已经因为年龄原因而只剩下一个名誉封号，同时他这次讲话的直接受众也只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七次全代会的代表们，所以他的讲话的主要内容表面上是围绕残联的具体工作内容。但事实上他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既不是残疾人工作的方向和目的，更不是残联的过去工作总结，几乎通篇内容都是在代父发言，提醒或者说警告已经严重背离邓小平路线和政策的习近平当局莫要倒行逆施。 而当时的习近平及其理论爪牙意识到这篇文章的巨大杀伤力之后，无论是残联官网还是转载过邓朴方这篇讲话的部分境内网媒，均在第一时间接到了中宣部的封杀令。但是，因为邓朴方当时是刚刚被宣布了连任第七届残联名誉主席，所以习近平也只能怀恨在心，隐忍五年后，总算等到了残联再次换届“选举”的今天。当然是借机报复他邓朴方没商量！ 其实，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多年前在张海迪从邓朴方手中接任主席团主席之后，该机构的实权事实上是掌握执行理事会手上，真正的一把手不是主席团主席，反而是在主席团副主席中排名第一的执行理事会理事长。该理事会的理事长和副理事长都是由国务院出面任命，而正常情况下都是由在任理事长兼任的党组书记一职，则是由中组部任命的正部长级干部。先后担任此职的几人中有的是中央委员，有的是中央候补委员。现任理事长兼党组书记周长奎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是2018年7月先被中组部宣布为残联党组书记，而后才出任残联副主席及理事长行政职务的。 既然残联主席都没有实权，那么理论上讲残联的名誉主席也应该是更没有实权。所以，邓朴方如今被迫退位，交出的并不是具体权力，而是他作为邓小平长子和残联创始人的影响力—-无论是对残疾人事业还是整个中国政坛。 这几天，关于邓朴方被习近平“夺权”的评论文章甚多，评论焦点都集中“防止有人再利用邓朴方，举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招牌，抬邓压习的角度。 此话当然在理，但更重要的，或者说习近平如今以年龄为由劝邓朴方退隐所要达到的最直接的目的是封他的口，因为中国残联名誉主席虽然是一个可以说毫无实权的虚职，但却是整个邓小平家族过去仅存的一个对外公开声的合“法”讲台。
中共内外局势短时间内迅速恶化，一年前谁都无法想像今日国情如此不堪。最近这几个月，习近平先后褫夺了外交部长秦刚、火箭军贪腐团伙、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职位，传说王毅也在写检讨，甚至还牵连到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秦刚与李尚福都是二十大上，随习近平第三任期组班而上位的副国级高官，二十大闭幕至今不到一年时间，习内阁轰然倒下两个。至于火箭军，那是几十年苦心经营，中共要对外用兵，靠的就是火箭军，现在高层一窝端，要找外行去领导内行，损失无法计算。 最顶层的亲信都靠不住，还有谁是靠得住的？这件事昭示习近平致命的弱点，便是他根本缺乏知人之明。秦刚升得很快，李尚福也是党内最大一个山头，这么重要的干部，不查过三代，不层层检验考察，是爬不到这种高位的。从低到高一路打杀上来，中间还要花钱找关系找靠山，直到被习近平千挑万选赋予重任，里三层外三层剥开来看，按理应万无一失，谁料不到一年，就反目成仇做阶下囚去了，未免儿戏得太过份。 这些高干的倒台，当然都不关贪腐的事，火箭军据说在军备采购上有大弊案，但那与各级高官的贪污比起来，也不会严重到太离谱。中共体制内，一个小小的银行出纳，一个医院院长，动辄贪腐以亿计，火箭军军头也不过是这种水平。 秦刚、李尚福与火箭军的倒台，当然都与政治有关，具体如何日后自有分晓，只是不要把他们的倒台归咎于贪腐，中共体制内，有谁不贪腐，那他都可以立一个廉洁碑坊了。 一个外交部长，国际国内举足轻重，上任不到一年，莫名其妙被关，若有充份证据，公开他的罪行，官场内会有所遵循警愓，现在把人关起来，又留了一个国务委员给他，又不公布他的罪状，官场内除了胆颤心寒，不会有任何正面作用。 光这一点，又证明习近平的用人毫无政治智慧，一心只想制造寒蝉效应，却不知官员都变成寒蝉，谁又能放胆用心做事？ 中共是靠各级官员，由上到下贯彻中央意志，来实施内政外交的，现在外交部因秦刚倒台而一片乱相，国防部因李尚福下台以及火箭军全军覆没，也引起地震级别的混乱。习近平的习性，总以为个别的混乱不影响大局，他不明白，所有个别的混乱互相叠加，很容易造成全局的颠覆。凡事由量变向质变转化，这是基本的思维逻辑，可惜他也不懂。 现今在台上的这些干部，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任用的，一年不到时间就发生官场大地震，这是一个王朝末年的征兆。越是岁月艰难压力大，越是要保持内部稳定，先安内后攘外，真正有智慧的领袖，应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否则官场一年到头动荡，没有人真心为你做事，你就成为一个光杆司令。 一旦干部都选择躺平，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上下左右没有分忧的人，只有制造混乱的人，凡事都要堆到你案头去等你立决，那时你自己就会乱了方寸。不知轻重缓急，不知要害死穴，看不清方向，拿不出主意，千头万绪，拍脑袋决策，那时就离死期不远了。 习近平性格拔扈，又短视偏执，这使他在用人方面疑心大不放权，为他做事的人，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有才干的人慢慢退出，留下无用之辈唱赞歌。到最后，他身边只剩下吹牛拍马之徒，真正碰到危重的环境，就只得他一人荷戟枯守了。 习近平在忙什么？忙东北振兴，忙雄安千年大计，忙准备打仗；政治局常委在忙什么？忙见外宾，忙与普丁勾连，忙向台湾喊话。 现在大陆经济疲不能兴，地产地方债等待爆煲，失业率步步攀升，美欧各国压力山大，习近平整个团队对内政外交的困境毫无对策，倒是一天到晚内斗不息，斗争既不能解决内部问题，反倒生出官场普遍怠政的弊端。习近平坐困愁城之内，环顾左右，竟无一个是男儿，无一人可重用，无一人可信任，那时即使手握天下权柄，也苦于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孤绝无援，望天打卦，也要仰天长叹了吧？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临上吊前写遗诏，内中有一句“诸臣误朕”，把江山倒悬归咎于手下官员。传说习近平被曾庆红责怪后，也向身边人抱怨，说党内大佬将前几代留下来的“苏州屎”都倒在他头上，其心态与崇祯很像。但是，造成江山破败风飘絮的孤绝处境的，难道是“诸臣”吗？恰恰是皇上自己。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中国日前公布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向民众征求意见，其中处罚“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行为者的相关条款引发热议，短期涌进多达数万抗议条目，也有学者专家甚至官媒质疑将导致政府严重滥权，让恶劣的中国人权现状雪上加霜，甚至恐惧文革恶梦重现——这条法律还没通过，“中华人民感情”恐怕就已经受到不小伤害。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近期引起舆论大哗的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新增第34条的第二、第三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著、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行为，最高可被处以15日拘留，并处人民币5000元罚款。 恶法伤害“中华人民感情” 此草案内容引发舆论强烈质疑，认为有关“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表述范围过大、定义不清，难以明辨违法，而有关“制作、传播、伤害中华民族精神”则是侵害公民基本权益、剥夺公民表达自由权利，违反所谓中国宪法精神。 该草案并未具体定义“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或者“有损中华民族精神”的行为，导致在中国网路上遭质疑可能演变成中国俗称的“口袋罪”——意指法律中界定不清、用意模糊以至于难以判定，“一个口袋什么都能装”的罪名——连体制内的知名法律学者也公开表达担忧，例如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等等。 劳东燕在网路平台表示“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概念内涵极为模糊，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将其作为处罚标准容易被滥权、任意扩张行政处罚，更可能激化警民矛盾，不利社会稳定。此外，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公民日常穿著，显有过度干预之嫌，可能刺激极端民族主义，恶化公共舆论环境，并且“可能加剧与一些国家的对立情绪，导致外交上的被动。” 童之伟也批评，所谓“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感情”该由谁来确认？按照甚么程序确认？这都是“几乎无法循法治原则操作”的问题，必将造成揣摩上意抓人定罪的后果。 赵宏则撰文示警“如果公职人员可以凭个人偏好和观念信条，随意扩张解释和适用法律，我们距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就不远了。”——虽然中共建政以来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蛮横专制作风早已是常态。 不少中国网民也嘲讽此“玻璃心法条”，诸如“穿个衣服就损害民族感情啦，这感情也太容易破损了。”“穿西服打领带算不算？马克思也是西方来的，算伤害民族感情吗？”“以后只要说国外好就是伤害中华民族感情”“中华民族的感情不是应当很强壮和具有韧性的吗？为什么很轻易地就被一件服饰给伤害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感情，一个管理治安的员警叔叔能说了算吗？” 网民警告“中共正在纳粹化！” 身在海外，因为曾在推特大量转播“白纸运动”相关消息而多次被中共调查的“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则直言该法规恐将赋予中国警察更广泛的执法权，因为理论上任何时间吃日式食物、穿著日本品牌、扮演日本动漫角色、喜欢日本文化，甚至针对核废水发表不同看法，以及和西方文化生活相关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也有网民对此现象所代表的中国局势感到消极且无奈，认为“都知道很荒诞，但是反对有用吗？中共没有法律难道就收拾不了你了吗？这条法律出来之前就有很多案例，比如苏州穿和服女孩事件。” 《美国之音》指出，去年8月10日一名穿日本和服的中国女子在苏州淮海街拍照，想模仿日本漫画场景，遭到当地公安呵斥“是中国人却穿一身和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强行把女子带走。女子被拘留5个多小时，被接受“教育”、删照片、写下书面检讨、没收和服，事件经传网路引起网民群起抗议“怎么穿个和服也犯罪了？”“你也不应该穿西服，难道忘了祖宗被欧洲列强欺压？”最后公安迫于舆论压力，约十日之后到当事女子家登门表达关心并归还衣物，但是没有道歉。 民意喧腾之际，中国网民日前发现，1935年纳粹德国《帝国刑法典》第一条规定“违背本民族健康情感（gesundes Volksempfinden）的行为应当受到处罚”，由于“健康情感”一词包罗万象，并成为纳粹司法机构的基本法律概念，赋与执法机关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许多德国公民因此遭到起诉、拘捕。网民呼吁世人关注“中共正在纳粹化！” 此事在维基百科等资料有所记载，被广传后引来纷纷议论，批评中共是“直接抄作业”“这下充分暴露本质了！”“果然同类型国家做起事来也如出一辙。”并且警告“即使不是抄袭，独裁国家最终也会走向相同的路。” 虽然中共当局对此风波暂时做出貌似圆融的回应，强调“真诚欢迎”公众提出意见，官方将提出完善修改建议。然而中共昭然野心已是路人皆知，下次偷偷上下其手夹带恶法是不是这么容易被揪出？“中华人民”可能要多碰碰运气了。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因半月未公开露面被传正在接受军事当局调查，一位曾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朋友看了我发于美国之音的文章后问我，李的腐败如落实，对习近平的国内外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连接两位国务委员出问题，会不会引发中国的社会稳定。我把朋友的这两个问题也发于推特，其中一个线民的回答很有代表性，该线民说，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是从上到下，本来就不是出自他们，而是由习决定的。 一般地说，这样回答大体是对的，但是，如果像秦刚和李尚福这种处于关键岗位的官员出问题而换人，对习的内外政策多少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有些做法或者规矩会调整或改变，至于调整的幅度，取决这个官员在这个岗位上曾经的行政力度或者这个官员的某些特殊情况。 以李为例，他曾在解放军装备部部长任上因采购俄罗斯的防空武器而遭美国制裁，在他今年三月升国防部长后，为开展美中两国防长的对话，拜登曾一度想取消对李的个人制裁，因遭美国务院反对而作罢。中国亦以李受制裁而拒绝美方一再的对话要求。假设拜登政府不取消对李的制裁，在五年内两国防长就没法对话，军方高层的联系管道难以建立起来，若在此期间出事，就不能得到妥善处理，这正是美国防长奥斯丁一直急著施压中国要见李尚福的原因。然而，制裁李是美国国会做出的，在目前美国整体反华的背景下，拜登也不愿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北京而言，李被制裁固然可以看作某种“耻辱”，但是北京也反手打这张牌，把它作为一种不对称的策略用来威吓美方。因为北京知道，奥斯丁急著要同李恢复对话，目的是为了管控两军发生某种意外，建立空中和海上相遇的行为准则。美军频繁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派军舰穿越南海和台海以宣示航行自由，而解放军也不示弱，派军机和军舰进行监视和拦截，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某种意外。今年5月以来，就分别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出现了中国军机和军舰的不专业拦截行为，险些酿成相撞事件。两国防长会谈，美国就是要在美军和解放军之间重建一套空中和海上相遇行为准则，以后双方可以遵循这个准则和程式来处理某种意外事件，而这套准则和程式美国认为当然要由它来主导。 北京清楚这点，所以不愿意两国防长见面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这套空中和海上相遇准则，解放军就可按照自己方式去监视和拦截美国的军机和军舰，这极易引发擦枪走火，并由此点燃两军的某种冲突，但美军或者说拜登政府现在并不想在南海或台海同中国开战，因此需要避免这种意外情况。北京拿捏到了拜登政府这点，你想和我讨论行为准则规则，我偏不和你讨论。但不讨论必须找个能够说得过去的理由，李尚福被制裁就是现成的。我的国防部长被你制裁，反过来还要求配合你同你的国防部长开会，这不就证明你的制裁是合理的？因此，傻瓜才会答应你的见面要求。 可以说，习近平其实也不愿美国取消对李的制裁，取消了制裁，他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理由去拒绝美方两国防长的见面要求。中国军事专家直言不讳地讲过，如果美国不取消制裁，两国防长不可能会谈，损失最大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拜登政府自然也明白北京的小心思，可是受制于美国的国内政治，也没办法。故取消李被制裁这个事情只得搁著。 现在李出问题，如果他被换掉，另一个人做防长，拜登的这个难题自然就解决了，这是美方获得的一个意外礼物。沮丧的是习，原本一个可用的工具不能用了。习会不会找其他的理由继续拒绝两国防长见面，我看很难。若两国防长恢复对话，这是李尚福事件影响习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 对解放军本身的影响，可能会在武器采购方面，强化流程管理，或者增加一些监督环节，具体会怎么改正武器采购暴露出的问题，外界并不清楚。但改正是一定的。当然，这算不上解放军大的政策的改变，只是在某个具体事情和做法上的改变。然而，大的政策是要落实到一个一个的具体事情和做法上的，没有一个抽象的政策，原则性的政策最后都要从具体的事情做起。 相对而言，秦刚的去职对习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就不如李尚福在国防政策方面这样来得直接和明显。但假如像坊间传言的，他的下台是因为在外交理念上和习不同，那么，他被免外长依然对中国外交会产生某种影响。不过，由于他在外长任上只有半年，无论是在外交的风格还是人事上都还未成形，因此，即使有影响也是很弱的。 由此说明，某位高官因为不正常原因而去职，对习的内外政策的影响是因人和职位的重要程度而定，不能一概论之。 当然，这种影响都是在具体的某个方面，而不是在国家的发展和走向上，除非出问题的的是某个政治局常委。可即便是常委，也要看他负责分管的领域以及在党内和国家的决策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权重。总的来讲，在党和国家的决策大权都集于习一人之手，由习一人定夺下，其他高官的权力被削弱，决策受限，尤其在关于国家发展方向和大政方针以及某些重要的政策等方面，那是习亲自掌舵的，基本不受人事更替的影响，但在每个具体的政策领域，在发生因为腐败或其他政治问题而导致的人事更替后，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最近一部法律的修订在其征求意见阶段引发了网民的极大争议，并遭到法学界人士的普遍反对。这部法律即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争议最大和反对最激烈的是34条新增第二、三款：“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和“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法》被民间视为一部“恶法”，臭名昭著的“寻衅滋事罪”可能最早就来自该法。现在新增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两款内容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精准的定义，什么样的言行和物品属于“有损中华民族精神”或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因而该受处罚不清楚，如果一部法律要规范的行为内涵本身模糊笼统，在执法实践中就很容易沦为“口袋罪”，只要执法者看着不顺眼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像“寻衅滋事罪”一样。 比“寻衅滋事罪”更恶劣 实际上，这两款内容果真变成法律，对大众造成的打压后果可能会比“寻衅滋事罪”更恶劣。因为后者在一般民众看来，似乎要有一些出格言行，而“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更多是一个主观评价的问题，没有相对明确的客观标准，对不同的人来说，某个行为是否“有损中华民族精神”或者“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感受和体验可以完全不同。不仅如此，一个时期大众认可的行为换了一个时空，一部分人就变得不会接受。 比如，过去穿着日本人的和服出现在公共场所，大众不但不反感，还很欣赏，甚至会效仿，但今天倘若还有人敢穿着和服走在诸如公园之类的场所，会遭到相当多人的谩骂，乃至举报，认为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这就是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化导致穿和服之类本是非常正常的个体行为被放大成一种涉及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政治现象。而当下，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评价标准被高度政治化的混乱时代。 有鉴于此，人们担忧《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两款内容会导致执法中的个人偏好和行政裁量权的扩大，不无道理，正如有法学教授批评的，“‘中华民族精神’由谁确认，按什么程序确认？‘中华民族感情’由谁体认，按什么程序体认和确定？这都是极大的、几乎无法循法治原则操作的问题。”现代法律，尤其是针对公民言行的法律，很大程度可以说，执法的程序规范决定了法律的内容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程度，一个在实践中无法按法治原则操作的法律，必定会有利执法者而不利广大民众。这就是法学界人士普遍反对以及大众质疑它们的缘由。 公开征求意见有利立法当局作秀 不过，如果以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这两款条文只有反对意见没有支持者或者支持者寡，那就错了。像历次有争议的举动一样，这次官方的征求意见亦引起民众的两极反应，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大众无条件支持它的修订，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民众则极力反对。根据一些网站的调查，截止目前，赞成此次修订草案的民众要多于反对的民众，但两者的比率相差不大，从而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立法当局是否预料到了现在这种情况，虽然知道反对的人很多，特别是法学界的普遍反对，但认为支持它的人更多，因此要借征求意见来展示当局的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是压根没料到从反对的比率来看，有接近四成的人不赞成这两款内容，特别是法学教授的公开反对出乎其意外？ 出台法案前，向公众征求意见已成中国立法部门的一种作秀，以示当局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有一定的公开和透明性。尽管不能说在每一件法律的制定中官方都不会吸收公众部分合理的意见或建议，但总的来讲，这种公开性和透明性是很差的，外界并不能看到立法者的立法过程和程序，尤其是立法者之间对法律草案是如何辩论的。因此，在事关公民权利和当局执法权之间的平衡上，最后出台的法律基本上无例外地偏向和保护当局的执法权，即使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往往也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程序和细节。这同样体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草案上。 法学界反对声音当局始料未及 故立法当局这次很可能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法学界人士不会公开起来反对这部法律的修订，特别是将反对的矛头指向“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这两款新增条文，民间虽然会有一部分人不支持，但态度也不至激烈。现在这种情形当局应始料未及。从全国人大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列表看，在“正在征求意见”的五个法律草案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参与人数和意见条数都远超其他四部法律草案，后者不过是区区几百人，而前者的参与人数高达八万多，意见条数更是超十万。几百的参与征求意见的人数和意见条数在立法部门看来，才是一种“正常”现象，而大众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如此超高“人气”的关注，是不正常的，显然，它是由两款新增内容带来的。 事已至此，立法当局会不会索性借此来宣传习近平的“全过程民主”？因为对当局来说，这看起来是个合适时机，反对的人很多，但支持的人更多，让两派在舆论场“吵架”，正好可以显示当局听取不同意见，“不偏不倚”的态度，而非通过打压反对意见来达到立法目的，如果立法当局最后出台的修订法案原封不动保留了这两款内容，或者改动不大，它可以宣称，没有违背民意。 然而，即便立法当局有此用意这样去做，这样一个材料未必适合展示习的“全过程民主”。因为这回的反对人数和反对意见并不能让当局可轻易以支持人数更多从而体现了民意，来对自己的立法目的作辩护。在一个反对和支持的比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假如立法真正要体现民主，尊重民意，就要在法律中显示这部分反对的民意，而如果最后出台的法律还是草案原样或者只有小改动，就谈不上照顾这部分民意。 立法目的实际为了维稳 重要的还在于，反对者的意见是因为这个“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规定如果变成了法律，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限制，而这会让人们广泛怀疑立法当局的目的不是要真的维护“中华民族精神和感情”，而是另有企图，即当局出于维稳目的，变相出台一个法律工具来打压它看不顺眼的行为和民众。最后的结果，虽然当局因支持法案人数更多如愿以偿通过了法案，但其代价是进一步削弱民众对当局的信任，而眼下恰恰是当局最需要民众对它的信任。故而，外界看到，连胡锡进都发文表示理解对这两款法律草案的担忧，主张立法当局对它的内容做进一步完善，针对疑义做出细化，同时在法案正式出台后，公安部门要准确把握立法初衷，不要因为机械和过度执行而触发公众情绪，引发违背立法本意的负效应。 胡锡进的提醒对立法当局可能不会管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应该不会在有太大改动下获得通过。这其实是一桩非常好的观察个案，假如当局摆出一副问计于民的样子以表演它的“全过程民主”，但最后又践踏反对它的民意，这表示它并不顾忌民意，那么，对那些想润的人，还是赶快出去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被老百姓俗称为金三胖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天来到了俄罗斯城市海参崴，将要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总统讨论互相帮助，对付美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默不作声，内心可能五味杂陈。 虽然西方的观察家们惴惴不安地谈论着三国结盟的危险，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三家之间各怀鬼胎、尔虞我诈的真实状况。他们能结盟吗？他们自己说不是结盟。那我们就来看看它们之间的真实状况吧。 中国和俄国都是大国，一旦结盟就将无所匹敌。二十世纪中叶曾经短暂结盟，造成了世界格局的巨变，也就是冷战成型。美国地位下降，和苏联集团平起平坐了。现在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几乎和美国平起平坐，经济实力世界第二。如果再加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穷大国俄罗斯，世界格局确实值得大家担心。 但他们能结盟吗？我看不能。习近平对普京说什么无上限互相支援，促使普京下定最后决心发动乌克兰战争。在战争遇到挫折的时候习近平却坐山观虎斗，没有给普京所需要的互相帮助，仅仅廉价购买了石油和粮食，对抵制西方制裁帮助不大。不但普京，俄罗斯人民怎么看，这个应该不难了解。 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到俄罗斯的侵略，至今仍有大片根据不平等条约被侵占的领土，多次说归还，困难一旦过去就没那么回事儿了。这个双方都心知肚明，各怀鬼胎暗中防范。所以双方都说只是互相帮助，不是结盟。也就是说帮不帮助随时可变，到时候再说。 金家政权起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东北，胜利后还得到了中国援助的几万军队，创建了金家政权。早期依靠苏联的援助巩固了统治，苏联没钱了又靠着邓小平的帮助过着不错的小日子。但中共把朝鲜当作对付美国的筹码，朝鲜人觉得很屈辱。几年前传出口号：美国是百年仇敌，中国是千年仇敌。这表现了朝鲜人真实的心态。 但朝鲜人摆脱不了中共的输血这个现实，现在可以拿库存的武器换取俄罗斯的石油和粮食。这是摆脱中国控制的机会。中国如何应对，至少现在默不作声。这几年又是核试验又是核潜艇的，三胖折腾得不善。有了俄罗斯的资源撑腰，极度膨胀的金家王朝可能不满足于现有的领土。是向南折腾韩国，还是对付千年仇敌的北方，尚未可知。中国老百姓又多了一个同志加兄弟的、鲜血凝成的敌人。 半个多世纪前的朝鲜战争，中国出兵帮助老金保住了政权，随后有奶便是娘的朝鲜就投靠了苏联，迫使中共的势力退出了朝鲜。中国人民对这些年来花大价钱援助这个千年的仇敌，是什么感受呢？支持和反对中共暴政的多数人，都没什么好话可说。中共继续违反联合国的制裁豢养着白眼狼，给自己找麻烦，大家都觉得是个愚蠢的行为。 现在是否还会重演半个多世纪前的戏码，投靠俄罗斯与中国为敌？以金家政权有奶便是娘的习性，和乡村土秀才的野心和自信，换个主子折腾是大概率事件。虽然是西方大学培养的，但金三胖看上去和他的长辈没多大区别。他可能更多一些冷酷无情，连推举他上台的亲姑父都可以虐杀，忘恩负义是小菜一碟。 这三个各怀鬼胎的暴君之间，会演绎出怎样的故事，虽然很难预测，但也可知没什么好戏，儿童和善良的人不宜观看。普京拉拢小金对中国实行报复和压制，是最大的可能。小习和他的一帮废物点心正在忙于内斗，正好给了三胖普京以可乘之机。这可能也是中共没有预料到的另一个巨大的危机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